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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決策研究“先黨委後董事會” 國資委為國企改革黨建“劃重點”

國資委黨委近日在《求是》雜誌發文談國企改革中的黨建工作。文章稱：企業重大決策必須先由黨委(黨組)研究提出意見建議，涉及國家宏觀調控、國家戰略、國家安全等重大經營管理事項，必須經黨委(黨組)研究討論後，再由董事會、經理班子作出決定。堅持和完善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領導體制，堅持把黨管幹部原則與董事會依法產生、董事會依法選擇經營管理者以及經營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權相結合，不斷創新有效實現形式，保證和落實國有企業黨組織在企業選人用人中的主導作用。

眾所周知，在中國，涉及國企從來就不是單純簡單的經濟問題，中國目前擁有規模超過117萬億的經營性國有資產，且一直保持著不低比例在增長，這在世界上絕無僅有，這也決定了國企議題往往是具有格局意義的重大議題，其間伴隨著曠日持久的爭論和反複進退的政策博弈。

政策博弈的焦點，除了民間一直討論“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問題,更多的爭論集中在國企自身身份的界定。

在《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將總經理與黨委分別設立，規避了一把手雙肩挑以及黨委形同虛設的弊端。在這種管理模式下，理想的狀態是黨委代表國家利益，將從國家總體安全、社會穩定以及經濟全局等維度把握國有企業發展方向，重在發揮非日常的監督和引領作用;而總經理則是商業利益代表，將站在企業經營發展的角度統籌資源配置，重在發揮經營功能和管理功能，如此形成“黨盯住國家利益，職業經理層盯住商業利益”的利益協同、相互制衡機制。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國企自身決策架構權責的模糊在面臨利益取舍上往往會出現問題。比如作為市場經濟主體，國企更多應該站在商業利益角度來決策，但是國企也要站在國家的角度上更多地服從國家長遠利益。如果一味強調市場化改革，就很可能會吞噬國企本應承擔的責任。

在利益出現分歧的情況下，看似相互制衡的機制反而會產生決策“僵局”。國資委商業科技質量中心原主任，智石經濟研究院副院長衛祥雲在其專著中表示，國企改革的目標價值多元化，常常以政府、國企、行業和股份制企業多種面孔出現，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改革的結果難免出現“南橘北枳”之現象。

正是由於國企在自身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這種問題，在2015年7月20日，中紀委網站“學思踐悟”欄目刊發名為《加強黨的領導是頭等大事》的評論文章。文章指出，巡視央企發現的問題，從根本上講是黨的領導弱化造成的。問題的癥結還是在於企業黨組織自身。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堅持和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開始改變之前董事會說了算，而黨的領導被弱化和邊緣化的局面，轉而變為黨委監督、書記制衡的新模式。黨委會與董事會、股東大會共同構成國企內部決策圈，進而形成新的權力架構。

在具體實踐中，黨委在把握國企發展方向上勢必會牽涉企業具體運營。而黨委書記存在的意義將不僅僅是管管黨風廉政建設，也不是一般意義上貫徹黨的方針、政策，而是對國有企業政治方向，即關鍵是企業的運行要體現和落實國家經濟戰略。

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理事長張思平認為，按照黨對國有企業負責人的標準和要求，由董事會自主的在經理人才市場選擇、聘任合格的經理人才，保證了國有企業的經營發展不違背黨的路線與政策，以及國家、政府的法律法規，把國有企業經營發展好，這就是黨管幹部在企業最好的實現形式。上級黨組織和產權單位要加強董事會的建設，要選好董事長，確定經理人選選拔的標準和選聘的程序，並加強對董事會用人選人過程中的監督。而東方早報首席評論員魯寧也曾在2015年撰文稱，只要加強黨的領導，混改出不了大亂子。其認為，前幾輪混改之所以名聲不佳，包括整個國企改革明明成績顯著但社會整體評價不高，根本原因是變相乃至直接放棄了黨對國企和整個國有經濟的強有力領導與監控。

