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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設施極度貧富不均 林本利

廣東開「屏」 為產業鏈修建「基礎設施」

http://www.infzm.com/content/66293

進入網絡，無論是電視機、電腦和手機這三個終端，還是將來更多的入口，首先接觸的是顯示屏——未來，人和網絡世界的距離就是顯示屏的厚度。

「平板顯示屏就是未來網絡發展的基礎設施。」中山大學教授王珺說。

但在這一領域，缺乏核心技術的中國素來受制於人。比如彩電面板，中國每年的進口額約為100億美元，相當於150架波音737飛機的總價格。而廣泛 用於智能手機的OLED顯示屏，其原材料則大部分依靠進口，有些材料的價格「比黃金還貴十倍」，甚至有時就算比黃金價格貴100倍，海外的賣家也不願意出 售。

而廣東，這個中國彩電和手機最大的製造基地，將要挺進利潤率更高得多的上游產業——平板顯示屏及相關產業鏈。

「相比其他省份，廣東製造液晶面板的條件最好。」一直在為國內液晶面板搖旗吶喊的復旦大學平板顯示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谷至華表示，「液晶面板跟彩電、手機和車載產品等行業都能相互促進，擁有下游整機也是優勢。」

彩電面板：寒冷的嬰兒期

這次，李東生的「戰場」是平板顯示器。

作為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繼2004年的國際化併購之後，再一次選擇「冒險」：押注在總投資額245億的華星光電TFT-LCD平板顯示器項目上，以圖打通彩電產業鏈的上游環節。TFT-LCD作為液晶平板顯示器的重要代表，在各方面功能都超越了傳統的顯示器件。

作為平板電視的核心部件之一，顯示器佔據彩電整機成本的60%以上，因而處於上游生產平板顯示器的企業利潤率遠遠高於生產彩電的下游企業。

平板顯示器當下的主流就是TFT-LCD液晶屏。國際市場調查機構Display Search預測，到2015年，TFT-LCD面板產值將達1337億美元，佔整個平板顯示器產業的91%——千億美元的規模，讓這一產業成為僅次於石 油、鋼鐵、化工產業的全球第四大產業。

「市場好時，液晶屏不一定能及時供貨；市場不好時，預訂的液晶屏不一定能及時退貨。」李東生說的是：處於下游的中國彩電企業受制於國外平板顯示器廠商。目前，韓國三星是全球最大的TFT-LCD生產商，其次是LG，再次是台灣的友達和奇美。

「不是上不上的問題，而是必須要上這個項目，否則以後中國彩電會失去話語權。」李東生表示，如果華星光電成功了，那麼TCL將成為中國首家平板時代彩電全產業鏈的企業。

2011年8月，華星光電宣佈「實現量產」，也就是逐步走向規模生產。但近兩年來，平板顯示器價格處於下降趨勢。到了今年第三季度，全球六大面板巨頭全部在平板顯示器業務上出現巨虧。

國內的平板顯示器都「生不逢時」。包括華星光電，全國有超過10個城市共計劃新建13個高世代液晶面板項目，涉及的投資總額超過2000億。就在距離深圳不遠的廣州，來自韓國的LG公司也在籌建與華星光電產品雷同的生產線。

「華星光電一出生就遇上行業寒冬，而且還必須學會在狼群中生存。」華星光電CEO賀成明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華星光電的產能計劃50%由TCL消化，50%的產品對外供應，其中15%供應給三星。「這是『自主產業鏈』的力量。能抵禦外來的市場風險。」

到明年年底，當華星光電滿負荷生產後，其一家的液晶面板產量就佔據中國彩電面板總需求量近20%。畢竟，這需求主要就來自廣東：目前中國彩電製造數 量已經超過全球總量的50%，而在中國彩電產業格局中，以TCL、創維、康佳為代表的廣東彩電企業，則佔據了全國彩電市場的半壁江山。

手機顯示屏：夢幻追趕

儘管液晶面板TFT-LCD仍將是顯示屏中的主流，但另一種平板顯示技術在以更快的速度「崛起」，那就是OLED——被稱為「下一代顯示技術」，甚 至被視為TFT-LCD的「潛在替代者」。目前，與TFT-LCD用於彩電大屏幕相比，OLED顯示屏多用在手機等小屏顯示上。

中國也不願意輸在OLED的起跑線上：2010年初，由工業和信息化部、廣東省政府在佛山宣佈共建OLED產業示範基地——這是全國首個部省共建的OLED基地。而央企彩虹集團在佛山總投資了94.2億元建設AMOLED項目。

