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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飲M未退休前,在美國國際集團工作。呢日在街上見到一架平治汽車,有AIG PB字樣,PB就係private banking,AIG就係曼聯球衣上之三個大字,大家都知道係乜嘢意思,餐飲M話:「我在AIG集團之時,由上到下,都唔准用平治,十分慳家,點知o依 家國有化之後,使錢更加豪爽!」眾茶友大笑,餐廳R心水清,話未必係國有化之後,AIG先至用平治嘅,可能係在Greenberg下台後,公司嘅節儉文化 先至有所改變。律師W就講:「AIG三個字點解呀?就係America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美國國際政府),既然係美國,高層職員唔用平治,可能覺得失禮祖國噃!」 左丁山為之失笑。美國兩大 財務機構,一間AIG,一間Bank of America,真係唔使改名,就可以成為國有企業,記得賓架羅講過,以前佢在「美國銀行」工作,有不少人行入去兌換美金或者美元滙票,好多街坊都話: 「你哋係美國銀行噃,美國吖嘛,梗係搵你哋兌換啦!」因為個名,「美國銀行」無端端多咗好多街坊生意,雖然美銀唔係好稀罕。估唔到事隔多年,美國政府真係 成為「美國銀行」股東。今天香港人識AIG、AIA,多過識「美國銀行」好多,皆因美銀已經冇晒分行,放棄咗好多業務,唔少人以為香港已經冇咗呢間銀行o 忝,其實三藩市之「美國銀行」與北卡羅連納州之NationsBank合併之後,雖然沿用舊名字,但策略改變晒,已退出咗國際市場,專注於美國本土,面目 全非。賓架羅每次返到加州,到三藩市憑弔「美國銀行」之舊總部,欷歔一番,昔日加州之「美國銀行」有度好,就是用人不論出身,不太重視名校學位,僱員以信 差入職,一樣可以憑表現升至副總裁。俱往矣,只看今天時勢環境唔同晒,餐廳R話可能追不上時代,在家中講咗一個字Paki,就畀留學英國嘅仔駡,話千祈唔 好學哈里王子!餐廳R話皇后大道東一家地氈舖頭內,一位中東人老闆同佢講Paki講咗三十年,o依家先至知道會畀人鬧。餐廳R私人覺得,香港最令佢覺得 offensive嘅語言就係近禮頓道嘅GOD宣傳口號Delay No More,佢話GOD個嗰名已令教徒不滿,呢句所謂英語更加係bad taste之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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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央滙金早前高調在市場上購入工商銀行(1398)、建設銀行(939)及中國銀行(3988)三大國有銀行的股票,有助穩定投資者對國有銀行的信心,股價表現年初以來跑贏大市。不過日勤認為,中央這個干預行動卻令國有銀行股份成為目前下跌風險較大的板塊。 盈利充滿變數 市 場普遍看好國有銀行不只是滙金單一因素,當美國和歐洲大型銀行因金融海嘯而大幅虧損,甚至被政府接管,內地銀行安然無恙,目前已披露與金融海嘯相關的投資 始終屬少數,加上呆壞賬紀錄偏低,而且現金充裕,營運上,利息收入一直錄得可觀增長,都讓投資者安心。賬目數字以外,最重要的保障,可能是來自北京的眷 顧。中央政府大概不會讓國有銀行出事。不過,日勤認為,盈利長升長有始終是不可保證的,正如中央去年不能阻止股市下跌一樣,雖然中央對國內一切活動的控制 權,曾經為投資者帶來無限的遐想。事實上,國有銀行的盈利充滿變數,情況並非阿爺篤篤手指就能了事。國有銀行向客戶的貸款,大部份是私營或個人的,以建行 和工行為例,國企欠款分別佔兩者的整體貸款額不足五成,其餘是私營和合資公司,及個人客戶。顯示即使國企背後有大水喉,那些私營客戶仍可能帶來顯著的呆壞 賬。 潛在呆壞賬勁 另外,將國有銀行貸款以行業分類,情況亦令人擔心。製造業和地產相關行業,佔建行整體貸款五成、佔工行四 成。較穩定的,如基建和公用行業反而較低。受到全國出口放緩打擊,製造業成為中國經濟的重災區,而且地產泡沫已經爆破,兩方面都有機會帶來呆壞賬。在未上 市前,國有銀行出售大量呆壞賬,去蕪存菁後才得以上市。如果工作方針不變,繼續做政府的政策工具,按政策指令,而並非借款人的還款能力審批貸款的話,國有 銀行每隔幾年就可能出現一次顯著的撇賬,股東利益會受損。國有銀行可能因為這次外在經濟下滑,暴露本身內在的管理問題。陸日勤 http://penandsky.blogspot.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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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排華華落中環,撞到個喺歐資投行做嘢嘅部門董事H。當時,佢間行風聲鶴唳,華華一向關心朋友,所以就問佢擔唔擔心飯碗不保。點知呢位資深嘅青年才俊,以大俠式笑容答話:「都就嚟做公務員,有鐵飯碗使乜驚?」 我即諗,唔通特首搵佢做副局長?原來唔係,話說金融海嘯,唔少外國政府都向銀行注資,政府做咗大股東、銀行被國有化,咁喺裏面做嘅員工仲唔係公務員?董事H咁講,係預計自己打工間投行遲早加入伸手黨行列,要政府拯救。點知真係畀佢開口中,佢間行後嚟真係國有化咗。 問責制唔掂即炒 不過,唔好以為公務員真係鐵飯碗,因為董事H嘅部門近排好似被中子彈襲擊一樣,啲枱凳仲喺度,但啲人就蒸發晒。雖然董事H保得住飯碗,但佢話勢估唔到,銀行被國有化後,唔掂嘅員工就要落台,喺政府部門裏面,都算國有化銀行最問責嘞! 做得越掂回報越縮 睇到美國總統奧巴馬限制啲華爾街banker花紅,好多人feel到「將快樂建築喺人哋痛苦身上」嘅快感。不過喺心凉之際,小心他朝君體也相同。 限制banker花紅,原意係當銀行唔掂要搵納稅人救時,冇理由仲派花紅。問題係,花紅原本係獎勵啲做得嘢嘅員工,而唔知係巧合定天意,好多出事嘅銀行,叻叻部門都集中喺香港。 夠高級冇花紅 華 華有個喺投行做小頭目嘅朋友,呢幾年管嘅部門越做越掂,生意越做越大,某啲瓣數甚至香港第一。點知母公司出事,要向政府伸手,母公司就宣佈全球喺某個職級 以上嘅員工,一律冇花紅。朋友已經預期花紅會大縮水,所以過年自己開心,都只係買隻冇金冇鑽嘅錶戴吓。點知返到公司,上司話佢夠高級,「有份」冇花紅。 難怪佢同上司呻:「第一年花紅攞咗去買層樓、第二年買車,今年就買得隻錶。喺度做嘢就算越做越掂,都係越撈越霉!」李華華 [email protected] | ||||||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2/619998.html
