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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紀委確實已經把文迪波『雙規』了，由於他還有『株洲經開區管委會副主任』一職，所以，不能確認是太子奶舉報產生的後果。」8月3日，株洲市司法體系一位知情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
8月2日下午，本報記者已收到消息，指高科奶業董事長文迪波已被紀委帶走調查。記者隨即致電文迪波，但其兩個手機均處於關機狀態，而高科奶業新聞發言人王琳的手機，則「無法接通」。株洲高科奶業經營公司接待處一位人士對記者稱，「文迪波和王琳都出差了，現在不在辦公室。」
一位熟悉太子奶的人士也指出，文迪波出事早有先兆：在6月24日的株洲市天元區委四屆一次全體擴大會議上，文迪波退出了區委常委。而媒體報導稱，7月31日晚，文迪波被株洲市政府找去開會後，便再也沒有回來。
此番文迪波出事，恰逢太子奶集團破產重整的關鍵時刻。2010年7月之後，太子奶進入破產重整程序，其間，管理人已舉行了兩次招商會，但均未能找到合適的重整方案。而2011年8月17日，將是新重整方案提交的最後限期。
文迪波被「雙規」
文迪波曾說，「我是一名公務員、黨員，自有黨紀、政紀和法律管我。」
2009年初，株洲市政府成立高科奶業經營有限公司，以租賃的形式，託管深陷資金鏈斷裂危機的太子奶集團，時任株洲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的文迪波臨危受命，出任高科奶業董事長。
公開資料顯示，在出任高科奶業董事長之前，文迪波還曾任株洲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工委委員、高科集團董事長，以及天元區區委常委、區人民政府黨組成員等職務。
但隨後，由於管理理念等不同，文迪波與太子奶創始人李途純交惡。2009年11月，李途純一度上書株洲市政府，稱「文迪波對太子奶完全不懂，又不受監督，造成了重大損失」，並指，文迪波在託管期間簽下千萬廣告款，涉嫌利益輸送。
2010年1月，李途純曾試圖收回太子奶經營權，但最終未果。7月，其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被批捕。
而2010年1月，高科奶業已引進「北京商絡」和「上海明觀」，作為太子奶的戰略投資者，總投資超過5億元。不過，一位李途純陣營人士當時稱，文迪波此舉是為了「讓某些人可以低價接手太子奶，從中獲利」。
但文迪波被「雙規」，是否與託管太子奶有關，目前還沒有定論。「對他的舉報材料太多，我們目前也沒法確
定是否因為太子奶。」前述株洲市司法體系人士說。
2010年9月，在「文迪波簽下千萬廣告款、涉嫌利益輸送」一事爆出後，文迪波給本報記者發來短信稱，「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我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名公務員、黨員，自有黨紀、政紀和法律管我。」不想，不到一年之後，一語成讖。
8月3日，李途純代理律師王清輝對本報記者稱，他們正評估此次事件對「李途純案」的影響，並將密切關注事態進展。
誰來接盤太子奶？
雖太子奶業績達標，但高科已露「退意」，而地產商新華聯則試圖接手
媒體報導稱，目前，株洲市政府已委派市委副秘書長何朝暉，臨時代行其高科奶業管理職務。但文迪波的落馬，對於正在進行的太子奶集團的「破產重整」，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衝擊。
在 2011年初舉行的太子奶首次全球招商會上，高科奶業曾表達了對太子奶十分強烈的「接盤」願望。高科奶業總經理助理、新聞發言人王琳公開表示，高科有意優 先接手太子奶。但2011年5月，太子奶第二次全球招商時，高科奶業的態度卻發生了180度的大逆轉，不但不再表達接盤願望，更大有退出之意。
而太子奶官網稱，截至6月30日，其已實現產量2.6萬噸，完成銷售收入17701萬元，完成全年銷量目標的50.15%，圓滿完成了「時間過半、任務過半」的經營目標。既然有如此佳績，高科為何退出？
就在高科奶業顯露「退意」之時，一家名為「新華聯」的北京家房地產企業，突然成為了太子奶的潛在「戰略投資者」。據稱，新華聯集團總裁傅軍與文迪波是老鄉，同為湖南醴陵人，也與株洲當地政府關
系密切。
在一位知情人士看來，新華聯看中的，是太子奶株洲基地所在的地塊。
目前，太子奶株洲三個公司的資產主要包括「土地530342平方米、房屋237569平方米」等。
