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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門戶大開之時，究竟是危機還是商機？七月初，正當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利弊得失，在台灣各角落輪番辯證，甚至激烈抗爭之時，一群台灣業者已經急切直奔對岸，搶先出擊。

七月五日，距離台灣一千六百公里，這裡是中國四大直轄市之一的天津市。

二○一一年起，天津市因為爭取到中國石化公司等重量級央企、國企的鉅額投資，竟然接連兩年取代上海，成為全中國人均GDP最高的城市（約新台幣四十五萬元，或台灣的七四％）。在這裡，民國初年的歷史建築、全中國第一台電梯的古老百貨公司，依著海河，點綴這個城市。

這一天，七萬多名買主湧入天津市郊的會展中心，參加剛開幕的台灣名品展；第二天暴增到十二萬餘人。四天活動下來，累計超過五十萬人次，是天津市開放一般民眾參觀、規模最大的展會，成交金額新台幣一百八十四億元，力抗中國經濟成長放緩的低迷氣氛。

賣小掛鉤的日營業額是百貨專櫃五倍

人潮流進流出，來自台中的鐵碳企業，以真空吸盤技術為基底所開發出的各式掛鉤、廚衛用品，特定產品賣到連架上的展示品都被買走；光是第一天對專業買主的業績，就超過新台幣十萬元，是該公司參展日均營收的兩倍，也是鐵碳去年台灣、中國、日本等約六十個百貨零售據點日均營業額的五倍。

鐵碳在二○○八年金融海嘯後，開始從建築用專業工具轉向家用消費品，中國市場的起飛是營運成長的最大推力，董事長陳隆志談起中國，笑得眼睛都瞇了起來。小小一個掛鉤不到新台幣兩百元，卻有超過五成的毛利率、今年貢獻超過兩億元的營收，明年還將衝高到四億元。這是台灣中小企業走出台灣，在中國搶市場、搶鎂光燈、搶消費者最典型的代表，而不必坐困台灣，等著外來商品競爭。

賣遙控直升機的平均兩分鐘，就成交一台

再往前行約五十公尺，佳鎂洋行飛在半空中的遙控直升機相當吸睛，短短十分鐘就賣出四、五台要價近新台幣一千元的產品；穿過展場大廳進入食品區，京工興業的蔬菜養生飲品攤位旁，圍了兩圈人潮，有人交頭接耳說：「這我去年買過，今年還再買。」旁邊販售牛軋糖的糖村，今年首日銷售業績也比去年參展時增加兩成。

面對服貿協議給台灣產業帶來的不安定感，外貿協會董事長王志剛以當年經濟部長任內，在質疑與抱怨聲中，先後開放麥當勞、寶僑（P&G）進入台灣市場，最後反而給台灣餐飲界引進西式管理、激盪產品升級的例子，鼓勵台商與其自怨自艾，不如採用開放的態度，乘機主動出擊。

展場中主動出擊，寫下起死回生故事的，來自南投名間的品香茶業正是一例。

這個有五十四年歷史的茶廠，已傳到第四代黃立倫的手上。然而，過去十年裡，因為中國、東南亞等茶葉的氾濫進口，及台灣高價茶因經濟疲軟不再熱銷，一度讓這家老茶廠連年虧損千萬元，積累三代打下的基礎，眼看著就要全數虧空，終於讓他破釜沉舟，決定另闢蹊徑。

但這條蹊徑也是險招，黃立倫希望讓品香從過去只供應食品大廠的代工模式，走向高端自有品牌。第一個想攻的市場，就是金字塔頂端消費力驚人的中國。

賣高價茶葉的打開活路，老廠轉虧為盈

然而，這個決定卻讓母親憂心忡忡。因為品香曾在一九九九年前後，短短三年在中國華南快速開出三十多個門市，不料出了貨卻收不到錢，最後所有據點全數被當地合作夥伴鯨吞，讓品香走上了連年虧損的路。

