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怎樣從歐元危機中拯救歐盟 睿愚
http://xueqiu.com/8691397300/23518781我的第一選擇是歐元債券，第二選擇是德國退出歐元。不管哪個選擇，都遠遠好於不做選擇而讓危機持續
喬治·索羅斯|文
我今天來這裡（法蘭克福科學院）是為了討論歐元危機。根據最新發展，我想諸位都會同意，這場危機遠遠沒有結束。危機已經造成了嚴重的金融和政治傷害，甚至還有不少人力損失。危機也把歐盟遠遠地推離了它的成立初衷。歐洲聯盟本來意味著平等國家的自願結盟，但危機把它分成了兩個級層，德國和其他債權國主宰著重債國，並把後者打入了二等國家。儘管德國無法指定政策，但在實際中，如果不先得到德國的首肯，就沒有哪項政策可以得以實施。更糟糕的是，德國所推行的緊縮政策起到了延長危機、使債務國淪為永久附庸的作用。
這造成了政治緊張局面，意大利的政治僵局就是明證。如今，意大利大部分人都反對歐盟，且這一趨勢可能還會增強。現在，歐洲危機可能摧毀歐盟已成為現實威脅。無序的分裂給歐洲造成的傷害將大於創造歐盟的偉大實驗開始時的情況。這將是一個歷史悲劇。只有在德國的領導下才能避免這一悲劇。德國並未尋求過主導地位，也一直不願接受領導地位所隱含的責任和義務。這就是導致今天這個狀態的原因之一。但不管德國情不情願，駕駛員正是它，我站在這裡演講也是因為它。
歐洲怎樣進入了這樣一個亂局？又怎樣擺脫它？這是我要回答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十分晦澀，因為歐元危機十分複雜。這個問題還有政治維度和金融維度。金融維度又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主權債務危機、銀行危機以及競爭力分化。諸多角度相互聯繫，使這個問題變得極為晦澀，難以理解。在我看來，只有意識到錯誤和迷思在製造危機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我們才能正確地理解歐元危機。這場危機幾乎完全是自作自受。這堪稱一場噩夢。
相反，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十分簡單。只要我們對問題有了正確的理解，解決方案就會自動浮出水面。
我得說，在製造危機的政策失誤中，德國要背很大一部分責任。但我要進一步澄清，我並不是在指責德國。只要你居於主宰地位，就一定會犯下類似的錯誤。從個人經驗出發，我可以說，沒人可以在局勢展開過程中完全認識到它的複雜性。
我發現，我說德國必須擔責或許會冒犯你們。但只有德國可以讓事情走上正途。我是歐盟的堅定信仰者，我不希望看到它崩潰。我也關注著歐元危機造成的巨大的不必要的人身傷害，我願意盡我所能減輕這一傷害。我對歐元危機的解讀與德國流行的觀點很不相同。我希望我能向你們提供不同的視角，讓你們在傷害加深之前重新考慮你們的位置。這就是我來這裡的目的。
歐元「原罪」
歐盟是一項大膽的工程，讓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大跌眼鏡。我把歐盟看作開放社會的化身——平等國家自願結盟，為了共同的利益交出部分主權。歐盟有五個大成員國和眾多小成員國，它們都恪守民主原則、個人自由、人權和法治精神。不存在一國和一國身份把持主導地位的現象。
一體化過程的先鋒是少數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他們認識到，達到完美是不可能的，他們實踐的是卡爾•波普爾所謂的漸進性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他們為自己制定了有限的目標和明確的時間表，然後動員政治意願以前進一小步。他們十分清楚，只要邁進了一小步，其不充分性就會顯露無疑，從而要求邁進第二步。這一過程會自我增強，就像金融市場的枯榮循環。這就是煤炭和鋼鐵共同體一步一步轉變為歐洲聯盟的過程。
