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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腿”求解“燃煤之急” 电力企业集体进军煤炭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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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1cbh.com/HTML/2009-7-8/HTML_X6G47NEBRPCH.html


“到上游去!”已经成为电企们突破煤炭困局的集体呼声。

受收购山西两家民营煤矿的影响,7月7日,华电国际(600027.SH)被牢牢封死在涨停板上。

“在电价体制改革迟迟没有进展的情况下,抓住一切机会向上游煤炭进军已经成为目前所有火电企业的共识。”国电电力一位人士说。

事实上,发电企业投资煤炭资源的热潮,早在几年前即已涌现。然而,此波投资潮与之前的不同之处在于,过去电力企业大多寻求参股煤炭企业,而现在发电企业们谋求的则是控股。

“ 虽然都是煤电一体项目,但由于电力公司在项目中的控股程度不同,对煤炭资源的控制也大不一样。比如早前国电集团燃料公司与河南平煤集团合作煤电项目,由平 煤集团控股,而国电方面出资4亿占40%的股份。在这种合作框架下,国电只有在同等市场条件下才可获得项目的优先煤炭供应权。也就是说,买煤可以,但价格 几乎没有太大商量余地。可想而知,在煤炭价格飙升的背景下,这种以参股方式的合作对电力企业降低成本的作用意义并不大。”国电电力一位人士对记者说。

上述人士表示,现在发电企业介入煤炭领域通常采取两种模式,一种是自行开采或与政府合作建设;另一种则是收编民营企业。

开发热潮

“煤炭作为一次性能源,山西、东北等地已基本划分完毕,现在强势竞争的地方是在西北,特别是内蒙古和新疆,拿到一块质量好的煤田可以成为以后竞争的本钱。”煤炭专家李朝林说。

翻开内蒙古煤炭企业的名单,除神华等专业煤炭企业外,五大电力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已纷纷占据了重要地位——华能在呼伦贝尔,中电投在通辽,国电在赤峰……

“现在内蒙古已经成为五大电力集团的老总们最经常出差的地方。”上述国电电力人士笑称。

“ 自行申请探矿权和采矿权,从企业对项目的掌控度来说,肯定是最强的。但最大的缺点是前期准备时间长,在目前煤价高企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能够尽快出煤。” 该人士对记者说,“在如今情况下,与地方政府合作,地方出资源,企业出资金和管理,最终实现企业控股的模式目前最受电力央企的青睐。”

“西北地区虽然资源丰富,然而地处偏僻,交通等配套设施非常不完善,因而前期投资巨大,一般的企业根本没有能力运作。而电力巨头们大多是央企,不仅有财力,而且还能带来相关产业的一揽子投资,自然能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李朝林说。

事实上,上个月华能集团控股甘肃华亭煤业的案例即属此种模式。

2008 年10月,华能集团从甘肃省国资委手中获得了甘肃第一大煤炭集团华亭集团40%的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今年6月,华能再次获得来自甘肃国资委9%股份 的划转,从而实现了对华亭煤业的控股。为此,华能准备了一份高达300亿的投资计划,在甘肃建设煤、电、运一体化基地。

收编民企

而除在西北地区大兴挖煤之外,电力企业们依然没有忘记山西这个国内最重要的煤炭基地。

“ 目前山西煤炭依然是国内电力企业最重要的电煤来源,除了煤炭储量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煤炭运输体系完备,这是内蒙古等新兴煤炭大省无法比拟 的优势。我们可以看到,每年的煤炭订货会最主要的环节就是提前确定运输量,没有运输,再好再多的煤也出不来。运输因素决定了电力企业想要满足近期的煤炭需 求,最重要的是要在控制山西的煤炭资源上想办法。”李朝林说。

“山西煤炭对电力企业的意义自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现在电力企业已经意识到,与山西国有大矿合作无法获得控股权,因此,纷纷把眼光转向与民营资本的 合作。而另一方面,过去20年间,大批民营资本涌入山西,发展到现在,对许多中小民营煤矿来说,技术落后和销售对象不稳定的弊端已越来越突出,与大型电企 合作,无疑也是一条重生之路。”一位电力行业分析人士说。

此次华电国际与两家山西民企的合作即属第二种模式。

根据华电国际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山西茂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以人民币39760万元和3626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山西朔州万通源二铺煤业有限公司70%股权以及山西东易忠厚煤业有限公司70%股权,两煤矿的煤炭保有储量近2.9亿吨,可采储量超过1.3亿吨。

据记者了解,在华电收购前,从国营改制为民营企业的万通源投资集团公司持有万通源二铺煤业公司100%股权。而山西东易忠厚煤业茂华公司也是民营企业。

收益与风险

“中电投旗下的蒙东能源集团在目前情况下已经成为集团最重要的赢利来源。如果没有这部分煤炭资源,集团的经营将会更加困难。”中电投一位人士对记者说。

从 中电投旗下几家A股上市公司一季报中可以轻易看出,煤炭企业与电力企业生存状态的巨大差异:蒙东能源集团下属的露天煤业2009年一季度实现利润3.37 亿,而上海电力,彰泽电力,九龙电力,吉电股份一季度的利润分别为3706万,-4487万,1466万,-4485万。

“电力巨头纷纷大手笔投资煤炭资源,一方面从长期来讲是为了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摆脱替煤炭企业打工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从短期来讲也是为了增加利润。”上述行业分析人士说。

对于电力企业纷纷涌入煤炭开采领域,国信证券电力行业资深分析师徐颖真认为,“这是目前政策下电力企业延伸产业链的必然之举,但是这中间的投资风险也不可忽视。”

“ 煤价是有周期性的,电力企业在煤价高的时候投资了煤矿,那么以后煤价低的时候怎么办?”徐颖真提出问题。“从目前来看,电力企业新开发的许多煤矿由于配套 设施以及管理经验不足等原因,成本要高于专业煤炭企业,一旦煤价大幅度下跌,那么电力企业的煤炭投资可能面临亏损,这个风险应该考虑进去。”

而一位煤炭行业人士还提出,“目前国内总的供电形势已相对过剩。随着越来越多的煤电一体化项目投产,这样下去会否引发更大的电力过剩?”

