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上海自貿區金改或以人民幣跨境使用擴容開局

上海自貿區金改加速

上海自貿區金改核心

國務院督戰融資難 釋放金改提速信號

本文來源一財網，作者 李德尚玉 杜卿卿，授權華爾街見聞轉載

高層昨日連出10招緩解企業融資難，再度釋放金融改革提速的信號。

11月19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增加存貸比指標彈性，抓緊出臺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方案，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等10條辦法，旨在緩解融資成本高的問題。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是因為傳導機制不暢，“貨幣市場的水首先流入金融機構，其次才由金融機構向實體經濟流動。體制瓶頸的梗阻導致了資金流動不暢，所以小微企業貸款難。”

而對於新股發行註冊制改革有望加速推進的預期，有券商分析人士對《一財》表示：“目前總體目標就是降低融資成本，一個前提就是要降低直接融資門檻。”他認為，在退市新政生效之後，註冊制改革方案的推出已經比較成熟。

利率市場化絆腳石松動

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增加存貸比指標彈性，改進合意貸款管理，完善小微企業不良貸款核銷稅前列支等政策，增強金融機構擴大小微、“三農”等貸款的能力。

合意貸款的說法此前已經引發了市場關註。“這是一個前奏，和存貸比的取消是結合起來的。”連平稱，合意貸款總量流向和機構的管理問題將是未來的重頭戲。因為要推行合意貸款，所以銀行明年或取消存貸比。

然而，兩者之間也是相互作用的。中國銀行業在存貸比取消後，會不會拼命放貸款？這是一個問題，所以需要用合意貸款來對銀行放貸行為進行約束。央行將會使用相應工具來對貸款進行調控，也就包括合意貸款。

“比如銀行通過該年M2目標情況，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結合自身具體情況來確定一個貸款增長的計劃，上報央行，央行來衡量是否可接受。”連平稱，“如果央行覺得不可以接受，那麽央行會通過差別存款準備金率進行調整，提高該銀行的存款準備金使得其資金量減少。”

此外，在外匯占款增速越來越慢的趨勢下，通過央行獲得融資將是非常重要的渠道。銀行需要資金時，央行還可以通過再貸款給予資金支持，從而通過調整再貸款的利率來使得銀行服從合意貸款目標。

另一方面，存貸比放松也是利率市場化的必然之舉。值得註意的是，昨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提到了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

央行行長周小川曾提到，利率市場化在兩年內可以實現，並表示“感覺中國的最高層領導對改革有緊迫感，只爭朝夕，所以我依然按此準備”。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高級經濟學家章俊對《一財》稱，小微企業貸款利率高恰恰是市場化的行為。反過來，利率市場化推進難度大，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這是所謂的“預算軟約束”，因為它們對利率不敏感。

“目前這兩個方面推進已有突破，包括政府推出的43號文，城投債不能發了；國企推進混合所有制。”章俊說。

今年國慶前夕，國務院發布《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即43號文），隨後財政部向地方財政部門和部分城投公司下發了“處置辦法”，對存量債務的甄別、處理方法做了具體規定，對城投債進行限制。

章俊稱，利率市場化涉及到三個核心改革目標。國內改革最重要的三方面已有體現：財稅改革、金融改革、國企改革；財稅、國企改革兩個主體恰恰是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阻礙，而金融改革的核心就是利率市場化。

在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方面，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建立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引導金融機構合理調整“虛高”的貸款利率。

那麽市場上的利率是否“虛高”？中信銀行杭州分行小企業金融部總經理俞偉成對《一財》稱，小微企業貸款和上市公司貸款比，風險的確較大，所以融資成本的確較高。

“央行的寬松政策使得整個金融體系的利率實際已下降了，這是立竿見影的。但實體經濟的利率的確維持在高位，但我不認為是‘虛高’，”章俊對《一財》稱，“這恰恰是銀行對風險溢價的市場化反應。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中小企業風險不斷累積，恰恰是銀行對風險定價的自我控制，在風險上行的情況下，才造成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降不下來，這是銀行市場化風險定價的結果。”