法國和德國曾是這一努力的先鋒。當蘇維埃帝國開始瓦解時，德國領導人意識到重新統一隻有在更統一的歐洲的環境中才有可能發生，他們做好了為此付出巨大犧牲的準備。當討價還價開始時，他們願意比別人多付出，少收穫，從而促成協定。當是時，德國政治家總是說，德國沒有獨立的外交政策，只有歐洲外交政策。這大大加速了這一進程。這一進程在1990年德國統一以及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簽署時達到了高潮。隨之而來的是整合期，直到2007—08年金融危機爆發。
不幸的是，馬約存在根本性缺陷。歐元的設計者意識到，這是個不完全的結構：沒有政治聯盟的貨幣聯盟。但是，歐元設計者有理由相信，當需要出現時，邁出新步伐的政治意願可以被動員起來。畢竟，此前的一體化進程都是這樣進行的。
但歐元還有其他諸多缺陷，不論是設計者還是成員國都沒有充分意識到。比如，馬約默認只有公共部門可能產生長期赤字，因為私人部門總是必須糾正其本身的過度行為。2007—08年的金融危機證明這是錯誤的。金融危機還揭露出歐元結構的一個近乎致命的缺陷：通過成立獨立的中央銀行，成員國陷入了以它們無法控制的貨幣計價的債務。這讓它們暴露在違約風險之中。
發達國家沒有理由違約；它們總可以印鈔。它們的貨幣可以編制，但違約風險實際並不存在。相反，必須借入外幣債務的欠發達地區有違約的風險。更糟糕的是，金融市場可以通過做空襲擊致使這類國家違約。違約風險把一些成員國打入了外幣債務深重國的第三世界。
在2007—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當局和金融市場都忽視了歐元的這一特徵。引入歐元時，政府債券被認為是無風險的。監管者允許商業銀行買入無限量的政府債券而不需要為此撥備任何股本，而歐洲中央銀行在其貼現窗口接受所有政府債券並對它們一視同仁。這給商業銀行帶來了負面激勵，它們囤積利率更高的疲軟成員國債券以賺取幾個額外基點。結果，不同政府債券間的利率差異實際消失了。
利率的趨同導致了經濟表現的趨異。所謂的外圍國——主要是西班牙和愛爾蘭——享受了削弱競爭力的房地產、投資和消費繁榮，而飽受重新統一成本困擾德國實施了深刻的勞動力市場和其他結構性改革，增強了競爭力。
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後的這一週，全球金融市場幾乎癱瘓，需要生命支持儀才能繼續運轉。這需要以主權信用（其形式為央行擔保和預算赤字）替換飽受重創的金融機構的信用。對主權信用的強調凸顯出迄今仍被忽視的歐元特徵，即通過成立獨立中央銀行，歐元成員國交出了部分主權。
這本是邁出通往財政和貨幣聯盟新步伐的時刻，但政治意願卻沒有了。承受了重新統一巨大成本的德國不再是一體化的先鋒。總理默克爾正確地領悟了民意，宣佈各國應該自己看好自己的金融機構，而不是期待歐盟的集體行動。這是倒退。事後看去，這是分裂過程的開端。
金融市場花了一年多時間才意識到默克爾的決定的影響，這表明金融市場也在以遠遠稱不上完美的知識在運行。直到2009年底希臘赤字狀況真相大白後，金融市場才意識到成員國也可能違約。但隨後上市場報復性地提高了疲軟國的風險溢價。這不啻宣佈資產負債表滿載這些債券的商業銀行實際破產，從而造成了主權債務和銀行雙重危機。這兩大危機是連體雙胞胎。
中心國的「罪責」
歐元危機和1982年國際銀行危機有著諸多相似之處。當年，IMF和國際銀行當局通過向重債國提供足夠貸款使它們避免違約拯救了國際銀行系統，但代價是讓它們陷入了持續蕭條。拉丁美洲因此經歷了失去的十年。
今天，德國的角色與當年的IMF相同。今時與往日條件有異，但效果相同。債權國事實上再將整個調整負擔轉移給債務國，逃避自己應該承擔的失衡責任。有趣的是，「中心」和「外圍」等詞幾乎是在不經意間進入了人們的適用範圍，儘管從政治上講把意大利和西班牙描述為歐盟外圍顯然是不合適的。但是，事實上，歐元已將它們的政府債券打入了有違約風險的第三世界國家等級。這一事實被當局所忽視，至今認為得到應有的認識。這就是歐元危機的根源。