彩虹集團公司總經理邢道欽曾表示，彩虹未來提供的OLED顯示屏產品，以滿足廣東手機製造業對屏幕的巨大需求量。早在2009年，廣東手機產量超過了全國的一半。現在，全球唯一實現OLED手機量產的企業，只有三星一家。

不過，家電業更早跟OLED接上了頭。佛山擁有美的、格蘭仕等知名的家電企業。「加上一塊OLED智能顯示屏，家電產品就能變得高端。」一位家電行 業人士給記者舉了一個例子：當放置客廳的空調櫃機上裝了OLED智能顯示屏後，人們可以在該屏上玩遊戲、上網、錄像等。「還可以把屏幕取下來，作為集成遙 控器，遙控室內所有的電器。」 OLED還以其「夢幻顯示屏」的特色廣泛應用於儀表、儀器、車載等產品上。例如：假如電表用了OLED的顯示屏，就算安裝在很高的地方，人也不需要爬上去 才看清楚讀數，直接在下面就能看到——從各個視角都能看清楚OLED屏上的內容。

而彩虹集團更希望將OLED上游企業帶動起來。「我們更希望由國內的企業來提供材料和設備。」彩虹（佛山）平板顯示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俞辰說，彩虹 在佛山建立了一個研究院，國內生產OLED上游材料或設備製造的企業，都可以拿產品到這個研究院來進行量產的測試、評估，以及技術研發。

據OLED的業內人士透露，目前三星就壟斷了OLED上游的封裝材料，有些材料的價格「比黃金還貴十倍」。

不過，讓李俞辰覺得幸運的是，佛山在有意引入更多的OLED上游廠商，例如生產OLED有機材料的上游企業北京阿格蕾亞即將進駐佛山，為當地OLED企業提供配套。

「自主投建顯示屏生產線就是談判的籌碼。」讓李俞辰感受頗深的是，一家手機企業曾向韓國的OLED企業詢價購買顯示屏，結果是遭遇對方漫天要價。 「所以，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的顯示屏生產線，這樣海外的巨頭才不敢隨意提價。」李俞辰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即使將來顯示屏大幅降價，生產顯示屏的企業虧損 了，但下游的製造企業節省了成本，總的來說還是給國家省了不少錢——這就是戰略性的意義所在。

LED的上游酣戰

液晶面板本身是不會發光的顯示裝置，所以要借助背光源才能達到顯示的功能——而發光就要依靠LED技術。LED產品的好壞會直接影響液晶面板的顯像質量。除了電子信息，LED還涉及照明、機械設備等行業。

與液晶面板不同的是，在LED行業中，中國較早進入了最上游的襯底製造。目前，92%的LED芯片採用藍寶石襯底。

然而「一窩蜂」湧向藍寶石襯底生產時，結果是藍寶石價格大起大落：從2009年每片9美元，一直漲到2011年初的30美元，但到了今年9月份，已跌至10美元左右，降幅超過60%。不僅沒解決下游產品的技術瓶頸問題，傳統的藍寶石襯底製造也遇到了「投資過剩」的困惑。

與此同時，近幾年來，部分LED企業遭遇美國「337條款」知識產權的調查，難以突圍歐美國家的貿易保護。

另闢蹊徑的中鎵半導體公司提供了一種思路：該公司從事新型的襯底和外延片生產，屬於東莞少有的LED襯底企業。

2009年成立的中鎵半導體，由地產企業東莞光大集團與北京大學寬禁帶半導體研究中心合建。「我們申請了多項專利，能有效規避歐美的貿易保護訴 訟。」中鎵半導體項目部經理劉鳳儀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其產品重要原材料之一稀有金屬「鎵」的產量，80%源自中國，這讓他們在成本方面有明顯優勢。

不過，中鎵半導體在珠三角地區顯得頗為「孤獨」：由於珠三角地區多數是LED的下游企業，而中鎵直接將襯底產品賣給上游的LED芯片企業，所以彼此之間隔了幾道環節。2010年，廣東LED的封裝量佔據全國的70%，這是處於行業下游的業務。

情況或許會發生改變：12月12日，總投資額6億美元的LED外延片、芯片項目在廣州增城動工。該項目由台灣晶元光電、台達電子與創維集團共同投資，預計2013年投產，將打造成為華南地區最大的LED外延片、芯片生產基地。

至此，產業鏈將由這些重點項目一一構建完整。

「信息化是廣東未來核心競爭力之所在。」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向南方週末記者坦言。

