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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榮和他的橫店“共有制王國”

橫店集團一直是經濟學家們樂於解讀的公司。在市場化浪潮中，大量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革，以量化厘清私人與集體的股權。橫店集團卻反其道行之，用自己獨有的“市場型公有制”或稱“橫店式共有制”，這些從字面難以完全讀懂的所有制模式，把自己做成一塊集體經濟的活化石。

“橫店”兩個字本來的意思，是“橫在路旁的簡陋店面”。這里古時為東陽境內一條驛道，浙江中部一個不起眼的貧窮小鎮。

簡陋的店面早已成了王國。橫店集團已經成為一個同時涉足電氣電子、醫藥化工、影視旅遊、金融、航空、房地產等行業、總資產達472.9億元的特大集團。

事實上，影視文化產業在整個橫店集團只占到10%左右的產值。這個已經擁有三家上市公司的集團，風頭往往被體量並不大的影視文化產業所掩蓋。

而橫店集團這家集體企業出身的公司，最令外界好奇的是它的所有制模式——“市場型公有制”或“橫店式共有制”。這種奇特的模式，不僅與通行的股份制無關，也迥異於華西村這樣的集體經濟標本。

“國王”徐文榮

橫店集團發軔於徐文榮率領鄉民創辦的東陽橫店絲廠。這是橫店集團的第一桶金，也是橫店集體經濟的起點。

按照《徐文榮口述風雨人生》一書的記述，1975年4月18日，經過徐多次跑到省里催問，東陽橫店絲廠的批文終於下發。在那個時代，只有以政社合一的社隊集體的名義才具備辦企業的合法性。

隨後，在全公社共39個大隊中，籌集了50254元人民幣作為三年無息借款，加上送禮跑銀行跑來的26萬元貸款，作為絲廠最初的資本金。為跑貸款，徐文榮甚至去給行長的夫人找過胎盤。

1976年底，橫店絲廠開工的第一年就賺了6.7萬元，第二年翻了一番多，達到15萬元，第三年又翻了一番多，達到35萬元。

橫店共創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員會（簡稱“四共委”）辦公室主任李堅強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後來村民的借款都如數歸還，銀行貸款也按期還完了，剩下的企業資本歸誰呢？既不屬於政府，也不屬於私人，“就應該是集體共有的”。

以絲廠為起點，橫店集團最終演進成為一個跨行業經營，並擁有三家上市公司的大型集團。在數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徐文榮建立起了一套高管享有絕對控制權的社團所有制經濟模式。

1984年，徐文榮極力要求政企分開。當時一位鄉黨委副書記在全鄉黨員大會上說：“我們鄉有個人，論本事可以做皇帝，論錯誤可以槍斃。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

直到現在，80歲的徐文榮仍時常對周邊的人提及這一幕。他對南方周末記者感慨道：“如果推動改革要被槍斃的話，我早被槍斃過好幾次了。”一種說法是，為了從制度上實行“徹底的政企分開”，徐文榮曾先後“趕走”了5位不放棄幹預企業自主權的鄉鎮領導。

經過這樣的博弈，徐文榮建立起對企業控制權的合法性，但公司所有制結構卻一直沒有發生變化。

徐文榮一直表示，“橫店集團不是我徐文榮的。”甚至在兒子徐永安接位後，他有意讓自己的其他兩個孩子離開橫店集團，以免受“橫店集團成為家族企業”的詬病。

南方周末曾於2008年報道，2000年橫店集團的總資產超過了70億元（詳見南方周末2008年9月25日《徐文榮：我是一個農民》），《福布斯》在這一年發布的“中國大陸50富豪榜”中，出現了徐文榮的名字。他被排在第8位，資產為27億元。徐文榮看到這一富豪榜單後，派人邀請制榜人胡潤前來橫店喝茶。徐文榮說，“這麽多錢你要說我個人是不可能有的，但是如果說整個集團，就不可能只有這麽一點”。

鎮上居民一般稱徐文榮為“老爺子”、“大老板”、“徐老大”，在諸多居民乃至外來群眾演員的評價中，他幾乎已經成了一個改變橫店的偉人。

隨著企業不斷壯大，徐文榮與政府關系也變得非常密切。

他曾將東陽市甚至浙江省里的一些退休領導請到橫店來，幫自己和集團出謀劃策。曾在2008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圓明新園項目，最終因土地審批不規範遭到國土資源部的叫停。但在此之前，項目用地卻已經被東陽市各部門核準，甚至已經成立了橫店圓明新園籌建工作協調小組，準備搶先施工。

橫店“三會”

橫店集團的控制權，掌握在橫店社團經濟企業聯合會、東陽市影視旅遊促進會、橫店共創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員會三個社團法人（合稱為橫店“三會”）手中。

前兩者是橫店集團的投資主體，其中橫店社團經濟企業聯合會占股70%，東陽市影視旅遊促進會占股30%。橫店社團經濟企業聯合會的會長和法定代表人即是橫店集團的實際控制人、總裁徐永安，東陽市影視旅遊促進會的會長則是徐文財，其同時任橫店集團副總裁。所有權和經營權在名義上分開之後，實際操作中又回到了一起。