对 于上述问题,上述国电电力人士表示,“煤电一体化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平衡风险,在煤价高的时候,以煤补电;在煤价低的时候,以电补煤。所以,即使将来煤炭价 格下跌,电力企业依然可以通过上下游产业链的利润来实现稳定的收益。而一旦电力企业有了稳定的煤炭资源,受影响最大的将是那些民营小煤矿。从这个意义上 讲,电企进军煤炭行业,也有利于改变一些地区大量小煤矿不规范运作的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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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務之急非救市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10-12/100446323.html
 過去一兩年,全球股市十分關注政府會出什麼政策救市,如美國何時推出QEⅢ,歐洲央行有沒有救助希臘的方案,中國何時才會推動新一輪刺激經濟政策 等。但往往政策一公佈,市場在興奮一下後便無以為繼。這種情況在A股市場特別明顯。假定市場是理性的,這與2008年底中央政府公佈「4萬億」刺激經濟方 案後市場的積極呼應,確有天壤之別。

  這反映出投資者對這類政策的成效十分懷疑。這帶出另一個問題,刺激政策在何種情況下才能發揮最大的功用,以及這些政策需要一個怎樣的社會環境來配合?

  不論是財政或金融的刺激政策,對挽救一場經濟危機的作用遠大於推動經濟持續增長。在上個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時,市場蔓 延的緊張情緒導致了一些極端行為,如銀行間因害怕對方出現擠兌而不願互相貸款。基於現代經濟基本以信貸來支撐,資金鏈一旦斷裂,經濟便會急速下滑。在危急 關頭,央行以寬鬆的金融政策來扮演「最後貸款人」是至關重要的。危機同時,大家擔憂經濟前景不願投資或消費,政府加大公共消費和投資可穩定當前經濟,還可 穩定市場信心,促進民間消費和投資。

  但發達國家的經驗大都表明,刺激政策只在短期有效,畢竟一劑止痛藥不能根治病源。當危機過去後,一國經濟能增長多快主要由當地的各種要素(勞動 力、土地、生產力增長速度)決定。政府的政策干預反而愈來愈失效,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的滯脹和90年代日本的經濟困局便是證明。現今的中國,期待政府以 持續的積極財政/金融政策將經濟增長保持在指定的目標是不切實際的。

  另一個影響政策效果的因素是當前的社會環境。很大程度上,無論政府花再多錢對推動經濟都有限,關鍵在於民間投資和消費;而決定民間投資和消費的 主要因素是否有一個清楚的社會論述讓大家對前景有更清楚和樂觀的看法。在2008、2009年,中國經濟在全球金融風暴中能最早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民 眾對「中國模式」的堅定信念,以及對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執行上的高度信任。因此,「4萬億」刺激方案甫一推出,市場便積極跟進,甚至後來民間和地方政府的投 資力度遠大於中央政府。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當時的政策乘數效率是十分高的。實際上,當時不單國人振奮,大部分的海外人士也對「中國模式」推崇備至。

  然而,過去這一兩年來,隨著高鐵事故、房地產泡沫蔓延、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及對重慶模式反思等問題的湧現,國內民眾對這種以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 式的可持續性的質疑,在不斷增長。銀行對政府融資平台的貸款意願已過謹慎,工業投資和居民消費的增長速度開始放慢。這都不啻為市場對「中國模式」的「不信 任票」,因此寬鬆的財政、金融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便大打折扣。類似情況也發生在美國, 2008年底-2009年初美聯儲推出第一輪量化寬鬆(QE)時,市場普遍歡迎,此輪QE對阻止經濟急促下滑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到了QEⅡ,除了推高新興 市場的通脹和房價外,對美國經濟的貢獻已十分有限,因為政府無力安撫居民對經濟前景的憂慮。

  中國的當務之急,並非是政府再拿出多宏大的救市方案,因為在長期經濟前景和結構調整不明朗時,刺激經濟政策的成果將十分有限——那時僅由政府花錢,企業和居民不願跟進。

  現在亟待解決的是要重新建立一套關於中國的經濟社會論述,讓投資者重拾信心。此過程中,需要推動很多經濟、社會改革,包括重新定義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功能,保障農民在土地流轉中的利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和依法保護民營企業,以及打破利益集團對主要行業的壟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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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次百亿动车招标启动 中国中车供应商解燃眉之急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7/4646217.html


业界期待已久的年度首次动车招标终于启动,这不仅是中国中车(601766.SH)成立以来参与的首次动车组招标,更是中国铁路总公司(下称“中铁总”)有史以来单次采购动车组规模最大的一次。

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7月15日晚间公告显示,拟采购351列动车组,其中时速350公里的长短编组动车组共计228列,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123列。