連平也對《一財》稱，如果要說“虛高”，其實小微企業貸款利率比銀行一般貸款利率高得多。小微企業貸款首先是獲得性難，因為獲得難所以貴。如果獲得容易，利率就高不上去，這是融資結構問題。

連平表示，真正願意給小微企業融資的機構比較有限。雖然現在央行和銀監會一直鼓勵金融機構給小微企業貸款，保持貸款增速，現在來看，增速是保持的，但不一定能夠完全滿足其融資需求。

從目前來看，小微企業多為民營企業，這就需要有一批小型民營銀行，為小型企業服務。所以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提到，加快發展民營銀行等中小金融機構，支持銀行通過社區、小微支行和手機銀行等提供多層次金融服務，鼓勵互聯網金融等更好向小微、“三農”提供規範服務。

新股發行註冊制改革臨近

昨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還明確提出，抓緊出臺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方案，取消股票發行的持續盈利條件，降低小微和創新型企業上市門檻。

方正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郭艷紅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從國務院常務會議的表述看，註冊制改革方案應該已經完成，而且推行進度會加快。

“市場本來預期今年年底出註冊制改革意見，明年末試點，但最近由於新股發行進度明顯不達目標，仍然有大量的公司在排隊等候。”郭艷紅表示，當前情況發生變化，預計註冊制改革推行進度會加快，目前排隊待上市的公司可能會有部分采取註冊制的方式上市。

註冊制改革是目前中國證監會正在推動的一項資本市場領域的重要舉措。去年底，隨著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啟動，IPO開始了向註冊制過渡的階段。由於註冊制改革需配合《證券法》修改，證監會曾表示預期將在今年年底推出註冊制改革草案。

證監會副主席姚剛在10月30日出席第三屆金融街論壇時稱，要抓住當前制約市場功能發揮的突出問題，全面深化市場各領域、各環節的改革，積極穩妥推進股票發行註冊制。

隨著年底臨近，市場對註冊制改革草案推出的期待也越來越熱切。特別是對於國務院層面“抓緊出臺”草案的表態，業內人士解讀為改革步伐將加快的信號。

在郭艷紅看來，中國證券市場上，哪些公司可以發股票、哪些公司可以再融資，都需要審批。這在前些年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發展時期是無可非議的，但是隨著小微企業大量湧現，這種機制必須發生變化，而註冊制恰恰是將選擇權重新交給無數的投資者。

“不瞞大家，作為一個監管部門，面對這個問題，這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現實的挑戰和一個非常嚴峻的課題。”證監會副主席莊心一昨日表示，證監會正在集思廣益，研究推進註冊制改革，希望能夠推動投融資進一步平衡。

在莊心一看來，當前之所以有一批企業在準備上市或正在上市，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資本市場的投融資匹配還有失衡之處，對接不夠完善。一邊是許多公司要上市，另一邊，則是許多資金、許多投資主體感覺投資渠道不夠豐富，投資產品、工具還不夠豐富，投資組合的空間也不夠大。

目前在中國金融體系中直接金融占比過低，資本形成效率和質量難以適應經濟結構優化調整的需要。莊心一表示，加快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顯著提高直接金融比重的任務顯得更為重要和緊迫。

前述券商分析人士則認為，隨著退市機制的明確，註冊制改革草案推出時機已經比較成熟。

今年下半年，證監會完成了退市規則的修訂，新的《關於改革完善並嚴格實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幹意見》也已於11月16日起正式實施。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退市新政的實施，正是註冊制改革的前奏。

平安證券研報認為，強制退市制度的完善，有助於降低和消除垃圾股票“殼資源”的價值，從而防止市場對垃圾股票殼資源的惡意炒作，防止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市場有進有出，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但是，如果“牛市”不來，註冊制能不能推呢？該券商分析人士表示，目前市場相對低迷，但是註冊制改革依然要推進，只不過進程可能有所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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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貿區金改3.0啟動 境外融資大松綁