這次，再回中國戰場，怎麼切入？正當黃立倫苦思之際，外貿協會的台灣名品展也從二○○九年南京站起跑了，品香二○○五年起已接受貿協輔導發展品牌、包裝、行銷，於是決定順勢從這個展會試水溫。

黃立倫沒料到的是，這竟然成了品香反轉向上的轉折點。一次一次的參展，一點一點打開品香的知名度，名品展到今年七月已舉辦了二十五場，品香只缺席過一次，現場零售並不是重點，而是藉由這個展會累計接觸七百多個中國經銷商，再經過實地暗訪等機制，從中選出七個合作夥伴。

隨著中國市場大門一步步推開，品香專注經營中國人口一％的最高端市場，中國市場賣得越貴、越是有人買的奇妙特性，讓公司終於在二○一○年擺脫連年虧損，重新走上獲利之路。去年品香營收五千萬元，雖然規模仍小，卻已是二○○八年低潮時的六倍多，今年順勢大推平價的袋茶副品牌，再給自己找新活路。

王志剛從名品展的經驗看到台灣商品實力， 這次他一到天津，河北省、貴州省等首長就邀他明年一定要到當地辦名品展，顯示台灣產品很有實力在海外市場打出漂亮的戰役。

參加展會不是推動自有品牌的唯一途徑，也不保證必然成功，卻是進軍海外、蒐集當地市場特性的管道。王志剛坦言，台灣貿易走向全面開放是必然趨勢，現在「會有一些痛苦的過程」，但只要政策配套得宜，廠商也許能藉由轉換心態，反向從中找新商機。

六月十日，韓國央行宣布降息，這是去年八月以來第四次，韓國基準利率也因此降至一．五％，是史上最低水準。

韓國降息救經濟，是內外交迫的結果。

觀光業，首當其衝陸客不來消費，迫使央行降息救經濟

至今年第一季為止，韓國已連續四季經濟成長率不到一％，在MERS疫情爆發下，第二季也不容樂觀；長期來看，韓國出口持續衰退，更讓韓國政府芒刺在背。

而這些內憂與外患，共同原因都出自韓國的「中國病」。韓國經濟不分內、外，不分質、量、產業，都受到中國影響。

內 需方面，二○一四年，訪韓的中國遊客人數達六百萬，占外國遊客比率四三％，是最大遊客來源；不只人多，消費實力也驚人，去年中國旅客在韓國消費金額為十四 兆韓元（約合新台幣四千二百億元），比三大財閥︱︱三星、LG、現代汽車今年第一季的淨利總和，還高出一倍。也因此，MERS讓中國客訪韓銳減，成為韓國 央行出手降息的關鍵。

外銷方面，近來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成長減速，導致今年五月韓國出口全額較去年同期呈兩位數衰退（近一一％），創 六年來最大跌幅，也是連續五個月衰退。據韓國通商統計廳數據，二○○○年至二○○八年，也就是金融風暴前八年，韓國出口年成長率將近一二％，但最近三年只 有一％。

各產業，都被「染紅」中國電商、保險，砸錢入股韓國品牌

中國是韓國最大出口市場，出口依存度（出口占GDP比重）約一六％，高於台灣、日本、東協等國。韓國貿易出超近六成來自中國，顯見經濟依賴之深。

中國因素不只影響韓國經濟的「量」，也改變它的「質」。在中韓自由貿易協定（FTA）正式簽署的第二天（六月二日），中國電商「聚美優品」執行長陳歐前往韓國，找上韓國化妝品三大品牌旗下之一的It's Skin，他在微博上表示「聊得開心，就幾千萬美元直接入股了。」

另一家中國集團網易旗下的電商「考拉海購」，收購一線韓國化妝品品牌已超過二十個。不久前中國的安邦保險，以近十億美元代價，收購韓國保險公司東洋生命超過六成股權，這是中資首次進入韓國保險市場，東洋生命股價和年初相比已上漲四成。

