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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海提前9年出獄牽出案中案獄權尋租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3907

從犯人進入監獄開始,調監、勞動工種安排、探親會見、疾病傷殘鑒定、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每一個環節監獄長都能將其變現。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在我國,監獄系統全面掌握著減刑假釋的提請權,而監獄作為封閉的司法系統,哪些人該減刑,如何減刑,外界根本無從監督。

如果外逃的健力寶集團原總裁張海被抓獲,恐怕他要重回監獄,補回他利用欺騙手段逃避的9年刑期。

一審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的張海,先是在看守所中靠假立功減了5年刑期。之後,他又在監獄中先後2次偽造重大立功事實而提前4年多出獄。

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為期半年的排查中,通過捷徑“越獄”的711名罪犯已經被檢察機關建議收監。這711名罪犯主要涉及職務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其中有76名廳局級幹部。南方周末記者試圖複盤張海“越獄”案以管窺中國監所中權貴與獄官勾連運作的邏輯。

目前,我國有30萬監獄警察,他們監管著全國680所監所里170多萬名在押犯人。像張海這樣的罪犯是如何越過國家在監所里設置的重重防線“越獄”?最高人民檢察院監所檢察廳廳長袁其國說:“從薄弱環節來看,就減刑、假釋而言,主要是計分考核、立功受獎環節,容易出現假計分、假立功等問題;就暫予監外執行而言,主要是疾病診斷鑒定環節,容易出現假鑒定等問題。”

運作“越獄”

這一次,“氣功大師”、健力寶集團原總裁張海金蟬脫殼3年後才被外界獲悉。事實上,剛被收監,他就有“越獄”的盤算。

2007年2月,張海因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被佛山市中院判處15年有期徒刑。二審時,因有立功情節,刑期縮減5年。

張海的立功情節是在看守所里舉報了同監倉的獄友犯罪情況。而這條立功的線索,是張海律師徐玉發花3萬元錢從看守所里負責“深挖擴線”(即警方通過安排獄偵耳目進行偵查)的羅建能處購買的。為方便張海檢舉,羅還特意將涉嫌搶劫的犯罪嫌疑人張豐調至張海同一監倉。

嘗到立功的甜頭後,張海一入獄便開始策劃下一步減刑。監獄里的第一次減刑,手法和看守所里如出一轍:都是檢舉別人的余罪。

廣東政法系統的一位知情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10年6月,被關在韶關武江監獄里的張海,檢舉揭發了他在看守所時發現的犯罪線索。原來,這條線索也是張海的律師從佛山看守所負責“深挖擴線”的民警陳松柳那里花3萬元錢買來的。

和羅建能一樣,在民警陳松柳的幫助下,佛山看守所也為張海出具了檢舉立功的公函。2010年9月,立功得到認定,張海因此減刑2年。

上述知情者還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番禺監獄服刑期間,張海的女友和秘書康傑還試圖為其辦理保外就醫。但因為張海比較年輕,身體健康,並且“身份敏感”,監獄系統領導不敢冒險而作罷。不過,尋找減刑機會的嘗試卻並未停止。

2009年年底,張海剛從佛山監獄轉到番禺監獄不到1年,在廣東省監獄管理局獄政處處長郭子川的幫助下,張海被調至韶關武江監獄。事實上,張海的兩次減刑都是在武江監獄申報的,但減刑材料則分別來自佛山看守所和番禺監獄。

而張海調監的目的就是為下一步減刑做準備。2009年10月,康傑曾專門到番禺監獄向熟悉監獄運作的獄政科科長劉誌民請教轉監獄的問題。“張海在番禺監獄服刑,立功減刑等事情不好辦,想把張海調到武江監獄服刑。”康傑告訴劉誌民。

一位監獄系統的退休幹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監獄內部一般會公開犯人的立功信息。為了掩人耳目,有的罪犯一般會先轉到一個陌生的監獄,然後偽造上一個監獄的立功材料申報減刑。

後來,康傑在網上查詢到申請專利可以減刑後便著手為張海操作。2009年中秋節,康讓代理公司幫助張海申請汽車前後雙視鏡專利。2010年6月,國家知識產權局通過了張海的專利申請。在等待專利審核的半年里,康傑要把張海調至相對陌生的武江監獄。

2010年8月,專利獲批。截至目前,中國專利查詢系統里仍可以檢索到申請人為張海的“汽車前後雙視鏡”發明專利。不過,該專利著錄項目信息顯示,“案件狀態:未繳年費終止失效”。也就意味著專利權終止。

兩次減刑如此順利,在於對武江監獄有管轄權的韶關中院分管減刑假釋的副庭長丁飛雄早已被張海用30萬元買通。2011年1月25日,這項發明專利為張海減了2年1個月28天的刑期,正巧減到了張海出獄的前一天,2011年1月26日,張海刑滿釋放。

一位接近張海案的檢察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丁飛雄不僅是分管減刑假釋的副庭長,還是張海減刑案中的審判長和承辦人。該檢察官說:“丁飛雄受賄後,一個人操控了張海的減刑案,因此可以兩次違規為張海減刑。”

2014年6月24日,重慶市永川監獄、永川區公安局禁毒支隊舉辦的主題為“珍惜美好青春,遠離合成毒品,拒絕毒品,健康人生”的“重慶市永川監獄國際禁毒日主題教育活動”在監管區進行。服刑人員聽取禁毒知識宣傳。 (CFP/圖)

系統失靈

回溯張海“越獄”案,在法院、監獄、看守所等環節中,國家設置的種種監獄監管措施卻在張海面前系統失靈。

從一審15年到實際服刑6年,張海需要調動多少人脈資源?最高檢公布的信息顯示,截至今年2月,該案一共牽涉到24人,其中司法行政、監獄系統11人,看守所系統3人,法院系統1人,律師2人,社會人員7人。

