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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卫平:绿城绝不会比大部分开发商破产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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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绷着脸,心事重重地看着设计公司给他播放的PPT文档。这是9月27日下午的杭州玫瑰园酒店,十多个小时前, 宋卫平结束了16天的北方市场巡视,回到杭州的住所玫瑰园。这位以“足球反黑”著称的地产老板,长时间里在浙江楼市及中国高端住宅领域一骑绝尘,甚至公司 规模一度接近万科,居于中国房地产业年销售榜第二,但过去一个月里却为各种调查传言困扰。

过去几天,南方周末记者独家专访了宋卫平和绿城集团行政总裁寿柏年,倾听他们对于最近各种传言的解释,以及各种房地产政策的解读。宋卫平声称,经过 这次调控以后,他对做高档、中档商品房的积极性大大下降了,但绿城绝不会比大部分开发商破产得早。以下为宋卫平的部分访谈内容。

海航收购是个幽默

南方周末银监会调查绿城信托事件传出的时候,您当时在哪?

宋卫平:好象是在北京。我不担心。我知道我们的资金一定是在正常的范围内,银监会就是想知道通过信托管道进入房地产的钱,到了一个什么样程度。房地产信托确实是一个问题,万一市场不好,到时候兑付不了,会构成一个社会问题,监管部门要事先做一个了解和把控。

而到目前为止,信托融资占到我们总融资规模的20%左右。也就是最近两个月,绿城信托融资成本才升到了14%。以前控制较好,开半年会议时,信托的成本跟银行贷款成本是一样的,10%出头,最近两个月成本上到14%左右,成本再高的信托我们也不敢做,我们的利润很透明的。

南方周末:像海航30亿收购绿城的事情,你听到第一反应是什么?

宋卫平: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因为写这篇报道的是足球记者。我当时都没有想要就这个问题,去跟媒体做一个说明,两三句话就打发过去了,讲的轻一点呢,人家可能一个幽默,那天可能是另外一个4月1日。

南方周末那在这轮房地产调控和银根紧缩中,绿城的销售和资金是否真遭遇到很大的困难?现在的状况是否近似2008年四季度绿城的状况?

宋卫平:目前为止还没有。2008年国庆节怎么过的,我还历历在目。那年到八、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拖欠各种款项了。所以各个地方急着出台救市的措施,因为他也不得不救。

今年最大的一个前提是全面紧缩的货币政策。就是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百分之十几,比以往增加了一倍还多。这里大概有150%的冻结存款不能作为贷款来 源。一个数据说是40万亿存款里的15%左右被冻结了,冻结了6万亿的钱。从2008年匆匆忙忙放出来4万个亿,到现在4万亿逐渐回收,再加上银行一来一 去温差,这三年经济政策相当于有二三十度的降温,降到了现在的零度。

其实各行各业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贸易企业和生产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个人也是一样。房地产行业里有一个很清晰的变化,以往卖房子银行按揭 有很高比例,但现在能够准时放下来的按揭非常少。这样开发贷不正常了,客户又失去了按揭的购买力,房企影响极大。我们以往的经验,跟按揭有关的购房占到 90%,按揭受限制的话,相当于没有限购政策,购买力理论上就已经下降了50%以上。

绿城绝不会倒闭得比大多数人早

南方周末为数不少的地产专家认为,在经历2008年四季度流动性危机后,绿城并没有吸取教训,仍旧追求爆发性的增长,忽略了长期稳定的可持续增长,没有将财务安全放在首位,是否是这样?