反對基礎設施投資者的荒唐理由（ZT） 黃祖斌

反對基礎設施投資者的荒唐理由

杜建國

9月26日晨

    9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在拉迪沃斯托克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並發表主 旨演講時，強調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夯實經濟發展基礎」，「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的投入」。僅僅三天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先生出席2012天津 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並致辭時，批駁了對2008年中國政府「應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俗稱四萬億計劃）的「不顧事實地歪曲和指責」。在隨後的座談會上， 溫家寶進一步強調，要解決地區差異、經濟轉型、改善民生等任務，還需要在基礎設施和科教文衛方面巨大而又長期的投入，這「13億多人口的強大內部需求」， 「反映出中國的發展還有巨大的潛力」。

    不過與中國國家領導人的高度肯定相反，對於加強基礎設施投資，媒體上卻響徹著一片質疑聲。不過仔細觀察一下不難發現，這些質疑聲很少有能站得住腳的。質疑者們的理由可謂是五花八門，最後他們也因此而洋相百出。

    9月17日《中華工商時報》報導，吳敬璉先生在國際金融論壇2012學術報告會上的主旨報告中反對當前用投資拉動經濟，並以高鐵投資為例來加以佐證。吳敬璉反對高鐵建設的理由是：「鐵路現在的短板是在貨運，而不是在客運。高鐵是客運，把主要資源用來建設高鐵是資源的誤配。」 吳敬璉先生這真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高鐵雖然主要是客運專線，但是對貨運也是同樣有幫助的。傳統的鐵路是客運貨運合一的，為了保證客車快速準點運行，貨車 經常要為客車讓路，貨運效率受到很大影響。建設高鐵客運專線，將會把大量客流從原來的鐵路上分出來，也就為提高貨運效率騰出了空間。胡舒立的得力幹將、財 新《新世紀》週刊的主編王爍先生，不久前已經因為斷言高鐵無助於減緩貨運壓力而鬧過笑話了，不料吳敬璉先生竟然重蹈其覆轍，真是讓人感到惋惜。

    吳敬璉先生的學生劉勝軍先生，認為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已經過剩，因此不應該再進行投資了。他在FT中文網《與林毅夫商榷:中國未來高增長靠什麼？》（最近林 毅夫先生因為大力支持投資政策而招致了很多批評）一文中講到，「中國的基礎設施已經不再是發展的瓶頸，在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過剩或超前現象」。遺憾的是，在講完這段話後，劉勝軍先生並沒有給我們舉出基礎設施過剩或超前的具體例子來，也沒有向我們說明這在所有投資中佔多大的比例。筆 者認為劉先生就這樣重大的問題信口開河，是相當不可取的。溫家寶總理9月11日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早已指出，不只是在較為落後的中西部地區，甚至在東部發 達地區，也一樣存在著基礎設施落後的現象。劉勝軍先生若能在上下班高峰期去擠一下北京或上海的地鐵，估計就不會堅持自己的觀點了。

    許多人認為加大投資有礙於產業升級，比如馬光遠先生為反駁林毅夫，於9月13日撰文《中國經濟：靠什麼還能快速增長二十年？》，就指責中國經濟由於「過度依賴」「投資」，導致「不可遏制陷入下滑的境地」以及「產業低端」。那麼在馬光遠先生眼中中國產業到底如何低端呢？就在此文發表不久前，馬光遠在微博上稱在金磚四國中，中國製造業水平處在最低端。對 馬先生的判斷，讓我有恍如隔世之感。現在中國向俄羅斯和巴西出口的主要是製造業產品，而俄羅斯和巴西向中國出口的主要是礦產資源，中國無論如何不會比這兩 個國家的產業水平更低。像俄羅斯，除了吃蘇聯時代的老本賣點軍火以外，他在製造業方面還有什麼拿的出手來的呢？難道不正是普京前段時間訪華時簽約讓中國企 業去俄羅斯投資建拖拉機廠和LED工廠嗎？像巴西，它向中國出口鐵礦石，中國則向其出口裝載礦石的四十萬噸級的巨型貨輪，產業水平誰高誰低不是一目瞭然 嗎？至於印度，那就更沒有資格與中國比較了，總不能認為一個動輒全國大停電的國家的產業水平會高於中國吧。馬關遠先生對中國製造業的發展現狀如此無知，難 怪他會做出加大投資會阻礙產業升級的荒唐結論。事實恰恰相反，依靠著長期的投資，中國的產業水平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

