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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失去的五年”:中国水电加速跑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2-14/2MMDAwMDIxMDY2MA.html

補償 失去 的五 五年 中國 水電 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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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陳曉離開未獲黃家補償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3/705380.html

經過了近一年的風波,國美電器(00694.HK)董事局原主席陳曉最終還是選擇了離開。在看似國美大股東全面勝利的背後,不少分析人士猜測,陳曉離開,或許已經跟大股東達成了「桌面下的協議」。

如果真如上述所言,陳曉究竟拿到多少補償款應該是各方關注的焦點。不過,昨天一位接近黃光裕家族的核心消息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明確表示:「黃家沒有給錢!」

這位人士表示,由於並非公司董事會成員,不太瞭解公司的情況,但可以肯定的是,黃家沒有給錢。

記者隨後向國美發言人瞭解情況。對方表示,如果上市公司需要支付補償款,還需要董事局表決並通過,然後發布公告。據他瞭解,現在沒有這個情況。「這是陳曉及董事局的決定。」

按照這個說法,陳曉此番離開,除了他手上原本持有的國美股票之外,通過近一年的抗爭並未為自己帶來任何「增值」。

記者昨天未聯繫到陳曉,也未獲得上述說法的相關置評。

有傳聞稱,陳曉與黃光裕家族爭端的起源,是當時已經在獄中的黃光裕與陳曉欲就其手上的國美股權轉讓達成協議,以3港元/股的價格收購。但是,按照大股東方面的說法,陳曉原本已經同意,但突然反悔,最終導致大股東以「激進」的方式,直接致函上市公司。

但上述說法並未得到證實,記者查閱之前的資料發現,大股東曾在2010年8月給媒體發文——《陳曉一個人的戰略》。

大股東代理人曾經對媒體表示:「其實當時黃光裕家族提出高溢價收購陳曉手中的近2億股股權,陳曉並沒有異議,但是除出讓金之外的特殊補償方面,黃光裕家族提出的條件陳曉不接受。」

雖然無從考證當時雙方究竟在補償款上存在哪些爭執,但從最終的結果來看,雙方「戰鬥「的背後,補償問題也不了了之。

記者查閱香港聯交所資料發現,截至2010年7月27日,陳曉共持有208061228股國美股票,佔比1.38%,雖然昨日國美電器港股開盤大 漲,但按照2.79港元的收盤價計算,陳曉手中的股票價值約5.8億港元。但2.79港元的股價距離當初黃家提出的3港元/股,仍然有一定差距。

陳曉離開應該是雙方妥協的最終結果。2010年12月,國美特別股東大會上,國美董事局從11人增加到13人,鄒曉春以及黃燕虹進入國美董事局。看 似大股東與陳曉達成和解,但此時雙方應該已經就陳曉離職等問題達成協議。其中,貝恩資本等資本方的意志也起到了重要的斡旋作用。

除了陳曉,國美其他高管已經對如今的管理層變動早有準備,從中也可以對目前國美管理層的站隊心態略窺一二。

聯交所資料顯示,進入2011年,國美副總裁魏秋立已經6次拋售國美股份,拋售股份數約為774.4萬股,其持股比例從2011年1月10日的0.11%下降為2011年1月13日的0.09%。行政總裁孫一丁也兩次總共拋售了325萬股,持股比例仍未低於0.06%。

相比之下,自從國美「9·28」股東大會之後,JP摩根開始逐步買入國美股票,其持股比例已經從2010年9月16日的4.95%,上升到2011年2月14日的6.05%,股權佔比僅次於貝恩資本的11.06%。


意外 陳曉 離開 未獲 黃家 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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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虧損,民營快遞補償?

http://www.infzm.com/content/62335

郵政普遍服務本應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其中之虧損也應由政府財政彌補,而不是轉嫁到民營企業頭上。但事實是,國家財政部和國家郵政局已經就此展開調研。

郵政普遍服務基金徵收細則將於2011年9月出台的消息正廣為流傳。一個多月前,國家財政部和國家郵政局就已啟動了基金徵收的調研工作,財政部提出了每單5毛錢的徵收標準。

一旦徵收細則確立,這意味著國內民營快遞企業將為國有郵政系統的虧損付出一筆不菲的補償。此前,這些虧損是由財政部提供補償。

所謂「郵政普遍服務」,是指我們只需花1塊2毛錢,就可以從北京寄一封平信到西藏邊遠地區的一個牧民家裡。提供這種服務的一般是國有的郵政系統。這種服務一般不賺錢,所以按照國際慣例,政府會直接給予財政補貼,或者通過徵收基金彌補虧損。

當然了,基金來源不是向個人徵收,是向中國所有快遞企業徵收(是否包括郵政系統的國有企業尚不確定),即使他們抱怨這是「雙重稅收」。

這筆錢的徵收依據是,2009年10月實施的新郵政法寫入了「設立普遍服務基金」的條款。

按照中國快遞諮詢網的數據,2010年中國快遞共29億票,行業收入700億元左右,平均利潤率為3%-8%。一年行業的整體利潤只有40億到50億元。如按每票0.5元來徵收,每年將有近15億元的普遍服務基金。一年徵收的普遍服務基金就相當於行業整體利潤的1/3。

一些新晉物流巨頭明確表示反對。京東商城CEO劉強東說:「殺雞取卵也要是一隻成熟的母雞才行,而民營快遞只是一隻剛孵化的雛雞,還沒卵呢!」

國家郵政局方面對南方週末記者的回應是,郵政普遍服務基金徵收於8、9月出台的消息系誤傳,而且郵政局沒有提「5毛錢一單」的說法,最終的徵收標準也「不太可能」是5毛錢。而財政部則拒絕接受採訪。

2010年中國郵政集團躋身世界500強,盈利13.06億美元。 (呂建設/CFP/圖)

調研啟動的背後

一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透露,每年7月份,都是郵政跟財政部就補貼問題討價還價的時候。因為需要總結上半年的補貼問題,並商討下半年的補貼額度。

每年郵政都儘可能把虧損蛋糕做大往上報,希望爭取更多補貼,這造成郵政部門報的數,財政部門不認可。最後形成了對郵政補貼的拖欠問題。財政部每次都是分批給錢,郵政的申報材料經常會被打回去。

所以,兩個部門都希望盡快啟動郵政普遍服務基金的徵收工作。由於這兩年快遞業發展迅速,徵收的市場環境比較好。所以選擇在這個時候啟動調研工作。

7月7日至10日,由國家郵政局徐建洲副局長任組長,財政部綜合司副司長文秋良、國家郵政局普遍服務司司長陳曉薇等11人組成的聯合調研組,赴廣東開展了為期4天的郵政普遍服務基金調研。調研組先後組織郵政管理部門、快遞協會以及郵政、快遞企業,召開了兩場座談會。

廣東省郵政管理局一位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之所以選擇廣東做調研,一是廣東是快遞第一大省;二是粵北山區郵政普遍服務落後,具有典型性。廣東算是普遍服務網絡建設比較完善的地區,但信報箱等終端投遞設施依然配套不足。

據中國快遞協會綜合部副主任宋志云對南方週末記者介紹,這是2009年新郵政法出台後首次就普遍服務基金做調研,但具體怎麼出、出多少、由誰出都沒有確定。

一位參與了座談會並要求匿名的企業代表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目前快遞業競爭十分慘烈,他的公司在珠三角和長三角這樣的經濟發達地區,業務量也在下降。目前公司保本經營,每票的利潤也就是兩毛錢左右。

該匿名企業代表透露,「5毛錢一票」是由國家財政部提出。與會的四家快遞企業是港中能達、申通、順豐和速爾。其中,申通與順豐的意見是應當收,但得在承受範圍內。而港中能達和速爾則希望不要收。

另外,座談會上提到過對所有快遞企業徵收,但沒有具體提到是否包括郵政企業。座談會更多是聽取企業意見,沒有討論徵收細則、基金使用和監管等問題。

參與了座談會的廣東申通公司總經理高湯根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目前申通每天近三百萬票的業務量,如果5毛錢一票,企業沒法繼續經營。高湯根建議,5分錢一票的話,可以接受。

真假虧損

中國郵政一直宣稱普遍服務虧損巨大,但卻沒有對外公佈普遍服務的虧損情況。過去,在政企不分、普遍服務業務和競爭性業務不分的情況下,財政部門也無法準確核定補貼的對象和數量。

這幾年郵政開始推行模擬核算成本和賬目分開。不少人質疑,普遍服務並不虧損,至少不是巨虧。

一方面,國家制定郵資時已經考慮了郵件運營的成本因素,一般講是可以實現保本經營。郵電分家後,郵政曾三次上調郵費,分別是1999年、2004年和2006年。

另外,發達地區的普遍服務是可以賺錢的,完全可以彌補邊遠地區普遍服務的虧損。普遍服務業務在拉薩可能是虧損的,但在東部地區很容易盈利。

更重要的是,財政一直在補貼。1998年,郵電分營,國家出台了「8531」專項補貼計劃,自1999年起每年分別補貼郵政80億、50億、30億、10億,計劃在2003年結束,但補貼至今仍在繼續。

不僅中央財政有補貼,目前新建、改造和維護村郵站的投資,省、市、縣各級財政及省郵政公司按比例承擔。

快遞諮詢網的數據顯示,至2001年底,經過分營三年的努力拚搏,中國郵政全網實現收差6000萬元,圓滿實現了扭虧目標。2010年中國郵政集團更是躋身世界500強,盈利13.06億美元。

實際上,這幾年,老百姓寄的平信越來越少,中國郵政公佈的數據是每年人均5.5封。各類商業性的信函、大宗單位的商務信函卻急速上升。郵政企業在對這些商家打折促銷、獲得較高收益的同時,又把這些商業化的業務開支計入普遍服務的成本。

2010年郵政行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去年函件業務下降,包裹業務萎縮。這表明普遍服務的需求在下降。而快遞等競爭性業務卻在增長。實際上,郵政的很多普遍服務的網點,都是吃不飽和半開工狀態,很多先進設施閒置。

中國交通運輸協會快運分會副秘書長、中國物流學會常務理事劉新建對南方週末記者分析說,完全可以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將這些普遍服務的網點採取租賃等方式對非郵政企業開放,收取一定的費用,來彌補郵政普遍服務的虧損。

這也是美國郵政的做法。美國郵政跟非郵政的美國UPS或者聯邦快遞公司合作,將80%的業務外包給這兩家公司。

順豐速遞很早之前就提出,幫郵政經營普遍服務業務。每件收取很少的費用。早在2003年,廣東郵政就提出過將「郵政普遍服務」外包的方案——通過公 開招投標的形式,確認資質合格的企業來承擔普遍服務,並從普遍服務基金中對這些企業進行補償。但最終,這一方案沒有獲得國家郵政局的首肯。

既然收錢,就要縮小專營範圍

在新郵政法修改過程中,關於設立郵政普遍服務基金,民營快遞企業是持反對態度的。但在當時,民營快遞企業更關心自己的合法身份問題,需要通過郵政法先給自己立個戶口。所以,設立普遍服務基金的條款在一片反對聲中被寫入了郵政法。

按照中國交通運輸協會快運分會副秘書長、中國物流學會常務理事劉建新的判斷,郵政普遍服務基金,肯定會試點,但最終能否搞下去,很難說。

一旦徵收普遍服務基金,快遞企業將面臨是否漲價的難題。業內流傳的說法是,「誰先提價誰先死,誰不提價誰等死」。而像圓通和韻達,甚至利潤只有幾毛錢一票的單子也接。

廣東速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華南區副總經理馮川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速爾物流每單抽取一塊錢,這其中需要支付人工、水電、房租等費用。

