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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下的“新生代农民工”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1/664766.html

【閱讀】洪流——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6）

http://www.infzm.com/content/80933

第一組樣本 從田裡拔出腳，變成一個商人

第二篇 安徽樅陽：貨郎走天下（2）

布匹利潤在50%以上

當錢橋區的吳福貴外出賣布受挫，白雲區的張文龍挑雞蛋四處販賣時，在義津豐樂小學教書的殷愛法從學校離職，開始在義津老街上擺攤賣布。

1983年初，殷愛法作這個決定時，得益於哥哥曾經做過挑貨郎，走街串巷獲得的商業信息。「那時候，義津老街的整條街上，除了原來的商戶，很少有個 體擺攤戶，經常擺攤的也就三四個人。」擺攤主要銷售布匹、棉紗、毛線，以及針頭線腦、肥皂等小百貨。「那時候商品緊缺，尤其是布匹，利潤基本上在50%以 上。」

肚子能吃飽了，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穿衣問題。1983年底，樅陽縣內布票停用，結束了新中國成立30多年來憑票購布的歷史，也意味著布匹買賣可以私人自由進行，義津老街的布匹銷售成了最熱門的生意。

在家家會紡紗織布的錢橋區，吳福貴在1981年包產到戶前，只有一套冬裝和一套夏裝，沒有換季衣服。那時候，大人一般穿藍色或者黑色老咔嘰布，土布 做裡兒。給小孩買棉衣的外面布料是洋布，需要憑布票購買，一般是一人一年6尺的定量。那時最常見的情形：一套衣服，老大穿過，縫縫補補給老二穿；老二換了 新衣服，舊衣服再縫縫補補給老三穿。許多衣服都像是家裡的傳家寶。

但到1983年以後，只要家裡攢點閒錢，社員們都會到義津老街，給家人添點換季衣裳。

義津老街的裁縫朱朝貴記得，1983年，他已經開始單干，帶著2名學徒，從蘇州、杭州、常熟等地進貨，一邊賣布，一邊做衣服。

那時做衣服，一套衣服，需要一丈多布。做一套滌綸，光布料都需要13元左右，一般人做不起，只做上衣的比較多。最好賣的是一種叫做「的確良」的化纖布料，大家都搶著買來做衣服。

商販活躍老街新生

義津老街很快興盛起來。

裁縫朱朝貴說，原來全義津50多名裁縫組成的合作社散了攤子，很多下設的門市部紛紛成立個體戶。

老街商戶陳秀蘭從1981年開始在街上賣早點，到1983年時，老街各種商戶超過200家，服裝、鞋子、雞蛋、魚、米、山芋等農副產品應有盡有，「沒有買不到的東西，也沒有賣不掉的東西。」

此時老街上，各種個體戶也紛紛成立，租用老街門面經營各種商品，還有人在沿街空地擺地攤，銷售土特產和農具，吸引了遠近幾百里地的客商，比如：遠在 菜子湖對面的桐城縣孔城鎮人都來義津進貨；還有廬江的商戶，也都通過水路過來；有時也能見到從南京、上海來的客商。每天人流量超過2000人。

棄文從商的殷愛法從1984年開始，經熟人介紹承包了義津區勞動服務公司(集體性質)。他幾乎跑遍了南京、上海、徐州、宿遷、淮陰、紹興等周邊鄉鎮 企業發達的地區，組織緊俏商品的貨源，然後承包鄰近一些區、縣的百貨大樓櫃檯，讓當地百貨公司幫助銷售商品，利潤由他和百貨公司七三分成。

再後來，殷愛法積累了資本，在義津老街買了房，更花了5.9萬元在紹興柯橋鎮的中國紡織城買了個13平方米的門面房。義津有150多人之後跟隨殷愛法遠走柯橋。

張文龍在賣雞蛋之餘，開始販賣煤油票、糧票、布票、糖票；再後來，開始收廢品，賣小鴨、賣毛線。到1984年，他自己總結出了生意規律：1月2月賣雞蛋；3月4月販賣小鴨；5月6月賣蚊帳；7月8月賣毛線；8月9月賣膠鞋。

張文龍後來涉入樅陽縣城承包建築工程，並盤下縣城邊的一塊土地，自建了巨龍賓館。

義津老街上還有幾十名商戶，先後去了安慶市繼續做小商品生意，並形成了現在以縣名命名的市場——樅陽門市場。

去蕪湖賣布失敗的吳福貴，乾脆留在家裡種那1.4畝水田和0.2畝旱地，年純收入約1000元。

這些農村走出來的小販，經歷過那個時代，雖各有各的不同，結局和貧富不一，但都一樣精彩。

樣本意義

安徽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先鋒地。20世紀70年代末，在時任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持下，安徽率先探索實行包產到戶，小崗村一舉成名。安徽民間一時有「要吃米找萬里」之說。

樅陽縣，屬安慶市，為清末民初安徽省會所轄地，地處長江北岸，承徽人經商傳統，歷來為商賈云集之地，「揚帆繫纜，車馬往來」。沿水路在此出發，後200公里可至九江，前180公里可抵蕪湖，再100公里就到了南京。

然而中國即將進入改革開放之際，從樅陽縣內的義津鎮觀察，商業實屬已近凋敝。以吳福貴、張文龍、殷愛法為典型的一批當地農民，由此發端，借助長江中 下游通達的水運條件，外出各地做起了小販，推銷自織的土布和雞蛋等農副產品。在國家全面掌握資源、需要憑票購物的年代，他們嘗試尋求個體商業的空間和自身 生活的改善。

這批小販不但成為農業大省安徽較早外出謀生的農民工，樅陽義津鎮也因為他們的帶動，恢復了往昔的商業繁榮。

鳴謝樅陽縣委宣傳部、檔案局、縣史志辦。（未完待續）

洪流——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10）

http://www.infzm.com/content/81604

第二組樣本 摘農帽做工人

第四篇 山東桓台：揮瓦刀斬窮根（1）

「瓦刀一揮除窮根」

1979年1月2日，桓台縣委傳達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

1980年春天，荊家鎮東孫村黨支部副書記孫樹福帶領上百個建築工匠，不再偷偷摸摸，而是大張旗鼓地開進了省城濟南。

他打聽到濟南電子局要蓋樓房，而一家國營建築公司擔心三年建不成。「俺保證一年建成交付使用。如誤一天，我承擔法律責任！」孫樹福向電子局的領導拍了胸脯。可這支建築隊當時除了人手一把瓦刀、錘子外，連根腳手架都沒有。

東孫人的施工進度令對方大吃一驚：不到五個月，完成了主體工程，次年4月18日，工程高質量地全面竣工交付使用。

濟南電子局除了贈送他們錦旗外，還獎給他們一台大彩電。這項全優工程，打響了東孫的品牌。

這一年，桓台縣新陳公社也組織了480人進城搞建築，一年收入86.4萬元，平均每人1800元，後來《淄博日報》對此進行了報導，標題是「瓦刀一揮除窮根」。

但孫樹福和伊若新開始在建築行業賺錢的時候，桓台大多數農民還在遲疑。

20世紀80年代已經開了頭，但是「左」的思維依然禁錮著桓台人的思想，導致了農民對建築業持觀望態度，「村看村，戶看戶，很擔心政策會退回到以前。」

直到1982年，政策的暖風吹遍，桓台縣邢家公社實行包產到戶。

伊若新家裡人均分到了1.5畝土地，但因為入社是貧農，沒能分到任何生產工具。「工分多的家庭折價分到了馬車、牛或別的東西，我也只能眼饞。」

其實，後諸葛村的人更加羨慕這個30歲出頭的年輕人。

這一年，邢家公社建築隊搖身變為鎮建築公司，伊若新被委任為第一任總經理。

幾代貧農坐上凱迪拉克

這時候的建築公司還是土裡土氣的。一位公務員曾對縣建築總公司經理李佑書說，他們「遠看像要飯的，近看像收破爛的，仔細一看原來是搞基建的」。

但是搞基建的人越來越令人刮目相看。

1983年，邢家公社前離大隊僅建築業就收入80.3萬元，全村人均639元，成為全縣的「建築村」；起鳳公社建築業收入960萬元，人均200 元，全社出現了96個萬元戶，66戶主要靠建築業；荊家公社東孫大隊，15個光棍漢都進了建築隊，每人每年收入不下兩千元，到1983年他們都娶上了媳 婦，而且有十幾人蓋上了磚瓦到頂的新房。