    陳志武先生也堅決反對加大基礎設施投資，他認為中國經濟過於依靠外需和投資拉動，今後應該加大消費的比例。陳志武教授這樣講，並非毫無道理，不過當前沒必要將投資和消費對立起來，而且中國消費所佔的比例一向被嚴重低估了，英國經濟學家、前倫敦副市長約翰·羅思（John Ross）不久前就撰文指出，在全球諸大經濟體當中，近年來中國的消費增長是最快的。更令我們吃驚的是，9月4日陳志武發微博稱，要求擴大消費，可就在此前，他剛發了一條微博，反對提高工人的收入和四年前通過的《勞動合同法》。如此自相矛盾，幾乎讓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請問陳教授，消費的擴大主要依靠占人口多數的工薪階層，不提高工人的收入，怎能擴大消費呢？您既反對投資拉動，又反對靠提高工薪階級的收入來擴大消費，那麼您到底想要什麼呢？您想讓中國經濟坐以待斃嗎？

    在好多人嘴裡，擴大消費僅僅是一個用來反對加強投資的幌子而已。像陳志武這樣一面要求擴大消費、反對投資一面卻又抱怨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大有人在。

    還有人認為，要拉動經濟不應該指望投資，而應該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完成，比如，成思危先生最近就說，「用大量的投資的經濟刺激的辦法，那只能打一個強心 針，甚至是飲鴆止渴」，應該從「提高勞動生產率」入手。成先生這真是只要結果不要手段啊！請問成先生，難道單靠改進管理就能無限提高勞動生產率嗎？難道提 高生產率就不需要採用更新式或更高級的機器設備——這實際上就是投資——了嗎？難道用機器即投資代替人力不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根本性出路嗎？用風鑽進行作 業，再怎麼深挖潛力，也不如投資改用隧道掘進機呀。成思危先生的宏論，真是有悖常識。

    郎咸平近日稱，正是2008年以投資為主的「四萬億」計劃，導致了今天中國經濟重新陷入困境。這真是罔顧事實。請問郎先生，難道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冰 島、美國經濟不見起色，甚至陷入嚴重的負增長，也是由於他們推行了「四萬億」的政策導致的嗎？當前中國經濟下滑，很明顯主要是因為受經濟週期因素和世界經 濟再次低迷的拖累。2008年中國經濟因為得益於四萬計劃而在全球一枝獨秀，怎麼反倒成了罪過？四萬億帶來地產過熱、通貨膨脹等副作用，對此正確的態度應 該是在新的投資中儘量設法減少上述副作用，而不是因噎廢食。

    郎咸平還將基礎設施建設與民生問題對立起來。比如前段時間北京的大暴雨暴露出下水道系統可能滯後於城市發展 的問題，郎咸平借題發揮，要求「停止新四萬億（投資計劃），把錢省下改善民生」，不要把錢「浪費在高鐵高速公路鋼廠」等上面。請問郎先生，難道大規模修建 下水道就不需要鋼材水泥了嗎？難道高鐵和高速公路就不會提高鋼材水泥的運輸效率從而降低包括下水道在內的各種設施的建設成本了嗎？

    如果說上述學者反對基礎設施投資的觀點讓我們感到荒唐的話，那麼在對比一下潘石屹先生的夫人張欣女士的觀點，就會讓我們感覺他們倒是極為理性了。張欣女士 也積極反對基礎設施投資，但是9月13日，正在美國的張欣女士卻發微博稱美國商界對未來沒有信心，因此不去投資，按兵不動，這樣就沒有新的工作機會，增長 沒有希望。我們在啼笑皆非之餘，不禁要問一下張欣女士：您在美國主張要加強投資，否則經濟就沒有增長，就沒有新的工作機會，可是，為什麼在中國，您與您的 朋友們卻堅決反對投資拉動經濟呢？難道張女士您是希望美國好而不希望中國好嗎？

    9月19日，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先生指出，「許多經濟專家像娛樂節目主持人一樣討論問題，經濟專家八卦化，其吸引眼球的噱頭就是唱衰中國。」對照上述人物的荒唐言論，筆者不得不承認黃奇帆先生的結論還是很客觀的。

    補充一下，中國針對當前的經濟形勢所需要採取的對策，筆者認為絕非進行基礎投資一途，同時還需要加大對富人的稅收（不久前林毅夫也曾提出這一點）、提高工薪階級的收入，以及加大保障房建設的力度等。