如果說普遍服務基金對快遞企業來說只是賺多賺少的問題,那麼專營範圍的確定,對快遞企業來說則是生存問題。

2009年的新郵政法,擱置了兩大敏感問題:普遍服務基金收取和郵政專營範圍劃定。由於沒有確定專營範圍,目前除了外資快遞,國內所有民營快遞公司都可以經營國內快遞業務。這就產生了這幾年快遞業的興旺景象。

2011年8月9日,國家郵政局公佈《郵政業「十二五」發展規劃 》,表示將推動《郵政企業專營業務範圍的規定》的出台。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國務院關於郵政企業專營業務範圍的規定》的初稿已經形成,已由交通運輸部政法司、國家郵政局配合國務院法制辦啟動了審核修改工作。目前是否已送國務院審批,不得而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常年跟蹤郵政改革課題,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如果財政補貼郵政普遍服務有缺口,可以通過開徵普遍服務基金來彌補。但同時應該考慮到郵政有一個專營的問題。

也就是說,普遍服務基金徵收,應該將專營範圍的確定結合起來推進。普遍服務基金收得多,專營範圍就應該縮小。

目前全球郵政的趨勢是放開專營。從2011年1月1日開始,歐盟大部分國家取消了郵政專營,全面放開郵政市場。

在1990年代,歐盟國家也曾一度設立過郵政普遍服務基金。其資金來源是,參與郵政普遍服務業務經營的企業(包括郵政企業和非郵政企業都可以參與經 營普遍服務業務)按規定繳納的基金年費,以及社會捐贈。如果企業繳納的基金年費不足以彌補普遍服務的虧損,就從國家總預算中撥款。同時,基金由獨立機構管 理。並要求普遍服務和競爭性業務賬目分立,以方便審查。

當時有企業願意參與普遍服務經營並繳納基金年費,是因為普遍業務有的地區虧損,有的地區是盈利的,通過交叉補貼可以對沖虧損。且參與普遍服務經驗可以獲得其他政策和稅收優惠。

這幾年,歐盟各國郵政啟動了徹底的市場化改革。普遍服務業務的虧損越來越小,競爭性業務很賺錢,足夠彌補普遍服務的虧損。因此,郵政普遍服務基金,在歐洲和多數發達國家都被取消了。


郵政 虧損 民營 快遞 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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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潤杭州一啤酒廠陷停產風波 改制19年員工仍未領補償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11027/2416391.shtml

  每經記者 徐傑 發自杭州
一場職工停工事件已導致華潤雪花杭州西湖啤酒廠停產一星期。
昨日(10月26日),華潤雪花啤酒(杭州西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潤杭州)發佈通告稱,截至昨日,華潤杭州已停產和停供貨七天,公司遭受巨大經濟損失,今天公司要恢復正常經營,若未能按期恢復正常生產經營,公司將被迫關閉。
華潤杭州復工前景仍不確定。該公司多名職工昨日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職工補償政策未明朗,目前仍沒有復工的打算。而這一切距離華潤雪花全資收購 「西湖啤酒」(華潤杭州前身)剛過2個月時間。
根據職工代表介紹,停工原因是原屬國有企業的「西湖啤酒」在一系列的改制過程中,職工並未從中享受到經濟補償等利益。杭州華潤昨日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該問題屬於歷史遺留問題,使企業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停工起源
昨日,杭州氣溫再度下降,陰沉中透出寒氣,天空愁云難散。
位於杭州西湖區西溪路545號的西湖啤酒廠內聚集了上百職工,「有在崗的,也有已經退休的」,廠房進口處掛著多條橫幅。
老王18歲就在杭州西湖啤酒廠工作,看著公司一路走來,他現在58歲了,「當初只有一個車間,逢到雨天就撐著傘幹活。」在現場,不少老職工表示,工作時間少則30年,但在企業改制過程中,並未享受到補償政策。
現場員工訴求主要是勞動合同問題和企業改制過程中的利益保障問題。
勞動合同方面,杭州西湖啤酒廠被華潤雪花全資收購後,與原杭州西湖啤酒廠簽訂終身合同的員工是否按照新勞動合同重新簽訂,華潤雪花提供的新合同涉及條款比較籠統,職工認為不合理。
在職工利益方面,職工認為杭州西湖啤酒廠1992年第一次轉讓國有股份時,職工沒有享受經濟補償,杭州市1999年發佈的《關於我市國有中小企業改制若 干問題處理意見通知》明確,企業改制時,1983年前參加工作的在冊職工,以人均1.5萬元的標準從國有淨資產中提取,用於置換職工工齡,職工理應享受該 政策。
資料顯示,西湖啤酒廠原屬國有企業,其前身為杭州桃園嶺啤酒廠,於1958年建廠,是浙江省第一家啤酒廠,目前已有50多年的發展歷 史。西湖啤酒廠目前擁有杭州、德清兩個生產基地。西湖啤酒廠1992年變為合資公司,2000年朝日啤酒正式入股西湖啤酒,繼2010年11月29日以 2.68億元成功競購西湖啤酒45%股權及「西湖」等16件註冊商標之後,今年8月2日,華潤雪花再次斥資2.7億元收購西湖啤酒55%股權,全資控股西 湖啤酒。
或被迫關閉
對於職工利益,華潤杭州總經理張志武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杭州西湖啤酒廠在1992年改為合資公司,但上述杭州有關工齡置換的政策在1999年出台,不在政策規定範圍內。
但職工代表認為,根據杭州市1999年發佈的《關於我市國有中小企業改制若干問題處理意見通知》,企業改制時未對職工進行工齡置換,職工仍留在企業,並繼續履行原合同期限的,原企業改制後企業工齡連續計算。
根據張志武向記者出示的杭州市信訪局(2010)313號紀要文件顯示,文件下發前已經完成改制的企業,改制時未執行工齡置換的按勞動用工制度的政策執行。該紀要還明確,西湖啤酒廠應妥善解決職工問題。
為什麼1992年改制變為合資企業時,該企業不給職工執行工齡置換?現場多數職工表示,目前未領取國企改制過程中任何經濟補償和生活補助金等。這也得到張志武的證實。
「華潤雪花」方昨日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該問題屬於歷史遺留問題。在協商未果的情況下,幾十名員工以封堵廠門的形式阻礙企業正常經營秩序,使企 業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由於改制時間較早,當時沒有相應的政策文件,未予以工齡置換,在以後出台的相關文件中,企業又不在政策規定的範圍內」。
10月26日,華潤杭州通告稱,從10月27日8時起,公司恢復正常生產經營,如果公司不能正常生產,將被迫關閉。關閉期間,公司將停發對企業停產有直 接責任的員工的薪資福利,大部分員工放假回家,公司將依國家政策向員工發放生活費,由此給公司和員工造成的一切損失將由造成停產的責任人負責。

華潤 杭州 啤酒廠 啤酒 停產 風波 改制 19 員工 仍未 未領 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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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機制完善 保存都市歷史記憶 香港市建局主導都更 創造三贏

2012-7-9  TWM




香港啟動都市更新已長達十幾年,歷經許多抗爭、紛擾,相關措施法規也歷經數次修正,香港政府設立「市區重建局」主導都市更新,由政府擔負起「公共利益」的責任,創造都更戶、建商、政府三贏,作法值得台灣借鏡。

撰文‧燕珍宜

二○一○年初,九龍馬頭圍道一棟樓齡超過五十年的六層樓老屋,不幸發生崩塌慘劇,震驚全港。根據香港市區重建局統計,香港屋齡超過三十年的房子高達一.六萬棟;而屋齡超過五十年的房子,更超過四千多棟。

都市更新在香港,不單是建築老化問題,更是嚴重的社會問題。許多破落的大樓,住的多是一些外來移民與弱勢居民,居住品質惡劣,更容易衍生治安問題。

公營單位主導 「不以營利為目的」因此,香港啟動都市更新已長達十幾年,迄今共完成五十五個重建項目,共有近三萬四千戶,平均每年推動五個案子。其中歷經許多抗爭、紛擾,相關措施法規也數次修正,「香港經驗」的成功與失敗之處,值得我們借鏡參考,並引以為戒。

首先,為何台灣的都更案,建商與都更戶總是糾紛不斷,香港則無此問題,原因與誰來主導都更計畫有關。

台灣都市更新模式,由於政府害怕被扣上「與民爭利」的帽子,因此自動退位、將角色降到最低,由建商來發動都更,讓利益、立場對立的私部門(建商與住戶), 自行談判所謂的分配問題。這先天利益衝突的雙方,誰的餅畫大一點,另一方的餅就一定會縮小,導致利益分配的糾紛與衝突層出不窮,也引發各界批評,都更的龐 大利益由建商獨攬。

香港的都市更新是由政府出資,設立「市區重建局」(市建局)來主導。市建局成立於○一年,從規畫、收地、賠償、標售、業權,都是由市建局統整後,才公開招標由建商接手。

市建局的最高權力架構是董事會,董事會的成員有政府官員、 立法會議員、專家、學者與社會工作者等,他們的工作都與市區更新有關。市建局啟動的營運資本,來自政府注資的一百億港幣,以及豁免都市重建項目的地價。

由公營單位主導的都更計畫,與建商啟動的都更最大不同在於,「不以營利為目的」。市建局企業傳訊總監邱松鶴解釋:「市建局也會開展一些無利可圖,甚至虧損 的都更專案,這是我們與發展商(建商)最大的分別,這精神也比較符合都更的公共利益原則。」○八年市建局就曾因房價大跌而虧損四十五億港幣,後來則因為房 價回漲,○九年變成六十九億港幣盈餘,盈餘會投入在拆遷賠償以及新的都更項目中。在都更執行過程中,市建局會協助原住戶尋找新住處,至於釘子戶,因為市建 局有強制拆遷權力,因此釘子戶的問題並不嚴重。

補償機制透明化、制度化

由建商主導的都更案,一般不會賠償弱勢的承租戶,但是香港市建局則根據《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補償額約是租戶三年半租金的總和,補償下限為七萬港幣。對於一些不希望拿錢的租戶,市建局會協助他們申請香港的公共房屋。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黃麗玲表示,台灣都市更新中,政府的角色非常弱,讓私部門去談分配問題,政府沒有承擔起審議、保障人民財產等責任。都市重建龐大的開發利益由建商獨享,是否嚴重違反都市更新政策開宗明義所標舉「公共利益」的大旗,值得檢討。

一九九○年代末期,市建局前身「土地發展公司」,即因被批評官商勾結,讓重建的大部分利益落入合作的地產商口袋,而不是給了社會或公營的土地發展公司,最 後,香港政府只好關閉土地發展公司。而今,即使已有由市建局主導,執行不以營利為目的的都更計畫,但若建商可以自行整合改建舊樓,符合雙方利益,並非一定 得由市建局主導,同樣可以進行。

香港另一成功之處是補償機制透明化、制度化。以下是台灣每戶都更戶都會遇到的棘手問題:「建商給的條件是三十五坪實坪加十三坪公設,現在住的坪數是三十三 坪,建商要我們家用一坪四十五萬元的價格買多出來的十五坪……,請問如此這般的條件合理嗎?」「建商給的條件合理嗎?」每戶都更戶都怕被建商占便宜,都想 成為最後一位簽同意書的人,都想談到最好的條件。台灣都更設計,每位都更戶得到的補償利益可能都不相同,似乎只要會吵會鬧就有糖吃,既不透明、又不符合公 平原則,這也是都更案爭端不斷、延宕落後的主因。

香港都更的補償機制是經由立法會(類似台灣的立法院)批准,有一套客觀標準,以達透明與制度化。此補償公式為以「同區七年樓」的單位價格乘以收購面積:是 指在重建區同一或近似的區域內,樓齡約七年樓房的單位平均價,按照此單位價,乘以收購樓房的面積,就可以得出補償金額。此為一樓以上住宅的方式,至於一樓 店面,則再加三五%的面積計算。

