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商全線缺人 從游擊隊到正規軍靠培訓

日本“缺人” 安倍“壓力山大”

日本“缺人” 安倍“壓力山大”

一財網 盛媛 2016-02-28 15:37:00

日本自從1920年開始推行人口普查，每5年統計一次。盡管1975年起，日本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就開始一路走低，但2015年的這次統計是首次遭遇人口減少。即便是在二戰期間，日本的人口也沒有出現減少。聯合國預計，到2100年日本人口將少於非洲國家科特迪瓦，2014年科特迪瓦的人口是2080萬。

二季度勞動力需求大於供給 收銀員、餐廳服務員等職業很缺人

據人社部網站最新消息，人社部今日公布《2016年第二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市場供求狀況分析》，《分析》指出，三大區域市場勞動力需求均略大於供給。與去年同期相比，三大區域市場的供求人數均呈下降態勢;與上季度相比，除東部地區市場供求人數略有增長外，中、西部地區市場供求人數均有所減少。

全國十大城市崗位需求和求職排行榜顯示，推銷展銷人員、營業人員、收銀員、餐廳服務員、廚工、電子元件、器件制造人員、機械冷加工人員、簡單體力勞動人員等職業的用人需求較大，財會人員、行政辦公人員、治安保衛人員、機動車駕駛人員、秘書、打字員、行政業務人員等職業的用人需求相對較小。

圖片來源網絡

2016年第二季度，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對98個城市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市場供求信息進行了統計分析。

從供求對比看，用人單位通過公共就業服務機構招聘各類人員約497萬人，進入市場的求職者約472萬人，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約為1.05，比上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別下降了0.02和0.01，市場需求略大於供給。

與去年同期相比，本季度的需求人數和求職人數分別減少了50.8萬人和45.3萬人，各下降了9.5%和9%。與上季度相比，本季度的需求人數和求職人數分別減少了25.3萬人和22萬人，各下降了5.1%和4.8%。

與去年同期相比，三大區域市場的供求人數均呈下降態勢;與上季度相比，除東部地區市場供求人數略有增長外，中、西部地區市場供求人數均有所減少。

東、中、西部市場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分別為1.02、1.07、1.15，市場需求均略大於供給。

與去年同期相比，東部地區市場用人需求減少了30.7萬人，下降了10.5%，求職人數減少了28.6萬人，下降了10%;中部地區市場用人需求人數減少了13.9萬人，下降了9.9%，求職人數減少了8.2萬人，下降了6.6%;西部地區市場用人需求和求職人數分別減少了6.2萬人和8.5萬人，各下降了6.3%和9.5%。

與上季度相比，東部地區市場需求人數和求職人數分別增加了11.5萬人和12萬人，各增長了4.6%和4.9%;中部地區市場需求人數和求職人數分別減少了35.6萬人和32.1萬人，各下降了23.5%和23.9%;西部地區市場需求人數和求職人數分別減少了1.2萬人和1.9萬人，各下降了1.3%和2.3%。

從行業需求看，與去年同期相比，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等行業用人需求增長幅度較大，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房地產業等行業用人需求減少較多;與上季度相比，除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國際組織、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等行業用人需求有所增長外，其他各行業的用人需求均有所減少。

市場對具有技術等級和專業技術職稱勞動者的需求均大於供給。與去年同期相比，除對高級技師的用人需求有所增加外，對其他各技術等級和專業技術職稱的用人需求均有所減少;與上季度相比，除對初、中級技能和初級專業技術職稱的用人需求有所減少外，對其他各技術等級和專業技術職稱的用人需求均有所增加。

缺人缺編制 甘肅如何建立直抵最終端的食藥監管體系

中國的食藥監管體系18年內啟動了4場改革。全國各地的改革嘗試又形成了以天津為代表的整體合一模式、以浙江為代表的基層整合模式、以深圳為代表的統分結合模式，而甘肅則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

“2013年開始的改革，主要是圍繞解決長期以來食品藥品監管多頭管理、鄉鎮(街道)等基層‘短腿’、縣域技術監督‘空白’等體制瓶頸，堅持建立權威、統一、專業的單一食藥監管模式。”甘肅省食藥監局宣傳處處長李開銀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直抵最終端的監管