    就在中國的媒體對基礎設施投資大肆口誅筆伐之時，9月13日，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彼得·戴蒙德在紐約舉行的年度彭博市場50峰會上卻表示，「多 年來，美國在基礎設施上投資不足，為了提振經濟，美國應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因為「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是最具生產力的經濟刺激舉措，不僅可以創造大量就業， 還能為未來夯下堅實基礎。」

    連諾獎得主都在追隨中國了，那麼那些一貫唯西方馬首是瞻的學者和名人們，為何非得要中國放棄多年來屢試不爽的政策呢？復 旦大學韋森教授的一番言論，能讓我們茅塞頓開。不久前，韋森教授公開反對官方再次「啟動新一輪大規模的基建項目投資」拉動經濟，其理由是這樣會阻止「避免 不了」的「經濟下滑」，以至於讓「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失去了藉口。中國的體制確實存在問題，筆者也主張要進行改進，不過像韋森教授，竟然企圖通過主動製造 中國經濟崩潰來達到這一目的，這不由得讓筆者望而生畏，不寒而慄。

小微貸款的基礎設施在哪裡？ 張化橋

氣爆案後　買房必看「地下嫌惡設施」

摩根士丹利殺入天然氣現貨業務 開建天然氣出口設施

據路透社獨家消息，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已經悄然提交計劃，要建造和運營美國首批壓縮天然氣出口設施的其中之一。這是該公司重返現貨大宗商品市場的第一個跡象，盡管他們將現貨原油業務出售。

該公司5月向美國能源部化石能源辦公室提交了一份23頁的申請，概述了在德州Freeport港附近建設、擁有並運營天然氣壓縮和集裝箱裝運設施的計劃。該設施計劃每年出口600億立方米壓縮天然氣(CNG)。

雖然項目規模小於大型的液化天然氣(LNG)項目，但突顯出摩根士丹利利用自身地位的能力。摩根士丹利是可以擁有和運營原材料制造、存儲和運營設施的兩家華爾街銀行之一，另一家是高盛 。

這也展現了出口國內廉價天然氣的一種靈活、新穎的方式。美國利用壓裂技術革命生產的天然氣數量創下紀錄高位，可以出口到加勒比國家替代石油進行發電。

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國你可以用4美元的價格來收集天然氣，再用1美元來運輸和氣化，成本就是5美元，但是售價可以超過20美元，所以非常有利可圖。”

根據申請文件，摩根士丹利計劃將壓縮天然氣出口到多米尼加、巴拿馬、危地馬拉、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和哥斯達黎加，美國與這些國家都有自由貿易協議。摩根士丹利的申請此前未被媒體報道。

摩根士丹利的發言人拒絕對申請文件之外的內容置評。

熟悉該計劃的消息人士估計，建設的成本介於3000~5000萬美元之間，而且對於接收方的投資需求達到最小化。絕大多數支出用於購買數以千計、運輸天然氣的集裝箱。

根據申請文件，自項目獲批之後，摩根士丹利將需要12個月完成工廠建設。

申請企業名稱為Wentworth Gas Marketing LLC，註冊地在特拉華州，該公司在紐約帕切斯也有辦公地址，這也是摩根士丹利大宗商品集團Morgan Stanley Capital Group的地址。

不過，目前摩根士丹利正在出售現貨石油資產，因為美聯儲在審查銀行參與大宗商品市場的情況。對一些監管機構而言，現貨大宗商品代表著巨大風險：如果運營方面出了問題，比如海上鉆井發生漏油，有可能嚴重影響信譽，沖擊銀行股價，動搖銀行穩定性，進而影響到整個金融體系。

要保護環境，還是要發展基礎設施金磚銀行：千億美元投資何處

與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不同，金磚銀行更多扮演功能性銀行的角色，更聚焦於基礎設施建設和可持續發展領域。但優先投資哪個領域、如何應對西方對基礎設施建設破壞環境的質疑、如何平衡金磚五國的利益？

從7月15日“金磚五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在巴西宣布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下稱金磚銀行）起，各界就對其1000億美元的初始核定資本的使用計劃產生極大興趣。

金磚五國表示，金磚銀行的宗旨是為金磚國家及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可持續發展”提供資金。這意味著，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對歷史文化、疾病救助和扶貧項目等領域的廣泛關註不同，金磚銀行更多扮演功能性銀行的角色，更聚焦於基礎設施建設和可持續發展領域。