這個「同區七年樓」的單位價,不是由市建局估計的,而是以抽籤方式選出七位獨立估價師估價,最後把估值最高與最低的剔除,再把其餘五家估價師的估價除以五,得出平均數。這樣的補償設計,暫且不論都更戶是否覺得「足夠」,但是至少不會有同一樓房不同價格的情形出現。

邱松鶴補充表示,對於都更原住戶,原本,香港︽市區重建策略︾規定一律採取現金補償,但後因許多民眾反映希望能以樓換樓,因此,新法規也開放改建後,原住戶可以簽約當時新樓單位價回購。

積極保存歷史文化

站在香港島的灣仔區或荃灣新天地,放眼望去,一棟棟嶄新的商業大樓與豪宅取代市井小民舊式唐樓,擺滿國際精品的豪華商場取代了街道小商鋪。拆舊樓蓋豪宅,引來香港居民對都市更新最後都簡化成「一切都只為了錢」的批評聲浪。

二○○六年香港政府強硬拆除具歷史意義的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引發群眾聚集抗議,香港社會趨向保存具歷史特色建築。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榮譽會長吳水麗表示,不論是政府或私人機構進行市區更新時,對樓房的修復工作及具有保存價值的建築物應給予充分保護。

市建局也從善如流,採納各界的建議,不但展開六十棟具有歷史價值戰前樓宇的保育工作,並透過協商收購與資助修復的方式,展開騎樓式建築保育計畫。其中,位 於灣仔的四棟騎樓式建築──和昌大押,即透過細緻的保育翻新工作,如今成為有特色的餐廳;而香港中環街市大樓,則規畫成為「城中綠洲」,並採納原住戶意 見,拒絕LV等國際精品進駐。

房地產開發豪宅化,往往就是驅逐當地小的商家,邱松鶴表示他們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已開始規畫小商鋪的安置計畫。

台北市長郝龍斌一一年二月參訪香港的都市更新時,即表示要評估成立台北市的都市更新公司。都市更新應是整體都市計畫中的一環,都市更新不能以私人利益為目的,而涉及公共利益的都市更新,政府更不應該缺席。

都市更新

台、港兩樣情

台灣

實施時間 1998年公布《都市更新條例》已拆遷數 122件,共15395戶

都更實施者 私人建商

土地所有權 私人

拆遷補償機制 談判制、金額不透明

釘子戶 不能強制徵收

香港

實施時間 1988(土地發展公司)已拆遷數 55個重建項目,共約3.4萬戶都更實施者 公營機構市建局

土地所有權 政府

拆遷補償機制 補償規定公開透明

釘子戶 強制收回

補償 機制 完善 保存 都市 歷史 記憶 香港市 香港 建局 主導 都更 創造 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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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業績補償遊戲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11-30/100467076.html
如果不出意外,2011年完成重組的海潤光伏(600401.SH)控股股東江蘇陽光集團在今年底需要補償海潤光伏7億元的現金,這是陽光集團連續第二年做業績補償。

  經濟週期下行過程中,類似的重組公司很多,承諾的業績難以完成,補償金額巨大。

  看上去這是一種對小股東的保護機制,相當於在監管部門監督下的重組對賭機制,但這種行政介入下的制度安排也是雙刃劍,比如可能大大降低了重組併購的效率,嚇退了產業併購資金,妨礙了正常的產業併購。

  短期的業績補償不能代替公司發展的競爭力。在平衡重組各方不同利益需求的過程中,如何讓市場發揮無形之手的功能,降低行政干預的有形之手,需要監管層與市場參與者共同發揮智慧。

業績承諾

  目前在資產重組過程中反覆出現的業績補償,法律源頭是2011年新修訂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下稱《辦法》),其中詳細規定了重組資產盈利預測和業績補償的辦法。

  對上市公司盈利進行預測,曾經出現在證券市場成立初期,當時中國證監會要求IPO公司必須披露公司的盈利預測,並將此作為審核上市的指標之一和定價標準。很快,由於強制披露盈利預測並不合理,從1993年起改為自願披露盈利預測。

  隨著發行體制改革的深化,對IPO公司的盈利預測已經取消,但為了保證資產重組過程中業績,《辦法》規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購買、出售資產要達到一定的標準,才能構成重大資產重組。而進行重大資產重組的公司,上市公司需在重大資產重組實施完畢後三年內的年度報告中,單獨披露相關資產的實際盈利數與評估報告中利潤預測數的差異情況。

  交易對方應與上市公司就相關資產實際盈利數不足利潤預測數的情況,簽訂明確可行的補償協議。

  「這種對業績的承諾和補償等於簽了對賭協議。」業內人士說。

  根據《辦法》的規定,重組後,上市公司或者購買資產實現的利潤未達到盈利預測報告,或者資產評估報告預測金額的80%,上市公司的高管及中介機構需在公司年報上作出解釋,並向投資者公開道歉。

  實現利潤未達到預測金額50%的,監管層就將對相關人員監管談話、出具警示函、責令定期報告等監管措施。

  按照證監會的相關規定,購買資產按照未來收益折現的方法估值,需要做三年的盈利預測和利潤補償。而以現有資產基礎的方法估值,嚴格意義上只需要做一年的盈利預測和補償協議。

  業內人士表示:「如果沒有履行補償諾言,責任人將會進入證監會黑名單,未來做什麼都會受阻。」

  業績承諾的另一重原因是,重組方可以通過承諾業績獲得高估值,如果沒有業績承諾,也不可能獲得高估值。

  2011年,海潤光伏僅實現淨利潤4.01億元,沒有完成承諾的4.99億元,其控股股東江蘇陽光集團有限公司於今年4月代原海潤光伏20名股東繳納利潤差額補償款 9689.51萬元。2012年是海潤光伏業績承諾期的第二年,需完成淨利潤不低於5.10億元,而海潤光伏前三季度淨利潤為巨虧1.98億元。

  這意味著陽光集團將以現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補充約7億元,才能保證重組時的業績承諾。

 

兇猛縮股

  一位併購界的人士表示,業績補償除了現金補償外,另一種是縮小資產出讓方股份的方式進行補償,這種方式對重組方來說最為「兇狠」。

  採用縮股補償的方式或許可以減少當期的現金需求,但是對於重組方來說,縮股意味著控制權的下降,嚴重影響公司未來的發展

  不過,有的重組方在重組伊始就設定了縮股補償的方案,鐵嶺新城(000809.SZ)很快將採用縮股補償方式。

  資料顯示,鐵嶺新城原名四川中匯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1月,通過購買鐵嶺財京100%股權完成重組,隨後公司簡稱變更為「鐵嶺新城」,主營變更為土地一級開發及城市運營,實際控制人變為鐵嶺市財政局,鐵嶺財京為其子公司。

  當時,重組方對鐵嶺財京2009-2013年的盈利做出承諾,其中規定:鐵嶺財京2011年度、2012年度和2013年度淨利潤分別不低於6.31億元、6.78億元、7.39億元。若鐵嶺財京實現的淨利潤小於以上預測淨利潤數,重組方將依據相關協議約定進行補償,採取股份補償的方式。

  鐵嶺財京2011年度母公司報表淨利潤為6.46億元,比預測利潤數增加1413.09萬元,完成了盈利預測補償協議的承諾。

  2012年前三季度,鐵嶺新城實現0.87億元淨利潤,按照這個數字預計,全年可實現淨利潤1.16億元,這意味著鐵嶺財京的原股東將損失18%左右的股份,股份數量在4713萬股左右。

  鐵嶺新城董秘遲峰向財新記者表示,重組中的估值比較高,是因為公司原本淨資產比較多,財務顧問是按照賬面資產給出估值。

  「另外鐵嶺新城和其他房地產開發公司不相同,我們是土地一級市場開發,和城市綜合運營,是房地產企業的上游產業,受政策限制較少。所以估值不能按照房地產企業來估值。」遲峰稱。

  而對於年底的業績承諾問題,遲峰表示盈利預測一定會實現。「東北的情況特殊,一般大塊的土地都是年底開發商拿地,年後的3月、4月房地產開發商進行開發,所以會有季節差異。」

賴賬者

  業績承諾壓力之下,各公司也在想辦法進行規避。

  2012年,海潤光伏控股股東陽光集團現金補償了9700萬元之後,為了減少陽光集團的損失,在沒有完成盈利目標的情況下,上市公司進行了每股現金0.14元的紅利分配。通過這種方式,陽光集團收回現金5400餘萬元。

  這個辦法恐怕難以長期推行。今年前三季報,海潤光伏歸屬母公司股東淨利潤為-1.98億元。

  參與海潤光伏重組的一位人士表示,證監會規定三年的業績承諾,是針對採取收益現值法、假設開發法等基於未來收益預期估值的上市公司,對於採用成本法估值的公司,原則上可以只做一年的業績承諾和補償,但為了保證順利過會,陽光集團表態要做三年的業績承諾和擔保補償。

  「當時光伏產業已經出現下滑趨勢,被重組公司長期業績不好,如果不做三年業績承諾,恐怕重組很難過會。」知情人士表示。「此前,海潤光伏曾試過單獨IPO,也是由於業績問題自己選擇退材料轉道借殼重組。」

  業內人士分析稱,陽光集團的整體實力雄厚,有能力做業績補償。

  和海潤光伏一樣,需要業績承諾的光伏重組公司還有億晶光電(600537.SH)、光電股份(600184.SH)、中利科技(002309.SZ)等公司。

  同樣是光伏行業的億晶光電為瞭解決業績補償問題,則抬出來累計計算盈餘的指標。

  2011年度,億晶光電實現盈利1.1億元,盈利預測數為3.49億元,兩者相差2.38億元。但由於利潤補償協議以累計淨利潤為指標,2010年度億晶光電盈利達7.5億元,超出預測數4.46億元。因此,2010年和2011年,億晶光電累計實現淨利潤達8.6億元,比預測盈利數6.53億元仍高出不少。

  不過,億晶光電今年一季度虧損9890萬元,2012年、2013年承諾淨利潤分別高達3.7億元和3.4億元。

  「我們在2009年就準備好上市,要不是當時IPO之路被堵,一定不會去借殼。」億晶光電的一位前高管說,「當時現金流充足,業績也很好。」2011年,億晶光電完成重組。

  「現在是所有光伏行業都出了問題,當時做了業績承諾的公司,都會面臨補償問題。」該高管表示。

  「前幾年光伏企業去做業績承諾,是根據當時的市場情況承諾的,根本想像不到會出現今年這個情況。我個人認為這就是不可抗因素。」該高管表示。

  確實也有直接賴賬的公司。

  2008年底,廊坊發展(600149.SH)原大股東海南中誼將部分資產置入上市公司,承諾置入資產年淨資產收益率不低於6%,年淨收益約為900萬元。隨後,海南中誼將上市公司大部分股權輾轉出手,而上市公司僅於2010年收到海南中誼支付的650萬元承諾業績補償款項。

  隨後,海南中誼宣稱經營艱難,2010年至今無力履行前期承諾,2010年、2011年差額部分收益未償付。

只會更糟

  業績承諾是監管層在重組交易中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的辦法,目的是防止惡意炒殼以及上市後的業績變臉,不過,在保護了中小投資者利益的同時,對於希望從事產業併購的投資者,則大大降低了效率。

  2012年11月27日,藍色光標(300058.SZ)發佈公告,宣佈終止發行股份及現金收購四川分時廣告傳媒有限公司100%股權的事項。此前,各項協議已經簽署完畢,尤其是業績預測補償協議,早在9月就已經簽署完畢。

  分時傳媒原股東承諾分時傳媒2012年到2014年淨利潤分別不低於人民幣7475萬元、8596萬元、9886萬元,否則原股東將以股份補償。

  據接近交易的人士稱,「分時傳媒原股東認為業績承諾風險太大,因此藍色光標放棄了併購。」

  一位併購行業人士表示,目前他正在運作對水泥企業的併購,但因為要求重組方做三年的業績承諾,而重組方難以保證那麼久的收益,因此最終放棄。

  用業績做出承諾和補償,尤其是採用未來收益估值法進行的縮股補償,實質上就是對賭協議,不能替代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如果沒有競爭力的企業通過業績承諾上市,三年之後失去業績補償的業績只會更加糟糕。

