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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下的“新生代农民工”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1/664766.html

又到一年春运之时,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农民工又将集结成流动大军进入公众的视线,他们“回家”的肖像登上媒体首页,传达出中国人不可阻挡的回家愿望。

然而,在这貌似经年未变的景象背后,农民工的主体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据最新统计,中国目前大约有2.3亿至2.4亿农民工,80后农民工群体占一半左右,90后有4000多万人。

这些年轻的面孔使春运不再那么沉重,他们和城市中的年轻人一样,喜欢时尚、崇尚自我,他们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没有那么多的顾虑,留或者不留在城市中,都是选择。

将梦想进行到底

在上海火车站售票处,记者碰到一脸焦虑的安徽小伙子李潇,他正发愁没有买到票,无法回家,不过很快他就释然了,“就不回家了,去温州朋友家玩”。

寒冷的冬日里,发型时尚的李潇依然穿着单夹克,里面仅有一件白色的薄针织衫。他刚满21岁,属于“90后”,已经在上海打工两年了,现在在一家民企做工,一个月拿2500元。

“即使住在上海的郊区马陆,每个月光开销就是工资的一半。上海这边生活成本太高了,吃穿住用行,到处都很花钱,这点工资,根本呆不下去。”李潇抱怨道。

但当记者问他是否还会回来,李潇很坚定地说:“还会回来,我不会种田,也不愿种田,在家也没事做,大城市机会多,而且我也习惯城市生活了。”

2010年年初,国务院在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一号文件要求各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名词。新生代农民工,也被称为农民工“二代”,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他们的户口本上的户口性质一栏写着“农业”二字,却早已适应城市的生活。

与父辈相比,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思想开放、思维活跃,不愿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 天”,即使没有把握,也是毫不犹豫地奔向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市意 味着梦想与机会,他们开始同那些从小在城市生活的城里人一样,习惯出门就能看到钢筋水泥构筑的高大楼房,习惯了喧闹、繁华、车水马龙和不夜天。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告诉记者,上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目标是赚钱回家,城市生活是农村生活逻辑的延续:寻生计、挣钱在老家建房、回家娶老婆。而新生代农民工打工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融入城市,寻找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追求更完美的人生。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组织的一次调查结果也显示,只有18.4%的80后农民工是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而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门技术”和“在家乡没意思”的人占了大多数。

在上海安装公司做消防器材安装的黄昌燕有更长远的目标:“上一代农民工打工主要就是为了赚钱回家,我们则盼望在城市安家落户。上一代是与本村人攀比,我们这一代与城里人比。”

的确,他一个月近5000元的收入能让他在上海过得还不错,他来上海六年了,以前是在一家电子厂做,现在经熟人介绍进了安装公司。24岁的他告诉记者:“上海挺好的,熟人多,机会也多,不想回家,连老婆也要在上海找。”

但贺雪峰认为这部分幸运的新生代农民工最多只占整个群体的10%,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想融入城市,其实只是“和城市谈了个奢侈的恋爱”,年轻的时候还好,但到了该成家的时候,收入与在城市生活的基本条件相差较大,“最后结果就是虽然不甘心,但只能回去”。

但同时贺雪峰提出,“当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想回去的时候,能否回得去?我们现在支付不起让他们在城市扎根实现体面生活的社会成本,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他们‘进退自如’。”

回家:中西部崛起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决定在上海将梦想进行到底。

在上海金山守强窗帘厂打工的河南人小杨告诉记者,她准备回家了。“我们窗帘厂人手很紧,老板跟我说过完年后,一定要早点回来,最好再带几个小姐妹回来。”小杨说。

不过她跟老板直说:“我爸妈在老家已经给我找了份工作,在家附近打工他们也放心,而且现在老家工资也和上海没什么差别了。”

“招工难问题一直存在,从2009年就开始了。”浙江省宁海县恒宁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春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他们工厂主要做玩具装配及灯具。

“我们一直在涨工资,2008年的时候一个普工2000元左右,2009年涨到2500元,去年已经涨到3000元了,但还是招不到人,”他无奈地说,“我们这种工作,比较费眼睛,本来是有年龄限制的,18~35岁,现在我们40多岁的也要,因为实在招不到人。”

合肥市职业介绍中心副主任徐先芳这两天也为招工忙得焦头烂额,她带着32家用工需求量大且急的企业,赴阜阳参加大型返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这样做是利用春节前外出务工农村劳动者集中返乡的有利时机,拿出重要岗位招揽人才,为春节后企业开工生产做好人才储备。”

徐先芳告诉记者,随着《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安徽工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良机,“去年算是打基础,到处都在搞基建,修路、修厂房,明年开始企业就要入驻了,三年内安徽的用工可能会有一个井喷。”

另外,安徽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相比,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政府的支持。去年起,安徽的合肥、蚌埠、阜阳等10多个地市成立了省会城市劳务合作圈,协调解决各地市招工难问题。

随后不久,安徽省政府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意见的通知,采用各种措施,鼓励企业就近招工,农民工就近就业。

据徐先芳介绍说,在安徽很多地市,专门给农民工居住的蓝领公寓正在大规模建设中,届时将低价提供给企业,以供农民工居住。

在贺雪峰看来,农民工转移现象在近几年内还将凸显,“农民工到沿海地方打工,一年只有春节才能回家,一家人相聚时间太短,如果资本能逐渐向中西部转移,农民工既可以打工赚钱,又兼顾家庭,一举两得”。

春運 下的 新生代 新生 農民工 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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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洪流——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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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樣本 從田裡拔出腳,變成一個商人

第二篇 安徽樅陽:貨郎走天下(2)

布匹利潤在50%以上

當錢橋區的吳福貴外出賣布受挫,白雲區的張文龍挑雞蛋四處販賣時,在義津豐樂小學教書的殷愛法從學校離職,開始在義津老街上擺攤賣布。

1983年初,殷愛法作這個決定時,得益於哥哥曾經做過挑貨郎,走街串巷獲得的商業信息。「那時候,義津老街的整條街上,除了原來的商戶,很少有個 體擺攤戶,經常擺攤的也就三四個人。」擺攤主要銷售布匹、棉紗、毛線,以及針頭線腦、肥皂等小百貨。「那時候商品緊缺,尤其是布匹,利潤基本上在50%以 上。」

肚子能吃飽了,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穿衣問題。1983年底,樅陽縣內布票停用,結束了新中國成立30多年來憑票購布的歷史,也意味著布匹買賣可以私人自由進行,義津老街的布匹銷售成了最熱門的生意。

在家家會紡紗織布的錢橋區,吳福貴在1981年包產到戶前,只有一套冬裝和一套夏裝,沒有換季衣服。那時候,大人一般穿藍色或者黑色老咔嘰布,土布 做裡兒。給小孩買棉衣的外面布料是洋布,需要憑布票購買,一般是一人一年6尺的定量。那時最常見的情形:一套衣服,老大穿過,縫縫補補給老二穿;老二換了 新衣服,舊衣服再縫縫補補給老三穿。許多衣服都像是家裡的傳家寶。

但到1983年以後,只要家裡攢點閒錢,社員們都會到義津老街,給家人添點換季衣裳。

義津老街的裁縫朱朝貴記得,1983年,他已經開始單干,帶著2名學徒,從蘇州、杭州、常熟等地進貨,一邊賣布,一邊做衣服。

那時做衣服,一套衣服,需要一丈多布。做一套滌綸,光布料都需要13元左右,一般人做不起,只做上衣的比較多。最好賣的是一種叫做「的確良」的化纖布料,大家都搶著買來做衣服。

商販活躍老街新生

義津老街很快興盛起來。

裁縫朱朝貴說,原來全義津50多名裁縫組成的合作社散了攤子,很多下設的門市部紛紛成立個體戶。

老街商戶陳秀蘭從1981年開始在街上賣早點,到1983年時,老街各種商戶超過200家,服裝、鞋子、雞蛋、魚、米、山芋等農副產品應有盡有,「沒有買不到的東西,也沒有賣不掉的東西。」

此時老街上,各種個體戶也紛紛成立,租用老街門面經營各種商品,還有人在沿街空地擺地攤,銷售土特產和農具,吸引了遠近幾百里地的客商,比如:遠在 菜子湖對面的桐城縣孔城鎮人都來義津進貨;還有廬江的商戶,也都通過水路過來;有時也能見到從南京、上海來的客商。每天人流量超過2000人。

棄文從商的殷愛法從1984年開始,經熟人介紹承包了義津區勞動服務公司(集體性質)。他幾乎跑遍了南京、上海、徐州、宿遷、淮陰、紹興等周邊鄉鎮 企業發達的地區,組織緊俏商品的貨源,然後承包鄰近一些區、縣的百貨大樓櫃檯,讓當地百貨公司幫助銷售商品,利潤由他和百貨公司七三分成。

再後來,殷愛法積累了資本,在義津老街買了房,更花了5.9萬元在紹興柯橋鎮的中國紡織城買了個13平方米的門面房。義津有150多人之後跟隨殷愛法遠走柯橋。

張文龍在賣雞蛋之餘,開始販賣煤油票、糧票、布票、糖票;再後來,開始收廢品,賣小鴨、賣毛線。到1984年,他自己總結出了生意規律:1月2月賣雞蛋;3月4月販賣小鴨;5月6月賣蚊帳;7月8月賣毛線;8月9月賣膠鞋。

張文龍後來涉入樅陽縣城承包建築工程,並盤下縣城邊的一塊土地,自建了巨龍賓館。

義津老街上還有幾十名商戶,先後去了安慶市繼續做小商品生意,並形成了現在以縣名命名的市場——樅陽門市場。

去蕪湖賣布失敗的吳福貴,乾脆留在家裡種那1.4畝水田和0.2畝旱地,年純收入約1000元。

這些農村走出來的小販,經歷過那個時代,雖各有各的不同,結局和貧富不一,但都一樣精彩。

樣本意義

安徽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先鋒地。20世紀70年代末,在時任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持下,安徽率先探索實行包產到戶,小崗村一舉成名。安徽民間一時有「要吃米找萬里」之說。

樅陽縣,屬安慶市,為清末民初安徽省會所轄地,地處長江北岸,承徽人經商傳統,歷來為商賈云集之地,「揚帆繫纜,車馬往來」。沿水路在此出發,後200公里可至九江,前180公里可抵蕪湖,再100公里就到了南京。

然而中國即將進入改革開放之際,從樅陽縣內的義津鎮觀察,商業實屬已近凋敝。以吳福貴、張文龍、殷愛法為典型的一批當地農民,由此發端,借助長江中 下游通達的水運條件,外出各地做起了小販,推銷自織的土布和雞蛋等農副產品。在國家全面掌握資源、需要憑票購物的年代,他們嘗試尋求個體商業的空間和自身 生活的改善。

這批小販不但成為農業大省安徽較早外出謀生的農民工,樅陽義津鎮也因為他們的帶動,恢復了往昔的商業繁榮。

鳴謝樅陽縣委宣傳部、檔案局、縣史志辦。(未完待續


閱讀 洪流 中國 農民工 農民 30 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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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流——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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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樣本 摘農帽做工人

第四篇 山東桓台:揮瓦刀斬窮根(1)

「瓦刀一揮除窮根」

1979年1月2日,桓台縣委傳達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

1980年春天,荊家鎮東孫村黨支部副書記孫樹福帶領上百個建築工匠,不再偷偷摸摸,而是大張旗鼓地開進了省城濟南。

他打聽到濟南電子局要蓋樓房,而一家國營建築公司擔心三年建不成。「俺保證一年建成交付使用。如誤一天,我承擔法律責任!」孫樹福向電子局的領導拍了胸脯。可這支建築隊當時除了人手一把瓦刀、錘子外,連根腳手架都沒有。

東孫人的施工進度令對方大吃一驚:不到五個月,完成了主體工程,次年4月18日,工程高質量地全面竣工交付使用。

濟南電子局除了贈送他們錦旗外,還獎給他們一台大彩電。這項全優工程,打響了東孫的品牌。

這一年,桓台縣新陳公社也組織了480人進城搞建築,一年收入86.4萬元,平均每人1800元,後來《淄博日報》對此進行了報導,標題是「瓦刀一揮除窮根」。

但孫樹福和伊若新開始在建築行業賺錢的時候,桓台大多數農民還在遲疑。

20世紀80年代已經開了頭,但是「左」的思維依然禁錮著桓台人的思想,導致了農民對建築業持觀望態度,「村看村,戶看戶,很擔心政策會退回到以前。」

直到1982年,政策的暖風吹遍,桓台縣邢家公社實行包產到戶。

伊若新家裡人均分到了1.5畝土地,但因為入社是貧農,沒能分到任何生產工具。「工分多的家庭折價分到了馬車、牛或別的東西,我也只能眼饞。」

其實,後諸葛村的人更加羨慕這個30歲出頭的年輕人。

這一年,邢家公社建築隊搖身變為鎮建築公司,伊若新被委任為第一任總經理。

幾代貧農坐上凱迪拉克

這時候的建築公司還是土裡土氣的。一位公務員曾對縣建築總公司經理李佑書說,他們「遠看像要飯的,近看像收破爛的,仔細一看原來是搞基建的」。

但是搞基建的人越來越令人刮目相看。

1983年,邢家公社前離大隊僅建築業就收入80.3萬元,全村人均639元,成為全縣的「建築村」;起鳳公社建築業收入960萬元,人均200 元,全社出現了96個萬元戶,66戶主要靠建築業;荊家公社東孫大隊,15個光棍漢都進了建築隊,每人每年收入不下兩千元,到1983年他們都娶上了媳 婦,而且有十幾人蓋上了磚瓦到頂的新房。

到了1994年,伊若新斥資上千萬建起了生活小區,三級工以上資質的工人住上了100平方米的樓房,這在當時是副縣長以上幹部才能享受的待遇。伊若新本人和他手下的施工隊長們則住上了別墅。

伊若新回憶,那時候鄉鎮幹部一年收入也就五六千元,而建築公司裡大部分農民工的年收入已經上萬元了。上溯幾代都是貧農的伊若新還坐上了凱迪拉克轎車,他跟相濡以沫的妻子說,「結婚時只有牛車坐,現在你也享受一下國家領導人的待遇吧。」

桓台縣建築總公司首任經理李佑書形容由農民工起家、後來擔任邢家鎮副鎮長的伊若新:「進了建築門,成了幸福人。」

(原桓台縣委宣傳部幹部王發昌對此文有特殊貢獻,特此感謝)

樣本意義

桓台縣位於山東半島中部,魯中山區和魯北平原的結合地帶,屬淄博市所轄。桓台農業生產發達,自晚清以來,素有「山東不壓桓」的美譽。

建築業是桓台縣的傳統副業。至1937年,桓台縣在國內外設立的營造廠達140多家,其中在濟南有70多家,建築工人5000餘人,一度形成了坐鎮濟南府,涉足國內18個省、市及海外的壯闊局面。

「文革」後至1978年,建築業遭受重大打擊。大批世代相傳的工匠,被迫放下瓦刀,扛起鋤頭,從事單一的農業生產。

在政策的重壓之下,以伊若新、孫樹福等為代表的桓台人渴望改變窘迫的生活,他們自20世紀60年代起就冒險零星外出從事建築業。到1978年前後,全縣各公社幾乎都成立了建築隊。

20世紀80年代初期,建築工人中的先行者紛紛成為建築公司的帶頭人,帶領更多農民工外出。人數最多時,桓台縣從事建築的人員達到5萬名。其中尤以伊若新最為傳奇。父母早亡、四處借糧維生的他,憑藉一身建築本領,開上了凱迪拉克轎車,做到了桓台縣邢家鎮的副鎮長。

如今,桓台已經位列國家百強縣,其中作為桓台人第一大經濟支柱的建築業功不可沒。

1985年8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彭真視察桓台之後,為他的祖籍地題詞「建築之鄉」。(未完待續


洪流 中國 農民工 農民 30 遷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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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洪流——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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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樣本 走天涯,闖世界

第七篇 福州長樂:偷渡美國討生活(2)

操舟為業與移民網絡

長樂市鄭和研究會會長石金秋把長樂人骨子裡既有的海外謀生衝動和冒險精神歸結到一個歷史人物身上——鄭和。他已成為長樂的文化象徵、精神基因,乃至海洋文化信仰。

從1405年開始的28年間,鄭和先後七次從福州長樂出發下西洋,足跡遍佈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當時長樂太平港正是鄭和船隊遠航的基地,也是鄭和所用巨艦的主要製造地之一。鄭和駐舶長樂,還在當地招募水手隨他遠航。這造就了長樂人「以海為田,操舟為業」的傳統。

清末設福建船政學堂和馬尾造船廠,很多長樂人到此學習和謀職,從事航海者更不計其數。長樂由此號稱「海員之鄉」。

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中國內地與美國不通航運,在香港地區、新加坡的船運公司任職的福州籍海員,通過「跳船」方式,開闢了移民美國的渠道。第一批長樂籍的美國移民,基本上曾是香港海員。他們隨公司商船到美國後,「跳船」留居美國,設法獲取合法留居身份,然後通過親屬移民簽證,將家眷遷移到美國,再通過其定居美國的各家庭成員,啟動親屬連鎖移民。

1988—1997年是長樂人偷渡美國的「黃金十年」。盧志中回憶說,閩江邊一度停靠著各式的偷渡船,蛇頭就在船上扯嗓子喊:「有出去的沒有?」一些人背著簡單的行李,在岸上和親人告別,然後上了船,天才濛濛亮。