更令人驚奇的是，韓國度假勝地濟州島，有近六成土地已被中國買家收購，其面積超過有「韓國華爾街」之稱的首爾汝矣島四倍。如今，輿論已將濟州島稱為「中國島」。

中 國客也改變了韓國相關地區的面貌。在首爾的繁華購物區明洞，三年前，化妝品店不到四十家，而去年底已增至近一百三十家。以店面最多的「自然樂園」 （Nature Republic）來說，一家分店一天就接待三千名遊客，到週末時更增加到五千名，其中七成是中國遊客。從前年開始，韓國當局開始在明洞設置會說中文的觀 光警察。

從現況來看，很容易得出「韓國過度依賴中國」這個結論，但這並非問題根源。缺乏天然資源、國內市場狹小的韓國，只有往外發展才有出 路。一九六○年代開始，確立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形態，正是韓國得以實現「漢江奇蹟」的關鍵；今天即使不依賴中國，韓國仍要依賴某個外國市場，因為資源有 限，韓國只能選擇一個最有利可圖的出口市場去壓寶。

大財閥，太依賴中國當中國市場表現差，韓國經濟跟著壞

事實上在一九八○年代，韓國對美國出口比重達四○％，到一九九○年代韓國對美、日的出口比重，也分別達三○％及二○％。韓國只不過是從過去的依賴美、日，轉變為如今依賴中國而已。

因此，依賴中國或美、日，並非韓國經濟的主要問題，財閥對韓國的出口舉足輕重，它在中國市場表現不佳，也連帶影響韓國經濟，這才是出口依賴中國的根源。

二○一四年，三星全球營收衰退一成，是九年來首度下滑，關鍵之一，就是其中國市場營收衰退超過一七％。三星來自中國的營收，占其總營收近兩成，甚至還高於在韓國本土的營收。

像三星這樣的大財閥，業務集中在少數幾個領域，當它在中國市場這幾個少數領域吃敗仗，營收下滑就拖累整個經濟。

韓 國的大財閥，不是市場運作的結果，而是過去政府以補貼與優惠貸款扶植起來的。大量資源被刻意輸送給財閥，韓國中小企業就很難與其競爭，這從人才流動就可看 出：雖然韓國企業有九成以上是中小企業，但年輕人出校門後，皆以進入大企業為第一志願，因為中小企業起薪，只有大企業的一半。

政府之手，才是禍首扶植特定財團種苦果，現又干預分配

韓 國總統朴槿惠的財經軍師，也是韓國企畫財政部長崔炅煥，上任後推出的「崔經濟學」（Choinomics），正是想扭轉韓國「頭重腳輕」的經濟結構。「崔 經濟學」目的是想提高家計部門所得，以振興國內消費，方法則是以免稅方式鼓勵財閥加薪，並對企業獲利課稅，以誘使其分配獲利。

去年八月，崔炅煥推出四十一兆韓元的經濟刺激方案，也是想協助中小企業等弱勢部門。

不 過這套方案與其說是成長策略，不如說是所得重分配策略。硬逼財閥對員工加薪，把少數股東手上的獲利，強迫分給多數勞工，一來每個勞工增加的收入微不足道， 能帶動的消費有限；二來這也將引起股東的防衛行為，他們將採取各種手段以避免其獲利被瓜分，這只會徒然增加企業經營的成本。

至於協助中小企業的經濟刺激方案，也是透過舉債來應付。目前韓國政府負債已創歷史新高，家計部門負債占其可支配所得，也超過一五○％。政府舉債以刺激經濟，不過是將下一代財富轉移到上一代人身上，不是把餅做更大。

然 而財閥之所以崛起，正是韓國政府的重分配政策造成的。如今韓國政府左手對他人抽血輸送給財閥，右手再從財閥身上抽血輸送給別人，移來移去都不脫韓國政府有 形之手的操縱。韓國經濟自由度排名不但在亞洲四小龍中墊底，也不如近年來大力競爭的日本，和其計畫經濟色彩有絕大關係。

