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價值鏈關系早已盤根錯節、中國經濟邁入深度開放區的今天，無論是美歐還是美歐日本，其構築某種意義上針對中國的“貿易新邊疆”，既是試圖切割中國核心價值鏈的工具性安排，也是最終與中國建立適度利益分享機制的另類探索。
在中美貿易爭端處於膠著狀態時，作為全球經濟與貿易重要一極的歐盟，派出最高級代表團先後訪問中國、日本和美國，達成了一系列訪問成果。其中歐盟7月17日同日本在東京正式簽署“經濟夥伴關系協定”（EPA），著力打造一個覆蓋達6億人口、占全球GDP近三分之一的“超級自由貿易區”。根據這份協定，歐盟將取消99%從日本進口商品的關稅；日本將取消94%歐盟進口商品關稅，包括82%的農產品和水產品；今後數年內，日本還將逐步取消99%歐盟進口商品關稅。隨後，歐盟與美國在7月25日發表聯合聲明，就化解貿易緊張達成協議。雙方同意致力於消除關稅和貿易壁壘，美國同意不向歐洲汽車加征關稅，歐盟則同意進口更多美國大豆和天然氣。隨後，特朗普政府趁熱打鐵，派出老資格的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在國會參議院撥款委員會上表示，將與日本方面在未來30天內展開磋商，力爭與日本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
美國、歐盟與日本作為當今世界最為發達的三大經濟體系，不僅擁有全球最雄厚的研發基礎與最先進的技術水平，而且在制造業（含高端制造業）、貿易價值鏈和金融頂層分工領域長期位居世界前三位；更重要的是，美歐作為當今世界經濟秩序的主要設計者和利益維護者，長期扮演著全球經濟、金融和貿易體系的擔保人角色。日本則通過參與西方七國首腦會議（G7）、世界銀行、IMF、亞洲開發銀行等一系列國際組織以及密布全球的跨國公司來實現國家目標。客觀而言，美歐日本近年來在經貿以及部分金融領域受到了來自新興經濟體的挑戰，但既有秩序的主導權依然較為牢固地掌握在他們手中。
只是對極為看重趨勢變遷的美國戰略家來說，今天的世界已不能簡單用“盎格魯—撒克遜體系”、“新維多利亞時代”等來概括，而是一個老牌經濟、貿易與金融俱樂部加速折舊、既有秩序影響力漸趨衰減的世界，也是一個內涵改革因子、新公共產品工具不斷呈現的時代。美國人發現，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代表全球變革力量的新興經濟體不僅有意願而且逐漸有能力向全球提供金融和貿易領域的新興公共產品。例如，金融直覺一向極為敏感、也是美國財經領袖中深具戰略眼光的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前幾年即撰文指出：由於華盛頓未能以積極和開放的姿態應對中國主導的亞投行項目，特別是未能說服其十幾個傳統盟友參與該機構，導致美國有喪失作為全球經濟體系擔保人角色的危險。一些西方觀察家則憂心忡忡，預言全球公地（Global commons）保護職責由一國擴散到多國，競爭和動蕩成為另一種常態。
其實，美國最擔心的還是美元功能被替代，盡管美國依然獨有一項特殊優勢，即密布全球的海上力量投送與打擊體系、柔性商業幹預和無形的金融控制體系。但美中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趨勢令美國戰略家和華爾街金融寡頭們不時感到如芒在背。已經成為歷史人物的布熱津斯基生前就曾特別擔心，美國會否在某一天失去超級大國地位？而被視為“高盛幫”核心代表人物的前財長保爾森，這些年來為了保住美國的首席金融強國地位，可謂殫精竭慮。因為，現代金融，被廣泛視為基於強大制造業、全球貿易高邊疆和金融定價權的有效整合，是對一國科技、產出、交易、創意以及國際協調力與領導力的全面萃取。而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無論是日本還是歐洲，都由於在上述綜合競爭領域存在某些軟肋，加上地緣政治的約束，最終無法取代美國成長為全球經濟體系的擔保人。偏偏在全球迄今為止的經濟發展史上，只有中國繼美國之後將經濟規模做到10萬億美元以上。美國認定，一旦中國完成工業化和建成相對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遲早會挑戰其霸主地位。因此，西方必須在中國實力不夠強大之前，動用各種力量鉗制中國發展，或者將中國的影響力控制在美國主導的秩序框架之內。
因此，從最近十年的全球經濟金融競爭與貿易格局變遷來看，無論是奧巴馬政府的“一體兩翼”戰略（即以北美自由貿易區為一體，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議為兩翼），還是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政府上臺18個月以來先後祭出的一系列美國優先政策，以及歐盟與日本和美國達成的相關經貿協議，盡管表現形式不同，本質上都是試圖通過達成多邊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借助美國在金融領域難以撼動的主導地位，在鞏固以美歐範式為基礎的全球貿易體系的同時，最大限度打壓新興經濟體提升貿易價值鏈的行為空間，加上高技術領域的對華技術鎖定，最終目標是構築主要針對中國的“技術、金融與貿易新邊疆”，繼續最大限度收割機制化霸權紅利。
只是真實世界的經濟演變向來不兌現一般的靜態假定，且不說美歐之間。美日之間以及歐日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很難找到最優解，即便三家聯手對付中國，在全球經濟早已一體化的今天，也是超高難度命題，何況中國早已具備相當強的反制能力。深諳全球經濟競爭與產業變遷之道的美國其實非常清楚：中國由制造和貿易大國向產業、貿易和資本強國邁進的趨勢是不可能被完全遏制住的，人民幣遲早要成為全球主要的計價與儲備貨幣之一，上海也會在某一天成為全球財富配置與資產定價中心。美國能做且必須要做的是，在中國的經濟雄心與具體要素暫時不匹配時，盡可能利用其對現有經濟、金融與貿易規則的主導地位，最大限度壓縮中國的實力成長空間與國際影響力。
因此，在全球貿易格局面臨大洗牌的關鍵時刻，中國必須遠圖長慮，迫切需要總結以往對外貿易發展的經驗教訓，既要適度摒棄一些不符合當下全球形態的政策思維，更要以深層次的對內開放與關鍵領域的改革進展來釋放經濟發展紅利，著力提升經濟增長的福利效應對民眾的覆蓋度；另一方面，基於驅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是知識創新、科技進步和提升人力資本，未來一段時期，中國在加大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同時，理應以前瞻性的技術投入和高質量的技術改造引領產業結構整體升級，推動經濟戰略轉型，凈化彌漫整個社會的浮躁財富觀念。加大前瞻性技術研發和自主創新力度，力求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取得關鍵性突破，使之成為引領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新引擎；最後，必須前瞻性地分析全球貿易發展與規則變遷趨勢，在切實提高應對貿易摩擦博弈水準的同時，應深耕核心技術的研發與自主品牌的國際化推廣，積極探索建立與主要貿易夥伴之間的有效利益分享機制，掌握與不確定競爭對手的合作性博弈之道。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