無獨有偶,河北省監獄管理局副局長孫海就在不久前因為受賄、徇私舞弊暫予監外執行犯罪而被立案調查。這是近年來第四位因為受賄、徇私舞弊而被調查的監獄管理局長。

更多的監獄長因為將獄權變現受賄而獲刑。南方周末記者檢索全國十多份監獄長的判決書顯示,監獄長獲刑的情節主要體現在獄權尋租變現上,而且受賄時間相對較長,最長的伴隨著監獄長的所有任期。從犯人進入監獄開始,調監、勞動工種安排、探親會見、疾病傷殘鑒定、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每一個環節監獄長都能將其變現。

在監獄中,獄警對罪犯的計分考核、勞動工種安排、疾病傷殘鑒定、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重點執法環節都有著巨大的自由裁量權。

新疆昌吉監獄的一名犯人想回家過年,向監獄政委行賄10萬元後得逞。昌吉監獄政委曹洪傲設法將新疆第四監獄罪犯張興鳴調入昌吉監獄服刑,不僅違規為張興鳴辦理回家過年的手續,還為其辦理了保外就醫。

為發展監獄經濟,四川省第四監獄監獄長冷代發甚至還帶女犯人到廈門與港商簽合同、談生意。1994年,當時被稱為四川最大女貪汙犯的程秋菊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而程在四川省第四監獄服刑才38天,就以“治病”為名脫離監區。

犯人成為了一種資源。監獄里的獄警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上海市青浦監獄副監獄長翁黎明以遠低於市值的價格購得上海某企業的5套商品房,獲利176萬余元。

作為交換,翁黎明也為在青浦監獄里服刑的該企業的董事長堵某提供了不少幫助。堵某在監獄里的工作崗位由水泥工轉為圖書管理員。此外,翁黎明不僅先後違規為堵某辦理了離監探親手續,還為其2次辦理了減刑手續,共減刑2年7個月。不過,2008年年底,翁黎明即將升任上海市監獄管理局副局長時被人舉報。

川西監獄監獄長巫邦誌收受一百多萬元的賄賂,違規為多名犯人辦理保外就醫、減刑假釋等手續而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而遼寧大連一名黑社會老大被判死緩入獄後,疏通監獄領導的關系,最終不僅由死緩2年執行減為有期徒刑17年。監獄長還違規為其辦理了保外就醫,使其出獄後繼續犯罪造成了他人死亡。

除了監獄長,監獄中的醫院院長也是尋租的重災區。2013年7月29日,湖南省赤山監獄醫院院長姜某就因涉嫌受賄罪和徇私舞弊暫予監外執行罪而獲刑。法院審理查明,在2007年至2011年,姜某明知在湖南省赤山監獄服刑的罪犯秦建榮、李治我的病情不符合保外就醫條件,卻違法批準暫予監外執行。

核查難題

目前我國有680所監獄,關押著170多萬名罪犯。司法部監獄局局長邵雷說:“我國部分省份監獄收押、管理面臨很大壓力。”

今年上半年,全國各級人民法院辦理減刑、假釋分別為248187件。在廣東,普通刑事審判判處的罪犯和減刑假釋的罪犯數量比是2∶1。廣東省高院副院長王勇在2013年9月4日出版的《人民法院報》上公布了這一數據。

廣東全省一年的減刑假釋案件有6萬余件,這6萬余人,“是全省一年判處的犯罪分子人數的一半”。面對這一龐大比例,王勇坦言:“無論是在工作的重視程度,還是在人力物力的投入上,都遠遠無法與這個比例對應。”

而去年一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監督糾正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不當16708人。除此之外,最高檢還監督糾正刑罰執行和監管活動中的違法情形42873件次。

王勇認為目前法官的業績考核制度使減刑假釋案件在法院的審判工作中不斷被邊緣化。王勇說:“對法官辦案業績的考核往往是辦幾十件減刑假釋案件才折抵一件普通案件。”

中部某地市中級人民法院主管減刑假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吳立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我國,監獄系統全面掌握著減刑假釋的提請權,而監獄作為封閉的司法系統,哪些人該減刑,如何減刑,外界根本無從監督。

若監獄系統造假,檢察院和法院很難辨別,更無法查證核實,目前的核實程序很多只是流於形式。在江西省某監獄從事了二十多年獄警工作的羅欣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獄警掌握著罪犯提請減刑、假釋材料的上報權,“材料都是人做出來的,內容也是符合減刑條件的,檢察院去監督也發現不了問題”。

吳立認為法院應該專門設置減刑假釋的法庭。他說,“目前減刑假釋工作在很多法院成為了‘捎帶’的工作,法官的審判任務也很重,順便就幹了,也不會花太多心思。”如此的工作制度,讓監獄的減刑假釋權主要集中在某個人的手里,這就容易滋生腐敗。

王勇建議應建立重大敏感案件的內部報備制度。“對於原為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的罪犯、造成一定社會影響的重大經濟罪犯、社會關註度高的罪犯等,中級法院在對其作出減刑假釋裁定前,應當報高級法院備案。”

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多位法官認為,犯人“越獄”的問題集中體現在無法查證核實減刑假釋的事實上。作為罪犯的犯罪事實有公檢法系統相互制約,而減刑則主要控制在監獄方。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張紹彥認為,用公權力監督公權力,形同虛設。

“法院調查減刑假釋的事實,也只能是找到被減刑假釋罪犯的管教或同倉罪犯作證,而這些證人往往會被控制,一起幫助監獄造假,張海案中這一點就很明顯。”吳立說。

(應受訪者要求,吳立、羅欣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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