到了1994年，伊若新斥資上千萬建起了生活小區，三級工以上資質的工人住上了100平方米的樓房，這在當時是副縣長以上幹部才能享受的待遇。伊若新本人和他手下的施工隊長們則住上了別墅。

伊若新回憶，那時候鄉鎮幹部一年收入也就五六千元，而建築公司裡大部分農民工的年收入已經上萬元了。上溯幾代都是貧農的伊若新還坐上了凱迪拉克轎車，他跟相濡以沫的妻子說，「結婚時只有牛車坐，現在你也享受一下國家領導人的待遇吧。」

桓台縣建築總公司首任經理李佑書形容由農民工起家、後來擔任邢家鎮副鎮長的伊若新：「進了建築門，成了幸福人。」

（原桓台縣委宣傳部幹部王發昌對此文有特殊貢獻，特此感謝）

樣本意義

桓台縣位於山東半島中部，魯中山區和魯北平原的結合地帶，屬淄博市所轄。桓台農業生產發達，自晚清以來，素有「山東不壓桓」的美譽。

建築業是桓台縣的傳統副業。至1937年，桓台縣在國內外設立的營造廠達140多家，其中在濟南有70多家，建築工人5000餘人，一度形成了坐鎮濟南府，涉足國內18個省、市及海外的壯闊局面。

「文革」後至1978年，建築業遭受重大打擊。大批世代相傳的工匠，被迫放下瓦刀，扛起鋤頭，從事單一的農業生產。

在政策的重壓之下，以伊若新、孫樹福等為代表的桓台人渴望改變窘迫的生活，他們自20世紀60年代起就冒險零星外出從事建築業。到1978年前後，全縣各公社幾乎都成立了建築隊。

20世紀80年代初期，建築工人中的先行者紛紛成為建築公司的帶頭人，帶領更多農民工外出。人數最多時，桓台縣從事建築的人員達到5萬名。其中尤以伊若新最為傳奇。父母早亡、四處借糧維生的他，憑藉一身建築本領，開上了凱迪拉克轎車，做到了桓台縣邢家鎮的副鎮長。

如今，桓台已經位列國家百強縣，其中作為桓台人第一大經濟支柱的建築業功不可沒。

1985年8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彭真視察桓台之後，為他的祖籍地題詞「建築之鄉」。（未完待續）

【閱讀】洪流——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16）

http://www.infzm.com/content/82139
第四組樣本 走天涯，闖世界

第七篇 福州長樂：偷渡美國討生活(2)

操舟為業與移民網絡

長樂市鄭和研究會會長石金秋把長樂人骨子裡既有的海外謀生衝動和冒險精神歸結到一個歷史人物身上——鄭和。他已成為長樂的文化象徵、精神基因，乃至海洋文化信仰。

從1405年開始的28年間，鄭和先後七次從福州長樂出發下西洋，足跡遍佈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當時長樂太平港正是鄭和船隊遠航的基地，也是鄭和所用巨艦的主要製造地之一。鄭和駐舶長樂，還在當地招募水手隨他遠航。這造就了長樂人「以海為田，操舟為業」的傳統。

清末設福建船政學堂和馬尾造船廠，很多長樂人到此學習和謀職，從事航海者更不計其數。長樂由此號稱「海員之鄉」。

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中國內地與美國不通航運，在香港地區、新加坡的船運公司任職的福州籍海員，通過「跳船」方式，開闢了移民美國的渠道。第一批長樂籍的美國移民，基本上曾是香港海員。他們隨公司商船到美國後，「跳船」留居美國，設法獲取合法留居身份，然後通過親屬移民簽證，將家眷遷移到美國，再通過其定居美國的各家庭成員，啟動親屬連鎖移民。

1988—1997年是長樂人偷渡美國的「黃金十年」。盧志中回憶說，閩江邊一度停靠著各式的偷渡船，蛇頭就在船上扯嗓子喊：「有出去的沒有？」一些人背著簡單的行李，在岸上和親人告別，然後上了船，天才濛濛亮。

1990年，盧志中和猴嶼的鄭家璧等6人，重新出發。他們沒有選擇慣用的海路偷渡，而是採用了更為隱蔽、安全的方式——「換人頭」。

他們正月初八離家，到福州火車站搭乘前往昆明的列車。為了物色一個「好蛇頭」，他們足足在昆明等待了45天。按照鄭家璧的說法，那邊的蛇頭都是泰國人，「好蛇頭」可以買通緬甸軍隊和入境官員，讓偷渡者一路暢通無阻「壞蛇頭」則全無保障。

福清市高山鎮西山村的村民林華該和10多位村民通過緬甸偷渡去美國時，不但要防止被抓，在熱帶雨林裡經常感到缺氧窒息，還要提防有毒蚊蟲的叮咬。林華該在寫給家人的信裡說，他在緬甸沿路見到多具沒有掩埋的偷渡者屍體，三個月的旅程每天都活在死亡的恐懼中。

在拿到一本台灣地區護照之後，盧志中一行每個人輕輕地把護照上原有的照片揭下，替換上自己的頭像。此後，他們將開始頂著一個陌生人的身份在外謀生。

蛇頭一路帶領他們翻山越嶺，跨過中緬邊境，隨後潛入泰國，一路都有緬甸兵持槍護送。然後，從泰國坐飛機前往新加坡，由新加坡直飛紐約。抵達紐約的時候，已經是7月份。

盧志中和鄭家璧分頭投靠紐約唐人街的親戚。2萬美元的偷渡費在人到紐約的那一刻，由猴嶼鄉的聯誼會或同鄉會代為籌集付清。盧和鄭所要做的，就是先在同村人經營的中餐廳裡洗碗或者炒鍋，慢慢還清欠債，積攢資本。

身為僑領的陳清泉對20世紀90年代初洞頭村的一次集體偷渡印象深刻。接獲蛇頭領人的通知後，陳清泉帶領幾個餐廳老闆上前接洽。「一共20幾個年輕人，每個人偷渡費1.8萬美金，總共30多萬。」陳清泉等人代墊了這筆巨額費用。隨後，每個餐廳老闆根據經營能力，分配到3—5個同村偷渡者，讓他們在自己的餐廳內做事，每個月工資1700美元，扣留1000美元，作為偷渡費償還，實發700美元。

「只要一年半時間，這批偷渡者就能把債務還清，可以開始攢錢寄往家鄉，準備蓋房子了。」「我幫助過的老鄉有多少，我也記不得了。」陳清泉說，最關鍵的是，長樂人在美國搭建起來的關係網絡從根本上解決了初到者的心理恐慌和工作著落等現實問題。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院長莊國土介紹，互助網絡包括安排新來者的居住地、提供有關居留美國的信息和工作機會，乃至提供赴美費用的無息借貸等。在美國站穩腳跟後，陳清泉等人利用關係網絡和經濟實力，讓親戚朋友等人具有了赴美打工的可能性和可行性。1984年以前到美國的長樂人，平均每人牽引出去的親朋好友大約是80人。