“目前國內輿論的重心都在討論如何做基礎設施上，而忽略了後半句講的‘可持續’。”複旦大學金磚國家研究中心副教授朱傑進說，後者才是更應關註的問題。

由於具體的資金安排細節尚未出爐，金磚銀行將如何圍繞上述兩項宗旨進行投資就顯得越發神秘。

最近，哥倫比亞大學金融學教授斯蒂芬妮·格里菲斯-瓊斯（Stephany Griffith-Jones）對英國媒體表示，她剛剛為聯合國撰寫了一份金磚銀行討論稿，其中金磚銀行已經認定太陽能是他們的工作重點之一，盡管具體資金和項目安排還需時日，但金磚銀行對太陽能的發展“非常興奮”。

咨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Frost & Sullivan）分析師帕拉蒙·迪伯（Pramod Dibble）評論說，南非、印度、巴西等國普遍面臨缺電危機，與其貸款耗費巨資改造升級當地輸電系統，還不如發展更多分布式的小型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而一旦金磚銀行確定小型分布式發電系統成為主要資助對象，那此舉對金磚國家的可再生能源投資，將是“極其重大的事件”。

巴西推動可再生能源的非營利組織Ideal Institute總裁莫羅·帕索斯（Mauro Passos）表示，金磚銀行優先發展清潔能源的舉措，正是其區別於其他開發銀行的差異。

在此之前，盡管私人資本對可再生能源投資已經有巨大增長，但由於可再生能源的高成本、低收益和風險性，推動其增長的資本主要來自公共部門。格里菲斯-瓊斯在一份名為《發展中國家可再生能源融資：機制和責任》報告中提出，歐盟不應該對私人資本和低收入國家投資可再生能源有過高期望和要求，而應該建立更豐富的融資機制，以解決可再生能源的推廣問題。

實際上，早在金磚銀行提出成立之初，新能源就是其重點方向之一。2012年3月，金磚五國第一次討論設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就提出該銀行可提供資金支持包括綠色技術等在內的多個領域。包括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內的經濟學家就曾提出資金用於利用綠色技術應對氣候變化的建議。

在格里菲斯·瓊斯看來，可持續發展成為金磚銀行的重點內容，背後有著必然因素。首先，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均為碳排放大國，更為重要的是，從2010年起，金磚五國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領域中已經悄然崛起。她發現，2010年之前，全球的可再生能源投資一直被發達國家主導，但2010年開始，這一現象已經被逆轉，發展中國家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猛增，其中絕大部分的投資都來自“金磚五國”。

但在朱傑進看來，投資方向傾向於綠色領域，還僅僅是金磚銀行強調“可持續”的一方面，更重要的背景來自金磚五國需要應對西方社會對新興經濟體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強烈質疑。

“西方價值觀一直認為，發展中國家做基礎設施建設，那就意味著破壞環境。”複旦大學金磚國家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逸說，對於水電站等項目，在西方價值觀中則無疑是反對的，“水電、核電等基礎設施項目，也一直不被世界銀行支持”。

而如今，基礎設施建設無疑對金磚五國都有著重要意義。此前印度一直依賴世界銀行的貸款支持本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但由於印度從世界銀行獲得的資金越來越少，金磚銀行將會成為新的融資渠道；對中國來說，金磚銀行可以將巨額的外匯儲備投入到實體經濟當中，化解國內過剩的基礎設施建設產能，讓基礎設施建設“走出去”。

朱傑進表示，這樣的背景下，核電站、水電站等原來被世界銀行否定的貸款項目將可能被重新撿起，對環境保護而言到底是福音還是災難，就取決於金磚五國到底要堅持怎樣的發展理念。

“這實際就成為一場標準之爭。”朱認為，到底是遵循西方認為基礎設施建設破壞環境的價值觀，還是建立一套新的價值觀，成為急需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的金磚五國必須解決的問題。

“那麽，能不能將對建設水電站的擔憂變成更為嚴格的審核和管理，將對發展中國家環境惡化的擔憂變成發達國家以更優惠的價格轉移環保技術？”沈逸認為，中國需要發出自己的主張，那便是將基礎設施建設與可持續發展結合在一起。

反對者認為，由於缺乏具體的環境審核措施，借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重新拾起已經被西方拋棄的大壩建設，對新興經濟體而言，則可能是重蹈西方覆轍。

在金磚五國內部，聲音也並非完全一致。印度和中國希望擴大可再生能源規模，但俄羅斯卻希望向中國銷售更多油氣。西方媒體認為，如果中國大力發展太陽能，那麽對天然氣的需求則會下降，而俄羅斯毫無疑問將繼續堅持發展油氣。

中國施壓澳大利亞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據澳大利亞Financial Review報道，中國正在施壓澳大利亞最快下月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是有中國所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AIIB被視為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亞洲開發銀行(ADB)的主要競爭對手。IMF和ADB主要由發達國家(美國和日本)控制和主導。