  業內人士查證,境外成熟市場在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方面並沒有這類制度,而是把責任更多分配到中介機構的定價銷售中及機構投資者對公司的有效治理上。

  業內人士認為,解決業績問題的關鍵包括兩部分,一是建立投資者適當性原則,不能事事包賺;另外就是要嚴格執法,查處不法行為。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本來已經不需要業績承諾的IPO市場,為了過會,擬上市公司的大股東把20年前的IPO業績承諾和補償搬了出來。

  2011年6月,證監會公示大連電瓷(002606.SZ)招股書,顯示大連電瓷2010年由於行業因素導致公司國內銷售盈利水平下降。為了通過審查,公司全體股東做了公司2011年盈利預測,並承諾差額補償。兩個月後,大連電瓷順利募資3.94億元上市。

  2011年,大連電瓷淨利潤較盈利預測目標值低970餘萬元,2012年5月,承諾股東將補償款足額繳納給上市公司。

  2012年大連電瓷的一季報和中報顯示公司連續虧損,三季報勉強扭虧,現金流卻出現了巨量負數。業績承諾改變不了一家公司的基本面。■


上市 公司 業績 補償 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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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法》博弈五年 徵地補償條款獨自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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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拆、低補償,過去多年來,這樣侵犯農民土地權益的事件越來越多,修訂《土地管理法》的呼聲也水漲船高。但看不見的阻力讓這部修正案過去曾連續兩年列入立法計劃後無疾而終。現在,這部法的修正案終於進入審議階段,但它究竟能否通過尚未有定論。

一部5年前就被列入本屆人大常委會審議日程的法律修改草案,終於在半個月前擺上了人大常委們的案頭。

2012年12月24-2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召開,《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首次上會審議。這已是本屆人大常委會的倒數第二次會議。

作為中國在土地管理方面的基本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1986年頒佈後,只在1998年作過一次修訂,距今15年之久。土地管理法修訂在2009、2010年連續兩年進入當年人大立法計劃,但每到年末均還不見蹤影。

相比2009年國土資源部洋洋灑灑修改了數十條的內部徵求意見稿,最終面見人大常委們的修正案只剩下了一條改動——有關徵地補償標準的第47條。

「大修內容多,意見分歧大,短期內難有結果;只上一條,容易通過。」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如是理解。

聚焦「補償標準」

即便只有這一條修訂,《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在2012年年末上了人大常委會作初次審議時,也並未表決。

遵照立法法設定的立法程序,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一般要經過三次會議審議後再交付表決。不過,如果是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見比較一致,也可初審表決。

土地管理法當屬部分修改,因為只改了一條——刪去了「按被徵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補償總和不超過土地被徵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30倍」的內容,改為「公平補償」這一基本原則,就是按市場價格或同類土地的價格進行補償。

在長期代理拆遷官司的律師王才亮看來,已公佈出的上述修訂,突破意義有限。

因為現有的土地管理法已經賦予國務院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適當提高「30倍」補償上限的權力。實際操作中,不少沿海發達地區也早已身體力行。

「文字上刪除30倍上限,更多只是法律形式上的固定。」王才亮律師指出。

正因為此,包括黨國英在內的一些專家原本估計一次通過的可能性很大。「給出的只是單一的修改,原則性的提法,不該有什麼爭議」。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卻反對修改第47條。他給出的理由是,一邊是東部發達地區對於「30倍」的事實突破,徵地農民一夜暴富;另一邊是中西部地區遠未達到30倍的上限,拆遷矛盾突出。「既然如此,取消30倍上限的實際意義在哪裡?根本不需要改。」

最近的這一次常委會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闞珂接受《南方都市報》採訪時給出的說法是,目前關於徵地補償標準的設定仍存在不同意見,二審可能要進一步細化和明確徵地補償的計算方法。本屆任期內尚有一次常委會,將於2013年2月召開,是否連續審議未定,但審議工作並未擱置。

條例坐等修法

《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能否在年內表決通過,還直接關係到另一部相關政府條例的出台時間表。

半個月前閉幕的常委會上,國務院法制辦主任宋大涵對土地管理法的修訂做了這樣一句說明:「當前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第47條涉及的徵地補償問題。先集中精力對第47條進行修改,待土地管理法修正案通過後,由國務院制定條例。」

北大法學院教授姜明安指出,這一條例就是《農村集體土地徵收和補償條例》——溫家寶總理2012年3月提出的本屆政府任期最後一年「一定要做,不留給後人」的五件難事之一。

2012年年中,媒體曾遍傳該條例已由負責起草工作的國土資源部上報至國務院,業界樂觀估計這件難事有望年內解決。

當時的樂觀者忽略了關鍵的一點,條例出台的必要前提是,作為其上位法的土地管理法在相應的基本原則上作出修訂並給出授權。「修改第47條並上會就是為瞭解決條例出台的法理問題。」姜明安分析道。

在第47條的修改中,確定補償基本原則的同時,也授權國務院負責制定「徵收農民集體所有土地補償安置的具體辦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常每兩個月召開一次會議,下次會議時間是2013年2月,屆時將是上述目標能否在本屆政府任內完成的最後機會。

但從法律流程分析,北大法學院副院長王錫鋅對此毫不樂觀。「即便2月的會議表決通過,國務院還要走公開徵求意見等法定流程,技術時長就要一個月。理論上有可能,現實的可能已經不大。」

「既然條例本屆有可能出不來,要等下屆了,修改一次法律不容易,應該系統性地修改,多考慮一些現實問題。都等那麼久了,不急這幾月了。」姜明安顯然並不贊同這一次的臨門小修。

從大修到小修

2008年納入本屆人大立法規劃後,2009年國土資源部就拿出了第一版的土地管理法徵求意見稿,業界就此展開討論。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嚴金明,也是從那一年開始不斷接到各個相關部門牽頭的研討會邀請。

在嚴的印象中,提出修改的遠遠不止第47這一條,「修訂量很大」。當時有媒體獲得了這份內部徵求意見稿,報導稱覆蓋了集體土地流轉、使用權到期處置、宅基地權利、土地交易、徵地及其補償、土地調查登記等方方面面。

那是包括嚴金明在內的不少土地學者最期待的修法走向。「終極目標是城鄉同地同價同權;按照緊迫性排序的話,先修徵地制度和集體土地流轉,再做地籍管理,也就是明確產權。」 

這跟國土資源部內部最初的大方向並無二致。2008年的一次座談會上,政策法規司司長王守智也提出土地管理法修改的核心是在農村集體土地財產權實現的形式和制度上的改革。

回溯過去5年的公開報導,修法範圍的縮小恐怕在2011年就已確定。

當年4月,國家土地副總督察甘藏春在透露修法工作正式啟動時,表了一個態:「在我看來,中國目前完善徵地制度的重點,主要應該放在對被徵地農民的補償安置上,這是更為急迫的問題。」至於此前各方同樣重點關注的集體土地流轉問題,甘藏春的觀點是「複雜,時機不成熟」。

幾乎完全相同的表述出現在本次常委會土地管理法修訂說明會上,之所以只修改第47條,主要考慮是當前土地管理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土地徵收的補償安置問題,這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主要問題之一。

2012年12月中國社科院發佈的《2013年社會藍皮書》稱,近年來,每年因各種社會矛盾而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多達數萬起甚至十餘萬起,而對各類群體性事件的形成原因的分析表明,徵地拆遷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佔一半左右。

至於更大範疇內的土地管理法修法訴求,相關修法領導小組經過調查和反覆論證,認為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關係重大,涉及的問題較多,有些問題還在探索試驗,按照積極穩妥的原則,以分步解決為好。

「儘管與期待有些距離,我還是要承認,不管修多修少,至少還是修了,大方向是好的。」儘管覺得突破意義不太大,嚴金明還是認同哪怕些微的修改。

修法博弈

土地管理法修訂工作啟動5年,現在看來,落到紙面的只有土地補償標準問題。

對於這個階段性結果,全國政協委員、清華教授蔡繼明直言其「避重就輕」。在他看來,徵地補償標準只是徵地制度改革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界定徵地的範圍、明確徵地的主體、改變徵地的方式等等一攬子問題。

嚴金明表示,如果單純地提高徵地補償標準,而沒有後續的配套措施以及產權主體的明確,可能導致修訂徵地補償標準的受益方反而不是最需要保護的農民,矛盾同樣得不到解決。「這將是最糟糕的一個結果。」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他已經在一篇文章中表明了觀點——希望「明確誰是土地交易主體的問題」,特別要讓「農民成為集體土地交易的主體」。明確了參與土地市場各交易主體的法律地位,把不當徵用的土地還給市場配置,假以時日,我們或有機會看到一個「價格機制配置土地」的市場。

但現實的情況是,即便只是對徵地補償標準這一條進行原則上的修訂,依然存在意見分歧。「這是一個零和遊戲,徵地和賣地收入之間的級差,主要就是進入地方財政。農民收益的上升,必然帶來地方收入的減少。」王錫鋅直接點破。

如果本次土地管理法修訂通過,本屆或者下屆政府就可以緊接著根據原則出台具體的執行條例,更明確和清晰地實現上述目的,利益受損方必然會設法繼續拉鋸。這或許是條例最終可能很難在本屆政府任上達成的深層次原因。

中國需要一部一攬子解決土地問題的基本法律,但現實情況是,中國在土地方面問題很多,在緊迫性上是有差別的。那勢必經過漫長的利益博弈,立法過程會拉得很長。在王錫鋅看來,「只要立法部門仍然堅持系統性考慮解決土地問題的大方向,現階段先各個擊破,不妨看作一種修法策略」。

土地 管理法 管理 博弈 五年 徵地 補償 條款 獨自 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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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不正義、補償不合理 人民卻無力自救 大埔強拆 土地徵收淪為野蠻圈地遊戲

2013-08-05  TWM
 
 

 

打著地方發展旗號,苗栗縣政府再次出動怪手,輾過大埔居民安身立命的家園。在號稱先進國家的台灣,這種不文明的場景不斷出現,原因在於,我們的土地徵收制度實在不太文明。

撰文‧鄭閔聲

七月十八日上午,三年前鏟平農地的怪手再次開進竹南大埔,準備拆除被劃入都市計畫區內,卻堅拒拆遷的四戶民宅。當靜坐的居民學生被優勢警力架離後不久,水泥建築也在鋼鐵機具摧殘下崩毀,抗議者只能無奈地搖搖頭說,「小老百姓怎麼和政府對抗?」標榜自由民主、號稱進入先進國家之林的台灣,難道找不出更文明的方式,處理必要公共建設的土地徵收程序?

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認為,與先進國家相比,台灣的土地徵收制度,至少有「公共利益遭濫用」、「程序不正義」、「補償不成比例」等三大不合理,前年修正的《土徵條例》,仍未確實導正問題。

公共利益遭濫用

住商用地大 有炒作之嫌?

