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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降息槍響 深廣開始搶房？

上周五中國央行自2012年7月以來首次公布降息，各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次日正式下調。在9月央行推出首套房優惠政策後，降息又吸引一些購房者利用房貸“打折”的機會入場。廣州與深圳上周末樓盤均合計吸引數千看房者，重現搶房熱潮端倪。

上周五中國央行出乎市場意料宣布，自本月22日上周六起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下調0.4個百分點至5.6%；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至2.75%。此次一年期存款的降息幅度比同期貸款的少0.15個百分點，這種不對稱降息更有利於廣大企業和個人貸款者，提高他們的入市積極性，而銀行的存貸利差則被壓縮。

上周六當天，深圳三個新開盤項目總計1500套新房入市，看房者超過5000人，銷量過千套。界面報道稱，被深度套牢的中海地產項目——深圳龍華新區的中海錦城當天只有370套房出售，卻有1600多組客戶到場搶房，開盤首日即成功銷罄解套，還以高出周邊樓盤約三成的價格，刷新龍華區樓市新紀錄。中海地產方面透露，其開盤均價為每平方米3.25萬元，當天銷售額超過10億。

同在上周六，廣州共有9個項目加推，共吸引5000名購房者到場。在廣州南沙，粵港澳自貿區可能獲批的利好預期也帶動了樓市。富力天海灣推出95-140平米的海景房，最低每平方米9500元，均價每平方米1.15萬元，吸引了數百名購房者，當天售出近9成。

市場人士認為，此次降息對現在困難重重的房地產業無疑是重大利好。從心理層面講，本次降息力度空前，對於購房者來說，疊加之前的取消限購、限貸政策影響，購房者很可能再次恐慌入市。

北青網報道援引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的觀點稱，此次降息使樓市在心理和實際上兩重獲益。

以20年100萬元貸款為例，如果按照基準利率計算，購房者在降息後可以每月減少月供234元，20年可以減少4萬多元的利息支出。此外，今後首套房的利率折扣將明顯增加。預計一線城市9折將成為主流，甚至有出現8.5折或者8折的可能性。

不過，整理以上圖表的解放網報道提到，專家預計，未來一手與二手房的價格可能要“區別對待”。由於二手住宅價格對於市場形勢及預期較為敏感，不排除未來這類房價伴隨著成交回暖可能緩慢上漲，但在新房市場，因整體庫存壓力依然較大，短期內尚不具備漲價動力。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玨林上周五指出，降息會使開發商資金鏈緩和，使部分剛需入市，會穩住房價，但考慮到北京等一線城市還沒有退出限購政策，加之樓市低迷態勢已持續相當時間，預計本輪降息並不會像以往刺激房價大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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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危機時代”吸金力“：中西部多城迅猛 深廣竟判若雲泥

“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或者叫“資金總量”，是一個地區或者城市經濟運行的結果，也是經濟運行的動力之源。在中國，城市資金總量反映的不僅是自身GDP的數量，在很大程度上也跟這個城市在區域的輻射影響力緊密相關。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總體上看，在沿海發達地區加快轉型升級的同時，中西部通過承接產業轉移，區域經濟發展大大提速。後金融危機時代，到底哪些地方發展更快？這其中，資金總量是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過對各主要城市7年來資金總量增速的統計發現，後金融危機時代，資金總量增速最高的是一線城市深圳，增幅超過了300%。此外中西部一些近年來經濟增速較快的城市如重慶、長沙、成都、鄭州等，資金增速也名列前茅。相比之下，增速較慢的是如佛山、溫州、無錫、東莞等傳統制造業城市以及大連、太原等來自能源重化省份的城市。

這些城市為何增長快

這其中，深圳7年增幅達到了305%，增速在各大城市中遙遙領先，資金總量超越了廣州，上升至全國第三。

數據顯示，2008年，深圳的資金總量為14260.9億元，僅相當於廣州的84%左右。但其後深圳資金增速逐漸加快。2013年，深圳資金總量達到33943.15億元，而同期廣州為33838.2億元，深圳首次超越了廣州位居第三。

