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導演」盧建彰在這次大選操刀總統當選人蔡英文的競選廣告, 作品風格充滿細膩的社會觀察。 他不只是透過廣告訴說改革社會的理念,更像是一個人生信仰的傳道家,透過寫小說、寫書、四處演講等, 用愛與包容力,要為世界帶來正向的力量。 總統大選落幕,民進黨贏得首次的完全執政,擲地有聲的文宣,被認為是勝選的因素之一,幾波競選廣告如《願你平安》、《人民大聲公》、《台灣隊加油》等,用細膩的觀察,說出紛亂社會下的庶民心聲,獲得許多人共鳴。不過,這幾支廣告的幕後推手盧建彰,接受《今周刊》專訪時,卻說自己和政治,其實「很不熟」。 四十歲的盧建彰,曾是台灣兩大廣告公司奧美、智威湯遜的創意總監,二十九歲就被評為全球著名廣告獎Gunn Report(全球創意報告)創意積分排行台灣區第一名,商業廣告作品很多,但在和民進黨合作前,唯一的政治廣告作品,是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兩支競選廣告。他坦言,一開始心中不是沒有掙扎,因為「不利於中國市場,但是想想,錢少賺了,卻換來很大的公共利益,所以就接了。」很會拍、很會寫,坎城廣告獎、時報廣告金像獎??,各種獎項拿到手軟,盧建彰的專業能力不容質疑,但是他身上最閃閃發光的,是善於觀察人心、洞見社會不同階層痛苦後,仍舊充滿盼望的眼光,和不斷用作品訴說希望的行動力。 「我看這些政治人物,就像是國家代表隊,有更多的要求和期待在他們身上。」留著一頭褐色長髮的盧建彰,說起話來滔滔不絕,有著廣告人的能說善道,不過卻多了一份誠懇改變社會的熱情。 他說,最早和綠營總綰文宣大計的林錦昌談廣告方向時,心中想到的是「人的苦痛」,但還不太清楚怎麼呈現。沒多久,遇到一位老朋友,身家上億,卻深深為台灣人活得不快樂感到擔憂,讓他想起蔡英文身上那種同樣迫切想要為人民做事的心,於是有了《願你平安》和《台灣隊加油》兩支廣告。 盧建彰的競選廣告不見激情吶喊、攻擊對手或端出政策牛肉的訴求,只有蔡英文靜靜地輪番用國語、台語和客語的旁白,說出平凡如你我的心聲,像一顆丟入海裡的震撼彈,安靜卻深刻地撞擊人心。 他把政治拍出高度 描繪人民對台灣感受、對未來期待「Kurt(盧建彰)本身就是一個詩人,很深刻觀察台灣的脈動。」在柯P、小英競選廣告中,和盧建彰兩度合作的民進黨媒體創意中心主任李厚慶說,盧建彰的作品文字感染力驚人,能夠有一個高度,表現出對台灣的感受、對未來的期待,討論時雙方一拍即合,他的作品「除了字體等細節調整,基本上都很到位。」善於說故事,來自盧建彰自小養成的閱讀習慣,以及愛和人聊天、觀察人生百態,隨時擷取素材的能力。他說,因為母親在他高中時出車禍留下的後遺症,以及後來父親罹患肝癌的緣故,自己有一半的人生都在進出醫院。有一次他看著隔壁床生病的孩子不願和母親分離,母親不斷勸說「媽媽要去工作,才有錢付醫藥費」,那個糾結的場景烙印在他心中,和許多身旁的故事,一起成為他創作的靈感來源。 非科班出身的盧建彰,才二十九歲就當上創意總監,是社會眼中的「人生勝利組」,但和一般廣告人最不一樣的是,他打從心裡渴望為社會帶來影響力的信念。 他說,大學會選企管系,是因為那時正逢股票上萬點的輝煌年代,人人都想進入投資市場賺一筆。但後來他開始對這行的本質產生懷疑,因為才大二的他到金融業打工,時常要給電話另一端年紀大他兩、三倍的菜籃族買股票建議,他能搬出的答案,其實就是前一天老師上課教的理論,非常粗淺,卻左右許多人的投資成效,「這情況有如電影《華爾街之狼》翻版,是一種極度的荒謬。」「人生意不在賺錢、我想當別人心中的『橫道世之介』。」