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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朝一日,開計程車也能領分紅配股?這一天可能真的不遠了。林村田一手打造的計程車王國,用創新的手法管理車隊,未來很有機會複製到中國市場,成為兩岸的「小黃大亨」。 撰文‧劉俞青 科技新貴的光環褪色早就不是新聞,但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有一天,滿街跑的計程車司機竟然也能領到分紅配股。 近幾年,許多大台北都會區的民眾生活中,都多了一組生活密碼,就是「五五六八八」。靠著它,解決了許多女性交通安全問題、男性酒駕問題,甚至對於國家的門面、治安都小有貢獻。這幾個數字代表著台灣交通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家公司,就是台灣大車隊。 根據交通部的統計,光大台北就有七千多家計程車行(包括個人計程車行),近四十家大小不等的車隊,卻只有台灣大車隊,能做到史上規模最大、知名度最高;尤 其難得的是,能夠真正摸索出一套獨特的獲利模式,讓車隊可以長久維持下去;這是能夠成為第一家運輸公司跨進資本市場的首要條件。 活用行動通路模式 良性循環帶動業績「大車隊從來沒想過要從司機身上賺錢,因為司機根本沒錢,而是要請司機來幫公司賺錢。」身高不到一米五的總經理李瓊淑一句話,就點出其中的「眉角」。 一般傳統車隊的經營模式,是每位小黃司機按月繳交一千元至二千元不等的會費給車隊,每次接到派遣任務,還要再交十元的手續費;這二筆費用,就是車隊營運的主要收入。 但台灣大車隊很早就擺脫這個傳統的模式。目前司機會費只占公司營收四成,另外廣告收入三成,還有約三成是租車、廠區服務等收入。 二○○六年接手台灣大車隊的董事長林村田,當時才剛剛把一手創辦的電信通路全虹通信,以二十四億元的高價賣給了遠傳電信,漂亮出場。林村田深知「通路」的 重要性,因此在他眼中,不是把計程車當計程車看,而是等同於「行動通路」。出發點不同,後續的經營手法當然就完全不一樣了。 一般的車隊只想怎麼拉高司機的會費,結果收越高司機抱怨越多,服務品質自然直直落,最後只好退出。 而台灣大車隊則是反過來「服務」司機,滿足司機的心理感受,才能讓司機主動提升服務品質,客源增加,帶動更多司機想要加入,以良性循環讓公司業績蒸蒸日上。截至目前為止,台灣大車隊的車輛數有一萬二千輛,在大台北約一萬輛,市占率逾二成。 讓司機賺錢、有歸屬與成就感但知易行難,尤其司機千百種,有的沒讀什麼書,有的在社會上重重摔過跤,每個人來開計程車各有一段故事,要「服務」這些人,談何容易? 李瓊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有一位司機大哥無論太陽多大,每天都戴著帽子開車,帽簷壓得低低的。李瓊淑問他為什麼?司機大哥低吟了一下,才壓低聲音回答她:「我不想讓朋友認出我來。」原來這位司機之前是某上市公司副總經理,後來因故出了事才跑來開計程車。 李瓊淑豁然明白,這樣的人在車隊中絕對不在少數。於是趕緊請人設計帽子,發給每位司機,從此只要想戴帽子的司機,都有一頂大車隊的帽子可戴,和身上的制服一樣整齊畫一。 「這種企業管理要去哪裡學?」李瓊淑帶著一絲悵然地說,類似的故事說都說不完,只有慢慢領會。 又例如有一次,一位司機感冒久久不癒,李瓊淑一直催他去看醫生,後來才知道,他因沒繳健保,根本無法就醫。李瓊淑知道了,告訴他:「看多少,我幫你清掉, 趕快去看醫生。」但這位司機笑笑搖搖頭。李瓊淑後來才懂得,司機雖然沒錢,卻也不願接受救濟,是「自尊」在作祟。自尊心人人皆有,司機大哥亦然,因此有些 困難可以幫,有些困難只能靠大環境的改善才能解決。 林村田的大車隊經營了六年,領悟出車隊經營有三大關鍵,第一,要讓司機賺到錢;第二要讓司機有歸屬感;第三要讓司機有成就感。三者缺一不可。 去年每位大車隊司機平均每日所得超過三千元,比台北市公共運輸處公布的所有計程車平均每天收入二二○○元,多出整整三分之一。 至於如何讓司機有歸屬感與成就感?大車隊已經在鶯歌買下八千多坪的土地,規畫「計程車園區」,目前已經投入五億元,園區內將提供司機低於市價的三溫暖、簡單宿舍,以及車子的重大保養。 很多人有此經驗,就是一上計程車,撲鼻而來一股難聞的異味,「因為司機沒有洗澡」。李瓊淑說,為什麼每天台北橋下許多計程車司機停在那裡過夜?這些司機沒有家,要去哪裡洗澡? 用心服務司機 建構比契約更堅固的關係林村田每回想到這裡,就忍不住加快進行的腳步,一定要給司機一個洗澡的地方,因此三溫暖很重要。而這些司機多半以車為家,所以還要蓋宿舍,以便宜的租金讓他們有棲身之所。 一位車隊裡的王姓司機告訴我們:「我每天都會開回到車隊來走走看看,像回家一樣。」其實車隊和司機只有派遣關係,沒有雇用關係,卻用無形的力量,維繫起一個比契約更堅固的網絡。 