留下的人又出去了

來到紐約的鄭家璧隔著重洋，用小學的文化水平給留守老家的妻兒寫信，告訴他們紐約多麼繁華，洗碗的工資高得離奇，「美國幹一月等於家鄉干三年」。他慶幸自己39歲了，還作出了出國打工的重大決定。

但是沒有出去的農民，也在尋找自己的出路。

當潭頭、猴嶼、營前湧現海外打工先行者的時候，曾經走私猖獗的金峰鎮開始了農民本土創業。長樂籍作家黃國楨曾這樣描述金峰鎮的轉型過程：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長樂海上走私猖獗，全國各地商人、遊客擁向長樂，就為了購買緊俏的家電商品和紡織品，不少長樂人積累了第一筆財富，走私被禁絕後，長樂農民搖身一變，又成了加工各種輕工產品的廠長、經理。

1981年，金峰鎮華陽村農民鄭良官在河南推銷手工蚊帳。看到報紙上登了一則經編機的廣告。「這個經編機可以織蚊帳、織布、織裝飾布。我把報紙拿回來，幾個兄弟坐在一起研究，認為這種經編機很先進，於是就跟湖州機床廠聯繫，對方報價一台2.75萬元。」

鄭良官七拼八湊，14個股東湊足了2.75萬元，金峰經編廠悄悄開張了。第一年結賬，金峰經編廠共賺了10萬元，第二年又盈利30萬元。

金峰人都見證了鄭良官的成功，紛紛效仿。20世紀80年代初，金峰人靠集資的方式辦起了100多家經編廠，產業基地初具雛形。

1984年8月13日，福建省第二次鄉鎮企業工作現場會在金峰鎮召開。這個時期，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也來到長樂調研，將金峰鎮以紡織為主的鄉鎮企業命名為「草根工業」。

鄭良官的廠越辦越大，換過多次廠房。他第一次租賃的4間民房，成為了中國「草根工業」的誕生地。

1985年，長樂地區的鄉鎮企業猛增到2046家，鄉鎮企業總產值3.35億元，其中鄉鎮工業企業總產值2.21億元，是1983年的3.56倍，佔全市工業總產值的82.6%。

長樂市鄭和研究會會長石金秋說，金峰鎮的鄉鎮企業家們一樣傳承了長樂人漂洋過海的基因。1995年後，當地很多紡織業老闆開始了資本移民。

從1978年開始，時隔不到20年，長樂人的人生路線就一分為二，平行但相反。

當潭頭、猴嶼人漂洋過海，出外打工的時候，金峰的農民卻「離土不離鄉」，當起了鄉鎮企業老闆。當潭頭、猴嶼華僑回鄉投資尋找機會或者辦公益獲取名譽的時候，早期留在老家辦廠的老闆們卻開始了他們的資本移民征程。

2007年，非法滯留美國長達17年的鄭家璧「告老還鄉」，在紐約刷盤子「刷」出來的自家樓房大廳牆上，看到了母親的遺像。1993年，鄭家璧母親病逝，他從一通越洋電話中得知噩耗，當時他正穿越紐約中央公園，給一戶白人家庭送餐，只記得公園的樹葉一片金黃。

2011年3月，同樣未能獲得合法身份的盧志中得知妻子病重，毅然離開美國。兩個月後妻子離世，他陪她走完最後一程。此前他們已經分離整整21年。

2011年5月，陳清泉、張天密、陳銓俤等僑領相繼返回福州，參加第十三屆「海交會」，他們是早期赴美打工農民的成功典範。而鄭家璧、盧志中等人，則成功地讓他們的兒子順利落腳美國，讓下一代去實現父輩未竟的「花旗夢」。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盧志中」為化名）

樣本意義

中國農民打工的腳步，遠涉世界各地，其中以八閩大地福建省的長樂和福清最廣為人知。

長樂與福清均屬福州市，臨東海。當地流傳兩句話：「世界怕美國，美國怕長樂」，「亞洲怕日本，日本怕福清」，足見這兩個縣級市在世界上最發達的兩個國家中的影響力。

長樂是鄭和七下西洋的起錨地，長樂人繼承了「操舟為業」的技能和秉性。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長樂籍海員就開始了跳船移民之路。1978年之後，長樂走私潮從側面展現了絢爛的物質生活圖景，第一批海外打工者以「尋親」的名義，偷渡到世界之都——紐約。

現有長樂籍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已經逼近40萬人，而長樂市當前人口也僅僅66萬左右。

福清也是中國著名的僑鄉，當地人素有出海闖蕩的傳統，目前從這裡出去旅居海外的華人近80萬，分佈在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產生了一批在海外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商界巨賈。如印尼華裔首富林紹良林文鏡先生便是福清市海口鎮牛宅村人。

據不完全統計，福清華僑華人總資產不下500億美元，其中資產超1億美元者50多人。福清現在日本打工經商的仍不下10萬人。

重溫閩人到海外打工謀生的歷史，事實上開啟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民工內部遷徙之外的另一求生路徑。歷史厚重的現狀、家庭悲情的別離、個人多舛的命運在他們的身上交織，折射出中國一個時代的不堪回首，和親歷者開闢美麗新世界的心酸血淚。（未完待續）

大陸農民工市民化成本調查

http://www.ifengweekly.com/display.php?newsId=7024

在每個農民工市民化所需的8萬元公共支出成本中，遠期的養老保險補貼平均約為3.5萬元，需要短期支付的住房和義務教育等一次性成本約為2.4萬元。對中國政府而言，這一成本支出並非不可承受。

朱志超渴望在上海安家。

他在17年前離開河南沈丘縣農村的老家，跑到上海謀生。一開始為集裝箱車隊開車，手頭略有積蓄後，自己買車跑運輸。現在，朱志超已有兩輛集裝箱卡車，組建了一個小型運輸公司。

朱在上海娶妻生子，一家四口租住在上海寶山區楊行鎮西街寺前村一套小三居里，每月租金1600元。在上海生活多年，朱志超早已習慣了都市生活，眼見孩子一個個長大，他最近忙著為女兒張羅入學，還想把年邁的父母接到身邊來照顧。

中國內地像朱志超這樣舉家外遷的農民工，據統計多達1.6億人，佔外出農民工的20%以上。這些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已經居住長期化，他們渴望市民身份的認同和待遇的平等，完全融入城市生活。

他們這種期待與渴望，已經提上國家最高層的政治操作議程。2013年6月21日，國務院首次設立國務院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由副總理馬凱擔任組長；在此前後，國家發改委發佈報告，稱中國將全面放開小城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逐步放寬大城市落戶條件，合理設定特大城市落戶條件，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

這是中國第一次明確提出各類城市具體的城鎮化路徑，表明農民工市民化問題將成為新一屆中央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各級政府接下來需要做的是加大投入，解決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的基本權利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務享受的資金需要，即承擔農民工市民化的社會成本。

但是，在當前經濟增長放緩、地方債高企，危機一觸即發的嚴峻形勢下，圍繞農民工市民化而來的公共成本的巨大投入，中央和地方財政如何分擔，能否承受？仍是一個未知數。

公共成本或達13萬億元

中共建政以來推行的城鄉二元制度，是當前農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障礙。但在云南大學發展研究院的「三農」專家張國勝看來，農民工市民化之所以進展緩慢，表面看是由於城鄉二元體制改革滯後，根本原因還是政府沒有能力承擔農民工市民化的社會成本。