中國為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已經大約有20個成員國，註冊資本為500億美元。該機構的經濟官員正在和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14個國家進行磋商，以期更多的成員國加入。上述14個國家均有有意加入AIIB，但是尚未簽署最終協議。有消息稱，中國的財政官員希望可以10月和澳大利亞簽署諒解備忘錄(加入AIIB)。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本周和印度總理莫迪會晤中或向印度施壓，邀請其加入AIIB，中印兩國均是金磚四國(BRICS)的成員。

澳財長Joe Hockey 和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曾在6月就相關問題進行過討論，澳大利亞對於金磚四國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想法和發展表示了認同。不過澳大利亞對於加入AIIB是否會現有的ADB造成負面影響有所擔憂。因此至今為止尚未有實質性的結果公布。

在本周舉行的G20財長會議上，基礎設施投資和發展是主要議題。不過外界普遍預計中國不會利用此機會在正式場合拉攏其他國家加入AIIB。（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亞開行總裁：不歡迎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亞洲開發銀行（下文簡稱“亞開行”)總裁中尾武彥周四表示，不歡迎成立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國牽頭成立的另一家區域性銀行。

“我表示理解但不歡迎，”中尾武彥稱。“我也不太擔心。”

據中新社報道，21個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今日齊聚北京，共同簽署了亞投行備忘錄，籌建工作邁出關鍵一步。

中尾武彥此時作出“不歡迎”的表態，與兩家銀行的使命和主導者不無關系。

中尾武彥稱，“外界存在一種誤解，認為亞開行是為了減少貧困，亞投行是支持基礎設施，但這兩個銀行業務的目的主要都是促進基礎設施建設。”不過，他表示，並不太擔心競爭問題，因為成立於1996年的亞洲開發銀行已經有很多員工和經驗。他還淡化了亞開行員工跳槽至亞投行的可能性。

新華社今日援引《籌建亞投行備忘錄》稱，亞投行的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目標為500億美元左右，實繳資本為認繳資本的20%。亞投行的法定資本金接近亞開行1600億美元的2/3。見聞網站昨日介紹過，日本和美國是亞開行最大股東，分別持股15.7%和15.6%。自1966年以來，亞開行的行長一直由日本人擔任。而亞投行的構想來自習近平主席，由中國主要發起設立。 

據路透社報道，中尾武彥今年5月時還曾經表示，“非常願意”與中國倡議成立的一家發展亞洲基礎設施項目的多邊銀行展開合作。”

實際上，不只是日本，此前對加入亞投行頗有興趣的部分歐盟國家、澳大利亞、韓國以及印度尼西亞最近都改變了初衷。《澳大利亞金融評論》今日報道稱，美國國務卿克里要求澳大利亞不要加入中國牽頭籌建的亞投行。

《紐約時報》更是在本月早些時候就報道稱，美國官員“以前所未有的決心遊說”反對該銀行，“極力勸說重要盟友拒絕該項目”。為了擴大範圍，中國已邀請並贏得了一些富有中東國家的支持。但若華盛頓能說服韓國和澳大利亞放棄，就能確保新銀行里的幾乎所有成員都是較小國家，從而削弱中國尋求的聲譽和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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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模式在中國環保和市政基礎設施項目中的實踐-金永祥