2013年4月，國務院印發《關於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藥品監管體制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啟動新一輪食藥監管體制改革。

“甘肅省沒有機械地落實國務院的改革部署，而是借改革的機遇，徹底解決長期以來困繞食藥安全監管的體制瓶頸，創造性地完成改革任務，一舉建成覆蓋全省、統一權威的‘四位一體’監管體系，為解決食藥安全問題奠定了堅實的體制基礎。”李開銀表示。

但是為了建立“四位一體”的監管體系，遠沒有李開銀想象的那麽簡單。一個原本沒有太多歷史積累的部門，缺人、缺編制、缺地盤。但是多番改革之後，手頭的任務卻加重極多。

“2013年監管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在各級政府完善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監管機構。根據國務院《意見》要求，工商、質監相應的食品安全監管隊伍和檢驗檢測機構劃轉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在鄉鎮或區域設立食品藥品監管派出機構。然而政策實際推行困難重重。加之財力和編制硬約束，許多地方也無力新設食品藥品監管派出機構。”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對本報表示。

“與此同時，中央要求各地在機構中將市縣政府機構數量控制在18~22個，強調一件事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但現實中地方政府機構數量普遍超編，隨著工商、質監部門屬地分級管理，機構數量超標問題更為嚴重。一方面是食品安全問責壓力，另一方面是機構改革的政績動力，於是整合職能相近的市場監管部門成為地方政府在政策過程中的理性選擇。”

同時根據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統計，機構改革前後食品安全監管對象從700萬增加到1100萬，但食藥監管人員編制僅從10.3萬增加到約16萬，兩者比例明顯失衡。

面對這樣的現狀，甘肅省食藥監改革者只能堅持自己的定位前行，用一份最美、最專業的“商業計劃書”，去爭取黨委政府給予支持。

在李開銀看來，此前三輪改革僅僅是解決了專業化的監管體系從“無”到“有”的問題，但食品藥品監管機構只設置到縣一級，每個縣約十余名監管人員，鄉鎮(街道)基層沒有配備監管人員，大量監管人力和設備集中在省、市層面，監管資源配置呈“倒金字塔”格局。這種食品藥品安全城鄉二元監管體制，導致廣大農村地區成為監管“窪地”，甚至是“無人管”的監管空白盲區。

“但城鄉基層(包括城市街道、社區以及鄉鎮、村社)承載著全省60%以上人口，是食品的主要生產、流通和消費場所，是風險聚集和多發領域。誰來保證農民飲食用藥安全?填平農村監管‘窪地’，實現城鄉一體化監管和監管服務均等化，成為甘肅各級改革探索的主攻方向和行動自覺。”李開銀表示。

甘肅省編辦分別在食藥監、工商、質監三個部門召開兩場座談會，聽取省、市、縣及工商所人員意見，並派多個聯合調研組分赴基層開展“解剖麻雀式”的調研，準確把握到了食藥監特征和面臨的食藥安全實際，擬定了一份直擊痛處的商業書。

雖然一位見證甘肅省食藥監改革之初的專家對本報表示，“改革之初，這條說服之路不好走，局里的領導，帶著人反複向相關部門陳述改革的必要性和應解決的問題，改革每個點是因為什麽，大家最終達成了共識，各部門形成了推動改革的積極合力。”建立一個抵達最終端的專業監管體系成為了改革的追求。

“我們希望在每一個鄉鎮(街道)設立食品藥品監管所。初期，省編辦的意見是參照工商所設置模式按區域設所，也就是幾個鄉鎮設立食藥監管所，但是工商所的職能是為市場經濟服務，是按經濟屬性來決定機構設置。而食藥監管所的職能是為轄區居民提供食藥安全保障，要保證監管服務的均等性，要做好食藥安全工作，必須要落實鄉鎮(街道)政府的屬地責任。如果按區域設所，很難落實鄉鎮(街道)政府屬地責任。最終，省編辦在充分調研基礎上，同意在每一個鄉鎮(街道)設立食藥監管所。”李開銀。

