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推銷員與大狀 左丁山

推銷員不死——電影人於冬奮鬥史

按: 他問天行國際(993) 高息借了錢。

http://www.infzm.com/content/67752

於冬當發行員賣的第一部電影，是徐克的《黃飛鴻之獅王爭霸》，主演李連杰。十七年後，於冬當了老闆，徐克找他投資3D版《龍門飛甲》，主演還是李連杰。

從北影廠一位普通發行員，到一個美國上市公司的董事長；把只有幾個人的民營小公司，做成國內第一的民營電影公司，出生於1971年的於冬，用了18 年時間。「我從業18年，中國電影改革進行了18年。博納的發展和我個人的成長，是個挺艱難的過程，也是電影產業艱難崛起的過程。」

喝出「副科長」

1993年，於冬在北京電影學院管理系讀大三，去北京電影製片廠發行科實習。發行科楊科長領著他們去吃羊肉泡饃，拿了瓶二鍋頭。一頓酒下來，於冬沒倒，處長指著他說：「這小子不錯，可以跑發行。」

中國電影發行體制的改革剛起步。以往的發行方式是「統購包銷」——電影製片廠拍完電影全部賣給中影公司，中影每個電影預付100萬，根據賣拷貝的數 量給製片廠結賬，一個拷貝10500元，多退少補。如果賣了500個拷貝，中影結賬時再給片廠400萬；如果只賣了20個，等於片廠欠了中影80萬，會從 下一部電影的預付款裡扣除。

在這樣的體制下，出現了大批粗製濫造的小成本電影。「大家都是二三十萬拍個電影，交給中影，拿回的錢基本上發工資了，沒錢再拍片。整個製片業都陷入惡性循環。」於冬回憶。

1992年末的全國電影廠長會上，以韓三平為代表的廠長們集體炮轟中影的統購包銷，提出製片廠自主發行。呼籲得到了廣電部支持。1993年4月，電影局發佈「3號文件」，電影製片廠獲得了自主發行權。大聲呼籲改革的韓三平們得到重用。

於冬第一次出差，跟著楊科長坐火車沿著京廣線先到了河南。國產片不好賣，北影給港片《獅王爭霸》搭上另外3部國產電影一起賣，給河南省發行公司開價150萬。對方幾個代表誰都不肯接，沉默了5分鐘，一位老發行科長說：「楊科長太瞧得起河南了。」所有人都笑了。

談判陷入僵局，河南公司只是一個勁地灌酒，於冬的任務是替領導喝酒。接下來的兩天，北影一行人所到之處，省發行公司都是領導全程陪同，全程埋單。「我當時感覺北影真牛。」於冬說。

北影廠當時的確是老大。全國電影廠大多開不出工資時，北影靠一批香港合拍片，突破了賣拷貝的發行模式，嘗試票房分賬，利潤近2000萬。後來於冬才知道，省公司全程陪同是不讓他們接觸鄭州和各地市發行公司。

這之前《獅王爭霸》在上海上映10個拷貝，按價格，北影頂多拿20萬。票房分賬後，北影拿到600萬。但影片在江蘇談判時，遇到江蘇省發行公司強烈 抵制。當時的電影版圖上，江蘇是全國「諸侯」裡的老大，連續10年佔據電影製片廠10%的發行收入。江蘇省公司堅持要買拷貝，單價加到15000元，不搞 上海式的票房分賬。談判破裂後，北影繞開了省公司，直接向蘇州、無錫、南通、常州四個地市電影發行公司供片，放棄江蘇其他地市市場。

河南省發行公司的收入主要依靠省會鄭州，如果北影複製「江蘇模式」，搞鄭州突破，那省公司多一半的收入就沒了。離開鄭州前一天晚上，河南和北影達成 了最後協議：4部電影打包價38萬。如果按照改革前的方式，《獅王爭霸》在河南賣6個拷貝，3部國產片每部賣2個拷貝，北影最多拿到13萬。接下來的湖 北、湖南，北影如法炮製。