盧建彰話鋒一轉,談起了他最愛的日本小說家伊坂幸太郎的小說《橫道世之介》,主角是一個外貌、能力都平凡的大學生,但是對身旁人適時的付出、關懷,讓他在多年之後,成為眾人回憶當年時,難以忘懷的「大家的好朋友」;這就是盧建彰期許自己成為的人。 「他總是可以在客戶的回應中,跳脫表面字句,看見客戶內在真正的動機,找到改善關鍵!」奧美前創意總監、自由廣告人薛瑞昌,在十多年前盧建彰剛入行時,以上司身分和他共事三年。薛瑞昌認為盧建彰不是天才型的人物,但因他看重人、謙虛、細心的態度,補足專業上的不足,學習力很強,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年,他不斷進步,作品的感染力也更加驚人。 他把公益摻進商廣 用父子情談長照, 吸引兩百萬人點閱「我很在乎公共利益,做車子廣告,我談的其實是長照議題。」盧建彰說的,是他二○一五年幫豐田汽車拍攝的廣告,觀眾先是看到藝人修杰楷飾演的男主角開著車,好像載著孩子去旅行,但最後發現他推的不是嬰兒車而是輪椅,一起出遊的則是他的父親。這支網路影片,兩周內吸引兩百萬人次觀看,可見盧建彰的廣告超越商品本身,引起更多人對品牌價值的認同。 「工作也可以帶給人幸福,比賺三、五億元更有意義。」盧建彰相信,一定能透過自身的工作,給社會一點正向的力量。所以他談土地正義、談原住民世代貧窮議題、談炫富、談年金改革,不用批評的角度切入,而是轉過身來,期許自己和身旁的每個人「把眼睛放在別人身上,不要只是閉眼忍耐、充耳不聞別人的痛苦」。 五年前,在盧建彰三十五歲、事業如日中天之時,他辭去廣告總監的工作,到台藝大念電影研究所,轉作廣告導演,為的就是想要更自由地說自己想說的故事。 曾經的不自由,帶來現在珍惜的自由。大學畢業時,盧建彰是全班的異數,在同學們紛紛投入商業領域時,他進入廣告業,本以為可以不用坐辦公室,沒想到廣告業卻是加班到天荒地老的行業。他從最低階的AE(廣告業務)做起,負責倒茶水、跑腿,連會議紀錄都曾被撕掉十次。他回想第一天上班,公司一票人去吃飯,在座都是薪水高他兩、三倍的主管,卻要薪水最低的他買單,傻眼的他說身上沒錢,卻引來白眼,那種感覺,他一輩子忘不了。 「所以不管我後來當到多高的位置,都不會輕視底下的人,因為這是不尊重專業。」盧建彰說,雖然他後來從AE轉作文案,不再動輒被叫去跑腿,但工作不該有貴賤,「創意了不起的是想法,而不是人,不該有誰高誰一截的陋習。」對人的善良和公平,除了來自他虔誠的基督教信仰,也深受家庭影響。盧建彰的老家,曾是台南的望族,家中常見達官貴人;孰料家族親戚倒債,一夕間家道中落,後來母親重病,父親得用一個月四萬元不到的薪水養活全家人、付學費,但仍給予孩子正向積極的價值觀。他還記得,父親曾經告訴他,「就算無法賺大錢,但要做一個讓人懷念的人。」這句話,就深深影響他至今。 「Kurt比其他導演更宏觀思考,總是加入個人對社會的關懷。」和他合作多年的工作夥伴、想像影像總監製蔡麗雯笑言,他是一個好脾氣的人,在面對工作的困難時,總是「以不變應萬變」,如一四年拍柯P競選廣告時,只有兩天時間找齊演員,然而有政治色彩的廣告不易找人,結果找來的都是素人,包括工作人員的家人,甚至自己的妻子,盧建彰也因應人選隨時做腳本調整,最後廣告如期完成,大受好評。 一五年初為人父的盧建彰,在同為廣告人出身的妻子陳祖安眼中,變成一個「更有愛、更有包容力」的人。有了孩子,就更在乎是否給予下一代更好的世界,所以在談論工作時,也總是會想透過作品向社會發聲。而她也稱讚他,是一個生活工作都平衡的人。 他用倒數來算生命長度 離開只剩九千多天,更珍惜每一刻採訪妻子的當下,盧建彰正在陪小孩睡午覺。平常沒有工作時就回家,不讓妻子一個人照顧小孩太久,因為兩人都認為「創意來自於生活,沒有生活就難以有好作品」,盧建彰每天規律運動、閱讀,甚至每年都帶她去「蜜月旅行」。 「當我各種獎都得過了,就會想,然後呢,我還要做什麼?」盧建彰用平均八十二歲的壽命來倒數人生,認真地說,只剩九千多天,所以每一刻都不要浪費。現在的他不只是拍廣告,也陸續出了五本書,今年將推出第一本以醫療為主題的小說。 再來的目標?受訪前一天剛看完電影《大賣空》的他,直說自己未來的目標,就是拍出這樣說出人性貪婪、反思當代社會的電影。說著說著,他的眼睛散發出光芒,彷彿已經進入自己執導的長篇電影劇情中;那種想要改變世界的熱切,好像也讓現場的溫度跟著熱了起來。 |