林村田用各種創新的手法「服務」司機,連台北市公共運輸處一般運輸科科長陳俊宏都忍不住說:「台灣大車隊確實開創新藍海」。 與此同時,大車隊也開始展現「行動通路」價值。車子內外貼滿大小廣告,每一則都是「錢」。許多車子內也裝有一台威邁思電信的螢幕,隨著大車隊通路的強勢,將來不排除由車隊主導內容,再與電信公司拆帳,將使目前已經占大車隊營收約三○%的車廂廣告收入,再進一步提高。 林村田的算盤早已撥算到五步之外,這位天生的「生意仔」花六年時間經營,如今台灣大車隊的車輛數是市場上第二大車隊大都會車隊的三倍之多,每年穩穩為公司 賺進每股三元以上的獲利,在興櫃上股價維持在七十元以上。這個市值超過二十億元的「小黃王國」,寫下生活產業的一頁傳奇。 是創業家也是投資家 林村田是天生的生意仔問起悠遊卡董事長、同時也是生活創意家劉奕成,誰是他心中最棒的生活產業公司?他想都不想就回答:台灣大車隊。而這個另類「台灣之光」的幕後推手,就是林村田。 林村田只有高中補校畢業,卻是位穿拖鞋的創業家與投資家。他不僅成功創辦全虹通信,高價獲利了結,又接手台灣大車隊,再創事業高峰。此外,二年前,他還獨 資成立臻穎公司,就是現今在統一超商提供洗衣服務的廠商,短短二年已經是全台灣最大的洗衣商店,每天頭痛找不到新的工廠,不斷擴廠再擴廠,接單接到手軟。 另外,他還是「六星集足體養身會館」的最大股東,所投資的「幾分甜」麵包店也是生意興隆,他個人身價,少說20億元起跳。而這些創業和投資,都有一個特性,就是道地的生活產業。 但財富並沒改變林村田太多,他還是維持一貫的草根個性,如今常跑大陸,因為台灣大車隊即將與上海大眾出租車有機會合作,一旦合作達成,這位史上第一個跨足兩岸的計程車大亨,實力不容小覷。 林村田 現職:台灣大車隊董事長,臻穎公司、六星集足體養身會館董事 經歷:全虹通信董事長 學歷:高中補校 台灣大車隊 成立時間:2005年 資本額:3.16億元 市值:約20億元 成績: 2011年營收5.86億元,EPS3.82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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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檢方在週四對對沖基金SAC Capital Advisors提起刑事訴訟,此舉給SAC的約1000名員工的前景帶來了不確定性,這其中的多數人可能將不得不開始尋求新的工作。
幾乎沒有大型金融機構能夠從美國檢方的刑事指控中存活下來,但這些公司的一些僱員卻能夠在日後東山再起。如阿波羅全球管理公司的Leon Black和Jefferies集團的Richard Handler,儘管兩者的僱主在1988年遭到證券欺詐的指控,但這並沒有斷送二人的大好前程。
但對於SAC的僱員們來說就沒那麼簡單了,他們的前程已經不是那麼明朗了。招聘人員們稱,許多知名金融公司都認為僱傭SAC的員工風險太大。此前,檢方在週四的指控中稱,SAC從事了長達十幾年的「猖獗的內幕交易」。
招聘人員對SAC員工心存顧慮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金融服務招聘公司Whitney Partners的Gary Goldstein表示,對於管理資金的人來說,門檻是很高的,因為人們在把自己的基金託付給他們。
而除聲稱其首席執行官和創始人科恩(Steven A. Cohen)不存在不當行為外,SAC則還在一份聲明中稱:
SAC從未鼓勵、促使或容忍過內幕交易,且SAC一向認真對待合規和管理義務。在這一事件結束後,我們將繼續運營。
一位已經收到了幾封來自SAC僱員簡歷的對沖基金經理表示,他的投資者對僱傭這些人擔任資產組合經理較為不安,但可以考慮其他方面的工作。
另一位經理人自稱在近幾週接到了越來越多的SAC員工的電話,其表示,他更願意僱傭那些未捲入醫保或科技等受內幕交易指控領域的員工。
對沖基金IDW Group的招聘人員Ilana Weinstein表示,在最好的情況下,即使一個員工沒有犯任何罪,人們還是會擔憂他會因法律訴訟而分心。
據對SAC比較熟悉的一位人士透露稱,SAC的一些高層員工已經離開了SAC,SAC營銷人員Chris Rae以及籌資團隊的其他幾名員工已經離職。但目前Rae拒絕發表評論。
股票對沖基金Conatus Capital近期已經雇下了David Selvers,Selver曾擔任過SAC旗下Sigma資本管理單位的資產組合經理,他在6月份時加入Conatus並專門關注科技、媒體和電信投資。但Conatus和Selvers均拒絕對此發表評論。
部分SAC員工希望另起爐灶
一名參加過一些SAC老員工和潛在贊助商討論的人士透露稱,自去年秋季以來,多名SAC投資團隊的老員工已經和潛在的贊助商進行了接觸,他們希望建立一個自己的基金,因此通過這次接觸考察了投資者的潛在支持並就建立這樣一個基金的程序進行了討論。