在政府干預經濟的邊際效益已逐漸遞減下，韓國政府減少對資源的操縱，以讓更多中小企業崛起，乃是唯一可行之道。

朴槿惠曾提出以調整經濟結構為主的「三年改革計畫」，透過放寬限制來培養韓國醫療、金融及中小企業，正如該計畫所說「擺脫對財閥的依賴，培育出可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的新產業」。韓國經濟的前景，就要看它能在這條擺脫有形之手干預的道路上，最後能走多遠了。

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趙偉國）倡導兩岸半導體業合作，與聯發科的立場不謀而合。」

這樣看似虧錢的生意，他卻願意做，關鍵，就是清華大學的官方色彩。「全世界都是這樣，人脈，誰也不能迴避。另外，我和清華合作還有原因，為了我自身安全，因為這樣，我不必通過非正常的手段去和政府拉關係。」

畢業二十多年，他持續捐款給清華大學，取得互信，光是今年，便捐贈超過新台幣七億元，名列中國網路媒體統計「中國大學最慷慨校友排行」第十名。

現在的台灣廠商，就是在跟這樣一個知道抓重點，找到一個最佳施力位置，便大膽槓桿的對手打交道。

交手，他談股價而非技術三年看成效，若經營不善恐變棄子

趙偉國跟台灣企業交手時，常談股價而不談技術，因為看透國際化購併時代來臨，棋局重點逐漸轉往資金，「你知道其實資本永遠是隻看不見的手，幾乎是最有力量的手。」

當台灣人還認為炒股價追逐資本，是旁門左道，他直指：「企業家成功以後忘掉了資本對他所起的作用，認為都是自己幹出來的。」

台灣賣家對他的完美想像，也是他槓桿大家的恐懼與期待後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的追蹤採訪過程中，幾乎沒有廠商說出任何可能的合作風險。

但是，天底下沒有完美的交易與合作對象。

經手紫光入股力成與矽品案的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黃日燦說：「人家的鈔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要給你白花？只能說各取所需，大家各展神通，看到底最後是誰吃虧，誰佔便宜？」

我們不反對開放，也理解產業目前面臨的生存壓力，但任何抉擇，都有必須付出的成本與風險。台灣的企業家們必須有心理準備，自己是在跟誰合作。

面對自詡資本家跟企業家混合體的趙偉國，一位熟悉購併的金融業副總經理提醒，被財務投資人入股，最常見的風險有兩種：一是三年的私募股權閉鎖期屆滿後，「你怎麼知道他不會把你的股份賣給江蘇長電、南通富士通或其他中國封測廠？」

第二類風險，則是若台灣廠商的營運績效不如預期，大股東隨時可能聯合其他股東，要求公司分拆、改選董事會，或甚至撤換經營團隊。例如全球手機晶片龍頭高通因獲利下滑，遭激進投資人要求將公司一分為二。

就像是趙偉國談的好魚與臭魚論，他現在給得大方，但若競爭力不如預期，他也會棄如敝屣。

台灣最大快閃記憶體（NAND Flash）控制晶片廠群聯董事長潘健成說：「反正三年後就知道了，所有策略入股，成敗三年就看得出來。」

但未來，當中國挾國家資金走向海外，會有越來越多打著完美形象的「趙偉國們」出現。唯有看見完美背後的真實，台灣在這個與中國半導體共舞的競合賽局上，才能走得長久。

群聯董事長潘健成：「台灣本益比太低，如果有人願意買，把本益比拉高，我們有更多資金可以做更多事，對台灣沒有不好啊！」

中國以市場與資金吸納台灣年輕創業團隊，已是勢不可擋。我們該有的關鍵思考是：接下來，台灣是否有足夠的能量，再長出新的創業團隊？

要探究這點，我們必須坦然面對以下的荒謬現象：

台灣身為一個創業育成中心密度全球最高的國家，每年新創公司家數是創業大國以色列的五十七倍，但二十年來所孕育出唯一一間獨角獸（編按：市值超過十億美元公司）企業，竟然只有網路家庭（PChome），更遑論如韓國能養出Line一樣的國際網路公司。