2015年，在股市和樓市熱的帶動下，深圳的資金總量更是高速增長，總量達到57779億元，是同期廣州的1.35倍。

而廣州之所以被深圳超越並被拉下較大距離，一方面是深圳增速太快，另一方面也跟自身資金總量增速較慢有關。7年來，廣州資金總量僅增長了153%，增速不僅在主要城市中比較靠後，更是只有深圳的一半， 也遠不如北京和上海。在四大一線城市中，廣州的增速最慢。

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彭澎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廣州相較其他三個一線城市資金增長緩慢，有幾個主要原因，一是這些年廣州的房地產市場比較溫和，目前廣州的房價僅為其他三個一線城市的一半左右，因此沈澱的資金也相對比較少。

其次，北京、上海和深圳的上市公司都比廣州多很多，這些地方都是基金、私募等金融機構最集中的地方。這些年廣州在創新產業、新興產業的發展方面比較落後，產業結構轉型緩慢也影響了資金的聚集。

深圳之外，增速比較靠前的還有蘭州、成都、長沙、南寧、重慶、鄭州等城市，這些城市大多是中西部的省會城市(直轄市)。包括重慶、長沙、成都、鄭州等城市在內，能源重化工業占比較少，再加上這幾年產業布局和調整較好，產業結構比較均衡，吸引了珠三角、長三角大量企業轉移落地。比如制造業里面，裝備制造、高新技術發展都比較不錯。

例如，重慶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一季度，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2%，高於全國水平4.4個百分點。從主要行業看，一季度全市規模以上工業39個行業大類中36個保持了增長，占92.3%。從企業效益看，1~2月，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主營業務收入2984.54億元，增長7.3 %，實現利潤總額176.19億元，增長26.2%，高於全國水平21.4個百分點。

“隨著沿海的勞動力和土地等各種成本要素的提高，原來面向出口的很多產業如筆記本電腦等產能，紛紛轉移到中西部的成都、重慶、鄭州等地。”彭澎說，在拓展內需的過程中，中西部的城市直接面向內需市場，更具後發優勢。

此外，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投資在經濟穩增長的作用不斷凸顯。尤其是中西部來自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資金比較大，這個過程中也給民營企業帶來不少機會。

制造業城市表現萎靡

與增長較快的城市相比，增長緩慢的城市則主要來自兩大類，一類是佛山、溫州、東莞、無錫、寧波等外貿出口和傳統制造業城市，另一類城市則主要是石家莊、太原、哈爾濱、大連、沈陽等來自能源重化地區的城市。

其中，佛山7年來資金總量增幅只有108%，溫州只有125%，東莞也只有127%，位列主要城市後三位。此外，無錫也只有140%。

這其中，2008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對這些外貿明星城市影響深遠。廣東省外語外貿大學教授肖鷂飛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世界經濟2008年後進入到低速增長階段，國際需求低迷有長期化的趨勢，預計這種低迷的趨勢至少要持續十年的時間。再加上金融危機之後，各個國家開始了再工業化過程，對外部的需求有所減少，因此外貿出口已經處於“臨界點”，不可能再現2008年之前高速增長的盛況。

另一方面，隨著土地和勞動力等各種生產要素成本的提升，傳統外貿明星城市的很多制造業都陸續遷往東南亞和內地。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說，目前我國傳統制造業面臨資金周期的挑戰，比如隨著勞動力、土地、環境等各種成本的提高，制造業的利潤大幅攤薄。

“2008年之前這些城市出口增長快，聚集的財富、現金流非常多，但是現在出口下滑等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很難改變，這些傳統制造業城市的很多企業家都在縮減產能，或者幹脆去買房子，影響了這些城市的資金聚集。”彭澎說，現在這些城市也正在積極想辦法轉型，包括推出“機器換人”等，但仍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丁長發說，目前我國制造業大多是‘大眾化’的，核心競爭力仍然欠缺，因此很多人跑到海外購物。由於實體制造業缺乏核心競爭力，在成本大幅飆升的情況下，很多資金離開制造業，轉移到大城市的樓市等領域。

