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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家買《紐時》 左丁山

2009-05-23  AppleDaily





 

《紐 約時報》名揚世界,被視為美國最佳報紙,歷年獲得普列茲獎無數。不過呢張報紙嘅財政管理認真水皮,搞到周轉不靈,o依家備受財政壓力,周圍撲水。點解堂堂 大報搞成咁,睇落係「近親繁殖」管理之故。大股東Sulzberger控制董事會,控制B股股權89%,家庭信託條文寫得好緊,外人無法玩「分而治之」嘅 把戲嚟引誘部份成員作反。你估家族之中,一定代有才人出咩,記得瑞典就有一個大傳媒集團,o依家已去到第六代,仍然生機勃勃,不過此乃異數,並非常態。


《紐約時報》蠢在股價高企時,花掉二十億美元回購股份,以低價賣掉時代廣場嘅舊總部,用五億美元買入現在嘅大廈,但又以二億二千五百五十萬美元求售新大 樓,此外又曾以高價買入《波士頓環球報》及波士頓紅襪棒球隊,近月賤價求售球隊,仍然搵唔到買家。識得做報紙,未必識得做買賣,《紐約時報》竟然學人玩財 技,卒之輸到貼地,導致「野蠻人壓境」(barbarians at the gate)境地,兩位大亨Carlos Slim(墨西哥首富)與David Geffen(荷李活唱片及電影大亨)分別表示有興趣收購《紐約時報》,令蘇斯貝格家族大感不安,聲言絕不出售,喺佢哋眼中,Slim與Geffen都係 滿身銅臭之庸俗資本家。


Geffen先生原來係出身寒微,讀書不多,赤手空拳打天下之輩。發大達之後,捐咗兩億美元畀UCLA醫學院,唔知算唔算係 「贖罪」?


佢出道不久,去咗紐約一間著名藝人代理人公司William Morris工作,做信差房(Mailroom)阿頭,呢份工原來需要大學學位資格,Geffen亂噏話自己係UCLA畢業生。公司寫信去大學求 證,UCLA嘅覆函嚟到之後,當然首先由信差房收信,Geffen膽敢用蒸氣開咗信封,取出原函,擺一封偽冒嘅入去,咁就過咗骨,咁就有份工做落 去,and the rest is history,一路向上爬,成為唱片界大老闆,與史匹堡及Katzenberg合組Dream Works製作及發行電影。


Geffen今年六十六歲,已是億萬巨富,買起《紐約時報》,隨時有銀。呢位出身Brooklyn嘅波蘭俄羅斯混血兒窮小子, 偽冒學歷竟成巨富,如果真的成為知識分子報紙老闆,是否夠諷刺?



資本家 資本 紐時 左丁 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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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慾—資本家最優秀的品格特質 土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b56dde00101bixf.html

讀西尼爾的」政治經濟學大綱「

 

什麼是打工仔和資本家的最本質區別?

西尼爾認為是節制,節慾,也就是後吃棉花糖的意思,未來導向。

在人類所有奮鬥進程中,」節制「」節慾「看起來進展

最慢,因此也不被大多數人重視,但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它

反而是最有效的。

打工仔和資本家獲利的方式如下:

打工仔 → 勞動 → 工資

資本家  → 資本(節制)→ 利潤

 

其中,打工仔的勞動是個」動詞「,資本家表面上是利用資本牟利,其實是資本家用

自己的行動(節制節慾)積累了資本,資本才創造了利潤,本質上資本在這裡

也是個實實在在的」動詞「,節制慾望是一種艱苦的」勞動「,利潤是對節制慾望

這一美好人性的豐厚報酬。

艱苦卓絕的奮鬥和努力是資本家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在人類社會發展中艱苦

奮鬥一直存在,總有人在努力,哪怕是在欠發達環境惡劣的地方。但像阿q一樣,有點

銀子就想喝酒泡吳媽怎麼能攢得下錢?往往越是在這種地方這種人,就越是過著不加

節制,沒有遠慮貌似快活如神仙的生活。

 

節制自己慾望攢下來錢是一種艱苦的心理勞動,節制自己不浪費時間去學習也不容易,

這種勞動是積累無形資本的重要途徑,芒格和老巴付出了最多中國礦工的勞動量就得到

富可敵國的巨額財富,這就是無形資產的回報。

 

 

請注意:

本書寫於19世紀初期,那時銀行尚在萌芽狀態,資本完全依靠自己的血汗積累,

從銀行貸款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從人性上來講,沒有銀行的存在才是熬煉真金的時代,

這裡的資本家是特指這樣具有節慾和創業精神的,並非狹隘職業定義的打工勞動者。

 

節慾 資本家 資本 優秀 品格 特質 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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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再不是「李家城」 李嘉誠,從「超人」到「萬惡的資本家」

http://www.infzm.com/content/95730

在香港的騰飛期,李嘉誠白手起家創立了一個龐大商業帝國,成為憑藉自己的奮鬥實現「香港夢」的典型代表,深受敬仰。但隨著香港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拉大,掌控著港島經濟命脈並且深深影響公共政策的財團廣受抨擊,李嘉誠首當其衝。

李嘉誠們與香港,曾經互相成就,現在卻開始彼此折磨。更糟糕的是,就在這個多年被稱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地方,這種折磨,還看不到盡頭。

華人首富的一舉一動,萬眾矚目。更何況,最近一兩個月來,85歲的李嘉誠罕見地動作頻頻,不僅事涉數百億資產跨洋變動,而且關係到是否要撤離其發家與繁榮之地:香港。

1940年從廣東潮州逃難到香港的李嘉誠,白手起家創立了一個旗下公司市值約1萬億港元的商業王國。愛他的人,視其為「超人」;而討厭他的人,則將他稱為「奸商」、「吸血鬼」、「萬惡的資本家」。

他曾經堅稱「愛國、愛港,永不遷冊」(香港人將公司遷移註冊地簡稱為「遷冊」),但2013年7月底,李旗下和記黃埔發佈公告出售百佳超市——百佳陪伴了香港人40年,是他們最為熟悉的超市。不過,10月18日,和黃再次公告暫停出售。

10月9日,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實業已將香港嘉湖銀座商場,以58.5億港元的總價整體出售;國慶長假前,李旗下的另一家上市公司電能實業宣佈,拆售旗下的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在內地,他以60億元人民幣的底價叫賣其在上海陸家嘴開發的首個寫字樓項目「東方匯經OFC」,同時宣佈拋售位於廣州的西城都薈廣場。

故事的另一面,則是李家在歐洲的頻頻收購:

從2000年至今,李家父子佈局「購買英國」——他們已經或者即將控制英國天然氣近三成的市場,約四分之一的電力分銷市場,以及約5%的供水市場。此外,港口、機場與金融市場業務也在李氏收購範圍之內。

在歐洲大陸上,李嘉誠還分別以13億歐元和97億港元的巨額出資,拿下了奧地利3G通訊業務,以及荷蘭最大廢物轉化能源公司AVR35%的股權。據不完全統計,自2010年以來,長和系總共在香港和中國內地以外完成了11筆收購,涉及金額約1868億港元。這其中,歐洲地區佔比高達96.75%。

根據李家旗下主要平台和記黃埔2010年中報,公司息稅前利潤中來自香港的部分佔到了36%,總額高達65.5億港元;到2013年中報,香港資產貢獻的利潤卻只佔其中的17%,總額下降到49.8億元。

一買一賣,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又意味著什麼?

180度轉彎

作為一代「香港夢」的代表,李嘉誠曾是萬人敬仰的偶像。

李嘉誠12歲跟隨父親逃避戰亂,來到香港。此後,他打過工,跑過堂,靠塑膠花生意發家,打造了一個市值約1萬億港元、分支機構遍佈53個國家、關聯公司超過90家、擁有逾23萬僱員的巨型商業王國。

「那個年代,香港是來者不拒——李嘉誠、包玉剛等,就是在這時候來的香港。」中原地產創始人施永青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施祖籍寧波,3歲時來到香港,現在是地產界領袖之一。二戰後的這些新移民,支撐起了香港經濟的騰飛。

這一代企業家與香港之間,互相成就了彼此。也正因如此,他們與香港之間的感情異常深厚。

就在2012年8月的中期業績會上,李嘉誠還表白說:「我對這片土地有特別的感情,自己身為中國人,永遠都是中國人。我絕對不會從香港撤資,我說話很少那麼堅定。」

但僅僅一年之後,李就開始售賣香港資產。是什麼原因,使他出現了180度的大拐彎?

2013年初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罷工事件,被普遍認為是一根導火索。據港媒報導,3月28日,一批葵湧貨櫃碼頭外判商工人(非正式工人),不滿工資15年來有減無增,發起罷工,前後歷時40天,成為香港二戰後最長的一次工人運動。

世界上最大的這個私營貨櫃碼頭,隸屬和記黃埔港口集團,碼頭工人大多受僱於外判商——從某種程度上說,李嘉誠並不是工人們的直接僱傭方,也非談判對象。然而,工人們卻將矛頭直接指向了他。他們在位於中環的長實總部門前拉起橫幅:「全球華人首富,剝削工人致富」;「養起李,養不起家」。並將李嘉誠的大頭像畫成青面獠牙的「吸血鬼」模樣,五一勞動節時,甚至在門前舉行為李嘉誠「招魂」的儀式。

不僅如此,罷工工人們還前往李嘉誠位於深水灣的私人住所示威。並且發起「罷買行動」,在李嘉誠旗下商舖「屈臣氏」、「豐澤」、「百佳」等門前堵塞行人,呼籲市民罷買長和系的所有商品。更有學生志願者越過保安人員,進入長江中心7樓舉行董事會的會議室。

長江中心自此之後封閉底層通道,只剩一個狹窄的通道作為入口。這種情形,至今依然沒變——2013年10月15日,南方週末記者在長實集團門前看到,每個門口都有兩個保安把守,需要亮牌才能進出。

「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施永青說,他也經常參加各種遊行示威,但大家都會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表達訴求,而這一次,工人們似乎有些「過」了,「爭取權益可以,但不能搞人身攻擊」。

而李嘉誠的副手霍建寧更是對媒體直指,這是「『文革』的搞法」。

外界很難知曉這一事件對李嘉誠的真正影響,只能看到一個顯著的變化是,他一改20年來的習慣,罕見地缺席了2013年的中期業績會。

過去,李嘉誠在集團發佈中期業績和全年業績,以及週年股東會時,都會見傳媒。《信報》的一位財經編輯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是全港大事,其盛況甚至超過新特首就職。記者會召開前幾天,媒體就需向集團的公關預約,憑預約獲得媒體標誌貼,才能有資格去電梯口排隊。

往年發佈會上,真正涉及長和系公司的問題其實鳳毛麟角,大多數都是詢問李嘉誠對香港各種事情的看法,比如樓價會不會漲,比如該不該修第三條機場跑道。這種感覺,就好像迷茫的人們求萬能的神明指點明路。以至於港人都戲稱,其一年三次的記者會就猶如一年三次的「港情咨文」。

然而,李嘉誠2013年卻缺席了這一盛會。

直至9月17日,李嘉誠突然出現在一個傳媒飯局上。據香港《明報》報導,該飯局原本是長實執行董事趙國雄邀約的傳媒午宴,臨近結束時臨時加座,打著藍色領帶的李嘉誠現身,滿臉笑容,和媒體聊了一個多小時,「無所不可問,無所不可談」。

但在這次聊天中,在座媒體人卻感受到,李超人對香港現狀處處表現出悲觀。

談到香港當下正熱的「佔領中環」運動時,李嘉誠大搖其頭,稱這只會傷害香港經濟,激化社會情緒,他以「好靚的玻璃」比喻香港,「看著好靚,但不小心打爛它也好容易」。

對於撤資傳聞,他依然回應說不會遷冊,不過,這次又加了半句:「但生意規模大小會隨香港及世界的政治和經濟情況而作出決定,股東的利益,我也要負起絕對的責任。」

據《明報》報導,不知是否出於有意,臨走拍照時,李嘉誠還展示了一雙黑色的筆,上面刻著:「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傲。」出自《管子·乘馬》的這句話,前總理溫家寶曾在2005年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經濟界和農業界聯組會上引用過。