1990年,盧志中和猴嶼的鄭家璧等6人,重新出發。他們沒有選擇慣用的海路偷渡,而是採用了更為隱蔽、安全的方式——「換人頭」。

他們正月初八離家,到福州火車站搭乘前往昆明的列車。為了物色一個「好蛇頭」,他們足足在昆明等待了45天。按照鄭家璧的說法,那邊的蛇頭都是泰國人,「好蛇頭」可以買通緬甸軍隊和入境官員,讓偷渡者一路暢通無阻「壞蛇頭」則全無保障。

福清市高山鎮西山村的村民林華該和10多位村民通過緬甸偷渡去美國時,不但要防止被抓,在熱帶雨林裡經常感到缺氧窒息,還要提防有毒蚊蟲的叮咬。林華該在寫給家人的信裡說,他在緬甸沿路見到多具沒有掩埋的偷渡者屍體,三個月的旅程每天都活在死亡的恐懼中。

在拿到一本台灣地區護照之後,盧志中一行每個人輕輕地把護照上原有的照片揭下,替換上自己的頭像。此後,他們將開始頂著一個陌生人的身份在外謀生。

蛇頭一路帶領他們翻山越嶺,跨過中緬邊境,隨後潛入泰國,一路都有緬甸兵持槍護送。然後,從泰國坐飛機前往新加坡,由新加坡直飛紐約。抵達紐約的時候,已經是7月份。

盧志中和鄭家璧分頭投靠紐約唐人街的親戚。2萬美元的偷渡費在人到紐約的那一刻,由猴嶼鄉的聯誼會或同鄉會代為籌集付清。盧和鄭所要做的,就是先在同村人經營的中餐廳裡洗碗或者炒鍋,慢慢還清欠債,積攢資本。

身為僑領的陳清泉對20世紀90年代初洞頭村的一次集體偷渡印象深刻。接獲蛇頭領人的通知後,陳清泉帶領幾個餐廳老闆上前接洽。「一共20幾個年輕人,每個人偷渡費1.8萬美金,總共30多萬。」陳清泉等人代墊了這筆巨額費用。隨後,每個餐廳老闆根據經營能力,分配到3—5個同村偷渡者,讓他們在自己的餐廳內做事,每個月工資1700美元,扣留1000美元,作為偷渡費償還,實發700美元。

「只要一年半時間,這批偷渡者就能把債務還清,可以開始攢錢寄往家鄉,準備蓋房子了。」「我幫助過的老鄉有多少,我也記不得了。」陳清泉說,最關鍵的是,長樂人在美國搭建起來的關係網絡從根本上解決了初到者的心理恐慌和工作著落等現實問題。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院長莊國土介紹,互助網絡包括安排新來者的居住地、提供有關居留美國的信息和工作機會,乃至提供赴美費用的無息借貸等。在美國站穩腳跟後,陳清泉等人利用關係網絡和經濟實力,讓親戚朋友等人具有了赴美打工的可能性和可行性。1984年以前到美國的長樂人,平均每人牽引出去的親朋好友大約是80人。

留下的人又出去了

來到紐約的鄭家璧隔著重洋,用小學的文化水平給留守老家的妻兒寫信,告訴他們紐約多麼繁華,洗碗的工資高得離奇,「美國幹一月等於家鄉干三年」。他慶幸自己39歲了,還作出了出國打工的重大決定。

但是沒有出去的農民,也在尋找自己的出路。

當潭頭、猴嶼、營前湧現海外打工先行者的時候,曾經走私猖獗的金峰鎮開始了農民本土創業。長樂籍作家黃國楨曾這樣描述金峰鎮的轉型過程: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長樂海上走私猖獗,全國各地商人、遊客擁向長樂,就為了購買緊俏的家電商品和紡織品,不少長樂人積累了第一筆財富,走私被禁絕後,長樂農民搖身一變,又成了加工各種輕工產品的廠長、經理。

1981年,金峰鎮華陽村農民鄭良官在河南推銷手工蚊帳。看到報紙上登了一則經編機的廣告。「這個經編機可以織蚊帳、織布、織裝飾布。我把報紙拿回來,幾個兄弟坐在一起研究,認為這種經編機很先進,於是就跟湖州機床廠聯繫,對方報價一台2.75萬元。」

鄭良官七拼八湊,14個股東湊足了2.75萬元,金峰經編廠悄悄開張了。第一年結賬,金峰經編廠共賺了10萬元,第二年又盈利30萬元。

金峰人都見證了鄭良官的成功,紛紛效仿。20世紀80年代初,金峰人靠集資的方式辦起了100多家經編廠,產業基地初具雛形。

1984年8月13日,福建省第二次鄉鎮企業工作現場會在金峰鎮召開。這個時期,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也來到長樂調研,將金峰鎮以紡織為主的鄉鎮企業命名為「草根工業」。

鄭良官的廠越辦越大,換過多次廠房。他第一次租賃的4間民房,成為了中國「草根工業」的誕生地。

1985年,長樂地區的鄉鎮企業猛增到2046家,鄉鎮企業總產值3.35億元,其中鄉鎮工業企業總產值2.21億元,是1983年的3.56倍,佔全市工業總產值的82.6%。

長樂市鄭和研究會會長石金秋說,金峰鎮的鄉鎮企業家們一樣傳承了長樂人漂洋過海的基因。1995年後,當地很多紡織業老闆開始了資本移民。

從1978年開始,時隔不到20年,長樂人的人生路線就一分為二,平行但相反。

當潭頭、猴嶼人漂洋過海,出外打工的時候,金峰的農民卻「離土不離鄉」,當起了鄉鎮企業老闆。當潭頭、猴嶼華僑回鄉投資尋找機會或者辦公益獲取名譽的時候,早期留在老家辦廠的老闆們卻開始了他們的資本移民征程。

2007年,非法滯留美國長達17年的鄭家璧「告老還鄉」,在紐約刷盤子「刷」出來的自家樓房大廳牆上,看到了母親的遺像。1993年,鄭家璧母親病逝,他從一通越洋電話中得知噩耗,當時他正穿越紐約中央公園,給一戶白人家庭送餐,只記得公園的樹葉一片金黃。

2011年3月,同樣未能獲得合法身份的盧志中得知妻子病重,毅然離開美國。兩個月後妻子離世,他陪她走完最後一程。此前他們已經分離整整21年。

2011年5月,陳清泉、張天密、陳銓俤等僑領相繼返回福州,參加第十三屆「海交會」,他們是早期赴美打工農民的成功典範。而鄭家璧、盧志中等人,則成功地讓他們的兒子順利落腳美國,讓下一代去實現父輩未竟的「花旗夢」。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盧志中」為化名)

樣本意義

中國農民打工的腳步,遠涉世界各地,其中以八閩大地福建省的長樂和福清最廣為人知。

長樂與福清均屬福州市,臨東海。當地流傳兩句話:「世界怕美國,美國怕長樂」,「亞洲怕日本,日本怕福清」,足見這兩個縣級市在世界上最發達的兩個國家中的影響力。

長樂是鄭和七下西洋的起錨地,長樂人繼承了「操舟為業」的技能和秉性。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長樂籍海員就開始了跳船移民之路。1978年之後,長樂走私潮從側面展現了絢爛的物質生活圖景,第一批海外打工者以「尋親」的名義,偷渡到世界之都——紐約。

現有長樂籍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已經逼近40萬人,而長樂市當前人口也僅僅66萬左右。

福清也是中國著名的僑鄉,當地人素有出海闖蕩的傳統,目前從這裡出去旅居海外的華人近80萬,分佈在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產生了一批在海外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商界巨賈。如印尼華裔首富林紹良林文鏡先生便是福清市海口鎮牛宅村人。

據不完全統計,福清華僑華人總資產不下500億美元,其中資產超1億美元者50多人。福清現在日本打工經商的仍不下10萬人。

重溫閩人到海外打工謀生的歷史,事實上開啟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民工內部遷徙之外的另一求生路徑。歷史厚重的現狀、家庭悲情的別離、個人多舛的命運在他們的身上交織,折射出中國一個時代的不堪回首,和親歷者開闢美麗新世界的心酸血淚。(未完待續)
閱讀 洪流 中國 農民工 農民 30 遷徙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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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農民工市民化成本調查

http://www.ifengweekly.com/display.php?newsId=7024

在每個農民工市民化所需的8萬元公共支出成本中,遠期的養老保險補貼平均約為3.5萬元,需要短期支付的住房和義務教育等一次性成本約為2.4萬元。對中國政府而言,這一成本支出並非不可承受。

朱志超渴望在上海安家。

他在17年前離開河南沈丘縣農村的老家,跑到上海謀生。一開始為集裝箱車隊開車,手頭略有積蓄後,自己買車跑運輸。現在,朱志超已有兩輛集裝箱卡車,組建了一個小型運輸公司。

朱在上海娶妻生子,一家四口租住在上海寶山區楊行鎮西街寺前村一套小三居里,每月租金1600元。在上海生活多年,朱志超早已習慣了都市生活,眼見孩子一個個長大,他最近忙著為女兒張羅入學,還想把年邁的父母接到身邊來照顧。

中國內地像朱志超這樣舉家外遷的農民工,據統計多達1.6億人,佔外出農民工的20%以上。這些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已經居住長期化,他們渴望市民身份的認同和待遇的平等,完全融入城市生活。

他們這種期待與渴望,已經提上國家最高層的政治操作議程。2013621日,國務院首次設立國務院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由副總理馬凱擔任組長;在此前後,國家發改委發佈報告,稱中國將全面放開小城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逐步放寬大城市落戶條件,合理設定特大城市落戶條件,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

這是中國第一次明確提出各類城市具體的城鎮化路徑,表明農民工市民化問題將成為新一屆中央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各級政府接下來需要做的是加大投入,解決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的基本權利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務享受的資金需要,即承擔農民工市民化的社會成本。

但是,在當前經濟增長放緩、地方債高企,危機一觸即發的嚴峻形勢下,圍繞農民工市民化而來的公共成本的巨大投入,中央和地方財政如何分擔,能否承受?仍是一個未知數。

公共成本或達13萬億元

中共建政以來推行的城鄉二元制度,是當前農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障礙。但在云南大學發展研究院的「三農」專家張國勝看來,農民工市民化之所以進展緩慢,表面看是由於城鄉二元體制改革滯後,根本原因還是政府沒有能力承擔農民工市民化的社會成本。

關於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測算,內地學術界有各種不同的版本。中國科學院早先估計,一個農民工變身市民需要的「公共支付成本」約為1.5萬元;據住建部調研組測算,每新增一個城市人口需要增加的市政公用設施配套費(不含運行和管理成本),小城市為2萬元,中等城市為3萬元,大城市為6萬元,特大城市為10萬元;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公佈的農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萬元左右;廣州市社科院發佈的報告則顯示,一個農民工若要成為廣州市民,不包括買房等成本,僅滿足最低消費,一生中需要承擔130萬元。

張國勝長期關注農民工市民化問題,他對相關成本分地區計算的結果是:東部沿海地區第一代農民工與第二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社會成本分別約為每人10萬元與9萬元;內陸地區則分別約為6萬元與5萬元。「如果將2億農民工完全市民化,這個成本非常龐大。」他說。

2010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成立「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研究」課題組,由侯云春、韓俊、蔣省三等知名學者牽頭,課題組成員包括何宇鵬、金三林、王賓、林家彬、許召元等十幾位專家。他們對6232位農民工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長期或者全家都在城市的農民工,有70%左右願意接受市民化。

課題組對重慶、武漢、合肥、鄭州、東莞、嘉興6個城市和20多個小城鎮進行了持續2年的跟蹤調研,從教育、住房、社會保險以及城市管理費用等四個方面測算每位農民工市民化需要支付的公共成本,得出的結果是:重慶市80408元、嘉興市83690元、武漢市85087元、鄭州市77361元。按人均成本8萬元計算,內地現有1.6億農民工市民化的總成本需要人民幣近13萬億元。

「這項成本並非高不可攀。」報告執筆人金三林解釋說,在每個農民工市民化所需的8萬元公共支出成本中,遠期的養老保險補貼平均約為3.5萬元,約佔總成本的40%-50%;需要短期支付的住房和義務教育等一次性成本約為2.4萬元,加上每年的民政救助等社會保障及公共管理成本平均約為560元,佔總成本的1/3左右。「對中國政府而言,這一成本支出並非不可承受。」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近期也公佈了他們的測算結果:不考慮企業和個人所承擔的社會成本,現有1.6億已在城市生活的農民工,其市民化的總成本約為1.8萬億元。

「我們界定的成本是把農民工納入到城市公共服務體系必須由政府支付的那部分新增財政資金。」據報告執筆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研究員馮俏彬介紹,這1.8萬億元總成本中,有將近1.4萬億元用於保障性住房,這是政府新增支出的最大部分。此外,隨遷子女教育、養老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等成本分別為3214.70億元、938.13億元和155.07億元。

「如果把時間長度拉長,政府完全有能力解決成本問題。」馮俏彬認為,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支出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並不是需要一次性投入。比如,目前有農民工子弟學校已投入使用,各地只要恢復以前的財政投入,並不用重新建校舍;另外,由於新農合在農村地區已經廣泛覆蓋,政府在醫療保險上的支出也不會顯著增加。據她測算,到2020年,政府每年分擔的成本是2261.45億元,到2030年,每年的成本大概是1005.09億元。

成本分擔難題

參與成本調查的國研中心研究員許召元博士說,在調研過程中,由於地域差異而導致地方政府的不同訴求,非常普遍。比如教育方面,農民工流入地政府表示,只要中央擴大本地區教育經費,他們願意多接納一些農民工;而流出地政府則表示,從本地區流出的農民工為流入地做了很大貢獻,因此流出地更需要中央的補貼。

農民工市民化成本該如何分擔,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具體的政策措施出台。國研中心課題組成員何宇鵬建議建立人口動態管理系統,發揮《居住證》制度的識別作用,識別出農民工的實際去向,讓「錢跟人走」,形成一個成本分擔的初步機制。這樣一方面可以防止錢的「流失」;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流入地省份的接納積極性。

在中國現有財稅制度之下,由於轉移支付內容太多,最終需要過渡到有一個與人掛鉤的地方稅種為農民工市民化提供穩定的財政支持。何宇鵬認為,中國在這方面可以借鑑美國的分稅制經驗。美國的所得稅和社會保險費用歸聯邦政府,因此聯邦政府對社會保障負全盤責任,而消費稅、房產稅等其他稅種由所在州政府收取,因此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支出由各州政府承擔。「中國現行的共享稅制不利調動地方接受農民工的積極性,分稅制也許可以給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擔提供一個可行性方案。」他說。

馮俏彬則主張中央政府負擔農民工隨遷子女的教育和養老保障,合計4152.83億元;地方政府主要承擔他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合計13938.75億元。「我們要設計出一個方案,明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責任分工。」馮俏彬建議調整相應的轉移支付公式,通過調整轉移支付係數、比例等等一系列方式,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來提高地方政府的積極性。

據金三林透露,目前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正研究中央政府、輸出地和輸入地政府、企業和農民工的各自責任,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擔機制。「政府在農民工市民化成本界定中,不能夠大包大攬,應該量力而行。」何宇鵬主張,政府支出一方面需要跟當前的發展水平相適應,一方面需要對服務的內容進行界定,對公共支出和個人支出要有一個明確的劃分:政府支出主要是提供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和各種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企業主要是提供更加穩定的工作條件和更普遍的福利;農民工則需要負擔本人和家人生存、發展的各項費用支出。

至於農民工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成本分擔,學者們的普遍看法是,針對城市公共服務產品的類別,應採取差異化的轉移支付與財政分擔體系,以「誰受益,誰承擔」來明確主體責任,享受人口紅利的流入地應更多承擔責任。

「按照目前農民工的分佈情況,農民工主要從西部流出,東部地區作為就業地點要承擔總成本的66%以上;如果按大中小城鎮來計算,承擔最多的實際上是地級以下的城市,達4000多億元。」馮俏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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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農民工的移動互聯網是啥樣的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52702.html

他們是如何使用智能手機的?他們對移動互聯網的運用和我們的想像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他們的對智能手機的使用和我們又有什麼不同?

在距離北京2000多公里外的東莞,豌豆莢團隊經過深入基層的調研,為我們獻上一份特別的報告,在其中,我們會看到另一個階層的移動互聯網生存實錄。

核心內容點彙總:

1、用什麼SNS?就用QQ,微信啥的沒什麼用,但是知道,因為擔心流量,基本很少開流量之類

2、收入大概範圍?收入底薪是1300,包括加班之類的能達到3300,一般會寄回家一半左右

3、什麼時候用手機的頻率比較多?上班帶手機,休息的時候,可以看視頻。晚上下班後使用手機頻率最高,廣場上看演出的時候,也會看看,主要是電子書

4、有沒有電腦?沒有電腦。想用Wi-Fi時,會到網吧去

5、有沒有在網上買過東西?沒有,很少在網上買,主要是逛商場買

6、手機價位和購買時間?手機一般價位是1000-1300,目前使用的手機購買2個月,之前用的是功能機

7、買手機主要關心什麼?價格,屏幕是否大(他自己的還是800×480的,但是他就感覺很大)

8、話費流量情況?沒有開通套餐,擔心流量問題

9、通常用手機幹什麼?打電話,發短信,看看視頻

10、用什麼App比較多?酷狗音樂

11、在線看視頻嗎?聽音樂嗎?不會,只聽本地的音樂和視頻

詳細內容:

目的是什麼?

