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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雙料”院士王曉東：“體制外”的科研所是怎樣神奇的存在？

以研究細胞雕亡著名的中國、美國科學院“雙料”院士王曉東，似乎一直習慣將自己隱在媒體聚光燈之外。回國十三年來，作為生命科學領域科學家的他，讓公眾最為“熟知”的形象應該是有著國家科技體制改革“試驗田”之稱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NIBS，下稱“北生所”)創始人兼所長。

這家後來被譽為中國最高效研究所的特殊之處，在於打破了科研“鐵飯碗”，采用全員聘用制，五年內不問成績，充分給予研究人員科研自由和空間。低調王曉東的這點知名度，一定程度上還得歸功於北京大學終身講席教授饒毅在2011年的一篇博文《一個成功的研究所為何被邊緣化》引起的軒然大波。

另一次備受矚目，是在2015年1月未來論壇創立大會上，出現了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施一公、王曉東和饒毅三位優秀華人生物學家首次同臺作主題講演的盛況。

今年2月，王曉東和前保諾公司(Bioduro)創始人歐雷強(John Oyler)共同創建的百濟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百濟神州”)逆勢登陸美國納斯達克，成為2016年第一家赴美IPO的中國公司。

而這一次王曉東露面的直接原因，是他和饒毅正在為一個由民間多元化資本創立的科學獎項——未來科學大獎擔任生物學家評委。

“我感覺這個事情確實是我們國家科學界的一件大事，如果做得好其實會產生很大的一個推動。”王曉東說，該獎項的評獎標準，是在大中華區內發生的對未來最有影響力的科學發現。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曉東

40歲的勇氣

同樣留美歸來的施一公曾經形容王曉東“已經達到了從新中國走出去的華裔科學家能夠在美國取得的最高地位”。

當時做出回國這個決定，對王曉東來說並不容易。

出國的時候王曉東沒想到自己會在美國待那麽久，從1985年赴美留學到成為得克薩斯州西南醫學中心終身教授，在美國的20多年里，回國一直在王曉東的計劃之中。和那些大多數在海外退休之後才回國的前輩相比，他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只有40歲。

創建北生所的初衷，是在6位新加坡華裔科學家的倡議下產生的，意在以新加坡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IMCB)為模板而建立中國IMCB。2003年，北生所以全球招聘的方式，從20多位應聘人選中選拔出美國得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教授王曉東、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鄧興旺擔任共同所長。

當王曉東決定回國接受北生所聘書的時候，他聽到最大的質疑聲是：這個決定能不能再推後點，40歲的你正處在科研高峰期，而且你所在的美國實驗室科研條件也無可挑剔，可不可以等到60歲再回來?

當53歲的王曉東回過頭看10多年前做出的決定時，只慶幸40歲的自己的確有勇氣。

學會“妥協”

即使是竭力推掉很多公開亮相機會，作為北生所所長的王曉東也常會感嘆分身乏術。

對於不愛拋頭露面的原因，王曉東此次面對《第一財經日報》時直言，是因為自己確實沒有這方面興趣，“你得總有一個平衡,到底是面向什麽樣的觀眾?如果總是面向大眾，這一點其實我們真正做科學(的人)多少是有點‘不屑’的。”

王曉東所在的科學家圈子里，有一個玩笑說作為科學家每上一次報紙就會丟掉一個朋友;上一次電視就會丟掉所有朋友。依據是因為即使是科學家，面對媒體時說的話也不可能一直足夠嚴謹，這些不夠嚴謹的話通過媒體傳播出去後，科學家同行們很容易給你打上“媚俗”的標簽。

“看你這麽說就覺得你‘媚俗’，你‘媚俗’就被人看不起，如果你還經常‘媚俗’，大家肯定就知道這個人已經從(科研)第一線下來了。”王曉東說。

為了保證把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實驗上，王曉東曾給自己立下規矩，每年出國參加學術會議不超過兩次，每周工作不少於6天。但如今，想要堅持這個規矩變得越來越難。“我現在也很難保證能在實驗室待足夠的時間，雖然對我來講在實驗室的時間是最享受的。”

幾年前的一個大年初一，王曉東的一個朋友打電話過來問他在哪兒度假。王曉東的確是在度假，只不過他對度假的定義是有機會留在實驗室。

事實上，回國這麽多年後，王曉東已經學會釋懷，逐步接受了出席一些公開活動是科研所必須的存在，但很多時候他還是會因此多少有點負罪感。

2004年4月，王曉東以41歲的“低齡”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成為當時中國內地二十多萬赴美留學生中進入美國科學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也是其中最年輕的學者。如今，已經邁過50歲門檻的王曉東最大的感受是時間越來越寶貴，如果能夠把時間放在實驗室里也許是他對時間最好的利用。

但“偏愛”實驗室的王曉東面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時也坦言，科學家到了一定年齡要學會放手，比如嘗試把自己的工作重點放在培養下一代。

如今，王曉東對於自己的要求是努力地讓自己腦子不要懶，有時候不見得非得要本人待在實驗室里面，但腦子不能停止對實驗的思考。

堅持“體制外”

北生所經常被外界描述成一個相當特立獨行的存在。

北生所的英文名稱——Nation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Beijing(國家生命科學研究所，北京)——與其中文名字並不一致，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它出身的複雜性。

