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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學會了手機預約, 但沒掛上號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358

移動手機和智能硬件打破了醫療就診的時空界限,但如果醫療資源的基礎沒有提高,互聯網醫療只能“然並卵”。 (東方IC/圖)

三線城市快退休的母親,也知道用掛號軟件了,不過,用了一個多月,她也沒掛上主任的號。家里的親友看病,依然還是到上海。

“單位體檢結果出來了,我有一個項目不太好。”接到母親這個電話時,我正走在上海人民廣場地鐵站的換乘大廳。車站的地上鋪著水磨石地磚,正值下班高峰期,鞋子打在上面,排山倒海的嗒嗒聲敲得我心頭發緊。

兩年前,一向健康的母親生了場大病,住了近半年醫院,瘦了20斤。我獨自在上海工作,家鄉卻在150多公里外的江蘇常州。我不放心母親的身體,但除了每隔兩三周趕回家看望她,幾乎幫不上什麽忙。

晚上,母親將體檢報告傳給了我,“雙側甲狀腺結節,提示結節性甲狀腺腫可能。”

我頓時長舒了口氣。因為做醫療健康報道的緣故,我知道,這種疾病並不可怕。對於大部分患者,早期診斷、保持6-12個月的隨訪間隔,是最合適的處理手段。我建議母親先去做個細針穿刺,明確結節的良惡性。

她決定聽我的,“那我先用手機預約掛個號。”

母親的回答,讓我有些意外。連三線城市快退休的中年大媽都知道用掛號軟件,看來,移動醫療挺深入人心的嘛!

2015年,移動醫療著實火了一把,從看不見摸不著的概念,演化成了虛虛實實的產品。創業的、投資的、看熱鬧的,蜂擁進入這片“藍海”,甚至連前編輯都離了職,投奔某移動醫療創業公司的懷抱。春雨醫生和丁香園相繼開設了線下診所,首家“互聯網醫院”正式掛牌運營。從網絡問診到手機慢病管理,再到圍繞掛號、就診、支付、取藥應運而生的三千多個醫療App,移動醫療似乎已經全方位抵達了我們的生活。

作為善於接受新事物的“潮媽”,加之本身就在醫院工作的緣故,母親對於移動醫療的關註自然比普通人多。不過,對於小城里的其他人,移動醫療似乎也不再只是網絡上虛幻的名詞。

“我們醫院開通了帶有門診醫保移動支付功能的App,動動指頭,就能完成繳費。”去年5月回家,在常州某三甲醫院供職的高中同學告訴我。

11月,父親也發現了“新大陸”——通過常州市衛計委打造的一款名為“常州移動醫療”的App,查到了自2012年以來在第一人民醫院的全部體檢信息。“聽說市屬其他醫院的體檢數據也將被接入,就像隨身帶了個‘健康檔案’。”父親感嘆。

方便、高效,大夥兒對移動醫療贊不絕口。母親更是如此,直到這次網上預約掛號。

同事曾做過甲狀腺細針穿刺,在他們的推薦下,母親將目標鎖定為市區某三甲醫院醫學影像科主任。沒想到,點開“超聲專家門診”,“約滿”二字赫然入目。再仔細一看,哪怕是一個月後的專家門診號,也早就一個不剩了。

主任的專家門診每周一次,提前一個月網上放號。一周之後,一向早睡的母親熬到了午夜12點,次日門診號一出,立刻搶號。“還是手慢了一步,又被秒殺了。”電話那頭,母親無奈。

之後的一個多月,每周二淩晨,母親都會拿出“雙十一秒殺”“春運搶火車票”的勁頭,不眠不休。不過,主任的號始終沒能搶到。擔心耽誤病情,母親最終放棄了網上掛號的念頭,托同事走了“後門”,終於成功加號。

“看個小小的甲狀腺尚且如此困難,北上廣那些知名三甲醫院的專家號,還不得搶瘋了?”母親反思,技術環節的改進,免去了實地排隊之苦,改善了患者看病過程中的身體和心理感受,“但小城市里的好醫生實在太少了,移動醫療光改進技術,能緩解‘看病難’嗎?”

在家鄉,醫生看個頭疼腦熱的普通毛病早已不成問題。不過,一旦遇上棘手的疾病,患者家屬的第一反應基本都是,“去上海”,甚至連醫生也如此建議。

表姐的一位朋友,流產過兩次。好不容易又懷上了,每隔半個月便請假往上海的醫院跑。“常州的醫院,沒那技術,”朋友嘆氣,“上海的醫生說了,要是早點去他那兒看,吃個藥興許就能保胎。”

每次看病,朋友得提前在上海住一晚。第二天早晨7點不到趕到醫院,卻只能搶到那個並不特別熱門的醫生上午倒數5個以內的號。這意味著,她需要等一個上午,如果有檢查項目,通常還要等到下午的檢測報告出來,幾乎需要跟著下班的人流踏上回程的地鐵和火車。

一次,在早晨8點就診開始前,朋友問了等在最熱門醫生診室門口的一個姑娘的母親:“這醫生的號,我覬覦半年了,從來沒掛到過,你們是怎樣掛到的?”對方打量了一下朋友,綻開一個親切的笑容,語重心長地告訴她:“姑娘,我們4點半就來排隊了。”

一旦不幸罹患癌癥這樣的重病,去上海最好的醫院,看最好的醫生,更是成了常態,當然,也是生的希望。

年初,鋼琴老師被診斷出結腸癌肝轉移。老師的家人找到我,詢問是否認識上海大醫院的腫瘤大夫。“上海有全國最好的醫生和技術,雖然做了最壞的心理準備,但還是想看看有沒有可能……”老師的女兒的話哽咽。我坐她身旁,也無法說什麽安慰的話,只能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輕輕撫摸。

夏天,我去複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探望老師。醫院旁,隨處可見租房廣告和手拿名片的中介。與醫院一墻之隔的東安路某小區內,是傳說中的“癌癥旅館”,這里聚集著從全國各地湧來求醫的癌癥患者。一幢居民樓的3層被改造成9個格子間,每間每天在80-100元不等,最小的房間,原本是一個不足6平米的陽臺。

醫院門診大廳外,有一群搬著小板凳枯坐的人,神情疲憊。與老師鄰床的上海阿姨告訴我,那是通宵排隊掛專家號的外地病人家屬,“兩周前,我兒子也是其中一員”。

回家的地鐵上,我掏出手機,望著屏幕上一眾移動醫療軟件,心里突然一片空蕩。

理想美好,現實骨感。早就“約好”的健康大數據,至今還沒拿出成熟的模板;誓要顛覆傳統醫院盈利模式、分流醫院處方的“網售處方藥”,至今基礎政策尚未出臺。即便是最早興起的在線掛號,進軍市場的對弈者越來越多,但號源還是只有那麽多,看病還是那麽難。優質醫生資源稀缺、醫療資源分布不均、分級診療制度缺失,這些核心問題沒法解決,移動醫療,真能“玩得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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