有熟悉SAC員工的人士透露稱,SAC員工們也提出了讓其他對沖基金考慮這一建議的請求。這些公司包括Millennium Management LLC和Guggenheim Global Trading。
仍有員工堅守崗位
一位和SAC員工進行過溝通的人士透露稱,這場訴訟的不確定性使得其他公司不願意僱傭SAC的員工。而多數SAC員工經過權衡之後也決定繼續留在SAC。
有對SAC比較熟悉的人士表示,SAC的許多員工仍留在崗位上。一些關鍵的資產組合經理依然留在SAC或是SAC的下屬單位。這些包括:
負責工業股的Derek Cribbs、負責金融板塊的Jim Haber、負責消費股的Harry Schwefel和Gabriel Plotkin,以及負責科技、媒體和電信投資方面投資組合的Christopher LaSusa和David Older。
而一些仍有數百萬美元遞延補償被鎖起來的SAC員工正在考慮他們於11月份收到這些補償的可能性。有熟悉SAC的人士表示,SAC在解僱員工後經常會保留一些遞延補償。做為一個預防性動作,SAC也在年初調整了一次對資產組合經理的年底獎金。
也有和SAC僱員進行過溝通的人士透露稱,即使SAC變成家族式辦公室,也會有一些員工留下來的。
但週四指控中的一份民事訴訟可能會使SAC能否繼續做為一個家族式辦公室也面臨不確定性。而SAC則表示,其希望公司和檢方能夠達成一個「保護令」,以保證SAC的正常工作能夠繼續運行。
或有更多內幕交易員工未被發現
在去年對兩位對沖基金經理內部交易的刑事訴訟中,檢方出示了一份郵件,在該郵件中,兩位對沖基金經理聲稱SAC的前分析師Jon Horvath承認犯下了內幕交易罪。這名分析師和SAC另一個單位的兩名資產組合經理分享了關於戴爾的內幕信息。其中一位是SAC負責消費股的Gabriel Plotkin。到目前為止,Plotkin尚未被指控有不當行為,且SAC也稱Plotkin未犯下任何錯誤。
到目前為止,Cribbs、Haber、Plotkin、Schwefel、LaSusa和Older均未對此置評。
中國已成濫用抗生素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圖為廣州一藥店售賣抗生素的櫥櫃。 (南方周末記者 麥圈/圖)
據澎湃新聞報道,複旦大學一項針對江蘇、浙江、上海逾千名8至11歲在校兒童尿液檢驗研究顯示,58%檢出1種抗生素,1/4檢出逾2種抗生素,有些樣本甚至有6種抗生素。
複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有關“江浙滬兒童普遍暴露於多種抗生素”課題研究組成員表示,他們研究發現,此次從這1000名江浙滬兒童體內檢測出了臨床上早已不推薦兒童中使用的抗生素成分,並且,這些抗生素成分在我們生活的環境和食品中也能經常發現。換言之,不僅是臨床治療,環境與食品也可能成為抗生素的重要暴露源。
研究表明,中國兒童普遍暴露於多種抗生素的狀態可能加重細菌耐藥,從而威脅重要的臨床治療,也可能成為兒童生長發育與健康的潛在危害。此外,抗生素被機體攝入吸收後,絕大部分以原形通過糞便和尿液排出體外,對土壤和水體等環境介質造成汙染。這些環境中殘留的抗生素又會通過生物鏈對人體和其他生物體構成潛在危害。
《生命時報》早前報道,北京兒童醫院教授楊永弘說,在北京兒童醫院,上世紀80年代的細菌耐藥在10%以下,但是現在青黴素等耐藥達到了70%甚至更高,非常驚人。
楊永弘表示,兒科濫用抗生素問題突出,一方面是因為醫生為避免病情惡化導致醫療糾紛的風險等,會放寬抗生素使用條件,另一方面一些家長擔心孩子受罪,就想用藥把病快點治好。
2009年對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重慶5家醫院兒科門診的調查顯示,抗生素使用量是同期國外兒科報道的2—8倍。相關調查同時顯示,兒科或兒童醫院濫用抗生素有以下共同特點:廣譜抗生素多、註射抗生素比例高、抗生素種類多、總用量高等。在《中國日報》11月9日的一篇報道中,記者將此現象總結為“抗生素上癮”。
此外,許多抗生素都是通過肝臟代謝的,由於兒童身體內的各種器官發育還不成熟,濫用抗生素就容易造成肝臟功能的損害。
給孩子用抗生素常犯六個錯
錯誤一:用抗生素預防感染
目前,國內抗生素濫用情況比較普遍,不僅普通百姓認為應用抗生素能預防感染,就連一些專業醫生也這麽認為。在門診,經常有醫生不問青紅皂白,就給寶寶開上一堆抗生素;手術後寶寶沒有感染跡象,有些醫生也預防性應用抗生素。其實這樣做達不到預防的效果,而濫用的後果只能是細菌耐藥性越來越嚴重,感染越來越難以控制。
錯誤二:一種不管用馬上換另一種
抗生素發揮功效的前提是藥物在血液里的濃度,即血藥濃度達到有效水平,因此立竿見影的效果雖然不少見,但指望使用抗生素後馬上藥到病除也是不切實際的。如果抗生素療效不明顯,先要考慮用藥時間是否足夠。提早換藥不光無助於病情的好轉,而且會造成細菌對多種抗生素產生耐藥性。