采购数量超去年同期

对于南北车来说,目前“路内”需求占其收入的50%左右,其中动车组仍是重要收入和利润来源,也是利润率最高和产值最大的种类。一辆货车大概40 万,一节客车是200多万,一节机车1000多万,一列动车则至少要1亿,而高寒动车(主要由中国北车生产)的价格是普通动车组的近两倍。

此次启动的动车组招标数量,不仅比2014年的首次招标数量要多,而且订单总金额有望超过600亿元,也是中铁总历次招标中金额较高的一次。

多位铁路业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年来,动车组招标的价格有所降低,比如2014年的每列动车组招标价格就下降了700万元左右,而此 次启动的动车组招标是中国中车成立以来的首次招标,南北车合二为一后,国内动车组价格是否也会受到影响也值得关注,这也取决于中铁总与中国中车的博弈。在 此之前,动车组招标一直未能启动,就与中铁总和中国中车就标准动车组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一直进行谈判有关。

6月底,历时3年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时速350公里的“中国标准”动车组下线,其中大量采用了中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专门为中国标准动车组制定的一批技术标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知识产权归属一直悬而未绝,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铁总对铁路相关车辆的采购进度。

据本报记者了解,2015年中铁总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000亿元以上,其中机车车辆采购约1500亿元左右,但2015年上半年,中铁总完成的 车辆投资只有309亿元,仅占全年投资的五分之一,大大低于往年完成额。而此次动车组招标的启动,也意味着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知识产权归属基本落定,中铁总 将占主导地位。

对于此次动车组招标,海通证券分析师龙华认为,中铁总动车组招标数量超过14年同期,主要是基于2015年上半年铁路客运景气度继续高涨。2015 年上半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12171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0104万人,增长9.1%,其中全路动车组日均发送旅客达到290万人,占全路客运 总量的43.7%。沪昆、南广、贵广、兰新等高铁线路,保持了较高的客座率。

利好零部件供应商

而动车组的招标重启,也使相关零部件供应商迎来了订单的及时雨。近3年来,中国动车组客运量占全路客运总量比例已从白分之十几上升到43.7%,带动了动车组及配套零部件以及运维设备及服务的需求。

目前在A股市场,动车零部件生产商包括晋西车轴(600495.SH)、永贵电器(300351.SZ)、开尔新材(300234.SZ)、中铁二局(600528.SH)、辉煌科技(002296.SZ)等。

今年以来,中国铁路总公司只进行了部分铁路货车的招标,在6月份中国中车公布的159.0 亿元人民币的合同中,主要国内订单也是来自地铁车辆,这也使得零部件供应商感受到了压力。

一家外资零部件供应商的内部人士就对本报记者透露,从4月开始,当时的南北车采购相关零部件的数量就开始大幅减少,整个4月同比下降近50%,虽然 公司与南车方面签署了长期供应合同,但具体数量每月确定,他认为,订单的减少与南北车合并之后的业务整合以及中铁总迟迟没有启动相关铁路车辆的招标都有关 系,毕竟南北车去年获得的订单在逐渐消化,生产节奏也开始放慢。

据本报记者了解,在此之前,南北车的很多零部件供应商都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供应商,也是按照不同制式在生产零部件。而南北车合并后,将会加大国产零部件尤其是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发和支持力度,本土企业所获得的机会会更多。

龙华也预计,未来2-3年将是我国高铁零部件配套企业从极为散乱的局面逐步聚合到数个平台的过程,哪几家强势零部件企业具备更强的平台吸引力和凝聚力,将是未来中国高铁格局整合中的获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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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接踵而至,草根P2P當務之急是融資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5/0820/151606.shtml

20150304V28V0V84TV

註:《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意見稿”)、《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規定》(下稱“規定”)

銀行托管看似美好 實則嚴苛

長期以來,為了達到資金隔離的目的,P2P平臺多數都引入了第三方支付機構做資金托管。然而,一些規模較小、資金背景較弱的第三方支付機構也貿然進入托管領域,給不少P2P平臺帶來了極大的潛在風險。一是系統風險,這部分支付機構不具備托管資質,無從判定其托管流程的合規性;二是經營風險,這些小規模的支付機構資金能力十分有限,一家倒閉將殃及多家P2P平臺。部分支付機構在資金托管上暴露出來的能力不足,限制了第三方支付行業托管業務的發展,更是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銀行存管的進入。而隨著互聯網金融監管新規的發布,我們也能預見P2P行業將從第三方支付托管時代走向銀行托管時代。

但是,P2P行業亂象叢生,平臺質量良莠不齊,銀行進入並非易事。尤其是銀行作為公信力極強的傳統金融機構,一旦介入P2P行業,一方面為相關平臺進行隱性信用背書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如果平臺出現重大風險,甚至跑路,必將影響銀行聲譽。因此銀行在平臺的選擇上顯得尤為謹慎,條件也頗為嚴苛。此前坊間流傳的一份《民生銀行P2P網絡交易平臺托管準入標準》就列出了十余條標準,諸如平臺實繳註冊資本不低於5000萬;平臺應有政府、國企、上市公司、國資、知名風投機構背景等。銀行的意思昭然若揭,大膽猜想一下,銀行托管系統開放之後,先進去的P2P平臺,要麽有背景、要麽不差錢。

銀行托管之前 草根平臺要先認“爹”