從這個角度來看，糾結於權力的收或放，正如學界持續熱議的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的問題一樣本身都屬於偽命題，因為它們作為一種經濟社會現象將會長期存在於中國改革進程當中，並以各種手段和形式出現。

最後，換個角度來思考，加強黨對國企的領導雖然會落人以收權之口實，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權力的上收其實也給國企的無邊界擴張劃定了紅線。因為在經濟大環境充滿變數的當下，國企由於制度優勢往往表現的頗為強勢：據公開資料顯示，拿下上海顧村地塊，其是財政部直屬信達資產的子公司。而新晉深圳總價地王的奪得者電建聯合體同樣也屬央企聯合體，其中中國電建直屬國資委，方榮地產則是中國金茂子公司，中國金茂的第一大股東是中化集團，也是國資委直管企業。

張春賢任中央黨建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圖/簡歷）

據新華社報道，10月12日至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黨的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張春賢在陜西省調研。

據了解，這是張春賢首次以“中央黨的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的身份在出現在媒體公開報道中。

8月29日，中共中央決定張春賢不再兼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另有任用，自治區書記由陳全國接任。

據了解，中央黨的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是中央政治局領導黨的建設工作的議事協調機構，由主管黨建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有關黨務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黨務機構部長（主任）等成員組成，負責對黨建工作領域的重大問題作出決策。

另據此前新華網報道，中央黨的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目前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兼任。張春賢此次履新之前，擔任該小組副組長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組部部長趙樂際。

張春賢簡歷

張春賢，男，漢族，1953年5月生，河南禹州人，1970年12月參加工作，1973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哈爾濱工業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畢業，在職研究生學歷，管理學碩士學位，高級工程師。

1970-1975年 解放軍八一九二部隊戰士

1975-1976年 河南省禹縣城關公社東關大隊幹部

1976-1980年 東北重型機械學院機械制造系鍛壓工藝及設備專業學習

1980-1982年 三機部一一六廠十五車間技術員

1982-1985年 機械部第十設計研究院計劃科計劃員、助理工程師，設計院黨委組織部副部長

1985-1988年 機械部、機械委、機電部第十設計研究院黨委書記

1988-1991年 機電部第十設計研究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

1991-1992年 監察部駐機電部監察局副局長兼機電部糾風辦主任

1992-1993年 中國包裝和食品機械總公司副總經理

1993-1995年 中國包裝和食品機械總公司總經理兼黨委書記

1995-1997年 雲南省政府黨組成員、省長助理

1997-1998年 交通部黨組成員

1998-2002年 交通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其間：1998-2002年哈爾濱工業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在職研究生學習，獲管理學碩士學位;2000.09-2000.11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學習)

2002-2005年 交通部部長、黨組書記

2005-2006年 湖南省委書記

2006-2010年 湖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2010-2012年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委

2012- 中央政治局委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委

2016年8月不再兼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另有任用。

第十六屆、十七屆、十八屆中央委員，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央企黨建怎麽搞?70家央企已實現黨委書記、董事長“一肩挑”

國資委9號的媒體通氣會上表示，國資委全部推行黨委(黨組)書記、董事長“一肩挑”，在建立董事會的83家中央企業中，有70家已實現“一肩挑”，其余13家力爭年底前全部完成。

國資委表示，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是國有企業的光榮傳統、獨特優勢。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召開以來，國資委黨委和中央企業黨委采取堅決有力措施，堅持問題導向，細化分解學習貫徹落實的任務書、時間表、路線圖。

國資委抓緊配齊配強黨建工作機構和人員，中央企業集團層面專職副書記已配47人，力爭年底前全部配備到位。72家企業已經達到不少於同級部門平均編制配齊配強黨務工作人員的要求，其他央企正在抓緊這項工作。

健全中央企業黨建工作責任制取得了新的進展，中央企業黨建工作責任制實施辦法將抓緊印發實施。目前已有52家中央企業開展了黨建工作責任考核相關工作。比如，中國電科黨組探索構建的“量化有效型”黨建工作考評體系，建立了路徑清晰的“一五五九”總體架構，搭建起黨建工作融入改革發展的路徑。開展黨建工作述職評議考核，今年將選擇30家央企向國資委黨委現場述職，75家書面述職。