為了符合公司法的規定，2001年8月，橫店集團成立了社團經濟企業聯合會，作為橫店社團經濟的核心——橫店集團有限公司和橫店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的投資主體，實現“投資者”與“經營者”的分離。

創始人徐文榮現在的職務，只剩下了橫店“四共委”主席。

“四共委”的辦公區設在明清民居博覽城旁的一個小山坡上。這里被修建成一座不開放的古典府邸，低調的矮樓，草坪上有考究的擺設。和景區里的王府一樣，雕梁畫壁，紅柱長廊，遙望八面山。山下的明清民居則是於2001年至2008年，從全國各地一磚一瓦拆遷挪來建成。

“四共委”的辦公室里，徐文榮十年內要做的“十件善事”被裝裱起來，擺放在書櫃頂上，其中包括了橫店普通農民的養老保障、免費教育、醫療補貼和新村建設。

作為一個社團法人，橫店“四共委”稱自己不屬於集團，也不負責任何經營活動，但是仍有投資和慈善的功能，並通過名下的三農促進會和文化產業聯合會兩個經營實體實現。建在“四共委”旁的健康咨詢服務站和文化娛樂中心，就都是三農促進會負責的項目，免費提供服務。下午兩三點，戲院里幾乎坐滿了聚精會神的老人，舞臺上定期演出各類地方戲曲。

“其實這有點類似初級的共產主義。”橫店“四共委”辦公室主任李堅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盡管“四共委”在名義上獨立於橫店集團之外，但是如果沒有橫店集團的資金支持，大手筆的投資與慈善事務恐難以完成。

一位“四共委”高管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訪問時說，“四共委”退出經營活動，所以把許多固定資產都“給”橫店集團了，“之前‘四共委’轉移了那麽多資產給集團，他們也該給點租金吧”。

王國的隱憂

集團的酒店房間都擺著《徐文榮口述風雨人生》，書簽上從右至左印著“共創共有共富共享”八個字。這是“四共委”名字的由來，也被徐文榮作為橫店集團的夢想。

這種“共有”同樣顯得很穿越，並且“懸在空中”。

一名橫店集團中層員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自己並不認為普通員工都擁有股份，“可能上市公司的高管會擁有股份吧”。在實踐中，年終獎金確實會根據同事以及領導的評價來決定，這或許是唯一可以看出普通勞動者對於集團事務決定權的地方。

即便在名義上，股份被每一個在集團勞動的員工“共同擁有”，但因為沒有被量化，社團成員個人不可能也沒有從企業得到股份、利息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財產收入。

按照徐文榮自己的解釋和集團的對外口徑，橫店集團企業勞動群眾集體就是這筆巨大財富的終極控制人，“只有共同富裕，才能天下太平”。徐文榮在自己的書中稱，橫店集團資產由社團成員“共同擁有”，但社團成員的身份是開放的，“不管來自何方都可以成為集團成員”，“在集團勞動就是集團成員，離開集團就失去集團成員身份”。

橫店與華西村整齊劃一的別墅景觀截然不同，集團員工或者本地居民都沒有享受到太多有別於他處的福利。橫店集團針對符合一定條件的當地老人發放福利金，提供出入景區的優惠，為他們搭建戲臺和醫療站提供免費服務。但最為當地老人津津樂道的，卻是他們原來是農村戶口，但是現在交足15年社保，也可以領養老金了。

即便和年紀稍長的、更熟悉徐文榮的當地人或者知曉情況的集團員工聊天，也很難感受到“共創共有共富共享”帶來的印記。徐文榮更像是一個“能人”、“幹才”的符號，存在於村民們的書架上、聊天中和記憶里。

42歲的厲女士在鎮中心萬盛街開了一家眼鏡店，她仔細回想，自己與橫店集團的直接聯系就只有每年每人600元的征地費。這個數額在不同的村各有不同，被眾多景區包夾的良渡村，則是每人每年1000元。

考察過橫店的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在論文中指出，橫店所有制的實質，是“高度集中在集團總部和總裁手中的對企業投資和經營活動的直接或間接的控制權，以及與這種控制權不相對稱的剩余索取權”。

除了徐文榮自己的話和著作，南方周末記者所接觸到的多位高管均對這種所有制的安排表示敏感。“‘社團所有制’很難一下子解釋清楚”，這是受訪的橫店集團高管們或多或少透露出的共同的難言之隱。

周其仁在文中提到，“1989年《關於經濟責任制的規定（總綱）》曾提出，‘進一步完善獎金責任制，並積極創造條件向股份制過渡’。但後來橫店集團公司發現要量化幾十年形成的資產存量，幾乎怎樣做都會引起問題。”

根據其調查，“公有財產”量化困難的不只是橫店一家。浙江另一家明星鄉鎮企業萬向企業集團，在著名企業家魯冠球領導下抵制“股份合作制”的主要理由，也是如果要量化沒有初始契約的企業資產，麻煩可能大到足以攪亂企業的正常營運。

對於父輩曾秉持的社團經濟理念，現任橫店集團總裁的徐永安也曾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明言，“我就是在橫店這樣的管理模式下長大的，應該講非常符合橫店集團的發展狀況，社團經濟是橫店的基礎，這條道路我們肯定要走下去，但不是死板的延續發展，肯定會有所創新。”

有可能不斷增加的上市公司數量，或將成為倒逼橫店集團制度改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