策突围
2003年5月19日,北京,“非典”流行,街上人流稀少。
上午10点,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椭圆形的会议桌边,围坐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黄菊,以及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阎海旺、财政部时任部长金人庆,正在筹建的中国银监会“候任”主席刘明康等。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从包里拿出一叠文件,说是文件,其实只是一摞打印好的PPT报告文稿,每份文稿只有19页幻灯片。
一同前往的,还有时任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
这次会议颇不寻常,以往的国务院汇报工作,早在头一天就将汇报材料递交秘书局,并转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这一次,显然参会者们在开会时才拿到材料。
据说这份PPT共19页,每一页均文字寥寥,提纲挈领地描绘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代价、资源运用、操作过程、配套措施及操作风险等。
据熟悉当时改革情况的人士向记者表示,直到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以此为蓝本进行改革后,才把这份PPT文件中的操作部分,真正形成文字稿。
正是这次汇报,拉开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一次最彻底改革的序幕。据一位参与改革思路设计的人士对记者评估,当初设计的方案,有70%~80%以上都得到了实现,“这在中国三十年的重大改革中已属不易”。
据一位了解“5·19”汇报的人士回忆,整个汇报是按照这份PPT的顺序逐页进行的,首先就对这次改革的“宏观理解”做了说明。该部分开宗明义提出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是最大的金融风险,其财务重组涉及重大资源运用,其规划是央行各项工作五年规划及政策取向的先决条件”。
之所以称“先决条件”,因为四大行资产规模占当时银行体系约70%,如果不良资产不解决,运营机制不理顺,央行的货币政策就无法传导,国民经济运行就缺乏有效的金融支持。
实际上,到2002年下半年及2003年初,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已广受海内外关注,国际上有影响的财经媒体,均对这一问题做了报道,认为巨额不良资 产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有的甚至提出中国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的判断。在2003年初,国际著名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将中国内地 银行全部评为垃圾级。
中投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汪建熙对记者分析,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国并无太多选择,只能前行。
以资产规模计,银行业在中国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有七分天下,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又是银行业的中坚,四大行问题不解决,中国金融业的系统风险就始终存 在,日本和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南亚国家就是前车之鉴;其次,虽然当时资本市场已经过十多年发展,但资金配置功能仍微乎其微,银行业仍是资金配置主渠道,四 大银行又占其半壁江山,因而国有银行体制机制性问题不解决,中国资金配置的整体效率就很难提高,也将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和发展速度,以及市场经 济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以不良贷款为例,单依靠商业银行自身加以解决,并非完全不行,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如果按商业银行经营最好的年份算,不良贷款的消化估计至少要8至10年。环境的变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对记者分析,“一方面,2006年年末,中国外资银行人民币市场的准入将进一步开放,外部竞争压力加剧。 另一方面要考虑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
根据入世协议,中国银行业将在五年过渡期后,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中国银行业必须做好准备迎接竞争。
因此,早在2002年2月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前,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就已下定决心,提出要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革,在这次会议上,银行改革被定为接下来金融领域要解决的重要事项。
2003年3月,国务院新老领导班子完成交接,对银行改革重任就落在了新的领导集体肩上。据记者了解,在新老领导集体尚未正式交接之际,新一届“候任”政府领导就提出,希望以央行为首,尽快草拟一个改革方案。
2004年3月14日举行的“两会”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公开表示:“这次改革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资源突破