另外,“一旦見效馬上停藥”也是非常錯誤的。抗生素有其使用的療程,如果“見效停藥”,不光治不好病反而會因為殘余的細菌作怪而使病情反複。
錯誤三:幾種抗生素一起用
有的家長認為寶寶生病最好同時多用幾種抗生素,這樣可以防止細菌漏網。其實,臨床上如果沒有明確的治療指征,不宜聯合應用抗生素,而且對非專業人士來說,更不能擅自聯用。不合理的聯用抗生素,不僅不能增加療效,反而會導致更多的不良反應發生。
錯誤四:寶寶服藥劑量是成人劑量減半
寶寶用抗生素的劑量不能簡單地換算為成人劑量的一半。抗生素的使用必須有個限度和範圍,用量大了副作用會增大;用量太少達不到一定的濃度,體內細菌沒有被徹底殺死,不僅容易複發,而且也更容易造成耐藥。因此,使用抗生素一定要遵醫囑,劑量要準確,療程要足夠,這樣才能保證抗生素的最大效應。
錯誤五:感冒發燒輸液治療
很多家長擔心寶寶感冒發燒“病情進展”或希望“盡快好轉”,要求醫生使用抗生素輸液,結果不僅導致醫療費用增加,更嚴重的是耐藥性增多。其實,感冒和發燒並不是一回事。感冒可引起發燒,但有發燒未必都是感冒;通常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抗生素對於病毒沒有效果。
錯誤六:家庭藥箱常備抗生素
每次出門診總會遇到這樣的患者,要求多開幾天的抗生素,以備不時之需。對於這種要求,醫生們並不支持。一種抗生素不能包治百病,這次得病這種抗生素有效,下次得病這種抗生素未必就有效。因此,針對不同的感染需要使用不同的抗生素,而這些知識必須是受過專業培訓的醫生才能掌握,家長隨意給寶寶使用抗生素不僅難以對癥下藥、耽誤病情,而且還會增加抗生素耐藥的機會。
來源:健康報
中國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農業農村的發展至關重要。而村官是農村地位特殊的一個群體,如何增加農民收入、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目標?村官們肩負的責任重大。
9月24-25日,第十六屆全國村長論壇在西部名村四川省成都彭州市寶山村舉行。本屆論壇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目標,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以“智慧共享,合作發展”為主題,為來自各地的村官代表提供學習、交流、合作、投資的平臺。
農民增收任務艱巨
“我們農村有58萬多行政村,300多萬個自然村,可以講村莊的發展為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建設、生態保護、文化傳承和社會治理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村官地位特殊,責任重大。”農業部副部長陳曉華表示。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陳錫文也在做主體報告時表示,“我們村長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把黨的十八大提出來的全面建成小康的任務能夠在2020年如期完成。”
陳錫文說,增加農民收入是衡量農村工作做得好不好的一個主要標誌,不管怎麽樣,農村各地的條件、各地的產業結構都不一樣,但是歸根到底一條,三農工作做得好不好,關鍵要看農民的錢包有沒有鼓起來。
陳曉華表示,“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農業農村的發展至關重要。從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看,我國農業農村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動力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現在農村的發展正處在一個十分緊要的當口。我們擔心進入徘徊期,所以我們面臨的任務非常重,既具備一些有利條件也面臨著很大的挑戰。
陳曉華還表示,城鄉收入相對的差距這些年是在逐步的縮小,但是絕對數字的差距並沒有縮小。現在面臨農民增收壓力加大的背景,已經連續幾個季度收入呈下降趨勢。“實事求是的講,現在農業的增產我們有辦法,農民的增收我們辦法還不多,所以要全面實現小康,不解決好農民增收的問題,就很難實現預期。”
陳錫文說,“十六大”以來農民的收入增長速度應該是很快的。去年全國農民的人均收入達到了11422元,但是跟城市相比,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還是農民人均收入的2.73倍。“十三五”規劃提出,2020年全國農民的人均收入要達到15649元。一些發達的村莊看起來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大多數地區應該說農民增收的任務還非常重。