昨日中國央行上海總部發布《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分賬核算業務境外融資與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管理實施細則》(《實施細則》)，在含擴區前後的整個自貿試驗區全面放開本、外幣跨境融資；取消境外融資前置審批，改為事中事後監管；依托自由貿易(FT)賬戶管理系統，運用風險轉換因子等新管理方式，充實自由貿易賬戶功能。

專業人士認為，《實施細則》最大的亮點在於擴大了境外融資的規模和渠道，企業和各類金融機構可以自主從境外融入資金。

中國證券網報道援引央行上海總部表態稱，

《實施細則》上調了經濟主體從境外融資的杠桿率，企業的融資規模從資本的一倍擴大到二倍；

銀行此前不能從境外融入人民幣資金，《實施細則》允許銀行從境外融入本外幣資金；

證券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也能從境外融入資金。

浦發銀行上海自貿區分行副行長王建新對 《每日經濟新聞》表示，銀行從境外獲取融資對做貿易和境外並購的企業都很有利，按人民幣基準，如不算其他風險資產，一年期融資成本可降50%左右。

另據中國證券網報道，以上亮點是中國央行上海分行行長、國家外管局上海市分局局長張新昨天答記者問時列出的五大創新之首。張新認為，《實施細則》可以說是自貿區金改3.0版的一個關鍵起步，未來半年將是全面推進金改3.0版的關鍵時期。他透露，下一步將研究開放個人的資本項目可兌換。

張新昨日還提到《實施細則》的另外四個創新之處：

    · 運用風險轉換因子等新的管理方式優化境外融資結構。

    · 改革事前審批為事中事後監管。取消了境外融資的前置審批，擴大了經濟主體的自主權。

    · 建立了宏觀審慎的境外融資風險管理新模式。

    · 上海率先建立了資本賬戶可兌換的全面放開本、外幣境外融資路徑，以及風險轉換因子（包括期限風險轉換因子、幣種風險轉換因子、類別風險轉換因子）等現代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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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樹清山東金改“成績單”：去年直接融資幾近翻倍

郭樹清山東金改“成績單”：去年直接融資幾近翻倍

第一財經日報 杜卿卿 衛詩婕 2015-03-04 06:00:00

2013年下半年，山東啟動了金融改革。金改實施一年多，效果如何？《第一財經日報》獲得的山東省金融改革發展情況報告顯示，過去一年山東省在直接融資、小微金融、國資改制等多個領域，都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

溫州金改：逆水行舟三年半

溫州新舊金改疊加3年有余，各項打通民間資本與實體經濟的通道都在溫州建了起來，但在政策桎梏與宏觀經濟周期調整的雙重掣肘下，“兩多兩難”（民間資本多、投資難；中小企業多、融資難）依然考驗著溫州。

作為改革先鋒，溫州金改試驗中的得失可資借鑒。

“我們是走出了低谷，但還沒有走出困境。”這是時任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在溫州金融改革三周年座談會上的評價：溫州金改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溫州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還是不良貸款和兩鏈（擔保鏈、資金鏈）風險，“溫州還處於企業金融風險之中”。

2011年秋，過度借貸在溫州吹出一個巨大的信貸泡沫，以一場慘烈的民間借貸危機作為終結。銀行、民間資本和實體經濟都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據官方披露的數據，僅銀行業的不良資產就高達千億。

政府對溫州借貸危機原因的解讀是，壟斷金融體系導致的“兩多兩難”（民間資本多、投資難；中小企業多、融資難），並由此促成了國家層面的金融改革試驗區落地溫州。

2012年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實施《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俗稱“老金改12條”，希望把民間資本與實體經濟對接起來。

如今，金改啟動3年有余，各項打通民間資本與實體經濟的通道都在溫州建了起來，但面對結構調整中的中國經濟與政策桎梏，“兩多兩難”依然考驗著溫州。

2015年3月26日，央行同意實施浙江省政府起草的《關於進一步深化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的意見》，即溫州“新金改12條”，批準溫州推行新一輪改革。

如今，又是半年已然過去，溫州“新金改”進程如何？

最不被看好的變成了“溫州經驗”