和20世紀80年代一樣，落在「外圍」頭上的所有指責和負擔以及「中心」的責任從來沒有獲得過合理的承認。外圍國被批評缺少財政紀律和工作道德，但這並不是全部。誠然，外圍國家需要結構性改革，一如德國在重新統一後那樣。但否認歐元本身存在一些結構性問題需要糾正無異於忽視歐元危機的根源。但這正是現在所發生的事情。
從這個方面講，德語詞彙「罪責」（Schuld）起著關鍵作用。大家知道，這個詞既有債務和責任的意思，也有罪惡的意思。這個詞讓德國指責重債國罪有應得的民意變得十分自然或「不證自明」（selbstverständlich）。希臘公然違反規則的事實也支持這一態度。西班牙和愛爾蘭等其他國家一直遵守著規則；事實上西班牙還因為是守規矩的典範而得到了援助。顯然，缺陷是系統性的，重債國的不幸很大程度上是拜歐元治理規則所賜。這就是我今天想澄清的一點。
在我看來，今天的「中心」的「罪責」或責任比1982年銀行危機時還要深重。1982年要求欠發達國家實施緊縮以拯救國際金融系統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但今天在歐元區內部重施故技與歐盟作為平等國家的自願結合的性質格格不入。在金融上必要與在政治上可接受之間存在有待解決的矛盾。最近的意大利選舉應該讓我們看清了這一點。
責任的重擔主要落在德國頭上。德國聯邦銀行協助設計了歐元，而歐元的缺陷把德國推上了掌舵者的位置。這造成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政治上的，另一個是金融上的。兩個問題結合在一起，讓局面變得極為棘手。
政治問題是，德國並未尋求充當它被推上的掌舵位置，它也不願意接受掌舵位置帶來的義務和責任。不難理解，德國不願意成為歐元的「提款機」。因此它它只提供堪堪足以避免委員的支持，除此之外便不願做得更多，而一等到金融市場壓力減緩，它就開始尋求收緊支持條件。
金融問題是，德國再給歐元區施加錯誤的政策。緊縮是無效的。你不可能通過減少預算赤字減少債務負擔。債務負擔是累積債務和GDP的比率，兩者都是名義值。而在需求不足的條件下，削減預算會引起GDP下降更快——用術語講，就是所謂的財政乘數大於1。
德國公眾難以理解這一點。施羅德政府所實施的財政和結構性改革在2006年起效過；為何不能在幾年後在歐元區起效？答案在於緊縮是通過增加出口、減少進口起效的。當所有人都在做同樣的事情時，它就不可能起效。
歐元危機在去年夏天達到了頂峰。金融市場開始預測可能的解體，風險溢價達到了不可持續的高水平。默克爾總理最後不得不支持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放棄了她自己的提名人魏德曼。德拉吉有能力應對這一危局。他宣佈歐洲央行將「竭盡全力」捍衛歐元，並通過引入所謂的公開市場操作來支持歐元。金融市場放了心，出現了劇烈的安慰性反彈。但別高興得太早了。金融市場壓力一緩解，德國就開始降格其在危機高峰期所做的承諾。
在援助塞浦路斯的過程中，德國走得太遠了。為了讓援助成本最小化，德國堅持要銀行儲戶自救。這操之過急了。如果這發生在銀行聯盟成立、銀行獲得資本重組之後，那麼或許是健康的發展方向。但德國卻要求在銀行系統正在耗盡國家資源且依然十分脆弱時這樣做。塞浦路斯所發生的事情破壞了歐洲銀行的業務模式，即嚴重依賴存款。直到如今，當局還在尋找保護儲戶之道。塞浦路斯改變了這一點。注意力被集中於援助塞浦路斯的影響，但銀行系統的影響要重要得多。銀行將必須付出風險溢價，而疲軟銀行和疲軟國銀行所付出的的風險溢價負擔會高得多。主權債務成本和銀行債務成本之間的隱藏聯繫將得到加強。遊戲規則將變得比以前更加不公。
默克爾總理將放任歐元區危機發展，至少在選舉之前是如此，但局面正在反彈。德國公眾可能已經發覺了這一點，因為塞浦路斯是默克爾總理的一次政治大勝。沒有國家敢於對她的想法說不。此外，德國本身相對而言並未受席捲歐元區的深化的危機的影響。不過，我預計到進行選舉時，德國也將進入衰退。這是因為，歐元區所追求的貨幣政策與其他主要貨幣不同步。其他貨幣紛紛實行著量化寬鬆。日本銀行是最後一塊頑石，但最近也轉換了立場。貶值的日元加上歐洲的弱勢，注定會影響德國的出口。