宋卫平:这个没有办法把控,如果拼命把控住风险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绿城。如果你不尽量多做一些,不尽量把这个队伍做强大,把我们的 产品线做丰富,把很多项目做得更多一些,是不会有今天的绿城。如果绿城缩小规模到现在的1/3和1/2可能会比较稳健,但我个人认为,我们没有尽力。

我们公司里有一句话叫做走正道、尽人意、听天命,就是你尽力去做。有钱就去买地,不但是自己有钱,可能还和合作伙伴一起凑钱,也用银行和金融机构的 钱。对于飞涨的地价,我们开玩笑说过,两年前买一千亩,做完一轮后你发现利润和本金加起来只能够买一百亩,再过四年发觉只能买十亩,做完十亩的时候,发现 钱就够一亩地、一分地了,那时候房企就应该关门了,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当然,这一轮如果我们比较安全的度过,我们是不是以后也要在手上保留相当的现金流,不要让自己的资金链绷的那么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南方周末2009年您炮轰过万科降价,声称两年内要做到千亿,要向万科看齐。现在这个目标还在吗?

宋卫平:有能力的时候就多做一点,没有能力的时候少做一点,环境好的时候多做一点,环境不好的时候,要壮士断臂,也只能壮士断臂了。 如果环境再不好,很多企业都倒闭的,我们跟大家一起倒闭,也不丢什么脸,但是你放心,以我们的能力不可能倒闭得比大多数人早,这点能力我们总是有的。

为什么我不愿意提降价,因为企业不能贱买自己的产品,这是对经商法则的一种尊重,也是对社会财富,对我们员工,产业链里这些人的劳动和才智的一种尊重,所以不能随随便便就降价,这不是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如果真要降价怎么办?理论上我只会针对我的老客户降价。至于新客户也很简单,你找一个老客户写一个介绍信。因为我们的老客户太多了,我们不是一个项目,我们全国有一百多个项目,在杭州我们开发十几年。

南方周末2010年以来的房地产调控,您和您的团队都讨论过哪些版本的新应对方案?您当时想到的最坏的情景是什么?具体方案使用情形如何?

宋卫平:我现在还有几条路可以走,努力去做销售,再不行就倒腾些项目,如果项目倒腾不掉,有一个策略是可以用的——但是这个策略最好 不要用,那就是全面降价,而且我以前说过,绿城要降价就要降到底,卖完以后我不做房产商了,把存货全部卖光,房子也卖光,土地也卖光,我不要了,以后选一 个行业,我们去帮人家做服务,做物业管理。像我们绿城物业公司,每次宏观调控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一点都不用操心(笑)。

但如果现在政策再不放松,到今年年底之内,我们有可能被迫面临项目做一个腾挪的可能,但我不相信那时大家的日子都很宽裕。

这个环境下,你去抗争很难

南方周末投资者往往倾向于草率地认定因果关系,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到2008年的市场动荡——那在当时确实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危机,投资者担心历史将会重演。就我们公司而言,历史会重演吗?

宋卫平: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们企业本身健康不健康的问题,是环境的问题。再一个彪形大汉,到冬天还是要穿棉袄的,在夏天也让你穿棉 袄,他怎么受得了,所以是一个环境的问题。总结下来还是要再重申,发展是硬道理,大家不应该这么过日子,不应该把企业逼到银行贷款贷不到,要向高利贷借, 借了以后再还,然后再借高利贷,总有一天企业家都要跑路的。

现在的政策环境下,风险管控再有本事的人,都没有办法了。一般的风险管控我们岂有管不好的道理,但是这种环境又哪里是人可以适应得了。就好比开车, 这辆车让高超的人可以开到120码平安到达,很安全,很舒适;但让一个拙劣的驾驶员,一会加油门,一会踩刹车,跌跌撞撞,60码也很难控制。

南方周末会感觉到很累,或者压力很大吗?

宋卫平:去年会有,今年就没了,今年为什么没了呢?有人告诉我说,你有这种机会为那么多人做那么多事,是天大的福报。我早一两年以前 事情多了会很烦燥,怎么那么多事,干嘛做得那么辛苦。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因为自己不认为这是一种苦,就是尽可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所以早两年要卖项 目,我心理很不情愿。现在万一形势再不好,我可以从从容容把项目卖掉两三个,我们如果现在手上有一百多个项目,比如做了一小半,有一半还没有动工呢,然后 卖掉五个十个,卖掉二十个,就轻松很多。

