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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特朗普勝選的大數據公司被英政府盯上了

幫美國總統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的行為數據分析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被英國司法部下以執法強硬著稱的英國信息專員辦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ICO)盯上了。

隨著媒體披露了越來越多關於數據分析企業在政治和選戰中的作用,新的技術引起了一場激辯:行為分析是否真的可以影響選舉並且侵犯隱私,還是只不過是又一個被過分炒作的技術或新噱頭?

挑動了英國人敏感神經的還有,在資本全球化的今天,一家聲稱幫助脫歐陣營成功達成英國脫歐目的的數據分析公司,其背後的股東竟是美國億萬富翁墨瑟(Robert Mercer)。如果一切不幸被證實,是否各國的選舉法已經無法跟上科技變革的步伐?

英國信息專員辦公室在一份聲明中稱:“我們正在對使用數據分析(包括用於政治目的)產生的數據保護風險進行廣泛評估,並將與一系列組織聯系。我們並打算在今年晚些時候公布我們的調查結果。”

盯上劍橋分析

劍橋分析這樣的新型數據公司善於利用選民的私人資料建立心理學側寫(profiling)定量描繪選民性格,進而推斷選民政治傾向。

簡單而言,迄今為止大部分競選經理們還高度依賴於人口統計學,而劍橋分析已經開始使用心理測量技術,根據性格為選民建立側寫檔案,並進行行為學微觀聚焦研究,從而進一步的推測目標人群的行為變化。

這一技術的核心基於一個在學術上十分成型的模型:OCEAN模型,指標包括開放性(對新經驗的開放程度)、自我意識(有多麽完美主義)、外向性(如何社交)、親和度(體貼和合作能力)以及神經質程度(面對壓力是否可以承壓)。

基於OCEAN模型的心理側寫為選民建立檔案後,兩名在人口統計學意義上同樣是23歲~25歲的女性,其心理側寫檔案卻迥異:高開放性且外向的女性喜歡嘗試不同的新鮮食物並同他人分享,然而低開放性且外向的女性則更願意同她們的親密朋友們在一起。

把上述海量信息運用到政治選戰中,可以做到傳統競選經理無法做到的一點:有針對性對不同個體投放不同的廣告信息。譬如關於禁槍問題,如果受眾是保守人群,則可以在廣告中使用“從父親傳承到兒子”這樣的傳統故事,而如果受眾個體偏理性,則使用數據講道理。

2016年9月,劍橋分析CEO尼克斯(Alexander Nix)在美國本土的一場峰會上亮相,介紹了他們如何使用行為科學、數據分析和精準廣告投放三種方式來影響美國大選選情,並暗示他接了特朗普的單。

尼克斯在這次演講中指出,他們目前的模型可以預測美國每一個成年人的性格特質,“我們已經分析了美國每個成年人的個性,總共2.2億人。”

尼克斯甚至表示,他們對美國每個成年人平均掌握的數據點在4000~5000個。

而特朗普又是從何處得知劍橋分析的呢?資料顯示,劍橋分析的大股東之一是美國億萬富翁墨瑟(Robert Mercer),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特朗普依仗非常、並為其量身定制了白宮首席戰略顧問一職的班農(Stephen Bannon)就曾經是劍橋分析的董事會成員。目前有信息顯示,特朗普團隊付給劍橋分析約1500萬美元酬勞。

在英國方面,墨瑟同支持脫歐的英國獨立黨(Ukip)前領導人法拉奇(Nigel Farage)是至交好友。按照脫歐(Leave.EU)團隊通訊主管威戈莫(Andy Wigmore)的說法,墨瑟把劍橋分析親自介紹給了法拉奇。

“他們很樂意幫助。” 威戈莫表示,“法拉奇是墨瑟家族的好友。而墨瑟則把劍橋分析介紹給了我們。他們在美國想要的,和我們在英國試圖做的,有大量的相似之處。我們分享了很多信息。”

此前在2016年2月,尼克斯也曾承認劍橋分析幫助“充實了脫歐團隊的社交媒體宣傳活動,確保正確的信息傳達到了正確的選民手中”。

不過近日劍橋分析的發言人否認了其在民投票期間發揮了任何作用,無論是有酬還是無酬的。

英國綠黨議員盧卡斯則指出,有必要回答有關在脫歐運動中大數據的使用問題以及劍橋分析在此中扮演的角色:讓外國億萬富翁的指紋布滿了英國歷史上這樣一個地震時刻,這令人倍感憂慮,必須加緊進一步調查,確定是否已經違反了選舉法。

大數據帶來的新監管難題

劍橋分析在英國惹上麻煩的最大原因在於:在美國可以自由使用第三方數據,而有許多大的數據公司也在販賣這些數據,例如土地登記數據、汽車數據、購物數據、獎金卡以及俱樂部會員資格等等。

根據尼克斯的展示,在美國,幾乎所有的個人數據都是可以出售的。例如,如果你想知道猶太婦女住在哪里,你就可以輕松購買這些信息,甚至電話號碼。然而歐洲與美國不同,由於1998年的《數據保護法》以及2003年《隱私和電子通信規例》,上述在美國合法的行為在歐洲絕對行不通,政府對於個人隱私和數據的保護依然非常嚴格。

英國信息專員辦公室便是主要對上述法條負責的機構,該辦公室是獨立的監管辦公室(國家數據保護機構),主要負責由英國司法部主辦,並直接向英國議會提出建議,作風強硬,在此前以多次同谷歌叫板,並要求谷歌刪除額外街景數據而聞名。

隨著媒體對於劍橋分析等公司的揭露,新一代的數據公司如何收集數據正在成為隱私保護活動和監督機構的新難題。

英國信息專員辦公室此次盯上劍橋分析對此立項調查,也是為了撫慰來自於各界的不安,該辦公室表示“我們對在媒體報道中看到的劍橋分析所使用的個人數據感到擔憂,正在與該組織聯系。”

事實上,劍橋分析公司只是試圖以新方式接觸選民的眾多新公司之一。在以往的選戰中,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都雇用了不同的行為分析公司。

無論以哪種方式,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該行業已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心理學家就建立了前述基於五項性格指標的OCEAN經典模型,但在大數據時代到來之前,樣本收集往往面臨困難,因為這份調查問卷通常非常複雜,並且問的問題有關重要個人隱私,必須得到受訪者的合作,這曾令大規模的建立心理學側寫檔案變得很不現實。

網絡安全專家莫爾斯(Simon Moores)對此評論道:“涉及大數據分析的行為模型所經歷的拐點可能已經結束了:伴隨著預測分析,算法和大數據挖掘業務的增長,您現在可以期待一個未來,一個由奧威爾、卡夫卡和赫胥黎構成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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