半年實習結束，酒量好加上是黨員，家在北京又不用分房，於冬通過了發行處的鑑定。1994年夏天，於冬成為北影廠正式員工。1996年，韓三平簽署了任命書，26歲的於冬成了北影廠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副科長。

弄不好就是「推銷員之死」

作為北影廠的發行負責人，於冬幹勁十足，天天在全國跑。

香港電影和進口大片一統天下，國產電影日子難過。作家陳染的《與往事幹杯》，由導演夏鋼拍成電影，片子很好，但屬文藝片，不好賣。全國跑了一圈，山 西省就要了一個拷貝，於冬不甘心，跑到山西各地做了很多宣傳，最後「往事」在太原一個影院放了兩個月，票房拿了40萬，一戰成名。

1999年2月，廣電總局將原中國電影公司、北影廠等7家國企合併，組建中國電影集團。於冬和13位同事被北影的人事處長帶著移交給了中影，負責國產片發行。忙活一年多，業績不好，於冬所在團隊被合併到發行大區。

副科長位置沒了。大區副經理是自己的師弟。「特別沒面子，算了下崗吧。」於冬狠心出了北影廠大門。

出來以後賣誰的片子呢？於冬想起在中影看過《說出你的秘密》，黃建新導演，王志文主演。電影拍完3年，在中影擱了一年多沒人理。他私下約黃建新：「當時中影給你的60萬太低了，我現在出來單干，給你保底120萬，先給你30萬作定金。」

黃建新不願電影放在倉庫裡，說服了投資商浙江電影製片廠，把片子給於冬做發行。

於冬找了幾個親戚組建博納文化交流公司。這時博納還沒有電影發行資質。公司註冊資金30萬元裡，有7萬是合作夥伴的，20萬是從親戚那裡湊的。30 萬匯票給了浙江廠，付了第一筆定金，拿著授權書、文件、合約，於冬開始周遊全國。十幾個省轉一圈回來，靠以往的老關係，100萬現金到手。加上北京、上海 等幾個城市分賬發行，最後《說出你的秘密》總票房1000萬元。於冬淨賺五六十萬。

陳凱歌為《和你在一起》做宣傳發行，和於冬一起跑遍了主要城市。他嘆道：「於冬，你每天背著個拷貝，到了哪都是一頓大酒，你這弄不好叫『推銷員之死』。」

2001年，博納公司獲得了電影局頒發的《電影發行經營許可證》，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家持有電影發行許可證的民營公司。

港片愛上博納

至今《我的兄弟姐妹》仍被於冬認為是博納最重要的電影：「它考驗了我的眼光和判斷力，營銷策劃都對路。」導演俞鐘是新人，最知名的演員是崔健、梁詠琪。投資人是香港電影人文雋。

於冬同時在二十多個城市媒體上做宣傳，號稱該片是「2001年的催淚核彈」，並且協調各地發行公司同一時間上映。《我的兄弟姐妹》最終在內地獲得了2000萬元票房。

文雋200萬的投資，獲得了700萬利潤，回港後到處給於冬做廣告，還拉他參加香港金像獎「亞洲新力量」論壇。

於冬在論壇上認識了施南生。「施南生當時是寰亞的執行董事，知道我是《我的兄弟姐妹》發行人，願意給我合作機會。」於冬還碰到了老朋友鐘再思，他正在製作《天脈傳奇》。競爭這部電影發行權的還有他的老東家：中影集團。

為了拿下「天脈」，於冬第一次提出了「保底分賬」：「500萬保底再分賬。我當時手上的錢都不夠500萬，但如果這個電影成功，將是博納的一個飛躍。」

沒想到中影安排了《蜘蛛俠》在同期上映。「鬧到電影局去協調，最後他讓了我一週的檔期，就這一週，我搶了2000萬票房。」於冬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

「天脈」總票房近3000萬，超過香港的1700萬港幣票房，在當年內地票房排行榜上排名第七。多賺的利潤中，又給了寰亞近100萬分賬。劉德華、張柏芝主演的寰亞賀歲片《老鼠愛上貓》，施南生主動建議給博納發行。