幫美國總統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的行為數據分析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被英國司法部下以執法強硬著稱的英國信息專員辦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ICO)盯上了。
隨著媒體披露了越來越多關於數據分析企業在政治和選戰中的作用,新的技術引起了一場激辯:行為分析是否真的可以影響選舉並且侵犯隱私,還是只不過是又一個被過分炒作的技術或新噱頭?
挑動了英國人敏感神經的還有,在資本全球化的今天,一家聲稱幫助脫歐陣營成功達成英國脫歐目的的數據分析公司,其背後的股東竟是美國億萬富翁墨瑟(Robert Mercer)。如果一切不幸被證實,是否各國的選舉法已經無法跟上科技變革的步伐?
英國信息專員辦公室在一份聲明中稱:“我們正在對使用數據分析(包括用於政治目的)產生的數據保護風險進行廣泛評估,並將與一系列組織聯系。我們並打算在今年晚些時候公布我們的調查結果。”
盯上劍橋分析
劍橋分析這樣的新型數據公司善於利用選民的私人資料建立心理學側寫(profiling)定量描繪選民性格,進而推斷選民政治傾向。
簡單而言,迄今為止大部分競選經理們還高度依賴於人口統計學,而劍橋分析已經開始使用心理測量技術,根據性格為選民建立側寫檔案,並進行行為學微觀聚焦研究,從而進一步的推測目標人群的行為變化。
這一技術的核心基於一個在學術上十分成型的模型:OCEAN模型,指標包括開放性(對新經驗的開放程度)、自我意識(有多麽完美主義)、外向性(如何社交)、親和度(體貼和合作能力)以及神經質程度(面對壓力是否可以承壓)。
基於OCEAN模型的心理側寫為選民建立檔案後,兩名在人口統計學意義上同樣是23歲~25歲的女性,其心理側寫檔案卻迥異:高開放性且外向的女性喜歡嘗試不同的新鮮食物並同他人分享,然而低開放性且外向的女性則更願意同她們的親密朋友們在一起。
把上述海量信息運用到政治選戰中,可以做到傳統競選經理無法做到的一點:有針對性對不同個體投放不同的廣告信息。譬如關於禁槍問題,如果受眾是保守人群,則可以在廣告中使用“從父親傳承到兒子”這樣的傳統故事,而如果受眾個體偏理性,則使用數據講道理。
2016年9月,劍橋分析CEO尼克斯(Alexander Nix)在美國本土的一場峰會上亮相,介紹了他們如何使用行為科學、數據分析和精準廣告投放三種方式來影響美國大選選情,並暗示他接了特朗普的單。
尼克斯在這次演講中指出,他們目前的模型可以預測美國每一個成年人的性格特質,“我們已經分析了美國每個成年人的個性,總共2.2億人。”
尼克斯甚至表示,他們對美國每個成年人平均掌握的數據點在4000~5000個。
而特朗普又是從何處得知劍橋分析的呢?資料顯示,劍橋分析的大股東之一是美國億萬富翁墨瑟(Robert Mercer),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特朗普依仗非常、並為其量身定制了白宮首席戰略顧問一職的班農(Stephen Bannon)就曾經是劍橋分析的董事會成員。目前有信息顯示,特朗普團隊付給劍橋分析約1500萬美元酬勞。