關於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測算，內地學術界有各種不同的版本。中國科學院早先估計，一個農民工變身市民需要的「公共支付成本」約為1.5萬元；據住建部調研組測算，每新增一個城市人口需要增加的市政公用設施配套費(不含運行和管理成本)，小城市為2萬元，中等城市為3萬元，大城市為6萬元，特大城市為10萬元；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公佈的農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萬元左右；廣州市社科院發佈的報告則顯示，一個農民工若要成為廣州市民，不包括買房等成本，僅滿足最低消費，一生中需要承擔130萬元。

張國勝長期關注農民工市民化問題，他對相關成本分地區計算的結果是：東部沿海地區第一代農民工與第二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社會成本分別約為每人10萬元與9萬元；內陸地區則分別約為6萬元與5萬元。「如果將2億農民工完全市民化，這個成本非常龐大。」他說。

2010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成立「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研究」課題組，由侯云春、韓俊、蔣省三等知名學者牽頭，課題組成員包括何宇鵬、金三林、王賓、林家彬、許召元等十幾位專家。他們對6232位農民工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長期或者全家都在城市的農民工，有70％左右願意接受市民化。

課題組對重慶、武漢、合肥、鄭州、東莞、嘉興6個城市和20多個小城鎮進行了持續2年的跟蹤調研，從教育、住房、社會保險以及城市管理費用等四個方面測算每位農民工市民化需要支付的公共成本，得出的結果是：重慶市80408元、嘉興市83690元、武漢市85087元、鄭州市77361元。按人均成本8萬元計算，內地現有1.6億農民工市民化的總成本需要人民幣近13萬億元。

「這項成本並非高不可攀。」報告執筆人金三林解釋說，在每個農民工市民化所需的8萬元公共支出成本中，遠期的養老保險補貼平均約為3.5萬元，約佔總成本的40%-50%；需要短期支付的住房和義務教育等一次性成本約為2.4萬元，加上每年的民政救助等社會保障及公共管理成本平均約為560元，佔總成本的1/3左右。「對中國政府而言，這一成本支出並非不可承受。」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近期也公佈了他們的測算結果：不考慮企業和個人所承擔的社會成本，現有1.6億已在城市生活的農民工，其市民化的總成本約為1.8萬億元。

「我們界定的成本是把農民工納入到城市公共服務體系必須由政府支付的那部分新增財政資金。」據報告執筆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研究員馮俏彬介紹，這1.8萬億元總成本中，有將近1.4萬億元用於保障性住房，這是政府新增支出的最大部分。此外，隨遷子女教育、養老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等成本分別為3214.70億元、938.13億元和155.07億元。

「如果把時間長度拉長，政府完全有能力解決成本問題。」馮俏彬認為，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支出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並不是需要一次性投入。比如，目前有農民工子弟學校已投入使用，各地只要恢復以前的財政投入，並不用重新建校舍；另外，由於新農合在農村地區已經廣泛覆蓋，政府在醫療保險上的支出也不會顯著增加。據她測算，到2020年，政府每年分擔的成本是2261.45億元，到2030年，每年的成本大概是1005.09億元。

成本分擔難題

參與成本調查的國研中心研究員許召元博士說，在調研過程中，由於地域差異而導致地方政府的不同訴求，非常普遍。比如教育方面，農民工流入地政府表示，只要中央擴大本地區教育經費，他們願意多接納一些農民工；而流出地政府則表示，從本地區流出的農民工為流入地做了很大貢獻，因此流出地更需要中央的補貼。

農民工市民化成本該如何分擔，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具體的政策措施出台。國研中心課題組成員何宇鵬建議建立人口動態管理系統，發揮《居住證》制度的識別作用，識別出農民工的實際去向，讓「錢跟人走」，形成一個成本分擔的初步機制。這樣一方面可以防止錢的「流失」；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流入地省份的接納積極性。

在中國現有財稅制度之下，由於轉移支付內容太多，最終需要過渡到有一個與人掛鉤的地方稅種為農民工市民化提供穩定的財政支持。何宇鵬認為，中國在這方面可以借鑑美國的分稅制經驗。美國的所得稅和社會保險費用歸聯邦政府，因此聯邦政府對社會保障負全盤責任，而消費稅、房產稅等其他稅種由所在州政府收取，因此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支出由各州政府承擔。「中國現行的共享稅制不利調動地方接受農民工的積極性，分稅制也許可以給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擔提供一個可行性方案。」他說。

馮俏彬則主張中央政府負擔農民工隨遷子女的教育和養老保障，合計4152.83億元；地方政府主要承擔他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合計13938.75億元。「我們要設計出一個方案，明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責任分工。」馮俏彬建議調整相應的轉移支付公式，通過調整轉移支付係數、比例等等一系列方式，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來提高地方政府的積極性。

據金三林透露，目前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正研究中央政府、輸出地和輸入地政府、企業和農民工的各自責任，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擔機制。「政府在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界定中，不能夠大包大攬，應該量力而行。」何宇鵬主張，政府支出一方面需要跟當前的發展水平相適應，一方面需要對服務的內容進行界定，對公共支出和個人支出要有一個明確的劃分：政府支出主要是提供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和各種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企業主要是提供更加穩定的工作條件和更普遍的福利；農民工則需要負擔本人和家人生存、發展的各項費用支出。

至於農民工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成本分擔，學者們的普遍看法是，針對城市公共服務產品的類別，應採取差異化的轉移支付與財政分擔體系，以「誰受益，誰承擔」來明確主體責任，享受人口紅利的流入地應更多承擔責任。

「按照目前農民工的分佈情況，農民工主要從西部流出，東部地區作為就業地點要承擔總成本的66%以上；如果按大中小城鎮來計算，承擔最多的實際上是地級以下的城市，達4000多億元。」馮俏彬說。

【實地考察】農民工的移動互聯網是啥樣的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52702.html

他們是如何使用智能手機的?他們對移動互聯網的運用和我們的想像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他們的對智能手機的使用和我們又有什麼不同?

在距離北京2000多公里外的東莞，豌豆莢團隊經過深入基層的調研，為我們獻上一份特別的報告，在其中，我們會看到另一個階層的移動互聯網生存實錄。

核心內容點彙總：

1、用什麼SNS?就用QQ，微信啥的沒什麼用，但是知道，因為擔心流量，基本很少開流量之類

2、收入大概範圍?收入底薪是1300，包括加班之類的能達到3300，一般會寄回家一半左右

3、什麼時候用手機的頻率比較多?上班帶手機，休息的時候，可以看視頻。晚上下班後使用手機頻率最高，廣場上看演出的時候，也會看看，主要是電子書

4、有沒有電腦?沒有電腦。想用Wi-Fi時，會到網吧去

5、有沒有在網上買過東西?沒有，很少在網上買，主要是逛商場買

6、手機價位和購買時間?手機一般價位是1000-1300，目前使用的手機購買2個月，之前用的是功能機

7、買手機主要關心什麼?價格，屏幕是否大(他自己的還是800×480的，但是他就感覺很大)

8、話費流量情況?沒有開通套餐，擔心流量問題

9、通常用手機幹什麼?打電話，發短信，看看視頻

10、用什麼App比較多?酷狗音樂

11、在線看視頻嗎?聽音樂嗎?不會，只聽本地的音樂和視頻

詳細內容：

目的是什麼?

調研的目的則是為了瞭解工廠裡年輕人的生存狀態，他們是如何使用智能手機，如何獲取日常需要消費的內容。

過程是怎樣?