因地制宜靈活編制

其實人和編制是最為頭疼的事情。因為要在每一個鄉鎮(街道)設立監管所，全省1434個鄉鎮(街道)，成立一個機構最少應配備3人，由此計算至少需要增加4300個人員編制。

“在全省人員編制總盤子不能突破，新增人員編制從哪里來，國務院改革18號文件只給出了劃轉的方案，而全省從市縣工商系統連人帶編只能劃轉1600名，人員編制缺口很大?我們建議放權給縣級政府去調劑，由縣域去盤活存量。寧縣經驗、慶陽模式已經給出了很好答案-‘調劑’，一舉破解了人員編制來源渠道問題，為改革掃清了障礙。”李開銀在解釋這份改革“商業計劃書”時表示。

《甘肅省人民政府關於改革完善市縣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體制的實施意見》要求，“縣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機構在鄉鎮街道設置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所，為其派出機構，科級建制，實行雙重管理，以縣市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機構管理為主。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所人員編制，一類鄉鎮不少於5名，二類鄉鎮不少於4名，三類鄉鎮不少於3名，所需編制從基層工商所、鄉鎮衛生院、鄉鎮計劃生育服務中心等現有編制中劃轉、調劑解決。街道食品藥品監督管理所人員編制參照二類鄉鎮配備。”

在解決了人員編制之後，甘肅省食藥監局的另外一個拳頭就是如何專業執法，專業執法離不開的執法依據——食品藥品檢驗檢測機構。

“堅持做縣級設置食品藥品檢驗檢測機構的想法，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我們都認為是正確的。沒有一個權威獨立的檢測機構，你就無法擺脫為市場左右的執法。”上述專家表示。

但是根據中央18號文件和甘肅省編辦的初期意見是，按區域設置食藥檢驗檢測機構，也就是幾個縣區設置一個檢驗檢測機構。“一個鄉鎮到縣城的距離都100多公里，如果發現問題食品，再把它拉到縣城，如果溫度過高，樣品也會變樣，更何況縣與縣之間。”見證甘肅食藥監管改革的專家表示。

“我們反複建議在每一個縣區設置食藥檢驗檢測機構，如果按區域設置檢驗機構，會因為食藥監的屬地化管理，很難以得到地方積極配合，實際達不到建設效果。而食品安全技術監督的屬性，決定了必須要有大量的現場檢、快速檢、經常檢，在一個縣域內，把好轄區食品安全關，必須要有一個檢驗檢測機構，如同，每個縣區都有縣醫院一樣，是保證居民健康的標配機構。”李開銀表示。

最終，甘肅省食藥監還是拿下來這塊的支持力度，省編辦在調研基礎上，同意了在每個縣區設立食藥檢驗檢測機構，組建市縣食品藥品稽查局和食品藥品檢驗檢測中心。

甘肅省食藥監用這樣一份美麗充實的商業計劃書獲得了青睞，從人員編制、到財政，從車輛到辦公場所，食藥監體系構建的所需都納入了這個盤子。2013年11月，全省完成了從省到鄉都配置了機構，人員更是伸入村委會，村組。從在機構設置、力量配備、資源配置和經費保障等方面切實予以傾斜，向基層一線下沈，構建了城鄉一體化、無盲區、全覆蓋的行政管理、監管執法、技術支撐和基層監管“四位一體”監管工作體系，實現了對食品生產、流通及消費環節和藥品安全的集中統一管理。

改革仍在進行

改革一時間解決1500新增多個機構的辦公場所、辦公設施設備、執法裝備配備以及人員到位、人員上崗培訓等問題。在全省大力推進鄉鎮(街道)食品藥品監管所規範化建設工作，推動地方各級政府解決基層監管機構辦公用房、人員調配等，省局籌集大量財政資金，為基層監管機構配備計算機、快檢箱、執法記錄儀、執法服等辦公執法裝備，保證基層監管人員安“居”樂業。同時省、市、縣三級全方位開展業務培訓，推動新進人員從知識結構、能力結構由“外行”向“內行”轉變，全面推進監管信息化工作，建成覆蓋省、市、縣及鄉鎮四級的食藥監管專網，行政審批、稽查執法、抽檢等核心業務系統陸續投入應用，監管信息化能力穩步提升，建立了從農田到餐桌的一系列監管制度，構建了行政管理 、監管執法、技術支撐和基層監管“四位一體”監管體系。