從「愛上貓」開始，於冬按國際慣例，將全國票房做成日報，詳細列出各地電影院的名字、銀幕數、觀看人數、票價，每天傳真到香港。許多香港電影公司找 上了於冬。博納靠專髮香港電影，成了電影發行業不可忽視的力量。在博納發行的港片中，成龍主演的《神話》利潤是最高的。「保底700萬，但當時發了近1億 票房，我賺了800萬，還給英皇又分回了1000萬。」

再與香港電影公司合作，於冬採取全年整包的方式：把電影包下來，預付定金。等影片完成，再根據具體陣容、投資規模定出價格。緩解了香港公司資金周轉問題。

參與投資，交出學費

2003年，於冬給博納戴上了一頂叫「保利」的紅帽子。國有大型企業保利集團入股北京博納，成為「保利博納電影發行有限公司」的大股東。於冬和管理層的股份稀釋到49%。

這次融資實非得已。那兩年，有兩部香港大片的發行權博納沒有拿到：成龍的《寶貝計劃》給了華誼兄弟，因為華誼參與了前期投資；徐克的《七劍下天山》，投資商北京慈文把發行權給了另一家公司。

在《英雄》巨額票房的刺激下，眾多投資公司介入電影製作。民營機構逐漸取代國營機構，成為中國電影市場的主力軍。

於冬很受刺激：「這樣下去，很多電影我就拿不到了。我算了筆賬，票房保底加上後面的分賬，足夠前期買你的成本。我參與投資，除了分紅外，還可以優先獲得發行權。但資金是一個制約槓桿。」

於冬希望保利增資，但此時分管領導更換，無意增資，還要每年利潤分紅。「這種破壞性分紅對公司發展很不利。」於冬回購控股權，2007年，博納開始大規模參與電影投資。

《竊聽風雲》是博納全額投資的電影，成本不到3000萬，內地票房近億。2008年，博納在香港成立電影發行公司，把內地公司投資的「港片」賣回香港。「版權是我的，還賣香港和東南亞市場，我實現了香港電影的反銷，這是對以前『合拍片』的顛覆。」

《十月圍城》是當年投資最大的一部電影。「這個電影讓我經歷了以前沒有經歷的事，比如外景地的超期、反覆，製作費超支，導演陳德森和監製陳可辛創作理念的衝突……這些是我在發行領域碰不到的。」

計劃投資8000萬的《十月圍城》，最後總成本達1.05億。影片光行政管理費用就高達五百多萬。

《十月圍城》票房2.93億，各方算是略有盈餘。但合作傷了臉面，博納與陳可辛合資成立的人人電影公司宣告解體。

「打入好萊塢內部」

2009年，博納引進新投資者，融資1億人民幣，開始投資國產片，結果賠了不少錢。「姜文的《太陽照樣升起》，何平的《麥田》，如果單從生意上考慮，可能不會投。」

於冬開始放大博納的品牌，從《新警察故事》開始，博納發行的所有電影都掛上博納的標識。至今於冬已經成為二百多部電影的出品人。

2010年，博納影業集團完成上市重組，於冬成為最大股東。2010年12月9日，博納在納斯達克上市，融資近1億美元。但由於對資本市場的陌生和操作失誤，股票上市當天破發。

「美國人不瞭解博納的電影發展模式，只要我業績好，股票還會回去的。」於冬很從容，「2011年我們總票房如果包括《大魔術師》，應該超過15億，佔了中國國產電影總票房25%。」

於冬很樂意講他的「上下游垂直整合全產業鏈」發展模式：發行、製片、電影院建設。影院建設是重中之重。「未來十年，如果中國電影銀幕達到三萬張，票 房接近600個億，就是全球第二大市場。中國一線城市的影院已經快建完了，再建肯定是二三四線城市，我們現在已經去北京順義郊區了。」

