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讀書札記131028法治(中篇) 掌門天地

“The Law is King.” Tom Paine
讀書札記131028
法治(中篇)
掌門執筆

本書分為三部分，精要在於第二部。
<八項原則>
作者將「法治」的實質內涵分列為八項原則，他說：“其他人完全可以提出不同的原則，或者採取不同的表述方式。” 擺出相當開放的態度。

原則1：法律須清楚易懂，且可以預料。
這原則驟眼看來是為了執行方便，實則內含深意。 Herbert Hart曾說過：“法律未用之時最為有用。”**** 他的意思是說：社會因為有了法律，指引著人民的生活和行為，抑制或削減了大量潛在的衝突和矛盾。 那些衝突矛盾因而沒有爆發，也沒有告訴到法庭上去。“刑清政簡”，此法律之大用也。

現代商業社會猶其如此。 商業行為非常複雜頻繁，牽涉各造之間利益衝突既廣且深，又每多涉及公共行政和國際參與，如果法治不嚴，便易生混亂貪腐。 所以，現代商業大國多著重和寶貴法治。***

原則2：依法不依情。
運用法律而非「酌情權discretion」以解決公共事務問題。****
這裡，“情”不是指“私人感情”，而是指“由個人判斷情況”，即是「酌情權」。
「酌情權」在公共行政中是無法避免的， 若不賦予相關官員判斷情況行事的權力，則只能事無大小制訂指引，便會導致行政僵化，喪失應變能力。 但是，若果授予過大的酌情權，又可能導致專制、不公義，甚或貪腐。 這“兩難”是沒有辦法消除的。***
從法學家的角度看，「酌情權」為“無可避免的罪惡”。*** 它原則上是抵觸「法治」的。很簡單，不同的官員對相同的情況可能作出不同的判斷，因而作出差別對待，那就違反了「公平fair對待」這項「正義justice」原則。

事情還有更棘手之處，原來普通法法官在審案的時候就被賦予了相當大的「酌情權」！依歐陸法系的觀點，那是大有問題的。補救之道，是對酌情權施加限制，此外無他。

原則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應平等適用於所有人，除非客觀差異要求差別對待。****
這條原則的精神毫無爭議性, 嚴重爭議存在於實踐上何者謂之 “客觀差異要求差別對待” . 雖在現代民主法治社會, 的確有部分國民在司法層面上遭到差別對待, 例如兒童. 兒童與成人是連續體, 司法上只好武斷地劃分界綫, 英國法律規定對十歲以下兒童豁免刑事起訴.

在歷史上, 類似的 “差別對待” 區分法則在社會成員間不斷修訂***, 構成政治和社會生活實質內容的與時更變. 舉例: 解放奴隸, 成年男子普選權, 婦女選舉權, 消除同性戀歧視….. 等等, 均將某種長期認為適切的差別對待移除, 擴充了「法治」的涵蓋範圍.

原則4：公職人員行使權力的時候，必須依照法律授權之目的。
作者認為這是法治的中心原則.*** 「法治」就是經由代議制的立法機關訂立法律, 交由行政機關執行, 而由司法機關加以確保. 這裡 “公職人員” 泛指三個部門所有成員, 而不單止政府公務員.

公職人員行使權力的時候, 首先必須 “真誠”, 此點不言可諭.
其次, 必須 “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 這又包含兩點:
A公職人員不應受到個人利益或偏好影響其執行職務.***
舉例: 任何人不應在牽涉自身利益的案件中擔任法官.
B任何人如遭不利對待, 均有權陳情.

公職人員行使權力的時候, 不得越權 ultra vires.
“越權” 意指行使權力超出授權界限, 進入沒有酌情權的範圍.
舉例: 警員只被授權在遭到暴力襲擊的時候使用槍械, 那麼,從疑犯背後開火就是越權.

最後, 最棘手的是: 公職人員行使權力的時候, 必須 合理.
何謂 “合理” 只能由 專家權威或 普通法法庭敲定.

<司法複核>
司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審查權力體現為「司法複核judicial review權」.****

根據上篇: 國會、行政首長和 最高法院 “有而且僅有” 憲法所授予的權力。 分立的三權均為至尊憲法所制約, 然而憲法卻由司法權加以解釋, 從而構成了 “司依複核” 的理據. 這樣就陷入司法權獨大的危險, 平衡之道, 法院在行使司法複核權的時候, 要受到諸多節制.