所謂的草根平臺,並不是說體量草根,而是指背景。除開國資系、上市公司系等身份高貴的大平臺,剩下的都可以稱作草根平臺。全國2000多家P2P平臺里,約有80%是草根平臺,難道這些平臺都要死在銀行托管的高門檻下了嗎?也未必。從監管明確銀行存管概念到銀行全面開放托管系統,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準備和沈澱。這一段時間,是草根平臺最後的機會;而透過融資傍上幹爹則是最直接的辦法。

按規模大小可將草根平臺劃分為三類,其中,當前尋求融資對於規模極小、入場較晚的新平臺意義不大;而對於那些體量大、規模成熟、正處於發展期的平臺而言,融資是催生平臺“質變”的一劑猛藥。

第一類是白手起家、如今體量巨大的平臺,參考紅嶺創投。但是隨著監管的明確,光有體量還不行,資本和背景才是正道。想必老周也深知這一點,資本運作的動作越來越大,倘若能成功布局資本市場,銀行托管的門檻自然能消失。

第二類是即將步入快速擴張階段的中型平臺。這類平臺大多已經擁有萬以上的用戶,億元級的成交量,以及成熟的業務規模,前期為布局市場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具備一定的市場份額。如果被銀行托管拒之門外,那將是毀滅性的打擊。以我們多贏金融來說,目前已經啟動A輪融資,正在跟風投及上市企業洽談。我們希望在監管細則正式出臺之前,完成資金銀行托管的接入,為邁入一流平臺打下堅實的基礎。其實,P2P行業的洗牌已經開始,對於跟多贏金融差不多規模的平臺而言,引入融資是現階段快速擴張的關鍵,一方面平臺可以透過融資來尋求背景支持,積極滿足銀行托管標準;另一方面,銀行托管成本會比此前的第三方支付托管高出不少,引入資金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平臺資金壓力

第三類是剛剛進入、尚在起步的小平臺。P2P行業經過近幾年的迅猛發展,到現在的資本密集進入,互聯網巨頭的異軍突起,行業格局基本形成。對於剛剛進入的草根平臺來說,已經不是最好的時候了,能否在殘酷的洗牌中存活下來都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這類新草根,一缺背景,二缺錢。想融資吧,奈何平臺體量小,規模不成熟,數據入不了風投的眼。不融資吧,連風投背景都搭不上,接入銀行托管更是難上加難。況且,新草根平臺連用戶基數都非常小,獲客已經是難事了,還要面臨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應對嚴苛的監管細則,即便融資也只是茍延殘喘而已。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多贏楊勇,文章僅代表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觀點與立場,如需轉載請聯系微信號zzyya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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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房當務之急減債(六)

網誌分類:股票經 |
網誌日期:2015-09-08

瑞安房地産(272.HK)的股價長期低迷,投資者避之則吉,主要反映公司以往的商業模式出現了很大問題------上海兩個舊城改造項目(太平橋和瑞虹新城)由於開發規模龐大,涉及拆遷難題,發展周期長,資金不易回籠,導致公司債臺高築。

瑞房公佈中期業績后,我特別留意她截至2015年6月底止的資產負債表,經過仔細分析計算,得出公司凈負債超過484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底增加123億元人民幣,相對於股東資金388億元人民幣,負債比率高達125%,財務壓力龐大,情況令人擔心!

由於瑞房的資產周轉率很低,股東資金回報率也很低,導致股價長期跟資產凈值出現大折讓。現價1.69港元計,相對於資產凈值每股4.85元人民幣(折合5.86港元),P/B只有0.29倍!

如何才能令機構投資者重拾興趣?

我認為當務之急是減債!公司在今年8月底完成出售太平橋企業廣場1至2期,套現66億元人民幣,絕對是好的開始。管理層希望年底前可以再出售企業廣場3期,預計可以套現60億元人民幣,短期應該可以舒緩財務壓力。

今年下半年開始的未來兩年半,上海將會提供大量可售樓面,預計可以套現240至300億元人民幣。

真心希望2017年前瑞房真的可以減債成功,股價回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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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建全國高新技術園區信用聯盟是當務之急

2014年6月,國務院發布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明確指出,2020年要基本建成以信用信息資源共享為基礎的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時至今日,全國好多地方在信用體系建設、金融創新方面都進行了有益嘗試,但或多或少都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如何有效構建園區信用體系、如何發揮企業信用價值以獲得更多融資支持,如何創新發展信用金融,這些都是各園區未來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成立全國高新技術園區信用聯盟(以下簡稱“信用聯盟”)的初衷。

2013年,“信用張江”模式誕生。棱鏡征信團隊與張江高科技園區管理委員會下屬張江企業信用促進中心開展合作,嘗試將互聯網征信應用於園區信用體系建設。張江高科技園區是中小科技企業的集聚地,一些科技企業盡管發展迅速、發展潛力巨大,擁有先進的技術和知識產權,但是沒有現金流和抵押資產,很難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貸款。很多金融機構都察覺到自身的信用評價體系並不適用科技企業的審貸,但是一時間又無法做出改革。

“信用張江”模式是基於互聯網征信的園區信用體系解決方案,項目分四期開發實施:利用大數據技術采集挖掘數據、對接園區各部門,建立園區企業信用數據庫;構建科技企業信用評估模型,對企業的信用、成長性和創新能力等進行綜合性評估;搭建信用融資平臺,由政府擔保資金兜底,幫助科技企業對接金融機構;設立園區信用風險指數,實時監控園區企業風險。

