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1月20日至28日在河內舉行。參會的共有1510名代表，代表著越南全國450萬黨員。越共中央機關報《人民報》網頁上，有圖片報道說，“這些日子，胡誌明市大街小巷掛滿黨旗、國旗、彩旗，花團錦簇，人人喜慶越共十二大。”

據越南《青年報》說，這次大會的任務主要有：評估上一次大會決議落實情況；討論各種報告；選舉十二屆中央委員。不過國際上不少媒體把註意力都集中在“選舉十二屆中央委員”這一點上，實際上關註的就是：誰是越共下一屆總書記？

實際掌握越南國家大權的越共中央政治局,目前有16名委員。外界普遍認為其中有實力競爭總書記一職的，有“四駕馬車”。現任總書記阮富仲，現任總理阮晉勇，國家主席張晉創和國防部長馮光青。四人中間可能性最大的就是阮富仲和阮晉勇。

有意思的是，阮富仲和阮晉勇之間的競爭，被不少媒體，尤其是西方媒體解讀為越共高層中“親華派”和“親美派”的較量。親華派，是指以現任總書記阮富仲為代表的政治勢力，包括馮光青；而親美派，則是指總理阮晉勇為代表的勢力。

之所以他們劃分成親華親美，是根據兩人在近年來越南對外關系中的表現和作用來判斷。比如阮晉勇作為政府總理，力主將越南經濟國際化、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推動越南加入美國主導的環太平洋合作計劃（TPP），而推動TPP又被解讀為美國對付中國崛起的一個舉措。而阮富仲作為總書記，在對話問題上據說比較溫和，尤其是在去年南海問題爭端上，媒體說他“不太願意批評中國”。

阮富仲今年71歲，阮晉勇66歲。而越共有個不成文規定，新一屆政治局委員不能超過65歲，但也有特例。所以從年齡來看，阮晉勇升任總書記的可能性比較大；不過也有分析認為阮富仲在政治局內的實力很強，繼續留任的也並非不可能。所以結果估計要一周後會議結束後方可分曉。

有媒體分析說，如果阮晉勇擔任總書記，將會與美國走得更近，對中國的態度更加強硬。不過，且不說阮晉勇是否一定能當選新一屆總書記，即便當選，“親華”“親美”大概也只是表現在某一領域，而不太可能是全面政策的選擇。原因如下：

首先，阮晉勇之所以表現的“親美”，大概是和他主持經濟政策較多有關。越南有輿論認為，要想經濟開放，離開美國就不會成功；另一方面，越南民間對本國經濟過度依賴中國也有擔心。因此主持經濟的越共領導，與美國走得更近是很自然的。而阮富仲作為總書記，扮演角色不同，對中國態度也有所差異。正如另有輿論所說，親美也好，親華也罷，都是為了越南利益。

其次，越南在中美之間的選擇，也有一定的穩定性。主要表現為，中越兩國冷戰後關系深入發展，雙邊高層互訪頻繁，雖然近年沒有新突破，但總體來說還比較穩定。兩國經濟上聯系尤其緊密，中國連續11年是越南最大貿易國，越南也是中國在東盟內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不過，由於南海問題和地緣政治因素，越南也希望借助美國力量進行平衡。去年美越兩國軍事交往和軍事協定尤其引人註目。

這是越南的政策選擇。有些人認為越南充當了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馬前卒”，這是片面的，應該說越南這麽做，有它自己的考慮。美國曾批評東南亞國家，“賺錢起來就和中國接近；安全問題來了就想起美國”，在越南也是如此。

還有，越共作為越南唯一政黨，為了保持執政權力，還是無法完全接受美國所支持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這讓越南“親美”，親得程度有限。

另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有媒體說越共十二大後，“太子黨”在政界的力量，也是值得註意的一件事。媒體報道比較多的有，阮晉勇的大兒子、出生於1976年的阮清誼，自2011年就擔任堅江省省委書記（越南有58個省和5各直轄市）；其小兒子阮明哲（1990年出生）現為越共平定省執行委員會委員。前越共中央檢查委員會主任阮文芝的兒子阮春英（1976年生）去年當選為峴港市委書記。這些“太子黨”對越共會有什麽影響，也挺值得關註。

過去一年，你以為去歐美“買買買”的只是中國大媽？不，還有美國的跨國公司和中國的企業家。

聯合國貿發組織給《第一財經日報》最新發來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球直接投資(FDI流動)強勁反彈，逆勢增長36%，約為1.7萬億美元，這是自2008~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

有趣的是，對發達國家的投資額增長是這個數字背後的主要因素，流入發達國家的FDI飈升90%。發展中經濟體的資金流入也有增長，達到74.1億美元的歷史最高水平，比2014年增長了5%，但還是大大低於平均水平。

發達國家FDI流入量的強勁增長主要由跨境並購(M&A)驅動，只有很少的比例是來自於生產行業的綠地投資。

聯合國貿發組織官員梁國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解釋說，這輪並購浪潮要從經濟、產業、金融幾個方面來看。對於跨國並購來說，美國經濟和美元走強是重要的背景。