“金改12條”中，起初最不被看好的，是民間借貸登記，但如今溫州經驗被央行推廣複制到全國。

2015年11月，位於溫州鹿城區東明路的溫州民間借貸服務中心對股東架構做出調整，從原有22個股東精減為3個。與此同時，中心門口多了一塊新牌子——溫州市民間財富管理中心。

“精簡股東是為了能夠靈活決策，更好地轉型。”民間借貸服務中心總經理徐智潛表示，民間財富管理中心為民間借貸服務中心的全資子公司，將引進私募基金、信托、證券和資產管理公司等專業財富管理機構，引導民間資本投資。

民間借貸服務中心是溫州2012年金融改革的產物，主要承擔民間登記備案和融資對接兩項功能，全市共有7家。今年以來，各中心開始尋求轉型。

“溫州民間借貸服務中心此前模式設計有所不足。”溫州市金融辦副主任葉新明介紹，雖然承擔了讓民間借貸陽光化的職責，但是中心自身盈利能力很差，僅能維持收支平衡，“除了一些配套和出租物業平臺提供服務的收入，其他收入沒有。”因此，政府希望賦予登記中心一些其他的功能，來解決它的盈利問題。

2012年的“金改12條”第一條“規範發展民間融資”中，主要內容便是“開展民間借貸服務中心試點，引進一批中介機構入駐，提供民間借貸登記、合約公證、資產評估登記等服務，引導民間融資陽光化、規範化”。

當時，幾乎全民放貸的溫州爆發民間借貸危機，為給予民間金融合法地位並將其納入監管，2012年3月29日，在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獲批的第二天，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便註冊成立。

但在“金改12條”中，起初最不被看好的，也是民間借貸登記。徐智潛向南方周末記者坦言，中心剛設立的時候，外界都覺得這個機構做不起來，“從法律和習慣來講，誰願意來登記？我們內部也去論證過，沒人覺得這個機構能做得起來。”

徐智潛提供的數據顯示，前兩年，中心登記成交額五十多億，符合登記要求（例如寫明借款用途）的更少，只有23億。“當時做得很辛苦，因為沒有環境。”他說。

後來，中心引入一批小貸公司等中介機構，跟它們簽協議，中介機構所有業務到登記中心備案，“這才把第一批登記備案的形式確定下來了。”

到現在，至2015年11月末，該中心已累計登記269億民間借貸，接近溫州民間借貸規模的1/3。如果加上由政府監管的小貸公司、典當行以及擔保公司的民間借貸數據，相當於溫州大部分民間借貸信息已經被政府掌握。

溫州民間借貸登記的經驗被央行推廣，在全國15個省複制了七十多家。在金融改革正酣的山東省，某市還曾為此5次造訪溫州市金融辦。

強制備案與真假利率

除了放貸方怕露富、要交20%個稅，借貸方怕財務曝光拿不到銀行信貸等老問題仍然存在，登記中心面臨一個新的挑戰——登記的真實性。

2014年底，溫州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在陸家嘴論壇上發言時說，作為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落地後推出的重點項目，登記服務中心於2012年4月26日正式營業，但直至2014年3月1日《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下稱“條例”）及其實施細則正式實施，登記才逐步邁向正軌。

條例是中國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規，其核心在於填補了民間借貸合法性的法律空白。條例所稱的民間融資，是指自然人、非金融企業和其他組織之間進行資金融通的行為，從定義上放開了“個人對企業借貸”的限制。直到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才明確了這一點。

徐智潛對此的解讀是，一般的民間借貸，如果不登記，超過了一定的額度可能是非法集資，“換句話說，如果吳英當時所有的借貸都登記了，就不會被判無期徒刑。”

同時，條例也建立了“強制備案制度”：單筆借款金額三百萬元以上的；借款余額一千萬元以上的；向30人以上特定對象借款的，必須去地方金融管理部門或者其委托的民間融資公共服務機構備案，而登記中心正是受政府委托的機構。