决心已下,但资源从哪里来?成为摆在改革决策者们面前的重要难题。
一些研究人士认为,到2002年,要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8%的国际标准要求,必须要动用大约1万亿元的资金。
困难重重之下,在改革的设计工作中,首次提出了三个资产负债表——国家资产负债表、财政资产负债表与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框架。
实际上,这也涉及改革的资源调用问题。在财政资产负债表下,当年可动用的财政资源极其有限。
经过1994年财税改革,虽然中央财政税收一直以高于GDP的速度在增加,但到2003年前后,GDP虽然超过11万亿元,但年度税收也仅占GDP 的12%左右,且一直处于财政赤字状态。在1998年,财政已经通过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形式,充实了四大银行资本金,但至2002年已被侵蚀殆尽, 从财政角度看,也不愿再填补这个“无底洞”。
在国家层面,当时可调用的“国有资产资源”,也即国家掌握的国有企业股权。据一位金融系统高级官员向记者透露,利用国有股资源充当改革成本,在当时已被考虑过多次,但由于股权分置改革尚未进行,二级市场条件也很差,这条路在当时走不通。
除此之外,还有央行的资产运用,即 “央行再贷款”,但再贷款当时已经做过很多,约束性偏弱,再贷款无法转化成股权,并不能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对四大国有银行做根本性的改变。
此次改革设计提出了动用央行外汇储备的思路,并经多方案比较后提出“倾向”选择此方式。这一创新思维,突破了以往充实商业银行资本金的模式,并给当时国有商业银行重组找到了“资源”钥匙。
到2002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2864.1亿美元,而且每年还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实际上到200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就达到了4032.5亿美元,年增长40%。在中国贸易顺差不断增长情况下,外汇储备还将不断增加,这为银行业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支撑。
然而,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窟窿较大,动用外汇储备这一资源,是否可完成全部银行的重组?而通胀压力是否会限制这一模式?
设计论证时也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 “整个过程未伤及财政”,也“较少伤及外汇储备”。其“限度在于释放通货膨胀的调控能力”,其中有利条件是:当时有“较低的基础通货膨胀率”和“较多的通货膨胀调控工具”。
改革设计中也提出了通过加强对冲手段来防止货币供应量的超常增长:在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的同时,央行使用特别准备金,要求被注资的银行将资金存回到央行,央行同时付息,并逐步结汇。央行将视通胀的情况放宽回存和运用对冲手段调节。
这一设计的艺术性在于,通过多年平摊,将注资产生的货币供应量扩张平滑地逐步释放,以降低可能的通货膨胀压力。
经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各国刚刚开始复苏,中国也刚摆脱通货紧缩,2003年的通货膨胀水平还非常低。据记者了解,周小川行长在 “5·19”汇报会上分析说,就给银行系统注资而言,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的时机更好。而一旦低通胀时期过去,熨平注资带来的通胀因素也就基本消失。
在这份文件中,也对今后几年造成通货膨胀条件的应对给予了足够重视,特别标明对“通货膨胀调控主要在于政府事项的优先度摆放”,要进行“专题汇报”。
据记者从汇金公司了解,目前通过注资带来的通胀压力释放已基本完毕。
改革风险
改革方案没有回避此次改革的风险:除了通货膨胀环境风险外,内部运作风险和外部审计可能出现的意外风险也是顾虑所在。
这其中最大的风险在于,如果注资之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仍可能再次陷入高不良贷款率甚至资不抵债的境地,也就意味着改革失败。
根据央行系统参与改革的人士表示,在设计改革方案时,也分析了当时进行国有银行改革重组的外部环境。从外部看,商业银行重组改革后,也已具备了日后可持续的运营环境。
设计论证中也做了宏观上的和制度上的条件分析。宏观分析认为,按照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发展情况,未来数年,中国经济仍保持较高增长不成问题,这就为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如果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经营不出大问题,不良贷款率不会再次无节制地增长。
为了给银行提供几年休养生息的机会,设计论证时分析认为,央行可适当提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基准利率,并使利差能够覆盖当前的业务成本和平均风险损失还应略有余地,使得银行财务状况进一步得以改善。
据参与此次改革设计的人士对记者表示,允许此利差存在的现实条件是,当时在拉动GDP的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中,消费占比很低,而国民储蓄率又过高,防止存款利率过高,可以降低居民的储蓄意愿,进而将储蓄资金转化为消费,也促进直接融资渠道的加快发展。
据一位银行系统的高级官员表示,在之前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中,银行系统承担了大量的输血责任,当时四大行的不良贷款大量来自国企改革行政干预。这次银行改革,一定程度上要反哺银行体系。
或基于改革风险的复杂性,对银行改革的先后顺序,改革方案提出“两家并行较好”,以防止一家试点可能出现意外。率先被选中的是建行和中行。
