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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賓·梅塔：音樂為政治做的事還遠遠不夠

男主角拉達梅斯深情歌唱自己對阿依達的愛戀，敏感的觀眾卻隱約覺察到舞臺後的動靜。這是國家大劇院制作歌劇《阿依達》的最後一次彩排。

幕布拉開，一艘黃色的龐然大物從舞臺右側緩緩駛入，象牙般翹起的船頭上，華裝美服的法老也被映襯得極渺小。觀眾席上有人忍不住驚嘆，但沒忘了壓低聲音。

更為震撼的場景出現在第四幕。裊裊的奶白色煙霧中，《凱旋進行曲》音調漸強，金光燦燦的阿蒙神大船緩緩上升，直至完全顯露它巨大的羊角船頭——在79歲的印度籍猶太指揮家祖賓·梅塔看來，這是《阿依達》中最接近夢幻的時刻。

2015年1月24日至2月1日，《阿依達》在國家大劇院演出五場。為了促成這次合作，國家大劇院提前三年就同祖賓·梅塔敲定了檔期。

讓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坐在一起，聽一場音樂會

或許因為“印度籍”和“猶太人”的雙重身份，祖賓·梅塔遠比與他同時代的指揮家們更樂於關懷政治。這次在北京，他還津津樂道一年多前自己促成的一場音樂會。那場音樂會在2013年9月進行，地點是克什米爾地區的夏季首府斯利那加。

那是一場容納了2000人的音樂會，一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被邀請穿上他們考究的服裝，坐進古老的皇家園林夏立馬爾花園。祖賓·梅塔和他的樂隊從慕尼黑飛來，進行90分鐘的演奏。

“我想讓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能夠坐在一起，聽一場音樂會。而這個矛盾最尖銳的地方，就是克什米爾。”祖賓·梅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為此找了許多印度朋友幫他解決錢的問題，又請德國大使館做了許多組織協調工作，才終於成行。

並非所有人都能領情。《紐約時報》報道了當地一位文化學者的觀點：“公眾根本不會認同這樣一個只有VIP進進出出、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的演奏會。”就在演奏會開始前，支持克什米爾分裂的人們還在罷工抗議，他們懷疑音樂會有著某種政治目的。印度警察則在這次治安的維護中開了槍。

至少對祖賓·梅塔來說，那次演奏會是“非常成功”的：“70%的克什米爾居民通過電視看了我們的音樂會。只有巴基斯坦軍方不喜歡我們的舉動。他們在我們演出的當天早上舉行了另一場音樂會，與我們相抗衡。”祖賓·梅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好吧，他們做他們的，我們做我們的。”

這樣的事情他並非第一次做。1994年，他曾在被波黑戰爭破壞的薩拉熱窩國家圖書館廢墟上，指揮紐約愛樂演出莫紮特的《安魂曲》，為聯合國難民基金會籌款；1999年，在德國魏瑪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舊址，作為一個以色列人，他指揮著以色列愛樂和德國巴伐利亞國家歌劇院管弦樂團共同演奏；2008年，他又在以色列北部城市阿卡，為坐在一起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舉辦了一場音樂會——同年，指揮大師洛林·馬澤爾帶領紐約愛樂在平壤演出，這次美朝文化的“破冰之旅”廣為人知，而一手安排了這次行程的，正是祖賓·梅塔的弟弟、時任紐約愛樂樂團執行總監的紮林·梅塔。

對政治的關心，從祖賓·梅塔18歲第一次出門遠行就開始了。那是1954年，他從家鄉孟買輾轉來到維也納學習鋼琴。那時的維也納被劃分為四個占領區，二戰雖然已經結束了近十年，滿城的殘垣斷壁卻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他，這座藝術之都的戰爭印記。一次散步時，祖賓·梅塔偶遇了一隊蘇聯士兵，從那時起，他好像突然明白了“被占領意味著什麽”。

1956年11月，因為一場政治動亂，大批匈牙利難民湧入奧地利。有人想用音樂安撫這些寄居在臨時帳篷里的絕望的人。雖然對這種音樂療法的效果感到懷疑，祖賓·梅塔還是同音樂學院的其他學生一起，在匈牙利邊境舉辦了一場音樂會。

演出結束後，一位住在臨時帳篷里的匈牙利牧師真誠地為所有人祈禱。這讓祖賓·梅塔十分感動。更令他感動的是，幾十年後，他在美國加利福尼亞遇到一位匈牙利夫婦。這對夫婦告訴他，他們當年就坐在難民營里聽完了整場音樂會，那場音樂會他們一直都記得。祖賓·梅塔從此篤信這種“神奇的音樂力量”。

“永遠不要輕視音樂的力量。我親眼見到，在以色列的音樂會，猶太人、阿拉伯人坐在一起，完全和睦。音樂不能改變國境線，但是音樂能讓人們走到一起。音樂為政治所做的事情還遠遠不夠。”祖賓·梅塔認真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北京有十個交響樂團，紐約也只有一個”

中國人第一次大面積了解祖賓·梅塔，還是在1998年。張藝謀在太廟執導歌劇《圖蘭朵》，祖賓·梅塔是當時的指揮，也是這件事的促成者。那時正值洪水肆虐，祖賓·梅塔和《人民日報》前社長邵華澤聊天，說起這件事，當即決定要在空閑時加演一場音樂會，為洪災籌款。邵華澤為這場音樂會找到的場地是人民大會堂，能坐4000人。那場演出最終籌得的票錢，被用於了兩個大村莊的重建。

那是祖賓·梅塔第一次來到中國。比起演出，讓他印象更深刻的，是在上海街頭看到的自行車洪流。有個下雨的早上，騎車上班的人們披著五顏六色的雨披。“我看不清那些人的面孔，只看到一塊一塊的顏色，那感覺太奇妙了。”祖賓·梅塔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道。那年他在上海市政府禮堂做了一場演出，並通過電視轉播。當有人告訴他，電視機前可能看到這場音樂會的人數是3000萬時，他驚呆了。

事實上，祖賓·梅塔對中國最初的記憶要更早。新中國成立前，他的伯父曾在上海一家棉紡廠擔任經理。1930年代，他的祖母曾經兩次探訪中國，帶回去大量中國風的物件：絲綢睡衣、各式古玩……他在中國出生的侄子，甚至從小就說著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後來到上中學時，侄子還曾經和同學們一起，舉著旗子走上街頭歡迎到訪印度的周恩來總理。

這兩年，祖賓·梅塔越來越頻繁地來到中國。他不再能看到那樣壯觀的雨衣和自行車，卻見到了一個又一個交響樂團：“在北京有十個交響樂團。要知道紐約也只有一個。”他的另一個發現，是小米手機：“我的朋友Pino就有一個。我也打算來一個。”Pino是國劇大劇院的歌劇總監，意大利人。

如今他和中國的交道，甚至多過了和自己的祖國印度——因為印度並沒有如此火熱的交響樂市場，而印度政府也並不熱衷於扶持這類音樂。

“但是他們對傳統音樂扶持很多。”祖賓·梅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印度的傳統音樂在國內非常流行。那些民族音樂家在各處演奏。這跟日本、跟中國不一樣。你們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但在印度，每一個村落都在演奏他們自己的音樂。”

“我在孟買辦音樂會，也會有幾千人來，但影響力僅止於此。”祖賓·梅塔繼續說道，“但我不覺得印度人需要西方古典音樂。他們有自己的音樂，並因為那些音樂感到愉快，也很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