在英國方面,墨瑟同支持脫歐的英國獨立黨(Ukip)前領導人法拉奇(Nigel Farage)是至交好友。按照脫歐(Leave.EU)團隊通訊主管威戈莫(Andy Wigmore)的說法,墨瑟把劍橋分析親自介紹給了法拉奇。
“他們很樂意幫助。” 威戈莫表示,“法拉奇是墨瑟家族的好友。而墨瑟則把劍橋分析介紹給了我們。他們在美國想要的,和我們在英國試圖做的,有大量的相似之處。我們分享了很多信息。”
此前在2016年2月,尼克斯也曾承認劍橋分析幫助“充實了脫歐團隊的社交媒體宣傳活動,確保正確的信息傳達到了正確的選民手中”。
不過近日劍橋分析的發言人否認了其在民投票期間發揮了任何作用,無論是有酬還是無酬的。
英國綠黨議員盧卡斯則指出,有必要回答有關在脫歐運動中大數據的使用問題以及劍橋分析在此中扮演的角色:讓外國億萬富翁的指紋布滿了英國歷史上這樣一個地震時刻,這令人倍感憂慮,必須加緊進一步調查,確定是否已經違反了選舉法。
大數據帶來的新監管難題
劍橋分析在英國惹上麻煩的最大原因在於:在美國可以自由使用第三方數據,而有許多大的數據公司也在販賣這些數據,例如土地登記數據、汽車數據、購物數據、獎金卡以及俱樂部會員資格等等。
根據尼克斯的展示,在美國,幾乎所有的個人數據都是可以出售的。例如,如果你想知道猶太婦女住在哪里,你就可以輕松購買這些信息,甚至電話號碼。然而歐洲與美國不同,由於1998年的《數據保護法》以及2003年《隱私和電子通信規例》,上述在美國合法的行為在歐洲絕對行不通,政府對於個人隱私和數據的保護依然非常嚴格。
英國信息專員辦公室便是主要對上述法條負責的機構,該辦公室是獨立的監管辦公室(國家數據保護機構),主要負責由英國司法部主辦,並直接向英國議會提出建議,作風強硬,在此前以多次同谷歌叫板,並要求谷歌刪除額外街景數據而聞名。
隨著媒體對於劍橋分析等公司的揭露,新一代的數據公司如何收集數據正在成為隱私保護活動和監督機構的新難題。
英國信息專員辦公室此次盯上劍橋分析對此立項調查,也是為了撫慰來自於各界的不安,該辦公室表示“我們對在媒體報道中看到的劍橋分析所使用的個人數據感到擔憂,正在與該組織聯系。”
事實上,劍橋分析公司只是試圖以新方式接觸選民的眾多新公司之一。在以往的選戰中,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都雇用了不同的行為分析公司。
無論以哪種方式,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該行業已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心理學家就建立了前述基於五項性格指標的OCEAN經典模型,但在大數據時代到來之前,樣本收集往往面臨困難,因為這份調查問卷通常非常複雜,並且問的問題有關重要個人隱私,必須得到受訪者的合作,這曾令大規模的建立心理學側寫檔案變得很不現實。
網絡安全專家莫爾斯(Simon Moores)對此評論道:“涉及大數據分析的行為模型所經歷的拐點可能已經結束了:伴隨著預測分析,算法和大數據挖掘業務的增長,您現在可以期待一個未來,一個由奧威爾、卡夫卡和赫胥黎構成的未來。”
關於中國制造,我們反思過很多。這一次,在創新、研發、山寨,關於產品和品牌種種之外,我們反思一下如何抵達用戶。
來源 | 商業模式觀察家(ID:moshiguancha)
文 |
4月14日之前,朱誌軍挺喜歡用網易嚴選的。
直到這位創業者發現,網易嚴選上一款毛巾與自己的品牌最生活相似度極高。這款阿瓦提毛巾,還在顯著位置標出了“G20專供同款”字樣。
一個月後,朱誌軍在寫給網易嚴選的公開信中提到,最生活才是G20專供毛巾,並指出網易嚴選存在抄襲嫌疑。