2013年4月23日,香港碼頭工人舉行抗議示威,李嘉誠的畫像被塗成魔鬼的模樣。 (CFP/圖)

「李家城」的焦慮

早在多年以前,李嘉誠就曾婉轉表示:若是香港人真的不喜歡他在香港投資,他可以把資金投到別的地方。

儘管那次後他立即表示十分愛港,不會撤資,但在過往多年中,他曾經多次重新調整投資重心。但不管如何調整,香港始終是李家的重地。李嘉誠從塑膠花發家,隨後涉足地產,並不斷擴張到金融等各行各業。

如今,香港人的生活已經與李超人緊緊地綁在了一起——賣家電的豐澤電器屬於他,藥房屈臣氏屬於他,把營業廳開在街頭的「3」品牌運營商屬於他,賣百貨的超市百佳屬於他。如果住在香港島和南丫島,你用的電也屬於他,房子也很可能是他開發的——多年來,香港一直流傳著一組數字,說李家旗下公司開發了香港1/7的住宅單位。

「李嘉誠,名副其實,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一名小學生曾在作文中如此戲稱。2010年,一個叫龐一鳴的香港青年,決心要對抗一下這種局面,他租住破舊的老房子,騎自行車出門,去街角士多店買東西。可是,最後他發現,總不能不用電燈和電話,甚至連常喝的屈臣氏礦泉水也屬於李家。

如此高度壟斷,漸漸引起香港人反感。

「我不喜歡他。」在位於中環的一個金店裡,80後店員阿鏗直言不諱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的理由很簡單,幹什麼都沒得選,「你知道這種感覺多難受嗎?」

在這種反感背後,是香港社會貧富差距的變化。

在香港,一方面是以李嘉誠為首的各大家族賺得盆滿缽滿,另一方面,卻是驚人的貧窮。2012年,香港反映貧富差距的實際基尼係數高達0.537,創40年來新高。這一數字甚至超過了中非共和國。很難想像,這個亞洲最發達的經濟體內,還有10萬人只能住在用鐵絲網紮成的「籠屋」。

在一些香港人看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騰飛期已經遠去了。那時大家差得不遠,社會像一顆大橄欖。只要賣力工作,總能回報豐盛。而現在,隨著工業北上,政府對金融房產的大力扶植,底層人越來越像乾巴巴的鹹魚,受畸高的房價傾軋——香港是零售商舖租金全球排名第二高的城市;居住成本第三高的亞洲城市;置業成本第四高的國際都市。

要命的是,港人不但在感受著香港社會內部的落差,還得接受外部落差。

2003年,香港與內地簽署CEPA協議,放開「自由行」。此後,每年四倍於香港人口的內地遊客便蜂擁而至。曾經,他們是香港人眼中的「阿燦」、表叔,但是現在,他們是出手闊綽的「土豪」,買LV和黃金,就如同買白菜。

2013年,號稱要「複製一個香港」的上海自由貿易區掛牌,也讓港人迫切感受到壓力。過去的幾週裡,香港政商各界都在討論這一話題。「上海的3年時間表,就是香港的deadline,還剩下3年時間去改善提升」,有業界專家在一次研討會上如此結論。

這讓很多港人大受刺激。港陸落差、生存空間擁擠、公共服務滯後……最後被簡化為對外來人群的敵意,比如排斥內地人、排斥菲律賓人。這在香港這個歷史悠久的多元化社會中,極為罕見。

「別看香港這十年來經濟好像一直在發展,其實是在倒退。」施永青說,「這種倒退,既有地位上,也有觀念上的。」

焦慮和失落的情緒瀰漫在港島的每一個角落,港人試圖尋找癥結所在。

2010年,一本名為《地產霸權》的書引起了香港社會的廣泛關注。依據這本書的論述,現時的香港社會,基本被六大家族——長和系的李嘉誠家族、新鴻基的郭氏家族、恆基兆業的李兆基家族、新世界的鄭裕彤家族以及九龍倉的包氏和吳氏家族(現任主席為包玉剛的女婿吳光正)和中電集團的嘉道理家族所操縱。在香港經濟起飛的時候,他們依靠自身的聰明和冒險精神,抓住機會壟斷了香港的地產市場。

作者潘慧嫻曾經擔任新鴻基地產集團創辦人郭得勝的私人助手長達八年,其後加入了另一個大發展商嘉裡建設。其依託公開的經濟數據和自己的切身經歷,將十幾年來港人熟悉的大小事件串聯在一起,描繪了一幅觸目驚心的超級寡頭壟斷經濟命脈的景象。香港民眾似乎在一夜之間找到了問題的癥結,「地產霸權」四個字成為了高頻詞彙,屢屢被民眾引用。

而作為六大家族之首的李氏家族,更是成為了眾矢之的。許多港人堅信,香港社會的「淪陷」,作為既得利益者,李嘉誠肩負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李氏力場」

壟斷,成為火力最集中的一個靶子。

以超市為例,全球許多國際品牌如家樂福、沃爾瑪,獨獨放棄香港,原因無他,香港市場早已被兩家巨頭——李嘉誠的百佳和香港置地旗下惠康超市所壟斷。據研究機構Euromonitor的資料,截至2012年,百佳和惠康共佔本港超市73%市場份額,其中百佳市佔率33.1%。

這兩家連鎖超市能成為龍頭,天時地利便是與從事地產的母公司關係密切——這兩家超市都開在「兄弟」公司物業中。

因此,這些連鎖超市不但在空間上壟斷黃金舖位,而且對新進入者設置門檻,就連實力不差的老手也很難斗得過那些超級財團。

反壟斷,成為港人的普遍要求。但香港在這方面卻動作遲緩,成為少數在這一問題上落後於國際慣例的經濟體系。

早在1993年的殖民地時代,香港立法局就已經開始討論這一公平競爭政策,但直至2008年,政府才終於發表競爭立法建議的諮詢文件。直2012年6月,才通過《競爭條例》,這一進程,落後於許多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成員,也落後於內地。

不少香港人認為,這是因為隨著賣地收入成為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原本應該中立的政府,變得分外傾向商界。而這些大財團,也依仗著自身財力,對公共政策的走向,起著決定性作用。

持這種看法的港人並非沒有依據,比如長期以來,政府不願主動監管一手樓銷售。直至今日,香港地產商在賣樓過程中仍只需進行「自我規管」。

另一個讓香港底層民眾大為不滿的現象是,多家工會長期努力爭取最低工資立法,但進展緩慢。最低工資的規定已在其他華人地區實行多年,中國內地也於2003年底通過《最低工資規定》。但直至2010年11月,香港立法會才通過最低工資立法,確定香港的最低時薪為28港元,兩年後,因民眾不滿才又調至30港元。

而對於與最低工資配合的標準工時,港府也遲遲沒有討論。如此種種,讓許多港人認為香港財團們綁架了政府,間接或者直接干預了不利於既得利益集團政策的出台。

《地產霸權》一書中引述《南華早報》在2010年3月的一篇文章指出,六大地產商的董事,在政府各個法定諮詢組織裡擔任總共54個職位,比1998年時的16個有大幅上升,也就是說,地產商在政府法定機構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而一些醜聞,加劇了公眾的猜疑。例如,前地政署署長梁展文曾參與政府和某大地產商補地價的談判,退休後又加入該地產集團接受高薪厚職,因此數次被立法會傳喚解釋此事。雖然最終梁展文放棄了這份職務,但坊間的諸多懷疑並未消散。

事涉李嘉誠的一樁醜聞,則讓民眾對官商之間的利益糾葛充滿疑慮。1999年,香港特區政府在沒有公開招標的情況下,就把如今稱作數碼港的一塊珍貴地皮批給李澤楷的電訊盈科,當時承諾用這塊地皮發展高科技產業,但最終它卻變成了一片昂貴的海景豪宅。

「最近十多年來,香港社會對富豪的看法有很大變化。十幾年前坐出租車和司機講起李嘉誠,十個有九個會豎起大拇指,稱他做『李超人』;今天要是坐出租車和司機討論『誠哥』近日的事蹟,我保證十個裡頭有十個會一聽到他的名字就立刻大罵『官商勾結』,甚至叫他為『奸商』。」在《地產霸權》一書的導讀中,梁文道如此寫道。

在香港,甚至流傳著一個「李氏力場」的惡搞說法——香港市民虛構說,李嘉誠設立能阻擋熱帶氣旋吹襲香港的力場,保護香港不受颱風正面吹襲,即使有颱風襲港,都只會在週末或朝九晚五以外時段出現。

因為按照港府有關規定,如果天文台掛出8號風球,所有打工仔是不用上班的,但如果取下,則要在兩小時內到公司報到。可是,自2004年以來,市民發現,許多颱風襲港,都「過門而不入」,或者掛的風球並不相稱。

天文台隸屬前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因此一些港人認為其偏重商界,罔顧香港市民安全。他們遂將怒火發在全港最大的老闆李嘉誠身上,因而得出此惡搞名稱。甚至有網民製作出Flash遊戲——只要開啟「李氏力場」,便能彈走颱風,以防止恆生指數下跌。無線電視劇集《沖上雲霄II》中,張智霖飾演的飛機師有一句台詞廣為流傳,調侃的正是「李氏力場」——「你不知道香港有堵牆保護嗎?」

百佳超市已經陪伴了香港人四十多年,是他們極為熟悉的所在。要被李嘉誠出售的消息傳出後,港人議論紛紛。不過,現在已經暫停出售。 (CFP/圖)

政府正在越來越強勢

不過,2012年後,這堵保護牆似乎開始失靈。

這一年3月,依照基本法,香港換屆,梁振英當選。

而李嘉誠支持的卻是梁的對手、同為建制派(愛國愛黨)的唐英年。特首選舉期間,李嘉誠公開表示,不熟悉梁振英,「就像做生意一樣,不會支持不熟悉的人」。選舉當日,即便明知梁振英已勝算在握,李仍然將票投向了唐英年。

一位熟悉當地政治的學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唐英年是標準的世家子弟,而梁振英則算是平民出身,其父是一名警員。兩人迥異的背景,使得他們背後的支持者完全不同。

梁當選後,在2012年5月的長和系股東大會後會見傳媒時,李嘉誠指梁振英最重要是思考如何服務港人,創造安居樂業的環境,捍衛核心價值;他強調,核心價值包括法治和自由,一定要遵守基本法。對於土地政策,李嘉誠稱,如果推倒樓價,並不符合港人利益,認為土地政策要得體、有心,顧及整體港人願望。

然而,話音剛落,2013年2月,梁振英便推出了香港有史以來最嚴酷的樓市調控政策:非港人購入工商和住宅物業,需要繳納15%的額外印花稅和雙倍印花稅。港媒將此稱為「雙辣招」。

梁振英數十年的好友,在香港特首選舉中傾力支持他的香港恆隆地產主席陳啟宗,在一個研討會上揚言,梁振英上台後,香港將會變得更平等,而大地產商今後再不能吃「大茶飯」了(香港人形容一本萬利的大生意叫做「大茶飯」)。

陳啟宗的恆隆地產,在香港地產界排名前三,但卻是同業中的異類,至今已經連續10年沒有在香港買地開發,而是隔一段時間便看市場走勢,小批出售此前開發的豪宅。

陳的言論,一度在香港引發軒然大波。梁振英的樓市辣招,被認為是向香港地產業界富豪開刀,因為香港幾大富豪都是靠地產起家。

辣招出台後,香港樓市進入冰封狀態。施永青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半年內,中原地產在港的住宅市場交易量跌了將近一半,而他旗下的另一個地產中介公司,利嘉閣,則陷入了虧損邊緣。