這是一種跨界的創新與嘗試。事實證明,互聯網征信與園區信用體系的結合,有效彌補了園區信用信息不足,規範了園區企業的信用管理,能夠對園區企業資源形成有效篩選。征信企業的大數據專家、風控建模專家專門研發建立了針對科技企業的信用評估模型,能夠根據不同行業特性對企業的成長性、創新能力和信用做出評估。報告的科學性和可信性獲得金融機構認可,成功架起了園區信用體系與金融機構風控體系聯動的橋梁,開創了信用融資模式,順利幫助園區企業解決了融資難題。

截至目前,“信用張江”模式已成功幫助500家園區企業實現信用融資,累計獲得銀行機構融資金額約50億元,獲得擔保機構擔保金額約12億元,券商機構推薦“新三板”掛牌企業38家。

事實上,目前全國的高新技術園區的信用體系建設推進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困難:數據對接難,各部門、機構之間難以打破藩籬,信息的缺失從基礎上影響了信用體系建設;缺少適合園區企業的信用評估方式,難以構建有效信用體系;園區金融資源有限,如何對接更廣範圍的金融資源等等。

而在“信用張江“的實踐中,互聯網征信成功突破了這些困難,極大地推動了園區信用體系的建設。基於互聯網征信的“信用張江”模式,獲得了業界的肯定,給各園區信用體系建設提供了良好借鑒。

同時,更多的園區開始意識到只有在最廣泛範圍內建立統一的園區信用體系,才能使互聯網征信發揮最大的價值。各園區紛紛提議構建信用建設戰略合作聯盟:通過跨區域共同推進信用體系建設,以聯盟成員信用體系建設為試點,先在聯盟內部複制推廣成熟的信用體系建設模式,通過以點帶面、點面結合的方式,繼而在在全國高新園區甚至全國範圍內推廣建設。全國高新技術園區信用聯盟由此應運而生。

信用聯盟成立初設定的業務範圍共有6項:引導並幫助聯盟成員開展信用體系建設;推進各園區信用信息的交換和共享;建立統一的聯盟信用信息平臺並制定相關的標準;構建聯盟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促進政策支持;創新聯盟信用金融產品,緩解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難題等。

信用聯盟將致力打造全國最大的企業信用信息共享平臺,鼓勵各園區、各組織充分參與企業信用信息共建、共享。信用聯盟成員將以“信用”建設為共同目標,共建信息互通的獎懲機制,共建園區信用服務的統一標準,為創新創業打造最良好的社會信用體系。(作者為全國高新技術園區信用聯盟常務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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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貨幣政策不宜過度放松 推動供給側改革乃當務之急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近日就經濟增長、匯率目標、貨幣政策等熱點話題進行了討論,並對下半年經濟形勢給出了預判和政策建議。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下半年達到GDP增速6.7%左右問題不大,但政策的支持方式和支持力度則應謹慎考量,尤其是貨幣政策不可過度寬松,年內或可降準1-2次,而降息應當慎之又慎。經濟學家們認為,有效推進供給側改革是當務之急。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由各金融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組成,國務院參事夏斌擔任論壇主席。

6.5%的GDP增長目標是否合理?

今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2016年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5%-7%。目前多家機構預測二季度GDP增速為6.7%,與一季度持平。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我國經濟不僅處於“三期疊加”的特殊階段,同時還表現出“三性疊加”的特點,即在經濟運行中,周期性因素、結構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和共同作用。盡管如此,從2016年上半年的情況來看,隨著前期財政、投資、房地產和貨幣等系列組合政策效應逐步顯現,周期性和結構性問題已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出現了物價反彈、房地產投資增速回升、基建投資保持平穩、全社會用電量增長等一系列企穩回暖跡象。

渣打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丁爽表示,考慮到我國和其他國家相比還有較大的政策空間,估計達標問題不大,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是樂觀派。因為目前看到的並不是經濟內生的增長水平,如果政策維持中性,經濟增長可能跌落到6%以下。換言之,在外需持續低迷的情況下,實現增長目標需要政策的支持。但相信今年的宏觀政策可以提供足夠的支持,且PMI新訂單、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投資到位資金、購地面積等前瞻性指標顯示經濟可能在下半年溫和加速。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表示,要在穩增長和促改革之間尋找到平衡點,估計下半年GDP增速維持在6.5%左右,全年6.6%。

但也有經濟學家認為,GDP增長目標應該重新考量。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說,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能維持相對於發達國家和全球經濟高3-4個百分點的增速已屬不易,沒有必要再加碼。何況穩增長的主要目的是保民生,應以整體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為主。5.5%-6%的年均增速與6.5%並沒有太大差距,雖然達成人均GDP翻番的目標可能晚兩年實現,但並不意味著我國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對實現中長期目標也沒有明顯影響。

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趙揚也建議下調GDP 增長目標。放棄不必要的信貸寬松,避免進一步吹大房地產泡沫和長期金融風險。

財新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更是提議,改GDP增長目標為人均收入增長目標,這樣政策選項和資源配置重點將完全不同,穩增長主要靠加杠桿、靠投資,而直接以人均收入增長和人民福祉為目標,則需要重點考慮就業、減稅負、完善社保體系。