在全球以網路為核心的大潮流上，我們完全落後。

本刊訪談了三十二個創業團隊，起初，我們的假設是：中國市場大、夠土豪，吸力太強。而台灣小，給的錢跟資源不夠，但結果卻完全不如我們想像。以下兩個團隊的自述，反應的是所有人的困境。

美國MBA創航運平台，中方一舉給他人民幣1億:在台灣沒人信他，找銀行合作， 只見得到櫃台小姐……

線上航運媒合平台「找好運」的負責人周子騫認為：看不懂，才是台灣新創環境的最大魔咒。

周子騫畢業於美國名校普渡大學M B A，畢業後在深圳一家國際顧問公司工作，年薪約九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二百八十萬元)。

二〇一四年回台灣創業，產品剛推出一個多月就決定西進，理由是：在台灣，沒人看懂它的模式。

找好運觀察，航運業是個有百年歷史以上的行業，但長久以來，竟然還是靠電話一家一家去問報價，再決定要找哪家公司承包貨運。周子騫於是打造一個線上媒合貨運平台，幫有貨運需求的企業找到合適的海、空運公司，整合資訊流。周子騫說透過找好運，運費只要傳統方式的一半，連一之鄉都透過他們送蜂蜜蛋糕到對岸。

去年八月入駐廈門愛特孵化器之前，該公司一個月營收不過新台幣十幾萬，現在一個月營收是新台幣一千二百五十萬元。看好航運業商機，周子騫還在今年五月推出航運業的放貸平台「貸好運」，與銀行和風險控管業者合作，放貸給沒現金支付船運或空運公司的攬貨公司。

他說，在台灣他找遍前幾大銀行合作，但大家都不相信世上竟有業者不用看房子或股票等抵押品，就放款給中小企業。大家不理解，其可以透過訂艙確認單上頭的每一筆貨運交易資料，去推算風險。

這是大數據思維的風險管理，在台灣，大家聽不懂。

但在中國，一家同樣是新創、成立兩年的金融科技公司「徙木」二話不說，就先放了人民幣一億元給周子騫，「他說這東西一億吧，壞帳就算二〇％好了……，要是你這兩千萬能夠當教育成本(而)做起來，你可以學習怎麼去做一個兩兆的市場，很划算啊。」

更令他感慨的是，中國第六大銀行招商銀行在廈門地區的負責人，主動找他在星期六早上出來喝咖啡、聊生意。在台灣，周子騫說：「我沒見過層級比櫃台小姐更大的人跟我慢慢聊。」

難道是因為中國比較土豪才敢投資？周子騫卻用另外一個角度回答我們:不，他們是更警覺。不冒險，就會被顛覆，所以願意傾聽。

他比Google更快推查號App，最後把公司賣給中國:

我走投無路，在台灣做沒收入的生意，不會被賞識。

看不懂，甚至已讓台灣新創團隊自願被中國買下。

WhatsTheNumber是台灣公司StorySense開發，兩岸三地第一個可搜尋公司行號電話的應用軟體，省去網頁搜尋店家電話的繁瑣步驟，一個App，就可以查到公司行號號碼並且完成撥號。這個功能看似簡單，卻是硬需求，連Google都晚它一年才推出這個功能。但就在去年，它被同樣是新創的中國公司「電話邦」以新台幣三億元購併，震驚網路圈。

該公司創辦人沈育德畢業自台大和麻省理工學院，說起當初為何決定把公司賣掉，成為電話邦的一員，他說:「走投無路。」後來又加了一句「在台灣，做沒有收入的生意，是不會被appreciate(賞識)的。」