原則上法院無權指導政府如何施政, 它的作用只是宣佈現存的政策無效, 並下令指定的決策人重新做出合法的決定; 或者禁止決策人執行某項提議; 又或者命令決策人履行某些未盡的職務責任.***

《法治：英國首席大法官如是說The Rule of Law》(2010)
Tom Bingham
2011年Orwell Prize最佳政治書得主

2014韓國年度創新企業TOP100強（中篇）

Demoday 是韓國最大的創業企業數據庫，為韓國的創業企業提供公司成立、增收、市場拓展、投資以及M&A等一系列服務。Demoday數據庫中有超過12000個創新企業，此榜單是從中挑出300個企業，以此為基礎評選出來的。
 

此榜單希望能將韓國優秀創業企業推向世界，同時Demoday也希望你能找到具有英雄所見略同的中國優秀合作夥伴，一起合作。有意者可加微信wenjiaxia。

 

本文為i黑馬原創，謝絕轉載，如轉載請聯系微信號korchagin

本文為i黑馬版權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侵權必究。

法律151105刑事法(三十一) 謀殺 中篇

法律151105
刑事法(三十一) 謀殺 中篇
蕭律師執筆

Hyam v DPP（1975）：Hyam太太（H）被控謀殺兩孩童罪成。她在兩孩童住所的樓下放火，孩童死於火中窒息。H的動機是想使兩孩童的母親（牽涉入和H的前男友的複雜關係）害怕。她辯稱她只是“想嚇嚇”兩孩童的母親，從沒“意圖” 引致任何人（包括兩孩童）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

此案的各位大法官對「蓄意的惡意」的看法意見分歧，各自表述，直至Archbold Criminal Pleading Evidence and Practice在1982年出版（我們簡稱它叫Archbold，視之為刑事法實務上的「天書」），所謂「Hyam指引」才得以“淨化”。
它說：“在法律上，以下兩種情況的任何一種，都算是一個人自願行為引致後果，如果（a）他「想」它發生，無論他能否預見它會否發生；（b）他「預見」它或許會發生，無論他是否想它發生。” ***

香港Leung Kam Kwok（1984）案引用這個Hyam指引獲英國樞密院支持，但作以下附加：

“這個「意圖引致嚴重身體傷害」作為「蓄意的惡意」的一種形式，多次在庭上受到挑戰，但多次都被駁回。 英國上訴刑庭在Cunningham（1982）和Vickers（1957）均指出「明示」惡意是「意圖殺害」，「默示」惡意是「意圖引致嚴重身體傷害」。” 後者已在上面A-G’s Reference (No.3 of 1994闡述) 獲上議院， 及香港上訴庭在HKSAR v Coady（2000）案所確認，但大法官附加：被告必須預見「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是「高度可能」而非簡單「可能」。

至1985年，上議院重臨此議題，首先在 R v Moloney（1985），後在R v Hancock and Shankland（1986），訂下結論，所謂Archbold的「Hyam指引」是“不完善和潛在地誤導，不應再作為引導陪審團的指引。”***

以下幾宗案例，有些在講犯罪意圖時已討論過，但在此重溫，或對以下法律演繹的理解有所幫助。

R v Moloney（1985）： M，一位在家渡假的年青士兵，被判謀殺他的繼父罪成。兩人關係看來非常良好。 兩人一起在夜間參加一個敘會、喝了相當多烈酒。據M所言，M和他的繼父互相挑戰看誰拔槍和裝上子彈快。M勝出。他的繼父挑戰他：「你敢扣板機嗎？」M如言將槍指著繼父的頭部，扣板機，立時把繼父射殺。在被盤問時，他說：「我並沒有描準，一扣板機，他就死了。」

原審法官應用Hyam指引去引導陪審團，告訴他們，如果一個人預見一個結果或許發生，無論是否他所期望，「意圖」就得到證明。被告向上訴庭上訴，仍然失敗，他再上訴到上議院獲得成功，謀殺罪名終獲推翻，但被改判誤殺。
上議院大法官趁機大談「意圖」。Lord Bridge代表大部分大法官發言，雖然沒有否決Hyam指引，但不接受原審法官對陪審團的引導。他下結論：「預見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本身不能在謀殺案中建立「蓄意的惡意」。那不是「意圖」的代語詞。「可能性的預見」最多只可作為「歸納」特定心理狀態的「證據」。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必把「預見」與「意圖」扯上關係；應該讓陪審團以普通常識去理解「意圖」。陪審團在謀殺案中應被引導去自問：（1）死與嚴重傷害是否被告自願行為的自然結果？（2）被告是否預見，結果是他或她的行為的自然結果？在此案中，如果陪審團對以上兩個問題的答案是「是」，那麼正確的推論是「他想那後果發生」。

但Maloney指引的正確性立即在R v Hancock and Shankland（1986）案中被挑戰，而「預見」與「意圖」的關係再獲審視。在此案中，大部份大法官確認Maloney指引，但認為Lord Bridge的兩步指引本身有所欠缺，應加進「或然probable」的考慮。

R v Hancock and Shankland（1986）：H及S是兩位礦工，參與了漫長而艱苦的煤礦罷工。為了阻攔意欲前往開工的礦工，他們在高速公路的架空橋上推下一塊65磅重的石屎在公路上，作為攔阻接載工人前往工作的車輛。他們聲稱，以為石屎不會有傷害性落下橫架路上，但竟跌落在接載工人前往開工車輛的擋風玻璃上面，壓死了司機。 H及S願意承認誤殺罪，但被控謀殺。原案法官應用Lord Bridge的二段法去引導陪審團。

二人被判有罪，上訴得直。上訴庭認為Lord Bridge判詞大部份是 旁及語obiter而且是錯的。控方不服，上訴至上議院，但被駁回。上議院大法官重申確定Lord Bridge有關意圖的意義，但仍認為他的二段法有所不足，「可能」應附加於每一條問題內，陪審團應考慮可能的程度，因為：“後果可能性愈大，預見後果的可能性就愈高；如那真能預見，更大可能就是結果是渴望的。”