另一部分增速較慢的城市則包括石家莊、太原、哈爾濱、大連等來自能源重化省份的城市。近幾年隨著能源價格的走低，這些省份的經濟受到很大影響。尤其是東北等地大多是計劃經濟色彩比較濃厚的地區，產業結構不太合理，重工業多、輕工業少，導致東北就業不足，人口南下。就業不足導致社會民生對財政的依賴度加大，經濟發展難度加大，因此資金增長也比較緩慢。

表1:2008年以來廣、深資金總量變化(單位：億)

表2：主要城市7年來資金總量增幅

(註：昆明、石家莊的數據為人民幣存款余額)

“北上廣深”變“上北深廣” 無錫蟄伏一年重返新一線

城市是人類聚集的產物。當人們不斷湧入城市，這種空間實體便擁有了巨大的力量。但同時，與日俱增的環境和社會議題也提醒著城市規劃者、城市運營者和市民不斷思考，什麽樣的城市才是理想城市？

時至今日，依然很難用文字概述這個問題的答案。因此，利用日益豐富的城市數據，或許能為城市建立一套評估體系，描繪人們心目中理想城市的輪廓。

依據最新一年的170個品牌商業數據、19家互聯網公司的用戶行為數據及數據機構的城市大數據，第一財經•新一線城市研究所對中國338個地級以上城市再次排名。

為保證榜單的延續性與可比性，這份2018年最新的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沿用了上一年的商業資源集聚度、城市樞紐性、城市人活躍度、生活方式多樣性和未來可塑性五大指標，並維持了原有的算法框架：一級指數的權重以新一線城市研究所專家委員會打分的方式計入，二級指數以下的數據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以此綜合計算得到的結果是，四個一線城市在各自的兩個梯次中調換了位置——由“北上廣深”變為“上北深廣”。15個“新一線”城市的席次也有一些改變，依次是成都、杭州、重慶、武漢、蘇州、西安、天津、南京、鄭州、長沙、沈陽、青島、寧波、東莞和無錫。

自《中國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發布以來，一線城市的位次三年來首次發生了變化，北京不再穩占城市榜單的第一位。在代表城市人才吸引力與創新程度的未來可塑性指數中，北京依舊排名第一，但北京的城市人活躍度指數卻比去年下降了一位。

深圳的商業魅力指數在今年超越了廣州，成為榜單的第三名。除了專利數量連年居首，GDP也在2017年突破2萬億元，深圳的城市包容度以及所培育出的創新土壤，使得它持久向上的生長力在中國一線城市梯隊中更加突顯出來。

在新一線城市中，無錫經過一年的蟄伏重返新一線；重慶、蘇州、鄭州是位次連續3年上升的3個城市。而東北城市持續衰落，沈陽的排名下降了1位，大連已經跌出新一線城市名單，落到昆明之後的第21位。

越來越多城市都充分意識到，人才是城市發展的核心。今年年初，南京、杭州、成都、西安和武漢等新一線城市都相繼出臺人才新政，吸引高校學生和專業技術人員落戶。這是一場“人才爭奪戰”，更是城市發展核心要素的搶灘。

多樣開放的城市空間與創新人才是互為因果的共生關系。對所有城市來說，發展之道或許並不在於追趕當前的產業風口。集結吸引最優質的人才和資源，在新的機遇到來前做好準備，才能在適當時機最大程度地激發城市能量。這也是第一財經•新一線城市研究所在設定中國城市商業魅力指數算法時所堅持的價值觀。

城市更新與治理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無論是自下而上，還是從上到下，一座城市的管理者都值得像一家公司的經營者一樣去思考市場中的供需關系，理解城市人真正想要怎樣的多元空間與生活方式，理解人們為什麽寧願拋棄自己的故鄉而來到一座城市，理解人們心中想要尋找的理想城市是什麽樣的。