這封叫做《致丁磊:能給創業者一條活路嗎?》的公開信,很快得到網易嚴選的回應。但並不是朱誌軍期待的方式。
網易先是用《我有一個創業者的故事,你想聽嗎?》一文,把雙發拉入“互相扒皮”階段。接著,又在同門師兄網易雲音樂上,發布單曲,《網易嚴選退錢了》。歌詞直言不諱地提到“毛巾碰瓷事件”和“網易嚴選毛巾還要降價”。這首歌的曲子,是鄧麗君《夜來香》同款。
那條同款毛巾,仍然在網易嚴選首頁的顯眼位置。
毛巾哥與網易嚴選之間的真情“告白”。
1
同款,是個含糊的字眼,既是也不是。
除了“同款”,網易嚴選上還有一些商品標明“MUJI制造商”“新秀麗制造商”“Coach制造商”。這些制造商的商品價格,基本不到原品牌的一半。
Coach生產商的商品中,最貴的一款牛皮商務公文包售價為499元。即使是在美國奧特萊斯賣場,這個價格也只能買到Coach最小款錢包。
有媒體曾報道,MUJI/無印良品母公司株式會社良品計畫(以下簡稱無印良品)在網易嚴選上,隨機購買了以“MUJI制造商”名義銷售的商品,並向合作工廠實施了“是否曾生產了該產品”的問卷調查。最終,除1家工廠外,均回複“並未生產過該產品”。
這僅有的1家工廠,也並不知道,自己的產品將會以“MUJI制造商“的名義銷售。銷售中的商品,也並沒有按照無印良品的方式進行設計、生產。
如今,“MUJI制造商”的產品,仍然在網易嚴選上,緊挨著“G20專供同款毛巾”。
這個因為烏鎮互聯網大會上,丁磊的大咖晚宴而出名的電商平臺,一直都在面對外界關於“山寨”“抄襲”的質疑。網易嚴選則一直強調,自己是“ODM(原始設計制造商)模式的電商”。用網易CEO丁磊的話說,OEM是品牌設計完了,制造商生產。ODM就是制造商去設計生產,然後網易嚴選進行銷售。”
網易嚴選首頁各種大牌的制造商的產品,價格不到原品牌的一半。
2
一年以前,在阿里巴巴投資者大會上,馬雲也提到過OEM。
“大品牌通常用很多OEM,中國有全世界最多的OEM,他們沒有渠道,但忽然他們發現可以通過互聯網賣產品。生產正品和仿品可能就是同一個工廠,他們的產品不見得比正品差,同時有更好的價格,他們面對的不是知識產權問題,他們面對的是新的商業模式問題。”
馬雲這段話,曾被指責是為假貨橫行的淘寶辯解。但馬雲點出了問題的另一面:人們一直在心疼的“中國制造”,比起品牌,更缺的是渠道。
做個冠名、砸個廣告,請個代言,幾個月下來,品牌多少能有幾分樣子,好歹也能聽到一個響聲。但做渠道,一年半載可能都沒有動靜。品牌是為了促進動銷,但如果連渠道的貨架都擺不上去,產品要如何動銷?
過去100年,渠道就是話語權;未來20年,這個情況也不會有大的改變。今天的渠道有兩種:傳統渠道和互聯網渠道。
傳統渠道就是KA、shopping mall、夫妻店、各級城市經銷商、批發市場……互聯網渠道就是淘寶、天貓、京東、網易嚴選等電商平臺,朋友圈也在成為一種渠道。
MUJI把店開在shopping mall,他的制造商只能把產品放在網易嚴選。
這是渠道能力決定的。
制造商在供應鏈上再強勢,都無法將這種力量延續到渠道中。格力在供應鏈上有絕對的控制權,可當年在國美還是要受氣。受了氣,格力出走國美,自建渠道。直到今年2月,格力和國美才握手言和,重新站在一起。
這是兩種不同邊界的能力。
那條G20毛巾的生產商孚日集團,不僅同時是網易嚴選和最生活的制造商,也是國內最大毛巾生產商,2006年A股上市,2009年的代言人就已經是林誌玲。但今天在京東上買一條孚日毛巾,你仍然得等上好幾天,眼看著毛巾從山東濰坊慢慢送到你手里。
如果孚日選擇把毛巾放進京東分布全國的倉庫,用京東的物流體系,商品可以實現隔日達,無需讓用戶再等上三五日。
這也是渠道能力決定的。
三者毛巾對比,由於網易嚴選毛巾處於預售階段,故選用同款浴巾產品替代。
3