為戶群體做好設計，需要更多的產品設計師接接地氣。我們在東莞長安鎮呆了三天兩夜，完整訪談了三位智能手機使用者，走訪了幾個集中的廠區及周邊的生活社區。隨後的一週，另外一位同事@姜楠也到了這邊，擺了一個小攤，為工友們免費提供內容下載以獲得談話機會。

有哪些收穫?

1、那邊的用戶使用手機的場景還是遠比我們想像的落後，雖然大部分都是觸屏的國產 Android 手機，但是使用方式還是基本當成功能機使用，比如 SD 卡插拔拷電影，裝應用通過拷到 SD 卡然後安裝以及換手機時通訊錄移動到 SIM 然後更換之類的;

2、電影在這個圈子裡面真的是大生意，工人平時消遣，用手機看電影還是比較普及，因為捨不得開流量，所以社交的應用，其實他們聊的很少;

3、PC端的電腦軟件，他們使用也很少，主要還是依託網吧，以及一些賣場來拷貝安裝東西;

4、安卓系統的本身的一些功能他們都還比較熟悉，比如長按拖拽卸載應用，設置Widget，還有菜單之類的管理，都還是比較熟悉;

5、Wi-Fi 普及比想像中高，工人都會使用，基本沒什麼門檻，有些比較大的工廠，比如步步高，OPPO 之類，都有。還有一些工廠招工以宿舍有免費 Wi-Fi 吸引工人，手機店員也說東莞這邊 Wi-Fi 覆蓋率已經處處都能方便獲取到了。

三家手機店速記

1. 中域手機店

一個手機連鎖店，店員會很主動告訴用戶下載應用用安卓市場就可以，手機賣場可以免費幫用戶裝應用，拷視頻音樂，買了到時候再過來裝都沒問題，一直跟我普及 Wi-Fi 裝應用免費的概念。

他對系統應用有無廣告，感覺不是很在乎，估計是沒被騷擾過，但是他說 360 可以攔截這些垃圾短信，應用廣告也可以攔截，他對電腦上的 QQ手機助手推廣的比較賣力。

2. 諾亞信(NOAIN)

這個店門口有個大大的四核，用戶對四核雙核的理解，他們認為四核就是快些，其他的沒什麼影響，問他耗電情況，他說安卓就這樣，1 天時間，也無所謂了，如果待機什麼都不干 3 天。

裝應用視頻音樂，店裡也可以免費安裝，這邊把安卓安智基本歸為一家的。

3. 鎮中心的一家手機店

這個完全是兩個天地，這邊的手機都相對高端，也有很多三星的手機，Note 之類，旁邊也有 iPhone 店，跟之前探訪的幾家完全是不一樣的風格，看起來東莞兩極分化很嚴重。

店裡面是有免費 Wi-Fi ，只要買手機，都可以免費裝應用，但是不幫忙裝電影電視劇，主要他說週末人多，拷電影電視劇慢，不想提供這個服務。

用戶訪談

背景：玩具店的工人，用的是OPPO的手機，剛買2個月。住在宿舍，4個人一個宿舍，宿舍沒有Wi-FI，甚至不能充電(玩具廠不讓私自配插座板，已有一個大家輪流充或到保安亭充)。一天基本上上8個小時班，中午有一個半小時休息，可以玩手機，看看電影聽聽音樂。

用什麼SNS

就用QQ，微信啥的沒什麼用，但是知道，因為擔心流量，基本很少開流量之類

收入大概範圍

收入底薪是1300，包括加班之類的能達到3300，一般會寄回家一半左右

什麼時候用手機的頻率比較多

上班帶手機，休息的時候，可以看視頻。晚上下班後使用手機頻率最高，廣場上看演出的時候，也會看看，主要是電子書

有沒有電腦

沒有電腦。想用Wi-Fi時，會到網吧去

有沒有在網上買過東西?

沒有，很少在網上買，主要是逛商場買

手機價位和購買時間

手機一般價位是1000-1300，目前使用的手機購買2個月，之前用的是功能機

買手機主要關心什麼

價格，屏幕是否大(他自己的還是800×480的，但是他就感覺很大)

話費流量情況

沒有開通套餐，擔心流量問題

通常用手機幹什麼

打電話，發短信，看看視頻

用什麼App比較多

酷狗音樂

在線看視頻嗎?聽音樂嗎?

不會，只聽本地的音樂和視頻

視頻拷貝生意

 

本地拷貝視頻，有「專業下載」輔助，拷貝50集5塊錢，店家會提供幾本電影和電視劇的菜單，然後給幾張小紙，用戶可以書寫編號之類的，然後把SD卡拔出給老闆，老闆輸入編號，然後搜索出用戶選擇的電影和電視劇，一鍵複製就過來了。

網吧生態

下圖是剛剛啟動的桌面，嘟嘟牛是網吧管理工具，用來做結帳用的。右下角的廣告沒有查清楚是誰彈的。注意，這個網吧還提供蘋果越獄服務，一次 50.

QQ 網吧這個產品不僅能看到同網吧好友，同網吧其他人的微博，還能看到這個網吧的用戶在騰訊其他遊戲裡的積分排行。

在網吧這個 Launcher 迅閃裡，除了遊戲外還有一些工具應用，比如這裡我們就看到了熟悉的 360 手機助手和騰訊手機管家。

為什麼券商沒前途。為什麼說券商是農民工，銀行才是老闆。 NT_CLANNAD

來源: http://xueqiu.com/1170975436/33602108

本帖應網友要求，單獨開個貼供大家參考。。順便在最後一段加入兩融局限性的內容。。。。對券商有不少接觸，分享一些看法，並非專門汙蔑券商。

銀行增速沒券商快？
首先，先看看某些人所謂券商業績增速比銀行快的結論。中信證券10年中只有2年ROE超過20%居然還有一半的時間ROE處於個位數

大家看看興業銀行 03年-13年的利潤增速。。。興業2003年凈利潤僅有9.8億元。到2013年凈利潤為400億元。10年40倍的增速。亮瞎券商的狗眼。而中信證券10年僅僅14倍的增速，這被銀行甩了多少條街了？即使是6000點那波大牛市，中信證券的利潤膨脹也遠遠達不到40倍。而且我相信，在券商自殘性的傭金大戰後，即使股市再沖到6000點，券商的利潤也遠遠達不到07年水平。

券商靠什麽盈利？

經紀業務依然是大部分券商目前利潤率最高的業務，其次是兩融，再來是自營等其他業務。從資本占用上來看，績效最差的是資管。

現在券商的業務利潤中依然有大約一半來自於傭金業務，而看起來高大上的投行業務其實對利潤貢獻幾乎忽略不計，現在承銷業務利潤大部分還是銀行賺的，為什麽？券商沒有客戶資源，客戶都是銀行的，券商只能給銀行打雜，乞求銀行給介紹點客戶，而且中國有幾個公司能上市？大部分還不是私募債和銀行信貸。也就是說券商的業績依然逃不過靠天吃飯的命運。事實上本來券商這行業存在的意義就主要是提供經紀業務，承銷和投顧業務，其他的都不是券商的強項，國外券商也不例外。而中國券商已經自己把經紀業務這條路完全斷掉了，和產能過剩行業一摸一樣，為了蠅頭小利，賤賣自己，到最後淪落到毫無市場定價權，大家都虧本賺吆喝的情況。不少中國券商提供經紀業務的收入已經只能勉強覆蓋成本，賺一點微利。