國資委把混合所有制企業、境外單位、新組建單位作為重點，消除組織建設空白點。比如，中國建築致力於推動黨建責任制下沈，創新提出“支部建在項目上”的黨建理念和基層黨建“五轉化”工作思路。推進黨組織按期換屆，今年列入換屆計劃的28家中央企業將全部完成。

國資委實現了督導工作全覆蓋。國資委黨委專門成立督導落實小組，11月7日至10日國資委黨委班子成員分片對中央企業黨建工作進行全覆蓋調研督導，逐一聽取了全部中央企業黨委(黨組)書記的工作匯報，重點檢查了涉及黨建工作組織、制度方面的6個突出問題，促進黨建工作主體責任落實。

此外，國資委還推動黨建工作要求進章程。目前中央企業全部開展了章程修訂工作，其中35家已完成審批，其余正在履行報批程序。

今年10月10日至11日召開了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會議上強調，要通過加強和完善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加強和改進國有企業黨的建設，使國有企業成為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成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為實施“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略的重要力量，成為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為我們黨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勝利的重要力量。

習近平指出，要堅持有利於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有利於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於放大國有資本功能的方針，推動國有企業深化改革、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堅定不移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

“直播到哪里，黨建就到哪里” “網紅”有了黨支部

2017年6月30日，鬥魚“網紅黨支部”舉行成立儀式。（鬥魚公司供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7月6日《南方周末》）

“網紅黨支部”成立時，共有18名“網紅”黨員。12名是鬥魚本身的員工，其他6名分別來自成都、鄭州、上海等地，“有1名主播是直播遊戲題材的，另外5名直播戶外運動和生活題材。”

黨員主播在進行直播時，都會佩戴上黨徽，主動接受大眾監督。“黨員也可以直播唱歌跳舞等內容，並不是說黨員一定要播黨章，只要不違反道德和法律，唱歌和跳舞也可以成為一種正能量。”

“哪里有重大輿情需要澄清，哪里有謠言需要粉碎，哪里有新政需要解讀，鬥魚正能量網紅可以隨時出擊，幫助黨委政府消除網友誤解，第一時間傳遞正向能量。”

在中國共產黨“七一”建黨紀念日來臨前，活躍在移動互聯世界的“網紅”黨員們第一次有了黨組織。

2017年6月30日，全國首家“網紅黨支部”在鬥魚直播平臺成立。鬥魚是武漢一家專註於網絡直播的互聯網公司，於2014年成立。2016年3月，鬥魚成為湖北首家“獨角獸”公司（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初創企業），並在當年累計融資金額超過20億元人民幣，是國內目前最有影響力的網絡直播平臺之一。

這些年，有越來越多民營公司成立了黨組織。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布的《2016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6年年底，185.5萬個非公有制企業已建立黨組織，占非公有制企業總數的67.9%。

鬥魚成立“網紅黨支部”也是順勢而為。鬥魚CEO張文明告訴南方周末，要通過成立“網紅黨支部”，把本公司的黨員網絡主播組織起來，按照黨章要求，過嚴肅規範的組織生活，“在網絡直播活動中旗幟鮮明地傳遞黨的聲音，傳播社會正能量，直播到哪里，黨建就推進到哪里。”

上級很重視

2016年5月，鬥魚在公司層面成立了黨支部，並在一年後將其升格為公司黨委。在日常運營活動中，鬥魚公司漸漸萌生出成立“網紅黨支部”的想法。

按照組織程序，成立新的黨支部只需上級黨委批複同意即可，不過，鬥魚黨委書記袁剛說，“我們鑒於網絡主播的敏感性，慎重起見，就向上級做了申請。”