網易之所以敢說“嚴選”,正是因為手里有網易郵箱、網易雲音樂、網易新聞……這若幹強流量產品。
過去,有門店的地方就是渠道;
如今,有流量的地方就是渠道;
未來,有數據的地方才是渠道。
數據將成為第一生產力。
馬上要到的6.18對京東來說,是一場苦戰。經營7年,動靜總是比不過雙十一。去年雙十一,天貓銷售額是1207億元,似乎天花板馬上就要到了。
但今年雙十一,這個紀錄還是極有可能被打破。今年勢必是“線上渠道+線下渠道”的表演,阿里在新零售上花費如此這般精力,就是想把技術註入到傳統渠道。
過去品牌商靠價格控制渠道,以後通過技術控制渠道,用數據管理渠道。(點擊回顧《你家樓下的夫妻店,可是阿里巴巴都眼饞的地方》)
低效的渠道,會被高效率的渠道替換。
如今阿里,最大的利器就是數據。阿里的對手,應該是和他有差不多數據的公司,比如騰訊。大部分人的手機里,一定有兩個App:淘寶(或者天貓)和微信,唯二占領移動端的App。電商基因和社交基因之爭,最後都會成為數字戰爭。
除了騰訊,還有小米。
小米努力打造小米之家,恨不能讓你的家里全都是小米硬件,既是在做入口,也是在做渠道。當所有產品都能真正做到智能,冰箱會提醒你該買雞蛋了,洗衣機會提醒你洗衣粉快用完了,空調會提醒你該更換電池了,產品即渠道本身。
小米的野心,是直接把渠道投放在你最近的地方。
網易雲音樂擁有足夠的流量,在現階段,成為了網易嚴選的渠道之一。
4
渠道從人力戰變成了技術戰,制造商想要建渠道,似乎越來越難。
不僅是建新渠道難,已經有渠道、有品牌的制造商都在面臨困境。共享單車已經進入軍備競賽階段,對上遊自行車制造商來說,面對源源不絕的訂單,往往不知道該哭該笑。他們本該是廝殺在前線的人,如今卻在幕後為將軍釘馬掌。
2016年,飛鴿自行車為ofo提供超過80萬輛自行車,占到總產能的1/3。飛鴿6條生產線中,撥出1條專門用於ofo生產。2017年鳳凰將為ofo提供500萬輛自行車,是2016年鳳凰全年290萬量產量約兩倍。另一家ofo代工廠富士達,將單獨為ofo成立體系完善的共享單車加工基地,確保每年至少1000萬輛的生產能力。
制造商不停加碼,以贏得訂單。與之相似的場景是,電商初期各家拼命殺低價格。價格戰的代價,是制造商不得不通過降低產品質量,才能壓縮成本,到最後產品頻頻出現問題。
不管是為了訂單做加法,還是為了價格做減法,都是因為制造商對用戶的陌生。遠離用戶的制造商們,往往只能把銷量、價格當做遠方的燈塔。
面向這個燈塔,制造商每每想要走近用戶,就會選擇增加生產線、擴充品類、降低成本、壓低價格……
可制造商們生產的產品,明明就在用戶的手里,反倒成了世界上最遠的距離。
只需十幾年時間,物聯網就會真實地出現在我們身邊。萬物互聯給了制造商這樣一個機會,通過智能化的產品,熟悉用戶、了解用戶、連接用戶。就像小米將自己的渠道,直接植入到人們家里。
對中國制造而言,最難的是如何走出盤活的思路,把重心走向“盤人”。
在盤貨的思路里,工藝、設計、成本、生產線……是優化的核心,企業的利潤來自進銷差。
在“盤人”的思路里,用戶需求全反過來,推動著生產商優化供應鏈,調整產品結構。這不是一句“用戶思維”就能解決的。試問言必稱用戶的企業家們,手機里到底存了多少用戶的號碼,加了幾個用戶的微信。
貼近用戶,不是坐在辦公室換位思考來的。
他們明明已經有了最接近用戶的媒介——產品,用戶手里的產品,但卻要聽網易嚴選這樣的品牌商,對他們說,“用戶需要這個。”
產品即渠道,渠道卻不能成為產品。產品成為渠道時,制造商不僅可以通過渠道賣貨,還可以掌握用數據了解用戶,優化自己的產品。
最生活和網易嚴選拿著訂單再找孚日集團時,孚日可以告訴他們,“現在的用戶已經不用這種毛巾了,來,我來給你們一種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