調研的目的則是為了瞭解工廠裡年輕人的生存狀態,他們是如何使用智能手機,如何獲取日常需要消費的內容。

過程是怎樣?

為戶群體做好設計,需要更多的產品設計師接接地氣。我們在東莞長安鎮呆了三天兩夜,完整訪談了三位智能手機使用者,走訪了幾個集中的廠區及周邊的生活社區。隨後的一週,另外一位同事@姜楠也到了這邊,擺了一個小攤,為工友們免費提供內容下載以獲得談話機會。

有哪些收穫?

1、那邊的用戶使用手機的場景還是遠比我們想像的落後,雖然大部分都是觸屏的國產 Android 手機,但是使用方式還是基本當成功能機使用,比如 SD 卡插拔拷電影,裝應用通過拷到 SD 卡然後安裝以及換手機時通訊錄移動到 SIM 然後更換之類的;

2、電影在這個圈子裡面真的是大生意,工人平時消遣,用手機看電影還是比較普及,因為捨不得開流量,所以社交的應用,其實他們聊的很少;

3、PC端的電腦軟件,他們使用也很少,主要還是依託網吧,以及一些賣場來拷貝安裝東西;

4、安卓系統的本身的一些功能他們都還比較熟悉,比如長按拖拽卸載應用,設置Widget,還有菜單之類的管理,都還是比較熟悉;

5、Wi-Fi 普及比想像中高,工人都會使用,基本沒什麼門檻,有些比較大的工廠,比如步步高,OPPO 之類,都有。還有一些工廠招工以宿舍有免費 Wi-Fi 吸引工人,手機店員也說東莞這邊 Wi-Fi 覆蓋率已經處處都能方便獲取到了。

三家手機店速記

1. 中域手機店

一個手機連鎖店,店員會很主動告訴用戶下載應用用安卓市場就可以,手機賣場可以免費幫用戶裝應用,拷視頻音樂,買了到時候再過來裝都沒問題,一直跟我普及 Wi-Fi 裝應用免費的概念。

他對系統應用有無廣告,感覺不是很在乎,估計是沒被騷擾過,但是他說 360 可以攔截這些垃圾短信,應用廣告也可以攔截,他對電腦上的 QQ手機助手推廣的比較賣力。

2. 諾亞信(NOAIN)

這個店門口有個大大的四核,用戶對四核雙核的理解,他們認為四核就是快些,其他的沒什麼影響,問他耗電情況,他說安卓就這樣,1 天時間,也無所謂了,如果待機什麼都不干 3 天。

裝應用視頻音樂,店裡也可以免費安裝,這邊把安卓安智基本歸為一家的。

3. 鎮中心的一家手機店

這個完全是兩個天地,這邊的手機都相對高端,也有很多三星的手機,Note 之類,旁邊也有 iPhone 店,跟之前探訪的幾家完全是不一樣的風格,看起來東莞兩極分化很嚴重。

店裡面是有免費 Wi-Fi ,只要買手機,都可以免費裝應用,但是不幫忙裝電影電視劇,主要他說週末人多,拷電影電視劇慢,不想提供這個服務。

用戶訪談

背景:玩具店的工人,用的是OPPO的手機,剛買2個月。住在宿舍,4個人一個宿舍,宿舍沒有Wi-FI,甚至不能充電(玩具廠不讓私自配插座板,已有一個大家輪流充或到保安亭充)。一天基本上上8個小時班,中午有一個半小時休息,可以玩手機,看看電影聽聽音樂。

用什麼SNS

就用QQ,微信啥的沒什麼用,但是知道,因為擔心流量,基本很少開流量之類

收入大概範圍

收入底薪是1300,包括加班之類的能達到3300,一般會寄回家一半左右

什麼時候用手機的頻率比較多

上班帶手機,休息的時候,可以看視頻。晚上下班後使用手機頻率最高,廣場上看演出的時候,也會看看,主要是電子書

有沒有電腦

沒有電腦。想用Wi-Fi時,會到網吧去

有沒有在網上買過東西?

沒有,很少在網上買,主要是逛商場買

手機價位和購買時間

手機一般價位是1000-1300,目前使用的手機購買2個月,之前用的是功能機

買手機主要關心什麼

價格,屏幕是否大(他自己的還是800×480的,但是他就感覺很大)

話費流量情況

沒有開通套餐,擔心流量問題

通常用手機幹什麼

打電話,發短信,看看視頻

用什麼App比較多

酷狗音樂

在線看視頻嗎?聽音樂嗎?

不會,只聽本地的音樂和視頻

視頻拷貝生意

\
 

本地拷貝視頻,有「專業下載」輔助,拷貝50集5塊錢,店家會提供幾本電影和電視劇的菜單,然後給幾張小紙,用戶可以書寫編號之類的,然後把SD卡拔出給老闆,老闆輸入編號,然後搜索出用戶選擇的電影和電視劇,一鍵複製就過來了。

網吧生態

下圖是剛剛啟動的桌面,嘟嘟牛是網吧管理工具,用來做結帳用的。右下角的廣告沒有查清楚是誰彈的。注意,這個網吧還提供蘋果越獄服務,一次 50.

1

QQ 網吧這個產品不僅能看到同網吧好友,同網吧其他人的微博,還能看到這個網吧的用戶在騰訊其他遊戲裡的積分排行。

2

在網吧這個 Launcher 迅閃裡,除了遊戲外還有一些工具應用,比如這裡我們就看到了熟悉的 360 手機助手和騰訊手機管家。

3


實地 考察 農民工 農民 移動 互聯網 互聯 是啥 啥樣 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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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券商沒前途。為什麼說券商是農民工,銀行才是老闆。 NT_CLANNAD

來源: http://xueqiu.com/1170975436/33602108

本帖應網友要求,單獨開個貼供大家參考。[大笑]。順便在最後一段加入兩融局限性的內容。。。。對券商有不少接觸,分享一些看法,並非專門汙蔑券商。[大笑]

銀行增速沒券商快?
首先,先看看某些人所謂券商業績增速比銀行快的結論。中信證券10年中只有2年ROE超過20%居然還有一半的時間ROE處於個位數

大家看看興業銀行 03年-13年的利潤增速。。。興業2003年凈利潤僅有9.8億元。到2013年凈利潤為400億元。10年40倍的增速。亮瞎券商的狗眼。而中信證券10年僅僅14倍的增速,這被銀行甩了多少條街了?即使是6000點那波大牛市,中信證券的利潤膨脹也遠遠達不到40倍。而且我相信,在券商自殘性的傭金大戰後,即使股市再沖到6000點,券商的利潤也遠遠達不到07年水平。

券商靠什麽盈利?

經紀業務依然是大部分券商目前利潤率最高的業務,其次是兩融,再來是自營等其他業務。從資本占用上來看,績效最差的是資管。

現在券商的業務利潤中依然有大約一半來自於傭金業務,而看起來高大上的投行業務其實對利潤貢獻幾乎忽略不計,現在承銷業務利潤大部分還是銀行賺的,為什麽?券商沒有客戶資源,客戶都是銀行的,券商只能給銀行打雜,乞求銀行給介紹點客戶,而且中國有幾個公司能上市?大部分還不是私募債和銀行信貸。也就是說券商的業績依然逃不過靠天吃飯的命運。事實上本來券商這行業存在的意義就主要是提供經紀業務,承銷和投顧業務,其他的都不是券商的強項,國外券商也不例外。而中國券商已經自己把經紀業務這條路完全斷掉了,和產能過剩行業一摸一樣,為了蠅頭小利,賤賣自己,到最後淪落到毫無市場定價權,大家都虧本賺吆喝的情況。不少中國券商提供經紀業務的收入已經只能勉強覆蓋成本,賺一點微利。

非標資管業務不可持續
資產管理業務。這本來就應該是銀行的強項,因為銀行能接觸到的高凈值客戶是最多的。券商客戶基本要靠銀行介紹。券商哪來的高凈值客戶,股神自己就會炒股了,大戶誰會把錢交給不會炒股,只會追漲殺跌炒概念的券商!而券商的資管呢,正事不幹,專門幹一些偷雞摸狗的勾當,淪落為銀行的寄生蟲,收取微不足道的通道費。雖然也有一些做證券投資的,但是他們那些投資方式我不敢茍同,根本不是價值投資。也不能怪券商,因為其實券商根本不會炒股!更不懂價值投資!如果把銀行比喻成老板的話,券商資管就是農民工,甚至連農民工都不如,只能撿剩下的吃。資管一旦出事往往被銀行當做出氣筒,自己背黑鍋。券商資管理論上不承擔風險,但是你們去問問券商做非標的,實際上非標業務就是在剝削券商的剩余價值。利潤大部分被銀行搶走了,券商還要承擔極大風險,經常自己還要跑去做盡職調查,貸後。因為名義上他們是資產管理人,不盡責萬一虧了,投資者和政府第一個找的肯定是券商,怎麽會跑去找委托貸款行呢,這不符合邏輯。抽屜協議其實是漏洞百出,沒有太大法律效力的,本身就是違法的勾當,一旦銀行翻臉,券商有很大幾率照樣自己兜底。特別是一些依附於銀行的券商,更是敢怒不敢言。而且,資管對券商資本占用極大,整個業務的ROE極低,完全屬於高投入低回報的劣質業務。而且一旦銀行的投向監管放開,銀行甚至完全可以一腳把券商踢開,為什麽要給你付通道費,哥自己做不行?

非標信貸,房地產開發業務。券商的房地產開發貸業務,都是撿銀行吃剩下的,或者壓根不想做的,這和乞丐有啥區別。優質和低風險客戶都被銀行拿走了,剩下的垃圾留給券商。如果銀行將來給房地產房貸沒有額度限制了,那麽券商還有何用?到時候直接被銀行一腳踢開,客戶全被銀行搶走。本來信貸就不該券商來做,券商一沒有客戶資源,二沒有信貸經驗和信用數據,三沒有客戶經理團隊(有也被銀行挖走不少),四沒有足夠的便宜資金。你說券商在信貸上拿什麽和銀行競爭?

自營業務牛市里也未必賺錢
自營業務。券商不是股神,他們其實不會投資。目前國內某些券商甚至出現了股市越漲,自營越虧的奇葩~~。因為券商的自營太聰明了,聰明到開了巨量空單去對沖他們所謂的牛逼投資組合。結果是,他們的投資組合中充滿了各種小盤股,題材股,創業板,而價值投資對他們來說一文不值。大家可以問問哪個券商會跑去重倉銀行和地產股的?而不買銀行地產,又開一堆空單,在這輪牛市里有什麽後果,我想大家都懂的。未來券商的趨勢是發展兩融,經紀,資管,這種坐吃固定收益的穩定業務,而不是自營這種靠天吃飯的過山車業務。

兩融資金依賴銀行,難以大幅擴容,資金價格不穩定
融資融券,股票質押式回購,資產包轉讓等確實有不錯的發展空間。目前質押式回購和融資相比銀行的優勢在於,券商對抵押的股票和證券擁有絕對控制權,資金去向比較好掌握,可以封閉式管理。還有就是股票和債券相對來說不容易貶值,變現容易,不像銀行抵押物那樣需要打非常大的折扣而且變現困難。不過兩融雖然信用風險不大,流動性壓力卻不小。很多人都提到了,券商自有資金極為有限。根本撐不起兩融的大幅擴容。兩融大部分的資金都不是券商自有的,很大程度需要依賴資產包賣出回購,資管資金以及銀行的資金。銀行作為資金提供方必然要趁機壓榨券商的剩余價值,特別是中小券商,銀行肯定漫天要價。招商銀行好像就很積極的給券商融資。特別是金融危機時期,貨幣市場可能會融不到錢,對券商流動性是極大的打擊,想想雷曼是怎麽掛的,就是因為貨幣市場弄不到錢,被流動性搞垮的。也就是說券商兩融規模放的越大,流動性風險也越大。反而是商業銀行很少被金融危機拖垮。因為銀行相比之下,資金來源穩定的多。每天都有無數孤兒寡婦,老弱病殘在給銀行貢獻幾乎0利率的資金。咱們每個月發的工資最起碼要在銀行躺2,3天讓銀行享受0利息資金,想想全國人民都這麽被壓榨,銀行有多爽?或者你想想,全世界有哪個金融機構有銀行這種特權?其實說難聽點銀行完全是在壓榨儲戶的錢,給儲戶的利息塞牙縫都不夠,而且大部分存款利息是長期鎖定的,不會很快隨著市場利息浮動。但是這對銀行股東來說是好事。

@top_gun888 @雲蒙 @世說新語
為什麼 券商 前途 農民工 農民 銀行 才是 老闆 NT_CLANN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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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農民工現狀調查:有人為獲打工資格染黑頭發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05-02/913002.html

解說:

50歲、60歲、70歲,他們為什麽還要外出打工?

55歲農民工 王思浩:

現在在農村里面就八十來塊錢吧。都在幹活,還在幹活呢,農村里七八十歲還有幹的。

解說:

10年、20年、30年,打工多年,為何仍未得到安定生活?

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人口研究經濟學博士 任遠:

農民工群體的養老保障、社會保障問題就是非常嚴峻。

解說:

統計顯示:全國50歲以上的農民工已經超過4600萬!

《新聞1+1》今日關註:老去的“農民工”!

主持人 董倩:

晚上好,歡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聞1+1》。

今天是勞動節,那麽勞動節我們就來關註勞動者,首先我們先聽一群勞動者他們都說了什麽。

農民工 黃德祥:

當初來的時候還沒有感覺,現在就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有一點感覺了。

農民工 王思浩:

現在在農村里面就八十來塊錢吧。都在幹活呢,還在幹活呢,農村里七八十歲還有幹的。

主持人:

接受采訪的兩位農民工,現在在上海的一家建築工地在做工。他們的年齡已經超過了50歲,說到這個年齡的問題,就在4月29日,就是前天國家統計局公布了這樣一組數字,就是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在報告中我們看到了這樣的幾個數字,在2.73億農民工里面,50歲以上的占到了17%,那麽具體到數字超過4600萬,這是50歲以上的。如果把41-50歲這個年齡段也算上的話,那這個年齡段的比例是26%。乘起來的話就是7千萬,40歲以上所有人都加在里面的話,那也就是近1.2億人。這是一個多麽龐大的群體。那麽他們這麽大的歲數,還在工地或者說幹著非常艱苦的工作為了什麽?另外,他們在這樣的一個年紀去工作的話,他們的權益需要怎麽樣去保障,今天,我們就來關註這樣的一個中老年農民工群體。

解說:

在酷暑,在寒冬,在城市的街頭,在建築工地,在一些仍然存在著重體力勞動的工廠,他們正在老去,已經老去。50歲、60歲,有的甚至超過70歲,他們,被媒體稱作“高齡農民工”。

這對父子,來自江蘇,打工地在上海。兒子王榮做電工,父親王思浩已經五十多歲,因為沒有手藝,還在做搬磚、運水泥的重體力活。

農民工 王榮:

我感覺做建築這行,也真是挺累的。(父親)頭發白了,眼角的斑紋也有了。

解說:

年齡越來越大,身體已經開始印刻衰老的痕跡,但是,在他們的工地上,像王思浩這樣,超過50歲的農民工,竟然占到了一半。這些高齡農民工們,已經越來越力不從心了。

農民工 黃德祥:

當初來的時候還沒有感覺,現在就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有一點感覺了。

解說:

那麽,在中國,年齡超過50歲的外出打工者,究竟有多少?前天,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稱,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數為27395萬人,其中,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7.1%,超過了4600萬。有媒體報道,有些高齡農民工,為了更容易的找到工作,有的持假身份證留在工地;有的,不斷地走進理發室將自己的白發染黑;有的,甚至“靠吃肉補充體力獲打工資格,哪家工地肉多就去哪”。

農民工 王思浩:

包吃了,還可以吧,我們就是老板規定的19塊錢一天,都是有專門的食堂。做好了送過來。

解說:

在大城市從事體力工作,雖然辛苦,但是和在老家種地相比,收入上畢竟還有很大差別,甚至可能會翻番,這應該是許多高齡農民工,為何還要拼體力外出打工的一個重要原因。

王思浩:

現在在農村里面就八十來塊錢吧。都在幹活,還在幹活,農村里七八十歲還有幹的。

解說:

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統計報告顯示,我國50歲以上的農民工群體,正在持續擴大:2009年,50歲以上農民工占12.2%,有2803萬人;2012年,50歲以上農民工占15.1%,達3969萬人;2013年,全國50歲以上的農民工所占比重為15.2%,數量超過4000萬人。2014年,比例增加到了17.1%,超過了4600萬。

主持人:

剛才我們一直在提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這個制度是從2008年開始調查,然後公布的。到現在7年的時間。我們不妨比較一下這7年都發生了什麽變化。在2010年的時候,我們看一下,16-20歲的農民工所占的比例是6.5%。而7年之後,2014年降到了3.5%,那麽21-30歲這個年齡35%降到了30%,31-40歲這個年齡,23%到22%。應該說這就叫做青壯年農民工,31-40歲基本上是穩定的,但是在穩中有降,下降的最快的是16-20歲。

那麽我們再看這是處在一個下降的狀態,那麽在這個比例中有一個上升比較快的一個群體。41-50歲的農民工2010年的時候顯示比例是21%。到了2014年,比例上升到了26%。那麽再看這個一個群體增幅也是很快的,50歲以上當時2010年占比12%,到了2014年占比17%。那麽我們再形象的看一下,也就是說這些年它們的增幅,應該說是在穩步增加,而這樣的一個前提發生背景是什麽呢?2010年-2014年農民工的數量雖然說是在增長,但青壯年農民工的數量是在降低的。在掌握了這些數字之後,我們接下去請教一位專家,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的張翼研究員。張先生,剛才我們註意到了一個極端,16-20歲這些年的降幅非常大,6.5%到3.5%。50歲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極端,增幅非常大,12%到了17%。為什麽會出現這兩種極端的變化?