其实,经过2005年,经过2008年,我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在五年以前我就把企业定位成商业模式运营的社会公益事业。我们现在签约和将要签约 保障系列,估计会超过一千万平方米,我们只收3%的工钱,甚至有的连3%都收不到,有的项目除了人工工资以外,约定好的分文不取。我们用这种姿态去做事, 而经过这次调控以后,我们对做高档、中档商品房的积极性大大下降了,我们就变成了建筑公司一样干活就完了。

真正的开发商除了大的央企和国企外,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发展的模式,在这个环境下,你去抗争也是很艰难的,他们可以控制你的钱,也可以控制客户的钱,控制整个社会的钱,而且他这种控制从政策上也不调研,他想控就控。

南方周末您每天会睡多久呢?

宋卫平:多的时候六七个小时,少的时候四五个小时,睡一两个小时的也有,睡八九个小时也有,目前这个环境并不构成对生活里一般状态的 影响。学历史的人见过多少历史上的波浪起伏。现实生活里经过了2005年、2008年这种工作上所碰到的事情,几乎习以为常,无非是担忧:这样浪费掉了时 间,这样不应该有的折腾,对社会、对企业是巨大的破坏和杀伤力。你本来可以做的好好的,像安置房的问题早十年做不就行了。

不是说我不感到目前的压力和困难,我是想,凭着自己对社会变化的认识以及努力工作,我们还是有非常大的可能和概率挺过去的。即便退一万步讲,走正道,尽人力,听天命,也就如此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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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怎麽做跨境電商生意“做得早的那批人,簡直就是在撿錢”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954

深圳華強北見證了中國山寨電子產業的興起和沒落,華強北的賣家們最終不得不嘗試跨境電商,從代工轉向自主品牌。(視覺中國/圖)

四年前,伴隨著亞馬遜推出全球開店計劃,大批中國企業開始邁上海外電商之途,迄今亞馬遜中國賣家店鋪已經超過100萬家。

深圳華強北的沒落,讓很多中國企業意識到必須從代工轉型發展自主品牌。海外電商平臺給了它們直接面對全球消費者的機會。

一年前,在深圳打工的呂平投資了幾萬元在亞馬遜美國站開店。現在,他的營業總收入已經達到200萬美元,毛利率在20%上下。而店鋪只有他一個人打理。

“根本算不上成功,圈里的朋友毛利基本都在200萬美元之上,我們都是小魚,做得好的早過億了。”呂平對南方周末說。

這一切源於2012年亞馬遜美國總部發起的“全球開店”計劃。亞馬遜從那時開始積極招募中國、加拿大、法國、德國等地的賣家。中國賣家借助這個政策,可以在中國遠程開戶,還能得到客戶服務人員的支持。此前,如果想在亞馬遜上開店,賣家需要有一張美國的信用卡,中國的賣家們很難滿足條件。

四年內,亞馬遜平臺上的中國賣家店鋪數量已經超過100萬家。根據亞馬遜2015年底發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亞馬遜上中國賣家數量比三年前增長了13倍,銷售商品數量增加了87倍,中國賣家的全球客戶數量達2.94億。

根據world first的調查,目前,亞馬遜上40%的結算都流向人民幣,據pingpong金融創始人陳宇的估算,目前,一些細分行業90%的產品都是中國生產。world first和pingpong金融都是亞馬遜推薦使用的賣家收款工具,幫助中國賣家把收到的美元兌換匯款到人民幣賬戶,因此掌握賣家的銷售動向。

“跨境電商代表中國出口的未來。”pingpong金融創始人、CEO陳宇對南方周末說。

怎樣賺到200萬美元

“2013年時,做得早的那批人,簡直就是在撿錢。一個電子配件產品,幾元錢人民幣的成本,在亞馬遜上可以賣到20美金。這利潤空間都很難用毛利率數字描述了。”混跡於深圳華強北的林瑞對南方周末說。

深圳福田區的華強北商業區,這塊僅有1.45平方公里的地方在巔峰時期極其擁擠,日均客流量近50萬人次,號稱“中國電子第一街”,是當之無愧的全球手機采購中心、中國最大山寨手機集散地。