歐元債券或德國退出
如果我的分析正確，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便自動浮出了水面。一言以蔽之，就是歐元債券。
歐元債券所有成員國的連帶義務。如果遵守財政契約的國家可以將所有政府債務存量轉為歐元債券，其積極影響將是不可估量的。違約風險將消失，風險溢價也隨之而逝。銀行資產負債表立刻可以獲得提振，重債國的預算也將馬上改善，因為它們對現有政府債務付息的成本立刻下降了。比如，意大利將最多剩下GDP的4%。其預算將出現盈餘，政府將不再需要緊縮，可以實施財政刺激。經濟將增長，債務比率將下降。大部分看似棘手的問題將迎刃而解。唯一剩下的問題是競爭力分化。個別國家將仍需要結構性改革，但歐元的主要結構缺陷將得到糾正。這一方案堪稱從噩夢中甦醒。
財政契約為連帶責任所包含的風險提供了足夠的保護。根據財政契約，成員國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可以發行新債券，即取代到期債券；五年後，未到期存量債券將逐漸降至GDP的60%。如果一國不遵守契約，它將受到懲罰，其可發行歐元債券數量將被限制；它將以自身的名義借款，付出高昂的風險溢價。
德國反對歐元債券。它的理由是，一旦引入歐元債券，無法保證所謂的外圍國不會再次破壞規定。我認為這一擔心是不必要的。被剝奪發行歐元債券的權利、被迫償付極其高昂的風險溢價，這已是遵守規定的強大激勵。事實上，懲罰是非常嚴酷的，甚至可能會有不要出手過重的呼聲，以免觸犯國的金融狀況突然惡化。與此同時，一個主事的財政當局將執行更嚴格的控制，違抗財政當局將被罰以進一步減少歐元債券允許發行量。沒有哪個政府經得起如此壓力。
另一個普遍的擔憂是歐元債券會損害德國的信用評級。歐元債券經常被拿來與馬歇爾計劃比較。這個觀點認為，馬歇爾計劃只耗費了美國GDP的幾個百分點，而歐元債券將耗費德國GDP的數倍。這純屬拿橘子和蘋果比。馬歇爾計劃是實打實的支出，而歐元債券只是永遠不會成為現實支出的擔保。德國同意歐元債券的代價被大大誇大了。
擔保有一個獨特的特徵：越是可信，就越不可能觸發擔保事件。美國曾將個別州的債務轉換為聯邦債務，但從未為此債務付出過真金白銀。德國一直只願意付出最低限度的努力；這正是它不得不不斷升級承諾並遭受實際損失的原因。以運轉良好的財政當局為支撐的財政契約將從事實上消除違約風險。歐元債券可以在金融市場上與美國、英國和日本債券等量齊觀。誠然，德國自身將必須付出比今天更多的債務償付，但德國國債的出奇低收益率乃是外圍國病症的症候。外圍國復甦給德國帶來的間接好處將遠遠高於其自身國民債務成本的增加。
平心而論，歐元債券並非萬靈丹。首先，財政契約本身是個有設計缺陷的工具。歐元債券的引入能提振歐元區，但可能效果並不足夠。果真如此的話，就需要更多的財政和貨幣刺激。但能有這樣的問題也是一種奢侈。
其次，歐盟也需要銀行聯盟，最終需要政治聯盟。塞浦路斯援助凸顯出歐洲銀行嚴重依賴大儲戶的業務模式問題，讓這一需要更加迫切了。
歐元債券的主要侷限是，它無法抹除競爭力之間的差異。個別國家將仍需要實施結構性改革。不這樣做的國家將滑入永久性貧困和附屬地位，很多發達國家都出現了這一問題。它們將靠來自歐洲結構性基金和僑匯的有限支持生存。但德國接受歐元債券將徹底改變政治氣氛，有利於實施同樣必要的結構性改革。
當前的事實依然是大部分德國公眾強烈反對歐元債券。自默克爾總理否決歐元債券以來，我所提出的觀點甚至不曾得到過考慮。人們沒有意識到，批准歐元債券比以最低限度努力維持歐元的成本低得多。
是否願意授權歐元債券取決於德國。但德國無權阻止重債國抱團發行歐元債券自救。換句話說，如果德國反對歐元債券，它就應該考慮退出歐元，讓其他國家來推出歐元債券。
如此行事會產生出人意料的結果：沒有德國的歐元區所發行的歐元債券仍然能夠與美國、英國和日本債券等量齊觀。上述三國的淨債務佔GDP比率實際上比沒有德國的歐元區還要高。