“特別是大家都感覺到近幾年來糧食、豬肉等價格低,而城里也在進行著去產能等改革,又使得農民外出就業的機會不如過去。世紀之交的時候,一年外出務工的農民工有1000萬左右,但是去年已經降到只增長了63萬人,增長率只有0.37%。”陳錫文說。
對口幫扶、交流經驗
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村長論壇就成了村官們交流經驗比較好的場所。陳錫文說,“所以我想通過更多的探討,怎麽在農村發展新產業、發展新業態,怎麽讓農民在農村有更多的就業機會,能夠有就地的收入和回報,我想這是我們村長要認真研究的大事。”
全國村長論壇是我國農村基層幹部相互交流溝通的唯一全國性平臺,被稱為中國村長的“奧林匹克”盛會,每年舉行一次。此前村長論壇大多在東部沿海地區召開,本屆在寶山村召開,這是繼去年在麗江之後又一次在西部地區召開。
寶山村黨委書記賈卿表示,寶山村的情況具有普遍性,寶山村地處西部地區的山區,而全國大多數村都處於丘陵地區,與城市距離比較遠,因此,在寶山村召開更有現實意義,寶山村的發展經驗和發展模式可借鑒可學習。
寶山村地處龍門山脈海拔1050米至4300米的大山區,從上世紀70年代起,在賈正方老書記的帶領下,寶山村堅持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已形成水電開發、礦山開采、林產品加工、旅遊開發等為一體、擁有26家企業、固定資產達48億元的綜合性集團公司。
而在此次論壇上,還有很多像寶山村這樣發展比較好的典型代表。中國村社發展促進會會長、華西村黨委書記吳協恩說,“我們村長論壇規定是只能600人,結果超出1000人,說明大家很想在這個平臺上來找到自身的發家致富的道路。”
陳朝華表示,有的村突出特色產業,發展綠色的名優農產品,利用現代條件,引進現代的科學技術,完善產業體系,創新經營方式,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機械化、信息化,增強了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和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有的村大力推進結構調整,找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汙染少,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發揮的農村工業化,實現了農村的一二三產業融合;有的村註重古村落、古建築的保護,加強村莊的建設和人居環境的改造,加大基礎設施的建設,大力發展社會事業,提升了農民的人民的素質,實現了生產、生活、生態的有利。還有一些村依托區位優勢,深化農村經濟產權制度的改革,創新城鎮機制,切實保護農民的財產權益,有序的推進農村環境人口的市民化,提高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城鄉居民的差距。
吳協恩表示,作為全國村長論壇來說,就是怎麽來通過這樣的平臺,進行交流、幫助,包括大學生村官這樣一個分論壇,目標就是要用新的辦法、新的思維去建設新農村,達到合作共贏。
比如,全國村官論壇還搞了一個東西部對接,還有與少數民族對接。上個月西部地區的少數民族村莊到東部地區的富裕村進行培訓、交流、實踐,讓他們來感受東部的發展思維,以及怎麽為老百姓服務。
吳協恩介紹,華西村光給全國各地的培訓計劃達到40萬人,還對中西部地區,不少村長,包括貴州、新疆、寧夏,當然也有部分東部地區,包括安徽這些地方。對接的目的是什麽,就是我們的理念。
陳朝華表示,通過這個平臺實現以大帶小,發展較快、規模較大的村,要發揮好示範引領作用,帶動發展較慢、規模較小村發展;是以富幫窮,先富起來的村要積極幫助貧困的村,幫助他們打贏脫貧攻堅戰;要以強扶弱,實力強的村要幫助實力弱的。
社區資源地圖需由社區用腳“走”出來,雙百計劃督導小組正依次和社工進行討論。(南方周末記者 劉怡仙/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3月8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廣東“雙百計劃”實施一周年: 千名社工打通農村“最後一米”》)
限於機構編制、人員配置以及落後的民政服務意識等,基層民政政策未能完全落地。留守兒童無人照看,精神殘疾等殘障人員未能得到及時救助,孤寡老人獨居家中等等,這些都需要社工來支持。