“華強北沒落了,尤其在2012到2013年期間很難做,那時候很多人資金鏈斷裂,跑路的故事每天發生,山寨機也不行了,做的人越來越少。”林瑞說。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許多人抓住了跨境電商的機會,但據陳宇說,當時“許多賣家耍小聰明、賣假貨、賣仿貨,魚龍混雜”。

到了2014年,林瑞發現更多朋友轉行去亞馬遜向美國銷售產品,便跟著朋友投資了5萬元做跨境電商。林瑞把華強北的店搬到了亞馬遜上,從四川、江浙等地采購電腦配件、手機周邊配件,銷售給美國客戶。

“英文不好也沒關系,現在亞馬遜已經有中文後臺了,另外也不像淘寶需要實時在線跟老外交流,只在需要的時候給老外回複郵件就行。”林瑞說。2015年,亞馬遜推出了中文網站和賣家平臺中文服務。

“做的人多了,競爭越來越激烈,價格殺得厲害,像早期那樣的暴利時代早就不可能了,現在毛利率也就20%左右。”林瑞說。

亞馬遜上開店的門檻也在逐漸變高,現在開店都需要通過更多的嚴格審核。“它認為你不合格,就會關掉你的店,這是更加恐怖的高線。”林瑞說。2016年8月底9月初,亞馬遜關閉了幾千家不合格的店鋪。亞馬遜對於商家的監管、審核更加嚴格,商家的“小聰明”越來越難以應用。

“現在日常經營上,就是拼細節、拼產品設計,以及客戶服務的貼心程度。這是日積月累的功夫。”林瑞說,聖誕節的時候,美國人都是買東西送禮,這時候,你的產品包裝就很重要,一支筆一元多錢,盒子兩元多,一起賣到十元多也是可以的,但你如果用塑料袋隨便一包裝,就肯定不值錢。

從代工到海外電商

“外貿企業不得不轉型,從拿訂單機械生產轉型做電商,做品牌。”陳宇對南方周末說。

2010年,呂平從老家江西到深圳打工,在寶安區石巖一座工廠里當銷售人員,一幹就是5年。此前這個工廠效益很好,有7條生產線和三百多名員工,主要生產電子鬧鐘、收音機、音箱等電子產品,用於出口。沃爾瑪、家樂福等外國客戶會到工廠挑選產品,工廠再根據客戶需求包裝產品,打上客戶需要的品牌形象。

但到了2015年,情況急轉直下,訂單越來越少,工廠嚴重虧損。在呂平看來,工廠的倒閉是必然,“理念有問題”。老板只是簡單粗暴地把產品研發出來,不管好不好賣,就讓銷售員去外面推廣。工廠只是根據客戶要求機械服從,並沒有真正理解市場的需求。

外國客戶要求產品12個裝一箱,但是中國工廠為了節省成本,都希望40個裝一箱,這就是沒有理解海外市場。外國企業的分銷渠道很細,很多經銷商只能拿到12個產品,所以12個一箱的包裝適合他們的習慣。另外,海外客戶希望工廠產品外包裝用好的材料,工廠就覺得無所謂,結果運輸過去外包裝盒子壓壞了,最終導致產品滯銷。

呂平選擇自己創業,在亞馬遜上開店。呂平從中國各地采購水杯、餐具等家居用品,在亞馬遜美國站上銷售,“去找產品,就是要找別人沒有賣的。”呂平說,“另外就是質量,銷售的產品我都要自己測試很久,還需要不斷尋找推出新產品,保持競爭力。”

除了呂平這樣的小賣家,中國一些大企業也開始轉向海外電商平臺。

酷派此前完全依靠貼牌代工生產盈利,給中國及海外的電信商生產定制機,以此獲得大規模訂單,依賴大規模生產盈利。但由於全球市場變化,中國智能手機市場趨於飽和,酷派面臨轉型。根據2015年半年報,酷派營業收入為87.8億港幣,同比下滑41.2%,雖然努力轉型,但2015年年報顯示,收入增速依然是下滑41%。