博納現在看好的下一個潮流，是和好萊塢合拍。於冬打算在洛杉磯的比弗利山莊開博納美國分公司，「打入好萊塢內部」。

急救宏達電　院長、部長傻做推銷員

為何衍生工具推銷員發硬財 巴黎的價值投資

三花最佳推銷員 施純鎰學口條、當廣告明星 賣襪45年 78歲老董「手洗」出新梗

「超級推銷員」的變與不變 蔡力行

社會企業》讓鄉民甘願當推銷員 揪眾募資賣小農鮮奶 微風超市也聞香求上架

亞投行“推銷員”金立群

3月5日，中方曾在北京發起了一次探討世界銀行等現有國際機構框架的會議，當天金立群“多次與歐洲各國的代表消失在會場的其他房間”。

6月，財政部經過一個多月的通宵加班，完成了亞投行有關章程的制定。“各個國家拍桌子的事情太多了，每一步都是吵架吵下來的”。

中國人在國際組織中任職的數量，還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

2015年7月6日，中國政府正式提名金立群為亞投行候任行長中方候選人。

事實上，《籌建亞投行備忘錄》簽署前數月，金立群就已經與“亞投行”這個標簽形影不離。他先是被任命為財政部亞投行籌備組組長。亞投行籌建多邊臨時秘書處成立後，他又被任命為秘書長，親自搭建起亞投行框架。

亞投行，這個由中國發起創立的第一個多邊國際機構，總部設在北京，法定資本1000億美元，未來將重點支持亞洲基礎設施建設。2014年10月29日，亞投行第一次亮相時，僅有22個創始成員國，而截至2015年4月15日，它的創始成員國達到57個，包括亞洲大部分國家以及美日加之外的主要西方國家。

在亞投行版圖擴大的背後，有金立群穿梭遊說於各國的身影。

金立群是誰？此前他一直不為公眾熟知。財政部有關工作人員婉拒了南方周末記者約訪金立群的請求，“等8月底才能塵埃落定”。到時亞投行將舉行第六次首席談判代表會正式選舉候任行長。

財政部在一個簡短公告中，評價他“具有在政府部門、國際機構和私營部門豐富的領導和管理經驗”。他是外媒筆下“彬彬有禮且行事老練的前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和前亞洲開發銀行官員”，是財政部工作人員眼中好讀文學書籍的領導，各國政要眼中“說話有技巧”的金融外交家。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法語也不錯。

在未來的亞投行議程中，金立群被寄予了平衡各國利益的期待。從林毅夫到朱民，再到金立群，盡管國際組織中的“中國面孔”越來越多，但中國人擔任國際公務員和國際機構領導層的人數，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仍然不成比例。

亞投行的推銷者

時間回到四個月前。2015年3月12日，英國財政部官網突然發布一則消息，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寫道：“我很高興在此宣布，英國今天決定成為加入亞投行創始成員國行列的首個主要西方國家。”

這對亞投行籌備組而言，無疑是一次戲劇性轉折。

就在2014年10月24日，《籌建亞投行備忘錄》在北京簽署時，意向創始成員國只有21個。之後的138天里，它的合作版圖僅擴大到了27國，除了新西蘭之外，其他全是亞洲國家，被西方國家調侃為“亞洲國家的自娛自樂”。

英國的決定打破了歐洲的沈默，18天內，17個歐洲國家宣布加入亞投行。亞投行籌備組在2015年4月15日公布，截至報名結束時，意向創始成員國猛增到57個。亞投行將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新生國際多邊機構。

“他（金立群）在籌建崗位上做了很多鋪墊工作，面對大量國際合作方，以客觀合理的方式，使對方對我們的倡議和發展要領有了理解和認同。”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這138天的“窗口時間”里，財政部亞投行籌備組與世界各國經歷了怎樣的博弈？

“他（金立群）作為組長，那幾個月去見了很多國家的人，一直在不斷遊說，”財政部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很擅長協調各方利益，說話很有技巧。”

最初，美國曾希望歐洲各國抵制亞投行。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室主任劉東民分析，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美、日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以下簡稱“亞行”）已存在多年，美國也因此一直占據國際金融秩序的頂點。但對歐洲國家而言，以重點支持亞洲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為目的的亞投行，機會顯而易見。