但是，甘肅省食藥監體系的改革並沒有因此止步，而是從更專業的角度去發現存在的問題，期許能夠讓監管更完美。

“部分新成立的基層監管機構，監管執法和檢驗檢測業務用房緊缺，需要地方政府統籌解決。特別是沒有執法車輛編制，無法為基層監管所配備執法車輛，嚴重影響監管效能和監管人員積極性。”這是李開銀所擔憂的。

讓甘肅食藥監系統擔憂的是人才梯隊，專業化監管人員嚴重短缺的問題。“由於各地特別是縣域有食品藥品專業教育背景的人員本身就少，新組建的監管機構很難充實有專業背景的人員，大量新進人員是非專業背景人員，一方面，從國家層面要把監管隊伍能力建設擺在突出位置，組織開展大面積集中輪訓，要把‘外行’變為‘內行’，這樣是比較現實的。另外，國家應明確職業化監管隊伍建設意見，規定專業人員比例並納入對地方政府考核，以保證地方監管隊伍的專業化，防止亂進人。”李開銀表示。

此外，他認為當前甘肅省縣區食藥檢驗人員短缺問題十分突出，具有中級、高級職稱的食藥專業技術人員奇缺，制約了縣區食藥檢驗檢測機構計量認證和法定檢驗資質的取得。他建議，國家要研究制定配套政策，把基層檢驗檢測專業技術人才隊伍建設納入中長期規劃，認真加以解決，通過三、五年教育培養，初步建成一支專業化的基層食藥檢驗隊伍，為食藥系統實施專業監管提供支撐。基層食藥檢驗檢測能力建設，要充分認識其複雜性和現實困難，各級要保持長期的工作定力，不能急於求成，通過長期紮實工作，逐步形成縣區技術監督能力。

缺錢、缺人、產業化程度低 中美轉基因科研實力差距大

轉基因重大產品產業化，是“十三五”期間中國要推進的工作之一。但從橫向對比來看，中國的科研實力跟國外仍然存在相當差距。

日前，在全國媒體記者轉基因報道研修班上，中國工程院院士、“轉基因重大專項”總工程師萬建民稱，當前，中國在轉基因原始創新能力、研究能力處於第一方隊相對偏後的位置，可能超越了日本，接近歐盟，但是跟美國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以1980-2014年批準轉基因專利數為例，美國以6023項位列第一，占全部授權專利的44.0%，中國為2812項(20.5%)位居第二，但是數量明顯少於美國。不過，跟為列第三的日本(10.5%)已經存在較為明顯的領先優勢。

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所研究員黃大昉提到，我國轉基因水稻、玉米、棉花這些作物上，水稻和玉米的抗蟲性狀等方面的轉基因研發和產業化的準備上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他認為，這是可以和跨國公司相抗衡的。但是也應該承認，我國的整體水平跟美國存在差距，特別是在產業化的推進上，中國是滯後的。

在產業化方面，中國存在的不足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資金投入的不足。

農業生物領域科學家張世平稱，跟國際跨國公司相比，中國的劣勢很明顯。因為他們起步很早，前幾年的專利都壟斷在前六家跨國公司手中，而且他們的科研資金、人才投入非常充足。還有，跨國企業長期在全球各國布局。

以先正達為例，公司每天的預算都有2000萬，在科研的長期積累和資金支持方面，中國肯定處於劣勢。因為中國的轉基因重大專項中央政府投入只有100多億，而且是13年的總預算，再加上地方政府的配套只有200多億。頂多是先正達這一家公司一千天的預算。

二是知識產權保護起步較晚，專利申請方面的人才奇缺。

萬建民稱，過去所有的育種專家都希望把培育的品種或者基因無償提供出來，認為這是對社會的貢獻。如今來看，假如沒有知識產權保護，那麽重大的成果就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因此必須由市場機制來推動這些成果的使用。這就使得科學家的知識產權的意識越來越強。