貨幣政策不可過度寬松

5月廣義貨幣(M2)余額146.17萬億元,同比增長11.8%,社會融資存量亦回到13%以內。丁爽指出,13%的貨幣和社會融資總額增長目標相當於7%-8%的名義GDP增長,顯得相當寬松。一季度貨幣政策的寬松程度超出預期,近期轉向更加穩健。

連平認為,貨幣政策穩健中性,兼顧降杠桿、控泡沫和穩匯率等多重目標。鑒於下半年國內外環境仍將錯綜複雜,如物價水平局部上漲過快、銀行體系流動性相對寬裕、市場利率水平低位運行、人民幣存在階段性貶值壓力、美聯儲加息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等,未來一段時間貨幣政策應保持穩健中性,通過加強窗口指導,合理定向調控,確保信貸增速處在合理水平。

反過來說,貨幣政策如果過度寬松,可能吹大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泡沫,不僅會帶來短期市場波動,還將增加中長期風險隱患。若進一步向松方向大幅調整,還可能加劇資本流出和本幣貶值壓力。

對於外界普遍關註的降準、降息,連平建議年內可降準1-2次,僅限於對沖外匯占款減少所帶來的流動性不足。降息更應當謹慎。除非有嚴重負面沖擊,否則不宜進一步調低基準利率。

李迅雷也認為,中國需要真正穩健的貨幣環境,不能持續放水。美國里根時代的供給改革之所以成功,離不開沃克爾收緊貨幣、提高利率、降低通脹,使得落後的產業真正被淘汰。而超發貨幣的代價將是通脹上升、房價上漲,去產能再度延後。但現在從全球來看,央行都沈迷在貨幣放水中不可自拔,化身為經濟增長的使者。因此未來到底貨幣放不放水,要長痛還是短痛,是一個選擇。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崔歷。他表示,鑒於經濟中已有的高杠桿率,房地產走勢和潛在的通脹風險,短期不宜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

違約增加 債務風險仍可控

今年以來,債券市場違約案例明顯增加。據統計,截止到6月末,國內債券市場今年已經發生18家發行主體債券違約事件,這已經超過2015年全年的違約量。標準普爾近期發布報告稱,下半年,中國境內債券市場上的違約情況可能繼續增加。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認為,債市違約打破了剛性兌付,積極的方面是,促進了債券市場向信用風險定價的市場化方向演進,同時降低了企業的杠桿率。但消極的影響也值得高度關註,因為這種不經過債權人同意的單邊違約行動,已呈現出一種越來越令人擔憂的惡意逃廢債苗頭,並可能誘發系統性風險。

魯政委建議,第一,完善《破產法》,允許債權人對債務人(企業)主動申請的破產重組具有否決權,依法有效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第二,盡快明確“去產能”白名單,穩定市場預期,避免金融機構一刀切地停止融資,誘發鋼鐵、煤炭等行業的全行業性的再融資斷檔。

崔歷認為,盡管部分行業存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不過下遊需求大致穩定,基建投資保持強勁,地產投資有望在下半年見頂之前繼續複蘇,會支持下遊需求,為商品價格提供一定支撐,並減低相關企業大面積違約的風險。

崔歷分析,企業的債務問題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企業日益普遍的流動性風險,第二是高杠桿與虧損企業債務問題擴散的長尾風險。解決流動性問題應實行更為廣泛的債務重組,債轉股可以是方式之一。減低長尾風險最重要的是讓虧損企業破產,不良資產退出,而不是讓不良債權繼續在金融體系中循環。值得註意的是,債轉股不應作為解決這部分債務風險的主要手段。

朱海斌建議,關於企業債務問題應盡早形成明確的解決思路,通過市場化的手段逐步消化債務風險。目前的債務問題主要是結構性的問題,一方面企業債務嚴重性遠遠大於政府債務和家庭部門債務,另一方面企業債務又集中於國有企業和產能過剩行業。整體上政府有足夠的資源處理債務問題,但要防止結構性債務問題的非均衡分布可能導致的區域性和行業性金融風險。建議銀行可以在未來兩三年停止利潤上交和派息,以留存利潤加快註銷不良貸款和補充信貸增長下的資本金充足率問題。

李迅雷則認為債市風險可控,相信決策層會進一步提高國家治理能力,以應對風險敞口的暴露。市場的短期風險會被不斷化解。

有效推進供給側改革是當務之急

隨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5年12月21日在北京落下帷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熱門詞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2016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多名經濟學家認為,有效推進供給側改革是破解中國當下經濟問題的當務之急。

長江養老保險首席經濟學家俞平康表示,在推進“三去一降”時不能猶豫,不能為短期經濟增長而犧牲長期利益,“有效的加法”是引導資源流向高效的生產部門,服務於未被滿足的需求。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結構改革的初衷。

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也認為,供給側做減法是危險的。收入分配格局不變,產能過剩(也是投資過剩)的源頭就沒有消除,去產能來平衡經濟結構就不會成功。供給側改革的關鍵應該是調節部門間的收入分配格局,通過“還富於民”來增加居民的收入和消費。這可以通過大規模減稅來進行。

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強調,各項改革,包括去產能、清除低效國有僵屍企業等力度還需增強。建議加大減政放權的力度,明確政府和市場各自的定位,降低對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投資的“隱性”幹預;提高地方政府積極性,尤其應當為地方政府官員提供合適的激勵機制;在低效企業破產、清算中產生的壞賬,要及時、盡早發現和認可;幫助企業盡快實現人員的優化配置,在精簡過剩產能行業從業人員的同時,加大在安置下崗職工的社會保障、轉崗培訓、再就業、自主創業的財政力度。

