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白重恩：最擔心過多資金流入政策扶持部門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白重恩：最擔心過多資金流入政策扶持部門

一財網 宋易康 2015-10-29 22:15:00

白重恩指出，利率市場化以後，最大的擔心就是過多資金流入政策扶持部門。如果貨幣政策放松使得國企部門獲得了更多的資金，這就與貨幣政策設計的初衷違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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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白重恩：中國稅費負擔重的主因是社保繳費

“如果我們僅看稅，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由財政部門收的稅並不算那麽高，負擔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繳費。”

在2月15日舉行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7年年會上，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作了上述發言。

白重恩在會上分享了一份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報告。這個報告分十個維度對各個國家的營商環境做評估。報告顯示，在稅負維度上，中國在190個經濟體中排第131位，而在2012年這個排名是122位。白重恩表示，這說明我們從國際比較的角度，我們稅負的負擔對企業來說確實是比較重的。

問題是到底是哪一部分的稅負比較重？白重恩指出，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在不含增值稅的情況下，中國企業的稅費包括所得稅，包括其他的稅，包括社保繳費，是68%。而美國是44%，瑞典是49%，德國是49%，印度是61%，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值是34。

我們的68%到底是怎麽造成的？白重恩分析稱，在世界銀行的數據中，把這些稅費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跟社保相關的稅，一類是其他的稅。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的49%，其他的稅（不含增值稅）占的比重只有20%。再看社保繳費在國際上的情況，美國是10%，在福利好的西方國家，比如瑞典則是35%。

白重恩指出，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的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個比重，而其他的稅，如果我們不考慮增值稅，其他的稅其實中國的稅負並不是那麽高。如果把增值稅算進去的話，我們其他的稅的負擔大概是38%。但是其他國家也有，比如瑞典的增值稅是25%，德國增值稅19%，印度增值稅12.5%，我們增值稅17%。如果我們僅看稅，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由財政部門收的稅並不算那麽高，負擔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繳費。

白重恩還列舉了更進一步的數據。2010年，做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報告的經濟學家發表了一篇文章，用的是09年的數據，當時他們研究了85個國家與地區。在這個研究中，中國增值稅以外的總稅負負擔排第5高，這里面社會保障負擔是排第2，除了社保和增值稅以外的稅負，中國排名並不是那麽高，排第62。如果看增值稅的稅率，有的國家有增值稅，有的國家沒有增值稅，在有增值稅的這些國家中，中國增值稅的稅率排第34位，也不是最高的。得出來的基本結論就是，我們的稅收和費用加起來，稅負是很重的，但是其中最重的是社保繳費那一部分。

以下為白重恩演講實錄：

白重恩：今年年會的組織者叫我講動力，我想動力是一個很大的範疇。我想講一個方面，從財政的角度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經濟的看法，經濟投資簡單分成兩類，一類叫政府驅動的投資，一類是市場主導的投資。這兩類的結構在我們的經濟運行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們處理的不好，我們可能會陷入一個陷阱。

這個陷阱的機理就是，當經濟有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為了保增長，要做財政刺激，我們做得最得心應手的就是財政刺激，做政府驅動的投資。當政府驅動的投資增加了以後，占用比較多的資源，使得要素價格上升，然後就會使得企業的盈利能力降低，因而擠出市場主導的投資。當政府主導的投資多了，就會影響整體的效率，造成整體效率下降。如果整體效率下降，就會帶來經濟下行進一步的壓力，會形成這樣一個惡性循環。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我們做了一些數據的分析，證明確實有很多我們的觀察和我剛才講到的是一致的。

比如投資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是高度相關的，比如全社會的資本回報率是在下降的，再比如全社會的全要素生產率在78年到07年之間，平均每年以3.34%增長，帶來GDP6.68%的增長。還有一個更加微觀層面的證據，我們企業的投資回報率的分化程度在08年之前是在下降的，08年之後又上升上去了。

為什麽我們會進入這樣一個循環?主要一個原因就是我們之前這樣一個做法可能是行之有效的，當基礎設施很短缺的時候，我們是需要政府來做一些投資的。如果沒有這些投資，沒有足夠的基礎設施，我們企業它的運行成本也會比較高，貿易成本也會比較高。但是現在情況改變了，現在我們的投資到基礎設施中得到的回報是越來越低，剛才我說的這個惡性循環就可能會發生。

問題是怎麽走出我們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怎麽走出這樣一個陷阱?剛才我們說有四個環節，每個環節都導致了下一個環節，仔細想一想並不一定是這樣。比如經濟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要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做很多的政府主導的投資。你可以用政府的財力去降低稅費，這也是積極的財政政策。