李嘉誠同樣成為受害者,2013年2月,為規避買家印花稅及額外印花稅,長實將位於葵湧的雍澄軒酒店房間分拆出售,引來港府調查,最終已經售罄的項目被迫取消,長實為此損失慘重,不但要退還投資者資金,還要支付利息,並賠償每個買家律師費等共1萬港元。

然而,梁振英的舉措還不止於樓市,在其他領域也頻繁出手,比如關閉內地孕婦赴港產子的大門、發佈限購奶粉令,以及倣傚內地的住房限購令,實行「港人港地」——屆時興建的住宅首次出售及其後30年的轉售對象,都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

「香港政府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勢。」施永青說。

香港曾連續18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經濟學家弗裡德曼曾將其譽為「自由經濟制度的堡壘」。但在2006年,他去世前一個月,卻在《華爾街日報》上寫了一篇文章,題為《香港模式的夭摺》。事情的緣起,是時任香港特首的曾蔭權在一個公開場合表示,香港政府將不再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這一政策由曾在仕途上的第一個貴人、香港前財政司司長夏鼎基提出,曾被寫入香港中學教科書。

但在高樓價、高失業率、貧富差別加大的香港社會,不少港人認為,當香港逐漸為大地產商的跨行業壟斷付出沉重代價時,港府卻以此逃避責任。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全面改革」口號的梁振英當選。而他上台後,也正在力圖改變這一狀況。

2012年10月,梁振英出席立法會首次大會時就曾公開表示,市場不是萬能的,失效例子很多,「本港過去積極不干預政策含糊不清,亦有矛盾的概念,大市場小政府不能滿足需求」。

從重商到仇商

「這很危險。」施永青說。這是香港當前的另一派批評之聲,認為港府是在迎合近兩年來持續發酵的民粹情緒。

李嘉誠的舉動,正是發生在香港變化的背景之中。

「我很理解李嘉誠為什麼要這麼做。」施永青說。他自稱與李嘉誠並無交情,但作為同是商場中人,他很理解。

據港媒報導,施永青從2012年開始,就拋售了至少7項物業,套現逾5億港元。和李嘉誠一樣,他對香港樓市並不看好。在專欄文章中,他甚至預言,2013年下半年香港樓市將會跌去兩成。

10月15日,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施再次強調這一觀點,他說,如果不是太太勸說,他可能還會拋售更多物業。

對香港的未來,這位地產界的風雲人物疑慮重重。「現時香港每天都在吵架,什麼問題,都開始泛政治化。」施永青說,香港現在有一股左翼思潮,只強調勞動的功能,否定投資的作用,甚至將投資邪惡化,「商人投入資金建設社會彷彿還要做罪人」。

他慨嘆香港已從「重商」轉變為「仇商」,「我們的意見領袖,簡單地把社會問題用階級矛盾的方式去解決,把矛頭引向社會的富裕階層,這是個非常壞的苗頭。」

在香港,現在已經有輿論提出向富人徵收累進稅。在更早之前,多個社會團體甚至呼籲港府專門設立一個「李嘉誠稅」。

坊間傳言,李嘉誠對自己的形象在工潮中被醜化感到非常痛心。施永青認為,此言非虛,「人終歸是有感情的,特別是像李嘉誠那麼在乎名譽的人」。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鄭宏泰對此也頗為贊同,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李嘉誠作為華人首富,金錢早已不是最重要的了,「贏了很多錢,卻輸了尊敬,一定不是他願意看到的」。

在他看來,李嘉誠不可能不在乎自己的名聲和評價,「我相信,晚上寧靜下來的時候,他一定會想一想這個問題——畢竟,他已經85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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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發家史

李嘉誠出生於潮州的書香世家。1940年,他12歲,跟隨父母離開被日軍佔領的潮州,投奔在香港的舅舅。三年之後,父親去世,李嘉誠輟學打工,後來在一家生產塑膠褲帶的工廠做到業務經理。

1950年,22歲的他決定自立門戶,在港島東北角的筲箕灣租下一間破舊的廠房和幾台歐美廠商淘汰下來的舊機器,掛上「長江塑膠廠」的木牌。

長江塑膠廠主要生產塑膠玩具和塑膠日用品,大部分按照代理經銷商的訂單設計改型。這樣的工廠,在香港彼時已有三百多家。

做了七年後,他渴望有所突破。一日深夜,他從雜誌上得知意大利一家公司開發出利用塑膠原料製成的塑膠花。意識到商機的李嘉誠馬上飛去意大利考察,回港率先推出這一產品,由此成為香港的「塑膠花大王」。

次年,李嘉誠涉足地產,此後便一發不可收,不斷擴展。1970年代,他從匯豐銀行手中買下英資第二大洋行和記黃埔,成為第一個入主英資洋行的華人。1986年,他首次登上香港首席財閥寶座,兩年後,又被美國《財富》雜誌評選為世界華人首富,並且一當就是六年。

到現在,在短短的幾十年間,李嘉誠打造了一個市值約1萬億港元的巨型商業王國。

(南方週末記者陳新焱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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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等死,不是開玩笑” 作家張賢亮,資本家張賢亮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4632

張賢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如果不是陰差陽錯,他早就是跨國資本家了,“怎麽可能寫小說?” (鎮北堡西部影城供圖)

2013年秋天,張賢亮把自傳片斷交給南方周末發表。

2014年春天,他豁達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在等死,不是開玩笑,我現在是肺癌晚期,如果我明年這時候還活著,我再給你寫東西。”

2014年9月27日,張賢亮辭世。

2014年9月30日上午10點,銀川殯儀館最大的悼念大廳里,擁擠著據說1500人。電子橫幅的大字“沈痛悼念張賢亮同誌”下,輪番播放張賢亮在各種場合的照片。張賢亮躺在鮮花中,身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寧夏文聯黨組書記兼主席鄭歌平在致悼詞時這樣開頭。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全國政協副主席王正偉、白立忱送的花圈擺在吊唁廳右邊的最前面。

與張賢亮的巨大知名度相比,媒體對寧夏的認知成為笑談。CCTV新聞頻道播報張賢亮追悼會消息,把“銀川鎮北堡西部影城”讀成“銀川鎮,北堡西部影城”,隨後做了更正。騰訊娛樂的新聞標題幹脆把追悼會挪到了“西寧市殯儀館”。十多年前,當地的報紙就在連續討論“寧夏在哪里”,因為很多信件地址寫的是“甘肅省寧夏”。

按說張賢亮和電影界關系密切,他的《牧馬人》、《肖爾布拉克》、《黑炮事件》等9部小說改編成電影,張藝謀的《紅高粱》等從張賢亮的鎮北堡西部影城走向世界,但電影界幾乎對張賢亮的離世沒有反應。

告別大廳外的花圈足夠多,“備極哀榮”。作家楊爭光看了網上的現場照片後疑惑,“這是在八寶山嗎?共和國如泣的歌者走了,應該有萬人誌哀的場面。”門口右邊第一個花圈的落款“賢妻馮劍華”。頭發花白、這天著深色衣服、身材依然挺拔的馮劍華,站在接受慰問的家屬行列首位,她旁邊站著濃眉高個的80後兒子張公輔。

張賢亮的“原罪”

1980年,經過22年勞改和勞教,從西湖農場回到銀川的張賢亮,跟比他小十來歲的散文組編輯馮劍華做了《朔方》的同事,兩人最終結婚。張賢亮見到未來嶽丈時鞠了一躬,這深得馮劍華父親的心:“此子面相不凡,不愧是大家庭出身,將來必有大出息。”婚禮並不浪漫,在單位會議室舉辦,馮劍華親手縫了一紅一綠兩床緞面被子。他們搬到偏遠的一間小房間,每天擠公共汽車上班。

演員朱時茂送了花圈,他的花圈旁邊是賈平凹的。《靈與肉》是婚後張賢亮寫的第一部小說,一夜成名,次年,兒子張公輔出生,小說隨後被導演謝晉拍成了電影《牧馬人》,朱時茂因在電影中扮演剛平反的知識分子許靈均而成名。

那年44歲的張賢亮給馮劍華的印象是,因為長期“改造”人變得格外謙卑,在編輯部逢人就叫老師。他去北京等地出差回來,總會帶些煙茶等小禮物送人,馮劍華不以為然:“為什麽總是你送別人禮物,別人怎麽不送你?”

她感覺他總對政治風浪有一種怕。一次“清除精神汙染”,張賢亮的一篇小說受到批判,深夜,馮劍華發現張賢亮輾轉反側,她說:“怕什麽?你是城墻頭上的麻雀,見過陣仗的人,大不了把你打回農場,我帶著孩子跟你去!”張賢亮這才稍稍安下心來。

馮劍華是根正苗紅的紅五類,父親是煤礦工,她初中畢業留在礦上當了工人,後來又穿上當時最被艷羨的軍裝,1974年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上了複旦大學中文系,同學中有作家梁曉聲。畢業後,馮劍華回銀川進了《朔方》編輯部。

與妻子新時代的“紅色貴族”身份相反,張賢亮有“原罪”的舊官僚資本家累及整個家族,爺爺是民國外交官;父親從哈佛商學院畢業回國後棄政從商,死於1948年;母親也在美國留學過。

黑洞洞的槍口, 不是意識流,是非虛構

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送的花圈排列在中國作協主席鐵凝、黨組書記李冰等人的附近。1985年,張賢亮的長篇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巴金主編的《收獲》雜誌刊登,引起軒然大波,他對性描寫禁區的大膽突破,也讓一些老作家不安,據《收獲》雜誌的葉開回憶,冰心就給巴金寫信讓他“管一管”。

正和馮驥才在美國訪問的張賢亮,得知國內又開始批他。美國的好友勸他趁機申請政治避難。張賢亮又一次體驗到“無法控制的一絲心肌的顫動”。他在國外發表“愛國主義”聲明給國內同仁和“組織上”傳遞信號。回國後證明又是一場“虛驚”。

還有另一種怕深植張賢亮的內心。張賢亮曾幾乎餓死,那增加了他生活的勇氣;另一次,他被“陪殺場”、“假槍斃”,留下的創傷是終生的。“他時常做同樣的噩夢,夢見被拉去槍斃了。”馮劍華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黑洞洞的槍口不時出現在他筆下,讀者以為是意識流手法,馮劍華認為那是非虛構。

1980年代末,大墻文學的另一個代表人物叢維熙給張賢亮打電話征集簽名,馮劍華接了電話,代為答應。後來,有人準備批判張賢亮,馮劍華把責任攬了過來:“名是我讓簽的,張賢亮不知道。”這一年,張賢亮最花心思字斟句酌寫成的長篇小說《習慣死亡》發表,馮劍華那時就認定,這是張賢亮的“巔峰之作”。

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代表組織出席了追悼會,他擁抱了馮劍華。幾年前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1980年代卷,李敬澤曾系統地閱讀了張賢亮的作品,認為張是被低估的作家,部分因為“他對於小說家的身份和成就不特別在意”。

張賢亮幾篇有名的小說最後都加上了“愛國主義”尾巴。《靈與肉》結尾,許靈均謝絕從美國回來的父親接他一家去美國,而留在了勞改農場學校;《習慣死亡》則在結尾讓主人公從美國回到中國西部那片荒原,並且回到最初的那個女人那里,小說最後有番對話:

“你看,我都成了這副樣子了,你還來找我幹啥?”