邵宇則建議,設立一支10萬億量級的補短板基金,或稱公共服務均等化基金,投向教育、醫療、就業、文化等公共服務領域,兼顧公共住房、舊城改造、智慧城市等。通過對公共服務的投資,帶來新的生產力和新的需求。朱海斌也認為改革中的加法不足,導致做減法也困難重重,建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關註如何在短期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如成立一個特別基金專門用於城鎮化和戶籍改革中社會保障體系的均等化和完善。

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保持基本穩定

今年以來,人民幣中間價已累計貶值逾2%。近期,受英國脫歐外溢效應、全球經濟波動性增加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近日人民幣中間價連續下調,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走低。但總體來看,人民幣匯率仍在按照“前日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動”的既有機制正常運行,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市場預期平穩。

建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兼宏觀研究主管崔歷認為,美聯儲主席耶倫最新的發言暗示,鑒於美國國內經濟增長不確定性加劇,投資前景越來越悲觀,美聯儲轉向更加鴿派的立場。建銀國際一直認為,美元在此次周期中已經見頂,美元指數將維持區間震蕩。英國退歐後,預計發達國家央行轉為更為寬松的政策,美聯儲加息可能推至七月以後。全球持續低息將進一步減少資本外流的壓力,並支持我們關於長期人民幣匯率較為堅挺的預測。

摩根大通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稱,春節後人民幣匯率預期和資本外流大為改善,與央行改善與市場溝通及其與中間價定價機制的一致性有直接關系。鑒於英國脫歐後美元升值的可能性加大,朱海斌建議在目前的匯率機制下維持一籃子匯率的基本穩定,並對美元適度貶值,為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和貨幣政策實施提供空間。同時應該做好主要貨幣匯率大幅波動,尤其是美元大幅升值(盡管可能性並不大)的應對方案。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表示,在動蕩環境下,應采取有效措施強化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實際上,退歐對中國中長期來看未必全是負面效果,反而增強了中國對英國和歐盟雙方各自的議價能力,有利於中英自由貿易投資貨幣協議和中德自由貿易投資協議的達成。因此,應當分別加快與英國和與德國自貿區協議的談判,重點加強市場經濟地位方面的磋商,增加中歐、中英的貨幣互換額度,等待G20首腦杭州峰會的機會窗口再度打開,在對外利益布局上掌握更多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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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墉連任世行行長 當務之急是維護機構穩定

毫無懸念,世界銀行(下稱“世行”)正式宣布了金墉連任行長至2022年的消息。

美國當地時間27日,世行在聲明中宣稱,世行執行董事一致同意金墉繼續連任世行行長,其第二任期將於2017年7月1日開始,且“世行執董認可金墉在世行行長第一任期內的領導力與願景,同時也認可他在管理方面所取得的進展”。

在金墉與世行執董會的會談中,金墉為連任期間的任務定下了三大長期目標:首先,通過鼓勵私人部門投資基礎設施促進經濟增長;其次,投資包括教育、醫療和技能在內的人力資本,用以支持國家在未來經濟中的競爭力;第三,保護全球經濟免受下行風險威脅。

此前,由於金墉在任期內進行大刀闊斧卻極具爭議性的改革,令其在世行內部面臨“領導力危機”。此次金墉在與世行執董會的會談中也表示,當務之急是維持機構穩定和加深與員工的接觸,他並表示,期待“與世行員工、合作夥伴和成員國共同努力建立一個更加包容和沒有貧困的世界”。

業績獲得執行董事力挺

在獲得世行執行董事會批準第二個五年任期後,金墉發表聲明稱:“我對榮幸地獲得連任這一偉大機構的負責人感到謙卑,我感謝執董會給予我這個機會在成功基礎上再接再厲。”

“2012年我加入世行時,我工作的起點就是為機構設定了兩個雄心勃勃的新目標:到2030年消除極端貧困,促進共享繁榮——即促進各發展中國家底層40%人口的收入增長。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世行必須加快步伐,更加大膽,更加靈活,重新定位。”金墉說。

金墉表示,未來全球仍然面臨氣候變化、流行性疾病等重大挑戰,世行需要與夥伴更加密切地合作,繼續找到創新方式以更有效地動用發展資源。

在聲明中,世行則用了很大篇幅力挺金墉2012年以來擔任世行行長的成績。

世行執行董事表示,金墉在任上四年中成績斐然,在第一年就得到了利益攸關者對於世行兩項重要目標的背書:在2030年結束極端貧窮,並推廣共享式繁榮。這意味著推動增強發展中國家底層40%人群的收入。隨後,世行通過面向最貧困國家的國際開發協會(IDA)籌款,並得到了破紀錄的520億美元資金。

近日,IDA首次獲得穆迪和標準普爾授予的Aaa/AAA(穩定)公共信用等級。信用評級將使IDA能通過資本市場籌資,資助世界上77個最貧困國家開展各種改變生活的投資項目,包括提供清潔水源和能源、為難民創造機會、應對自然災害及公共衛生危機等。

同時,管理層也提升了世行面向中等收入國家的國際複興開發銀行(IBRD)的貸款能力。作為金融可持續性的一個重要里程碑,2018財年IDRD的貸款收益在近十年來將首次超過管理費用。此外,世行集團進行了支出審查,降低管理成本4億美元,並將部分結余投入支持兩大目標的世行業務。執董們對此次支出審查進展順利表示滿意,使機構得以加大對各國的支持力度,專註於更快速地取得成果。