“如果金額非常大，涉眾，又不來登記，被金融辦發現、查實，就會對你進行處罰，”徐智潛說，這就是溫州與其他地方的根本區別，“溫州金融辦有監管權、處罰權，其他的地方對待民間借貸這一塊，誰都不會去管，出事了，公安局才會介入。”

至於如何發現這些不來登記的違規對象，葉新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房管部門、法院立案等都是信息的重要來源地。目前已發出63份整改通知書，不過處罰力度並不算大，“剛開始還是以教育為主，引導他們到平臺上來。”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發現，除了放貸方怕露富、要交20%個稅，借貸方怕財務曝光拿不到銀行信貸等老問題仍然存在，登記中心面臨一個新的挑戰——登記的真實性。

今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對民間借貸劃出兩條利率紅線：24%以下的合法；24%-36%的不合法，但借貸雙方可以自願履行；超過36%的就是高利貸，超出部分還可以向法院申請返還。

目前，溫州民間借貸的規模在800億左右。徐智潛說，任何利率都可以在登記中心登記，只會告訴登記者，超過24%的不合法，登記雙方自己斟酌。

也就是說，登記中心對於利息在24%-36%之間的，吸引力最大，登記了相當於從違法變為符合溫州地方法規；而利息低於24%的，無論是否登記，都是合法的，登記了理論上反而要交20%的個稅；超過36%的不僅違法，還要返還，自然不會登記。

一位從事破產重組業務的溫州律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溫州利率仍然存在雙軌制。比如企業破產重組過程中，免不了會向小貸公司等民間金融機構借一筆轉貸資金，因為風險大、時間緊，這部分資金利率有時會超過36%，而為了使借貸合法同時獲得高出36%的利息，比如一筆1000萬的貸款，借貸雙方要簽1200萬的合同，其中200萬用現金返還借貸者，“就算強制他們登記，登記的利率也是假的”。

私募債受挫

2012年金改後獲證監會批準發行的溫州小微企業私募債，很快就體現出風險定價不匹配的一面，投資者們就紛紛選擇提前兌付。

2012年為溫州市委撰寫改革方案的學者之一——時任浙江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的史晉川，三年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溫州應該構建一個與溫州民營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地方金融體系，即小微企業可以通過向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農村信用社等地方金融機構貸款（間接融資），而當企業要轉型升級、融資數額大增的時候，則可以通過私募股權基金以及非上市公司的場外股權交易等方式進行直接融資。

“金改12條”中，“培育發展地方資本市場”“大力發展專業資產管理機構”“積極發展各類債券產品”等內容，都是為了構建上述直接融資市場。

之後，除了個人境外直投沒有獲批，各項直接融資通道都在溫州建了起來。但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民間借貸危機後遺癥與調整結構的中國經濟周期互相疊加，使得直接融資通道的運行並不盡如人意。

比如，2012年金改後獲證監會批準發行的溫州小微企業私募債，很快就體現出風險定價不匹配的一面。2012年，江南閥門有限公司發行了溫州首單中小企業私募債，期限2年，發行規模為5000萬元，票面利率9.2%。然而僅過了一年，投資者們就紛紛選擇提前兌付。

溫州市金融辦當時對此事的回應是，投資人行使回售權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受“錢荒”的影響，市場資金面比較緊張，一些投資人自身面臨較大的資金壓力，因此選擇回售。第二個原因則是，有部分投資者並不缺資金，而是希望將資金轉投市場上更高收益的產品。

顯然第二個原因更切中溫州的實際情況。至此之後，此類債券再沒有推出。

相比之下，同樣作為金改創新，有著政府信用背書，用於城市建設的“幸福股份”和“藍海股份”，是一種類似於市政債的項目投資，利息雖然不及上述中小企業私募債，但已募集資金43億元，並且幾乎每期都能提前募集完畢。

經濟下行與逆水行舟

2011年溫州危機疊加中國經濟轉型，市場風險加劇，更加缺乏值得投資的機會，“金改假如在經濟上行的過程中，可能會好做一些。”

“金改12條”中，“大力發展專業資產管理機構”，是為了打通近9000億民間資本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血脈通道。