從投入大量資源的政府角度看,“雙百計劃”實施一年後效果如何、怎樣建立評估體系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周遠指指頭上房梁,一根鐵絲掛在那兒。“過不下去的話,就只能那樣了。”
因大病回鄉的周遠已經花光最後的積蓄,還落下半身殘疾。妻子離去,原本生活無憂的小家庭分崩離析。他的家里陷入一片混亂,年久失修的房子沒剩多少瓦片,墻體脫落,電線交錯搭著,進門的小露臺堆成垃圾堆。
“怎麽還能住人呢?”進駐村子的社工黃小菲一時語塞。周遠6歲的女兒看著她癡癡地笑,令人心疼。
在農村,這樣需要救助的故事不在少數,也成為民政部門頭疼的問題。“部分地區民政政策落地存在‘最後一公里’甚至‘最後一米’的障礙”,部分基層幹部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坦陳。
2017年廣東決心探索解決之道:讓社工進駐農村,去幫忙打通“最後一米”。社會工作者又被稱為專業的助人者,過去十年發展迅速,尤其在敢於先行先試的廣東。問題是,廣東社工發展存在區域不平衡問題,在珠三角外的地區並未得到長足發展。
“雙百計劃”應運而生。廣東省民政廳發函稱將在粵東西北地區建設200個鎮(街)社工服務站,942名社工落地村(居),以破解“最後一米”問題,促進社工區域平衡發展,同時展現社工專業性。
至2018年1月,廣東近千名社工試水農村已滿一年,“雙百計劃”專業總督導張和清形容它一波三折,峰回路轉,挑戰頗多。
從村里人口中得知周遠的情況時,黃小菲、林楚聰和鐘思德三人剛落地汕尾陸豐東海鎮長輝社區社工服務站兩周。走村探訪後,周遠指著房梁鐵絲說的那番話令三個年輕人久久不能平靜。困境之中,周遠的偏激與絕望都展露無遺,急需幫助。
三人商量一番,想到了鎮里民政部門的臨時救助。他們帶著資料到了辦事窗口。“有這個人嗎?”民政部門的工作人員問。後續他們聯系了村幹部,才進一步了解周遠的情況。
這幾乎是中國農村普遍面臨的問題,也是“雙百計劃”產生的重要背景。限於機構編制、人員配置以及落後的民政服務意識等,基層民政政策未能完全落地。留守兒童無人照看,精神殘疾等殘障人員未能得到及時救助,孤寡老人獨居家中等等。
這些問題即便在義工活躍地區也未能解決。汕頭市南澳縣雲澳鎮村民吳燕青深有體會,他在當地組建了一支八十人的義工隊伍,依托善堂文化,經常開展臨時救助、康樂活動。他接觸到不少特殊家庭的孩子,更為叛逆消極,他們需要的是心理的支持與輔導。這只有社工能做,義工短期性的救助並無太大作用。“幫助一點米跟油解決不了問題”。
“雙百計劃”的另一大背景則是探索社工專業發展的新領域和新經驗。“雙百計劃”專業總督導張和清回憶,“雙百計劃”最早在2016年初就已醞釀。當時廣東省民政廳社會事務處負責人找到他,談到珠三角地區基層一線社工待遇較低,招不到人,機構受限於指標評估,不能很好地依據居民實際需求服務,種種問題令其不能充分發揮社工的專業性。廣東省民政廳廳長卓誌強表示希望能夠借助社會工作專業人才補齊基層民政服務力量不足的短板,在借鑒珠三角經驗的基礎上,走出一條新路徑。
張和清對此極有興趣。他參與創建的廣東綠耕社會工作發展中心(以下簡稱“綠耕”)數年來紮根於農村或城鄉社區,中心社工參與自雲南平寨壯族村到四川映秀、草坡、雅安,再到廣東從化、湖南懷化項目,數次挫折後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如駐村工作模式。社工到村里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能夠深入觀察村民的日常生活,與他們建立信任,相伴同行。
這一點也切實回應了政府對於社工十年發展感受,雙方一拍即合,並達成了“保一線,保專業,保公益”的共識。雙百駐村入戶,打通一線的輪廓初步形成。
2017年1月11日,廣東省民政廳發出面向全社會公開招聘粵東西北200個鎮(街)940名一線社工的公告。
見到公告,林楚聰就被吸引了。他原來在廣州、佛山地區做一線社工,主要服務於老年人。他稱自己見到形形色色不幸的人生,並由此想到自己的父母不久也將年邁,想離家近一點。同時他非常認同雙百的理念。
早在2007年,深圳率先探索“政府購買社工崗位”的發展方式,通過“7+1”文件,在制度上確立了政府購買社工服務模式;廣州緊接其後,在借鑒香港地區及新加坡經驗的基礎上,在“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方面探索了“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方式。這都是過往的寶貴經驗,但產生許多問題,急需改進。
不少街道社區在發出招標公告後,要求社工機構在1個月內完成社區調研,依照這份調研制定出一年的工作計劃和指標。林楚聰認為時間太短,不足以了解當地具體情況,因此而制定的指標並不符合需求,社工也因此負荷過重,每個月都陷入要完成多少個案,多少活動的焦慮中。
和林楚聰有相同感受的人不少。最終入職汕頭同益社工站點的阮卓絢當時也因過重的指標喘不過氣來,她所在的深圳社工站一年一次區級評估,兩年一次市級評估,她有些應付不來了。