張翼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中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越是年齡小的群體,它的人口共計總數也在降低。越是年齡大的群體,他的出生年齡段里面人口數量占的比重相對比較多一些。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的教育結構有了擴張,年齡小的群體進入學校學習的人數增加了,所以導致16-20歲之間的這個群體的農民工每年都處於下降的狀態。但是城市里的需求它是增長比較快,在這樣一個情況下,老年或者中老年農民工的數量就增加的比較快。

主持人:

張先生我理解您這個原因是主客觀的原因都有,那麽客觀需求是因為整個中國人口都進入到了一個老齡化階段,所以不得不去使用這些中老年農民工。但是我們站在主觀的角度想一想,假如我有選擇,那麽誰願意到了老還去工作,而不是選擇在家里面去含飴弄孫,頤養天年,您怎麽看待這個主觀的原因,他是不是沒有選擇才必須出去?

張翼:

應該說是這樣一個基本的結構狀態。在農村里面他們的收入相對比較低,但是這一部分農民工他正是處於上有老,下有小這樣一個年齡段。對於孩子他們要撫養,要供給他們上學。對於老年人,他們要對自己的父母親盡孝道,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他必須到城里面來打工。

主持人:

也就是說雖然從客觀來說這是一個進程,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進程。但是從主觀來說,多少還是有一些無奈的因素在里面?

張翼:

是這樣的。

主持人:

好。那麽我們剛才關註的是這樣一個曲線的變化,中老年農民工應該說他們辛苦勞作幾十年之後,本來應該進入到人生的秋季,就是收獲的季節。但是他們卻在這樣的一個年紀,卻不得不再次打工,是什麽造成了他們這種沒有選擇的狀況呢?我們繼續往下看。

解說:

這是三年前,新華社記者劉傑在陜西農村拍攝的一組照片,這些空椅子代表著外出打工的家庭成員。這是三年前的陳榮英,當時她的丈夫和兩個孩子,都在外面打工。如今,三年過去了,陳榮英,還是一個人留守在老家,丈夫冷慶洋,今年已經52歲,在哈爾濱的一個工地上做工。

陜西省石轉鎮雙聯村村民 冷慶洋:

白天幹一天,幹12小時,晚上又加班,加到早晨的7點。慢慢撐吧。吃住不行,吃不飽。拿點錢到外面買零食吃。

記者:

每個月三四千的工資都怎麽花呢?

冷慶洋:

花一千多,剩下的自己存著。

解說:

冷慶洋說,他還得繼續幹下去,愛人陳榮英,也已經習慣了一年見一次的日子。和陳榮英一樣,留守在家的還有揚大會,她的丈夫從30歲就開始外出打工,如今,小陳已經變成了老陳,她的丈夫陳代前,今年已經58歲,還在西安打工。

記者:

快60歲了,為什麽他一定要出去打工?

陜西省石轉鎮雙聯村村民 揚大會:

三個娃娃還沒有成家,大的30了,想著家里還是負擔大,我們只有一棟房子也不夠,他只有出去打工,娃娃他們要討老婆。

記者:

在家種地,或者在家附近不能找到工作嗎?

揚大會:

現在地被人家征了,征了一年也沒有多少錢,我們這里山上有野豬,遠一點的種了有種無收,他的計劃,他就幹不動,幹到快75。

解說:

陜西省的雙聯村,山多地少,經濟落後,有一半多的村民,常年在北京、廣州等地打工,其中,有不少是50歲以上的老人。

陜西省石轉鎮宣傳幹部 湯昊:

雙聯村總人口(打工)估計要占到(總人口)60%、70%吧。里邊應該有個20%、30%在50歲以上。很多從事的是體力勞動。主要是像建築或者隧道這一塊,比如說勞動保障這塊,各類保險這可能有的不是那麽十分齊全。政府這一塊要想辦法發展產業。

解說:

勞動強度大,健康風險高,維權意識差,福利保障相對較弱,這些,都是困擾高齡農民工的問題。

2013年7月,高溫酷暑中,鄭州72歲的環衛工靳春波,在清掃馬路時中暑去世。記者之後采訪發現,當地絕大部分環衛工,都是50歲到60歲之間的臨時工,連一紙勞動合同都沒有。去年11月,蘭州一些高齡的環衛工人,竟然被要求簽訂這樣一份承諾書,承諾工作期間產生的一切人身損害,都由本人承擔,此事被報道之後,迅即引發輿論關註,這樣一個有些殘酷的要求,也被相關部門馬上叫停。

但是,即使面對種種風險,即使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高齡農民工,還是要選擇繼續外出打工。

冷慶洋:

再幹個五六年吧。想家也沒辦法。

揚大會:

(我們)團聚的日子很少,有時候就是到逢年過節回來,有兩個年頭春節就不在家,(他)都在外面。(我)還是太寂寞了。

主持人:

這就是中老年農民工現實中所面臨的這樣一種困境。從2011年開始,我們國家有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按照里面的一個細則你註意看,就是年滿60歲,累計繳費,這個費就是養老保險費,這個保費,滿15年,以後就可以按月領取,60歲以後享受相應的待遇。政策是個好政策。但是根據前段時間的調查,在武漢還有南寧市,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行為的調查顯示50歲以上的農民工參保職工養老保險的比例是0。接下去我們就請教一下張翼先生,您怎麽看待這個數字,為什麽有了這樣一個政策是去保障養老金落實的,為什麽不去上這個養老保險,為什麽?

張翼:

有這樣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企業不願意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他想盡可能的降低人工成本的開支,畢竟這一塊占到整個企業人工成本的20%左右。

第二個,農民工自己也不願意交養老保險。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想把這8%的錢轉變為現金拿回家去接濟家用,或者是接濟當前在城市上自己的生活用度。

第三個原因,有一些零工不知道怎麽樣去參加養老保險。在這個因素的影響之下,再加上經濟的波動,以及農民工在就業過程當中可能存在的,今天在這個企業打工,明天在那個企業打工,可能這一段時間在這個城市打工,另外一段時間又轉移到別的城市打工,導致出現的這個斷裂使得到現在為止真正能夠拿到養老保險的人數是微乎其微的。

主持人:

張先生也許有人會說,這樣的政策就是為了讓你用今天的錢去保障你的未來,為什麽你只看到眼下,不看到長遠呢?這個問題怎麽看?

張翼:

因為當前眼下的壓力大於對未來的籌劃,雖然說農民工的工資在過去的五、六年當中都有一個非常顯著的增長,但是隨著通貨膨脹的增加,以及在城市生活過程當中的生活開支的增加,導致農民工拿回家去現金的收入,就是錢越來越毛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為了讓自己的孩子讀書,讓自己的老人安度晚年,就不得不犧牲當前對未來保險的開支。

主持人:

剛才咱們說的是被這個政策,就是沒有享受到政策的這群人,那麽他可能說是享受不到這個政策對他們來說門檻有點高。另外一群人就是享受到這個政策的人,多繳就能夠多得,那為什麽有些農民工他們並沒有采取多繳這種方式,而是能少繳就少繳,這是什麽原因?

張翼:

剛才談到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影響就是,我們國家的社會保險的繳費率相對還是比較高的,那麽整個保險繳下來,包括養老、醫療、工傷、生育保險和失業保險,加起來達到43%左右。如果是企業把所有這些保險交齊的話,那麽這個壓力是非常大的,對於農民工來說,他拿到這個錢現金的當前的欲求就大於對未來保險的欲求,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他寧肯是少繳就少繳。在前面一段時間,尤其是在退保的大潮的過程中,我們說絕大多數沿海地區的農民工在年底都把養老保險退掉,然後拿回現金拿到家里去了,在這樣一個情況下,現在真正能夠享受到養老保險的人數我們就特別理解到是非常少的。

主持人:

張先生稍候我們還會有更多的問題給您。所以說到這兒,並不是說農民工他們的目光短淺,或者說他們的見識短,等等。恰恰不是,他們恰恰是做了深思熟慮的思考,他們恰恰是做了最理性的選擇,因為他們上有老,下有小,在眾多要解決的問題面前,他們只能犧牲自己,不考慮自己的保險。好。我們繼續關註這個問題。

解說:

過去幾個月,深圳市社保部門,被接二連三地告上法庭。原告,就包括照片中的這幾位。他們在達到退休年齡,卻發現無法領到養老金後,一紙訴狀,把深圳市人社局告上了法庭。

退休女工 肖葉青:

我這些都是行政訴訟,這些都是法庭的判決書,已經輸掉了。

記者:

(訴訟)輸掉了?

肖葉青:

是。

解說:

這位是當事人之一肖葉青,在她身上,有著第一代農民工群體的深深烙印。生於上世紀50年代,90年代跟隨打工大潮南下深圳。直到2006年,肖葉青所在的服裝廠,才給工人統一辦理了社保。

肖葉青:

這里才交了七年零八個月。

解說:

在深圳工作20年後,雖然工作的穩定性讓他們看起來與城鎮職工無異,但在退休的節骨眼上,他們卻因為沒有繳滿足夠年限的養老保險,而面臨養老難題。

肖葉青:

雖然我們是外來工在這里打工,也生活了二十多,辛辛苦苦的已經付出了,他們都可以在這里養老,我們幹嗎不可以在這里退休呢?

解說:

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深圳非戶籍人口已達到726.21萬人,那一年,《勞動合同法》開始實施,深圳的絕大部分外來務工人員,才開始被覆蓋到國家的社會保障網下。但是,這也意味著,在近年達到退休年齡的農民工里,將有一大批人因不滿15年繳費年限,而無法領取養老金。

張展新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保障研究所研究員:

50歲以上的農民工,可能因為過去的制度框架他還沒有資格來參加,或者就算參加了也是剛剛參加。年限比較少。

解說:

在深圳拿不到養老金,這些老工人們,或者是無計可施,或者是認了命,回到農村。像肖葉青這樣,只能把她養老保險個人賬戶中的錢轉回原籍,參加家鄉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

肖葉青:

像我們在外面買的是職工保險是不是,轉回農村一個月才拿幾十塊錢,對於我來說拿的那個錢還沒有買的那個錢多,至少我們很不劃算的,

解說:

此外,由於農民工有較強的流動性,而我國直到2009年才出臺養老保險轉移接續暫行辦法,規定職工養老保險可跨省轉移。但是直到現在,仍有地方未能執行這一辦法,這也讓不少農民工,不得不中斷社保、甚至棄保。

張展新:

那麽高齡農民工回到家鄉,不能因為他們在城里的打工經歷,而面臨參保困難。各個地方有很多變通的辦法,中央政府應該敦促地方政府,通過補繳,就是要參照當地老年職工的參保這種靈活變通的辦法,讓一部分在城里打工已經多年的,但是離15年繳費期還有一定差距的,通過補交來獲得城市養老。

主持人:

對於那些已經老去,或者說正在步入老年的這些中老年農民工來說,他們遇到的養老困境有一部分是由歷史原因造成的,但是歷史原因造成的困境並不是說現實情況就沒法解決,就必須得去忽視他們。怎麽辦?接下去我們繼續連線張翼先生。張先生您看對於那些剛才我們在短片中也看到了,在現實中也大量存在有這麽多年紀大了還在工地上做著非常艱苦,非常危險的這些活計的老頭,甚至老太太,他們怎麽辦,就沒有辦法了嗎對他們來說?

張翼:

我想現在可以通過這樣幾個改革的辦法。

第一個辦法,必須改革現行的繳費率比較高的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使得企業的社會統籌這一塊從20%降到12%,或者在別的降低幅度我們可以來研究。那麽使農民工自己繳的這一塊降到8%,使得老年的農民工或者中年農民工有這個信心來繳養老保險。

第二個辦法,就是把這個城鎮里面交的養老保險,能夠與農村的居民養老保險進行對接,使得農民工能夠非常順利的把城鎮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險,轉回到家鄉的居民養老保險里面去,增加他對未來的收入。

第三個方面,我想還是要加大勞動執法檢查的力度。

主持人:

非常感謝張先生。應該說老一輩農民工他們一輩子都在付出,我們整個社會虧欠他們的不少,甚至太多。當他們勞作了一輩子,我們真的不能再虧欠他們了。

高齡 農民工 農民 現狀 調查 人為 打工 資格 黑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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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倆要給農民工做“支付寶”,已拿到千萬天使投資

來源: http://www.iheima.com/project/2015/1112/152758.shtml

導讀 : 他們做了一個叫“工付寶”的產品,其中一個功能是支付工具,他們希望圍繞建築勞務供應鏈需求開發更多服務,比如民工記錄考勤、記賬、薪資支付跟蹤、金融、生活服務、行業動態等。

i黑馬 崔婧 11月12日報道

“傳統建築+互聯網”的組合能夠撞出什麽火花?劉偉斌和麥碩的答案是做一個垂直領域的“支付寶”。

他們這麽做有一定道理。2014年,我國建築行業總產值為17萬億,建築工人接近3800萬人,工人的薪資發放高達4萬億,勞務成本約占了建築總產值25%,但是老舊的商業模式、項目信息不透明、傳統的薪資模式也是這個行業一直存在的問題。

於是,他們做了一個叫“工付寶”的產品,其中一個功能是支付工具,他們希望圍繞建築勞務供應鏈需求開發更多服務,比如民工記錄考勤、記賬、薪資支付跟蹤、金融、生活服務、行業動態等。通過用戶應用對工付寶平臺上的用戶行為進行數據采集,運用大數據和雲計算控制金融風險、生成用戶畫像,目前獲得1000萬元天使投資。

花6個月尋找切入口

劉偉斌,1983年生人,1米78的個頭。2013年他從英國埃塞克斯大學留學回來後,開始接手自己父親的公司成龍建設集團,該公司去年產值40億元。

接手後,劉偉斌發現建築工程行業里信息高度不對稱,整個流程、交易方式、運作方式、管理模式甚至是在這個環境當中生存的人都完全跟互聯網無關。成龍建設集團經營了20年,商業模式都沒有變過。

一個建築項目層級首先是項目經理,負責整體項目,材料、資金、預算、施工進度計劃、人員調配等;第二層是輕包老板,主要承接分包勞務,接單、結算、人力資源調配,墊資;第三層是帶班,主要來盯現場;最後一層是建築工人。“這些人是很松散的關系,規模大的有千人以上,規模小的可能就是百人左右。一年從建築公司發放到民工手上的工資將近4萬億。”劉解釋。

那麽,發現問題後,該如何尋找切入口?劉偉斌做了很多嘗試。

2014年11月,劉覺得民工生活很枯燥,可能需要類似同鄉會這種社交軟件,但是調研之後,劉發現工人們幹完活後,時間已經很晚,基本上不會再去社交,而且工人對約會的目的會有警惕性,最後從社交切入的方法被他自己否定了。

之後,劉偉斌把目光轉向了建築藍領招聘市場。研究了一段時間後,他發現招聘平臺對項目經理、輕包老板和工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強需求。

劉偉斌後來發現,傳統鏈條上,項目經理、輕包老板和工人有幾種組合方式,一種是很熟的合作關系,一種是地域的聯系,比如包工頭帶著本村的人一起幹活,一種是親戚朋友關系,這幾種組合模式很牢固,而且是一種強信任關系,其他方式很難深入進去。”

劉偉斌也想過從工人工商險的方向切入,但是這需要重新設計險種,如果沒有很大的數量,保險公司根本不願意去談合作。他還想過從結算切入,後來發現結算是一個重模式,比如1萬人中有1%的人沒有做好結算,就可能陷入被動。

某種程度上,如果沒有遇見麥碩,或許劉偉斌還走在探索的路上。麥碩是國內最早一批進入移動互聯網行業的人,先後擔任優酷、新浪視頻等互聯網企業的高管,創業前最後一份職務是迅雷看看的副總,在互聯網產品、技術和管理經驗都頗為豐富。

和劉偉斌第一次見面是在2015年4月初的一個咖啡館,麥碩回憶。當時,麥也想創業,聽完劉偉斌的介紹後,他做了判斷,第一,這是一個農民工的建築領域的市場,體量是17萬億,勞務有4萬億。第二,這是一個藍海市場,還沒有任何一家互聯網公司進入,唯一的信息公司是提供ERP財務管理軟件的用友等。