“也許這就是我的愛國主義吧。”

李敬澤認為,張賢亮最被忽視的就是《習慣死亡》。他不同意把張賢亮作品里的“愛國主義”歸結為簡單的政治正確,“他複雜得多,從來不做簡單的選擇題”,“僅僅從文本敘述去揣度他的選擇,會忽略他的作品與現世選擇的混雜、曖昧與精神上的疑難。他是在與所處的時代思想互動走在最前列的作家。”

勞改農場里的 《資本論》筆記

余秋雨送的花圈擺在吊唁廳的入口處。他也是曾到訪西部影視城的眾多名流之一。自從小說被拍成電影、獲得各種文學獎項,馮劍華發現,張賢亮在勞改隊養成的謙卑很快消失了。

張賢亮的張揚、健談逐漸顯現,常能主導談話的方向和氣氛,跟郭德綱、余秋雨在一起神聊,他談鋒的機智和詼諧一點不遜色,在某些官場交往中他也談笑風生,跟領導拍肩搭背就像對待兄弟。

馮劍華認為還是環境給予人的“身份感”更重要。“要是一天到晚讓人呵斥、打罵,你怎麽能神采飛揚起來?”

鄧小平南巡之後,年近花甲的張賢亮也決定下海。1993年他購買有二十來戶牧羊人棲居的古城墻和戈壁灘來建西部影城,跟二十多戶牧民一一交涉,拿出了當時積攢的全部存款。

“多虧了他二十多年勞改生涯中跟農民打交道的經驗,他既了解農民質樸的一面,也了解農民狡猾的一面,最後勸這些牧民搬走了,搬遷費也給得高。”張賢亮也曾在小說中寫道,“我”歷練出了一種“狡猾”。

勞改隊既有和張賢亮一樣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也有沒多少文化的刑事犯,和他們二十多年的共處,讓他在《我的菩提樹》等書中對知識分子的人性有透徹的洞察:那些人“把嘴當×賣”。馮劍華觀察,張賢亮對知識分子人性弱點的判斷,到老年也沒有改變。這也促使他設法擺脫這種弱點。

“我搞文學純粹是陰差陽錯,如果不是1949年解放,我早就是跨國資本家了,怎麽可能寫小說?開玩笑!”1998年,南方周末記者第一次在銀川拜訪張賢亮的時候,他開懷大笑。

馮劍華看過丈夫在勞改農場讀《資本論》的筆記,她認為那一定程度上是張賢亮商業活動的理論指導。

《靈與肉》是張賢亮(左一)婚後寫的第一篇小說,他因此一夜成名。小說隨後被導演謝晉拍成了電影《牧馬人》,朱時茂(右一)因扮演剛平反的知識分子許靈均而成名。 (鎮北堡西部影城供圖)

“我爸爸惟一的敵人是平庸”

吊唁廳門口有個哭成淚人的人——農民書法家牛爾惠,他守了三天靈,腿都跪瘸了。聽過張賢亮講課的回族文學愛好者馬克從寧夏中衛騎摩托車一百多公里來吊唁,牛爾惠又陪他一起跪。

牛爾惠的父親過去被打成右派。牛爾惠中學畢業後四處流浪打工,遇到了張賢亮,人生從此改變:從擺攤賣字到搬進影視城里的四合院“都督府”,做了張賢亮練書法的“書童”。夜里,跟張賢亮陪練書法的時候最安靜,但張賢亮思緒有時難以回到幾案,幹脆坐下來抽煙,說他看了不快的新聞想罵娘。牛爾惠入選了幾本全國書法名家辭典,當上了2008年北京奧運火炬手,也成了影視城里有房有車族。在“知恩堂”,牛爾惠把父親的照片和張賢亮的照片並列掛上。影視城的三百多個員工大多是像牛爾惠這樣的農民。

“別看他外面很風光,其實晚年的張賢亮很孤獨。不管別人怎麽評價,我從他身上體會到了溫情和慈愛。”2007年獲得魯迅文學獎的銀川文聯主席郭文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張賢亮自己給員工講管理,也請不同的老師來講,郭文斌也曾受邀來講過“尋找安詳”。

10年前張賢亮從寧夏文聯主席的位置退休,搬到影視城,郭文斌就是他在銀川的一二知己,從那時起,他發現張賢亮的註意力轉移到傳統文化上,也默默地做慈善。張賢亮每年給醫療機構捐款一百多萬元,幫助看不起病的人。後來,他從一家福利院領養了一個女兒毛毛。

馮劍華的印象中,辦企業之初,張賢亮更多的壓力是怕企業虧損。20年經營後,鎮北堡西部影視城已是5A級景區,被評為中國文化產業的示範基地。

張公輔在悼詞中平靜講述父親留給他的精神遺產:“我敬愛的爸爸是一名戰士,惟一的敵人是平庸。”他還要繼續父親在最後幾年開始的幫助病人的“救生工程”。曾跟父親的友人韓美林學畫,畢業於四川美院動漫專業的張公輔,準備以後去學現代管理課程。

鎮北堡西部影城開業第一天,張賢亮帶領員工升國旗。 (鎮北堡西部影城供圖/圖)

大動物、小動物

張賢亮在小說中預言“作者”死於肺病,因為抽煙的緣故,預言應驗了,只不過不是小說中的65歲,而是78歲,算長壽了。

張賢亮住在北京的醫院,拒絕手術。2014年9月17日,他出院要回鎮北堡的家,救護車十幾個小時從北京開到銀川,路過山西,到了忻州,他讓停車,吃一碗山西刀削面再上路。

9月27日上午,兒子張公輔還想送父親去醫院,張賢亮說:“你能不能幹脆點?”他不同意搶救。下午兩點,昏迷了四個小時後,張賢亮辭世。

“他是大動物,我們是小動物。”很多人可能關註張賢亮的傳奇經歷、他的創業和財富,但李敬澤認為,真正的財富是張賢亮的文學作品。某種意義上,李敬澤同意張賢亮的驕傲,他曾說:“我的時代還不配讀我的作品。”

兩年前,張賢亮給馮劍華在影視城不遠處買了一戶農家院落,她特別喜歡那里的簡樸生活,在院子里種了吃不完的瓜和菜。

結婚34年,馮劍華體驗到了和張賢亮做夫妻的幸福,也經歷了痛苦與磨難。“他給我的幸福我接受,給我的痛苦我也接受。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只不過難處不同或沒有明顯表現出來罷了。”

悼詞最後,張公輔說,他父親交代,碑文寫上這句話:

“他來了,又走了。”

9月30日下午三點左右,遺體火化後,幹燥的銀川下了一陣雨。晚上,出席完葬禮回到自家陽臺上的郭文斌,看到賀蘭山頂出現了美麗的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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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博文通過手機撰寫(手機訪問sina.cn)] 三個“產業資本家”朋友 xuyk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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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這麽三個搞實體經濟的老板朋友,他們都做些股票,算是“產業資本進入股市”,於是乎,我稱他們是“產業資本家”。

    第一個,是紡織品貿易商。他起先自己炒股,虧得只剩下5萬元;後來請人打理,且贏且投入;現在總資產接近100萬元,贏利超過150%。前幾天,他要把大部分股票變現轉出來,說有個訂單需要籌集資金。其實原因,一是,他看到股票資產增大,感覺到了這筆股票錢的分量,遂將其視為生意上的用資來源;二是,他感到目前股市風險日益增大,唯恐調整襲來致使贏利大幅縮水,與其“坐以待斃”,還不如把股票錢用在生意上。

    第二個,是紡織品制造商。以前,他於2007年瘋牛之尾入市,當時算他敏感度超強,逃得早,差點沒虧本,只抓到了一丁點盈利;後來,每次談及此事,心有余悸。時隔7年,如今眼看股市如火如荼,他再也按捺不住了,於去年9月份又請人打理股票,現在總的贏利大約為80%,比較可觀。前幾天,他突然要求清空全部股票,說是工廠要增加一個重要項目,需要籌集資金。其實主要原因,一是,他看到股票贏利數目已經較大,也覺滿意;二是,感到股市風險越來越大,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還是趕快落袋為妙,這錢正好可以投入到新項目上去。

    上述這兩位朋友我曾多次對他們說:股票投資是個長期項目,必須要用長期富裕資金投入,這樣才能享受複利增長,隨著時間的延長就能取得較好收益。他們滿口答應:“是哦!是哦!肯定的啦!肯定的啦!”然而,面對當前的浮贏和風險,他們根深蒂固的習慣於做實體經營的思維及觀念暴露無遺,把做股票只是當作一樁普通商品買賣而已,盡管不算貪婪;至於長期投資的思想觀念,則根本就沒有絲毫建立起來過。這很可理解。沒辦法!

    第三個,是紡織品助劑經營商。他入市時間5年有余,熊市途中,陸陸續續地不斷投入長期富裕資金,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現在贏利200%多,獲利可觀。面對當前形勢,他依然滿倉持股,不但做好了陪同調整的準備,而且還備好了一些富裕資金,伺機增倉。昨天,他跟我說,他是把股票作為一項長期配置資產,讓它長期占據著,這就像買了房子,不會因為房價波動而經常賣出買進的,但最終總會增值。他還說:“買股票就好比與別人合夥開公司,你總不能把合夥資金抽進抽出的吧?要有個長期性才行。”他顯然基本上懂得了股票投資的本質所在,並且還形成了自己的投資方法。不簡單!

    我周圍涉足股市的“產業資本家”不少,但真能懂得並踐行投資的也只有這“第三個”朋友,其余的統統都只不過是在投機而已。

    上述事例再次說明,人的習慣性思維及觀念確實是很難改變的,所以說,實業家向投資家轉型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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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史玉柱喊“出局”的王石:我的“野心”讓我沒當成“資本家”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0710/157300.shtml

被史玉柱喊“出局”的王石:我的“野心”讓我沒當成“資本家”
王石 王石

被史玉柱喊“出局”的王石:我的“野心”讓我沒當成“資本家”

當然不是說農民就不能控制財富,但是如果你沒有這樣的基因,最好就離它遠一點。

文 | 王石

萬科股權爭奪進入白熱化階段,吸引了各方關註。7月10日淩晨,巨人網絡董事長史玉柱發微博稱,他有一個最佳和稀泥收場方案:兩個大股東想辦法穩住管理層。王石退出董事會,擔任終身名譽董事長,每年收取一定戰略咨詢費。

史玉柱微博原文如下:

萬科風波,話題敏感,不宜評論,但大嘴巴忍不住想噴幾句。

各方訴求:

1.華潤,希望萬科未來穩定發展,不滿王石作風,對萬科業績滿意;

2.寶能,希望萬科穩定發展,增加在董事會的話語權,其罷免全體董事提案是策略,未必是真實想法,估計只想罷免王石;

3.王石,萬科的締造者,對萬科感情最深,個性張揚而得罪太多人。估計當下王石也覺得位置不保,只是體面還是狼狽離開的問題;

4.萬科高管,對王石感情深厚,不少人與其共進退。他們是萬科優秀文化的載體,出色管理的操盤者。這場風波使其知名度大增。如果集體出走再造新的萬科,對萬科是災難,對個人是幸事,會有大把人給錢投資,包括我這個堅決不做房地產的人。

5.萬科員工,希望萬科穩定發展,不希望大股東空降管理層。

綜合各方訴求,我覺得最佳和稀泥收場方案:兩個大股東想辦法穩住管理層。王石退出董事會,擔任終身名譽董事長,每年收取一定戰略咨詢費。由兩個大股東、管理層、獨董組成新的董事會。

萬科的合夥人制度脫胎於阿里,很科學,董事長、總裁由合夥人集體商議推薦,董事會考核批準。這樣,華潤、寶能、王石、管理層、員工、中小股東,皆大歡喜。

去年7月寶能第一次舉牌萬科,到現在,時間整整過去了一年。而萬科事件發酵至今,涉及到的各方,都背負了重重壓力。而如果各方都不能以萬科利益最大化為考慮,那麽,一年來的拉鋸戰再持續下去,最終,恐怕誰都難以成為真正的贏家。

王石曾經寫過一本書《王石說》,副標題是“我的成功是別人不再需要我”,現在來看似乎要一語成讖。

以下就是創業家&i黑馬在王石署名出版的書籍《王石說:我的成功是別人不再需要我》(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中的摘錄,在這里,王石講述了當年為何放棄40%萬科股份,並坦言“我的‘野心’讓我沒當成‘資本家’”。