已被拆除的張藥房原址,如今鋪上嶄新的柏油,一旁三年前被鏟平的農地,現在成了景觀綠地;附近不少農舍已經轉手,改掛起開發公司招牌,方圓一公里內,至少就有五間類似店面,等著收購土地改建。在這些打著「為您開啟幸福之門」口號的土地開發公司看板之間,穿雜著「家破人亡、誓死抗爭」的布條,顯得格外諷刺。這起都市計畫案,離真正的「公共利益」仍十分遙遠。

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副教授廖本全就認為,都市計畫區人口達成率僅六成的苗栗縣,在大埔開發案中劃定了一六五公頃的新訂都市計畫範圍,卻僅有二十八公頃是「園區事業專用區」,其餘皆為住商用地,顯然是藉發展之名,行土地開發炒作之實。

政大地政系教授陳立夫也早在二○○五年的研究中即指出,台灣向來輕率發動土地徵收,原因在於制度面欠缺嚴謹判斷,對於何謂「應有公共利益」?何謂「保障私人權益的程序」,皆無具體的判斷準則。

在美國,徵收計畫是否確實符合公益,須由法院進行最後裁決。但在台灣,前年修正的︽土徵條例︾規定,徵收私有土地的適用事業除了國防、交通、水利、教育以外,還包括「其他依法得徵收土地之事業」。徐世榮感嘆,「土地徵收在外國是天大地大的事情。但在台灣,少數人憑著抽象的『公共利益』,就能大肆徵地。」

程序有瑕疵

有爭議時中央無法介入裁判英、美、德、日等國皆規定,地方政府徵收土地之前,必須進行不同的公聽、審議程序,中央機關或司法系統,對開發計畫有最終的准駁權力。唯獨台灣,都市計畫與土地徵收由地方擬定,雖須送中央核准,但中央一向「尊重地方職權」,從前任閣揆吳敦義的白紙黑字保證,都不能維護大埔四戶原屋原地保留就可得知,中央形同放任地方各行其是。

前年修正的︽土徵條例︾雖規定,徵收土地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利害關係人之意見;特定農業區經核定為重大建設須辦理徵收者,若有爭議,應舉行聽證。但由地方主辦的公聽會通常徒具形式,唯有中央舉辦聽證,並保留最後裁量權,才能節制地方濫權。

然而,行政院院長江宜樺認為,若所有土地徵收皆進行聽證,或由中央政府代辦公聽會,業務量將超出政府所能承擔範圍。也就是說,未來當人民與地方政府發生土地徵收糾紛時,法令依舊沒有提供任何「中央介入裁判」的保障。

此外,補償價格與地主實際損失不成比例,也是台灣土地徵收制度的另一大弊病,︽土徵條例︾修法前,政府皆是以遠低於市值的公告地價加四成作為收購價格。以張藥房為例,縣府補償金總額才區區二十四萬元,恰好折抵怪手代拆費用。

補償不成比例

政府以超低價取得私有土地徐世榮指出,台灣徵收土地的補償金額,比起先進國家,簡直低得不可思議。例如德國政府認為,徵收土地是對人民憲法權利的侵害,因此應給予超過土地現值的補償,德國巴伐利亞邦甚至明確規定,徵收土地時給予居民市價五倍的補償;美國政府也多採「協議價購」方式,以高於市價金額向民眾購地。

儘管行政院號稱︽土徵條例︾修法後,土地徵收已能做到「市價補償」。但仔細觀察法條後發現,新法規定地方政府應定期調查地價動態,每六個月將變化幅度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作為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也就是說,地價仍是由政府評定,並非市場交易金額,且充滿人為操作空間。

區段徵收則是近年來政府徵收土地的一大利器。所謂區段徵收,指的是政府圈起一大片土地進行建設,土地被徵收的民眾,可選擇在同一區段內換領「等值」土地作為補償。

世新大學社發所助理教授蔡培慧說,區段徵收幾已成政府搶奪人民財產的工具。由於區段徵收能用抵價地代替徵收補償費,故政府不必事先支付龐大補償費,可有效降低開發成本;美其名是人民與政府合作開發,共享繁榮成果,但政府得以取得大量配餘地標售、標租、設定地上權,民眾對換領地面積、位置則毫無決定權。

以大埔徵收案來說,苗栗縣府提供的抵價地雖在同一「區段」內,許多卻是位於墳場、電塔附近的畸零地,根本無法興建住宅,但民眾只要一經同意徵收,即再無轉圜空間。

儘管江宜樺出面信心喊話,強調修正後的《土地徵收條例》內容已包含抗爭團體多數訴求,期盼未來不再有不當徵收土地的情形發生;然而,從法令仍無力約束的荒誕問題看來,民眾還是只能自求多福。

程序 正義 補償 不合理 不合 人民 無力 自救 大埔 強拆 土地 徵收 淪為 野蠻 圈地 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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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鏖戰地方,誰是受害者? 水土擾榆林 補償費難繳

http://www.infzm.com/content/94232

不斷攫取黃土高原資源的中石油,為何不願繳納水土流失補償費?這樣一個在陝西榆林享受「超國民待遇」的「釘子戶」又是如何煉成的?

法院偏袒被告?

兩年間,邸飛四次站上同一個席位——榆林市中院和榆林市榆陽區法院的被告席,他不得不面對一個不屈不撓的原告——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長慶油田分公司(下稱長慶油田)。

2012年,長慶油田原油產量超過2230.58萬噸,天然氣產量超過285.44億立方米,油氣總當量超過了4500萬噸,一舉取代大慶油田,成為中國最大的油氣田。

2013年8月28日,國務院國資委紀委宣佈,包括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兼長慶油田總經理冉新權在內的多位中石油高管正在接受組織調查。

幾乎在同時,距離長慶油田西安總部700公里之遙的陝北榆林,一場低調的庭審正在榆林市中院舉行,榆林市本地的媒體甚至沒有報導這起標的達8億元的行政訴訟案。

「這應該是榆林市,甚至陝西省最大的行政官司。」邸飛說。他是被告榆林市水土保持監督總站的代理律師。

兩個月之前的6月9日,榆林市榆陽區法院行政審判庭審理了長慶油田訴榆林市水土保持監督總站(下稱榆林市水保總站)撤銷「水土保持行政徵收決定書」一案。

原告稱,被告以榆林市水監征字[2012]1號、2號《水土保持行政徵收決定書》要求其繳納欠繳的水土流失補償費、滯納金共計人民幣逾八億元,被告無收費主體資格,徵收項目未經財政部和發改委審批和備案,收費依據違法,請求撤銷。

7月初,榆陽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為被告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事實清楚、程序合法、適用依據充分,依法維持《水土保持行政徵收決定書》。

接近辦案人員的人士透露,「長慶油田認為一審法院偏袒被告,已向榆林市中院提起上訴。」邸飛也表示,榆林中院正在審理此案。

水土流失費「交易」

「判決還沒下來,我們不好說什麼。來了幾撥記者,都被我拒絕。」南方週末記者幾次通過不同渠道聯繫榆林市水保總站站長劉順勤,均被其一口謝絕。

比照其他場合的表態,劉順勤顯得胸有成竹。比如在一次內部工作總結會議上,他就說到,水土流失補償費徵收「困難重重」,但是,「有信心在年底完成」。

劉順勤的同僚在私底下與南方週末記者交流時,「信心」同樣溢於言表,「就是讓他們走完程序。」無論起訴理由、舉證材料還是申訴程序,長慶油田都在重複2011年的訴訟之路。

2009年9月份,由於欠繳當年上半年1.29億元水土流失費,榆林市水保總站對長慶油田下達行政處理決定書,要求按期繳納。

「反應非常大,鬧到中央那了。」陝西水保系統人士透露,長慶油田曾多次向國務院法制辦、國務院糾風辦、國家發改委、財政部、水利部、國資委等相關單位反映情況:陝西省的「土」政策未經財政部批准,企業有權拒繳。

2009年12月,長慶油田向榆陽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駁回榆林市水保總站的處理決定書,一審敗訴後,進入二審程序,榆林中院終審判決原告長慶油田敗訴。

長慶油田的強硬,在一處細節可以管窺。南方週末記者通過陝西省財政廳瞭解到,一審結束後,中石油曾致函陝西省政府:免繳水土流失補償費。

不願意在法庭上撕破臉皮的陝西省,提出交易條件:如果中石油每年無償供應陝西省屬企業延長油田100萬噸原油,可以給予補償費部分減免。

中石油拒絕「勾兌」。交易流產,榆林市中院的終審裁定如期而至,長慶油田拒不執行。

2011年5月份之後,榆陽區法院開始依法凍結中石油長慶油田分公司西安、延安等地若干賬戶。

雙方對壘的高潮發生在2011年8月12日。當天上午,由榆林市副市長帶隊,包括陝西省高院執行廳、榆林市政府、榆林中院一行人馬,前往工商銀行陝西省分行,強制劃走長慶油田賬戶上的1.29億元。長慶油田亦組織人力阻攔,未果。知情人士介紹,雙方差點發生肢體衝突。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長慶油田認為,陝西省的水保收費新規,系選擇性執法,專門針對其出台的政策。

「釘子戶」長慶油田

從地圖上看,榆林市地處黃土高原溝壑丘陵區,以陝西省水保區劃分,屬陝北溝壑極強度、強度侵蝕區,生態脆弱。

2008年11月,陝西省出台《陝西省煤炭石油天然氣資源開採水土流失補償費徵收使用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煤炭、石油、天然氣資源開採企業水土流失補償費計征標準為:原煤陝北每噸5元、關中每噸3元、陝南每噸1元,原油每噸30元,天然氣每立方米0.008元。

榆林市水保總隊生態環境監察支隊一名副隊長向南方週末記者解釋,相比新標準,最大的變化是計征方式。「以前按項目建設用地,每平方米兩毛到五毛,非常低,現在是按照產量。」

此外,陝北、關中和陝南分區域採取不同標準徵費。陝西省水利廳曾解釋,陝北、關中地區生態環境更加脆弱,治理難度更大,費用支出更多。

長慶油田認為,在這一規則設計中,自己成了最大的「受害者」。據榆林市水保總隊相關人士介紹,僅在榆林,長慶油田每年需繳納的水土流失費就在3億元左右。

不過,過去二十多年,長慶油田在榆林交出的確實是一份不合格的環境答卷。「除了府谷縣,長慶油田的主產區遍佈整個榆林市。」上述人士稱。在中石油還未成立之前,榆林市就和長慶油田就水土流失問題發生過衝突。

1990年,長慶石油勘探局地球物理勘探處所屬的6個作業隊,在榆林市10個鄉鎮範圍內活動,破壞地貌林草植被420萬平方米(折合6301.2畝),造成直接經濟損失293.5萬元。長慶油田採用爆破地震法,採用大功率推土機開道,單寬4米左右,所過之處沙柳、沙蒿等林草植被全部連根鏟掉。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曾親筆批示,「有關單位和地方,引起嚴肅注意,並要求擔起責任來。」

更大的破壞則發生在過去5年。2012年,長慶油田的油氣當量超越大慶,成為國內第一大油田。而在此之前,長慶油田為達到此目標,連續5年,不斷創高。然而,長慶油田單井日均產量僅2噸,長慶奇蹟均賴於此:遍地開井,大密度油氣井開掘。

32元與732元

「長慶歷來都是比較霸道,水土流失費,延長油田都交了,神東煤炭雖然拖拖拉拉,也交了一部分。」2013年9月8日,榆林市委宣傳部一名人員向南方週末記者抱怨。

顯然,水土流失費只是表象,背後則是央企在榆林享受的「超國民待遇」。

以榆林市所屬定邊縣為例。2012年長慶油田原油產量達到650萬噸,年經營收入達到300億元以上。平均每噸油留歸地方的稅費只有32元,當年繳納各項稅費只有1.92億元。但延長石油公司噸油向地方交納的稅費為732元,2012年繳納稅費總計14.64億元。

懸殊的稅費負擔日益引爆長慶和榆林的脆弱的生態問題。2009年3月8日,靖邊縣民警在長慶油田第四採油廠的辦公區,傳喚一名刑事犯罪嫌疑人時,遭遇數百名長慶油田護礦隊隊員圍毆,先後導致十幾名警察受傷住院,3部警用車被砸壞。

由於利益分配失衡,長慶油田不斷與地方發生流血衝突。尤其在近年原油和天然氣價格不斷上漲後。

2013年2月份,陝西省人大代表、靖邊縣縣長李永奇向陝西省人大提交議案,天然氣價格高漲,長慶油田分公司在榆林市從事資源開採,享受了一切優惠政策,並從價格高漲中獲得了豐厚的利潤,但對榆林市財政的貢獻遠遠小於地方企業。