Maloney及Handcock and Shankland二案因此定下：當「意圖」明顯於「預見」，「預見的心態」就顯得是由高度有關的證據去決定、去推論是否具有「意圖的心態」，特別是被告即時的「目的」並非其想引致的後果。

說史160225日式拉麵的堀起 中篇

說史160225
日式拉麵的堀起 中篇
執筆人：蟬

〈配給的時代〉
拉麵貴為新一代的日本國民食物，其流行化卻是藉由一組相當政治化的事件。
一戰期間日本政府為了加大軍工產出而大力投入工業化，出現了大量離鄉別井到城巿工作的人口，他們中間流行以有較佳飽肚感的「南京蕎麥麵」來充飢。這潮流一直延續至二戰前，再次易名的拉麵以「Shina Soba中國蕎麥麵」繼續傳播，易名是想將食物種外來的原素淡化。

拉麵出現在 咖啡店Café、百貨公司的美食廣場、戲院門外的「屋臺Yatai」等處。它無所不在，而政府經研究後也將這中國食物引入軍人的飲食之中。人們認為拉麵比傳統日本食物更有營養和更美味。

這種風潮到了二戰卻遇上障礙。日本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入侵滿洲，並在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正式向中國全面開戰。 1938年通過「國家動員法例」，以便在戰時控制物資的分配和實行食物配給。1941年政府實施大米、麵粉、雞蛋、魚類和植物油等基本食物配給。由於物資的短缺加上法律嚴厲打擊屋臺等違例食檔，拉麵在二戰期間幾乎銷聲匿跡。***

動員令將物資大幅傾斜至戰爭相關人員，以大米為例，1942年的「食物管理法」規定士兵、重工業工人和平民的日配給量為600、420和330克。現時家用電飯煲的一杯米為185克重，折合約兩碗飯。當時日本控制著數個殖民地區，如滿洲便帶來額外的黃豆收成，並納入為配給物資。

與戰前工人講求飽肚感相反，二戰期間大力推廣 “減少食量”，作為支持前線戰鬥的指導思想。 政府將每月8及28日定為「無肉日」，並宣傳「日之丸便當Hinomaru Bento」，將節省食物提昇為愛國的表現。其中以「主婦連合會」為民間的大力推手，在主婦間推行玄米進食，並向不省食的家庭施以壓力。*** 2013年日本NHK電視臺播放的「謝謝款待 ごちそうさん」，當中便講述二戰時主角卯野芽以子為了令家人吃得更好而備受周邊主婦的壓力，認為她不守婦道。此劇打破保持了十年的同時段收視紀錄。

美國食物史學家Amy Bentley指出日本與美國在戰時的配合制度、手法和效果相當接近。*** 兩國皆史無前例地操控全國的食物生產過程與分配制度，並大力針對負責家庭飲食的主婦，灌輸國家統一配給食物的理念。這種深而廣的操控影響著一整代人民對食物的價值觀。

〈被配給的時代〉
日本於1945年8月投降，美軍佔領本土達7年之久。戰敗的日本陷入極嚴重的糧食危機：戰前從領地如臺灣、韓國和滿州輸入的物資一下子中斷（臺韓的大米入口佔全國消耗量20%），近8百萬國外戰鬥人員一併回國，加上動員令調動農民轉投工業生產，使農產品產出大幅下跌（1943到1945年間下跌26%），讓國民陷入現代日本史上最飢餓的時期。

美國為了舒緩當時的困境，便以小麥為主糧配給與平民。但美國並不當真關心日本的情況，美軍進駐首年每名成人指定配給份量為1042卡路量，即約為成人每日需要的2/3左右，以東京為例，首年每人實際只能獲得指定份量的70%。最為諷刺的是，縱使美國在民間大力宣傳配給是一種善行，並成功讓日本國民覺得美國是朋友，但只要翻查當時的財政紀錄，美國駐軍的所有開支，包括配給的糧食、日常的花費等，全部都由日本政府支付。

持續的低水平糧食配給一直維持，直至1947美國總統 杜魯門決定對政權快要塵埃落定的中國採取圍堵政策。*** 日本一下子由任人魚肉的戰敗國變成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的戰略夥伴：「偉大新月 The Great Cresent」的領導者。
1947年由美國進口日本的小麥由承諾的1百萬噸急增至1.57百萬噸。美國配給政策的轉向，加上極為成功的宣傳活動，日本國民對麵包的消耗量大幅增加，從1948年的26萬噸增加至1951年的61萬噸。

「日美安保條約Japan-U.S. Mutual Security Act」甚至將出口至日本的小麥列為主要資助項目之一。日本政府為了將小麥套現而將之在國內出售，使日本從戰後直至60年代中期一直有極為充裕的小麥供應，為日後拉麵的再堀起舖平了道路。***

參考：《The Untold History of Ramen: How Political Crisis in Japan Spawned a Global Food Craze》(2014) George So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