20多年來,我的三次關鍵放棄

在2005年的時候,我的年薪加獎金,一共是60萬元。在微博上談到這個問題,有朋友驚詫於這個數字,當然,驚訝的人是涇渭分明的兩派。一邊認為,60萬元是天價,我只能表示,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房地產公司的董事長,年薪加獎金這個數目是合理的。另一邊認為,王石怎麽可能只拿年薪加獎金,而且還只是60萬元——這個問題,早在1988年就討論過。

實際上,1988年公司的凈資產是人民幣1 300萬,我名下占40%,價值500萬元,當然,我知道的次日就放棄了。因為當時我並沒有把握好,有不知所措的成分在。因為如果這些是國家的錢,你通過貪汙、瀆職等弄到自己口袋里,你的價值觀會為你做出清晰明了的選擇。

但是這些錢,突然是你自己的了,是合法的,你可以隨意花,可以花天酒地,可以買房子,甚至像我們開玩笑那樣說,可以買兩輛車,開一輛拉一輛。當然,並不等於我們擁有了財富就一定會這樣,但是在那一刻,我就是不清楚,我是否有能力把握這筆錢。因為沒有信心能把握住它,就只能放棄它,放棄它就不會有那麽多包袱。

以我現在的身份,無論到哪里演講或者參加活動,既不帶保鏢,也不帶秘書。因為我沒有不安全感。試想當年那沸沸揚揚的500萬元我要是拿了,我不雇保鏢,我得給我的女兒雇保鏢,因為也許不會打劫我,但或許會去打劫她。所以我就幹脆很清楚地告訴大家,不需要打我的主意,我的錢就那麽多,而且多數我都捐出去。

而這個捐出去,算是我的第二次放棄。

很多時候我們需要考慮到,你的能力,你創造的財富,你和社會的關系。這些都是互動的,當然你還有你的嗜好,因為以你的能力把企業做大了,可以投入一些錢在自己的興趣愛好上。雖然我說2005年我的年薪是60萬元,但是作為三口之家,有父母要贍養,另外還拿出錢進行公益活動,所剩不多。

於是這麽多年下來,很多人都會質疑我的那些探險所需要的錢是哪兒來的。我會很坦率地說,公司不為此出一分錢,都是我自己出錢的。另外,登山活動確實很花錢,而且不是你一個人去“獨孤求敗”,你要組織探險隊,但組織探險隊,年輕人他們在經濟上是有壓力的,是負擔不起的,所以除了自己的錢自己出,還得負責為他們籌集錢,怎麽籌集?我只好“賣身”,做廣告。

我從2001年開始每年都做廣告,這些廣告收入,除了做些公益活動外,就是把其中一些支持給這些隊員,我也已經放棄了這方面的收入。這是我的第二次放棄,每次談到這點時,我心里都感到非常輕松。

第三次是對萬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放棄。即從1993年開始,從一個多元化的企業轉向做房地產,在房地產方面又專門做住宅。當時計劃用五年時間來完成轉型“瘦身計劃”,即把房地產作為萬科的主營業務。

什麽叫主營業務呢,就是你的經營規模要達到收入的80%,或者你的利潤來源達到70%以上,這兩個指標實際上只要有一個達到了,那個業務就算你的主營業務。實際上,這個“瘦身計劃”我們用了八年的時間,到2001年才完成。

期間一直在不斷地放棄、放棄、放棄,長達八年的放棄歷程,很痛苦,但也奠定了萬科非常明確的行業目標。我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麽,目標之外的,無論多麽誘人或者不舍,都要放棄。

第一次和第二次放棄是和我個人的成長密切關系的,第三次放棄確定了萬科的一個成長。在這些放棄的過程中,我們會失去很多機會。你會發現很多有經驗的,非常非常好的公司,非主營業務幾倍地高於主營業務。為什麽?股市好,他把錢投到股市上去,很快就能賺錢,因為股市在牛市的時候傻瓜都能賺錢,更何況上市公司,他們用籌集的錢投入股市,賺錢會更容易。

但是我們發現,到了2008年,很多很優秀的企業突然經營虧損了,因為股市連續幾個月“跳水”,而他們把資金都挪動到非主營業務上去了,非主營業務不但不賺錢,還大量虧錢,主營業務自然會受到影響。

一個很有錢又能抵得住誘惑的公司,太難找了。萬科現在是什麽情況呢?一直在減、減、減,偏離主心骨的東西果斷放棄,於是到2008年,按照國際標準統計的數字,萬科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住宅開發公司了。

放下,對我來講意味著什麽?可能有很多層的含義,但我回顧這20來年所走的路,很確定,這三次放下都是我人生中的關鍵事件。

我的“野心”讓我沒當成“資本家”

1989年,當時正值中美國際政治關系的“蜜月期”,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以下簡稱CBS)來中國進行訪問。美國大使館就介紹說,深圳有一位企業家很值得采訪。因為1988年萬科剛進行企業股份化改造,開始公開發行股票,這在國內企業界算是一件大事。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剛下完暴雨,深圳道路都被水淹了,CBS攝制組還是趟著水,扛著機器來到公司。有意思的是,她問了第一個問題後,采訪就卡殼了——當然這個問題後來不斷地被各個媒體問起,我也在不停地重複回答,但那次的情景想起來至今令人莞爾。

後來知道那是個很著名的主持人,她的問題也是開門見山、單刀直入:“你擁有的財富是多少?”我說,我是拿工資的,很容易算。那還是在1989年,我並非繞彎子、賣關子,都是實事求是地回答。但這種實事求是讓這位經驗豐富的主持人問不下去了。

因為按照西方的價值觀,成功企業家最重要的標誌就是擁有多少財富。1988年萬科進行股份化改造時,公司凈資產是人民幣1 300萬元,當時分到我名下的是總資產的40%,相當於500萬元,但是第二天我就放棄了這筆錢。所以我只拿工資這個事情,讓她很是驚愕,也無法理解。

當然,幾十年過去了,即使現在談到我只拿工資,依舊會有人表示驚訝。為什麽公司明確規定屬於你的錢,你還放棄呢?

我想,同時代生長起來的本土企業家,也許更能理解我放棄的原因。實際上,東方人跟西方人對於成功的價值標準是不一樣的,中國的傳統就是君子不曰利。我給你創造財富,但是把錢看得很輕,這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傳統思想。

另一方面,這與高尚其實沒有太密切的關系。我也喜歡錢,因為創業是需要錢的。但為什麽我還要放棄呢?因為財富和我的野心是矛盾的。有人會舉出李嘉誠、沃倫·巴菲特、比爾·蓋茨來例證。但我不是李嘉誠,不是沃倫·巴菲特,更不是比爾·蓋茨,我們所處的社會體制也是不同的。

在資本主義國家,通常情況下可能是通過你合法賺取財富的多少來評價能力,看你是不是創業英雄,是不是被大家敬仰。但在中國傳統社會不盡如是,在新中國的社會背景下更不是。我們的傳統思想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都窮沒問題,但是你一個人突然很有錢,那就一定會有麻煩。

顯然,這些財富和我尋求的安全角度是不一致的,甚至可能阻礙事業向更大更強的方向發展。另外,我們是從沒有錢這樣過來的,改革開放給了我們擁有財富的機會,我當時並不能確定,我突然很有錢之後能不能控制短時間暴富的心態變化,你的家族會怎麽來分配,在這些都不清楚的時候,我是有些膽怯的。

說來也比較有意思,我曾經查過家譜,希望我的家族祖上有地主出身的,因為地主是具備控制財富的能力的。但我查了三十多代,我們家族全是農民。當然不是說農民就不能控制財富,但是如果你沒有這樣的基因,最好就離它遠一點。這在現在聽起來有些唯心主義,但是對於已經創立的財富,作為一個公司的職業經理人的時候,你就得很謹慎。

當然還有一點,我很自信,即使我不控制這個公司,憑我的能力,作為一個職業經理人,我也能在這個公司做管理,並且把公司管理得很好。我並不熱衷於擁有如何巨大的財富,我的“野心”是要做大事。而大事和大錢顯然不是一個概念,甚至是相悖的。

另一方面,個人創業、做個人的公司其實是更能彰顯“野心”,為什麽當時一定要在國營體制下來做?實際上這是資源的一個權衡,在中國,要在商界有一番作為,國營資源是非常重要的。民營資源非常有限,做大到一定程度就很難再擴張了,這就是擠出效應,資源就這麽多,如果國營資源占得多,民營資源自然就少了。

所以萬科現在雖然是股份公司,但最大的股東還是國有,這個和國家的體制是有關系的,因為它的體制是以國家壟斷為前提的,所以盡管民營企業在解決就業問題、稅收問題上的貢獻很大,但是在資源分配上,總是會受到很多的限制。

所以說,我的“野心”讓我沒當成“資本家”。

本文大部分內容摘自《王石說:我的成功是別人不再需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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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 史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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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玉柱 出局 王石 我的 野心 讓我 我沒 當成 資本家 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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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技】回溯15年來的資本套利與運作:資本家的財技路徑(上)

來源: http://www.ikuyu.cn/indexinfo?type=1&id=11089&summary=

【財技】回溯15年來的資本套利與運作:資本家的財技路徑(上)
CY_young15 轉載自【杜冬東 新財富】
2016-11-28

申猴年,中國漸進式改革已在本世紀走過了15載。這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中,中國五千年經濟史上最激動人心的創富遊戲,演繹至前所未有的高潮。


新財富曾把成功創富的企業家分為實業家和資本家。這是因為,隨著資本時代的深入,我們見證了財富高度的刷新,已從來自實業家的智慧,轉為更有賴資本家的運作。資本的加持與善用,已成個人乃至國家財富創造與創新中的重要一環。


回溯這15年來的資本風雲,股權、融資、套利、操縱、杠桿,是其中最令人矚目的關鍵詞。


股權,是緊系公司治理與企業家財富的安排。眾多日後的資本派系及商界巨賈,正是在國企改革的盛宴中,借低價收購國有資產、MBO、托管國企,完成了原始積累的重要一躍。此後,在資本市場“點股成金”的效應之下,各路豪傑不惜挖空心思,圍繞境內外上市融資等途徑謀求資產證券化,實現財富的放大,紅籌上市、借殼、跨境轉板等套利手法層出不窮。


對於上市公司股東,提升估值、實現權益最大化乃至最終高位套現是本能,於是,優化會計報表、並購重組等一系列市值管理手法紛紛被采納;各式“四兩撥千斤”功效的股權杠桿、財務杠桿亦頗受青睞。面對財富的誘惑,有玩家亦不惜鋌而走險,關聯交易、財務造假和股價操縱等灰色財技層出不窮,對上市公司的操縱與掏空現象屢禁不止,資本玩家與監管者之間的貓鼠遊戲也不斷升級。


資本市場風雨變幻,江湖格局跌宕起伏。一波市井平民崛起草莽、登場弄潮,一批資本梟雄輝煌墜落、歸隱田園。隨著監管的嚴密和經濟環境的變遷,昔日歷經市場洗禮、名震江湖的資本派系或轉型實業,或湮沒於市。而圍繞財富的政策博弈、妥協及交融依然不止,只要存在人和資本,套利與運作的大戲就會持續上演。


產權套利:眾多產業及資本大佬的起家基點


1978年開啟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中,產權制度變革是一大核心。其上及全國性的國有企業,下至地方性的集體企業,轟轟烈烈,前所未有。產權變革的盛宴,為資本玩家的套利運作提供了肥沃土壤,將改革創富的浪潮推至歷史高點,也令“國退民進”至今仍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


套利國企改制


這場產權變革運動中,國企改制是最波瀾壯闊又最暗流洶湧的一頁。由於國企“效率失靈”通常被認為源於信息不對稱造成的代理成本高企、“所有者缺位”,因此,國企改制的思路被定位為捋順委托代理關系,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圍繞著國企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展開。