想做建築領域的支付寶

事實上,企業想要進入一個新生市場,一定要抓到最關鍵的流向。建築市場有三個流向,一是人員的流動,二是物料的流動,三是錢的流動。

而錢流(資金流)是最優先的選擇。建築市場能抓到的錢流其實是工人的勞務工資。“勞務工資有兩端,一個是B端,可能是項目經理或者輕包老板,一個是C端,就是工人。施工單位接了業主的項目後,需要先墊資施工,再根據項目進度回款,造成B端永遠在墊資,資金壓力較大。C端則每天惦記什麽時候能發錢,兩端都在為錢煩惱。”麥碩向i黑馬表示。

這看起來是一個有痛點的金融生意,但前提是能不能找到資產方、資金方以及合適的風控模型。劉偉斌介紹,B端沒有資產,能抵押的資產就是房和車,但是C端的工資是B端來發的。

那麽,能不能搭建一個支付平臺供B和C端使用,通過B端在平臺上給C端發工資的數據,倒推出其應收賬款數額,根據數額大小,工付寶再給出貸款授信。

這是做好風控的一個重要來源。麥碩介紹,工人每個月只領生活費,生活費是幹活總費用的1/3,幹活總費用又是勞務產值的1/4,通過項目的勞務產值就可以知道這個輕包老板到底靠不靠譜。“比如,輕包老板一個月發了20萬的薪酬,工付寶給他貸款10萬元還是很安全的。”

目前,工付寶提供給B端借款額度控制在50萬到500萬之間,首個訂單支付工資30筆,總額6萬多。對於盈利模式,劉偉斌介紹,工付寶做的是資產端,通過核心數據把資產端風控做好後,壓縮資金端的成本,賺取利差。他還希望可以把C端閑置資金貸款給B端,形成一個閉環。

但是,建築工人的思想比較守舊,有的人甚至連微信、淘寶都不會使用,讓他們綁卡都是一個比較困難的過程,更不用說把自己的閑置資金再做理財,通過什麽樣的方式取得工人們的信任是劉、麥二人需要考慮的問題。

麥碩介紹,民工是聚堆的群體,他們會先選擇一少部分人做溝通工作,取得這部分的信任後,再由這部分人影響身邊的其他人。

黑馬檔案

公司名稱:浙江工匯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創始人:劉偉斌,麥碩

所屬行業:互聯網金融

融資進度:1000萬人民幣

他倆 要給 農民工 農民 支付 拿到 千萬 天使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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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出臺零收費、放貸款實招 力挺農民工返鄉創業 0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12-06/967951.html

河北、山西、寧夏等地政府發文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優惠幅度令人“眼熱”。在河北,創辦小微企業可“零收費”,並且最高可獲得10萬元創業貸款;在山西,將加大基礎設施投入支持鄉鎮政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社會資本合作共建智能電商物流倉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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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經記者 張雯

臨近年底,多地正密集發布扶持政策,給返鄉創業的農民工“撐腰”。

近日,河北、山西、寧夏等地政府發文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優惠幅度令人“眼熱”。在河北,創辦小微企業可“零收費”,並且最高可獲得10萬元創業貸款;在山西,將加大基礎設施投入支持鄉鎮政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社會資本合作共建智能電商物流倉儲基地。眼下至春節之前,正是農民工返鄉的時間節點,這些優惠政策的出臺,對他們影響巨大。

“農民工在外打工,攢了錢漲了見識,回家創業是有優勢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但農民工返鄉創業也面臨巨大的風險,從一般規律來看,中小企業存活5年以上的不超過10%,而在農村,這個風險更大。”

政策鼓勵農民工創業

在各地出臺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文件之前,國家發改委等十部門已在密集調研基礎上出臺了《關於結合新型城鎮化開展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試點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將結合新型城鎮化開展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試點工作。

《通知》提出,將依托現有各類開發區及閑置廠房等存量資源,通過PPP等多種方式,整合發展返鄉創業園區,落實完善鼓勵創業的用地支持、稅費、租金減免和資金補貼等扶持政策,適當放寬用電用水標準,吸引更多農民工等人員入園創業、集群創業。

國家發改委高技術司副巡視員徐建平此前表示,現有的2.7億農民工當中,許多人都有返鄉創業的意願,但農民工返鄉創業確實也面臨許多問題:一是基本公共服務平臺基本建立,但轉移接續尚存在一些問題;二是基礎創業面臨嚴重人才瓶頸和信息瓶頸;三是創業創新的融資比較困難。

不過,在多地出臺的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文件中,對上述問題進行了針對性布置:在河北,對返鄉創業農民工提供最高額度10萬元的創業擔保貸款,在貸款基礎利率基礎上上浮3個百分點以內的,則由財政給予貼息;在山西,則為返鄉創業農民工提供電子商務創業培訓,並給予財政創業培訓補貼。

政策扶持也鼓起了返鄉創業者的膽量。“我家里有8畝地,如果我有15萬元,就可以種上果樹並發展一點初加工業務。”一位河北籍快遞員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如果可以再得到用地、稅費、補貼的支持,我就敢借錢、貸款成立合作社與公司了,往深加工發展。”

降低創業失敗風險

事實上,在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多項文件出臺之前,攢了錢的農民工返鄉創業、做點“小生意”已是常態。在李國祥看來,與各項扶持政策相對應的是返鄉創業者的“存活”問題。

“中小企業普遍要經歷沖出困境掙紮生存。”李國祥告訴記者,“一般規律是中小企業存活5年以上的不超過10%,這些返鄉創業者也不會例外,甚至因為在農村、從事農業,而面臨更大的創業風險。”

“當初跟我一起回家的老鄉,有5個選擇了做跟我一樣的箱包、女裝批發生意。現在3年過去,他們中的兩個已經轉行,一個回到北京繼續打工,只剩我們兩個繼續做批發。”一位曾在北京打工,後返回家鄉創業的河北保定農民工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生存不易,跟以前悶頭幹活就能掙工錢不一樣,自己創業不但要有賺錢的能力,還要有找錢的能力,小本生意有時一點接續不上,可能就死掉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崔傳義認為,“農民工群體返回遠離中心城市的不發達鄉鎮創業,配套設施落後,創業成本較高,初創的小企業抗風險能力弱,在市場交易、資金融通中與大企業缺乏平等的談判地位,利益往往容易受損。”

“創業本身就是一個試錯改錯的過程,這其中政策保障是基本,包括做好創業者培訓、降低其創業成本、助其開拓渠道等。”李國祥說,“應該看到成功的返鄉創業者,不但可以解決當地就業問題,而且能起到很大的帶動作用。對於那些可能會遭遇失敗的創業者,應做好政策保障提升存活率。” 

  • 每日經濟新聞
  • 王可然
  • 每經記者 張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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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 地出 出臺 臺零 收費 、放 貸款 實招 力挺 農民工 農民 返鄉 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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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羨慕農民工的高工資嗎?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3822

2015年2月7日。某施工隊部分工人拿到工資,對著鏡頭展示。 (新華社記者 周密/圖)

當他們的工資趕超白領時,很多人回頭看看自己一個月三四千的工資,抑制不住驚羨的目光。多數人看到了農民工拿高工資,卻沒有看到他們背後的勞作辛苦、職業的高風險以及從養老金到社保方面的一片空白。高工資的背後,是農民工們幾乎在以命相搏。

“知道”(nz_zhidao)跟你談談,農民工的辛酸。

“墻上再上個人!堵上!堵上!別讓他溜了!”

方圓幾個村里幾十個農民工,在聽說本村一個包工頭偷偷溜回來的時候,立刻出動把他家房前屋後圍了一個水泄不通。因為這個包工頭拖欠了他們工錢。

最後這個包工頭狼狽地從自家順著院墻翻到鄰居家里,然後又從鄰居家里翻進我家的院子里。那時還是淩晨四點多,正在睡熟的爸媽忽然聽到窗戶旁有人在低聲說話,嚇了一跳。良久,才弄清楚了情況。包工頭是本家的一個侄子,爸媽只好讓他暫時躲在了閣樓里。

這是上世紀90年代的情形,那時欠薪對農民工是家常便飯。尤其建築領域,由於甲方不可能挨個和幾百個農民工簽用工合同,乙方和包工頭則成了農民工工資的代理人。

拖薪的包工頭讓農民工很受傷

當村里外出打工的風氣剛剛開始,出於同鄉同源甚至還是同姓的考慮,村里人相信跟著工頭在外是不會吃虧的。但事實上,不出幾年,村里工頭的房子翻新成了兩層樓房,開起了小汽車,甚至傳說工頭在城里也有房子和情婦。而跟他一起外出的人,卻拿不到工錢,憤怒的村里人恨不得把他生吃了。

是甲方沒有給錢,還是包工頭把錢扣下了,農民工們不得而知。那時候,“維權”一詞農民工還不清楚,他們唯一的方式就是朝工頭去鬧,一鬧兩鬧下去,有些包工頭也就漸漸把工資發了。

相對於其他領域的農民工,由於建築行業工程的周期性以及人員流動性等原因,這個領域的工資問題尤為突出。野蠻和無序,確實在房地產行業剛剛起步時存在過。由於工程的進度和包工頭自身的問題,農民工工資的發放,一直也是磕磕絆絆。在經歷過工資討要的難處之後,農民工也漸漸積累經驗。

首先外出要盡可能地成群結隊,一旦發生欠薪問題,討要起來聲勢浩大。其次要選擇口碑好的包工頭,哪怕是錢給少一些,只要能按時結錢最佳。而實際上,在最初的那幾年里,包工頭個人的品行問題,確實影響著工資的發放。

不過,拖欠工錢的包工頭走得並不長遠,村里人漸漸看清他們的嘴臉後,就不再信任他們了。那個躲在我家里的包工頭,失去了房地產商的信任,也攬不到工程,只能幫著其他包工頭打雜。甲方和農民工會用腳投票,那些品行和能力上皆不行的人,最後都會被人冷落和拋棄。

另類的討薪方法奏效嗎?

除了包工頭起關鍵作用外,甲方,也即是房地產商與農民工之間關於工資的糾纏,就更複雜了。太過黑心的甲方不會是大多數,但拖欠、克扣的問題也還是普遍存在。媒體報道的農民工討工資新聞,一般都是甲方的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發放周期是按年計算的,因此前些年每到年底,農民工討薪的新聞就多了起來。一旦甲方欠薪,曾經威武雄壯的包工頭也在瞬間成了弱勢群體,實際上他們跟農民工是一條戰壕里的。甚至要不到工程款,出現過包工頭選擇跳樓自殺的極端事件。在2008年以前,還有包工頭為了討薪,被砍斷手臂的事情發生。

隨著媒體的持續曝光,社會各界開始關註,開發商明目張膽的暴力收斂了,農民工討薪技巧也改變了策略。過去可能是實打實地用死亡的方式威脅,現在他們不再那麽傻了。

於是,跳騎馬舞討薪、裸體討薪甚至下跪討薪等另類吸引眼球的方式出現在了媒體上。本質上農民工這麽做,是想引起輿論的關註,為自己在討薪的道路上增添籌碼。然而,當一些薪資討要訴諸法律途徑時,時間拉長了,農民工們更承受不了。他們等不了,也沒有那麽多時間精力去爭訴。所以在另類討薪的方式以外,每年還是能看到那些以死相逼的討薪方式。

為何農民工動輒采取極端的方式討薪?按年結算工資,導致農民工每個月只能領到很少的生活費,一旦開發商最後賴著不結算工資,農民工別說回家,連吃飯活下去的錢都沒有了。這種情形下,換做誰都會絕望和憤怒。

社會關註、法律援助,再到惡意欠薪入刑,關於和欠薪者的博弈,農民工以及社會持續在做努力,近幾年欠薪的問題有所緩和。有些地方甚至能夠按天或者按月結算,但按年還是主流。

河南鄭州某工地,看守老民工和他的狗。 (作者供圖)

漲薪背後的痛與淚

或許唯一值得慶賀的是,雖然以死相逼討欠薪並沒有徹底終結,不過農民工的工資卻是普遍上漲了,甚至超過了普通白領的工資。

9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的前十年左右,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是30—50元/天,小工那時的工資一天甚至只有10元。到2008年,農民工的工資迎來第一波上漲,技術工種每天普遍能達到100—150元,小工的工資也漲到了50—80元。到現在,農民工的普遍工資,都是200元以上,某些大工的日工資甚至能達到500元。工資上漲里誠然存在著物價的因素,但越來越多的農民工能夠在老家蓋房子買汽車,也說明他們的確得到了實惠。

當他們的工資趕超白領時,很多人回頭看看自己一個月三四千的工資,抑制不住驚羨的目光。多數人看到了農民工拿高工資,卻沒有看到他們背後的勞作辛苦、職業的高風險以及從養老金到社保方面的一片空白。高工資的背後,是農民工們幾乎在以命相搏。

首先“辛苦”這一關多數人就過不了。他們每天早上五點多就得起床,吃完飯從六點開工一直幹到晚上六點,中間除了吃午飯休息一個小時外,其余的時間都在工作。不管是夏天的烈日炎炎還是冬天的寒冷刺骨,都在室外,而你我呆在屋子里都覺得不舒服。更直接的危害在於,長時間高強度的勞動,一點點地吞噬著他們的身體健康。不少才三十多歲的農民工,就患關節病,一些年紀大的,渾身是病。社會上其他從業者不會僅為了這點所謂的高薪誘惑選擇來到工地,農民工的高薪是孤獨的,沒有其他任何配套的保障。

其次是職業的高風險。南方周末去年曾經出過一篇報道《一個很多民工意外身亡的地方》,在林州東南部的一個約四千口人的村莊,客死他鄉的民工已達57人。在臨淇鎮,死於工地意外事故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每個村莊都有。一個村子里,曾經在2005年到2008年三年間,有四五名村民死於工地意外。民工在工地身亡後,會被迅速轉移,家屬大多選擇賠錢私了,因為私了的賠償金會高。由於施工方不簽勞動合同,自然也就沒有工傷保險,即便如今工資上漲了,也無異於是在拿命賭博。試問,一個人若有從事其他工作的技術和能力,又有誰願意整天提心吊膽在工地上掙命呢?

若問職業前途迷茫的工作是什麽,很多人都會想到建築行業的農民工。高強度的勞動量,導致這個工作是吃青春飯的,當力氣用完的那一天,也就是不能再踏入工地那一天。但沒有社會福利的他們,即使在年齡逐漸增大的情況下,也不會離開工地。勞動量大的活兒幹不了,他們就選擇看管、清掃等輕勞動量的活兒。

在工地上,負責看護工作的都是50歲甚至6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尤其在春節歇工的時候,農民工都走了,工地的各種器材極其容易被社會閑散人員偷盜。於是在我家鄉那里,很多年老的夫婦為了能多掙錢,每到過年的時候反倒往工地上去從事看管留守的工作。在家鄉,曾經發生過很多年老看守農民工被偷竊者殺死的事情,於是慢慢的大家總結了經驗,只要偷的不過分,就讓他們偷去好了。再或者,很多常年負責留守看守的農民工,在工地上會養好幾條大狗,既能看守,又能和他們作伴。在此以外,突發疾病也常常伴隨著這些年老的農民工。萬家燈火闔家歡樂的時候,他們孤零零的,冒著生命受到傷害的風險和一堆建築器材為伴,這背後的辛酸,豈是那一點點錢能彌補的?

從野蠻欠薪逐漸熬到現在的工資上漲,農民工見證的正是建築領域的荒蠻無序在一點點變得規範。然而這還僅僅是起步,因為農民工需要的並非僅僅是高工資,除了現錢工資能按時足額發放以外,安全、福利等其他社會工作者的基本配備,他們也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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羨慕 農民工 農民 的高 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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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領是藍海嗎?談談針對農民工群體的創業機會

來源: http://www.iheima.com/space/2016/0121/153896.shtml

導讀 : 農民工的第二代已經不能稱為農民工了,因為這群小孩從小離開家鄉,生活在城市的邊緣,但是他們渴望成為這個城市的一份子,但現實是只能成為旁觀者,他們是一群沒有歸屬感的人。

藍領招聘作為未來的入口級服務炙手可熱,下一個風口——藍領服務已浮出水面,藍領群體看似遙遠又近在身邊,可是你對這個群體了解多少?他們的“前世今生”投放在大時代背景下呈現什麽樣的狀況和趨勢?

從前段時間以來都有投資機構和一些藍領方向的創業團隊,接連發布了一批文章在討論藍領市場的屬性及未來藍領領域的創業機會和布局,各種觀點很多看了都感覺很有道理。作為國內最早關註藍領創業團隊的創業服務平臺,我們一直對藍領服務的項目深有體會,我想站在投資人的立場,從社會學及宏觀經濟的角度淺談一下這個群體和行業的情況。

藍領是誰?他們的生存現狀如何?