曾經有媒體這樣表述北生所的特殊性：在中國，幾乎99.99%的科研機構都隸屬於中科院、各大高校或科技部系統，目前獨立於這個龐大體制的，只有一南一北兩家機構：一是位於深圳的華大基因研究院，另一個就是北生所。

華大基因集團董事長汪建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對國家給北生所在人才考核和待遇方面開了“口子”羨慕不已。

王曉東並不否認北生所的特殊性，並且強調這種特殊性才是北生所的立足之本。“沒有這個特殊性就沒有辦法在一個小環境里面去種一塊試驗田，如果完全跟大環境是通著的，大環境又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你的小環境就很難獨立生存。”

和很多海歸學者一樣，剛回國那幾年，王曉東花了很長時間去適應國內的科研體制。“國內的科學群體比較小，真正能夠理解你、欣賞你的‘內行’並不多。”

相比海外比較成熟的評價系統，王曉東在初期需要反複地向“上級”科普他們到底在做什麽，有多重要。“你要做真正有創造性的科學研究，它確實不是一個一帆風順的過程，也不應該是一個政績工程，作為一個先驅，你總是要經歷所有的冷暖。”

有很多人給中國的科學研究盡快發展開了很多藥方，而王曉東的藥方就是要辦獨立的研究所。“因為我們中國沒有足夠數量的真正的好科學家，科學家不夠，底子不行，開再多藥方也不管用，即使有的藥方能一時把某個學科的水平推上去，但也不可持續。我們需要在人才、資源和體制上發力，打造創新體系。”

從科研到高科技企業，王曉東的藥方是科學要高於商業，需要培養各方面的專業人才。

但不可忽視的大背景是，現在中國的某些高科技領域極度缺乏合適的人才。因為很多領域以前沒有做過，沒有做過就不可能有現成合適的人才。

偏愛有野心的人

2012年，北生所年僅41歲的研究員李文輝在《eLife》雜誌上發表了有關乙肝病毒受體的研究結果。這一發現，被國內同行認為是“真正在中國做出的生命科學重大突破”。

而李文輝自2007到北生所到2012年，在過去5年里只發過一篇小文章。一個科研機構竟然容許自己的工作人員在長達5年的時間里沒有什麽像樣的“業績”，這在國內科學界是難以想象的。

但這就是北生所打破科研“鐵飯碗”，采用全員聘用制，五年內不問成績，充分給予科研自由和空間的特殊性與成果。

經歷十多年的特殊化發展之後，北生所交出的成績單是：所內科研人員已在《科學》《自然》《細胞》等國際頂尖雜誌上發表論文30余篇，質量為行業翹楚;2012年，全球著名研究機構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授予來自17個國家的28位科研人員“國際優秀青年科學家”稱號，入選的7名中國人中，北生所獨占4席。

由諾貝爾獎得主、美國科學院院士等組成的國際科學指導委員會曾如此評價北生所：“世界上還沒有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時間里，在國際科研領域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北生所在挑選人才上，並不太看重過去有過怎麽樣的成績，而是更關註引進人才計劃做的項目其整體目標是否足夠大膽。

“很多人考核關註提交的計劃是不是足夠嚴謹、是不是可行，我不關心可行性，我需要的是有野心的人。敢想敢幹，這才是真正探索性的科研。你如果沒有那樣腦洞大開的能力，這些科研永遠是低層次的。”按照王曉東的表述，他目前看過的所有計劃，至今都沒有能夠完全按計劃實現。因為一種真正看得很遠的計劃，很多細節是不可能在早期就能提前“填”進去的。

和很多科學家一樣，王曉東喜歡未知帶來的快感，直言“如果前方的路已能看得很清楚，那就沒意思了”。

而這樣一個發現性的科學成果，很多時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工作必須得做到，做不到就沒有發現，但是誰也不知道工作做到什麽時候才能獲得真正有價值的發現。

王曉東並不回避這麽多年來，天天要面對失敗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但他給自己開出的藥方是內心要足夠強大，能夠有堅定的方向，不能完全別人喜歡聽什麽就去說什麽做什麽。

科學與技術的界限

在美國待了20多年，又回國10多年，在中美兩地科研環境差異上，王曉東最直觀的感受是成熟度不同。

相比在二戰後迅速發展的美國科學研究大環境，拋開經濟水平差異和對於前沿科學的投入差別，王曉東不滿意的是：中國是一個缺乏科學精神或者說科學傳統的國家，沒有真正的科學傳統，所以很難把科學追求真理和經濟、技術發展的關系搞得很清楚。

“真正在中國做科研，做真正原創性的科研，其實還是一個很新的事情。”按照王曉東的理解，科學和技術應該是兩碼事，科學最重要的功能是對人類未知的探索，而技術是怎麽樣把事情利用科學的原理做得更好，但中國至今還沒有把科學和技術兩個概念完全區分開。不過，利好因素是中國有很多聰明人，有足夠的做科學的儲備;此外，如今的中國正站在近現代史上最好的時間點，可以有更多的資金來投入科學研究。

“從生物學研究的角度來講，現在的年輕人建立自己的獨立實驗室，留在中國還是留在美國，我覺得基本上差別不是很大了，這也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事情。”但王曉東還是堅持，必須搞清楚為什麽要做科學，什麽是好的科學，這個標準如果搞不清楚，也會把大家的路給帶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