其具體方式,既有所有權層面的,如出售國企;也有所有權與經營權兩個層面相互結合的,以MBO、員工持股為代表;還有經營權層面的,如托管國企,即國資管理部門以招投標等方式選擇受托人,通過簽訂契約的形式(實質是信托協議),委托其負責國有資產的運營。


一系列國企改制的手法之下,衍生了層出不窮的花樣財技。歸納起來,其中的套利路數,大致有三。


一是,低價收購國企。由於國企“所有人缺位”、乃至“代理人缺位”,國企出售過程中,國有資產價值嚴重受壓現象甚為普遍。在各種名目的包裝運作之下,資本玩家得以低成本收購國企,上演“空手套白狼”、“蛇吞象”的資本魔術。


雨潤集團(01068.HK)是低價收購國企的典型(見新財富2010年2月號《雨潤財技 狩獵國企》)。其掌門人祝義材借各地方政府減輕負擔、拉動就業的機遇,多次以零對價收購國企同業,獲得了大量土地和成熟物業,使企業資產額和收入額得以迅速擴張。


1996年5月,南京雨潤獲得南京市政府批準,以零對價並購曾是“國家一級企業”的南京罐頭廠,成為江蘇省首例“民企收購國企”案例。並購國企擴張的獨特模式,從此成了“雨潤系”迅速發展壯大的利器。自1997年開始,祝義材頻頻出手,相繼在江蘇連雲港、安徽阜陽和當塗、四川內江和都江堰、河北邯鄲、遼寧開原,乃至黑龍江綏化、哈爾濱等城市,收購了11家國企,被稱為“國企收購王”。


雨潤收購國企成本低廉,可從江蘇雨潤收購哈爾濱肉聯廠(簡稱“哈肉聯”)案例中得以管窺。據公開資料,哈肉聯作為俄式肉灌制品的專業廠家,歷史可追溯至1913年,被認為是哈爾濱的城市名片。2001年前,哈肉聯處於虧損狀態;2001年,在省市有關政策的支持下,哈肉聯開始慢慢複蘇,在本埠的市場份額由過去的不足10%上升至30%,實現了扭虧為盈。2003年,在當地進行國企改制、國有資本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鼓勵民營企業並購的背景下,江蘇雨潤以零對價將其納入囊中。雨潤食品招股書顯示,收購當年,哈肉聯的凈利潤就達到965萬元,次年上升到1000萬元。


相比之下,“方大系”的財技則更為爐火純青(見新財富2012年3月號《方大系:方威收編國企的財技》)。2006年6月開始,遼寧方大先後接手海龍科技(600516,後改名“方大炭素”)、長力股份(600507,後改名“方大特鋼”)、*ST錦化(000818,後改名“方大化工”)3家上市公司,短短5年時間,迅速打造出A股市場上的“方大系”。


方大對國企的“蛇吞象”,奧妙在於兩個“神秘”杠桿:一是非完全市場化的協議收購;二是行政力量介入的非市場化或半市場化收購。正是依靠這兩個杠桿,方大能以低價輕易獲得國企資產,隨後又以市場化的方式高額定價,從中賺取差價。通過不斷複制低成本收購國企的模式,方大系屢屢上演“點石成金”的故事。其1973年出生的掌門人方威的財富也水漲船高。自2008年,方威以23.6億元的身家登上“新財富500富人榜”,僅三年之後,其身家飆漲至95億元,躋身富人榜前100位。


二是,被變通的“國資MBO”。MBO曾在國外證券市場風靡一時,這種管理層在公開市場上溢價回購公司股權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企業激勵不足及代理成本問題。


本世紀之初,繼四通集團首吃“螃蟹”之後,眾多上市公司紛紛試水MBO。2001年,美的集團(000333)成為A股市場第一家MBO企業,中國上市公司此後迅速掀起MBO熱潮,更有輿論將2003年定為“MBO年”。


作為有效的激勵工具,MBO為國企管理層提供了一個創造及積累個人財富的機會,滿足功勛卓著的企業家群體的部分產權訴求。並且,MBO使得國企管理層的身份由單一的經營者變為所有者和經營者合一的雙重身份,使內部人員激勵與企業經營績效掛鉤,對於盤活國有資產、激發企業活力可謂功不可沒。


毋庸置疑,一些顯赫的民企,如萬達商業(03699.HK)、中興通訊(000063)、聯想控股(03396.HK)、中聯重科(000157)、雙匯發展(000895)等等,無不在一定程度上受益於MBO。如,萬達最早為1987年的大連西崗住宅開發公司,經多番重組,逐漸成為王健林個人控股的民營企業,走上發展快車道;中興通訊脫胎於國企航天部陜西691廠,曲線完成MBO,發展成為A股最大的上市通訊企業。


在這其中,雙匯的產權改制可謂是體現了複雜財技的MBO運作(見新財富2007年3月號《高管聯手高盛 雙匯“激勵局”》)。從2002年開始,雙匯管理層就一直以隱蔽的方式實施激勵計劃。於是乎,兩家名為“海宇”、“海匯”的公司應運而生。


2002年6月28日,包括萬隆、張俊傑在內的雙匯50名高管及員工在河南漯河註冊成立了海匯公司,註冊資本為1.1868億元。成立之後,海匯即開始與雙匯頻繁發生關聯交易,並不斷參股和控股雙匯系內企業,最多之時達到18家,遍布雙匯的上下遊業務。由於海匯與雙匯的經常性的關聯交易,雙匯的毛利率水平一度下滑。


2003年6月11日,與雙匯管理層關聯頗深的16位自然人股東出資7.2958億元,註冊成立了海宇公司。2天之後,海宇公司受讓雙匯集團持有的雙匯8559.25萬股國有股,約占雙匯25%股權,位居第二大股東。2003年8月20日,海宇公司最終出資4.02億元,完成上述股權收購,每股價格為4.7元,略高於雙匯當年中期每股4.43元的凈資產,市凈率僅為1.06。雙匯集團和漯河市國資委在上述股權轉讓中顯得頗為慷慨。


事實上,海宇公司的成立初衷在於幫助管理層低價受讓雙匯的國有股權,而海匯公司的角色則是雙匯管理層獲得收益、籌集資金的平臺。自海宇公司2003年後成為雙匯發展第二大股東後,雙匯開始大手筆派息。在現金流量凈額為負值的情況下,雙匯仍然連續兩年大比例分紅,2004年派息率甚至超過100%。僅僅三年時間,海宇獲得巨額利益,僅從雙匯獲得的現金分紅就高達2.01億元。按當年所付出成本計算,海宇公司的收購雙匯股份的成本實際上降低至1.57元/股。這種非正常的分紅方式一度影響到雙匯正常的投融資策略及財務狀況。


但由於雙匯對海宇、海匯相關披露違規,2005年1月,雙匯被中國證監會河南監管局責令限期整改。為此,2005年1月和2月,雙匯先後收購了海匯持有的相關參股企業的股權。在這些交易中,海匯依然賺得1098.49萬元。2005年12月開始,中國證監會、國資委先後發文對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提出明確要求。海宇公司的情況與監管層有關股權激勵的規定相去甚遠,雙匯陷入了進退兩難的激勵困局。


彼時,高盛洞察到雙匯管理層所面臨的激勵困局。在海匯暴露,“雙海”激勵難以繼續維系之際,雙匯管理層轉讓海宇所持股權成為高明之策。2006年4月,海宇公司將其持有的雙匯1.28億股(占雙匯25%股權)以5.62億元全部轉讓給由高盛(51%)與鼎暉(49%)共同設立的香港羅特克斯有限公司(Rotary Vortex Limited,下稱“羅特克斯”)。通過向羅特克斯轉讓股權,海宇套現5.62億元,與其2003年得到雙匯股權時的出資成本4.02億元相比,海宇共獲利1.6億元,加上三年內從雙匯獲得的現金分紅2.01億元,海宇在雙匯股權投資上獲利總計3.61億元,投資收益率達到89.8%。


此後,2006年6月,漯河市國資委將其持有的雙匯集團100%的股權,以20.1億元的價格轉讓給羅特克斯。雙匯從此變為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然而,故事並未結束。在羅特克斯完成對雙匯集團的收購1年半後,2007年10月,高盛將其持有羅特克斯5%轉讓給了鼎暉,鼎暉由此取得對羅特克斯的控股權。圍繞上市與退出,以萬隆為首的雙匯管理層與鼎暉方面進行連番博弈(見新財富2014年10月號《萬洲國際急上市 萬隆與鼎暉的博弈》)。


在此過程中,嘗過激勵甜頭的萬隆將前述模式運用到極致。2013年6月,在完成收購史密斯菲爾德(SFD.NYSE)後,萬洲國際(00288.HK,原名“雙匯國際”)又實施了新的股權激勵計劃。為“表彰”萬隆和楊摯君在收購史密斯菲爾德時的“突出貢獻”,為兩人單獨設立激勵計劃,其中向萬隆控制的順通控股有限公司獎勵5.73億股,向楊摯君掌控的裕基環球有限公司獎勵2.46億股。此外,雙匯管理層還設立運昌公司等境外持股機構,作為員工期權的載體。最終,兩度沖刺上市之後,萬洲國際於2014年8月在港IPO,鼎暉方面獲得退出渠道,以萬隆為首的管理層也在持續的運作中獲得萬洲國際的控制權。


從雙匯MBO案例中可以發現,在國企MBO的浪潮中,不乏外部資本的助推。而以國企改制項目見長的PE弘毅投資,更是其中典型,其在成立早期投資的中國玻璃(03300.HK)、中聯重科、石藥集團(01093.HK)皆獲得超額回報(見新財富2015年7月號《弘毅12年投資成績單全解剖》)。


但是,MBO幾乎從實行之日起,即飽受各界質疑。在當時國有資產出資人監管角色尚未到位的情況下,MBO被曲線變通,成為長袖善舞者侵吞國有財產的合法外衣。由於產權交易方式不夠規範、產權交易程序不夠透明,致使MBO企業出現收購價格缺乏定價依據、收購者資金來源不明、經理層還款計劃不完備、收購主體合法性難以保證,甚至自買自賣、暗箱操作、內外勾結、做虧再賤賣等問題。最常見者,MBO被變通為管理層換購(MBI),管理層用銀行的錢以折價方式收購不能流通的國有股,並且自己定價。可以說,一場轟轟烈烈的國企MBO變相成為國企管理層“空手套白狼”、國企私有化的資本盛宴。


彼時,諸如格林柯爾“國退民進”狂歡、海爾(600690)成立職工持股會“曲線MBO”、TCL(000100)產權改革貓膩等事件被曝,轟動一時。各地的國企產權改革隨後開始“收官”,眾多叱咤風雲的企業家被撂倒於MBO,身陷囹圄。2004年4月,MBO被緊急叫停,直到當年12月,國企MBO才被有限制地允許。


三是,“尋租”托管國企。“背靠大樹好乘涼”。眾多受托方資本,身穿國企的“馬甲”,甚至直接以國企身份進行低成本擴張,巧妙分食一般企業難以企及的國有資源。更有甚者,在實際操作中,由於國企托管監管政策漏洞、多原則性規定依據協議操作、強制規定力度不夠,被托管國企財產被受托民企無償處置,或受托方與委托方惡意串通,將托管企業的財產隨意轉換給受托方等現象屢見不鮮。


“物美系”的成長壯大,即得益於“玩轉”托管國企(見新財富2009年7月號《物美系迷局》)。1994年4月,張文中註冊成立了北京物美商場有限責任公司(下稱“物美商場”),開啟其零售業生意。在北京,由於黃金地段物業資源稀缺且價格高昂,單純依靠租賃場地經營的擴張模式,零售商場很難在短時間內形成規模。但憑借大股東隸屬於原內貿部的背景,物美商場得以以國有企業身份,與在北京黃金地段擁有網點資源的國有商業企業簽訂托管、合作協議等方式,張文中很快摸索出一套低成本擴張的道路。