非標資管業務不可持續
資產管理業務。這本來就應該是銀行的強項，因為銀行能接觸到的高凈值客戶是最多的。券商客戶基本要靠銀行介紹。券商哪來的高凈值客戶，股神自己就會炒股了，大戶誰會把錢交給不會炒股，只會追漲殺跌炒概念的券商！而券商的資管呢，正事不幹，專門幹一些偷雞摸狗的勾當，淪落為銀行的寄生蟲，收取微不足道的通道費。雖然也有一些做證券投資的，但是他們那些投資方式我不敢茍同，根本不是價值投資。也不能怪券商，因為其實券商根本不會炒股！更不懂價值投資！如果把銀行比喻成老板的話，券商資管就是農民工，甚至連農民工都不如，只能撿剩下的吃。資管一旦出事往往被銀行當做出氣筒，自己背黑鍋。券商資管理論上不承擔風險，但是你們去問問券商做非標的，實際上非標業務就是在剝削券商的剩余價值。利潤大部分被銀行搶走了，券商還要承擔極大風險，經常自己還要跑去做盡職調查，貸後。因為名義上他們是資產管理人，不盡責萬一虧了，投資者和政府第一個找的肯定是券商，怎麽會跑去找委托貸款行呢，這不符合邏輯。抽屜協議其實是漏洞百出，沒有太大法律效力的，本身就是違法的勾當，一旦銀行翻臉，券商有很大幾率照樣自己兜底。特別是一些依附於銀行的券商，更是敢怒不敢言。而且，資管對券商資本占用極大，整個業務的ROE極低，完全屬於高投入低回報的劣質業務。而且一旦銀行的投向監管放開，銀行甚至完全可以一腳把券商踢開，為什麽要給你付通道費，哥自己做不行？

非標信貸，房地產開發業務。券商的房地產開發貸業務，都是撿銀行吃剩下的，或者壓根不想做的，這和乞丐有啥區別。優質和低風險客戶都被銀行拿走了，剩下的垃圾留給券商。如果銀行將來給房地產房貸沒有額度限制了，那麽券商還有何用？到時候直接被銀行一腳踢開，客戶全被銀行搶走。本來信貸就不該券商來做，券商一沒有客戶資源，二沒有信貸經驗和信用數據，三沒有客戶經理團隊（有也被銀行挖走不少），四沒有足夠的便宜資金。你說券商在信貸上拿什麽和銀行競爭？

自營業務牛市里也未必賺錢
自營業務。券商不是股神，他們其實不會投資。目前國內某些券商甚至出現了股市越漲，自營越虧的奇葩~~。因為券商的自營太聰明了，聰明到開了巨量空單去對沖他們所謂的牛逼投資組合。結果是，他們的投資組合中充滿了各種小盤股，題材股，創業板，而價值投資對他們來說一文不值。大家可以問問哪個券商會跑去重倉銀行和地產股的？而不買銀行地產，又開一堆空單，在這輪牛市里有什麽後果，我想大家都懂的。未來券商的趨勢是發展兩融，經紀，資管，這種坐吃固定收益的穩定業務，而不是自營這種靠天吃飯的過山車業務。

兩融資金依賴銀行，難以大幅擴容，資金價格不穩定
融資融券，股票質押式回購，資產包轉讓等確實有不錯的發展空間。目前質押式回購和融資相比銀行的優勢在於，券商對抵押的股票和證券擁有絕對控制權，資金去向比較好掌握，可以封閉式管理。還有就是股票和債券相對來說不容易貶值，變現容易，不像銀行抵押物那樣需要打非常大的折扣而且變現困難。不過兩融雖然信用風險不大，流動性壓力卻不小。很多人都提到了，券商自有資金極為有限。根本撐不起兩融的大幅擴容。兩融大部分的資金都不是券商自有的，很大程度需要依賴資產包賣出回購，資管資金以及銀行的資金。銀行作為資金提供方必然要趁機壓榨券商的剩余價值，特別是中小券商，銀行肯定漫天要價。招商銀行好像就很積極的給券商融資。特別是金融危機時期，貨幣市場可能會融不到錢，對券商流動性是極大的打擊，想想雷曼是怎麽掛的，就是因為貨幣市場弄不到錢，被流動性搞垮的。也就是說券商兩融規模放的越大，流動性風險也越大。反而是商業銀行很少被金融危機拖垮。因為銀行相比之下，資金來源穩定的多。每天都有無數孤兒寡婦，老弱病殘在給銀行貢獻幾乎0利率的資金。咱們每個月發的工資最起碼要在銀行躺2,3天讓銀行享受0利息資金，想想全國人民都這麽被壓榨，銀行有多爽？或者你想想，全世界有哪個金融機構有銀行這種特權？其實說難聽點銀行完全是在壓榨儲戶的錢，給儲戶的利息塞牙縫都不夠，而且大部分存款利息是長期鎖定的，不會很快隨著市場利息浮動。但是這對銀行股東來說是好事。

@top_gun888 @雲蒙 @世說新語

高齡農民工現狀調查：有人為獲打工資格染黑頭發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05-02/913002.html

解說：

50歲、60歲、70歲，他們為什麽還要外出打工？

55歲農民工 王思浩：

現在在農村里面就八十來塊錢吧。都在幹活，還在幹活呢，農村里七八十歲還有幹的。

解說：

10年、20年、30年，打工多年，為何仍未得到安定生活？

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人口研究經濟學博士 任遠：

農民工群體的養老保障、社會保障問題就是非常嚴峻。

解說：

統計顯示：全國50歲以上的農民工已經超過4600萬！

《新聞1+1》今日關註：老去的“農民工”！

主持人 董倩：

晚上好，歡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聞1+1》。

今天是勞動節，那麽勞動節我們就來關註勞動者，首先我們先聽一群勞動者他們都說了什麽。

農民工 黃德祥：

當初來的時候還沒有感覺，現在就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有一點感覺了。

農民工 王思浩：

現在在農村里面就八十來塊錢吧。都在幹活呢，還在幹活呢，農村里七八十歲還有幹的。

主持人：

接受采訪的兩位農民工，現在在上海的一家建築工地在做工。他們的年齡已經超過了50歲，說到這個年齡的問題，就在4月29日，就是前天國家統計局公布了這樣一組數字，就是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在報告中我們看到了這樣的幾個數字，在2.73億農民工里面，50歲以上的占到了17%，那麽具體到數字超過4600萬，這是50歲以上的。如果把41-50歲這個年齡段也算上的話，那這個年齡段的比例是26%。乘起來的話就是7千萬，40歲以上所有人都加在里面的話，那也就是近1.2億人。這是一個多麽龐大的群體。那麽他們這麽大的歲數，還在工地或者說幹著非常艱苦的工作為了什麽？另外，他們在這樣的一個年紀去工作的話，他們的權益需要怎麽樣去保障，今天，我們就來關註這樣的一個中老年農民工群體。

解說：

在酷暑，在寒冬，在城市的街頭，在建築工地，在一些仍然存在著重體力勞動的工廠，他們正在老去，已經老去。50歲、60歲，有的甚至超過70歲，他們，被媒體稱作“高齡農民工”。

這對父子，來自江蘇，打工地在上海。兒子王榮做電工，父親王思浩已經五十多歲，因為沒有手藝，還在做搬磚、運水泥的重體力活。

農民工 王榮：

我感覺做建築這行，也真是挺累的。(父親)頭發白了，眼角的斑紋也有了。

解說：

年齡越來越大，身體已經開始印刻衰老的痕跡，但是，在他們的工地上，像王思浩這樣，超過50歲的農民工，竟然占到了一半。這些高齡農民工們，已經越來越力不從心了。

農民工 黃德祥：

當初來的時候還沒有感覺，現在就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有一點感覺了。

解說：

那麽，在中國，年齡超過50歲的外出打工者，究竟有多少？前天，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稱，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數為27395萬人，其中，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7.1%，超過了4600萬。有媒體報道，有些高齡農民工，為了更容易的找到工作，有的持假身份證留在工地；有的，不斷地走進理發室將自己的白發染黑；有的，甚至“靠吃肉補充體力獲打工資格，哪家工地肉多就去哪”。