比較一下這兩個措施它的差別，我們就發現如果是政府主導的投資作為主要的成分，我們看到了剛才的那個循環。如果降低稅費，當稅費降低了，企業盈利能力增加，企業的投資積極性提升，就會誘導更多的市場主導的投資。如果市場主導的投資多了，政府主導的投資少了，整體效率就上升，所以這個循環就打破了。當整體效率上升了，經濟下行的壓力就減緩了，我們就走出了這樣一個循環。

這里面一個關鍵就是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的積極財政政策到底是以政府主導的投資作為主要的成分還是降低稅費起更大的作用，這就要看我們稅費是不是負擔比較重，如果稅費負擔比較重，我們應該從哪方面入手來降低稅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國際的比較，這個當然不是我做的，這是世界銀行發布的一個報告，叫做營商環境報告。

在這個報告中分十個維度，對各個國家的營商環境做評估。其中有一個就是稅負這個維度，在今年出的最新版中，190個經濟體中，我們的營商環境從稅負這個角度來看一下環境，我們是排第131位，排的是比較低的，我們綜合排名是78名。而在12年這個排名是122位，所以說從稅負上講，我們沒有得到改善，甚至稍有惡化。說明我們從國際比較的角度，我們稅負的負擔對企業來說確實是比較重的。

問題是到底是哪一部分的稅負比較重?如果我們要考慮降低稅負的話，從哪里入手?我做了一個簡單的比較，找了幾個典型的經濟體。按照世界銀行的這些數據，我們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占利潤的比重，世界銀行的研究沒有含增值稅，不含增值稅的情況下，我們稅費包括所得稅，包括其他的稅，包括社保繳費，是68%，其他一些經濟體和其他一些地區的平均值是多少呢?大家可以看到，比如美國是44%，瑞典是49%，德國是49%，印度61%，但是仍然沒有我們高，如果我們看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值是34%。

我們的68%到底是怎麽造成的?在世界銀行的數據中，把這些稅費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跟社保相關的稅，一類是其他的稅。如果一分解我們就看到了問題所在，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的盈利49%，其他的稅不含增值稅其他的稅占的比重只有20%。如果我們看社保繳費，我們的國際比較情況是什麽樣呢?美國是10%，大家說美國是一個福利不是那麽好的一個西方國家，我們找福利好的西方國家來比，比如瑞典，瑞典是35%，和我們49%相比，仍然是比我們低的。

我們社保繳費占企業盈利的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個比重，而其他的稅，如果我們不考慮增值稅，其他的稅其實中國的稅負並不是那麽高。當然增值稅是我們重要的一個稅種，如果我們把增值稅算進去的話，我們其他的稅的負擔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38%。但是其他國家也有，比如瑞典的增值稅是25%，德國增值稅19%，印度增值稅12.5%，我們增值稅17%，沒有其他的國家可以做一個可比較的比例，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僅看稅，由財政部門收的稅它的負擔，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並不算那麽高，負擔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繳費。

還有更進一步的數據，在2010年的時候做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報告的經濟學家發表了一篇文章，用的是09年的數據，當時他們研究了85個國家與地區。在這個研究中，中國增值稅以外的總稅負負擔排第5高，這里面社會保障負擔是排第2，除了社保和增值稅以外的稅負，我們排名並不是那麽高，我們排第62。如果看增值稅的稅率，有的國家有增值稅，有的國家沒有增值稅，在有增值稅的這些國家中，我們增值稅的稅率排第34位，也不是最高的。得出來的基本結論就是說，我們的稅收和費用加起來，稅負是很重的，但是其中最重的是社保繳費那一部分。

有人說這是法定繳費率，但是其實法定繳費率和實際繳費率有一定差別，但這種差別並不代表負擔輕了，守法的企業要按法定的繳費率來繳費，所以負擔仍然是很重的。我們希望降低政府主導的投資，政府很多投資是由借債來做的，我們地方融資平臺借債做的投資效率，我給大家一個數，投資回報率是在不斷下降。我們怎麽辦?既然政府很多投資是由借債來做的，我提出一個建議，政府資產的使用轉向，我們現在是用政府的資產把它裝到融資平臺中，用資產做資本，去借錢，借了錢去投資。如果政府資產的使用受到了約束，這種投資就一定程度上受到約束。如果我們加強對資產負債表的考核，加強對投資績效的考核，是可以加強政府資產管理，可以適當減少投資的沖動。同時用政府的資產來支持社會保障，就可以降低社會保障的繳費率，從而降低企業的負擔。政府資產更好的使用，從支持投資到支持社保是一個一舉兩得的事，對於我們改善剛才說的那個惡性循環，走出那個惡性循環，是至關重要的。我就匯報到這兒，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