藍領人群在我的理解中已經過渡到第二代了,第一代是以前大家稱呼的農民工,也就是那群80年代末90年代初,離開了祖祖輩輩耕耘的土地來到城市討生活的人,他們的生活軌跡同城市完全是脫節的,他們在城市打工、掙錢然後寄回老家,他們的期望是能賺夠錢回家蓋房子養老,落葉歸根。因為他們的收入是從土地里得到的幾何倍數,國家又實行了新農保,所以他們對這個社會的滿意度是相當高的,也就是幸福指數很高,他們從來沒有想過要融入城市,所以也並不太在意或者是可以容忍所謂城里人對他們的嫌棄和歧視。(同理可以參照80代那些洋插隊的心態)

而他們的第二代已經不能稱為農民工了,因為這群小孩從小離開家鄉,生活在城市的邊緣,但是他們渴望成為這個城市的一份子,但現實是只能成為旁觀者,他們是一群沒有歸屬感的人。他們所接受的教育有限,有些是留守兒童,因為由長輩撫養無法得到父母的正面引導和及時的教育放棄了學業,一部分是因為農村人口結構調整後村辦學校消失,基礎教育全部轉到鎮上去了,盡管不收學費但相應的就學成本提高後導致學生失學,到城市早早進入社會打工,加入藍領大軍。還有一類是他們隨父母來到城市上學,卻不能得到和城里的孩子一樣的教育資源,學習基礎薄弱,父母無暇照顧或者經濟壓力的問題,連9年義務教育都未完成,迷茫而無助。這群小孩承受著各種社會的眼光和客觀現狀的壓力,他們對社會的滿意度是非常低的。現在他們是藍領大軍的一員,未來20年或30年後當他們喪失了勞動技能之後該何去何從?是件值得憂慮的事。

藍領們的未來不被看好? 有待商榷

回過頭來看第三季度中國的GDP增長6.9%,其實未必是個不理想的表現,甚至超出一些經濟學家的預期,大家都知道數字的真實程度到底有多少水分,但是國際資本包括大摩、高盛還是依然看好中國的宏觀經濟。因為全球經濟回暖是趨勢,美國經濟已經全面複蘇,歐洲經濟也開始走出困境,這次G20峰會不討論歐洲經濟增長也是因為已經不是急需解決的問題了。

這輪的中國經濟依然是處在調整結構的狀態,增長放緩的時候只要能保證就業率依然可以保持市場的穩定,這也是為什麽中國政府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核心還是要提高就業率。但就目前來看這些刺激政策還是在解決高學歷人員的就業問題,那群低學歷的產業工人未來的就業機會在哪里?目前有幾種可能性,就是政府出臺一系列的政策:完善社保體系、降低購房成本把老百姓的存款釋放到消費領域,從而促進消費市場及服務行業,增加藍領們的就業機會,從而解決制造業不景氣而導致的制造業藍領的失業問題。但是筆者並不認為這是一個治本的方法,如果第二產業無法複蘇老百姓就不能提供源源不斷地購買力支撐消費市場的蓬勃發展。

還記得登上時代雜誌封面的產業工人嗎?他們是中國經濟崛起的符號。李開複老師也曾在多個場合提到過對藍領市場的關註“中國有個人口優勢,還有非常大量的藍領人口,藍領人口現在是在大城市里面打工或者在某一個工廠里工作,這一批人,在一個新崛起市場里面,其實扮演重要的角色”。簡單的講就是市場很大如果想創業就往那個方向試試。

所以近來也有越來越多的創業者及投資機構關註到這個領域,但也僅僅是關註而已,離布局依然還有距離。僅就我個人的理解來看有幾個方面的原因:1、對中國目前的宏觀經濟不太看好,導致對行業中國制造沒有信心;2、對中國藍領人群的屬性還不夠了解;3、對目前這個領域中的創業者能力持觀望態度;4、擔心人口紅利消失後機器人或機械手臂會替換人工導致人力資源市場需求萎縮;

我個人認為大可不必為此擔心,盡管大家能看到的一些表層現象就是美國及歐洲制造業回流,中國的人力成本提高,北美及東南亞提供了大量的低成本的勞動力,但事實是很大一部分的公司在海外兜了一圈後依然回到了大陸。工場搬遷表面上好像省了30%的人工,但最終為此帶來的一系列的管理成本並未提高效率,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你試想一下哪個民主國家能夠接受像中國富士康那樣把幾十萬勞工積聚在一個大社區內接受如此滿負荷及高效率運轉的準軍事化管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有個很大的優勢就是提供了一批高素質的產業工人。

制造業的回歸和升級叠代本身就是有一個過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有一個共性的發展過程,以山寨和低端制造起家然後再進行產業升級,前段時間有新聞報道東莞工廠倒閉解散,工人失業,但是數據顯示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藍領工人外流的顯現,這就說明人員依然在珠三角這個大池子里流動,經濟不景氣擠占了大量低效低附加值的中小型民企的生存空間。

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的財富積累靠的是勇氣,是得益於改革開放供給關系不平衡而產生的,而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就是要叠代掉他們的,他們也是時候該淡出商業舞臺了,互聯網的革命意義不就是利用再造流程的方式打破原有的壁壘,形成新的壟斷嗎?當然接下來要做的就是等著別人來顛覆。而只要市場的需求不萎縮,產能會先在大企業集中,那些大家夥會變得更大。產業工人會聚集到那些大企業中,所以那些做藍領招聘的企業終極商業模式絕不是一個撮合工具,而是平衡市場供給關系的杠桿,經濟越是不好價值越大!深圳經歷了山寨手機的那波低潮,現在不正在成為全球的創客樂土嗎?美國的那些產品眾籌網站拿到錢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曬張去深圳的機票,告訴用戶“親,我給你們去做產品了”,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工業有機會實現轉型。

藍領大軍未來將帶來的機遇

我們相信中國經濟長期看好至少能保持10—15年的勻速增長,農村土地的私有化、城市化進程、60萬億的國有資產放開等等,中央政府有一把好牌可打。其中離開土地的農民也就是我們提到的龐大的藍領人群是個巨大的市場,包括招聘、金融服務、婚戀、房產等等,很多人分析過了,我就不詳談了。

但是正因為是個全新的領域,大家都沒有數據可分析包括BAT,也導致的這個行業遲遲沒有成為風口,我們本來以為在2015年資本市場會把藍領這個領域作為一個獨立的版塊來布局,事實上進展不如我們的預期,沒關系我們倒不是太著急,接下來應該會有一批創業者殺進來,之前有智聯、中華英才的團隊做招聘;58、趕集的團隊做垂直平臺;未來會有做校園分期、校園配送的都會殺進來。

我們在2012年開始關註藍領方向的創業團隊,當時投資了某制造業藍領招聘項目的種子輪,在融天使的時候特別難,難在哪里?前面提到過的問題幾乎都碰到了。而且這個行業有很高的隱形進入門檻,那個時候資本也特別熱,那些用錢燒流量的項目融錢特別快,相對來說這樣的項目就不夠性感,當時團隊做的比較重,所以增長就不夠驚艷。2013年初時候大家都在用輕模式快速積累用戶的時候,這樣的項目就更不受待見了,但事實證明當時搞流量的都把自己給搞死了,做重的活下來了,事實證明在一個全新的垂直領域被用戶認可並信任是有成本的,只有做重才能提高用戶粘性並形成壁壘,而這個壁壘一旦形成對手很難打破。

當時創始人線下出身也會被質疑缺乏互聯網基因,回過頭來看其實對傳統行業的改造你不懂行的話陷阱太多,而且藍領行業人群很特殊,受教育和環境的影響使他們很難產生信任感並且有一套自己的行為習慣和思維方式,所以很多互聯網公司既有的打法是打不透他們的。所以當有些創始人告訴我“我先要做藍領社交把用戶黏上來之後倒流到招聘”等等,我的回答就“你想多了”,這套邏輯在這個人群中是不通的。所以我不太認為短期內能出來入口級的平臺型公司,所以每個方向都有大量的機會。

但是當時很多機構盡管表示認可這個觀點,但同時又持觀望態度,幾乎所有的知名投資機構都能見到合夥人但總差在臨門一腳。我想這也是很多藍領方向的創業公司的共性問題,所以幾乎就在子彈快打完的時候很幸運得到了創新工場的天使輪,合夥人郎春暉特別認可這個市場和創始人在做的這個事,並且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耐心,汪華也站在一個很高的維度在來俯視這個行業並同團隊一起梳理了戰略,接下來的速度就特別快,很快就在今年的8月完成了由富達領投、諾基亞成長基金的跟投,完成了目前藍領招聘市場上最大的一筆A輪融資。回過頭來看有個有趣的的顯現,這幾家機構都有一個共性,懂宏觀經濟、了解全球市場、同全球制造息息相關(創新工場的LP其中就有富士康)。

其實一談到經濟的事其實特別容易挨板磚,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我們有個很樸素的觀點就是中長期看好中國經濟並且願意關註到那些經濟轉型過程中而產生的特殊人群,比方說農民、藍領。他們在社會中處於一定的弱勢,需要社會大眾的關註和幫助。作為一家投資機構帶動開發和促成藍領領域的創業項目可以讓藍領族群享受到互聯網帶來的便利,從他們工作、生活、情感等方面的需要去服務於他們,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在思考如何幫助他們,就是在思考他們需要什麽?等於在想創業的點子,說到創業就又回到今天的主題,如何服務好這群近3億的從業者誰就有機會殺出來,成就一家百億美金的公司。

綜合來看資本也許除了逐利,也許還能為改善社會環境做些有價值的事!

標簽 藍領
藍領 是藍 藍海 海嗎 談談 針對 農民工 農民 群體 創業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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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六成農民工希望到年齡就回鄉 是什麽影響了農民工“進城”的積極性?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4-26/1000807.html

近日,中國社科院在京發布《中西部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處境與對策》一書,其中一項“中西部農民向城鎮轉移意願分布”調查顯示,“很想”向城鎮轉移的農民工占11.83%,“比較想”的占21.73%,“一般”的占17.45%,“不太想”的占24.82%,“完全不想”的占24.13%,約一半農民工不想進城,另外66.1%的農民工認為到了一定年齡就想回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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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社科院在京發布《中西部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處境與對策》一書,其中一項“中西部農民向城鎮轉移意願分布”調查顯示,“很想”向城鎮轉移的農民工占11.83%,“比較想”的占21.73%,“一般”的占17.45%,“不太想”的占24.82%,“完全不想”的占24.13%,約一半農民工不想進城,另外66.1%的農民工認為到了一定年齡就想回鄉。消息發布之後,在網上引起熱議。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7747萬人,比上年增長1.3%。其中外出農民工16884萬人,增長0.4%。大幅低於過去5%左右的水平。

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落實放寬戶口遷移政策,合理引導農業人口有序向城鎮轉移,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先後有20多個省區市出臺了省級深化戶籍改革實施意見,尚未出臺的地區大多也會在近期出臺。

不過《人民日報》2015年12月27日的報道顯示,四川省統計局對成都、綿陽等9個城市進城務工人員調查中,53.8%的受訪者不願將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

《中山日報》2014年6月5日的報道中,國家統計局中山調查隊2014年以問卷調查和實地走訪的形式,對中山市農民工進行了調查,當問及“您是否希望在城鎮落戶”時,大部分農民工表現平淡,市民化意願較低。其中,只有41.5%的人表示希望在城鎮落戶,20.7%的人明確表示不希望落戶城鎮,37.8%的人表示暫時沒有考慮過要在城鎮落戶。

根據公開數據,2013年全國農民工總量接近2.69億人,其中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約1.3億人,占農民工總量的46.6%。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副研究員張自然曾表示,根據調查,占總量一半左右的1.4億老一代農民工(1980年前生),不一定都願意將農村戶籍轉為城市戶口,一些80後以及此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也不願意。

《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6.10%,而按照2014年3月出臺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目標,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要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要達到這一目標還需付出很大的努力。

是什麽影響了農民工進城的積極性?

四川省統計局對9個城市進城務工人員的調查數據顯示,在農民工不願落戶城市的原因中,43.6%的受訪者認為城市生活成本高,38.5%的受訪者認為農村和城鎮戶口差別不大,37.8%的受訪者想保留家中土地承包權,為自己留一條後路,33.7%的受訪者覺得農村土地有較大增值潛力。

社科院發布的調查數據顯示,農民工不願外出打工的前5位因素分別是:年紀大了(20.63%)、父母子女無人照顧(18.12%)、缺少技能(15.94%)、農活兒離不開(10.03%)、對城市不熟悉(8.93%)。其中,年紀大了而返鄉是農民工市民化未完成的表現,父母子女無人照顧等問題都與城鄉分隔的戶籍制度有一定的關系,缺少技能、對城市不熟悉也和農村教育落後有著相當大的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曾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不僅是大城市,即使是小縣城打工的農民工,也並非都願意變成城市市民。他介紹,在很多縣城,很多農民工考慮到自己有承包地、宅基地以及集體收益分配權,不願到城市成為市民。有農民直接對李揚講,不當城市市民好處多,因為在農村不一樣,有地就有錢,有地就踏實。

諸多現實環境、制度障礙阻礙了他們進城的步伐,減弱了他們進城的意願。城市難留,家鄉難舍。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認為,農民真正關心的是“農轉非”能夠帶來什麽,增強農民“農轉非”的意願關鍵是要算清賬。城市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變農民主要依靠家庭保障的傳統方式,加大保障房建設力度,將農民工納入各類保障房體系中,提升城市對農民的吸引力,讓新市民共享城市公共服務,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戶”。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此前接受采訪時認為,要從戶籍制度、社會保障的統一、降低房價、農村土地的產權保障、教育、就業、調整勞資關系、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水平等方面來提高城市化率。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推進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要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完成約1億人居住的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

地級城市是農民工落戶首選地區。據國家統計局中山調查隊的調查,在表示有落戶城鎮意願的受訪農民工中,地級城市受到最多農民工的青睞,占64.7%,其次是縣城或建制鎮,占17.6%。而希望在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省會及副省級城市落戶的人分別占11.8%和5.9%。

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司長徐林在前不久的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上曾表示,今年城鎮化的重點工作之一,即是創新行政管理體制,探索形成新型設市模式,逐步改變按行政等級配置公共資源的管理體制,對經濟總量大、吸納人口多的縣和小城鎮,賦予其與經濟總量和人口規模相適應的管理權限。

  • 中國青年報
  • 陳星
  • 王品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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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 農民工 農民 希望 年齡 回鄉 什麼 影響 進城 積極性 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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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錚:農民工收入該與什麽匹配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09803.html

說到農民工收入,常常聽到這樣一種議論:近年農民工收入增速太快,既高於農民工勞動生產率,也高於同期人均GDP的增速。這種增速不可能長期持續,“收入增速與GDP增速要匹配”。

收入的增速長期來看確實必須與GDP增速相匹配。但這里所說的收入,是指包括勞動者工薪、資本利息、企業利潤、政府財政收入在內的全部生產要素報酬。總體上收入增速與GDP增速匹配,並不意味著其中單項要素(如農民工收入)的增速一定不能高於GDP。前些年,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速不是遠高於GDP嗎?

在證明近年來農民工收入增速太快時,議論者往往以民工潮年代為基準。而民工潮年代恰恰是農民工收入的增速遠低於農民工勞動生產率和同期人均GDP增速的年代。舉例來說,從1990年到2000年,按照不變價格計算,中國的人均GDP總計增長了143%,平均年遞增超過9.2%,而據北京大學盧鋒教授的研究,同期農民工實際工資“整體來講,似乎沒有增長”。

議論者可能會說,民工潮時農民工供過於求,收入上不去符合市場經濟規律。要講市場經濟規律和供求規律,就應該一視同仁,為何農民工供過於求時講市場經濟規律,而近年農民工供不應求、收入增速加快時,就不講市場經濟規律,改講用工方能否承受了呢?