農民工 王思浩：

包吃了，還可以吧，我們就是老板規定的19塊錢一天，都是有專門的食堂。做好了送過來。

解說：

在大城市從事體力工作，雖然辛苦，但是和在老家種地相比，收入上畢竟還有很大差別，甚至可能會翻番，這應該是許多高齡農民工，為何還要拼體力外出打工的一個重要原因。

王思浩：

現在在農村里面就八十來塊錢吧。都在幹活，還在幹活，農村里七八十歲還有幹的。

解說：

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統計報告顯示，我國50歲以上的農民工群體，正在持續擴大：2009年，50歲以上農民工占12.2%，有2803萬人；2012年，50歲以上農民工占15.1%，達3969萬人；2013年，全國50歲以上的農民工所占比重為15.2%，數量超過4000萬人。2014年，比例增加到了17.1%，超過了4600萬。

主持人：

剛才我們一直在提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這個制度是從2008年開始調查，然後公布的。到現在7年的時間。我們不妨比較一下這7年都發生了什麽變化。在2010年的時候，我們看一下，16-20歲的農民工所占的比例是6.5%。而7年之後，2014年降到了3.5%，那麽21-30歲這個年齡35%降到了30%，31-40歲這個年齡，23%到22%。應該說這就叫做青壯年農民工，31-40歲基本上是穩定的，但是在穩中有降，下降的最快的是16-20歲。

那麽我們再看這是處在一個下降的狀態，那麽在這個比例中有一個上升比較快的一個群體。41-50歲的農民工2010年的時候顯示比例是21%。到了2014年，比例上升到了26%。那麽再看這個一個群體增幅也是很快的，50歲以上當時2010年占比12%，到了2014年占比17%。那麽我們再形象的看一下，也就是說這些年它們的增幅，應該說是在穩步增加，而這樣的一個前提發生背景是什麽呢？2010年-2014年農民工的數量雖然說是在增長，但青壯年農民工的數量是在降低的。在掌握了這些數字之後，我們接下去請教一位專家，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的張翼研究員。張先生，剛才我們註意到了一個極端，16-20歲這些年的降幅非常大，6.5%到3.5%。50歲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極端，增幅非常大，12%到了17%。為什麽會出現這兩種極端的變化？

張翼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中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越是年齡小的群體，它的人口共計總數也在降低。越是年齡大的群體，他的出生年齡段里面人口數量占的比重相對比較多一些。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的教育結構有了擴張，年齡小的群體進入學校學習的人數增加了，所以導致16-20歲之間的這個群體的農民工每年都處於下降的狀態。但是城市里的需求它是增長比較快，在這樣一個情況下，老年或者中老年農民工的數量就增加的比較快。

主持人：

張先生我理解您這個原因是主客觀的原因都有，那麽客觀需求是因為整個中國人口都進入到了一個老齡化階段，所以不得不去使用這些中老年農民工。但是我們站在主觀的角度想一想，假如我有選擇，那麽誰願意到了老還去工作，而不是選擇在家里面去含飴弄孫，頤養天年，您怎麽看待這個主觀的原因，他是不是沒有選擇才必須出去？

張翼：

應該說是這樣一個基本的結構狀態。在農村里面他們的收入相對比較低，但是這一部分農民工他正是處於上有老，下有小這樣一個年齡段。對於孩子他們要撫養，要供給他們上學。對於老年人，他們要對自己的父母親盡孝道，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他必須到城里面來打工。

主持人：

也就是說雖然從客觀來說這是一個進程，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進程。但是從主觀來說，多少還是有一些無奈的因素在里面？

張翼：

是這樣的。

主持人：

好。那麽我們剛才關註的是這樣一個曲線的變化，中老年農民工應該說他們辛苦勞作幾十年之後，本來應該進入到人生的秋季，就是收獲的季節。但是他們卻在這樣的一個年紀，卻不得不再次打工，是什麽造成了他們這種沒有選擇的狀況呢？我們繼續往下看。

解說：

這是三年前，新華社記者劉傑在陜西農村拍攝的一組照片，這些空椅子代表著外出打工的家庭成員。這是三年前的陳榮英，當時她的丈夫和兩個孩子，都在外面打工。如今，三年過去了，陳榮英，還是一個人留守在老家，丈夫冷慶洋，今年已經52歲，在哈爾濱的一個工地上做工。

陜西省石轉鎮雙聯村村民 冷慶洋：

白天幹一天，幹12小時，晚上又加班，加到早晨的7點。慢慢撐吧。吃住不行，吃不飽。拿點錢到外面買零食吃。

記者：

每個月三四千的工資都怎麽花呢？

冷慶洋：

花一千多，剩下的自己存著。

解說：

冷慶洋說，他還得繼續幹下去，愛人陳榮英，也已經習慣了一年見一次的日子。和陳榮英一樣，留守在家的還有揚大會，她的丈夫從30歲就開始外出打工，如今，小陳已經變成了老陳，她的丈夫陳代前，今年已經58歲，還在西安打工。

記者：

快60歲了，為什麽他一定要出去打工？

陜西省石轉鎮雙聯村村民 揚大會：

三個娃娃還沒有成家，大的30了，想著家里還是負擔大，我們只有一棟房子也不夠，他只有出去打工，娃娃他們要討老婆。

記者：

在家種地，或者在家附近不能找到工作嗎？

揚大會：

現在地被人家征了，征了一年也沒有多少錢，我們這里山上有野豬，遠一點的種了有種無收，他的計劃，他就幹不動，幹到快75。

解說：

陜西省的雙聯村，山多地少，經濟落後，有一半多的村民，常年在北京、廣州等地打工，其中，有不少是50歲以上的老人。

陜西省石轉鎮宣傳幹部 湯昊：

雙聯村總人口(打工)估計要占到(總人口)60%、70%吧。里邊應該有個20%、30%在50歲以上。很多從事的是體力勞動。主要是像建築或者隧道這一塊，比如說勞動保障這塊，各類保險這可能有的不是那麽十分齊全。政府這一塊要想辦法發展產業。

解說：

勞動強度大，健康風險高，維權意識差，福利保障相對較弱，這些，都是困擾高齡農民工的問題。

2013年7月，高溫酷暑中，鄭州72歲的環衛工靳春波，在清掃馬路時中暑去世。記者之後采訪發現，當地絕大部分環衛工，都是50歲到60歲之間的臨時工，連一紙勞動合同都沒有。去年11月，蘭州一些高齡的環衛工人，竟然被要求簽訂這樣一份承諾書，承諾工作期間產生的一切人身損害，都由本人承擔，此事被報道之後，迅即引發輿論關註，這樣一個有些殘酷的要求，也被相關部門馬上叫停。

但是，即使面對種種風險，即使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高齡農民工，還是要選擇繼續外出打工。