2015年3月，溫州“新金改12條”繼續提出，要加大民間資本管理公司業務創新。作為金改創新手段之一，10家民間資本管理公司均由溫州龍頭企業牽頭，政府希望可以借此集合社會上的閑散資金，做股權投資，解決“兩多兩難”問題。

人民銀行溫州支行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5月末，溫州市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8901.49億元，相較於其他城市，人均10萬元的地方財富依舊可觀。

然而，一位民間資本管理公司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現在好的項目並不多，股東的錢就夠了，而且本身來講，我們也不願意建立資金池，當前風險太大，我們賠不起。”

2013年5月，國內首家民間資本管理公司——溫州甌海區信通民間資本管理公司，曾作為一家浙江農業公司的定向增發承銷商，向社會募集了800萬。如今，該浙江農業公司已被投資人舉報借款逾期並拒不償還。

南方周末記者走訪時發現，信通民間資本管理公司已經人去樓空，辦公場所只留下幾張公司負責人與浙江省委領導的合照。其辦公室樓下就是甌海區金融辦，其一位副主任表示，並不清楚信通民間資本管理公司的去向。

“溫州銀行里的錢不斷增加，民資都在等待、觀望、徘徊，要往哪里投。房地產不行了、股市不行了、投高新技術產業，風險又太大。有這麽多錢，投資還這麽困難，這就是矛盾的地方。”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一位熟悉金改的當地金融業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資金供求不平衡的癥結就在於，2011年溫州危機疊加中國經濟轉型，市場風險加劇，更加缺乏值得投資或能夠投資的東西。

比如2011年溫州跑路潮中最典型的案例——溫州“眼鏡大王”胡福林倒在了光伏太陽能上，2008年四萬億時代，正是政府和銀行行長們追著胡福林貸款，鼓勵他投新興產業。

溫州中矽科技是胡福林投資的一家光伏太陽能企業，2012年，因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向溫州甌海區法院申請破產重組。負責破產重組的是東甌會計師事務所所長金國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矽科技的清償率最終定格在6.66%，“我遇到溫州資產縮水最厲害的兩個行業，一個是光伏，一個是造船，貶值都高達90%以上。”

“蠻體諒政府的難處，說實話，經濟不好的時候有幾大忌，不能投資，不能失業，不能換工作。”上述金融業人士說，“金改假如在經濟上行的過程中，可能會好做一些。”

同時他也認為，所謂民間資本管理公司這些機構性的設立解決不了大的問題，只有搭建一個平臺，推出相應的扶持政策，才能讓資金、信息、人才往這個平臺上湧，“機構的容量總是有限的，民營銀行也好，多少個小貸公司也好，都是有限的，政府部門真正所要做的就是搭平臺。”

“底層探索需要頂層支持，走了彎路要及時糾偏。改革也需要容錯的機制，給我們放手去試的勇氣。”葉新明說。

天津自貿區“金改30條”首個實施細則出臺

天津自貿區“金改30條”首個實施細則出臺

一財網 秦夕雅 2015-12-30 15:51:00

《實施細則》共有5章18條具體措施，包括了深化外匯管理改革的創新政策與加強風險防控的具體措施等。

上海自貿區落實“金改40條” 有哪些細則待出?

上海自貿區落實“金改40條” 有哪些細則待出?

一財網 胥會雲 2015-12-29 17:05:00

近期，上海會同“一行三會”在滬機構和在滬金融市場對“金改40條”進行了梳理，綜合各部門反饋的情況，初步考慮，“金改40條”中擬出臺實施細則的有13條；擬通過推出創新實例，形成創新成果並逐步擴大效應的有18條；已經有實施細則或創新實例，但需要進一步推進落實的有9條。