酷派集團副總裁、海外業務負責人羅忠生對南方周末說,“以前更多是為了完成任務,客戶讓我們做什麽,我們就做什麽,按時完成即可。現在要主動設計產品,關註我們產品銷量,關註到品牌,關註到粉絲。這是最大的變化。以前更多是個設計公司,現在才是真正的手機廠家。”

酷派在亞馬遜上銷售,在Facebook上做推廣,搞攝像頭競賽、指紋識別的競賽,吸引用戶參與,組織粉絲會。2015年10月中旬在線上首發note3,第一個月銷量近十萬臺,並意外在當月打敗了小米,成為11月份亞馬遜銷量冠軍,也被《印度時報》評為年度最佳千元智能機。

海外遊戲規則

跨境收款工具pingpong金融的數據顯示,電商依然在迅猛增長。6個月以來,“我們目前峰值時候的每天成交量,是剛成立的時候的300倍,年底會達到每天幾千萬到1億美金。”陳宇說。

“未來全球將形成約5個像亞馬遜一樣市值在千億美元之上的大型平臺,第二梯隊是交易規模在300億-500億美元的區域電商平臺,而交易規模在100億美元左右的電商平臺會出現數百個。”

但中國的賣家們,也需要深入理解海外的遊戲規則。陳宇說,此前Paypal曾大規模凍結中國賣家賬戶。當時,一些美國執業律師用幾個月時間搜集了中國賣家的產品信息,之後去法院起訴Paypal涉嫌欺詐,要求Paypal賠償1億美元。Paypal不敢應訴,選擇和解,把所有中國商家的近三千個資金賬戶全部凍結,並給律師們支付了和解費用。而中國的商家們由於不熟悉美國情況,也都沒有選擇去美國應訴。

“也許三千個中國商家中確實有不好的,但是一棍子打死肯定不合理,需要有組織和團體能夠代表中國賣家,去維護自己的權利。”陳宇說。

2016年7月以來,亞馬遜提高了美國站開店的門檻規則,要求賣家提供更多的審核資料,並且要求必須是自營工廠,有實力做廣告投放,一旦有侵權情況立刻封號等。

應被訪者要求,呂平、林瑞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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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辦得早建設走得慢 天津軌交集團負責人不作為不擔當雙雙被免

作為全國第二個開始修建地鐵和城區人口規模位居第五的大城市,近年來天津地鐵發展較為緩慢,目前通車里程僅位居全國第十。

里程僅位居全國第10

根據《天津日報》報道,近日,天津市委決定對在工作中存在不作為不擔當問題的3名市管企業領導人員進行嚴肅問責。其中,天津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原董事長苗玉剛,天津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副書記、原總經理劉玉琦,雙雙因不作為不擔當問題被問責,並免去相關職務。

正是因為不作為不擔當,導致了天津軌道交通集團主業發展緩慢,與其他城市相比,地鐵建設規模和發展速度均有明顯差距。

這種差距有多大?可以從幾個維度來看。根據中國城市軌道交通協會統計,2017年天津軌交通車里程為175公里,位居全國第十,僅相當於北京、上海的四分之一,廣州、南京的一半左右。與深圳、成都、重慶、武漢等城市也有較大的差距。

截至目前,天津共開通運營5條線路,而廣州、深圳、南京、成都、重慶、武漢的開通運營線路分別為13條、8條、10條、6條、8條和7條。進入新世紀後才開始修建地鐵的成都、武漢等城市已經將天津甩在了身後。

在日均客流量方面,天津僅有96萬人次,僅相當於北上廣的零頭,不到武漢、成都、南京等城市的一半。由於線路少、覆蓋面小,間隔大、設站不合理等因素,天津地鐵的客流量受到較大影響。

要知道,天津可是我國第二個地鐵通車的城市, 1984年天津正式開通地鐵,比上海還早。另外,在城市人口規模方面,天津2016年中心城區人口達到了940萬,僅次於北上廣深,是我國第五大城市。現有的城軌通車里程與天津自身的城市人口體量和城市發展要求都不相匹配。