令人遺憾的是，在跟國際接軌的同時，外國會以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施壓。

當前，中國在國際上受保護的專利數量並不多。而且中國的專利水平保護低，範圍小。不過，同樣的專利，如果讓專業人士來申請的話，專利所覆蓋的範圍會更廣，這樣讓其它人侵犯專利的範圍就更小。正是因為這方面的人才缺乏，導致我國申請的時候往往只申請一方面，很多方面都丟了。

萬建民提到，國外跨國公司的法規部門都有大量的專家從事轉基因產業化方面的法規研究。目前的人才引進政策中，沒有將這方面的人才納入。

三是生物育種產業化程度低。

跟國外研發體系以企業為主體不同的是，中國目前主要的研究力量集中在大學和科研院所，但是他們的研究成果與市場需求是脫節的。萬建民提到，這些科學家不是以盈利為目的進行研究，是以個人的貢獻來考慮的，對市場需求的了解跟公司相比存在差距。

林祥明更是直言，科學家不能太任性，不能過分按照個人興趣去做科研。他認為，如果在市場中沒有產生價值，即使很多東西處於領先，但是並沒有意義。以目前已經頒發安全證書的7種作物為例，除了4個證書尚在有效以外，其中有3個已經作廢了，在實踐過程中也沒有商業化。

盡管存在不足，但是中國本土企業也有自身的優勢。

張世平認為，跨國企業涉及的研究領域很廣泛，但是國內企業可以將研究方向收窄。同時，開發出針對本土市場、環境的產品。比如，在中國，亞洲玉米、東方黏蟲是對國產玉米危害較大的蟲害。那麽國內企業開發出對應產品，將會很快占有市場，而且還能擁有相應專利。此外，國內成本較低也是優勢之一。

在未來轉基因技術產業化的過程中，萬建民認為，阻力首先來源於產品本身，即是否有好的產品，能夠打敗國外、能夠打敗傳統的產品，其次才是社會能不能接受，再然後才是國家對轉基因采取的政策。

二三線城市用工需求暴漲，互聯網、金融、房地產很缺人

產業梯度轉移政策的逐步落地,正在對地區間的就業狀況產生影響。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19日發布的報告顯示，今年一季度，以北上廣深為代表的一線城市用工需求同比增速進一步放緩，而新一線以及二三線城市的用工需求卻在大幅上升。

其中,互聯網、金融和房地產是拉動二三線城市就業需求暴漲的三個主要行業。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表示，二三線城市吸收人才的速度和規模的大幅提升主要得益於新經濟的紅利和宏觀經濟的回暖。

就業景氣指數季節性回落

19日，2017年第一季度《中國就業市場景氣報告》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聯合智聯招聘發布。報告顯示，2017年第一季度，反映勞動力市場景氣程度的CIER指數呈現季節性回落，從上季度的2.41下降至1.91。

這一指數與國家統計局以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下稱“人社部”)對於當前就業狀況的判斷略有出入。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17日在國新辦舉行的發布會上表示，當前就業形勢出現好轉，一季度城鎮新增就業334萬人，比去年同期多增了16萬人，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低於5%。

人社部對100個城市人力資源市場供求數據顯示，一季度招聘和求職人數都有增加，市場招聘人數同比增長了7.8%，求職人數同比增長了2.1%，求人倍率(空置的崗位和來求職人數之比)是1.13，同比上升0.06。

曾湘泉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今年一季度，CIER指數出現季節性回落是受職場中“跳槽熱”和高校畢業生春季招聘期等因素的影響，求職申請人數有明顯回升，而招聘需求人數變動較小。

“雖然與去年第四季度相比有所回落，但與去年同期相比，本季度CIER指數高於去年同期水平，這說明就業形勢與去年相比有了好轉。”曾湘泉說。

新經濟拉升二三線用工需求

CIER指數采用智聯招聘全站數據分析而得，通過不同行業、城市職位供需指標的動態變化，來反映就業市場上職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例的變化。