上海已向兩部委提交負面清單修改建議 近期將推5條金改細則

7月20日，上海市政協召開十二屆二十九次常委會議。上海市副市長陳寅在會議上表示，希望在演出經紀、航空服務、教育培訓、軌道交通設備制造等領域實現進一步的開放。

陳寅還透露，在2015版負面清單實施的基礎上，上海已經向商務部和國家發改委提交了負面清單的進一步修改建議。同時，近期還將推出自貿區金改的5條實施細則。

自2013年成立以來，上海自貿區對於外資開放的範圍和深度就在不斷調整。在2013年發布的全國第一張負面清單基礎上，2014年又做了進一步調整，發布了2014版負面清單。與2013版相比，2014版的特別措施從190項變成了139項，減少了51項，調整率達到26.8%。對負面清單縮短的同時，上海對負面清單以外的外資企業也已經全部實行了備案管理，備案辦理的時間也由原來的8個工作日，縮減到1個工作日。

與負面清單相配合，此前上海自貿區曾發布了兩批共54項制造業服務業擴大開放項目，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目前已經累計有29項共計超過1700個項目落地。

上海的負面清單實踐為後來的全國推廣積累了經驗，也為上海外資發展註入了新的動力。

數據顯示，2015年上海合同利用外資達589億美元，同比增長86%，規模位居全國首位。實際利用外資達184.59億美元，同比增長1.6%，連續16年實現增長。

具體到上海自貿試驗區，2015年共新增外資項目約2800個，合同外資超過350億美元，占上海全市合同利用外資的59.4%;實際利用外資超過30億美元，占上海全市實際利用外資的16.25%。

這其中，融資租賃、工程設計、旅行社、遊戲遊藝設備生產銷售、演出經紀、船舶管理、增值電信等行業的擴大開放措施，都取得了積極成效。

不過，產業開放也需要進一步完善。

根據負面清單，上海自貿區進一步放寬國際船舶運輸、管理，國際海運貨物裝卸，國際海上集裝箱站和堆場、國際船舶代理等領域的外資準入條件，

但是，上海市政協常委、市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建設委員會主任孫建平表示，除“區內允許設立外商獨資國際船舶管理企業”的政策吸引了13家船舶管理企業入駐外，其余政策的實施效果均不理想，原因之一是綜合發展環境對企業吸引力不大，影響了市場主體的集聚意願。

比如，“允許區內設立外商獨資國際船舶運輸企業”一項，截至目前尚未有企業正式提出申請。

孫建平說，主要原因在於境內船公司的稅負、融資和高級海員的雇傭成本等，都高於境外。同樣，就上海爭取多年的國際船舶登記制度來說，僅單純放寬所有人股權結構、船齡限制、外籍船員配備等登記條件，而沒有具備競爭優勢的財稅、融資環境，將很難吸引中資“方便旗”船舶回歸登記。

而且，孫建平說，準入後的開放不到位，也影響了企業的實際運作。

比如，目前對外商獨資的船舶管理公司從事船員外派業務的資質要求仍然很高，給企業的運營增加了巨大的成本負擔。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員外派管理規定》，從事船員外派業務的企業，必須滿足“具有自有外派海員100人以上”等條件。孫建平說，考慮到直接聘用船員的高額成本及潛在的勞務糾紛問題，自貿試驗區新設企業對經營此類業務望而卻步。目前，外資船舶管理企業多是通過委托勞務公司派遣的方式，為其所管理的船舶安排船員。

孫建平說，要充分利用好自貿試驗區改革開放平臺，爭取中央部委支持，在全球、開放的大格局下思考航運發展環境優化問題，構築上海在國際航運領域的比較優勢，為“集聚全球航運要素資源、提高航運資源配置能力”提供實實在在的支撐。尤其在稅收政策方面，建議繼續做好自貿試驗區離岸業務稅收政策的研究和儲備，積極爭取國家支持。

今年9月,自貿試驗區將迎來三周年的大考。陳寅表示，要以自貿試驗區三周年的總結評估為契機，進一步研究深化改革的新領域和新舉措，聚焦自貿試驗區的建設，加快推動國際船舶登記制度、境外股權投資和離岸業務稅制政策等落地。

與此同時，上海也要堅持問題導向，積極務實地謀劃下一步改革開放的創新舉措。“我們要進一步發揮自貿試驗區先行先試的優勢，創新推出一批與供給側改革向適應的成果，切實提高企業的獲得感和感受度。”陳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