他在台灣努力四年，燒掉兩千萬，累積了兩百萬用戶，但卻始終找不到伯樂。最後，反而是中國的電話邦看懂它，他只想了三個禮拜，就決定出嫁，如今在中國服務覆蓋設備數高達七億台。

值得思考的是，電話邦的創立時間比StorySense晚三年，而三億元只是華碩這種大公司單月營收的百分之一。

查號App可蒐集和分析用戶搜尋行為數據，深具商業價值，華碩一直到去年才在自家手機內建類似功能，但當年沈育德找上華碩合作時，對方並不領情。現在全中國主要的手機品牌，包括小米到華為，通通都內建電話邦服務。

台灣的一再錯過，關鍵點絕不在錢。

和以色列相比，兩國砸錢養新創，國發天使基金一案最高是新台幣一千萬元，以色列大約是一千五百萬至二千四百萬元，後者雖多出一倍，但成效差距卻是十倍之遠。比如以色列早在十七年前，慧眼養出連特斯拉都要靠它的先進駕駛系統公司「行動之眼」 (Mobileye)，市值現約一百零四億美元。

但今日，台灣最大的網路獨角獸，竟然是二十年前成立的老公司PChome，市值約十億五千萬美元，第二名是數字科技，市值三億美元。被譽為最懂兩岸、最優秀天使投資人之一，心元資本創始執行合夥人鄭博仁對此感到不可思議。

政府審核，過時到不可思議:我們最缺『看得懂的伯樂』停止把獲利當標準、 別再狂蓋創業基地了!

台灣不缺乏千里馬，缺的是能辨識千里馬的伯樂。

從政策主政者、下到創投業者、評審委員，大家都還停留在過去，這自然會帶來過時的法令(見上表)。

最簡單的例子比如:新創公司一定要立刻獲利，才算有潛力。

美國電商龍頭亞馬遜(Amazon)上市以來幾乎沒有獲利過，但將千億美元的營收幾乎全部再投入新投資，如無人機等，這讓它的股價比Google還高。而台灣的上市櫃相關法令，讓有志上市的網路公司，只能改走保守策略。

「這樣，如何養出一個國際級的網路公司？」之初創投合夥人林之晨成立AppWorks六年來，最詬病的法規就是這一條。

若翻開國發會創業天使計畫的申請書，連一筆最低一百萬的補助款，你都得把三十頁文件填完，詳盡到須詳填未來三年到五年新增員工人數、申請專利數、研發成果、預估產值、展店、對社會大眾產生之影響等。

這也是過去硬體思維的弊病。

鄭博仁說，台灣太熟悉半導體和IC設計這種算現金流的投資方式，但網路的商業模式已經改變。「我們太重視量化指標與KPI了，網路創業世界，沒有人會神算到三到五年後的世界!」一位法人機構的資深主管也不禁嘆口氣說。

全球最大線上叫車服務優步(Uber)成立僅七年，估值就超過通用汽車。在這個以秒速計算的世界裡，台灣還在用別人十分之一的速度前行。

甚至，補助評審往往是學術界大老，根本與實務脫節，連一位屆齡退休有創業經驗的教授都坦言：「我評審時常常懷疑自己會不會看走眼!」

這構成負向循環，政府看不懂，又愛砸錢補助，就像活動通創辦人謝耀輝所說：「政府搭好舞台就好，不要影響表演者(創業家)唱戲。最怕就是政府當導演，還選最佳男主角，為避免他演不好，(補助)還是找大咖，(導致)資源都在大咖身上。」最後，有前途的小企業只好出走找錢，大批留在台灣的新創公司則成為「彊屍新創」企業，只靠寫企畫書與取得補助度日。

新政府若再不大刀闊斧改變舊規則，只把焦點放在蓋創業基地上，虛擲的，不僅是納稅人的血汗錢，還有台灣年輕人們的未來。

撰文者李欣宜、顏瓊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