講座紀要：PPP模式在中國環保和市政基礎設施項目中的實踐-金永祥 作者：肖喆、董宜安 前言： 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與私人合作，政府監管，私人投資。 起源：上世紀80年代出現,中等發達國家債務危機，泰國、阿根廷、土耳其當時很富裕，借了外債還不起，然後就只能搞ppp。 以BOT的模式首次出現在土耳其。英國，撒切爾夫人時代，由於工黨長期執政，導致大量財富積累，撒切爾推進市場化，大規模私有化，基礎領域采取的是PPP模式。PPP比BOT定義更寬泛。 第一個問題：為什麽選擇PPP？因為財政沒錢。 PPP發展的五個階段： 改革開放初期，外資首次進入中國，以深圳沙角壁電廠作為典型案例。 1994年鄒家華出國訪問，從日本習得BOT項目經驗。回來做了5個項目，2個做成了：廣西來賓B電廠，成都第六自來水廠。沒做成的三個：君山長江大橋、長沙望城電廠、廣州電排高速公路。此後的項目經驗基本都是從廣西項目學到的，要搞ppp，一定要註入規範的基因。 03-08年，ppp項目非常多，7000-8000個。 2009-2013年，反複的階段。因為金融危機來了，中國搞四萬億項目，政府有錢了把ppp都了買回來，不但損害了ppp，民營經濟也被打擊。之後國家發現四萬億不行了，搞出民營36條想讓民營進來，2010年2011年，又來了個新民營經濟36條，繼續想讓民營進來，但效果不好，因為民營被打擊了沒緩過來。這個階段的ppp，變成政府和國企一起，市場變成了國企，而不是私企，ppp發生了變異。 十八大以後，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現在對ppp期待很高，因為輸不起，否則沒有未來。十八大提出新四化：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ppp重點關註城鎮化，遇到的問題：    政府決策效率問題：因為政府控制資源最多，可以調動大資源做大事，所以決策很重要，因為國內沒有議會、立法、司法、行政、媒體等監管，主要是市委書記or市長一個人起作用，很容易做錯決定，造成資源利用效率低下。 政府沒有錢： 城市地下建設非常缺，但沒有錢 環保問題：霧霾、垃圾圍城 老齡化：未富先老，全國平均3個人養一個老人前 政府沒錢，土地財政不能支撐經濟發展 政府平臺公司欠債還不起，初步測算大概欠20萬億     總之，現在財政已經不能支撐政府，雖然財政沒有錢，但老百姓有錢，因為銀行存款很多。     政府無奈的選擇了ppp，引入社會資金。十八大以後，政府密集出臺文件，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出臺的文件，要轉變發展方式，現在具備條件，否則活不下去了。地方政府未來融資只有兩個選擇：1.公益性的項目：發債；2.非公益性的：ppp     而且在ppp路上，我們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做好了，會變成英國，高速發展期，做不好，中等發達國家陷阱。樓繼偉：ppp是緩解重要手段，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一個重要措施，上升成為國家戰略。 第二個問題：PPP常識，只要是不是財政出的錢，國企還是民企都可以。     從我國國情來看， PPP中的private是不是國有或者民營並不重要，只要錢是從財政外面來的，可以帶動經濟，就可以。     重點是：特許經營，項目融資。PPP很多都是特許經營，但並不是全部。地方政府用ppp，主要是因為缺錢，錢是ppp里面核心的問題，很多高大上的央企，債務都到80-90%了，很容易破產。未來央企在ppp里面起到的作用很小。要用項目本身的信用，完成融資。項目自己為自己擔保。銀行必須管控風險，才能讓ppp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第三個問題：兩個案例 導致PPP模式被大規模推廣的項目：北京第十水廠，在北京定福莊，1998年立項，占地180畝，總投資23億元，設計處理能力50萬噸/天，但拖至2012年底才動工，計劃2014年底建成通水。 第一版水價方案：自來水公司和市政設計院測算水價：6.9元/噸。報給市長汪光燾因為太貴被打回來，打算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五家機構競標：法國蘇伊士和香港新世界聯合體（蘇伊士聯合體），日本三菱和英國安格利安聯合體（安菱聯合體），法國威立雅，英國泰晤士和日本三井聯合體，以及意大利一家水務公司。開標結果1.15元/噸，安陵聯合體中標。 巨大的差額導致汪之後去做建設部長，開始推行BOT模式大規模的建設汙水處理廠，所以現在的案例很多都是汙水處理廠。（日本大多是：醫院學校監獄，因為推行ppp的時候日本的水廠已經建設完了）。 該項目經歷了五個重大事件造成16年後才建成： 工業企業外遷造成用水量下降，（因為2000年之後工企業外遷造成用水量劇減，工業企業用水比民用大的多的多，但已經和外國人簽約，沒法說不幹，政府為了不違約，拖了7年，最後2005年外國人跑了） 原水不夠，上遊截留。 歐洲巨變，歐盟東擴，匈牙利，羅馬尼亞進入，英國投資者要回防擴大歐洲市場。 奧運申辦成功，北京第三機場，跑道把飲水路由占了，沒2年時間根本選不出來。 失敗案例如何走出困境。鄭州白廟水廠，和法國公司合作，TOT項目，簽的時候亂欠，之後政府發現吃虧了，違約不給錢，外國人上告（政府違約是ppp里面一大公害）。     處理辦法：１.政府做財務上評估；２.商務條款是不是合理。     發現：回報率達到30%多，風險和收益是對等的，保護外國人的都有，保護政府的沒有。談判，鬥而不破，黑白臉，外國人最後妥協，補上了保護政府的條款，回報率變成了10%。（來自節能環保那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