设计的情景分析以资产质量相对最好的建行来展开,认为建行需要用150亿美元注资(实际上,在实施过程中,建行重组动用外汇储备225亿美元,比当初设想增加了50%),加上上市融资及发行次级债,可使建行资本充足率达到10%。
情景分析中动用外汇储备注资“运作的实质”。以建行为例,注资后,“在央行口头指导下,可逐步在银行间市场卖出外汇换取人民币,”其“实质效果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并创造了投资渠道”。
改革设计时认为,建行在重组后,如果国民经济不出现意外的增长危机,每年可创造净利润200亿~230亿元人民币(重组第一年的2004年底,建行 净利润就达到了490亿元,到2010年上半年,建行净利润已经超过700亿元),其中50亿元用于分红,央行通过持股所得分红支付给建行特别准备金利 息,其余150亿元作为公积金,以赶上保持建行资产扩张率,使资本充足率不会下跌。
汪建熙对记者表示,对商业银行改革的进程拿捏相当复杂,要考虑到紧迫的时间,同时也要考虑到国民经济能否承受完全市场化的银行体系,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进度,就是怕如果几大行同时市场化运作,国企的竞争力如差距太大会承受不了。实践中,多数国企还是很争气的。
争取支持
在重组计划中,资产质量相对最好的建行、中行就需动用外汇储备各150亿美元,同时启动中行、建行两家试点,则至少动用外汇储备300亿美元,已占2002年外汇储备超过10%,这需要极大的政治决心。
因此,“5·19”汇报前后,也即改革方案的酝酿、协商阶段,部委之间的沟通协调成了重要环节。
本次国有商业银行重组,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财政部。国有商业银行原属于财政部出资,1998年财政部又向四大银行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在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之时,必将冲蚀财政部的出资。财政部的态度至关重要,是否会有人批评带来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
2003年初,周小川和时任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及常务副部长楼继伟保持密切沟通。
央行方面提出,在这次改革重组中,不用财政部出钱,希望财政部能够支持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方案。而财政部方面也了解国有银行的积弊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当即也表示支持。
有了这些沟通,财政部将继续向商业银行支付发行2700亿元国债的利息,并继续担保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向四大行发行的8200亿元债券。
改革方案对上述需要财政的配套政策安排,均有提及。一位金融业人士表示,可见改革设计中的一些规划,已经在之前寻找到了解决路径。
除了寻找改革的资源、相关机构支持外,动用外储,还需要考量法律程序问题。一位金融领域的高官对记者表示,任何决策,都需要法律程序正当性的支持,这在中外都是一致的,只不过中国的表现形式可能不同。
为此,在当年8月中旬,国务院领导布置,将这一改革的设计由央行进行法律沟通,征询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积斌、周正庆及人大预算工委副主任苏宁等人的意见。
同时,国务院法制办亦对注资问题进行了法律研究,并得出结论:设计方案不存在法律障碍。
在没有法律障碍之后,这一改革动议也就顺利向前推进。
2003年9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原则同意了加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汇报,同时决定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黄菊牵头成立国有独资商业 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并任组长,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任副组长,周小川任办公室主任。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央行,主要承担这次银行改革的执行任务。
第二天上午,这一改革方案也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批准,改革方案被正式确定执行。另外,这一注资方案的酝酿始终被置于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和讨论修改之中,当年被正式通过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也明确地简述了这一改革的决定。
10月19日,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实施方案》,其中建议设立投资公司方式完成注资:即由外管局设立投资公司,受国务院授权进行资本运作的投资公司。
2003年11月22日,经总理温家宝,时任副总理黄菊、吴仪等国务院领导分别圈阅同意,汇金公司成立。
国际上,央行官员在2004年初参加国际清算银行1月份的会议时,还就改革的部署,向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及巴塞尔委员会主席等人进行了说明,以期得到国际金融界的理解。
在当时,美国和欧洲都认为中国自己搞不好银行体系,劝说中国应该引入外资银行,并聘用既有国际性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评估机构,最后依靠国际资本市场的规则和力量达到规范运营。
除了基本采用后面两条建议外,这次改革摒弃了依靠外资机构来重组国有商业银行的方式。
从2003年的PPT 到随后启动的新一轮银改,一方面试图在财政资源之外另辟蹊径,并最后体现在动用外汇储备上;另一方面则是做实出资人,避免因财政注资导致的出资人实际缺位现象,从而使公司治理落到实处,这体现在后来汇金的成立和运作上。