“亞投行對世界銀行、亞行是一個補充，而不是替代，是對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進，而不是顛覆”，對外界的疑慮，金立群這樣回答。

《日本經濟新聞》披露，2015年3月5日，中方曾在北京發起了一次探討世界銀行等現有國際機構框架的會議，當天金立群“多次與歐洲各國的代表消失在會場的其他房間”。

英國最早按捺不住。“這里面肯定也是有英國保守黨自己的利益考量”，財政部上述官員說，他拒絕透露更多談判細節。英國媒體猜測，有可能是英國首相卡梅倫考慮到5月的大選，為了迎合英國經濟界而做出的決定。

金立群在各國穿梭遊走，促使他們早做決定。對各個國家來說，董事席位、行長和副行長人選、以及未來亞投行分行所在地，都會成為競爭的重點。“他（金立群）斡旋歐盟各成員國的功力已在北京傳為美談”，英國《金融時報》這樣評價。

例如，盧森堡2015年3月11日就悄悄遞交了申請，準備2周後對外公布。消息傳到英國政府的版本是：一個不知名的“歐洲小國”會比英國更早加入亞投行。焦慮的倫敦把本應在2015年3月17日公布的消息，提前了5天公布。

隨後，歐洲諸國唯恐落後，法國甚至直到與德國、意大利發表聯合聲明的2015年3月16日上午，才抵達北京討論加入亞投行的細節。俄羅斯加入亞投行的決定，則是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現場宣布的。

財政部的“英語文學碩士”

長於言辭、談吐有文學修養，是金立群的特點。“他能說很典雅的英文，熟知東西方文明”，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說。另一位財政部工作人員則回憶，金立群在給部里開講座時，“常引用詩歌”。

在與澳大利亞全國基金協會主席Steve Howard交流時，金立群將對方比作該國小說《人類之樹》中的墾荒人，向其示好。英國記者吉密歐這樣描述金立群：“他與英國人交流時喜歡引用莎士比亞的話；他還向法國人講述自己多麽迷戀法國文化；並且跟德國人說，因為他們誠實，所以自己最喜歡他們”。

他在英文翻譯方面也有心得，曾為自己導師王佐良主編的《英國詩歌選集》擔綱過註釋和修訂，還主持翻譯過美國作家羅恩·徹諾的暢銷書《摩根全傳》。

2009年在美國的一次會議上，有人問經濟學家許小年，怎麽把中文的“不折騰”翻譯成英文，讓外國人能聽懂，同在會上的金立群被請來救場。他直率地說：“不要想找出一個詞，但要努力去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歷史。例如，從‘大躍進’到‘文革’……我們國家曾經‘折騰’過多次。”

他先提出用莎翁的“much ado about nothing”（無事生非）來對應“折騰”，又覺得不夠好，“如果硬要翻譯，我覺得最接近的詞就是‘don't rock the boat’，或者‘no boat rocking’（不要晃船）”。

金立群出生於江蘇一個教師家庭，初中曾自學大學英語教材。他在寫給高中母校南菁高級中學130周年校慶的文章中，曾憶及自己因為太著迷於英語，甚至被英文老師“約法三章”，要求他“學英文不能影響其他學科”。

高一念完後，“文革”就來了，他在常熟農村插隊務農十年，高中英文老師廖慕禹給他寄的莎士比亞戲劇原版書，成了他“在鄉間長夜中自學時的良友”。

1978年，29歲的他考上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文革”後的首屆英語研究生班，師從英文大師王佐良、許國璋。那一屆只錄了12名學生。之後，他以一篇語言學論文獲得了英語文學碩士學位。

而就在他臨近畢業的1980年，中國恢複了世界銀行的成員國地位，而英語人才是奇缺資源。有誌於學術道路的金立群，人生發生了改變。許國璋教授的昔日弟子請他從研究生中推薦一人調財政部後赴世界銀行工作，許老建議金立群考慮這一方向，因為“中國更需要經濟和金融人才”。他最終決定采納許老的建議。