值得關註的是，中美兩國過去一年赴海外的跨境並購活動尤其活躍，引起國際矚目。

全球FDI回流歐美

聯合國貿發組織估計，2015年流入發達國家的FDI較上年強勁反彈，為9360億美元，達歷史第二高位，是全球FDI大幅上升的主要推動力量。

這其中，美國吸引外資流量引人矚目。2015年，流入美國的FDI達3840億美元，為200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幾乎占了發達國家吸引FDI的一半，也是中國大陸地區吸引外資金額的3倍多。

從歷史數據來看，金融危機之後，全球FDI流向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的金額一直占有半數以上優勢。但也在去年發生了逆轉，全球FDI流動重心再次向發達國家傾斜。2015年流入發達國家FDI占全球55%。

流入歐盟的FDI連續三年下降之後，2015年增長強勁，約為4260億美元。針對歐盟的跨境並購大幅上升了68%，對歐盟的“綠地投資”也增長了14%。這表明，隨著歐盟宏觀經濟及金融市場的改善，跨國企業對歐盟的生產性投資出現反彈。

聯合國貿發組織投資和企業司司長詹曉寧對本報記者指出，2015年跨境並購大幅增長了61%，但“綠地投資”停滯不前。其中，對發展中國家的“綠地投資”有所下降，表明跨國企業資本投資增長乏力。此外，由於全球FDI流動主要由跨境並購而非生產性“綠地投資”的推動，全球FDI的增長並沒有有效轉化為生產能力的擴張。此外，一些並購還是反向並購，並不涉及太多的實體資源的流動。

他預計，在不出現新一輪跨國企業內部重組及並購交易的情況下，2016年全球FDI流動可能出現下降，特別是考慮到當前全球經濟的脆弱性，全球金融市場持續動蕩，總需求疲軟以及一些主要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明顯減速。地緣政治風險以及地區緊張局勢加劇也可能進一步擴大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

中美開啟買買買模式

在過去的一年中，全球並購市場風起雲湧，而跨境並購更是重中之重。從數據中看出，美國公司不僅自身在加強並購，也在其它地方收購標的。

金融數據提供商美國迪羅基公司的數據表明，2015年度全球並購總額達5.03萬億美元，較上年猛增37%，10月至12月創下有史以來單季最高紀錄。2015年有69宗並購案總額超過100億美元，是2014年水平的兩倍還多，創下歷史紀錄。總額達500億美元及以上的超大交易占2015年交易總量的近六分之一，這一比例前所未有。2015年的並購交易總額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次年2009年的兩倍還多。在美國，並購已經超過2007年的頂峰。

梁國勇認為，美國經濟處於上升周期的早期階段。美國的經濟狀況決定了美國公司並購的活躍程度，美元的持續走強，也意味著美國企業的海外收購非常劃算。另外，美國公司累計的巨額現金儲備、股市處在高位，美元回流也意味著美國公司收購的“彈藥非常足”。

中國公司的海外並購，官方統計的單筆最大收購規模還沒達到百億，但還是引起了國際的廣泛關註。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指出，2015年，雖然面臨國際經濟發展低迷的外部環境，中國企業進行國際並購投資仍然保持活躍，呈現出數量多、金額大、涉及行業和國家廣泛等特點，出現了一大批的大型並購項目。

據初步統計，2015年，中國企業累計實現對外投資7350.8億元人民幣 (折合1180.2億美元)，同比增長14.7%。其中，中國企業實施的海外並購項目總共有593個，累計交易金額401億美元(包括境外融資)，其中直接投資338億美元，占84.3%，幾乎涉及到國民經濟的所有行業。

由於統計口徑問題，中國的數據可能只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冰山一角。

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對本報記者指出，大量中國企業註冊地在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地，這些地區對外投資金額，未能納入現有的中國對外投資統計數據中。還有一些民營企業的跨境投資未在商務部門登記，因此，也未能計算在總額之內。

舉例來說，兩年前，以71億美元收購全球最大生豬和豬肉供應商史密斯菲爾德的萬洲國際(原雙匯國際)，最終的投資額度就計算在香港對美投資總額中。

梁國勇則對本報記者稱，中國國內總體上資金充裕，政策支持情況下融資成本不高，這是海外並購的重要推動力。因為在外匯儲備委托貸款模式下，國內企業的美元貸款成本並不高。而且，中國企業的海外收購很多是在海外融資，因為融資成本更低，更劃算。但是官方的統計中，這一比例僅有15.7%。

另一個值得憂慮的問題是，官方對於引入外資金額的統計存在缺陷。周世儉稱，多年以來，商務部只統計新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而未能覆蓋撤資或離開的金額。他認為，外資撤離勞動密集型產業可能帶來的就業問題，是需要關註的。

本報記者實地采訪的外貿企業普遍感受到，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中國內地轉移到周邊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已經是大勢所趨。隨著這些外資的流出，一些國內的工人可能面臨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