廣州一位城市軌道系統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天津軌交這些年的發展確實較為保守,少有亮點 ,無論是現在行業內大力推進的“互聯網+”,還是在軌道+物業模式、地鐵商圈的開發打造方面,天津軌交的進展都比較緩慢。

“現在我們出去同行考察,都是選擇到北上深、南京、杭州等地,但很少有到天津去的。”該人士說。

在天津市委對原董事長苗玉剛的問責內容中提及,他 “工作上推拖等靠,守攤守成,缺乏擔當意識。企業意識淡漠,遇事推著走,思維觀念僵化落後,沒有積極闖市場、以我為主靈活配置資源的魄力,沒有及時利用新的融資方式加快我市軌道交通建設,錯失發展良機。”

在對原總經理劉玉琦的問責中也提到,“幹事創業積極進取精神不足,思想不解放,缺乏擔當意識,工作浮於表面。”“習慣於工作推著走,缺乏超前謀劃和總體統籌,項目建設周期不斷延長,建設費用急劇擴大;軌道運營管理不善,成本控制不力,資源利用效益差,沒有盤活優質地鐵資源。

多地加快城軌建設

此間的一大背景是,暫停一年後,國家發改委上月重啟了城市軌道交通項目審批。總投資787.32億元的長春市第三期城市軌道交通建設規劃、總投資約950億元的蘇州市城市軌道交通第三期建設規劃(2018~2023年),先後於近期獲得審批。

在城軌審批重啟後,各地地鐵規劃編制、報批和建設的步伐加快推進。目前包括杭州、濟南等多地都在加快推進新一輪的地鐵規劃和建設。

杭州市以“軌道上的杭州”為發展總目標,杭州市規劃局正在加快推進新一輪杭州市軌道交通線網規劃編制。文章提及,杭州要圍繞“進一步加密中心區軌道覆蓋、強化外圍重點地區軌道引導”的主線,結合杭州市實際初步測算新一輪軌道線網規模為總長1000~1200公里。

與此同時,目前包括合肥、西安、武漢、成都等城市新一輪的城市軌道交通規劃已經上報待批。例如,8月5日至7日,四川省發改委組織召開了成都市城市軌道交通第四期建設規劃(2019-2025年)專家初審會,成都市城市軌道交通第四期建設規劃順利通過初審。

武漢地鐵集團7月在“武漢市民留言板”回複稱,武漢市軌道交通第四期建設規劃已上報待批。上報的第四期規劃包含6號線二期、8號線三期、11號線漢陽段、11號線葛店段、12號線、16號線、19號線、21號線二期、前川線、新港線。

加大大城市的地鐵建設,也是當前我國基建補短板的一個重要方向。7月3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也強調,要把補短板作為當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加大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的力度,增強創新力、發展新動能,打通去產能的制度梗阻,降低企業成本。

加快一二線大城市城市軌道交通的打造,有利於一方面可以滿足這些城市人民群眾的日常出行需求,緩解路面交通擁堵狀況。貴州省社科院研究員胡曉登認為,城市軌道交通猶如一個人的身體,有幾根流暢的高速運轉的動脈,而一般的街道只是毛細血管。“直徑50公里的城市,如果沒有這種快速交通,其運營成本就會特別高。”

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加快疏解中心區,將人口引導到近郊區和衛星城,促進城市結構的優化布局,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從而加快大都市圈的打造和升級,在新一輪的城市競爭中占據先機。

根據《天津市軌道交通線網規劃(2012-2020年)》,天津市域內構建市域線與城區線兩級線網,2020年總規模約686公里,軌道交通占整個公共交通的分擔比例將達到40%以上,充分發揮公共交通主骨架作用。

若按此規劃,未來幾年,天津軌道交通建設的任務十分艱巨。因此天津軌交集團董事長和總經理雙雙被免,也表明了天津加快城市軌道交通建設,打造“軌道上的天津”的緊迫感。未來天津的地鐵建設有望加速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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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汪時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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