如今再看2003年方案的实际运作,以外汇注资为突破口,以汇金为平台和抓手,则重组、股改、引进战投和上市四步紧密衔接,次第敲响,财务重组和制度建设齐头并进,节约了时间成本,规避了风险窗口,充分体现了“在线修理”原则的妙用。
未竟之局
正是这次改革,彻底改变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改变了国有股单一的股权结构,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架构,并用国际资本市场规则持续地规范银行的运作,持续创造盈利能力。这也奠定它们能持续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能力和基础。
股改领导小组办公室深知,其任务不只是工农中建四家的改革,后来加进了交行、广发行和光大银行等,更重要的是闯出一种重组的模式。
更为直接的作用是,这次改革为中国整个银行体系带来了相当大的改革红利,激活了银行业价值。至2007年,中信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等上市,受到了投资者热烈追捧。粗略估算,这次改革为中国银行业增值约2万亿元。
此次改革重组,还开创了一个新的维护金融稳定的路径,央行动用资源重组问题金融机构。这一实践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被各国广泛采用,央行在维护金融稳定上的作用突显。
一位参与此次银行重组改革的人士回忆本次金融危机,以及当年银行业改革的经验,认为改革应该立足于本国,而且必须早改;改革的路径要与国际接轨。
从当初的“隐患重重,技术已经破产”,到今天市值跻身于国际前列,踏上改革“不归之路”的金融家们在欣慰之余,亦深感责任与压力的重大。
周小川认为,下一步金融体制改革还有许多大关要过;郭树清亦有同感,他将改制上市视为“现代银行制度在中国的初步建立”。多位银行业权威人士强调, 此次改革起始于精心设计的制度框架,而更为深层的银行及金融改革既涉及制度设计,即厘清政府与市场、银行的关系,也涉及治理结构的深化和完善。其间既蕴含 着老问题,也警示着新问题,这些构成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形似神不似”的复杂内涵。
可以说,完成银行改革的未竟之局,既在银行之内,更在银行之外。中国商业银行深层次改革能否成功,有赖于中国金融体系更深层次的变革,当然更取决于改革者的政治智慧与改革力量的互动。
(本文为《财经》杂志供本报独家专稿)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2-8/0NMDAwMDIwOTg0NA.html
传闻已久的上海家化集团(下称“家化集团”)国资改革终于起步。
12月6日,家化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上海家化(600315.SH)突然因重要事项停牌。当日晚间,谜底揭晓。公告称,家化集团按照上级精神正在筹划国资改革事宜。
据接近上海家化的权威知情人士透露,对于家化集团究竟以何种方式进行国资改革,目前还处于论证阶段。“估计要停几个月了,但改革是否能够最终成行,还不好说。”
有上海市国资委人士也告诉记者,对于此次停牌,国资委方面也觉得突然。
此次停牌是家化在11月中旬五部委联合打击内幕交易的消息出来后,为防止股价波动做出的决定。因此,停牌并不意味着家化改制方案已经确定。
一旦选择整体转让或部分出让国有股权,家化就将成为自2008年9月上海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后,第一家启动国有股退出工作的上海国企。
如果家化集团实行国有股整体转让,其价格将高达60亿元左右,这也将创下国内日化企业出售最高价。谁将接盘这样一家日化巨头,值得关注。
改制终起步
家化集团改制工作早在两年前《意见》出台后已经初现端倪。但出于谨慎原则和家化集团自身表现,有关部门在两年多时间里一度举棋不定。
在2008年9月这份共9大方面30条内容的《意见》中,在“明确国资战略调整方向”一节明确提出:“推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资的调整退出。”
《意见》同时指出,企业重组更强调开放性和市场化:要大力推动上海国有企业“跨地区、跨所有制重组”,吸引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及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参与上海国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
而家化集团的主业——日化,正属于“一般竞争性行业”。
此前本报记者就曾从上海国资系统人士处获悉,“30条”出台后,上海市国资委便向家化集团建议,顺应此次国资改革的方向,启动国资退出工作。而之所以首选家化集团的原因,是因为“它资产和人员都比较干净”。
而且,早在2006年之前,家化集团已经开始进行改制方案的设计,但后由于上海社保案的爆发,上海国资委等诸多政府部门人事变动,这项工作也随之搁置。
2008年年底,家化集团“国资退出”方案拟定,并被送至上海市相关部门案头。
然而,该方案在很长时间里都未得到明确回应。
在上述人士看来,2008年下半年愈演愈烈的全球性金融风暴,是其诱因——在宏观经济减速和消费购买力下降之际,家化集团表现却可谓一枝独秀。2008年,其净资产回报率高达18%,远高于上海国资平均水平,并在逐年提升。
2008年12月,这家老牌日化企业110年诞辰之际,家化集团被冠以“国企成功运作的典型”。而在2009年4月的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上,因业绩突出,家化集团亦被多次表扬。
在上海国资整体业绩下滑背景下,让渡优势企业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家化做得不错,但要不要在做得好的时候实现国资的退出,没有人做这个决定。”上述知情人士透露。
不过,今年4月,记者曾从相关方面获悉,上海政府对家化集团国资改革的大方向已定,只剩最后的拍板。家化集团更是拟定了具体的几套改制方案供研究讨论。
而正是在家化集团停牌不久前,家化国资改革最终获得上海市政府“点头”,此次停牌也标志着家化集团改制正式起步。
鲜花落谁家?