基於此，我們才有可能將所有關於美好生活的想象，都裝進城市這個複雜而有趣的有機體之中，並在未來居住在一座真正的“理想城市”。

商業資源集聚度

借用商業社會中最為精明且謹慎的門店選址邏輯來判斷一座城市的商業環境，是我們5年前提出“新一線城市”這個概念時就認定可行的方法。現在，這套方法得到了進一步升級。

通過空間算法，我們依據商業資源的聚集程度，將城市內的商業空間分為3類：有品牌門店落位的計為最廣泛的城市區域，相對形成了商業資源集聚效應的為城市商業區，商業品牌最密集的為核心商圈。商圈大小和城市規模差異均不影響得分，在商業核心指數中，我們只考量因品牌入駐所帶來的集聚效益。

杭州、蘇州和武漢等商業多中心城市在城市商業區實力上得分更高。杭州的核心商圈實力排在新一線首位，連接成片的武林廣場與新興西湖湖濱商圈，和錢江新城一起，形成了杭州實力最強的核心商業片區。

在今年的商業資源集聚度中，我們依然考察大品牌青睞度——大品牌如何選擇城市，代表著品牌對城市商業品質氛圍的認可。成都依然是西南地區大品牌進駐的首選城市，成都的消費品牌門店總數連續三年超過廣州及其他新一線城市。此外，在統計口徑內，過去一年重慶新增了158家品牌門店，是新一線城市中增長勢頭最好的。

這些之外，我們也不能忽略在城市毛細血管中生長的基礎商業，它們更貼近城市人的生活，是商品交往最頻繁之處。

城市樞紐性

若是把城市之間的關聯比喻成一張網，那麽每一座城市都是網絡中的節點。強輻射力的城市向周邊城市輸送更多的商品、資源與人才，弱輻射力的城市往往處於被動接收輻射的地位。這種輸送的能力——即樞紐性，是城市重要的競爭力之一。

交通是聯通城市的物質基礎，在這個維度，我們既考慮了城市的高鐵站數量、民航可直達城市數、經過高速公路條數等城際交通基礎設施類數據，也用城市對之間通過鐵路、民航與高速公路等交通工具的城際往來矩陣分別計算了城市在交通網絡中的樞紐性。

今年的物流通達度指數在物流網點數量之外，新增了各城市收寄包裹的數據。義烏所在的地級市金華表現出色，寄出包裹數排名第二，僅次於物流發達的一線城市廣州。

商業資源區域中心度指數計算的是城市中各商業品牌與其所在區域內其它城市聯系度的總和。華南的廣州和深圳、西南的成都和重慶、東北的沈陽和大連商業資源分配相對“均勢”，而上海、北京、武漢和西安在各自區域內則具有絕對優勢。

城市人活躍度任何一個理想城市的模型都不可能忽略人在城市中的行為。

消費活躍度指數是衡量城市人是否活躍的基礎指標，也意味著城市人的支付能力以及整座城市在線上線下同步提供商業服務的能力。江浙滬地區在這個維度表現突出。網購人均購買頻次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有9個來自江浙滬地區。其中，杭州的網購人均購買頻次超越4個一線城市排在首位。成都、武漢和重慶等中西部城市則是日均觀影規模最大的新一線城市，足夠的人口規模為當地的觀影消費市場提供了充足的潛在客源。

夜間活躍度監測的不單是城市夜晚的生命力，更是城市的經濟效益和社會產出的潛力。如果按區域劃分，華南和華東是夜間活躍度最高的兩個區域。蘇州、杭州和東莞是夜間最活躍的新一線城市。

不安分指數衡量的是城市向上生長更新的欲望，它代表了一種積極的生活狀態。成都是不安分指數最高的新一線城市。成都人樂於在旅行平臺上分享自己的旅遊記錄，也迅速接納了新生的共享單車，並保持著很高的日常騎行活躍度數據。

生活方式多樣性生活方式應是屬於每個城市人的個體選擇，但理想的城市中一定有千萬種不同的生活姿態，它們構成了一座城市多元、包容的性格和氣質，也成為城市最重要的魅力所在。