今年6月上旬，袁剛先後向區、市兩級組織部門和武漢市網信辦做了匯報。6月下旬，袁剛作為湖北省黨代表，在省黨代會期間向省委組織部領導提及此事。對於鬥魚要成立“網紅黨支部”的想法，各級組織都表示了積極支持。

“效率很高。”袁剛說，在他向上級匯報之後，組織部門直接派專人到公司就成立“網紅黨支部”的相關事項進行指導，“包括支部委員的確定，刻黨支部的印章，擬定支部成立後第一次活動的主題，以及支部成立儀式的每一個環節，都是在組織部門的指導下完成的。”

除了組織部門外，各級網信辦也給了鬥魚不少支持。袁剛向南方周末透露，鬥魚成立“網紅黨支部”系全國首家的說法，是得到了中央網信辦的同意後才使用的。關於“網紅黨支部”的名稱，鬥魚公司本來擬定的官方名稱就是“網紅黨支部”，在省市網信辦的建議下，名稱被改為“網絡主播黨支部”，不過同意鬥魚將“網紅黨支部”作為對外宣傳時的稱呼。

“網紅黨支部”的黨支部書記是“90後”女生古娜，她本來就是鬥魚的一名網絡主播。在6月30日舉行的“網紅黨支部”成立儀式上，在湖北省主要商業網站和互聯網企業黨建工作負責人的見證下，8名“網紅”黨員在古娜的帶領下重溫了入黨誓詞。

隨後，“網紅黨支部”開展了第一次主題黨日活動。“黨日活動的主題是組織部門草擬的——充分發揮黨員在網絡直播中傳播正能量的先鋒模範作用。”古娜告訴南方周末，當天由於有其他公司的領導和不少媒體在場，“網紅”黨員們開始非常嚴肅和緊張，袁剛鼓勵大家放松點後，“網紅”黨員們開始暢所欲言，分享了自己在直播過程中傳播正能量的經歷和經驗。

在“網紅”中尋找黨員

鬥魚“網紅黨支部”成立時，共有18名“網紅”黨員。

在籌備階段，為了確定“網紅黨支部”的第一批成員，公司黨委在鬥魚的網絡主播資料庫中尋找黨員，經過梳理後發現，網絡主播中的黨員數量並不少。

經過幾番篩選，並觀看這些主播過往的播出內容後，鬥魚公司黨委選定了6名“網紅”黨員。隨後與這些主播取得聯系，在6月下旬將他們的黨組織關系轉入到鬥魚黨委。6名“網紅”黨員分別來自成都、鄭州、上海等地，“有1名主播是直播遊戲題材的，另外5名直播戶外運動和生活題材。”古娜透露。

除了從網絡主播資料庫篩選出的這6名黨員主播外，其他12名黨員主播都是鬥魚本身的員工，他們為鬥魚的官方直播賬號服務，專門負責直播正能量內容。總體來看，“網紅黨支部”的18名黨員年齡集中在24歲左右，都是專職主播，沒有其他職業。

在黨支部書記的人選上，鬥魚黨委書記袁剛認為最重要的考量標準是，“要選擇一個思想政治素質必須過硬的人。”在鬥魚公司，古娜不僅是一位網絡主播，還是公共事務主管，同時也是鬥魚公司黨委副書記。在袁剛的提名下，經過投票，古娜順利當選了“網紅黨支部”的黨支部書記。

“網紅黨支部”發展黨員的規劃是，在組織建設工作完善後，再逐步把隊伍規模擴大，一方面吸納更多的“網紅”黨員加入其中，同時發展和培養思想素質過硬的網絡主播在“網紅黨支部”入黨。不過，袁剛告訴南方周末，“對主播中想入黨的積極分子，發展他們會比較慎重，要進行仔細考察，會把他們過往所播的內容進行嚴格審查。”

有了黨組織，“網紅”黨員們的直播內容並沒有被特別限制，袁剛說，“黨員也可以直播唱歌跳舞等內容，只要不違反道德和法律，唱歌和跳舞也可以成為一種正能量。”