而陝西省方面只能期待國家從立法層面解決與中石油的「扯皮」。早在1980年代,榆林就曾扮演試水者的角色。1988年,經國務院批准,國家計委、水利部以第1號令聯合發佈了《開發建設晉陝蒙接壤地區水土保持規定》,這是我國第一部區域性的水土保持法規。其中提出了「誰開發誰保護,誰造成水土流失誰負責治理」的原則。

如今,這一角色有望重演。「財政部牽頭的調研組來過我們這兒,草擬的《全國水土保持補償費徵收使用管理辦法》,基本上是以我們省的做法為藍本。」陝西省水利系統人士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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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40516合約法(二十) 補償 1 掌門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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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40516

合約法(二十) 補償 1

蕭律師執筆

 

我們常常說「執行合約」。 事實上,普通法一般不會強迫合約人去履行他們的責任犯錯的一方只會被要求賠償一筆固定的金錢。*** 衡平法確是存在強制履行令specific performance和 禁制令injunction,但法庭只是在很例外的情況下才頒發。

 

最常見的補償是:受害一方提出起訴,要求損害賠償。

〈損害賠償Damages

預期性損失 Expectation Loss 原則:此種損失是,如果合約得到履行,受害人的應得。 這是裁定損害賠償的標準基礎。***

一般損失的預計是原告從合約中所獲的預期利潤。 但一份合約可能太富投機性,很難預計是否一定有利潤。

在Anglia Television Ltd v Reed, 1972,原告雇用被告作為一套電影的演員,在最後一刻,被告推翻合約。原告倉猝間無法雇用代替演員,唯有放棄整個製作。原告很聰明,不去追討(如被告履行合約)預計能得到的利潤,因為很難舉證從一套尚未製作完成的電影將可獲多少利潤, 更難證明這套電影將來在市場會有多成功—-失敗也未可知。 他追討的只是為籌備製作這部電影的開支,如雇用其他演員、撰寫劇本等等。

 

原則上,原告似乎有一個自由選擇: 究竟是以預期方式去量化他的損失,或按 “倚賴性損失”(以下講)去計算。*** 而被告可選擇證明原告只不過作了一單壞的或不好的交易,由是原告根本沒有利潤損失,而開支實與毀約與否無關。*** 這點當然須由被告去舉證。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v Amann Aviation Pty Ltd, 1991:Amann獲得一份監察澳洲北海岸的三年合約。 在未完結前,澳洲聯邦政府非法終止合約。 Amann化了很多錢、特別是獲得適當的飛機以履行合約。 飛機再售出時價值大減,因為飛機是專為適於履行合約而製造的,根本沒有銷售這種特做飛機的現成市場。澳洲聯邦政府辯解,即使它完成三年合約,Amann也不可能得回所有的倚賴性損失。 但澳洲高等法院裁定:雖然Amann在三年合約完結後不一定能獲得續約,但它有如此多的相關重要設備,必比其他祈望獲得合約的對手更具競爭力和更有機會。 把計算此等機會的損失考量在內,法庭裁決聯邦政府未能證明合約對Amann而言是無利可圖,Amann獲得倚賴性損失。

 

倚賴性損失 Reliance Loss

這是一種補償給追索人因依合約而開支的費用,而由於被告的毁約,致令原告人的開支白花。這是一種頗例外的補償。

在C. and P. Haulage v Middleton, CA1983中, 上訴庭裁定原告只獲象徵性賠償nominal damages,因為證實原告獲得的是一宗壞的交易。

C.C.C. Films (London) Ltd v Impact Quadrant Films Ltd, 1984是一宗證明為無利可圖、甚至連開支也不能應付的交易。 這當然須由被告去舉證。

 

復原賠償 Restitutionary Damages

要求被告償還給原告,因被告的得益是基於原告部份履行合約所得來。***

Attorney-General v Blake, CA1998是一件艱難、但很重要的判例。 被告受雇於英國秘密諜報組British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並和SIS簽了雇用合約,內含有一條終身保密條欵。SIS不知道被告同時受雇於前蘇聯的KGB。1961年,東窗事發,被告以叛國罪,被判囚禁四十二年。1964年他逃獄成功並流亡到莫斯科。他和一個出版商簽了合約,在英國出版他的自傳,酬金十五萬英磅,並已收了六萬磅。英國政府完全不知道刊書的合約,直至新書面世。王國政府Crown申請禁制令以圖阻止出版商交付餘下版稅給被告、並要求直接收取九萬英磅。

 

這是一件複雜的案件,被告用盡不同司法層次去抗辯。王國政府很難證明它損失多少,而被告所揭露的資訊已是舊聞和大部份已不受版權限制public dormain,但被告確是破壞保密合約,並因毁約反而獲得到一份可觀的酬勞。

最後上議院大法官以大多數(Lord Honhouse不同意)判王國政府得直。Lord Nicholls在頒下主要判辭首次使用了「復原賠償」這詞,***並要求被告向原告交待因被告毁約而獲得的利潤。 但大法官強調這是一種例外的賠償,並無固定原則可所制訂。

 

Attorney-General v Blake的判決似乎只限於處理間諜,但普通法並不如此發展。大律師必會在此後援引此案例,追討以前只獲判象徵性賠償而要求更實質的賠償。在Experience Hendrix LLC v PPX Enterprises Inc, CA2003中,一份合約只容許被告使用若干合約內列明的一位結他手的錄音母帶,但被告未經授權就使用了其他的母帶。被告確實由此得到利益,但原告並無損失。上訴庭拒絕賠償原告利潤的損失,只判被告需支付使用原告母帶的一個合理錢銀數目。

 

精神困苦的賠償 Mental Distress Damages

一般來說,精神困苦不獲賠償。在Addis v Gramophone Co Ltd, 1909中,原告在極端屈辱及非法情況下在一個重要的職位下被解雇,對他將來再受雇有很大的影響。法庭裁決他所獲得的賠償只限於由解雇日起他應得的工資。

 

不過Addis案的裁決備受批評,而在以後幾年,在多宗上議院案中經常受到檢討。在Malik v Bank of Credit and Commercial International, HL1997,上議院裁決原告可獲名譽損失及由此而引致的財務損失的賠償。

 

但如果是由雇主破壞一條有關信託或信任的隱含條欵,原則上沒有理由不獲精神困苦賠償。

在Johnson v Unisys Ltd案中,原告成功地在 工業審裁處 industrial tribunal聲稱他被不公平解雇,理由是雇主不給他一個辯解機會,又不遵從紀律審裁程序。 他已獲得法例規定的最高賠償。 之後,他向法院起訴雇主破壞信託及信任隱含條欵,聲稱他未來受雇機會受到無可補救的損害。 上議院以大多數裁定索償失敗,認為雇用法律已為這些隱含條欵鋪好良好的發展──國會已引入一套不依合約法以應付不公允解雇的系統──實不適宜引入普通法在解雇範疇內再添加新發展。

法律 140516 約法 二十 補償 掌門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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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40523合約法(二十一) 補償2 掌門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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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40523

合約法(二十一) 補償2

蕭律師執筆

 

〈遙遠的損害 Remoteness of Damage

受害人不可以討回蒙受的所有損失,因為法庭會裁定某些損失因太遙遠而被告人無須負擔。***

這個原則最初由Hadley v Baxendale, HL1854一案定下:

原告人是一位麵粉廠主人,他和被告運輸公司訂立合約,由被告運送一個破損的麵粉機軸作為樣版去原廠換取一個新的機軸。原告人並無後備的機軸。被告原應允在一天內運送,但卻延遲到一周。原告人控訴被告,追討由於破損機軸的延運而導至停產所引致的利潤損失。大法官Alderson在裁決時說了這一番話:「當雙方協約而一方毁約,受害一方應得的賠償應是事情自然發展的公平和合理、或是雙方在訂約時曾合理想及的損失。」

 

初審時,陪審團的確補償了原告因磨坊停工所蒙受的利潤損失,但上訴庭下令重審。 大法官Alderson說了以上一番話後,推演出兩個能支持原告追討的可能理由:首先,照一般情況,沒有了機軸,整個磨坊會完全停止生產;但這種情况不常發生,因為原告可能已有後備機軸──這是正常情況。 其次,在此特殊情況下──沒有後備機軸──原告已完全讓被告知悉,沒有機軸會令磨坊停產,並導致原告會有利潤損失。但本案案情並非這樣。 案情所透露的訊息只是:須運送的物件是一件破損的機軸,及原告是麵粉磨坊的主人。 就是這些,陪審團實不應將利潤損失納入計算補償的考慮。上訴庭裁定原告不得獲利潤損失作補償。

 

Hadley v Baxendale定下的原則其後獲上訴庭在Victoria Laundry (Windsor) Ltd v Newman Industries Ltd, CA1949案中確認:

原告從事洗衣及漂染業,欲擴充業務。為此,並想獲得某種漂染及獲利非常豐厚的特殊合約,他需要一個大鍋爐。 被告是一間工程公司,與原告訂立合約,應充在六月五日交付某個容量的鍋爐。 但這鍋爐在移動中損毁而被告要延遲到十一月八日始能交貨。 被告熟知原告生意的性質,並在合約還未到期前不止一次被原告以信件提醒「十分渴望能於最短可能時間內」使用該大鍋爐。

原告以被告毁約起訴,追討(a)因大鍋爐遲交及擴充營業的利潤損失,以£16一星期計算,這代表“正常”利潤損失;(b)£262一星期計,代表原告從漂染合約應得高利潤損失的補償。 上訴庭認為以被告的工程經驗及他們擁有的專業知識,他們很難合理爭辯他們對原告可能有所損失而無所預見;但他們事實上卻不可能預見原告可從而獲得高盈利的漂染合約,由是被告不須為此負責原告所謂「高盈利」合約應獲得的利潤的補償。因此被告須負責(a),但不須負責(b)。

 

由於Hadley v Baxendale及Victoria Laundry兩案的裁決,遙遠損失可分為以下兩類。 要使法庭滿足某類損失不算太遙遠,以下二者必須符合其一。 所以,原告可獲以下補償:

(i)由毁約產生的 「當然natural損害」 作為一個明理人,毁約者應知會有甚麼損失;*** 或

(ii)(和特殊、不正常或不尋常的損害有關)一些損害雙方在達成合約時應合理地聯想到毁約可能產生的後果

 

再者,法庭曾裁決:如果某類損失雙方曾合理地聯想,但損害的嚴重幅度遠超過雙方所能想像,損害也不算太遙遠。***

H. Parsons (Livestock) Ltd v Uttley Ingham Co Ltd, CA1978:

原告擁有一個廣大的養猪農場並畜養了一群頂級的豬。 為了飼養豬,他們需要一些設施儲備大量的落花生。 為此,原告與被告訂立合約,由被告建造一個龐大儲量的大漏斗。 被告知悉漏斗使用的目的,而合約中有一條欵,列明「要有通風的頂」。 被告違反此保證,在運輸時漏斗是封閉的,但在安裝時沒有解開而仍任由其封閉。 結果令一些落花生發霉。原告以為落花生安全而以之繼續餵飼豬群。 由於吃了發霉的飼料,豬群染上腸胃病,結果有254頭死亡。原告追討損失的豬。 上訴庭裁定原告須為落花生的損毁而負責,但雙方在訂約時無法想到豬群會受此病所感染,因此不須為此負責。

 

Hadley v Baxendale所定下的原則在Transfield Shipping Inc v Mercator Shipping Inc, HL2008受到上議院大法官的檢討,其中兩位對「遙遠」的測試採用異於傳統的標準。