冷慶洋：

再幹個五六年吧。想家也沒辦法。

揚大會：

(我們)團聚的日子很少，有時候就是到逢年過節回來，有兩個年頭春節就不在家，(他)都在外面。(我)還是太寂寞了。

主持人：

這就是中老年農民工現實中所面臨的這樣一種困境。從2011年開始，我們國家有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按照里面的一個細則你註意看，就是年滿60歲，累計繳費，這個費就是養老保險費，這個保費，滿15年，以後就可以按月領取，60歲以後享受相應的待遇。政策是個好政策。但是根據前段時間的調查，在武漢還有南寧市，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行為的調查顯示50歲以上的農民工參保職工養老保險的比例是0。接下去我們就請教一下張翼先生，您怎麽看待這個數字，為什麽有了這樣一個政策是去保障養老金落實的，為什麽不去上這個養老保險，為什麽？

張翼：

有這樣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企業不願意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他想盡可能的降低人工成本的開支，畢竟這一塊占到整個企業人工成本的20%左右。

第二個，農民工自己也不願意交養老保險。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想把這8%的錢轉變為現金拿回家去接濟家用，或者是接濟當前在城市上自己的生活用度。

第三個原因，有一些零工不知道怎麽樣去參加養老保險。在這個因素的影響之下，再加上經濟的波動，以及農民工在就業過程當中可能存在的，今天在這個企業打工，明天在那個企業打工，可能這一段時間在這個城市打工，另外一段時間又轉移到別的城市打工，導致出現的這個斷裂使得到現在為止真正能夠拿到養老保險的人數是微乎其微的。

主持人：

張先生也許有人會說，這樣的政策就是為了讓你用今天的錢去保障你的未來，為什麽你只看到眼下，不看到長遠呢？這個問題怎麽看？

張翼：

因為當前眼下的壓力大於對未來的籌劃，雖然說農民工的工資在過去的五、六年當中都有一個非常顯著的增長，但是隨著通貨膨脹的增加，以及在城市生活過程當中的生活開支的增加，導致農民工拿回家去現金的收入，就是錢越來越毛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為了讓自己的孩子讀書，讓自己的老人安度晚年，就不得不犧牲當前對未來保險的開支。

主持人：

剛才咱們說的是被這個政策，就是沒有享受到政策的這群人，那麽他可能說是享受不到這個政策對他們來說門檻有點高。另外一群人就是享受到這個政策的人，多繳就能夠多得，那為什麽有些農民工他們並沒有采取多繳這種方式，而是能少繳就少繳，這是什麽原因？

張翼：

剛才談到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影響就是，我們國家的社會保險的繳費率相對還是比較高的，那麽整個保險繳下來，包括養老、醫療、工傷、生育保險和失業保險，加起來達到43%左右。如果是企業把所有這些保險交齊的話，那麽這個壓力是非常大的，對於農民工來說，他拿到這個錢現金的當前的欲求就大於對未來保險的欲求，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他寧肯是少繳就少繳。在前面一段時間，尤其是在退保的大潮的過程中，我們說絕大多數沿海地區的農民工在年底都把養老保險退掉，然後拿回現金拿到家里去了，在這樣一個情況下，現在真正能夠享受到養老保險的人數我們就特別理解到是非常少的。

主持人：

張先生稍候我們還會有更多的問題給您。所以說到這兒，並不是說農民工他們的目光短淺，或者說他們的見識短，等等。恰恰不是，他們恰恰是做了深思熟慮的思考，他們恰恰是做了最理性的選擇，因為他們上有老，下有小，在眾多要解決的問題面前，他們只能犧牲自己，不考慮自己的保險。好。我們繼續關註這個問題。

解說：

過去幾個月，深圳市社保部門，被接二連三地告上法庭。原告，就包括照片中的這幾位。他們在達到退休年齡，卻發現無法領到養老金後，一紙訴狀，把深圳市人社局告上了法庭。

退休女工 肖葉青：

我這些都是行政訴訟，這些都是法庭的判決書，已經輸掉了。

記者：

(訴訟)輸掉了？

肖葉青：

是。

解說：

這位是當事人之一肖葉青，在她身上，有著第一代農民工群體的深深烙印。生於上世紀50年代，90年代跟隨打工大潮南下深圳。直到2006年，肖葉青所在的服裝廠，才給工人統一辦理了社保。

肖葉青：

這里才交了七年零八個月。

解說：

在深圳工作20年後，雖然工作的穩定性讓他們看起來與城鎮職工無異，但在退休的節骨眼上，他們卻因為沒有繳滿足夠年限的養老保險，而面臨養老難題。

肖葉青：

雖然我們是外來工在這里打工，也生活了二十多，辛辛苦苦的已經付出了，他們都可以在這里養老，我們幹嗎不可以在這里退休呢？

解說：

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深圳非戶籍人口已達到726.21萬人，那一年，《勞動合同法》開始實施，深圳的絕大部分外來務工人員，才開始被覆蓋到國家的社會保障網下。但是，這也意味著，在近年達到退休年齡的農民工里，將有一大批人因不滿15年繳費年限，而無法領取養老金。

張展新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保障研究所研究員：

50歲以上的農民工，可能因為過去的制度框架他還沒有資格來參加，或者就算參加了也是剛剛參加。年限比較少。

解說：

在深圳拿不到養老金，這些老工人們，或者是無計可施，或者是認了命，回到農村。像肖葉青這樣，只能把她養老保險個人賬戶中的錢轉回原籍，參加家鄉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

肖葉青：

像我們在外面買的是職工保險是不是，轉回農村一個月才拿幾十塊錢，對於我來說拿的那個錢還沒有買的那個錢多，至少我們很不劃算的，

解說：

此外，由於農民工有較強的流動性，而我國直到2009年才出臺養老保險轉移接續暫行辦法，規定職工養老保險可跨省轉移。但是直到現在，仍有地方未能執行這一辦法，這也讓不少農民工，不得不中斷社保、甚至棄保。

張展新：

那麽高齡農民工回到家鄉，不能因為他們在城里的打工經歷，而面臨參保困難。各個地方有很多變通的辦法，中央政府應該敦促地方政府，通過補繳，就是要參照當地老年職工的參保這種靈活變通的辦法，讓一部分在城里打工已經多年的，但是離15年繳費期還有一定差距的，通過補交來獲得城市養老。

主持人：

對於那些已經老去，或者說正在步入老年的這些中老年農民工來說，他們遇到的養老困境有一部分是由歷史原因造成的，但是歷史原因造成的困境並不是說現實情況就沒法解決，就必須得去忽視他們。怎麽辦？接下去我們繼續連線張翼先生。張先生您看對於那些剛才我們在短片中也看到了，在現實中也大量存在有這麽多年紀大了還在工地上做著非常艱苦，非常危險的這些活計的老頭，甚至老太太，他們怎麽辦，就沒有辦法了嗎對他們來說？

張翼：

我想現在可以通過這樣幾個改革的辦法。

第一個辦法，必須改革現行的繳費率比較高的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使得企業的社會統籌這一塊從20%降到12%，或者在別的降低幅度我們可以來研究。那麽使農民工自己繳的這一塊降到8%，使得老年的農民工或者中年農民工有這個信心來繳養老保險。

第二個辦法，就是把這個城鎮里面交的養老保險，能夠與農村的居民養老保險進行對接，使得農民工能夠非常順利的把城鎮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險，轉回到家鄉的居民養老保險里面去，增加他對未來的收入。

第三個方面，我想還是要加大勞動執法檢查的力度。

主持人：

非常感謝張先生。應該說老一輩農民工他們一輩子都在付出，我們整個社會虧欠他們的不少，甚至太多。當他們勞作了一輩子，我們真的不能再虧欠他們了。

他倆要給農民工做“支付寶”，已拿到千萬天使投資

來源: http://www.iheima.com/project/2015/1112/152758.shtml

多地出臺零收費、放貸款實招 力挺農民工返鄉創業 0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12-06/9679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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