“现在如何改,是整体转让还是参股等,还处于论证阶段。”12月7日,上述国资系统人士对记者表示,家化集团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资产评估等等,而且国有股转让,还涉及挂牌等一系列程序。
据他透露,此前政府对家化集团的价格也做过讨论。鉴于防止国资流失的原则,政府的要求是,如果整体转让,将在现有市值的基础上打九折。
家化集团净资产在6-7个亿间,但如果以市值打折计算,卖价当有60亿元之多。
2007 年2月27日,国有控股企业大宝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100%股权,作价23亿元。该价格一度被认为是国内日化的最高“身价”。但此后,该记录一再被 刷新:2007年底,在强生收购大宝尚未获批之际,德国拜尔斯道夫便以35亿元购入丝宝日化85%的股份。而就在今年12月6日,来自法国的科蒂集团又以 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丁家宜的“大多数股份”。
而家化集团实力目前更在大宝、丁家宜之上。被称为“中国日化行业第一品牌”的家化集团,旗下 拥有上市公司上海家化,以及六神、美加净、佰草集等众多知名的日化品牌。上海家化2009年年报显示,其2009年实现营业收入27亿元,同比增长 8.2%,其中化妆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3亿元,同比增长26.1%。
数年来,家化集团已经吸引了多家投资者的目光。“有外资,有大陆的私人投资公司、民营企业,也有香港的财团。”他透露,所谓的香港财团,就包括有李嘉诚、郑裕彤的家族企业。而2009年,更有一家跨国日化巨头写信给上海市政府,点名想要买家化。
不过由于有民族品牌“沦陷”担忧,家化董事长葛文耀在此前曾对本报记者明确表示,家化绝不会卖给外资。
本报记者获悉,此前一段时间,上海市政府和家化集团更与一批投资基金密切接触,包括中信、鼎晖、红杉、联想弘毅等。一方面,财务投资者的进入,可以保持现有管理团队的稳定,但另一方面,家化的高身价也让一些基金望而却步。
“现在只能说国资改革起步,能否最终成行,还不好说。”
中金公司在最新报告中指出,此次停牌可能涉及前期市场期待的集团股权转让事宜,它预计此次家化集团股权转让一旦成功,上市公司可能会在整体激励水平以及品牌管理和经营能力两个层面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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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股东中铁建总公司慷慨解囊,沙特麦加轻轨项目巨亏41.48亿人民币一事对中国铁建(601186.SH)的威胁正在消退。
1月22日,已连续停牌两天的中国铁建刊登公告称,公司与大股东中铁建总公司签署协议,自2010年10月31日后,由中铁建总公司行使及履行公司在《沙特麦加萨法至穆戈达莎轻轨合同》项下及因该合同产生的所有权利义务。
根据中国铁建与中铁建总公司达成的协议,中国铁建将获得中铁建总公司20.77亿人民币补偿,并由总公司一并承担往后全部盈亏。
这意味着,中国铁建沙特项目损失额度将最多控制在13.85亿人民币。
然而,尽管中铁建总公司为上市公司埋单的行为,最大程度上弥补了上市公司的损失,但母公司主动承接上市公司的“包袱”,将以损害国有资产为代价。
一位接近中铁建总公司的央企高管对本报记者表示,在我国国有企业中,母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中铁建总公司为上市公司承担亏损,一方面说明中铁建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另一方面,沙特项目的特殊性也导致母公司不得不为损失埋单。
此外,一位接近中铁建的权威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沙特麦加轻轨项目亏损对中国北车等参与该项目的其他中国企业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该项目对中、沙两国意义非凡。
大股东埋单
根据中国铁建与中铁建总公司的协议,中铁建总公司将行使及履行中国铁建在总承包合同项下及因总承包合同产生的所有权利义务,中国铁建将不再承担项目的后期实施风险,且锁定项目的最大损失为13.85亿人民币。
据中国铁建公告披露,中国铁建的沙特麦加轻轨项目截至2010年10月31日,按当日汇率折算,合同预计总收入为120.51亿元人民币,预计总成本为160.45亿元,再加上财务费用,项目预计净亏损41.48亿元。
中铁建总公司除接手项目后续权利及义务外,还与中国铁建就索赔收入达成约定安排,即若索赔收入低于13.85亿元,则全部归中国铁建享有,填补亏损空缺。
若索赔收入高于13.85亿元但低于34.62亿元,则中国铁建享有13.85亿元,其余全部归中铁建总公司享有,用于补偿中铁建总公司支付的对价。
若索赔收入高于34.62亿元,则中国铁建享有13.85亿元,中铁建总公司享有20.77亿元,剩余部分,若中铁建总公司该项目后期出现亏损,则用于弥补中铁建总公司的亏损,而若弥补亏损后仍有剩余,则全部归还中国铁建享有。