阮卓絢曾在深圳較為完善的社工培訓機制下獲得成長,從非專業小白轉變為獨當一面的社工。但她一直懷有的困惑是,為什麽服務的人群並非弱勢?她所服務的深圳市南山區,經濟相對富足,社區常住戶籍人口2萬人,僅有3戶貧困戶。
“我們做的工作是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阮卓絢說,這不符合社會工作以“邊緣”與“弱勢”優先的價值取向。“最困難的地方才是最需要社工的地方”,林楚聰則想到小時候遭遇的校園霸淩問題、青少年成長問題,想在家鄉農村做那麽一點點改變。
事實上,“雙百計劃”做了長時間的頂層設計,理順運行機制等。“雙百計劃”實施期為5年,保障了服務的有序延續;依托鎮政府、街道辦直接聘用社工,第一年年薪人均5萬元,以後每年遞增5%,保障社工有合理的待遇;同時,組建督導團隊每月赴服務點負責社工的督導、培訓、評估工作,為社工專業化成長提供保障。
為更好地進行項目運作,廣東省民政廳2017年1月即組建了雙百計劃項目辦公室(以下簡稱“項目辦”),並下設地區協同行動中心,為一線社工站提供督導服務及行政財務支持,由此形成項目辦、地區中心和一線社工站三級網絡。
“起初都是兼職人員和誌願者。”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教師袁小良回憶,起初項目辦僅有一位全職人員帶著兩位實習生,督導團隊則由綠耕團隊及各地高校老師兼任。為此,張和清曾撰文感慨,他們是一起在七八平米的方寸鬥室中開始的雙百社工工作。
發出招聘計劃後,項目辦一度憂心忡忡。不少人認為珠三角地區尚面臨社工流失,難以招人的問題,要求駐村、薪資競爭力有限的“雙百計劃”怕是招不到人。
因這一擔憂,項目辦分別在省內四所高校舉辦雙百宣講會,廣東省民政廳社工處處長鄭章樹和張和清都參與演講,現場答疑解惑。張和清梳理後發現,自2016年7月決定設點到2017年7月10日,全省總共下發七個通知及公函落實雙百計劃人才選拔事宜。
“雙百計劃”最終收到13652份簡歷,遠超計劃的3∶1錄取比例,以至於項目辦只好要求應聘者再提交自己對雙百的理解陳述。各項考試評分後,最終篩選出兩千多人的面試名單。早已有意回鄉工作的阮卓絢、林楚聰也在其中。
2017年7月1日,940名社工正式入村。每個鎮街有3-8名社工入駐。站長須由當地社會事務辦主任兼任,副站長則是到崗社工,負責具體的運營及統籌工作並向站長匯報。
這期間“雙百計劃”還有一波周折——駐村選點。張和清認為駐村工作是必須堅守的原則。他給出社區睦鄰運動的理論依據,也強調如需打通與群眾最後一米距離,就必須貼近他們,駐村入戶,不能等案主(指接受社工服務的居民)上門。
某些基層幹部不理解駐村理念,起初將社工安排在鎮政府辦公的地方,社工則被借去“幫忙”完成民政業務。專業督導張和清與民政廳社工處處長鄭章樹兵分兩路,連續到各村選點,要求是“落在村居、問題導向、方便群眾”。
汕頭市南澳縣雲澳鎮的社工站點起初落在村委二樓,有200平米大小。後經綜合考察,選了一處10平米不到的小隔間,為的是開門就是社區。梅州市金山站點起初也在政府大樓辦公,因為接觸不到群眾,最後落在文化傳統深厚、社區問題也更為集中的村子。
2017年8月15日,經過選點周折,黃小菲也正式落點長輝社區。那段時間,小賣部、理發店、村口,都是社工最初“混跡”“刷臉”(網絡用語,此指多次見面,讓人熟知的意思)的地方。他們見人就打招呼。“阿叔好,出來種菜啊”,阿叔答是,邀他們到家里喝茶。
“我們是專業的社會工作者”,長輝社區三位駐點社工總以這樣的開頭向村民做自我介紹,接著說自己能做“鄰里關系重建”“個案救助”“社區建設”等等,每多蹦出一個詞,村民就多皺一點眉頭,“一臉茫然。”林楚聰回憶。
他們在如何介紹自己的問題上起了爭執,要不要說這麽專業的詞,該不該說我們是來“幫忙”的。一方認為社工有一定的專業性,更多的是支持和引導(服務對象)的角色,而不僅僅是簡單施予幫助,否則和“義工”有什麽區別呢?不斷強調“幫助”將強化村民對社工的誤解,會不會變成大家“使喚”社工幫忙。另一方認為不這樣的話就很難和村民搞好關系。三人小團隊正處於磨合期,每周民主生活會上都爭得不可開交。
幾番爭議後,他們達成共識:當務之急是讓村民知道社工的存在,不必糾結於說法。
他們在中秋節組織村里孩子和家長一塊做月餅,有些媽媽說“他們是來做月餅的”;他們在重陽節組織敬老活動,老人們說“他們是來關心老人的”;他們帶孩子們在村中做遊戲,家長說“他們是來陪孩子玩的”。
“你們認為我們是啥,我們就是啥。”林楚聰不排斥各種叫法,他逐漸發現各種活動會不斷豐富村民對社工的認識。
現在,村民聽到社工想組織孩子們放學後一起學習,幫婦女組織起來做些活計等等,也開始會主動說你們可以找誰,誰家做過村幹部,在村子里比較有威望等等。
當地基層部門不認識社工,他們也逐個去拜訪,婦聯、殘聯等等。有人表示理解,知道社工難做,也有幹部直接質疑道,“你們這些社工能做什麽?不是浪費資源嗎?”