第一個亞行副行長

“放眼看去，找不到比他（金立群）更合適的（亞投行行長候選人）人選，無論是知識結構、工作經驗還是國際舞臺上的人脈”，財政部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肯定地說。

金立群從1980年開始，一直在與金融和投資行業打交道，他亦是改革開放後，國內第一批接觸國際金融事務的政府工作人員。他在財政部工作23載，官至副部，其間四次赴海外工作。

1982年底，金立群奉調回國。那是中國開始接受世界銀行貸款的第2年。在財政部外事財務司任副處長的他，主管的領域正是世界銀行貸款。他先後負責了公路、鐵路、港口、發電和輸變電、農村水利等基礎設施的準備和談判工作。

“那時，中國的基礎設施是非常老舊的。……當時沒有高速公路，沒有高壓電路，也沒有集裝箱的港口。在黃浦江下並沒有隧道，郵局比電信的速度還快，沒有辦法打電話只能通過寄信方式交流”，這段經歷讓金立群看到，當國家外匯緊缺、基礎設施破舊時，來自多邊銀行和機構的借貸有著重大的意義。

1987年，金立群作為漢弗萊獎學金獲得者（Humphrey Fellow），被送到美國波士頓大學進修一年經濟。

在這個外國文學碩士的描述中，經濟學並不難學。“需要學高等數學課程，覺得自己也沒有費太大的力氣”，他說。他還在一次采訪中回憶道：“經濟學基本的東西我都讀了，但是我沒有一頭紮到學術深海里，沒有時間去搞過分理論性的東西……更重要的是政策水平，看問題的視角。”

其後，他先後擔任過世界銀行中國副執行董事、財政部世界銀行司司長、財政部副部長等職務。在就任財政部副部長期間，他曾參與中國金融行業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並在亞行、世界銀行集團和全球環境基金組織擔任副理事。

2003年，時年54歲的他成為亞行副行長，成為這家多邊合作銀行1965年成立以來的首位中國籍副行長。根據亞行傳統，4位副行長中，一位要來自列第一大股東的日本或美國，一位來自歐洲，亞洲地區共同競爭兩個副行長，此前二十余年，中國人未能成功當選。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在近日金立群與各國大使的一次聚會中，他曾談到，自己擔任亞行副行長時，遇到給柬埔寨的貸款出了問題，他曾經飛到金邊，與柬埔寨總理洪森面談。

此後六年，他又先後在中國投資責任有限公司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工作。2014年10月，在兼任了數月的亞投行籌備組組長後，金立群正式從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離職，全職準備亞投行的相關事務。

“他有非常大的 可能性會當選”

按亞投行候任行長遴選程序，意向創始成員國須在2015年7月31日前提名候選人，之後將在8月下旬舉行的第六次首席談判代表會議上確定候任行長人選。

“北京提出的候選人實力很強，”7月6日中方提名公布時，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表態稱，“以往（多邊機構的）傳統是，如果最大的股東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候選人，通常是這個候選人勝出。”

目前，中國以297.804億美元的認繳股本和26.06%的投票權，居現階段第一大股東和投票權占比最高的國家。

外交學院教授蘇浩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亞投行行長應該具有發展中國家的成長背景、英語語言國家的文化背景、豐富的金融管理經驗，以及成員國的認可和接納。而在未來，亞投行涉及各個經濟體的利益分配，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管理者。“這樣的人在亞投行成員國中並不多，”他說，“我們的人選是很有說服力的。”

截至2015年7月15日，印度、俄羅斯、韓國、澳大利亞等亞投行的主要股東，都還沒有公開提出自己的候任行長候選人。

比起無風無浪的行長位置，各個創始成員國更關註的是，本國能否在其他管理職位或董事會中謀取一席？遊戲規則又是怎樣的？

2015年6月，財政部經過一個多月的通宵加班，完成了亞投行有關章程的制定。“這里面各個國家拍桌子的事情太多了，每一步都是吵架吵下來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財政部長樓繼偉宣布，“半年左右的時間里，各方已就亞投行的宗旨、成員資格、股本及投票權、業務運營、治理結構、決策機制等核心要素達成重要共識，形成了高質量的協定文本。”