上述接近中铁建的央企高管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的亏损仅为预告,实际亏损依然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如果沙特项目出现后续亏损且索赔额度低于13.85亿元,中铁建总公司承担沙特项目的代价将不止20.77亿元。
权威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目前,中铁建总公司正在商务部等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与沙特政府协商赔偿事宜。
目前,中铁建总公司持有中国铁建75.66亿股份,占总股本的61.33%。
亏损内幕
尽管中国铁建曾对巨亏做出解释,即亏损的原因在于工程采用议标方式,而非投标方式,即指定由中铁建进行承建。
但据本报记者多渠道了解,中国铁建在沙特轻轨项目上,缺乏海外运作的专业素质和审慎态度。
上述接近中铁建的央企高管透露,沙特麦加轻轨线路非常复杂,原先并不是由中国企业承建,中标方为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公司,这些欧洲公司将麦加轻轨线路的基础部分设计好后,发现该线路无法继续施工,于是退出,中国铁建等中方企业随后进入。
据本报记者了解,沙特麦加轻轨项目是一条朝觐线,是2008年6月中沙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协定》之后的首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因中国铁建前期在沙特已有利雅得特大桥、朱拜耳公路、南北铁路等工程业绩。在中国政府的推荐下,中国铁建成为总承包商。
根 据中国铁建与沙特方面签订的合同,中国铁建将负责该轻轨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系统(包括车辆)安装调试,以及从2010年11月13日起的三年运营和 维护。合同要求2010年11月13日开通运营,达到35%的运能,2011年5月完成所有调试,达到100%的运能。
但项目开工不到半年,中国铁建就遇到了“从未遇见过的棘手问题”。
最主要的困难是,由于项目的基础部分已经设计好,沙特方面要求中国铁建的后续工程按照欧美标准进行,完全打乱了之前双方签订的“概念设计方案”。
上述央企高管对本报记者表示,如果按照欧美标准,成本将远远超出国内标准。例如,由于要按照“欧美标准”的设计方案施工,单是制梁就需要增加模板300多米,中国铁建不得不以高价从沙特当地购买混凝土,并增补200多名外籍劳工,比原计划的成本高出“近十倍”。
尽管成本高企,但由于“该项目社会影响重大且受到两国政府高度关注”,为确保工期进度,中国铁建不得不按要求在2010年11月13日完工。
上述央企高管表示,该项目是沙特国内50年来的第一个轻轨铁路项目。轻轨开通后,对中、沙两国意义重大,中国在沙特伊斯兰世界获得了极好的评价。
不过,一位接近中铁建的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如果中铁建在签订承包合同时有丰富经验,巨额亏损不会发生。“总的来说,还是不够审慎、不够专业”。
处置方式受质疑
中铁建总公司接过沙特项目的亏损包袱后,尽管保护了上市公司的利益,但受损的是国有资产。
母公司承接上市公司损失,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国有企业身上。
据本报记者了解,我国上市国企的海外业务收购一般先由控股股东集团公司出面,在解决了前期问题后,再将有盈利预期的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一旦上市公司遭遇亏损或纠纷,则把问题推给母公司。
不过,中国铁建将沙特项目巨亏转移给母公司,多少有一点“迫不得已”。权威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沙特项目具有“政治特殊性”,中铁建无法像欧美企业那样“临阵脱逃”。
尽管如此,巨亏暴露了中国铁建现代企业制度的缺失。
“我相信,如果中铁建总公司经过严格核算,不会轻易将沙特项目移交给上市公司操作;即便移交给上市公司,如果中国铁建有健全的董事会制度,该项目在没有经过专业核算前,不会进入上市公司层面。”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制度研究专家表示。
一位接近中铁建的知情人士就告诉本报记者,当初中铁建总公司将沙特项目移交给上市公司操作,就是基于“该项目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有盈利预期,对做大做强上市公司有利”。
上述知情人士还表示,尽管国资委在具体业务上不会干涉中央企业,但中铁建总公司承担亏损一事,征求了国资委的意见。
国企上市公司与母公司的这种“输送”关系,也反映我国国企市场化改革任重道远。
按照国资委的计划,央企整体上市的目标是去掉集团公司这一壳公司,打造一个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当国家需要钱时,通过资本市场可以非常顺畅地变现。
然而,对于我国国企来说,母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非常紧密,很难在短时间去掉。中国铁建作为中铁建总公司的整体上市平台,早在2007年就已成立,但离“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距离尚远。