其中要問的問題是:毁約者在成立合約時,是否合理地被視為須為原告的損失而負責?在此構想下,問題不單只是是否雙方在訂約時已想起某類的損失,同時在想法中是否有關於此損失責任的想法?牽涉的是整體合約在某特定商業背景下的詮釋問題。現在仍值得懷疑Transfield v Mercator一案是否在合約法中已引進測試「遙遠」的新準則。在Sylvia Shipping Co Ltd v Progress Bulk Carriers Ltd中,法庭仍視傳統標準為大部份案件的標準。

 

在Jackson v Royal Bank of Scotland, HL2005,上議院裁決,決定損失是否太遙遠的時間是在成立合約的時間。***

 

歸納以上討論,在追討時,先要考慮追討的損失是否太遙遠?如果答案是正面的,不必追討,否則會輸官司及堂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則要考慮索償的基礎。如基於預期性損失,則可追利潤的損失及隨之必然的損失;如基於依賴性損失,則可追討已花掉的開支;如基於復原補償,則可追討被告須交待因毁約而得的利潤。以上三者可單獨或合併追討。

法律 140523 約法 二十 十一 補償 掌門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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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40530合約法(二十二) 補償 3 掌門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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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40530

合約法(二十二) 補償 3

蕭律師執筆

 

〈補償的量度 Measure of Damages

如果損失不太遙遠,下一步就是如何量化補償。 一般是從接受悔約日起計算,但有些特殊例子會考慮隨後事件的發生:The Golden Victory, HL2007。

 

合約法中沒有量化補償的原則:量化是法庭的事

但有例外,就是和售賣商品有關。商品條例訂明,如果賣方沒有交貨,買方提案起訴毁約,如果有市場可買到該貨物,補償的計算就是合約價與應交貨日期市場價的差價。*** 同樣,如果買方拒收貨物及拒付貨欵,如有市場可以賣出該批貨品,補償的計算應是合約價與應該收貨日期市場價的差價。

如果售賣者是商人,補償的計算就是如果貨物獲接收他所能獲取的利潤;*** 如果賣方能找到另一個買家,以相同或更高價將該批貨品賣出,補償只能是象徵式nominal:Charter v Sullivan, CA1957。如果貨物供過於求(即賣不出),商人可獲全部利潤的損失。

 

在W L Thompson Ltd v Robinson (Gunmakers) Ltd, 1955案中,被告拒收一部他同意向原告購買的Vanguard汽車—- 原告是售買新車與二手車的車商。 車價由供應商訂定,車商不能更改。為減輕mitigate被告的補償(稍後討論),車商想說服供應商收回該車。 被告承認毁約,但引用商品條例第五十條,辨稱他只須負責象徵性賠償,因為車商可將該車售與另一顧客、或將該車退回供應商。在此假設下,原告的損失確實輕微。但法庭不接納此辯護。商品條例第五十條只提供一個表面的原則;如果合約價與市場價的差價不足以彌補原告因被告毁約而招致的利潤損失,這條欵將不適用。原告的損失就是他在該項交易中應得的利潤。法庭判原告獲£61 1s 9d賠償。

 

任何種類的合約,即使補償涉及一些投機因素,亦不能阻止補償的獲取。

Chaplin v Hicks, CA1911:被告是一位演員及劇院經理,與女原告訂立合約:如果原告出席一個場合,連同另外四十九位女演員參加面試— 實質上是一個選美會,他會從五十位中選出十二位,同時會給予每位優勝者雇用酬勞。被告毁約,不給予原告出席面試機會。原告起訴。被告抗辯稱原告只應得象徵性賠償,因為即使她出席,成功機會只有四份之一,同時亦有其他不可量估的因素。陪審團判原告獲得£100。被告不服上訴,但上訴庭支持陪審團判裁決。 Fletcher Moulton LJ說:“一個人依合約有權利成為一個有限階層的競爭者,他就擁有一些價值。若這種權利遭剝奪,陪審團的責任就是去評估其金錢上的價值。”

 

建築合約有兩種主要的補償計算:(i)相差的價值difference in value;(ii)復原的成本cost of restoration。

Ruxley Electronics v Forsyth, HL1955是一宗有關建築合約毁約補償的案件:

原告承建商同意替被告建造一個游泳池。 泳池合約規定泳池最深處是七尺六寸,但建成後卻只得六尺九寸。 原審法官認為泳池對潛水非常安全;深度的差異對泳池的價值無多大分別,判原告獲£2,500作為設施上的損失。上訴庭以多數推翻原審法庭的裁決而判原告獲£21,000全數維修費。 但上議院一致推翻上訴庭的裁決而支持原法庭法官的裁決,認為如果判原告獲全數重建費太不合理時(因池深九寸的差異對游泳安全毫無影響),適當的補償是兩者(七尺六寸和六尺九寸)相差的價值。原審法官所判的£2,500正代表這種差異。

 

〈減輕補償 Mitigation

法律不容許原告利用補償去彌補他的損失。 他須採取一切合理步驟去減輕因毁約而導至的損失。 究竟原告有沒有這樣做是一個事實問題。如果被告認為原告沒有這樣做,舉證責任落在被告肩上。

如果租船者沒有依約落貨,船主在正常情況下應接受其他貨運、並盡可能獲取最好的運費以減輕被告的補償。如果被告能舉證原告沒有努力去替他減輕補償,他不須為這一部分的損失負責:Payzu Ltd v Saunders, 1919。

 

在Bruce v Calder, 1895,被告是一間四人合夥人生意。不久,合夥人要拆夥,由是導致原告人遭非法解雇。其中兩位前合夥人邀約以相同薪金雇用被告,但遭拒絕。被告起訴原告追討兩年薪金。法庭裁決被告只得象徵性賠補,認為被告不應拒絕二位前合夥人的邀約。

 

原告人一般都是無辜者,故他只須採取合理的行動;他不須為了減輕補償而去從事有風險或不確定的行動:Pilkington v Wood, 1953

 

〈定額賠償和罸欵 Liquidated Damages and Penalties

定額賠償」是一個協議的定額賠償。 法庭會認可一個真實和預計的損失而不須原告證明確實的損失,儘管確實損失是大於或少於合約協議的數目。

 

罸欵」是合約內列明的欵項,不是一種真實或預計的損失,更多是對對方的一種恐嚇迫使其履約,如:承建一幢新界村屋延遲完工須「賠償」十萬港元一天的損失。這是叫「罸欵」,「賠償」只是美其名。這種罸欵性條欵是無效的;*** 原告只能得到實際的損失作補償。

 

究竟有關合約的條欵是「定額賠償」或是「罸欵」是一個銓釋問題,視乎雙方訂約時的意圖。

Dunlop Pneumatic Tyre Co Ltd v New Garage and Motor Co Ltd, HL1915:原告是被告汽車輪胎的供應商。他們之間有一個協議:被告不能以低於定價出售輪胎,否則被告須付給原告每個違約售出輪胎£5「作為定額賠償而非罸欵。」上議院裁決這並非懲罪條欵,其性質是定額賠償。減價肯定會損害原告的生意,準確的預計是不可能,合約內所訂的定額在此環境下是合理的。

 

此案定下以下的引導性原則:

雙方在合約內所指的數目叫什麽名堂是無關的。它可以叫做「議定補償agreed damages」,但實質上是罸欵,反之亦然。

 

(1)如果定下的金錢數目是過份與無良,與最大損失作比較時,這損失可推想是由毁約而來,那是罰欵。

 

(2)如果毁約與不付欵有關,而在毁約時所需付的欵項多過協議的欵項,那是罰欵。 因為由毁約而致的損失是可以精確計算的,厘定一個更大的數目不可能是或然損害的預估。

 

(3)受以上原則所限,如果「定額賠償」是基於一件事件的發生,那的確是定額賠償。

 

(4)這是一種假設,如果應付的金錢數目基於一件或多件事件的發生,而有些事件嚴重,其他則否,這個金錢數目是罰欵。

Ford Motor Co v Armstrong, 1915, 31 TRL 267:被告是零售商。原告向被告供應產品,被告應允不會以低於定價銷售產品、不售買福特汽車給其他汽車經銷商、及未經原告同意不得展覽原告產品。被告同時同意,如破壞以上規定,被告須付每條毁約£250作為原告所蒙受「議定的的損害」。法庭裁定£250是罰欵;那不單是一筆可觀的數目、霸道,兼具威嚇In terrorem,很難接受是合理的預估。

 

(5)如果損失的準確預估為不可能,金錢數目可以是定額賠償。

法律 140530 約法 二十 十二 補償 掌門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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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40610合約法(二十三)補償4 掌門天地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06/10/%E6%B3%95%E5%BE%8B140610%E5%90%88%E7%B4%84%E6%B3%95%E4%BA%8C%E5%8D%81%E4%B8%89%E8%A3%9C%E5%84%9F4/

法律140610

合約法(二十三)補償4

蕭律師執筆

 

〈按勞計酬 Quantum Meruit

如果一方履行部份合約,但因對方毁約而無法繼續,法律不會容許他被剝奪勞力的果實。 當然,他可以對方毁約為由起訴追討補償,但也可以「按勞計酬」,追討合理酬勞:Planche v Colburn, 1831。這是追討損失以外的另一途徑。

 

雖然應允者已部分實現合約責任,有可能在某種環境下雙方發展出一份新合約,那麼已完成的工作應得到酬勞。 如果發展合理,原告可以「按勞計酬」,追討合理比例的酬勞。

一條船要載貨去漢堡,但被當地政府禁止靠岸。 收貨人接受貨物改運去另一個港口,合約隱含條欵要收貨人按路程比例pro rata itineris繳付合理費用:Christy v Row, 1808

 

一個隱含支付的承諾暗含允諾者會得到利益, 但取得利益本身並不足以證明此種含義。 也不能推定有承諾,除非受益者在接受或拒絕工作利益中有選擇。*** 如果部分履行售賣商品合約縮短了付運的時間,此種選擇權就存在。 如果付運不足數量的商品,但買方不拒收貨而選擇接受,他必須依合約價付欵。

 

此原則卻不適用於Cutter v Powell, 1795。被告與Cutter協議,Cutter當一條由牙買家到利物浦的船的大副second mate,他可得三十guineas,八月二日啓程。但Cutter在九月二十日在途中去世,而船早了十九天抵達利物浦。Cutter的遺孀索償議定酬勞的一部分,但失敗,因為合約規定Cutter要完成合約指定的責任才能獲得金錢。Cutter在旅途中死亡並無毁約,但他得到的酬勞是基於他完成整個海程。

 

同樣,在Sumpter v Hedges, 1898,原告協議替被告蓋建兩間屋和馬厩,合約價為£565。 原告只將工程做了部分就放棄,已做部分的價值約£333。被告無奈自己完成工程。原告索償£333失敗。

 

在Boltan v Mahadeva, 1972:原告同意以£800替被告的房子安裝中央暖氣。安裝後系統效率非常差,被告拒付欵。上訴庭裁決被告得值,不須付原告分文。

 

由上數案可見,被告獲得原告部分工作的成果而不須付分文,遭到批評毫不為奇。法庭為對合約雙方維持公平,遂發展出一套叫「實質履行原則The Doctrine of Substantial Performance」。這原則已在「合約的解除」中討論過,於此不贅。

 

〈強制履行令與禁制令〉

強制履行令和禁制令是衡平法的補救equitable remedies,不是必然的權利,是法庭的酌情權discretion。 這種酌情權只有在衡平法上有需要時才行使;除特殊情況外,一方困難也不一定是行使的理由。

 

強制履行Specific Performance

強制履行是法庭下令強廹被告履行他的合約責任。 法庭在頒下此令的同時並有權附加補償,或以補償代替強制履行令(或強制令)。

在Patel v Ali, 1984一案中,法庭拒絕強制賣方、一個不識講英文、患重病並須鄰近親友照顧的被告出售及遷出房子。 原告只能據普通法追討損失賠償,因頒發強制執行令會對被告產生極大困苦。

 

強制履行令受以下限制:

(1)強制履行令只能在補償不充份時才頒發。 強制履行令多發生在破壞土地售賣合約上,因為土地一般是獨一無二的,普通金錢補償一般是不足夠。 所以法庭不會下令強制履行商品售賣合約,如一台沒有特別價值的鋼琴(Whiteley v Hilt, 1918)、一套普通椅子(Cohen v Roche, 1927),因一般的補償已十分充份。

 

(2)如下命令頒發後還需法庭經常監察命令是否遵守,法庭就不會頒法此令。在Ryan v Mutual Tontine Westminster Chamber Association, 1893,一個樓宇單位出租人lessor同意雇用一位傭工為租客清潔公共走廊與樓梯、送信及代收及保管租客物品等。 出租人雇用了一位專職是厨師的傭工。 這位傭工每日都遲到數小時,因他也是鄰近一間會所的主厨。 在這傭人缺席期間,他的工作由幾個不住在該樓宇的兒童和清潔女工執行。 法庭認為被告確是毀約,但原告唯一能做的是追討賠償,法庭拒絕頒發強制履行命令。

 

(3)強制履行令也不會頒發與個人服務有關的合約。

舉例:如果A同意用全部時間為B服務,A不能以任何身份替B以外的人服務。法庭不會下達強制履行令或禁制令去強迫B替A工作— 在強制令下,A被廹要替B工作,兩者的關係怎會好?