人們在城市中極富個性的生活方式選擇離不開空間、活動和商業3個要素。因此今年我們重新建構了生活方式多樣性指數的算法框架，從出門新鮮度、休閑豐富度和消費多樣性三方面更聚焦地衡量這個與城市人生活感知密切相關的指數。

餐廳、咖啡館、運動場館、書店、博物館、電影院等場所提供了城市人在工作與居住之外的“第三類空間”，人們在這里與熟悉或陌生的人交談、交換情報、迸發靈感。離開家和辦公室，這類提供“出門新鮮度”的戶外活動空間正是有意義的社會活動發生的地方。

更多的人開始跑步、健身、閱讀、聽音樂和旅行，這些休閑活動類數據都可以用來衡量城市人的休閑豐富度。

通過電影票房、音樂App的付費意願、淘寶線上消費商品的多樣性、對星級酒店的偏好與旅遊產品的購買意願，我們能觀察到城市人多樣的消費類型。從數據看，成都、南京和杭州相比其他城市更願意在音樂上投入資金。

未來可塑性

未來可塑性指數試圖觀察的是城市在未來能給予人們多少想象和可塑空間。我們試圖在這一指標中觀察兩種對年輕人就業和定居產生影響的力量:良好的創業氛圍、工作環境以及誌同道合的夥伴吸引著年輕人來到城市;而空氣汙染、交通擁堵等城市病，又讓人們不得不在生存與生活間作出選擇。在這兩種拉力與推力的拉鋸戰中，前者的影響力更占主導。

創新能力是城市可塑潛力的重要一環，初創公司是最主要的創新主體之一。杭州、成都創業平臺數量和融資規模僅次於一線城市，是創業環境最好的新一線城市。

高校是人才最主要和穩定的來源，然而這並不代表城市就擁有更多人才。南京是優質高校生源最豐富的新一線城市，但卻也同時面臨較低的畢業生留存率。城市提升自己競爭力的核心是，讓人留下來。

這一指數還考慮了城市人消費行為中的商品信息關註度、會員用戶情況。越來越多追求理性與品質的消費行為，會給城市商業帶來新的升級空間。

城市的GDP和人口數據也在這里納入考量。在考慮規模基數的前提下，不同級別的城市突破各自增長瓶頸的能力多少給了人們對未來的信心，也讓人們相信自己的選擇。

33個一二線城市人口變化：深廣杭領銜增量，長沙鄭州也很猛

在人口自然增長率持續放緩後，人口向大都市集聚的態勢並沒有減緩，反而有加快的趨勢。

第一財經記者通過對33個一二線城市2017年常住人口增量的變化統計梳理發現，2017年，有13個城市的人口增量超過了10萬，超過20萬的達到了6個，比上年多了2個。其中人口增量最多的5個城市是深圳、廣州、杭州、長沙和重慶。從地域分布上看，南方城市占據主導。

需要說明的是，個別重點城市如沈陽尚未公布2017年的最新人口數據。另有部分重點城市只公布戶籍人口數據，在文中會特別備註。

深廣杭領銜

從絕對值來看，珠三角的兩個一線城市深圳和廣州，繼2016年之後，2017年繼續領跑各大人口凈增量榜單。

深圳市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初步統計，該市2017年末常住人口1252.83萬人。而2016年末深圳常住人口為1190.84萬人。按此計算，去年深圳常住人口凈增了61.99萬人。

需要說明的是，在深汕特別合作區GDP納入深圳GDP計算後，去年深汕合作區的人口也首次納入到深圳常住人口計算。扣除這一因素，去年深圳人口凈增55.08萬人。

深圳之後，廣州位居第二。2017年末，廣州市常住人口1449.84萬人，比上一年度增加了45.49萬。

值得註意的是，不管是深圳還是廣州，近三年，常住人口均實現大幅增長。例如，2015年到2017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量分別為60萬、53萬、55.08萬。同期廣州常住人口增量分別為42.06萬、54.24萬、45.49萬，近三年這兩個城市人口增量在各大城市中領跑，這也顯示珠三角尤其是廣深的人口吸引力不斷增強。