當月29日，亞投行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聯合簽署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以下簡稱“亞投行協定”）。有媒體披露，亞投行將執行一套不同於世界銀行和亞行的管理方式——由一個無報酬的、非常駐董事會來進行領導，治理結構主要包括三層：理事會、董事會和管理層。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亞投行的管理架構是1個行長、10個副行長。而根據《亞投行協定》，亞投行董事會設12名成員，域內（即亞洲國家）9名，域外（即非亞洲國家）3名。

“所有國家都是當然理事成員，再從中推舉出行長、副行長和執行董事，”金燦榮說，“副行長是各個國家都會爭取的。”據他介紹，董事會成員人選的博弈，取決於國家地位、出資額和地區代表性。

目前，各個域外國家已經摩拳擦掌，相繼對外表態，火藥味十足。

2015年5月21日，柯慕賢對外表示，德國將在亞投行的董事會中獲得一個席位。7月1日，澳洲財長霍基（Joe Hockey）也向外透露，他得到保證澳洲將會在亞投行董事會獲得一個席位。7月初，俄羅斯駐華大使傑尼索夫也對俄國媒體放出了風，稱俄羅斯不僅有一定比例的投票權，而且在銀行的管理層中也占有一定比例的崗位。

“這麽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參與進來，各自謀取話語權、謀劃未來利益，在未來的治理中，怎麽樣協調不同意見？”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室主任劉東民期待：“希望在投票和人員選拔環節做到公開公正，在尊重現代治理規則的背景下，把內部利益調節好。”

國際組織中的中國人

金立群著手籌辦亞投行後，他在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工作經歷也被人們所津津樂道。近十幾年來，在重要國際組織中尋找中國面孔，比以往要容易得多。

“剛打開國門的時候，中國就是一抹黑，人才、經驗全沒有，經過三十多年發展，對國際規則熟悉了一些，人才培養也有了很大進步，”金燦榮說，“國力、政策和人才的共同推動，讓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發言權越來越大。”

根據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除世界銀行原常務副行長章晟曼於1995年開始擔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秘書長外，其他人都在2000年後才接任國際組織要職。

目前，在世界主要金融機構工作的中國籍高官中，廣為人知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朱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秘書長林建海、國際金融公司執行副總裁兼CEO蔡金勇、世界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林毅夫，以及世界銀行原常務副行長章晟曼。

這5位中國高官都是“50後”男性，都有留學經歷，除章晟曼留學加拿大，其他四位都留學美國。其中，朱民和蔡金勇是1978年上的大學，與金立群同屬於“文革”後恢複高考的“新三屆”大學生。

如果把目光投向更多領域的國際組織，在擔任相關機構高管的中國人中，“50後”也占了多數，鮮有“60後”身影。值得註意的是，聯合國國際法院、外國郵政聯盟國際局、國際電信聯盟等專業性較強國際組織的高管，都來自相關專業領域，且多有英國或美國的留學經歷。而聯合國、國際展覽局等組織的高管主要是外交官。

據不完全統計，除了來自香港的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來自臺灣的林毅夫之外，高管們全部來自江浙滬三省，例如林建海、章晟曼、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趙厚麟、聯合國國際法院成立以來首位中國籍院長史久鏞、國際展覽局前主席吳建民等等。

但是，中國人在國際組織中任職的數量，還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以聯合國為例，截至2013年6月30日，供職聯合國秘書處非翻譯類職位的中國籍專業人員是74名，遠低於聯合國開列出的恰當幅度——116到157人。而在這其中擔任高級管理職務的中國籍職員是11人，低於美國48人，法國18人，日本14人，英國19人，德國17人。

為此，聯合國的微博連續兩年針對中國放出招聘啟事。由中國聯合國協會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合作司合辦的國際公務員能力建設培訓班，在今年將舉行第五期。