“網紅黨支部”成立後，宣傳帶動的效果十分明顯，已有10名“網紅”向鬥魚主動提出了加入的意向。古娜透露，其中有8個主播本身就是黨員，希望把組織關系轉入到“網紅黨支部”，還有2名主播向黨支部表達了入黨意願。

民營企業的黨組織，有一項職能是收取黨員員工的黨費。鬥魚成立“網紅黨支部”後，支部內的“網紅”黨員需要向支部繳納黨費。據南方周末了解，“網紅黨支部”會嚴格按照中央規定收取黨費：每月工資收入（稅後）在3000元以下（含3000元）者，交納月工資收入的0.5%；3000元以上至5000元（含5000元）者，交納1%；5000元以上至10000元（含10000元）者，交納1.5%；10000元以上者，交納2%。

對於如何向外地的主播黨員收取黨費問題，古娜說，公司設立了一個對公賬戶，專門用來收取黨費，“加入‘網紅黨支部’的黨員主播，都是和鬥魚簽約了的‘網紅’，我們了解他們的收入情況。”

事實上，“網紅”並不像公眾想象的那樣都是高收入人群，“目前這些黨員主播收入都很低，大概就幾千塊錢。”袁剛透露，“可能有粉絲在平臺上送禮物給他們，但那些收入是浮動的。”

“網紅黨支部”成立後，支部里的黨員主播在進行直播時，都會佩戴上黨徽，亮明黨員身份，主動接受大眾監督。

在鬥魚直播一個名為“正能量”的欄目下，鬥魚官方開設了一個名為“鬥魚黨宣”的直播賬號。鬥魚總編輯李喆告訴南方周末，“鬥魚黨宣”是專門為了配合網紅黨支部的成立開設的，在這個賬號中直播時，“網紅”就再也不同於每個人一個賬號的“草根網紅”，而是代表鬥魚官方直播一些內容。“網紅黨支部”最早的12名鬥魚公司的黨員主播，其主要工作就是為“鬥魚黨宣”這樣的官方賬號提供直播內容。

南方周末發現，“鬥魚黨宣”的直播間粉絲超過八萬人，往期直播的內容以宣傳先鋒人物為主，如探訪“光谷好片警”張文昌、關山社區黨委書記賀璐等。未來要播出的節目則包括，對紅色文化旅遊的宣傳直播，如“走進紅安將軍縣”和“探訪陳潭秋故居”等。

在探訪“光谷好片警”張文昌的直播中，“網紅黨支部”書記古娜和另外兩位黨員“網紅”一起出鏡，她們三人雖然是代表了公司官方做黨宣直播，但依然保留了“網紅”傳統的輕松親切風格：在去警務室的路上，三個主播輪番猜張警官是什麽星座；直播過程中，他們也積極和粉絲互動，有粉絲進入直播間開始觀看，他們也會和粉絲打招呼。

在“鬥魚黨宣”的直播間中，南方周末發現，打賞最多的用戶是“龍遊四方”，頭像是鬥魚黨委書記袁剛的照片。“‘龍遊四方’確實是我的賬號。”袁剛說，他想通過這種方式來吸引其他人更多來關註這些內容，“這個欄目剛開始起步，需要一個培育期，我通過這種方式給主播們打雞血。我送（禮物）了之後好多人也跟著在上面送。”

在鬥魚公司黨委的構想中，“網紅黨支部”的一部分黨組織生活也是圍繞“鬥魚黨宣”展開的。黨員主播策劃直播題材，進行先進人物和紅色文化旅遊地的探訪，其他“網紅”黨員在線上觀看直播，是“網紅黨支部”開展黨課和黨的主題日活動的重要形式。

“正能量”系統工程

新成立的“網紅黨支部”，已是鬥魚黨委成立的第四個黨支部。作為一家民營公司，鬥魚對於黨建工作顯示出超乎尋常的重視。

2016年5月，鬥魚公司決定籌建黨支部時，由公司分管人力和行政的副總裁袁剛擔任黨支部書記。在黨支部成立之初，袁剛向鬥魚CEO張文明提出，建立黨組織可能需要花銷一些費用，張文明回複他，“要多少錢給多少錢，只要你們做，我是全力支持的。”