從智聯招聘此次選取的大類樣本來看，今年第一季度全站在線招聘需求同比增長52%，一線、新一線、二線和三線城市用工需求量同比增長分別為24%、 61%、74%及 102%，區域之間的分化明顯。

從CIER指數變動來看，與 2016年同期相比，不同城市的CIER指數均有所增加，並且二三線城市的增幅較大，其中新一線城市CIER指數為1，二線城市為1.69，三線城市為2.04。相比而言，一線城市新增招聘需求持續放緩，CIER 指數僅為 0.68。

曾湘泉說，這表明在新經濟紅利和宏觀經濟回暖的因素驅動下，伴隨著互聯網經濟在全國的迅速發展，新一線以下城市吸收人才的速度和規模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報告稱，近年來，我國重視新一線城市和二三線城市的發展建設，通過相關產業扶持及稅收減免政策，吸引了不少的企業進駐，帶動這些城市用人需求的增加。

分行業來看，互聯網/IT、金融、房地產是拉動二三線城市用工需求增長的三個主要行業。

數據顯示，2017 年第一季度互聯網/ IT行業的在線職位招聘需求同比增加 56%。其中，計算機軟件取代電子商務成為互聯網行業中對人才需求最為旺盛的領域，需求同比增加88%。

與此同時，本季度互聯網行業在二三線城市的用工需求量同比增長了81%與100%，而一線城市相關行業的用工需求同比僅增長28%。

報告稱,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行業力量正逐漸在二三線城市中崛起。由於國家和地方政策的引導，近年來500 強企業紛紛入駐二三線城市，推動地方“產業園區”的發展，帶動了用工需求的提高。

同時，部分新一線城市也通過產業的集群效應，在人才需求方面發展迅速。例如，四川成都的騰訊、微軟高新軟件孵化園區，武漢光谷的4大產業集群，以及天津武清的移動互聯網產業園區等，都為城市行業的轉型和升級、高端人才的聚集和引進有著重要貢獻。

新經濟、新動能在擴大就業方面的積極作用已經引起國務院的關註。在19日印發的《國務院關於做好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要求，將鼓勵創業創新發展的優惠政策面向新興業態企業開放，符合條件的新興業態企業均可享受相關財政、信貸等優惠政策。

此外，在金融行業方面，報告顯示，今年一季度用工需求同比總量增長為17%，其中，三線城市金融行業用工需求同比增幅最高為78%，遠超平均水平;新一線城市、二線城市用工需求分別為35%和30%;而一線城市同比僅增加2%，處於較低水平。

房地產/建築/建材/工程領域在一季度招聘需求同比增長為51%。其中，二三線用工需求同比增幅明顯，分別增加了80%和103%。一線和新一線城市受房地產行業“限購政策”影響，用工需求同比增幅相對較低，分別增加了18%和55%。

平均年薪33萬！這個嚴重缺人的國家，要招100萬移民

一般來說，能吸引更多人口的地區，房價漲幅就會越大。但是在加拿大，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那里，房地產泡沫和人口減少的危機同時存在。

根據瑞銀的全球房地產泡沫指數報告，2017年，加拿大的多倫多和溫哥華在房地產泡沫排行上分別位於第一和第四位。

要知道，加拿大的總人口只有3600多萬，到底是什麽原因讓這個地廣人稀的國家房價飆升？

一直以來，溫哥華的相關部門和當地居民都認為移民和外來投資者炒高了房價。但矛盾的是，加拿大移民部門又認為，人口老齡化問題是制約甚至是威脅加拿大經濟發展的因素。因此，近日，加拿大政府公布了一項移民計劃，在今後3年吸納大約100萬名移民，以“確保國家繁榮”。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6年加拿大的人均GDP高達4.21萬美元（約合27.9萬元人民幣），排名超過了德國、英國；加拿大統計部門數據顯示，加拿大工薪一族的人均年薪高達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33.1萬元）。

高收入和高房價同時存在，加拿大能否吸引到移民呢？

加拿大3年“擴招”100萬移民

當地時間11月1日，加拿大政府在官方網站上發布了2018年—2020年移民計劃：2018年，移民加拿大的人數至少要達到31萬，包括經濟移民、家庭團聚移民以及難民，2019年和2020年分別要達到33萬和34萬。