蘇浩分析，盡管國際組織中的“中國面孔”越來越多，但是目前，中國人擔任國際公務員和國際機構領導層的人數，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不成比例。人才供給不足，是中國籍公務員人數偏低的原因。

“國際很多重要機構，我們雖是成員國，但並沒有作為國際公務員在里面獲得一些職位，我們融入國際社會還不夠，要讓更多中國人有機會去國際機構任職和發揮作用。”他說。

（南方周末記者劉斌對本文亦有貢獻）

為推介農產品，20位省部級“金牌推銷員”拼了！

“四川是畜牧業大省，今晚我來吹吹牛!”4日晚，在省部長推介品牌農產品專場上，四川省副省長楊興平侃侃而談，當地從歐洲引入品種，經現代科學家培育了30多年，最近幾年才培育出來的新品種“蜀鮮花牛”。

“吹牛”只是專場的一個側影。

專場上，還有嘹亮高歌一曲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常委徐誌新誇起兵團的紅棗，“綠化了戈壁荒灘，改善了生態環境，奉獻了它的一生”。湖北副省長任振鶴更是用地方語言介紹起了從異國他鄉來到中國的小龍蝦，他說，“世界龍蝦看中國，中國龍蝦看湖北，看過都說好，就是忘不了，好吃，真的好吃，不信你嘗嘗!”說完就一筷子夾往自己口中。

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推介會。主角是農業部部長韓長賦，雲南省委書記、省長陳豪，以及來自全國18個省份的副部級領導。他們一起講述中國農業品牌故事，聯合為我國品牌農產品代言。

為了更多吸引現場采購商們的關註，有部級領導還別出心裁，化身“金牌推銷員”，比如手拿一捆水稻推介“龍江大米”的黑龍江副省長呂維峰，河北、寧夏、內蒙古、甘肅四省領導還專門手提竹籃走上臺前PK當地馬鈴薯等。

黑龍江副省長呂維峰手拿一捆水稻推介“龍江大米”

值得關註的是，馬鈴薯於2015年已經在國家戰略層面上成為繼水稻、小麥、玉米之外的第四大主糧。數據顯示，中國的馬鈴薯種植面積550多萬公頃，產量達到9500多萬噸，面積和產量均占世界的1/4左右，已經成為馬鈴薯生產第一大國。

在會上，農業部副部長、土豆領域專家屈冬玉稱，馬鈴薯現在是全國消費最大的一道菜，中國式的菜——炒土豆絲，去年全國賣了221億盤。為推動馬鈴薯的品牌建設，農業部一再推行特色品牌，第一是區域品牌，第二是企業品牌，第三是特色品牌。首先要確定區域品牌，然後再做企業品牌和特色品牌。

農業部副部長屈冬玉發言稱，要做大企業品牌和特色品牌

為進一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推動農業品牌建設，切實發揮品牌引領作用，推動供需結構升級，本屆農交會把品牌推介、產銷銜接、幫農民推介農產品作為重中之重。此次專場活動以推介區域公用品牌為核心，推介產品涉及大米、馬鈴薯、茶葉、水果等我國傳統優勢農產品，涵蓋了種植、畜牧、水產、“互聯網+”、精準扶貧等重點領域和當前工作重點。來自波蘭、斯洛文尼亞的國家農業部長也帶來了本地品牌農產品進行現場推介和互動。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和雲南省委書記、省長陳豪登臺推介優質農產品

韓長賦在活動現場強調，品牌就是信譽，就是信用，就是信任。發展現代農業，一定要創造一批又一批的優質農產品品牌。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創造更多的品牌，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讓消費者買得更放心，讓農民賣得更開心。

陳豪稱，高原特色現代農業目前已經成為雲南的一個品牌，省委省政府正大力發展，將其作為主要產業來培育發展，同時這一產業也已經成為雲南農村地區最現實、最直接的脫貧致富的產業。在脫貧致富中，走出一條具有雲南特色的發展路子。

富事通：幸福推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