1998年11月,物美商城與國有商業企業北京石景山天翔貿易總公司訂立合作協議,雙方成立了物美天翔,前者持股60%、後者持股40%。作為雙方合作的載體,物美天翔獲得授權,包括將石景山天翔經營的商鋪改建為由物美商城經營的綜合超市或便利超市,繼續雇傭石景山天翔的員工經營綜合超市及便利超市等,而物美商城同意支付經營場地的租賃費用及員工成本。


此後,物美商城在京津等地複制上述模式,其不僅獲得了多個原本由國有企業或第三方企業占有及經營的、適合綜合超市及便利超市業務的經營場地的管理及經營權,而且還能夠以穩定的租金在北京市的黃金地段取得長期租約。由於能以相當於市價1/4的價格托管國企店鋪,物美僅出租店鋪經營場地的收入就能覆蓋其支付的全部租金,僅北京崇文門菜市場近8000平方米的一個賣場,以25年計,節約的租金就接近1.8億元。


正是背靠原內貿部這棵大樹,借助托管國企的模式,“物美系”得以分食其他企業難以企及的國有資源,物美商城的商業網點快速拓展,營業收入及凈利潤的增長速度在市場上一騎絕塵。截至物美2003年香港上市前夕,“物美系”的商業網點達到226家,而其中就有141家經營權通過這種托管方式取得。


物美招股書顯示,其營業額由2001年的6.9億元增至2002年的10.9億元,增幅59.1%;同期凈利潤也由1560萬元增至2740萬元,增幅75.6%;2003年營業收入為15.79億元,同比增長43.5%;凈利潤達到7160萬元,超出了招股書預測的7000萬元,同比大幅增長161%;2003年凈利潤率高達4.55%,不僅大幅超出當時內地最大連鎖企業聯華超市(00980.HK)的1.76%,還高於世界500強沃爾瑪的3.27%。


托管國企為主的商業模式,還令物美贏得了資本市場的高估值和融資便利。2003年上市之時,物美創下了當年香港資本市場最高的認購倍數。其中90%以國際配售形式發售的股票認購倍數達13倍,其余公開發售的10%的投票認購倍數達到了150倍。物美在行使超額配售權後總共發行了8800萬股,籌資5.471億港元。張文中也由此完成了個人的原始積累,於2006年以15.2億元的財富首次躋身“新財富500富人榜”。


收編集體企業


國企之外,中國的公有制經濟成分中,還存在另一產權改革的重地—集體經濟。在產權關系不明晰、低激勵、投資主體單一導致企業高負債等問題被引爆之後,數以萬計的集體企業,包括沙鋼股份(002075)、紅豆集團(600400)等“蘇南模式”的“旗艦”,相繼開始改制,其高潮出現在最近15年中,具體手法包括出售集體企業產權、MBO等,其中也衍生出花樣繁多的套利“把戲”。在改制後持有沙鋼集團29.8%股權的沈文榮,更於2009年以200億元身家登上新財富500富人榜首富的寶座。


此外,一批原本為獲取銀行貸款、國家稅收等方方面面好處,掛靠在公有制企業或行政單位下屬、打著“集體”旗號經營的“紅帽子”企業,在外資參股及海外上市浪潮中,也希望脫“帽”,輕裝上陣。從某種意義上說,不失為民企增長“助推器”的“紅帽子”,同時也是資本尋租與產權套利的財技之一。這類操作的典型受益者如波司登(003998.HK)。


出身於“蘇南模式”的波司登,對國有的“紅帽子”情有獨鐘。其掌門人高德康上世紀80年代開始創辦服裝廠,1991年5月註冊成立了集體企業—康博工藝時裝廠。此後,借助《公司法》的出臺,高德康順勢將其改制成為股份制企業,並與另外4家股東聯手成立波司登。到1997年1月,波司登摘掉“紅帽子”,高德康成為持股69.43%的大股東。


擺脫集體企業身份之後,1998年底,波司登又將自身51%股權拱手讓於國有企業華聯控股(000036),再次扣上“紅帽子”。經過多番運作,波司登又於2004年再次“摘帽”,變身為民企,高德康持有波司登100%股權。最終,波司登在2007年登陸港股。


2004年,高德康從華聯控股手中接過48%波司登股權之時,波司登市值僅為4.37億元,三年後在香港上市的波司登振翅高飛,市值高達273億港元。在“紅帽子”之間遊刃有余、進退自如的高德康,不僅完成了對公司的全面控制,並且使公司市值增值約60倍,令人咋舌(見新財富2010年9月號《波司登的帽子戲法》)。


轟轟烈烈的產權變革運動,成為日後眾多資本派系及商界巨賈完成原始積累的重要一躍。不過隨之而起的“國退民進”質疑聲,又使之漸趨偃旗息鼓,一批商業大佬相繼鋃鐺入獄。此後,國企脫困轉向債轉股、不良資產剝離等資本運作方向,資本市場更成為國企脫胎換骨的一大助力器。與此同時,伴隨工業化、城市化紅利的釋放,國企經營迎來新的生機,工商銀行等一大批國企轉而成為財富世界500強榜單上的常客。


歷史總是不斷閃回。而今,經濟轉型之下,國企再次面臨新的成長挑戰,混合所有制改革又被提上日程。中石化成為這一輪混改的樣板。在進行專業化重組、分拆不同業務板塊上市的過程中,中石化通過引入中金公司、海爾、騰訊等外部機構,實現產權混合的同時,也引入了不同領域的合作夥伴資源(見新財富2016年2月號《解碼中石化專業化重組》)。


今天的巨無霸國企,已非15年前亟待脫困的吳下阿蒙,其對資本的遴選,有了更多前置條件。與此同時,上一輪國企改革中國有資產流失的陰影之下,無論國有資本的退出,還是民間資本的進入,各方仍步履謹慎。因此,這一輪混改的主要命題,已演變為能否激發民間資本參與熱情,實現國資、民資共贏。國企改革,依然需要從另一個方向摸著石頭過河。


資產證券化:必經的財富放大器


15年來,中國經濟的勢如破竹,創業者身家的幾何級數增長,與資本市場填平產業與資本之間的鴻溝不無關系。IPO與借殼,使實體企業利潤得以獲得十倍乃至數十倍的溢價,穿梭不同資本市場,可以帶來可觀的估值差價。資本市場的“點股成金”效應,使得融資對賭、上市鯉魚跳龍門、借殼貓鼠遊戲等運作風生水起。


對賭成與敗


上市融資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也為眾多創業者夢寐以求。然而,這種資本“魔法棒”並非每一個創業者都能一夕擁有。在上市之前,許多企業需要進行若幹輪私募融資,並為對沖私募投資人風險,簽下“對賭協議”。


對賭,賭的是業績,“籌碼”是股權。從某種意義上說,“對賭協議”是激勵企業超常規擴張的“催化劑”。近年來,雖說國內資本市場嚴格禁止IPO項目中的各類對賭,但在重大資產重組等領域,都變相引入對賭機制。其中,對於擬註入上市公司的標資產的業績承諾是最常見的對賭安排,如未達到目標時的股份追送、差額補足、一元回購等。


2002年,蒙牛乳業(02319.HK)與大摩、鼎暉、英聯三家戰略投資者對賭成功之後,“對賭協議”一詞便在中國商界聲名大噪(見新財富2005年1月號《摩根財技,狩獵蒙牛》)。


2003年,摩根士丹利等投資機構通過類似於可轉債的“可換股票據”向蒙牛乳業註資3523萬美元,折合人民幣2.9億元。為使增值目標能兌現,摩根士丹利等投資者與以牛根生為首的管理層簽署了基於業績增長的對賭協議。雙方約定,從2003年到2006年,蒙牛乳業的複合年增長率不低於50%;若達不到,公司管理層將輸給摩根士丹利最多7830萬股(相當於蒙牛乳業已發行股本的7.8%)的上市公司股份;如果業績增長達到目標,摩根士丹利等機構就要拿出自己的相應股份獎勵給蒙牛管理層。


這種苛刻的對賭條件下,蒙牛搏命狂奔,2003至2005年實際銷售額及利潤增長超過50%,達到預期目標。2005年4月,大摩等3家投資方以向蒙牛管理層持股的金牛公司支付總價為598.7644萬美元的可換股票據(合計可轉換成6260.8768萬股蒙牛乳業股票)的方式,提前終止對賭協議,3家投資方也賺取了相當於投資額550%的“超豪華禮包”。這一場業績對賭,各方都成為了贏家。


事實上,“對賭協議”是一把雙刃劍,這個金融工具絆倒的知名企業和企業家也不少,永樂電器(00503.HK,已退市)屬於不幸的一個。


2005年1月,永樂電器以20%的股權,向摩根士丹利和鼎暉融資5000萬美元。雙方簽下了一紙“對賭協議”:如果永樂電器2007年的凈利潤高於7.5億元,外資股東將向管理層轉讓4697.38萬股永樂電器股份;如凈利潤相等或低於6.75億元,管理層將向外資股東轉讓4697.38萬股;如果凈利潤不高於6億元,管理層向外資股東轉讓的股份最多將達到 9394.76萬股,這相當於永樂電器上市後已發行股本總數的約4.1%。


2005 年10 月,永樂電器在香港聯交所完成IPO,獲得超過10億港元融資。永樂電器2005年全年凈利雖然由2004年的2.12億元大幅增加至3.21億元,但是其單位面積銷售額卻下降了2.8%、毛利率下降了0.6%。按照業績預警,其2006年的全年業績很可能低於2005年的3.21億元,那麽2007年要實現6.75億元凈利潤的希望就會變得非常渺茫。這就意味著其創始人陳曉要賠至少3%的股權給摩根士丹利。無奈之下,2006年7月,永樂電器選擇被國美電器(00493.HK)收購,成為其全資子公司並從聯交所退市。


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如,太子奶與高盛、花旗的對賭導致李純途控制權旁落;飛鶴國際(ADY.NSDQ)輸掉與紅杉資本之間的對賭,最終支付巨額美金回購股份等等。


上市跳龍門


即使國內資本市場經歷了20多年的發展,A股上市仍是一道難以跨越的門檻。在境內金融供給方面享受“次國民待遇”的民企,尤其艱難。這促使企業紛紛轉身境外,“紅籌上市”模式應運而生。


1992年10月,華晨汽車在紐約上市,開啟了這一模式之先河(見新財富2002年3月號《華晨財技》)。即,公司註冊在離岸的開曼、百慕大或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殼公司,將境內實際經營業務的公司收購,再以離岸殼公司為主體申請於境外交易所上市。在該模式下,上市費用較為低廉,通過複雜的股權操作,設立層層殼公司,也能最終規避證券監管。並且,在境外的資本平臺,不論是直接貸款,還是債券融資,其成本都比國內優惠。


境內外資本市場的估值差異以及紅籌股遠離監管的“山高皇帝遠”,蘊藏著巨大的運作空間,不畏山高路遠的出海者多如牛毛。從香港上市的創維數碼(00751.HK)、比亞迪(02594.HK)、金蝶國際(00268.HK),到美國上市的攜程(CTRP.NSDQ)、盛大網絡(GAME.NSDQ)、百度(BIDU.NSDQ)等,陸續有來,2006年更是迎來了民企境外上市高峰。


甚至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和中海油等央企,也借此途徑登陸港股。尤其,由於後期國資委對國企MBO的謹慎,央企紅籌上市成為一種最佳選擇,紅籌上市企業的管理層可以享受全部認股權權益,而且股份還可以全部流通。


恒大地產(03333.HK)首次上市的重組方案,是紅籌上市的典型設計(見新財富2010年4月號《冒險家許家印》)。



重組第一步:境內股權轉讓,資產歸至恒大實業名下。重組前,許家印通過恒大實業直接或間接擁有近百家子公司,業務涵蓋地產開發、物業管理和鋼鐵制造等三大塊,同時,下屬各子公司間交叉持股非常普遍,股權結構設計複雜。