▲圖片來源：加拿大政府官網

11月3日加拿大統計部門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0月份，加拿大市場共創造了88700個全職工作崗位，但同時有53400個兼職崗位減少。如果算上9月份新增的11.2萬個全職工作崗位，那麽今年9月和10月新增全職工作崗位創下了歷史紀錄。

一方面，就業崗位的增加意味著市場對勞動力需求上升；另一方面，加拿大人口老齡化問題卻導致勞動力供不應求。

1971年加拿大勞動人口相對老年人的比例為6.6比1，2012年該比例縮小為4.2比1，預計到2036年只有2比1。加拿大移民部長艾哈邁德·胡森表示，到2035年，有500萬加拿大人將退休。

彭博社預計，2017年加拿大GDP增速將達到3%，但2019，可能會減慢到1.9%。

因此，經濟數據似乎是支持加拿大政府移民“擴招”計劃的。但是，也有人對此提出了反對。

非營利性的新聞組織MotherJones最近發表的《機器人將取代你》的文章表示，未來20年，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半的工作崗位都將由機器人占據。因此，“擴招”移民的必要性似乎並不大。

據統計，如今，加拿大人口增長的75％依靠移民，到2036年幾乎將完全依靠移民。

移民推升房價 高房價又嚇退移民

最近幾年，以溫哥華和多倫多為主的大城市房價飆升，當地居民苦不堪言。瑞銀財富管理9月28日發布的2017年瑞銀全球房地產泡沫指數顯示，加拿大多倫多面臨的房地產泡沫風險最大，溫哥華排名第四。於是，當地政府和居民將矛頭指向了海外投資者。

▲圖片來源：瑞銀2017年全球房地產泡沫指數

為了控制房價，2016年7月，溫哥華所在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以下簡稱“BC省”）政府推出一項針對房產的新政，向海外房地產投資者征收15%的額外房屋轉讓稅。

當時，BC省省長Christy Clark稱，有證據表明有一些來自海外的富裕投資者進入溫哥華的房地產市場，並且推高了BC省的房價。

BC省財政廳長Michael de Jong表示：從我們收集的數據顯示，在6月10日到7月14日間，外國人在BC省的房產投資額超過10億加元（約50.48億元），其中超過86%的投資都是把錢投在了溫哥華的房產上。政府不會坐視房價無止境的上漲。

在海外投資者中，中國買家被認為是推高溫哥華房價的推手。

此前加拿大國家銀行金融分析師彼得·勞特利奇在一份報告中稱，中國買家在2015年花費127億加元（約641億元）在溫哥華購置房產，占當地房產銷售總額的33%。

稅收政策出臺後幾個月，大溫哥華地區的房價的確發生了下跌。但2017年以來，當地房價卻再次回升、甚至超過了去年6月、7月時的水平。

▲圖片來源：大溫哥華房地產部門

同時，BC省15%的房地產交易稅出臺之後，多倫多的房價開始飆升。據胡潤統計，2016年6月～2017年6月，多倫多躍居全球房價漲幅第一，漲幅高達26%；瑞銀統計顯示，多倫多房價在最近五年上漲50%。有人認為，這是海外“炒房團”從溫哥華轉移到了多倫多導致的。但是，這種說法並沒有數據支撐，今年7月，多倫多所在的安大略省政府說，在先前一個月的時間段內，海外買家僅占多倫多地區所有房屋購買的4.7%。

無論如何，加拿大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價，嚇退了很多潛在的移民者，尤其是技術移民。

加拿大統計局10月25日公布最新一批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01－2016年間，選擇落腳BC省的新移民占加拿大全部新移民的人數比例逐漸下降。

根據2001年人口普查數據，當年前往加拿大的新移民中，有20.8%選擇在BC省安家，僅次於安大略省（Ontario）（55.9%）。時至2016年，落腳BC省的新移民比例下降至14.5%，排在了安省（39%）、魁北克省（17.8%）和阿爾伯塔省（17.1%）之後。

每經編輯 王嘉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