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註定是全球綠色金融發展的關鍵一年。中國擔任G20主席國，首次將綠色金融納入了G20峰會議題。利用金融工具推動環境友好型投資，成為今年G20峰會的一個重要倡議。G20峰會前夕七部委聯合發布的《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則被視作我國綠色金融體系建設的重要里程碑。
我國作為綠色金融的倡導者與引領者，近年來在該領域發展迅猛。截至2015年末，我國綠色信貸額度已經超過8萬億元;綠色債券市場躍居全球最大，上半年綠色債券發行量約占全球30%;碳交易試點的市場體系日益完善，交易規模以指數級不斷擴大，全國統一的碳市場建設指日可待。
然而，盡管市場普遍認為綠色金融的發展前景十分廣闊，但其在現實推廣中仍面臨諸多挑戰。如全球範圍內綠色金融體系規模仍有待進一步擴大、對於私人資本的動員能力仍然不足、缺乏有效地內化環境外部性的良方、較依賴長期投資的綠色項目常出現期限錯配等等。專家認為應著力采取措施，解決市場對於綠色資產認可度不高、對收益顧慮較多等現實問題。
綠色資產占比較低
通過此次G20峰會，各成員國對於發展綠色金融、推動綠色發展的決心之大前所未有。但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指出，綠色金融的發展仍面臨一系列現實問題。
近年來，我國大力發展綠色金融體系，通過貸款、私募投資、發行債券和股票、保險、碳金融等金融服務，將社會資金引導到綠色產業發展中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安排中。但在全球範圍內，綠色金融體系規模仍有待進一步擴大。
由中國人民銀行和英格蘭銀行共同主持的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通過對銀行綠色化、債券市場綠色化和機構投資者綠色化等議題進行專題研究後發現，目前綠色金融占全球金融活動的比重仍非常低，例如一些國家只有5%～10%的貸款余額是綠色貸款，貼標的綠色債券在全球債券市場中的占比低於1%，全球機構投資者持有資產中的綠色基礎資產占比也低於1%。
此外，“雖然許多國家已經采取了包括稅收、補貼和監管措施在內的許多手段來應對環境挑戰，但對於私人資本的動員能力仍然不足。”魯政委說道。
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總結稱，目前阻礙綠色金融發展的主要障礙是環境外部性、期限錯配、信息不對稱、綠色定義缺失和缺乏分析能力。
央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馬駿近日撰文稱，綠色金融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有效地內化環境外部性。“這種外部性可以是綠色項目帶來環境改善的正外部性，也可以是汙染項目帶來環境損害的負外部性。”他認為，內化環境外部性的困難會導致“綠色”投資不足和“棕色”投資過度。
在不少國家，由於資本市場不發達，許多長期基礎設施項目主要依靠銀行貸款。而銀行需要避免過度期限錯配，難以提供足夠的長期貸款。在某些情況下，同一部門下的綠色項目比非綠色的傳統項目往往更加依賴長期融資，因此期限錯配的問題愈加嚴重。
馬駿建議，金融部門創新可以幫助緩解由於期限錯配帶來的問題。這些方法包括發行綠色債券、通過設立綠色基礎設施投資收益信托進行融資，以及用未來綠色項目收入作為抵押取得貸款等。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則提出，讓銀行發行中長期的綠色金融債券、讓企業發行中長期的綠色企業債券，可一定程度緩解期限錯配帶來的融資難問題。
增加綠色金融吸引力
目前來看，一方面許多投資者對投資綠色項目和資產有興趣，但由於企業沒有公布環境信息，從而增加了投資者對綠色資產的“搜索成本”，信息不對稱降低了綠色投資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即使可以獲取企業或項目層面的環境信息，若沒有持續、可信賴的綠色資產“貼標”，也會構成綠色投資的障礙。
魯政委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現在有一種說法，綠色債是‘情懷債’，很多投資者購買綠色金融產品是出於環境保護意識，收益卻比不上其他投資。”
為了解決市場對於綠色資產認可度不高、對收益顧慮較多等現實問題，魯政委建議，一方面可以讓綠色債權獲得優先受償權，類似於資產證券化的優先級，這樣可以降低銀行發行綠色債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給貼綠標的資產更低的風險權重，因為綠色融資本身風險較低，規避了未來可能出現的環境和社會風險。
對金融業而言，如果能夠把握住發展綠色金融的重要機遇，也將帶來巨大經濟效益。從2015年到2020年，我國綠色發展的投資需求約為每年2.9萬億元人民幣，其中政府的出資比例約占10%-15%，金融業擔負著調動社會資本參與綠色事業、填補綠色發展融資缺口的重任。此外，綠色產業的整合、綠色金融市場體系的健全完善也需要金融機構貢獻智力資源。
陳雨露則提出，實踐表明，聲譽效應可以激勵綠色投資。“一些綠色投資者，包括今年以來我國綠色債券發行人，在追求商業回報的同時也收獲了良好的社會聲譽。重視聲譽、負責任的投資者正在增多。而在政策層面，鼓勵金融機構和企業開展綠色投融資，也會得到積極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