在我看來,民工潮年代農民工收入增速遠低於農民工勞動生產率和同期人均GDP增速,很大程度上緣於以下兩個因素。

因素一,當年的農民工勞動力市場,處於經濟學意義上的非均衡狀態,各年齡段的農民工都供過於求。由於農民工所能勝任的勞動密集型工作崗位上,青年的勞動生產率往往比中老年高,且農民工進城工作沒有鐵飯碗,因而支付同樣的工資,城鎮用工方就可以只使用手腳快、動作準的青年農民工,從而降低用工成本。

因素二,中國城鄉生活水平與生活支出之間存在巨大差距。大體上,鄉村人口的人均生活支出僅相當於城鎮人口的1/3。因此,同樣是掙錢養家,與全家生活在城鎮的城鎮戶籍職工相比,家屬留在鄉村,家庭用房也建在鄉村的農民工,所要求的工資底限相應也低。何況城鎮工作崗位原本並不對農民工開放,只有比城鎮職工幹得更多更苦、掙得更少,農民工才能被城鎮用工方所認可,取代城鎮戶籍職工,成為城鎮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就業主體。

與民工潮時期農民工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速慢相匹配,當時中國經濟存在下列現象:

——鄉村勞動力就業不充分,大量閑置。

——農民工“青年在城鎮、中老年回鄉村”。

——為了讓城鎮不再需要的中老年農民工回鄉後能糊口,就得讓他們承包耕地。農民工外出打工時,耕地可以臨時流轉給其他農戶;一旦農民工回鄉,耕地就必須流轉回來。其結果,是農業經營只能以農戶為單位、生產規模偏小、土地流轉不穩定、農業規模經營發展受限。

——農民工成為城鎮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就業主體,同時大大壓低了這些行業的收入水平。從而使這些行業成為任何希望全家生活在城鎮的普通勞動者(包括城鎮戶籍職工和大學畢業生)都避之不及的“農民工”行業。

——對只能在上述行業就業的農民工來說,這些行業的收入水平支撐不起農民工全家的城鎮化。因而農民工只能長期維持“工作在城鎮、家屬留鄉村”的家庭格局,並因此引發了一系列與留守家屬有關的社會問題。

——鄉村生活支出低,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宅基地不值錢,鄉村住房開支只包括建築成本,因而鄉村平均建房成本只相當於城鎮平均房價的1/6。農戶間自由買賣宅基地會大大增加鄉村的建房成本,為了維持鄉村低生活支出帶來的農民工低工資,農戶間自由買賣宅基地就只能禁止。

與民工潮時期相比,今天的中國經濟發生了一系列影響到農民工收入的變化。

就現狀而論,影響最大的是民工荒,即前面提到的因素一。農民工的收入=工資率(計件工資標準)×勞動生產率。民工潮時期,因為青年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高,即使用工方提高定額或壓低工資率,農民工的收入仍能達到他們的底線。民工荒緣於高勞動生產率的青年農民工供不應求。用工方不得不招年齡更大、勞動生產率更低的中年農民工。如果工資率不上漲,中年農民工收不抵支,他們就不會願意進城工作。因此,隨著平均年齡的上升,農民工低收入的局面就無法持續。

就未來而論,影響最大的是農民工的城鎮化,即前面提到的因素二。中國城鄉生活支出之間差距巨大。用學者遲福林的話來說,農民工變成城鎮居民,其消費“至少增加一倍”。現有收入不增加,農民工進了城也很難生存。如果一大部分進城農民工都要靠城鎮低保生活,地方政府也負擔不起。雖然有關方面說“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是個預期性的目標,不是約束性的目標,所以不存在強力去推進、一定要達到”,但若實際城鎮化的農民工數量大大低於規劃,例如只有20%~30%,恐怕也很難交代。

現在問題的難點在於,從供給側的角度,農民工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速慢,有利於用工方(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降成本;從需求側的角度,如果收入不大幅提高,靠農民工城鎮化來穩增長的經濟目標就有落空的可能。如何破解這一難題,尚待各方討論和努力。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章錚 農民工 農民 收入 該與 什麼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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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農民工以高齡為主成為難題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4206.html

如果農民工數量繼續上升,增加最多的是哪個年齡組的農民工?答案是:50歲以上的高齡農民工。

高齡農民工的話題是去年熱起來的,根據國家統計局去年公布的數據推算,2014年,全國高齡農民工數量為4685萬人,比2013年增加了597萬人,這一增加額比2014年全國農民工的增加額(501萬人)還要多。換句話說,如果不算高齡農民工,2014年其他年齡組農民工的總數是減少的。

單獨一年的數字可能有偶然性,所以筆者結合整個“十二五”相關數據一起分析。根據國家統計局今年公布的數據推算,從2010年到2015年期間,各年齡組農民工數量的變化態勢是:16~20歲,從1574萬人急劇減少超過1/3到1027萬人;21~30歲,從8696萬人減少到8102萬人;31~40歲,從5692萬人增加到6188萬人;41~50歲,從5135萬人急劇增加45%到7464萬人;50歲以上,從3125萬人急劇增加近60%到4967萬人。

就數量急劇增加的兩個年齡組而論,41~50歲農民工增加數量最多的年份是2011年,比上年增加了932萬人;此後增加量波動回落,2015年比上年增加232萬人。而50歲以上的高齡農民工,增加數量最多的年份是2014年,2015年則比上年增加282萬人。雖然比2014年大幅減少,但仍比其他各年齡組多。

新增農民工以高齡為主,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

與農民工就業有關的城鎮勞動力市場主要是城鎮勞動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提供給農民工的工作往往不需多少技術,所需要的只是體力、反應靈敏度與動作準確度。青年農民工體力強、手腳快、反應靈敏、動作準確,與體力下降、手腳慢、反應遲鈍的高齡農民工相比,他們在進城求職時有優勢。

如果上述勞動力市場是供求平衡和充分就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年齡差異不會造成太大問題。供求平衡和充分就業,意味著同一個年份中,不同年齡組、不同勞動生產率的農民工都可以找到工作。全社會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應該是青年、壯年和高齡農民工各自勞動生產率的加權平均;農民工的工資率取決於這個加權平均值。農民工年齡結構的變化,會影響到加權勞動生產率的高低,但與經濟增長的變動相比,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要緩慢得多,不至於對經濟造成突然的、激烈的沖擊。

但事實上,直到2004年全國性“民工荒”爆發前,城鎮勞動密集型行業一直處於勞動力嚴重供過於求的狀態。由於各年齡組都有大量勞動力沒活幹,只要允許靈活用工,用工方就可以專門使用高勞動生產率的青年農民工,並把定額提高到只有青年才能完成的高水平,從而壓低單位產品的勞動力成本。根據中國社科院曲玥、都陽的研究,國內勞動密集型產業單位勞動力成本的最低點,就出現在“民工荒”爆發前的2003年。

民工潮時期,用工方和政府的日子都很好過。對用工方來說,只要能招到青年農民工,就能夠提供低成本的產品或勞務,躺著都可以賺錢。對政府來說,青年農民工的競爭力強,他們的就業不用政府操心;即使這類農民工一時找不到工作,只要用工有利可圖,就會迅速湧現出更多的用工企業,去解決他們的就業。政府需要操心的,只是如何維持下崗工人(多數是與青年農民工競爭中的落敗者)的生計。考慮到一部分下崗工人自己也在謀職,而高校擴招又使他們子女的就業遠離勞動密集型行業,因而城鎮戶籍人口的就業壓力政府還能承受。

高齡農民工成為新增農民工的主力,意味著能工作的青壯年農民工差不多都已經找到了工作,剩下的因種種原因(如生育、哺乳)暫時不能進城幹活,這才使鄉村那些年老體衰、被某些人認為應留在家鄉“頤養天年”的高齡勞動力,有了進城當農民工的機會。

經濟學認為,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決定工資水平。新增農民工以高齡農民工為主,意味著當前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取決於高齡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而高齡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不僅低於青年農民工,而且低於所有農民工勞動生產率的加權平均值。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大量使用高齡農民工的結果,必然是農民工收入的增速高於其勞動生產率的增速。

收入水平高、收入增速快,對近年剛開始務工的90後青年農民工來說,當然是好事。但從全生命周期即一輩子收入的角度看,高齡農民工並沒有得到多少好處。

高齡農民工可以分成兩類。一類高齡農民工年輕時就外出打工。但當年他們年輕、體力強、勞動生產率高時,他們的工資率(計件工資標準)偏低;如今工資率漲上來了,可高齡農民工年老體衰,已經幹不動了。另一類高齡農民工年輕時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外出打工,是“民工荒”給了他們工作機會。因為務工時間短,他們掙的錢就更少了。

高齡農民工成為新增農民工的主力,給用工方和政府都出了難題。

對用工方來說,如果繼續按照青年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確定高工作定額,則高齡農民工勞動生產率低、收入相應也低,一旦打工收不抵支,他們寧可回鄉閑著,也不會自己貼錢外出務工;如果根據高齡農民工的實際情況來確定工作定額,單位產品的勞動力成本就會上升,用工企業的利潤就會減少。國內勞動密集型行業中,占大多數的是中小企業,這類企業沒有定價能力。即使在低勞動成本的民工潮年代,激烈的價格戰也使它們少掙了不少。現在青年農民工招不到了,用工成本大幅上升,這些缺乏企業家才能、只會在“豬都能飛上天”的年代掙省心錢的經營者,日子當然不好過。

對政府來說,高齡農民工是勞動力市場上的弱勢群體。經濟形勢一有風吹草動,高齡農民工將第一個找不到工作。如果像以往那樣,農民工沒有工作就回鄉,倒還不會給政府增加負擔。但現在為了城鎮住房去庫存,政府鼓勵農民工貸款進城買房。以農民工現有的收入水平,只有貸款期限長一些(20~30年)、年還款額低一些,農民工才還得起。但貸款買房的前提,是還貸期間農民工就業穩定、收入穩定或增長;還貸期長達20~30年,意味著現在和將來,相當多高齡農民工需要還房貸。這意味著沒有工作不僅影響到高齡農民工自己,而且影響到房產商的銷售、銀行的運營乃至整個地方經濟,這就夠讓政府頭疼了。如果買了房的農民工進城落戶,而又像當年的“高齡”下崗工人一樣找不到工作,那麽,不管是發失業經濟金、還是提供城鎮最低生活保障金,政府都脫不了責任。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民工潮時期相關勞動力市場非均衡(勞動力嚴重供過於求)導致的用工年輕化和失業中年化,曾使得用工方和政府得益;而隨著勞動力市場逐步走向供求均衡,用工方和政府將不得不為十幾二十年前勞動力市場非均衡的後遺癥——當前新增農民工以高齡為主——埋單。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新增 農民工 農民 高齡 為主 成為 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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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2億多農民工變市民 “人錢掛鉤”解決資金難題

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如何享受到市民化待遇?國務院近些年力推戶籍、土地、社保等一攬子改革來破除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障礙,8月又一相關重磅文件出臺。

國務院近日印發《關於實施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若幹財政政策的通知》(下稱《通知》),準備構建財政轉移支付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實現“人錢掛鉤”,破解農民工市民化的資金難題,讓農業轉移人口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鄭春榮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中國只有實現了外來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才算真正的城鎮化。

教育等公共服務跟隨人走

中國城鎮化存在“半城鎮化”現象,即戶籍城鎮化率與人口城鎮化率存在差異。二者之間的數量差即是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但還沒有實現身份和地位轉變的農民工。

這一現象被中央高層重視,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被一再強調,而這一關鍵正是讓農業轉移人口平等享受與當地戶籍人口同等的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等相關改革繞不開資金。根據2013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城市藍皮書》,我國東、中、西部地區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別為17.6萬元、10.4萬元和10.6萬元,全國平均為13.1萬元/人。財政支持因此成為農民工市民化關鍵一環。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在解讀《通知》時也坦言,當前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和其他常住人口還沒有享受與當地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與財政支持保障不健全有關。

《通知》從保障教育權利、創新城鄉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城鄉社保體系、加大就業支持等十個方面為財政政策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了“路線圖”。

鄭春榮告訴本報記者,目前多數城市的外來人口不能享受應有的福利,比如像低保、廉租房等都與戶籍掛鉤,外來人口不能享受。

而此次新政的一大特點,是優先將持有居住證人口納入基本公共服務保障範圍,做到公共服務提供隨人走,為人的自由流動創造良好制度環境。

在農民工十分關心的子女教育方面,《通知》要求,地方政府要將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公共財政保障範圍,逐步完善並落實中等職業教育免學雜費和普惠性學前教育的政策。中央和省級財政部門按在校學生人數及相關標準分配資金,實現“兩免一補”和生均公用經費基本定額資金隨學生流動可攜帶。

在醫療衛生保障方面,《通知》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將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納入當地醫療救助範圍;對於農業轉移人口選擇參加城鎮居民醫保的,各級財政按照參保城鎮居民同樣的標準給予補助。

鄭春榮告訴本報記者,國家已經對城鎮居民、農民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進行了整合,但農民輸入地和農民輸出地的補貼標準差異很大。比如北京和河北城鄉居民人均基礎養老金分別為430元/月和55元/月。

農民工市民化獎勵減輕東部財政壓力

人口流入地的東部發達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較高,農民工市民化將面臨很大的財政壓力。

上述財政部負責人表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有利於促進流入地政府經濟社會發展,但要在短期內使得大量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市民化,成本較高,財政壓力很大。為妥善解決這一問題,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通知》提出,中央和省級財政要通過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

具體來看,中央的獎勵資金將根據農業轉移人口實際進城落戶以及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情況,並適當考慮農業轉移人口流動、城市規模等因素進行測算分配,向吸納跨省(區、市)流動農業轉移人口較多地區和中西部中小城鎮傾斜。

同時,省級財政要安排資金,建立省(區、市)對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縣級財政部門要將上級獎勵資金統籌用於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該負責人表示,這是引導地方政府推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市民化、確保到2020年使1億左右已進城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定居落戶的重大舉措,也是財政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機制創新。

保證中西部困難地區財力不減少

中央財政在支持農民工市民化時,相關轉移支付資金向人口流入地的東部地區傾斜,這讓財力捉襟見肘的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擔心財力減少。

上述財政部負責人稱,確保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財力不因“人錢掛鉤”政策而減少,是此次改革必須堅守的一項基本原則。

根據《通知》,對享受均衡性轉移支付的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中央財政仍以戶籍人口而不以常住人口為基礎進行測算分配,並充分考慮各地區向居住證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需求。

上述負責人表示,這基本可以實現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存量規模不會減少,同時隨著轉移支付規模的增加,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規模也將保持平穩增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現在農民也越來越看重附著在戶籍上的福利,比如宅基地財產權、土地承包權等,很多農民進入城市時並不願意放棄農村戶籍。

上述負責人強調,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不能采取硬性措施或“一刀切”要求,不是要進城落戶農民放棄在農村的相關權益。必須充分尊重農民意願和自主定居權利,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在農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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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錢掛鉤” 國務院10條舉措力推農民工市民化

面對中國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和其他常住人口未享受當地市民同等待遇的現狀,國務院發文改革財政支出結構以達到財政轉移支付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即“人錢掛鉤”,以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讓農業轉移人口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

這份文件全名《關於實施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若幹財政政策的通知》(下稱《通知》)。8月8日,財政部有關負責人通過答記者問的方式詳細解讀《通知》出臺的前因後果。

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跟隨人走

中國正在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而這一關鍵正是讓農業轉移人口平等享受與當地戶籍人口同等的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

不過,“當前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和其他常住人口還沒有享受與當地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與財政支持保障不健全有關。”上述財政部負責人稱。

7月27日,國務院印發了《通知》,給出十條硬舉措,以建立財政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政策體系。

該負責人表示,《通知》提出的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十條具體政策措施,不是幾項財政補助政策的簡單疊加,而是財政政策的系統重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政策支持體系,涵蓋了教育、醫療、社保、就業等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涉及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支出結構的重大調整。

此次新政的一大特點,是優先將持有居住證人口納入基本公共服務保障範圍,做到公共服務提供隨人走,為人的自由流動創造良好制度環境。

在農民工十分關心的子女教育方面,《通知》要求,地方政府要將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公共財政保障範圍,逐步完善並落實中等職業教育免學雜費和普惠性學前教育的政策。

另外,中央和省級財政部門按在校學生人數及相關標準分配資金,實現“兩免一補”和生均公用經費基本定額資金隨學生流動可攜帶。

在醫療衛生保障方面,《通知》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將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納入當地醫療救助範圍;對於農業轉移人口選擇參加城鎮居民醫保的,各級財政按照參保城鎮居民同樣的標準給予補助。

此外,《通知》加大對農業轉移人口就業的支持力度,支持完善統籌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

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

上述負責人稱,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有利於促進流入地政府經濟社會發展,但要在短期內使得大量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市民化,成本較高,財政壓力很大。為妥善解決這一問題,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通知》提出,中央和省級財政要通過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

具體來看,中央的獎勵資金將根據農業轉移人口實際進城落戶以及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情況,並適當考慮農業轉移人口流動、城市規模等因素進行測算分配,向吸納跨省(區、市)流動農業轉移人口較多地區和中西部中小城鎮傾斜。

同時,省級財政要安排資金,建立省(區、市)對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縣級財政部門要將上級獎勵資金統籌用於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該負責人表示,這是引導地方政府推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市民化、確保到2020年使1億左右已進城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定居落戶的重大舉措,也是財政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機制創新。

平衡發達和欠發達地區財力

中央財政為支持農業人口市民化而改革的財政轉移支付,必然觸及人口流出地的欠發達地區和人口流入地的發達地區間的財力,而這次新政在財政支出向人口流入地的東部發達地區傾斜的同時,確保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財力不因政策調整而減少。

上述負責人稱,確保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財力不因“人錢掛鉤”政策而減少,是此次改革必須堅守的一項基本原則。

目前在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轉移支付政策主要包括均衡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兩部分。

根據《通知》,對享受均衡性轉移支付的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中央財政仍以戶籍人口而不以常住人口為基礎進行測算分配,並充分考慮各地區向居住證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需求。

上述負責人表示,這基本可以實現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存量規模不會減少,同時隨著轉移支付規模的增加,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規模也將保持平穩增長。

該負責人稱,對與農業轉移人口相關的專項轉移支付,雖然有的以常住人口為基礎、有的直接按人頭進行測算分配,相應減少人口流出地主要是中西部困難地區的義務教育等專項轉移支付數額,但考慮到人口流出地已經不提供戶籍在本地但持有外地居住證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這部分專項轉移支付的減少並不會影響當地實際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人均財力,相反還會因與人頭有關的配套資金減少使地方財力得到改善,如城鄉居民養老和醫療保險,人口流出地財政負擔的部分配套資金將轉由人口流入地財政負擔。

《通知》還維護了進城落戶農民相關權益。

該負責人強調,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不能采取硬性措施或“一刀切”要求,不是要進城落戶農民放棄在農村的相關權益。必須充分尊重農民意願和自主定居權利,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在農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人錢 掛鉤 國務院 國務 10 舉措 力推 農民工 農民 市民化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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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 12部門要開展專項檢查

據人社部網站消息,為確保農民工按時足額拿到工資,維護社會穩定,人社部、發改委、公安部、司法部、財政部、住建部、交通運輸部、水利部、人民銀行、國資委、工商總局、全國總工會共12各部門日前決定,從2016年11月15日至2017年春節前在全國組織開展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專項檢查(以下簡稱專項檢查)。