許家印快速突擊處理交叉持股的情況,通過集團內部股權轉讓的方式,將旗下的擬上市資產,即從事地產和物業管理業務的各子公司股權集中歸至一系列廣州註冊的子公司(“三層子公司”)名下,並再將該系列廣州公司股權歸至恒大實業名下。在此步驟中,一系列股權轉讓均以各子公司註冊資本平價轉讓。


重組第二步:外資收購境內股權,註入上市主體。將境內資產集中歸至恒大實業之後,接下來進行紅籌上市的關鍵一步:將境內資產註入境外上市主體。為適應赴港上市需要,2006年6月26日,許家印分別在英屬維京群島和開曼群島註冊安基(BVI)有限公司(簡稱“安基”)和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前者作為中間控股公司直接持有國內各子公司的股權,後者作為上市主體,為旗下所有營運及項目子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


繼2006年6月26日註冊成立安基之後,安基從恒大實業手中收購各子公司的全部股本權益(均為廣州註冊的企業),收購價按照收購時對各個目標公司進行的估值厘定。招股書顯示,僅在安基成立兩日之後,即2006年6月28日,一系列股權轉讓就得到了主管審批機構—廣州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的批準。至此,恒大在國內的各子公司被註入境外註冊的中介控股公司-安基,上述三層子公司也正式轉型成為外商獨資企業。


由於“優質上市資源流失境外”,民企“境外上市潮”直接觸發了2006年8月《關於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的規定》(俗稱“10號文”)出臺,紅籌上市門檻再度高企。該政策之下,外匯管理局卡住了境外公司註冊,商務部開始對實際控制人設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並購自己的境內公司進行審批,對於關聯並購和換股並購一概不予放行,並且證監會審批重申對紅籌上市的審批權。


“10號文”的柵欄高築,與該政策規定博弈的財技也奇招百出。例如,“10號文”政策規定,外匯登記是境外合法設立公司之前提,但外匯管理局只有在特定情況下才給予企業辦理外匯登記的機會,並且外匯登記辦理手續複雜、耗時費力,並且部分省市根本不予受理。如此一來,部分企業則通過“代持手法”直接繞過“關卡”。即在境外設立公司時,先由境外人士代持,在境外公司代持期間,辦理完畢返程投資,比如設立外商獨資企業或收購國內公司,等到境內外商投資企業取得外匯登記證之後,中國股東再進入境外公司。 


為規避股權支付限制、股權關系、關聯並購等的監管,有企業針對性地采取現金收購、協議控制、吸收合並等手法一一予以解決。比如,英利能源(YGE.NYSE)以“10號文之前完成重組的無需報證監會審批”為由直接繞過證監會審批。針對證監會對於特殊目的公司中的審批權,瑞金礦業(00246.HK)則以“如果不采取以特殊目的公司換股方式去重組,就可以不適用10號文的證監會審批要求”邏輯“鉆空子”。在銀泰百貨(01833.HK)的案例中,當事人采取疑似“先賣後買”的做法規避關聯並購的限制,SOHO中國(00826.HK)則巧妙借助張欣的境外人士身份躲過關聯並購審批。


借殼貓鼠遊戲


據統計,按照A股正常的上市節奏,每年IPO數量200家已是極限,一家擬上市公司平均需排隊等待2-3年。既然IPO排隊成“堰塞湖”,那麽“借殼上市”不失為一條上市捷徑。


與IPO相比,借殼遊戲的成本較低、成功率更高、手續更簡便。整個借殼過程,從上市公司停牌準備重組方案起,到證監會審核及正式實施,短則半年、長則一年即可完成。


從造富效果上看,借殼上市的威力也十分驚人。2015年,巨人網絡借殼世紀遊輪(002558),連續15個一字漲停,股價較停牌前漲足3倍;分眾傳媒借殼七喜控股(002027),兩個月內市值翻了4倍。在新財富500富人榜榜單上,2015年名列第393位的圓通速遞董事長喻渭蛟2016年排位猛升至第47名、個人財富增長250億元,即是受益於A股借殼上市的財富效應。


近年以來,受造假風波影響的一批中概股,紛紛謀求從境外退市後借殼回歸A股。2015年底,證監會先後暫停私募機構、類金融企業掛牌新三板之後,私募機構也將目光轉移到A股市場,意圖曲線借殼。這更加劇了融資需求,加之戰略新興板及註冊制延遲,借殼、炒殼的生意異常火爆,中小市值個股屢屢被爆炒,“殼”資源價格高企,可謂“一殼難求”。


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2016年9月9日修訂前),借殼上市的認定條件包括兩項:第一,上市公司的控制權發生變更;第二,上市公司向收購人及其關聯人購買的資產總額,占上市公司控制權發生變更前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的合並財務會計報告期末資產總額的比例達到100%以上。


為分食借殼盛宴,各路資本“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不惜窮盡手法規避借殼審核標準,各種變形、升級版本的曲線借殼花樣層出不窮。圍繞借殼認定的2項標準,資本市場湧現出規避借殼認定的幾種套路:一是不變更上市公司的控制權;二是先進行重大資產重組,後再以減持、股權轉讓、股東結成一致行動人等手法,完成控制權變更;三是使收購資產占總資產比例不足100%;四是收購第三方資產,也即使重組交易相關方不存在關聯關系。


自2012年博盈投資(000760,後更名為“斯太爾”)重組案首開繞道借殼上市審批的先河之後,A股市場上類似的重組案接踵而來,而泰亞股份(002517)的重組設計,堪稱登峰造極(見新財富2014年9月號《泰亞股份重組的貓鼠遊戲》)。



2010年12月上市的運動鞋底制造的公司泰亞股份,實際控制人為林祥偉家族。由於公司業績並不突出,股價從2010年底的26元/股一直下跌到2014年8月的9元/股左右。泰亞股份盤子小、市值適中、債務輕、無重大訴訟和仲裁事項、經營出現頹勢,作為優質的“殼”公司,其吸引了眾多覬覦者,歡瑞世紀是其中之一。


借殼方歡瑞世紀整體作價27.38億元,相當於泰亞股份市值的1.7倍,其實際控制人為陳援、鐘君艷夫婦。為將如此龐大的資產註入上市公司,並規避借殼上市,二者的重組方案設計步步為營,環環相扣。


第一步:在重組前分拆泰亞股份實際控制人股權。股權分拆之前,林氏家族控制的兩家公司合計持有泰亞股份63.35%股份。通過切割股份,林詩奕持股19.23%,與其父控制的泉州泰亞投資合計持股29.41%,未超過30%,這使得林氏家族在保持泰亞股份實際控制人地位的同時,避免了向證監會提交豁免要約收購的申請。


第二步:置出所有資產和債務,泰亞股份凈殼化。歡瑞世紀所有61名股東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權為對價,收購泰亞股份凈資產。完成業務剝離後,泰亞股份將只持有歡瑞世紀25.57%股權資產,其他所有的資產和債務則被轉移到歡瑞世紀眾多股東名下。經過一番折騰,泰亞股份得以變身成為一個凈殼,可以將歡瑞世紀的資產和業務註入。


第三步:泰亞股份收購歡瑞世紀剩余74.43%股權。在完成第二步的重組後,如果直接發行股份購買,將會改變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觸發借殼上市。為解決這一“核心問題”,泰亞股份采取了巧妙的非公開發行和股權收購兩組行動,使林氏家族仍保持第一大股東地位。


第四步:歡瑞世紀處置泰亞股份原有的資產和債務。歡瑞世紀把其受讓的泰亞股份原資產和業務處置出去。經過此番動作,陳氏夫婦持有泰亞股份的股份數上升到5770萬股,占比13.33%,但仍低於林氏家族18.39%的持股比例,相差5.06%,整個重組工作到此完成。


整個重組方案,將股權分割、資產置換、資產註入、非公開發行等諸多行為融為一體,在股權比例設置、資產估值上的“恰到好處”使之成功規避借殼上市審批。為規避提交豁免要約收購申請,林氏家族大費周章,各種關鍵指標,如規避控制權轉移、大股東持股比例5%的界線等,都非常精準。從這個意義上講,泰亞股份重組案創造了A股市場規避借殼上市審批兼顧實現多重目的的典範案例。


為給“炒殼”降溫,2016年9月9日,中國證監會發布和實施了新修訂版《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這一被市場解讀為“史上最嚴”的借殼新規,細化了借殼的認定標準、取消了重組上市的配套融資、加大了針對上市公司及中介機構的問責力度。但由於目前A股註冊制尚難預期、根治IPO“堰塞湖”現象難以一蹴而就,借殼市場的供求關系無法根本性扭轉,新規定影響的或僅是殼資源價格和上市成本。在監管新規及市場行情雙重作用之下,曲線借殼上市的“資本遊戲”,想必會更令人腦洞大開。


(未完,待續……)


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本文僅供受眾參考,不代表任何投資建議,任何參考本文所作的投資決策皆為受眾自行獨立作出,造成的經濟、財務或其他風險均由受眾自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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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技 回溯 15 年來 資本 套利 運作 資本家 的財 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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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雲端:游不出鯉魚門的資本家

1 : GS(14)@2012-05-24 00: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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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雲端 遊不 不出 鯉魚 門的 資本家 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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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祥﹕向資本家傾斜 未保香港和諧

1 : GS(14)@2016-08-31 08:08:29

【明報專訊】新華社香港分社是中聯辦的前身,港英年代北京在港的活動受限制,不能設官方機構,於是以「通訊社」方式設置香港新華社,名義上是新聞單位,實際上是北京駐港最高機構。回歸之後,香港新華社改名中聯辦,名為「聯絡辦事處」,但實際功能遠不止此。雖然名稱有變,但不論是新華社還是中聯辦,其第一號人物就是中央派駐香港的最高代表,這位「第一號」的行事作風和思維傾向,對處理香港問題都會造成一定影響。

許家屯影響北京對港政策

據《明報》上周六關於英國解密檔案的報道,上世紀80年代任香港新華社社長的許家屯以私人名義為《天天日報》的貸款做擔保人,這種以官方身分參與經濟活動的做法,今天應已成絕響(枱底下的違法貪腐交易另當別論),因為中央明令政企分開。許家屯當年被視為是「開放型」幹部,在江蘇推行改革有功,更重要的是,中共高幹之中他很早就提出要系統地學習資本主義(見程翔〈許家屯的個人遺憾,何嘗不是中國人的悲劇?〉,端傳媒,2016年6月30日),並在1985年撰寫了〈重新認識資本主義〉一文,刊於《求是》雜誌。

1990年出走美國之後,許家屯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談認識資本主義(題目我已忘了),該文刊於《信報》,記得刊出當天,報紙很早就賣光,很多人都想知道這位駐港第一把手到美國「旅遊休息」後,會有什麼反思或驚人見解;我當時在《信報》負責評論版,看過文章後,覺得不外如是。

內地要「重新認識資本主義」

在〈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文章中,許家屯充分肯定資本家作用,主張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發展中國經濟;許家屯又認為,北京收回香港之後,能否穩住香港的資產階級,牽涉到香港能否順利回歸。許家屯對資本主義的取態,直接影響北京的對港政策,他在回憶錄中就提到,當年處理香港回歸,北京最怕就是資本家撤資,所以起草《基本法》和過渡期中方要千方百計保護香港資本家的利益。為了穩住局勢,提防英資「搞小動作」,許家屯當年還特別召集本地多名華資大亨籌組一個基金,準備一旦外資撤出時進場穩住大局。

許家屯雖然在1989年六四之後出逃美國,但他向資本家傾斜的思維卻成為中方陣營的主流且一直延續,第一任特首由董建華出任,就是要以「商人治港」去貫徹香港資本主義50年不變的政策。向資本家傾斜,未能保住香港的和諧穩定,看來內地仍然要「重新認識資本主義」。

[陳景祥 齊物論]


來源: http://www.mpfinance.com/fin/dai ... 4525&issue=20160831
景祥 資本家 資本 傾斜 未保 香港 和諧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06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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