“沙特项目巨亏,最终无法在资本市场直接消化,国有资产反而成为最大受害者,这再次拷问了我国国企不成熟的公司制度。”上述专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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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指示八大官股行庫,不斷買股介入國票金經營權,目的究竟為何?卻沒人能說清楚。 政府的政策方向究竟是什麼?是否以後只要股東間有紛爭的公司,官股就要進來參一腳?全收歸國有? 撰文‧徐介凡 去年下半年至今,八大官股行庫完全不理股價高低不斷加碼,連手大買國票金,首開先例介入民營金融機構董監改選,一路推升國票金股價,寫下十二年新高的十七.六元價位。不少大股東在乘機獲利了結,退出國票金經營權爭奪戰之際,亦對政府此次不計成本地介入,感到不可思議。 不 合理一 政策反覆 民營化開倒車讓人最摸不著頭緒的是,官股背後目的究竟是為了平衡黃春發、陳哲芳兩派大股東鬥爭?還是為了制衡新進股東,旺旺集團總裁蔡衍明手中的近六%持 股?抑或有意啟動金融產業整併。不僅沒有任何一位官員出面說明,財政部指示官股行庫大買股權,動作至今仍在持續進行。據聞,更將持股目標訂在二成比率,政 策合理性究竟在哪?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所長黃日燦表示,任何公司營運與轉投資,都須符合創造股東利益的原則,並且提到董事會充分討論合理性,若屬合理,就算結果虧錢,也不致有違背公司治理的情況;但相對來說,若是不合理的投資行為,即使是受命政策的官股行庫,亦有待商榷。 事 實上,早從二○○五年以來,國票金每逢董監改選前夕,總會上演大股東爭奪經營權的戲碼。當時由黃春發主導的德安開發與陳哲芳的耐斯集團,由於雙方持股均在 一○%上下,誰也不讓誰,董監改選打得沸沸揚揚,從當時對外徵求委託書行情,最高一度飆到每張千元的天價,戰況激烈程度不難想見。 除了黃、陳兩大股東,當時以兆豐、合庫為主的官股,亦掌握了將近一七%股權在手,當選兩席董事,符合時任財政部國庫署長、現任合庫董事長劉燈城的預期。 由於政府表態支持有關鍵性的影響,時任財政部長的林全,也為到底該支持誰而深感頭痛,代表合庫出任監察人的陳冲,更以「兩隻大熊打架」,形容雙方角力的過程。儘管最終由陳哲芳陣營取得國票金的經營權,但顯然財政部對於國票金股東之間的紛爭,早有切身經歷。 不 合理二 角色混淆 監理單位插手經營到了○七年政府推動二次金改時,官股行庫在財政部指示下,於十一月底公開標售出清所有持股,黃春發隨即砸下近三十億元,大手筆在市場吃 貨,硬是將持股比率推到二成以上,在○八年的董監改選取得最終勝利。但財政部在此役中,由於已經出清持股,因此自始至終未多作表態。而黃、陳之間的爭奪, 也被以一般市場行為視之,直到去年底,官股突然大舉加碼股權,才又掀起一番波濤。 對此,曾有財政部官員私下透露,官股此舉是希望「能夠改善 國票金的公司治理」,但聽聞此傳言,「上市公司的監理不是金管會的責任嗎?何時變成財政部了?而且,若非得靠介入董事會才能改善公司治理,那為何當初要 賣?」一位國票金大股東高分貝質疑,當年政府明知黃、陳兩派大股東惡鬥不休,但卻在民營化政策下,仍將所有國票金持股一次出清。時間才過三年,何以又從市 場買進股權介入董事會,作法如同從民營化重返公營時代。政策反覆,是此事件最令外界深感不合理之處。 台大財金系教授沈中華分析,官股行庫進行投資的理由可以有很多,儘管轉投資操作可能屬於商業機密範疇,但是,一旦政策可能損及股東權益的疑慮時,便應該充分出面說明,讓外界了解背後目的。 不過,直到目前為止,就連財政部長李述德也只以「會盡量爭取官股權益」,回應官股不計成本,增加國票金持股比率的操作,政策目的完全沒有任何交代,彷彿公司小股東的權益不比政策使命重要,讓人費解。 不 合理三 罔顧後果 無視小股東權益回顧當年合庫標售國票金股價為十一.六五元,目前官股行庫買進成本卻從十三元起跳,外界推估平均成本在十五元左右。外資法人認為,以國票金 傳統票券拆借業務分析,獲利根本沒有這麼大的成長空間,中間價差顯遭刻意拉抬,「等到買盤力道轉弱,股價跌回合理價位時,反而導致那些奉命買進的官股行 庫,未來恐將承受金融資產跌價的認列損失。」單從○五年與○八年,二度國票金董監改選歷史經驗來看,股價於改選過後隨即大跌近兩成幅度,以此推算官股買進 二成國票金股權、成本十三元,若今年董監改選同樣發生大跌情況,包括台銀、一銀、合庫、土銀在內等八大官股行庫,恐將得面臨分攤至少十億元金融資產跌價損 失的命運。 另一方面,隨著國票金股價攀上十二年新高之際,許多枱面下支持黃、陳陣營的大股東,包括東元電機、寶來期貨董事長賀鳴珩,據悉均逢高出清手中持股,亦凸顯目前股價漲幅過高的情況。倘若將來改選過後,股價回到受拉抬前的七、八元價位,官股行庫未來將認列的損失恐怕更多。 「一 旦真的股價下跌,最後都是由小股東跟納稅人買單。」金融圈人士分析,八大官股行庫裡,包括一銀、華南、彰銀、合庫等均是上市公司,金融資產跌價損失一旦認 列,立刻衝擊獲利表現;此外,即使是台銀、土銀等沒有上市櫃的銀行,卻為一○○%財政部所持有,產生損失時,最終也是靠納稅人買單。政策的不合理性,再加 一筆。 國票金只是一個案例,有董監改選糾紛的金融機構卻不在少數,在政府第三波金融改革遲遲不推動,財政部又缺乏長期金融政策發展思惟之際,莫非只要遭逢董監改選有爭議,官股就得不顧股東與納稅人權益,進場參一腳方能解決問題?值得政府多加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