專項檢查重點是招用農民工較多的建築市政、交通、水利等建設施工企業以及加工制造、餐飲服務等中小型勞動密集型企業、個體工商戶,特別是政府投資工程項目建設施工企業及鋼鐵、煤炭等產能過剩行業等企業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

專項檢查分階段進行:一是集中宣傳和自查階段(2016年11月15日至30日)。二是執法檢查階段(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春節前)。

12部門關於開展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專項檢查的通知

一、 專項檢查重點和工作目標

專項檢查重點是招用農民工較多的建築市政、交通、水利等建設施工企業以及加工制造、餐飲服務等中小型勞動密集型企業、個體工商戶,特別是政府投資工程項目建設施工企業及鋼鐵、煤炭等產能過剩行業等企業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通過專項檢查,要確保治欠保支工作取得明顯成效,實現春節前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和涉及人數明顯下降、因拖欠工資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數量明顯下降,確保發生的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基本結案、群體性事件得到妥善處置、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案件及時移交司法處理,切實維護廣大勞動者的工資報酬權益。

二、專項檢查時間安排

專項檢查分階段進行:

一是集中宣傳和自查階段(2016年11月15日至30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將會同解決企業拖欠工資問題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在北京舉辦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集中宣傳活動。各地各有關部門也要根據實際,在城市人口密集地區或繁華地帶,以及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建築工地、城市廣場、火車站、長途汽車站、碼頭等地同步組織開展宣傳活動。通過舉辦多種形式的宣傳活動,著力宣傳國辦發〔2016〕1號文件精神,宣傳普及勞動保障法律法規,增強企業依法支付農民工工資的自覺性,提高廣大農民工運用法律武器依法、理性維權的意識,營造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良好法制環境。同時,要求企業對2016年工資支付情況認真開展自查自糾,主動進行整改。

二是執法檢查階段(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春節前)。各級解決企業拖欠工資問題協調機構要組成聯合執法檢查組,集中力量對各類企業進行檢查,對重點行業、重點區域及發生過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企業要重點進行排查,發現問題及時處理整改。期間,解決企業拖欠工資問題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將派出聯合督查組赴有關省(市、區),對當地開展專項檢查工作情況進行督促檢查。

三、工作要求

(一)切實加強組織領導。各級政府有關部門和工會要堅決貫徹國辦發〔2016〕1號文件及全國電視電話會議精神,高度重視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精心安排並切實組織好專項檢查工作。要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執法檢查方案,分解落實工作任務,充實一線執法人員,認真組織執法檢查。

(二)落實企業清欠責任和地方政府監管責任。招用農民工的企業承擔直接清償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主體責任,建設單位或施工總承包企業未及時劃撥工程款、將工程違法發包、轉包或違法分包致使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由建設單位或施工總承包企業承擔清償責任。要按照屬地管理、分級負責、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落實省級政府負總責,市(縣)級政府具體負責的要求。完善目標責任制度,將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納入政府考核評價指標體系,嚴格實行考核問責。

(三)加大部門協調配合力度。各級政府要健全工作協調機制,加強有關部門和工會協調配合,進一步形成工作合力。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負責農民工工資支付專項檢查工作的組織協調,加大勞動保障監察執法力度,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案件及時進行調查並依法作出行政處理或處罰,對涉嫌犯罪案件依法及時移送;公安機關負責處理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移送的涉嫌犯罪的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案件,協助處理因拖欠農民工工資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住房城鄉建設、交通運輸、水利(水務)部門參加對本行業的執法檢查,切實履行行業監管責任,負責督辦因掛靠承包、違法分包、轉包、拖欠工程款等造成的欠薪案件;發展改革等部門負責加強對政府投資項目的審批管理,嚴格審查資金來源和籌措方式;財政部門要加強對政府投資工程項目建設全過程的資金監管,按規定及時撥付財政資金;國有資產監管部門負責協助人力資源社會保障等有關部門處理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發生的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負責依法取締檢查發現的無照經營行為;工會組織負責加強勞動法律監督,發揮工會系統欠薪報告制度作用,為農民工提供維權服務。其他有關部門要根據職責分工,積極做好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各有關部門要確定專人負責此項工作,確保聯絡渠道暢通。

(四)嚴肅處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各地要建立清理欠薪工作臺賬,逐一落實欠薪企業、欠薪人數、欠薪金額,及時妥善處理欠薪問題或欠薪隱患,做到欠薪問題不解決絕不銷賬。對存在拖欠工資問題的企業,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要按照《勞動保障監察條例》有關規定,責令其限期改正;對拒不改正的,依法處以罰款;對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的案件,要及時向公安機關移送。對無故拖欠農民工工資數額大、時間長、性質惡劣的企業,在依法進行處理的同時,要按照《勞動保障監察條例》有關規定向社會公布並記入違法失信黑名單。對惡意拖欠農民工工資、情節嚴重的,還可依法責令停業整頓、降低或取消建築施工企業資質,直至吊銷營業執照。

對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案件,要積極協調當地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集中清理拖欠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案件的緊急通知》精神盡快執結。

(五)完善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機制。各地要加強對重點企業的監控,對可能發生較大數額的工資拖欠並引發群體性事件的,要及時發出預警,積極督促企業采取措施及時解決拖欠問題。要健全應急預案,對因拖欠工資問題引發的突發性、群體性事件,要立即啟動應急工作機制,采取有力措施快速、穩妥處置。對企業一時無力解決拖欠工資或業主欠薪逃匿的,要通過動用應急周轉金、工資保證金或者其它渠道籌措資金統籌解決,堅決防止事態蔓延擴大。對采用非法手段討薪或以拖欠工資為名討要工程款,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要依法予以治安管理處罰;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六)加快建立健全保障工資支付長效機制。各地要按照國辦發〔2016〕1號文件要求,抓緊在工程建設領域全面實行農民工實名制管理,落實按月足額支付工資法律規定,推行銀行代發工資制度。同時,加快建立和完善企業勞動保障守法誠信制度、工資支付監控制度、工資保證金制度、農民工工資(勞務費)專用賬戶管理制度、欠薪應急周轉金制度等,進一步有效預防和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

(七)認真做好材料報送和專項檢查總結工作。

1.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局)於2017年1月5日前將本地區截至2016年12月31日檢查工作階段進展情況(包括檢查用人單位戶數、涉及農民工人數、拖欠農民工工資涉及人數、拖欠總額、補發工資人數及補發數額、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人數)報解決企業拖欠工資問題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設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勞動監察局)。

2.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局)會同解決企業拖欠工資問題聯席會議成員單位,及時對本地專項檢查情況進行匯總分析,梳理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於2017年春節後一周內將專項檢查書面總結材料(附專項檢查情況表)報解決企業工資拖欠問題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專項檢查情況表請同時發電子郵件)。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發展改革委

公安部

司法部

財政部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

交通運輸部

水利部

人民銀行

國資委

工商總局

中華全國總工會

2016年11月11日

解決 拖欠 農民工 農民 工資 問題 12 部門 開展 專項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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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欠薪這件事,李克強為何緊盯住不放?

2月3日大年初七,春節後第一個工作日,李克強總理即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建立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的長效機制。

年前臘月廿六,他在雲南慰問考察,魯甸震區一些村民向他反映外出打工被欠薪問題。聽到農民工的哭訴後,總理當即“怒”了。他嚴肅要求隨行地方和部門負責人要負起責任來,盡快幫助他們依法討薪,同時要對這一問題進行一次全面排查。

究竟什麽原因,讓李克強對農民工欠薪這件事緊盯住不放,從年前一直掛念到年後?上班頭一天的常務會給出了答案。

總理的一番話說得既動情又在理:春節剛過研究這件事,就是要對廣大農民工發出強烈的信號:各級政府支持你們出去打工,並保證你們出得去、有所得。決不能讓廣大農民工的辛勤付出得不到回報!

自然形成的國情是,正月十五過後,是農民工外出打工的高峰期。抓典型問題、部署務實舉措,當然要謀劃在前。事實上,李克強從雲南回京後立即作出批示強調,治理欠薪事仍需加大力度,農民群眾打工不易,掙的都是辛苦錢,往往承擔著整個家庭的希望,再拖欠他們的工資實屬不該!要想辦法拿出治本之策。

於情於理,解決欠薪、切實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不僅事關社會公平正義,這也是總理屢屢提及的“社會底線”。底線之所以不能突破,往大里說,30多年來農民工為國家快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功臣不可忘;從小處看,每個家庭,外出農民工都是家中的“頂梁柱”,欠薪不僅是對他們一家老小的直接傷害,也是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極大傷害。

總理不僅算了一筆“良心賬”,還算了一筆“經濟賬”。首先是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解決好農民工欠薪問題被明確為其中一項重要舉措。李克強一直強調,就業事關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大局。根據國家統計局去年發布的2015年農民工數據報告,我國共有2.7億農民工,占人口約兩成,占就業人口比例無疑還要高出不少。可以說,農民工就業穩,整個社會就業的大盤子就穩了不少;農民工就業如果出現波動,整個就業局面勢必也會波動。

正因為此,總理曾把大學畢業生就業和農民工就業形象地比作整個社會就業的“經緯線”,要求這兩方面工作要做到“頂天立地”。而欠薪正是最容易造成連鎖反應、打擊農民工就業積極性的一個“頑疾”。看似小切口,但總理從中以小窺大,把它作為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一個“抓手”。抓農民工欠薪問題,實質就是抓就業,背後的根本就是保證中國經濟平穩運行。

其次,這也是延續我國勞動力紅利的一步棋。正如李克強在當天常務會上指出的,我國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其中很重要一條就是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讓勞動力能夠自由流動,建立起勞動力市場。今天,雖然學界對中國人口紅利是否消失存在爭議,但實事求是觀察,尚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勞動力沒有完全釋放出來,勞動力紅利還可延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也還需要長期存在。當務之急是創造更好的就業條件,釋放這部分存量。而這首先就要創造一個勞動力願意繼續流動、可以安心勞動、能夠公平獲得報酬的市場環境。

這種宏觀環境,必須從解決農民工欠薪這樣的微觀問題入手破題。所以總理才擲地有聲地強調,拖欠農民工工資,發現一起解決一起,必須反複抓、抓到底。

農民工 農民 欠薪 這件 李克強 李克 為何 盯住 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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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走城里的一半房子!220萬農民工實現進城購房夢

在湖北宜昌生活工作十幾年的陳懷兵終於在這個“第二故鄉”有了自己的家。

十幾年前,重慶農民陳懷兵只身來到湖北宜昌打工。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自己雖然在宜昌待了十幾年,但由於沒有自己的房子,始終沒有歸屬感。2016年,陳懷兵和妻子向光芬在宜昌清江潤城看中了一套房子,但最初的貸款過程並不順利。

四處貸款無門的陳懷兵碰到了農業銀行“農民安家貸”。他申請的“一手房農民安家貸”20年期45萬元貸款,去年10月通過了審批。目前,他的房子正在裝修,再過幾個月,陳懷兵就能住進新房了。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陳政高近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新型城鎮化建設要支持、引導農民工和農民進城買房。據調查,去年,國內部分城市的商品房交易量中,農民工和農民買房占比達到50%,有的縣城更達70%。

國家統計局的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接近1.7億的外出農民工中,在務工地自購住房的農民工比例為1.3%,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

當然,這里的“務工地”包括大城市,更多的是地級市和小城鎮。粗略推算,這一人群數量有220萬人,且呈逐年增長之勢。

專家指出,隨著農民工就近就業者規模不斷增加,農民群體將成為三四線城市和縣城的商品房購買主力。中國農業銀行湖北省分行(下稱“湖北農行”)的最新數據證明了這一觀點。截至今年1月底,湖北農行“農民安家貸”貸款余額達到63.13億元,累計投放“農民安家貸”21800筆,較年初凈增3900筆,凈增11億元。

而陳懷兵僅僅是湖北農行支持的兩萬多名圓進城住房夢的農民之一。

農民進城購房的攔路虎

據了解,“農民安家貸”是中國農業銀行向符合條件的農民發放的、用於在城鎮購買商品住房的貸款,亦是目前國內首個專門針對農民群體的個人住房貸款產品。

農民工的買房過程會碰到不少現實問題,例如陳懷兵就卡在了首付款和收入認證上。陳懷兵的職業是木工,工資一般按現金結算,而且還是根據工程量來支付,不是發的固定工資,勞務公司亦不能出具收入證明;不僅如此,陳懷兵只有十來萬元的積蓄,只付得起20%左右的首付。因為這兩大“攔路虎”,他申請了好幾家銀行的貸款,最終都沒有通過審核。

眼看距離開發商規定的首付交款時限越來越近,陳懷兵心急如焚,他不想錯過這個在宜昌安家的機會。一天,他無意間聽到幾位工友在談論“農業銀行好像可以幫農民工提供住房貸款”的話題。陳懷兵抱著“死馬當作活馬醫”的心態,前往湖北農行三峽分行咨詢。

令他萬萬沒想到的是,針對農民工和農民的購房需求,農業銀行不僅首付要求和利率都低一些,收入認證上也較為靈活。“農民安家貸45萬元的貸款批下來了,購房合同也簽了,宜昌真的是自己的家了!”陳懷兵喜出望外。

23歲的劉舜亦曾遭遇多家銀行的貸款閉門羹。由於去年6月剛剛參加工作,很多銀行以其工作年限太短、達不到住房貸款準入標準為由,拒絕了劉舜的住房貸款請求。最終,農行“農民安家貸”為劉舜解了燃眉之急。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不僅貸款順利辦下來了,利息比普通貸款還要低5%,“真是大大緩解了我的還款壓力”。

“評分低”、“收入證明不符要求”、“銀行流水不足”……過去,農民群體進城購房的貸款需求,常常被這些攔路虎攔截,農行“農民安家貸”終於掃除了農民貸款的障礙。

房地產去庫存主力

農民進城購房不僅在農村成為主流,陳政高表示,新型城鎮化亦是房地產去庫存的根本途徑、重要途徑。

陳政高說,在這當中,中國農業銀行做了很多工作,他們推出的“農民安家貸”,去年為50萬農民工和農民家庭解決住房問題提供了貸款支持,有的地方還建立了貸款擔保機制。

去年4月印發的《湖北省房地產去庫存專項行動方案》指出,目前,該省每年有60萬左右的城鎮化轉移人口,農村還有求學、結婚和養老等人群有本地購房需求。為此,方案要求深化戶籍制度及相關配套制度改革,引導人口有序轉移,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對新市民進城購房,加大財稅金融支持力度,推動“農民安家貸”等產品落地。

在武漢,湖北農行與湖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簽署《“十三五”時期戰略合作協議》,銀政合作共同推進“農民安家貸”產品落地。

在黃岡,當地農業銀行采取“請進來”的方式,邀請政府領導、房管局、房地產開發商以及樓盤銷售人員來農行,舉行產品推介會。

在宜昌,當地農業銀行引入政府增信機制,合力促進貸款投放給更多農戶。第一財經記者從湖北農行三峽分行了解到,該行計劃3年累計投放農民安家貸20億元。雖然投放數額大,面向農民貸款的審批流程卻相對快捷,70%以上的“農民安家貸”在受理後3個工作日內可達發放條件。而且要確保“農民安家貸”不受信貸規模和經濟資本限制,確保“農民安家貸”客戶準入評分降100分、貸款利率執行最優惠房貸利率等。

不僅如此,宜昌市政府還建立完善了農民工進城購房的信貸風險分擔機制;對農民工所購首套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按面積給予100元/平方米的財政補貼;住房公積金部門還將農民工納入住房公積金繳存範圍,滿足其購房貸款需求。

據宜昌市透明售房網的交易數據,宜昌近期的一手商品房價格區間主要集中在每平方米3000元以下和3000~5000元兩個層次,5000~8000元/平方米的商品房也有零星成交。作為湖北省第二大經濟強市和發展較快的三線城市,宜昌的這一價格對周邊的農民工進城購房頗有吸引力。

此外,當地政府從2014年有序放寬城鎮落戶條件,宜昌逐漸成為進城務工農民置業和外地人口選擇的居住地。

宜昌市去年6月公布了《關於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被稱為宜昌“史上最寬松的落戶條件”,包括“農民進城落戶不退地、企業人才落戶零門檻、大中專學生先落戶後就業、購房落戶全放開、居住證持有人落戶不設限、縣市農村人口引進城”等六大方面,按照“高端人才優先化、本地農民城鎮化、外來人口本地化”,放開建制鎮、放寬城區和投資落戶條件。其中,“購房落戶全放開”也幫“陳懷兵們”解決了一系列後顧之憂。根據購房人身份信息統計,宜昌購買對象中城區人口占20%,城區以外人口購房占比達到80%。

宜昌是湖北省第二大經濟強市,對周邊的農民工進城購房頗具吸引力。

記者從湖北農行獲悉,2016年,在52.13億元農行“農民安家貸”貸款中,44.11億元投向了三四線城市及縣域地區,通過金融支持帶動潛在農民購房群體入市,僅此一項產品幫助地方政府消化庫存約150萬平方米。

而在全省各地房地產去庫存行動的共同促進下,截至去年底,湖北省商品住房庫存5382萬平方米,平均消化周期8.5個月,較2015年同期減少6.2個月。

湖北農行行長朱正罡表示,湖北農行將抓住國家推進“去庫存”和“城鎮化”的機遇,力爭三年內在“農民安家貸”這一產品上投放貸款100億元以上。

(通訊員蔡瑰、向華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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