按照相關規定，鬥魚公司可以直接建立黨委，上級組織部門也建議鬥魚直接成立黨委，但是袁剛拒絕了。袁剛的想法是，要把黨組織的建設一步步做好，“如果成立黨委的話，要求更多、壓力更大。”

經過一年多發展，鬥魚公司不僅將黨支部成功升級為黨委，鬥魚旗下黨員人數也從最初建立黨組織時的65人增長到了178人。據南方周末了解，這些新加入的黨員中，有一部分新員工本身就是黨員，此外鬥魚自身黨組織也培養了不少入黨積極分子，2016年發展新黨員2名，2017年上半年發展新黨員14人。

鬥魚之所以如此重視黨建，與去年初發生在鬥魚直播平臺的“造人”風波不無關系。2016年3月，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協調部署有關部門，嚴肅處理了鬥魚“直播造人”等涉嫌傳播淫穢視頻事件中的責任人和責任單位。

光谷“互聯網+”辦公室相關負責人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鬥魚的學習能力和響應速度十分驚人，“造人”風波發生後，鬥魚迅速做了四件事，這其中就包含成立黨支部。

這之後，鬥魚開始推進正能量“系統工程”布局。2017年1月，鬥魚在網站上開設了“正能量”欄目，該欄目主要直播政務、公益、農村、健康、文化等內容。袁剛的設想是，“先把正能量欄目做起來，要先有一塊輿論陣地，有一定影響力了以後，再成立‘網紅黨支部’，圍繞黨支部打造一支正能量直播隊伍。”

“正能量”欄目被鬥魚黨委視為工作的重中之重，鬥魚總編輯李喆說，“正能量”欄目需要的所有資源公司都是無條件滿足的，“黨建活動的相關直播，由於成本較高，很難實現盈利，需要依靠公司補貼。鬥魚已經花費了超過一千萬元在‘正能量’欄目的建設上。”

之所以鬥魚公司黨委做了這麽多“正能量”布局，在袁剛看來，“如何堅持積極健康向上向善的基調，不斷傳播正能量，是網絡直播平臺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鬥魚成立“網紅黨支部”的前一天，鬥魚的多家競爭對手就因為網絡主播存在問題而被相關部門查處。6月29日，文化部部署多地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機構，對50家主要網絡表演經營單位進行集中執法檢查，虎牙直播等30家內容違規的網絡表演平臺被依法查處，12家網絡表演平臺被關停，共關閉直播間11929間，整改直播間18977間，處理表演者31347人次，解約表演者9721人。

“網紅黨支部”書記古娜認為，國家對網絡直播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直播平臺是一個輿論陣地，“直播的過程中如果發生了不好的事情，可能會產生很嚴重的負面效果，如果負面內容多，對公司運營也會產生很大的風險。”

“‘網紅黨支部’區別於鬥魚其他黨支部的特點是，網絡主播帶動和影響的人群多，對黨員的標準和要求更嚴格，這對‘網紅黨支部’的建設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充分發動這些黨員主播的積極性。”古娜說。

鬥魚公司的官方說法是，個別直播平臺做出過一些出格的行為，破壞了行業生態，導致社會對於主播這個行業不是很認可，鬥魚希望通過成立“網紅黨支部”，在直播的內容方面有所拓展，傳播向上向善的社會風氣，推動社會公德的建設。

“哪里有重大輿情需要澄清，哪里有謠言需要粉碎，哪里有新政需要解讀，鬥魚正能量網紅可以隨時出擊，消除網友誤解，第一時間傳遞正向能量。”鬥魚公司向南方周末提供的材料顯示：“未來，鬥魚將加大在‘網紅黨支部’正能量直播的投入，在‘網紅黨支部’正能量傳播的各種途徑和手段上再用功力，更好地為各級黨委政府，以及行業的良性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和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