在廣深之外，有著“第五個一線城市”之稱的杭州，人口流入的速度同樣迅速。數據顯示，2017年，全市年末常住人口為946.8萬人，比2016年末增加28.0萬人，增幅3.05%。2015年、2016年、2017年，杭州新增常住人口分別飆漲了12.6萬、17萬、28萬，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

近幾年，杭州新經濟表現亮眼，尤其是以阿里巴巴、螞蟻金服等為代表的新實體經濟、戰略新興產業對浙江省經濟轉型升級帶動效應十分明顯。2017年，杭州市信息經濟發展持續向好，增速較快，占比擴大，全年實現增加值（剔重）3216億元，增長21.8%，高於全市GDP增幅13.8個百分點，占全市生產總值25.6%，占比較上年同期提高1.3個百分點。2015-2017年，杭州市信息經濟連續三年增長超過20%，成為該市經濟增長主引擎。產業的發展也帶動了人口的快速流入。

這些城市也很猛

在深廣杭之後，長沙、重慶和西安的增量也都超過了20萬。這其中，長沙已是連續兩年增量超過了20萬。近幾年，長沙主打產業裝備制造業、文化產業、醫藥、汽車等帶動區域經濟快速增長。產業的蓬勃發展和湖南人口從沿海地區的回流，大量人口進入到長沙。

在西安，去年實施人才落戶新政以來，戶籍人口快速增長，去年一年戶籍人口增長了20.15萬。而今年的一系列舉措更是加快了人口流入。

根據當地媒體報道，2005年以來，西安市落戶政策一度十年未調整，近5年時間內全市僅增加戶籍人口29萬人。但最新數據顯示，自2017年3月1日實施戶籍新政以來，截至今年5月已新遷入落戶64.5萬人，相當於一年遷入一座中等城市。當然，這些遷入的人口，有相當大一部分是已經在西安就業的外來人口。

另外，有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5月14日，西安市市外遷入401938人，其中，博士以上781人，碩士研究生11218人，本科生126054人。

在這三個城市之外，佛山和鄭州的增量也超過了15萬，分列7到9位。其中，佛山去年的人口增量達到了19.4萬，增量超過了武漢、成都等中西部的大城市，成為珠三角又一人口重點流入地。

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新一輪發展過程中，工業4.0、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在廣東尤其是珠三角的發展空間很大。除了產業基礎之外，珠三角地區還擁有良好的氣候、生活環境、便捷的軌道交通，珠三角形成的一小時生活圈，有利於吸引高端制造業所需的高素質人才，因此，高端制造業在珠三角擁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產業的快速發展也吸引人口的不斷流入。

鄭州則是西安之外，又一個人口快速增長的北方城市，去年該市人口凈增加了15.7萬，這也是鄭州連續7年常住人口增量超過15萬，在二線城市中的表現相當亮眼。2017年鄭州市市域城市建成區面積達到830.97平方公里。與2016年相比“長大”了86.2平方公里，這一增量也超過了不少河南省內其他地級市現有的建成區面積。

河南大學中原發展研究院院長耿明齋對第一財經分析，鄭州人口快速增長，城市高速擴張，主要因素是，河南人口規模很大，城鎮化水平又相對滯後，到2017年才剛突破50%，比全國低了8個百分點。城鎮化滯後，這也意味著發展潛力很大，目前河南處在高速城鎮化的階段，使得各種要素不斷向鄭州集聚。

其次，與沿海省份大多擁有雙中心乃至多中心的格局相比，河南是一個單中心的區域結構。耿明齋說，在省會鄭州之外，河南其他地級市與鄭州的差距太大，無法形成於鄭州相競爭的格局，這也使得河南的產業要素、資源等優先向鄭州集聚。