這位人士分析稱，新華聯集團旗下子公司新華聯不動產，此前已借殼上市，其較有資金實力去解決太子奶的債務問題。2010年12月，管理人確認的太子奶債務約為12.13億元，但太子奶1315家債權人，申報的債權卻高達30億元。
8月3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電話採訪時，太子奶破產重整管理人陳建宏不願透露「高科奶業是否會退出」，但其亦未否認與新華聯的接觸。他還稱，「按照《破產 法》的規定，我們會在8月17日前向法院提交新的重整方案，然後，在一個月之內，也就是9月17日前，我們會召開債權人會議。」
“山西系統性、塌方式腐敗案中，腐敗分子大肆斂財的手段五花八門，表現出極大的貪婪性，有的官員甚至被‘雙規’後仍然不收手、不放手，追求權力不顧廉恥，追求金錢到喪心病狂的地步。”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廉政中心課題組稱。
山西的腐敗問題震驚全國，被定性為“系統性、塌方式腐敗”。1月4日，在第六部《反腐倡廉藍皮書》新聞發布會上，該課題組首度介紹了相關內情以及治理實踐經驗。
課題組組長馬誌超介紹，2014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出席山西省領導幹部大會並做重要講話時指出：“山西省的政治生態存在不少問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形勢嚴峻。”
2014年2月，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金道銘落馬，山西官場發酵就此開始。當年6~8月，山西先後又有6名省部級官員被查。之後，多名非省部級官員落馬，多名富商巨賈牽扯其中，省交通廳、呂梁市、高平市成為腐敗重災區。
2014年，山西省共處分違紀黨員幹部15450人，同比增長30.1%，處分市廳級幹部45人，同比增長73.1%，處分縣處級幹部545人，同比增長62.2%。
“系統性、塌方式腐敗”嚴重破壞了山西的政治生態，高壓反腐揭開了不良政治生態的“蓋頭”。
馬誌超分析，山西腐敗問題之所以震驚全國，原因是多方面的。“多數人認為，山西得天獨厚的資源條件是滋生腐敗的土壤，為一些腐敗官員提供了各種各樣權力尋租的機會。”政商之間以資源為媒介相互勾結、利益輸送，畸形的官商同盟圈、官場利益圈嚴重侵害了健康的市場經濟環境。
馬誌超表示，“還有人認為，選人用人的制度漏洞也是破壞政治生態‘大氣候’的重要原因。官場潛規則盛行，跑官要官、賣官鬻爵問題突出，官員之間拉幫結派，搞團團夥夥、權權交易，基層幹部吃拿卡要、為官不為等違規違紀行為頻發。”
不良的政治生態，使一些能幹事、想幹事的幹部屢屢碰壁，工作積極性嚴重受挫，極大地損害了黨的形象、山西的形象和群眾的切身利益，腐敗的陰影籠罩在每個幹部群眾的心頭。
馬誌超介紹，山西的腐敗有三個方面的突出特征：涉及面廣、窩案串案多發、貪腐數額巨大。
從落馬官員的數量和涉及領域看，從省級到鄉鎮一級，幾乎每個層級都涉及腐敗問題，從權力集中的交通、國土等部門到權力邊緣的“清水衙門”，甚至紀檢監察系統也出現“燈下黑”;從原省紀委書記、市紀委書記到縣紀委書記，就連執紀辦案的普通紀檢幹部也出了問題。
從落馬官員的涉案金額看，動輒上千萬元，過億元者也不在少數。腐敗分子大肆斂財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門，表現出極大的貪婪性，有的官員甚至被“雙規”後仍然不收手、不放手，追求權力不顧廉恥，追求金錢到喪心病狂的地步。
課題組稱，山西省之所以呈現系統性、塌方式腐敗的態勢，歸根結底是山西的政治生態出了問題。
有統計數據顯示，到2015年初，山西省管幹部空缺近300名，包括3位市委書記、16位縣委書記、13位縣長。
課題組介紹，一年多來，山西反腐敗持續加力。截至2015年前9個月，山西省立案數、結案數、處分人數均排全國第一位，已經扭轉了長期以來沒有形成懲治腐敗高壓態勢的被動局面。
馬誌超介紹，山西在治理腐敗過程中，既重視“打和堵”，又註重“疏與防”，從根子上解決問題，這是一條重要經驗。他介紹，山西以“治病樹、拔爛樹、護森林”的方法，抓早抓小、防微杜漸，以零容忍的態度遏制腐敗蔓延勢頭;一旦發現群眾反映比較集中的領導幹部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要及時以提醒、誡勉、函詢、教育的方式極力挽回，避免釀成大錯悔之不及。
截至2015年10月底，呂梁市共有341名幹部主動向組織交代問題。其中，廳級幹部14人、縣處級幹部85人、科級及以下幹部242人。高平市也有108名幹部主動找組織交代問題、上交違紀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