“通過‘駐村’‘入戶’,一個‘真實’的社區面貌不斷紮根在工作人員的心里。”張和清認為,這樣社工才能體會到社區是有溫度的活靈活現的人與人、人與環境的社會關系,也更敏銳地感知到社區里的問題與希望所在。
這一時期“雙百計劃”強調四大任務:聚起人氣,搞好關系,摸清情況,找準方向。農村工作複雜多樣,社工在走訪的過程中需要繪制社區地圖,社區中哪里是農田?哪里是公園?村民去的多的大榕樹在哪里?另一份“問題地圖”則需要標註當地貧困戶住址、獨居老人位置、農田汙染地等等。
落定村居後,雙百計劃形勢漸趨好轉。
以雙百命名的各個社工站微信公眾號,每天都有新鮮的推送,節日期間更是各有“花招”,冬至包湯圓,重陽兒童畫展拍賣。各個站點星星點點地發出光亮,相互聯結。
“我看得很焦慮啊。”黃小菲卻突然感慨,站點與站點之間總有比較,今天你做了什麽,明天我有什麽活動,她一度糾結是不是又該策劃個活動。
部分一線社工陷入迷失。項目辦和地區中心根據站點反饋的信息意識到,社工辦的活動很多,卻零散得令他們不知所向。從投入大量資源的政府角度看,“雙百計劃”實施一年後效果如何、怎樣建立評估體系是大問題。項目管理者則需要回望梳理,否則下一步該做什麽呢?
逐步精細化的社會工作評估體系被廣泛應用於珠三角地區,漸成為社工工作及機構發展的“緊箍咒”。對由此而生的問題,張和清感觸頗深,“痛心之余期望下決心改革超越”。那麽,“雙百計劃”應該如何重建自身評估體系呢?駐村半年後,問題已然迫在眉睫。
“當場開會分任務,當晚完成課件。”袁小良參加2018年2月地區中心協作者會議,領到緊急任務,要在過年前針對所有雙百一線社工進行培訓,以地區中心劃分,共十五場。其目的是提出“雙百計劃”的評估方法,手把手教學操作方式,以找到“雙百計劃”的節奏。
張和清介紹了“雙百計劃”的政策背景,並認為迎來了以社會工作為主題的社會新時代。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也已明確提出,要大力培育服務性、公益性、互助性農村社會組織,積極發展農村社會工作和誌願服務。更多的社會政策轉向社會工作推動社會建設,不僅強調物質,更強調人的發展。
專兼職督導團隊將目標-計劃-過程的評估方法提煉為53111,即五年願景,三年規劃,一年計劃,一月計劃,一周計劃。“你們幹四周就意味著這一個月沒白幹,做十二個月就意味著我們這一年沒白幹,三個一年完成我們幹三年沒白幹。三年你都沒白幹,你肯定是中國最接地氣的社會組織啦!”上述方法被稱作“雙百的法律”,依據每個站點實際情況制定合乎當地的方案,並逐層運轉起來,進入自我建立目標、自我反思的正向循環,站點也就“跑”起來了。
林楚聰見過農村社工“跑”起來的樣子。他參與第一期雙百駐村(居)社工學習成長營,參觀綠耕在廣州從化的仙娘溪駐村八年的站點。村民們利用舊的房子建起農家旅社,家庭貧困的成員可以閑時到旅館工作,年輕的村民回鄉做社區導賞,村民的參與度極高。
“不用複制”,他看得清楚,需要學習傳承的僅是引導社區居民參與的理念,而不是邯鄲學步。未來半年的計劃中,他們打算繼續做社區調研。他們已看到這個城市化的鄉村仍在尷尬地適應著這種轉變,卻有著淳樸的鄉情,他們將一起應對鄉村空心化問題,重建鄉村社區。
(應采訪對象要求,周遠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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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恒大召開戰略合作夥伴高層峰會,吸引了張近東、王文銀、孫亮等1000多位知名企業家出席。
許家印表示,恒大22年來取得高速發展,主要得益於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和全社會的支持幫助。專心專註、兢兢業業做好企業,把企業做大做強,就是最大的民生。
在峰會現場,許家印感恩所有合作夥伴的支持,並深深鞠躬致謝,“在恒大的發展過程中,所有的合作夥伴和我們一起克服各種艱難險阻,戰勝一個又一個困難,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恒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