世行執行董事還對埃博拉疫情暴發時,世行在財政支持方面的迅速反應表示非常滿意,並指出2016年5月成立的流行病緊急狀態融資貸款基金將在2017年初正式運營。此外世行執行董事還贊揚了金墉領導世行在氣候變化議題方面的作為。

當務之急是加深與員工的接觸

自2012年上任以來,金墉一直在思考世行在新的歷史境遇下轉型的問題,並在內部進行了大範圍的改革,令世行從傳統業務向更偏向應對緊急性突發事件的方向,比如應對埃博拉病毒等方向轉型。這也令他成為了世行內部極具爭議性的角色。

8月10日,世行員工協會致信執行董事會,表示世行正面臨領導力危機,希望結束目前美國籍行長“世襲”的狀態。

“世界已經改變,我們應當隨之進行改變,除非我們改變遊戲規則,世行現在面臨著成為國際舞臺上一個時代錯誤的現實可能性。”世行員工協會在信中指出,從1944布雷頓森林體系創建以來,世行一直在美國籍行長的領導之下,現在是時候改變了。

世行員工協會主張由一個“可信的搜索委員會在國際上招募候選者,並組織具有透明度的面試和選拔”。

信件還援引此前內部員工調查的數據稱,在過去兩年中,世行員工士氣低落:受調查員工中僅有1/3能夠理解管理層團隊領導的方向,“認同管理層創造了開放和信任文化的受調查員工就更少了”。

在危機顯現後,金墉得到了美國的支持。包括一系列甄選流程也立誌在為其再次當選掃清障礙。

此次,金墉在與世行執董會的會談中也表示,當務之急是維持機構穩定和加深與員工的接觸。他並在談話中他贊揚了世行高素質、專業員工的敬業精神。

金墉1959年生於韓國首爾,5歲隨家人移居美國,為哈佛大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醫學教授、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顧問、達特茅斯學院校長等。2012年,金墉獲得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名,成為世行行長候選人,並最終當選世行行長。他的本屆任期將於明年6月30日結束。

根據世行章程,世行行長在執董會指導下開展世行的日常業務。行長對機構、官員和員工負責,受制於執董會的總體管控。行長在履行其職責時,完全對世行而非任何其他權威承擔義務。同時,行長還擔任國際複興開發銀行和國際開發協會執行董事會的主席。行長也是IDA和多邊投資擔保機構董事會主席及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管理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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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又雙叒表達日本“入常”意願:安理會改革是當務之急

19日據共同社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今日在日本加入聯合國60周年紀念研討會上,再次表現出使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意願。

安倍稱,“安理會改革是當務之急,我認為日本應作為常任理事國進一步發揮作用”。

這並非安倍首次表達關於日本希望“入常”的言論。

2014年9月25日,安倍晉三在聯合國大會上強調稱,日本自1956年加入聯合國以來,在聯合國的各項事務中做出了巨大貢獻,日本“不管是過去、現在抑或將來,一直都是(國際社會)積極和平主義的推動者”,並稱,聯合國需要改革,日本希望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2015年3月16日,安倍在東京的聯合國大學總部發表演講時又強調,日本希望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今年9月23日,據中新網報道,安倍就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稱:“這是當務之急。有必要調整目前的結構,強化功能。日本下決心作為一個對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負責任的國家發揮作用。”

據了解,1980年日本首次公開提出將“入常”納入其成為“國際大國”的戰略目標。2000年,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與同樣謀求提升國際地位的德國、巴西、印度組成“四國聯盟”,打算以抱團的方式闖關。

之後,四國還提議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由5個增至11個、非常任理事國由10個增至14個到15個。目前,安倍政府正試圖拉攏包括非洲在內的多國,希望實現這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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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用戶收貨之急,亞馬遜派飛機運輸快遞貨物

據路透社12月24日消息,為了滿足客戶的貨運需求,亞馬遜租賃40架噴氣式飛機為消費者送貨。以前這些商品由聯邦快遞、UPS運輸,現在亞馬遜也想分得一杯羹。

據報道,本周二,一架印有“Prime Air”標誌的亞馬遜貨運飛機在阿倫頓國際機場降落,機場與紐約市相距約90分鐘車程,飛機上裝載著假期購物旺季用戶購買的商品。數據顯示,Prime Air飛機起飛時滿載貨物,不過裝的都是很輕的產品。

“我們自己的運輸服務只是起到補充作用而非替代。”亞馬遜新聞發言人凱利·奇斯曼(Kelly Cheeseman)在接受采訪時說,近年來,每逢聖誕聯邦快遞、UPS送貨總會出現延遲,亞馬遜只是用租賃飛機提高假期送貨速度,輔助貨運合作夥伴運輸。

在美國,亞馬遜飛機至少會飛赴10個機場,為機場附近的倉庫運輸貨物。機場的管理人員透露說,亞馬遜飛機在運營時接近飽和,但是裝載的貨物重量比平均重量輕,換言之,噴氣式飛機裝載的貨物密度低。

與一般貨運公司不同的是,亞馬遜向東飛行的飛機會在深夜離開華盛頓洲和加州。此外,由於亞馬遜飛機中途不會逗留,所以運輸速度更快。Prime服務的標準到貨時間是2天,亞馬遜可以壓縮到1天,甚至可以按小時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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