這一出人意料的結果可以通過比較德國退出歐元和某重債國（如意大利）退出歐元的後果來解釋。
由於所有累積債務都是用歐元計價的，因此由哪個國家主導歐元就至關重要了。如果德國退出，則歐元將貶值。債務國將重新獲得競爭力。它們的債務真實值將減少，而如果發行了歐元債券，違約風險也將消失。它們的債務一夜之間變成可持續的。大部分調整的負擔將落在退出歐元的國家頭上。他們的出口將失去競爭力，且在國內市場上也將面臨來自歐元區的激烈競爭。它們的歐元計價債權和投資也將遭受損失。損失的程度取決於歐元貶值的程度；因此將貶值限制在一定範圍內符合它們的利益。在最初的偏移之後，最終的結果將滿足凱恩斯的國際貨幣體系之夢——債權人和債務人共同承擔維持穩定的責任。歐洲也將擺脫蕭條陰影。
相反，如果意大利退出，其歐元計價債務負擔將變得不可持續，不得不進行重組。這將動搖歐洲和世界的其他部分，造成金融崩潰，貨幣當局根本無力治理這一亂局。歐元的崩潰很有可能造成歐盟的無序分裂，而歐洲的境況將比它開始歐盟的偉大實驗之前更加糟糕。
顯然，退出歐元對德國比對意大利更好；同樣顯然的是，對德國來說，批准歐元比退出歐元更好。麻煩在於，德國還沒有到被迫做出選擇的時候，它還有一套替代方案：它可以放任現狀自流，總是以最低限度的努力維持歐元，除此之外再無舉措。
如果我的分析正確，那麼即便對於德國，這也不是最佳方案，除非你只看短期。局面在惡化，最終注定將不可持續。拖得越久，傷害越大。儘管如此，這卻是德國更為偏好的選擇，至少在選舉之前是如此。
德國要在批准歐元債券和退出歐元之間做出明確的選擇，這是一件大事，也是我來這裡參與討論的目的。
長期以來，我一直在深思，應該現在亮明我的看法還是等到選舉之後。最後我決定先下手，這主要是基於兩方面的考慮。一是事情有其自身動態，危機可能在選舉之前進一步惡化。塞浦路斯援助行動證明我是正確的。二是我對事件的解讀與德國的普遍看法大大相悖，我的解讀被理解需要時間，而我越早開始越好。
總結一下我的看法。我認為，如果德國在歐元債券和退出歐元之間做出選擇而不是繼續按現在的做法以最低限度的努力維繫歐元，歐洲的境況將會有所改善。不管德國批准歐元還是退出歐元都是如此；且不但對歐洲是如此，對德國也是如此，除非你只看極短期。
對德國而言，這兩個選擇孰優孰劣尚不清楚。只有德國選民有資格作出決定。如果今天舉行公投，那麼歐元懷疑派將輕鬆獲勝。但更透徹的考慮可能改變人們的想法。他們會發現，德國授權歐元債券的代價被大大誇大了，而退出歐元的代價被低估了。
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第一選擇是歐元債券，第二選擇是德國退出歐元。不管哪個選擇，都遠遠好於不做選擇而讓危機持續。最壞的情景是債務國（比如意大利）退出歐元，因為這會導致歐盟的無序解體。
我的結論有些出人意料，特別是關於歐元債券在沒有德國的情況下仍堪稱完美的論斷。我的親歐洲朋友們對此表示難以置信。他們無法想像沒有德國的歐元。我認為他們是將歐元和歐盟混為一談了。這兩者並不相同。歐盟是目標，而歐元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因此不能允許歐元摧毀歐盟。
但我的分析或許過於理性了。將歐盟和歐元混為一談，不僅普羅大眾是如此，法律條文也是如此。於是，德國退出歐元，歐盟就無法生存。果真如此的話，我們就得竭盡全力說服德國公眾拋棄其最根深蒂固的偏見和迷思，接受歐元債券。
最後，我想強調，歐盟不僅對歐洲重要，對全世界也是如此。歐盟是開放社會原則的天然化身。這意味著完美知識的不可獲得性。沒人能擺脫偏見和迷思；沒人應該因錯誤而受人指責。指責和罪責只能產生於錯誤和迷思被發現而不是被糾正之時，即破壞了作為歐盟基石的原則之時。正因如此，德國應該批准歐元債券，拯救歐盟。
（本文為喬治·索羅斯2013年4月9日在法蘭克福科學院的演講稿，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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