第三，企業考慮物流、運輸成本以及較低的生產成本，在鄭州設點是很好的選擇。耿明齋說，從全國的發展格局來看，鄭州目前的比較優勢尤其是作為交通樞紐、物流樞紐的優勢不斷凸顯，鄭州往全國各地的運輸成本都比較便宜，這種交通物流優勢帶動產業要素向鄭州集聚。

彭澎說，原來中西部一些後發的因素，卻變成了優勢，比如地價、勞動力等成本都比沿海大城市低，在沿海大城市的高昂成本之下，很多人才、勞動力也會考慮性價比，留在中西部就近就業。

最新的一個例子是，今年年初，移動電競遊戲研發商、發行商英雄互娛計劃在北京招聘100位程序員，可5個月過去了，只招到了7人，其中4人還辭職。但是公司搬到西安之後，僅用一個月時間就招聘了25人，而且性價比很高。比如，在西安一個技術總監的月薪為18000元，放在北京這個崗位的薪酬則是現在的3到4倍。而這個團隊大部分成員來自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南方城市新經濟領先

從總體上看，南方城市無論是在增量還是在增速方面，都顯著超過了北方城市。

例如，在增量前10名中，除了西安和鄭州這兩個近幾年的中西部明星城市外，其他8個城市全部來自南方，這些城市包括珠三角的廣深佛，長三角的杭州、寧波，以及長江中上遊的長沙、重慶和成都。

從增長率來看，有8個城市的增速超過了2%，除了西安之外，全部在南方。其中深圳以4.6%遙遙領先。長沙、廣州和杭州也都超過了3%。佛山以2.6%位居第5。北方唯一超過2%的城市西安，以2.44%的增速位居第6。廈門和貴陽也都超過了2%，分列7、8位。南昌和寧波位居第9、10位，這兩個城市也都來自南方。

相比之下，在榜尾端，有6個城市的常住人口或戶籍人口出現了負增長。其中，除了京滬兩大直轄市出於人口控制和疏解而出現下降外，其他幾個城市大連、長春和哈爾濱都是來自東北地區，戶籍人口減少，即既有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低的因素，也有經濟增速下降人口外流的原因。

從各城市所在的省份看，也是呈現人口增長南快北慢的格局。根據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的研究，去年凈遷移人口較多的省份集中在南方，排名靠前的包括廣東、浙江、重慶、江蘇、安徽、四川，這些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長，是自然增長和遷徙流動共同作用的結果。

人口的增長與區域經濟的發展緊密相關。在4月初舉行的“中國區域經濟50人論壇2018年會”上，國務院參事、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杜鷹介紹， 2013年以來，我國南方與北方之間的經濟增速開始拉開，增速的差距由2013年的0.6個百分點擴大到2017年的1.4個百分點，2017年南方實現GDP為52.5萬億元，占全國總量的61%，是1980年以來占比最高的時期。相應的北方的占比下降到39%左右，呈現出全國經濟增長“南快北慢”和經濟總量占比“南升北降”的格局。

與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南快北慢相對應的是，城市創新創業發展也呈現出明顯的南強北弱態勢。標準排名城市研究院5月22日發布的“2018年中國城市創新創業活力排行榜”顯示，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杭州、西安、蘇州、武漢、天津、南京位列前十名。前十名城市中只有北京、西安、天津三個北方城市，還都是科教資源非常豐富的城市，也就是傳統的大區中心城市。

標準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長謝良兵對第一財經分析，南北方經濟差距拉大背後是傳統產業與新經濟之間的比拼，是開放創新快與慢的差別。這一區域經濟格局的變化反映在雙創領域，就是創新也呈現出這樣的格局，即南北差距正在拉大，畢竟創新驅動正在成為經濟轉型的主要抓手。

創新最直接的數據就是科技研發支出經費的數據。統計數據顯示，1998年，北方研發支出經費是曾是南方的122%，2012年下降為73.8%，2016年進一步下降至南方的64.1%。

表：2017年33個一二線城市人口變化表（單位：萬人））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根據各地統計公報及公開資料梳理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