 

(4)除非原告與被告有互通性mutuality,否則強制履行令不會頒發。

未成年人不能要求強制履行令,因為相同命令不能加諸他身上:Flight v Bolland, 1828

 

禁制令

禁制令可以是制止性prohibitory或是強制性mandatory

 

在合約法中,制止性禁制令是要求停止某些行為的命令,如:不得每朝早上五時響起教堂鐘聲(Martin v Nutkin, 1724)、除原告製造的啤酒外,不得售其他啤酒(Clegg v Hands, 1890)等,禁止被告做他以前應允不會做的承諾。

在Warner Bros Pictures Inc v Nelson, 1937,女演員Bette Davis與原告協議,她在一年內不會為其他電影公司拍戲。 但在此期間,她確替另一間公司工作。法庭頒下禁制令,禁止她這樣做。禁制令的效果是鼓勵而非強廹履行合約;她可以用演戲以外的方法謀生。

 

相反,強制性禁制令是還原式,命令被告採取積極行動返回未毁約前曾做的事:他可以被強制拆毁他不依約建造的建築物(Lord Manners v Johnson, 1875)或移去一條他興建的道路(Charrington v Simons, 1970)。

 

某案大法官強調禁制令不應隨便頒發,除非頒發可達致公平後果。原告得到的利益必須和被告可能受到的損害取得平衡。“原告不應由於對被告的不利就被剝奪他正當享有的權利,但另一方面他不被容許堅持某種自己紓解方式,此種方式對自己無大好處,但對被告卻是很大的傷害。

法律 140610 約法 二十 十三 補償 掌門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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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制裁俄羅斯 先設補償基金吧

2014-08-18  TCW
 
 

 

七月底,歐盟(European Union)終於通過對俄羅斯實施三級制裁(third-level sanctions),以期遏止俄繼續施暴烏克蘭。回顧這段歷程,歐洲達成最後這一步共識,一如往常一樣,得經歷漫長而艱難的過程。

主要原因是,在此期間有個關鍵議題常伴左右:儘管制裁符合所有成員國的共同目的,但實施制裁的成本卻是由個別成員國承擔;此外,制裁成本是實實在在、看得見也摸得著的損失,那些依賴出口產品至俄國的企業將受到衝擊。

由此看來,當許多成員國更關心制裁行動對自身經濟將可能造成何等潛在影響,而不是遠大的總體外交政策目標,亦即向俄羅斯證明,一旦它無視國際法和規範,將造成不堪設想的嚴重後果,也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正因如此,格羅斯建議,歐盟應該成立一個共同基金,當作對俄國外交政策立場的一部分,以補償制裁行動所導致的經濟成本。

因為,這個共同基金不僅可以視為歐盟內部團結的有力標誌,同時也能提供一個理想機會,讓所有成員國深思制裁成本的性質。

對制裁成本有誤解:並非出口減少,就是損失

就經濟學家所見的關鍵點之一是,從本質上來看,出口銷售的損失稱不上成本。打個比方說,如果某家生產一般消費品的公司,好比食品公司或汽車公司,銷售俄國的數量比起以前有所下降,並不一定要把這個落差記為損失。畢竟,如果產品可以行銷到全球市場,照道理說,某一地市場的損失應該可以從另一地市場銷售增加獲得彌補。

事實上,俄羅斯從歐盟進口的商品中,有相當大一部分就是屬於這些一般消費品,它們根本不會受到制裁行動影響。因此,近期有些報告舉統計數字宣稱,制裁行動即是意味著高昂成本。

去年歐盟對俄羅斯出口高達一千二百億歐元(約合新台幣四兆八千七百億元),並且貢獻成千上萬個工作職缺,這些成果將毀於制裁行動,這類說法或許具有相當高的誤導性。

事實上,唯獨當某一家企業專門生產只能在俄羅斯販售的特定商品,並且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無法適用於其他商品生產的專業化勞動力和資本時,經濟損失才會真正產生。德國正是如此:舉世聞名的德國中、小企業往往生產高度專業化的商品;但它同時也以高靈活度和適應力強而驕傲。因此,或許有的企業需要補償,但時間非常有限。

補償內容形式多樣:員工培訓、融資貸款皆可

想要制定獲得歐盟「制裁補償基金」的客觀標準並不難。如果企業在制裁所覆蓋的領域經營,並且受影響產品的特殊性質決定了很難在其他地方出售,那麼它有資格獲得補償。

一個補償資格的定量考察指標可以是:過去三年來,某家企業對俄國銷售額至少佔總銷售額的四分之一,同時,對俄國銷售額今年以來的下降程度超過一定百分比。

而補償的形式則可以是員工再培訓計畫,或許還可以包括針對專業化機器設備的再融資貸款。

然而,至少有兩個產業不需要補償:能源和金融。

原因為何?

俄受限合約和制度:歐洲能源、金融不受威脅

首先,對歐洲進口俄羅斯能源的威脅可以忽略不計。如果俄羅斯要求提高石油價格,歐洲只要轉向全球其他賣家採購就行了;同理,俄國有天然氣獨佔企業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Gazprom),若想藉機提高對歐洲客戶的報價,也有難度,因為非得打破現有合同才行。

此外,歐洲是俄羅斯很大一部分天然氣出口的唯一客戶,至少在短期這部分天然氣仍必須經由現存的管線輸送。因此,能源產業所具備的補償資格與需要其實相當低微。只有高度專業化的設備製造商,像是在西伯利亞這種惡劣天候環境條件下的勘探設備,有必要求助於補償基金。

再者,歐洲金融產業的補償必要性甚至比能源產業還要小。目前受到制裁約束的中期和長期融資只佔歐洲整體銀行業務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此外,隨著俄羅斯政治制度變得日益高壓、司法制度變得日益專斷,俄羅斯富人將會比現在更想遠走海外,為他們的財富和家庭建立安全港。就此而言,倫敦等金融中心所提供的自由和法治將更加有吸引力。

可倣傚八年前做法:克服成員對制裁規格的抗拒

二○○六年,歐盟成立「全球化調整基金」(Globalization Adjustment Fund),用意在於補償因進口增加而深受衝擊的產業。儘管這個基金一開始只獲得五億歐元預算,僅佔歐盟年度總預算約一千億歐元的九牛一毛,但是,單就成立基金這一舉動就是明確釋放出一道重要信號,表明歐盟準備補償因為共同政策而蒙受損失的產業。

今天,歐盟需要同樣的政治信號,克服它的成員國抵制推進共同外交政策的決定,況且,它所需要的總金額,相對於歐盟總預算來說,可能也將是九牛一毛而已。

小檔案_格羅斯歐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法國總理與財政部長經濟顧問《國際經濟》、《國際金融》期刊編輯

歐盟 制裁 俄羅斯 先設 補償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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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西發聲生態補償:付出不該有回報嗎?

來源: http://www.eeo.com.cn/2014/0904/265832.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延龍 西安往南幾十公里,就是秦嶺,山路蜿蜒不絕,進入陜南三市(漢中、商洛和安康),高速公路旁偶爾可以看到巨幅標語:一江清水送北京。

所謂清水,指的是漢江水。漢江發源於秦嶺南麓的漢中寧強縣潘家山,向東奔流到湖北,被大壩攔入丹江口水庫,然後沿人工渠道、隧道一路向北,幾乎是順著京廣線,過河南、河北,一直送達北京——這就是即將投入使用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

調水工程背後,並不簡單是水的問題。鮮為人知的是,為了保證“一江清水送北京”,原本就屬於經濟落後地區的陜南三市,這些水源涵養地區,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中線工程通水在即,然而這些水源涵養地到底該不該被補償?如果應該的話,到底誰來補償、如何補償?長期以來,陜西方面一直呼籲,北京、天津等用水地區,應該給這些為調水工程做出犧牲的陜南山區一定的生態補償——無論是縱向的轉移支付,還是橫向的協商、甚至是市場化的交易——為了保證這一江清水的水質,這些落後山區被迫減少了正常的經濟活動,在當地人看來,難道這些付出不應該得到回報嗎?

8月23日,一個人數精煉,然而規格相當高的研討會在漢中舉行,陜西迫切希望搞清楚這些問題,進而再次向北京等用水地區發出明確的呼聲。

自己不算賬,誰去算?

研討會的與會者,包括陜西省政府和漢中、安康兩市的官員,以及陜西當地權威的水利、環境、城市、法律學者。會議的主題是“漢水進京與陜南經濟發展”,但每位與會者的發言默契且很一致——生態補償機制該如何建立?

在過去,陜西也曾發出這些聲音,但很少得到中央政府和用水地區政府的回應。2008年,前陜西省委書記安啟元在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采訪時就曾透露說:“我曾經提過一個意見,能不能1噸水補1塊錢,具體國家正在研究。”如今6年過去了,這些“正在研究”中的問題,依然沒有定論。

或許是講大局方面的顧慮,每年全國兩會上,很少見到當地的代表、委員通過這樣的場合提出提案、議案。用參加研討的西北政法大學法學研究所所長、環保法教授李永寧的話說:“陜西的聲音哪去了?生態補償的問題,到底補多少,我們自己不算,誰去算你們的帳?”“陜南三市在南水北調工程中負擔了歷史的重任。”漢中市副市長王春麗說,“我們都知道陜南三市匯流面積占整個丹江口水庫水域面積的77%,我們入庫的水量占到66.39%,所以我們這一塊的水決定了整個工程的水質、水量。”

這是有目共睹卻又常常被忽視的問題。過去一談到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補償問題,人們的第一印象往往是湖北丹江口庫區,甚或是管渠所經過的河南,更上遊的陜南三市的犧牲,常被許多人看作這些地區的環保義務。

這種印象是相當普遍的。之前曾有不願具名的學者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說:“如果按照誰破壞誰治理的原則,下遊用水地區並不會破壞上遊的生態環境,你自己的工業企業產生汙染,就有治理的義務,這個費用沒有理由讓別人承擔”。

問題在於,中線調水預設了這些地區更多的義務,卻沒有預設相對應的權利——水權本質上是一種稟賦權,漢江流域的人們在這里生活,就應該具備依靠這里的水資源實現基本生活依賴和發展的權利。

比如說,按照相關法規,水質只要四類水就合乎標準了,現為了滿足中線調水的需求,漢江需要達到二類水的標準。這些更苛刻的義務,意味著他們因而失去了許多發展權——為確保“一江清水永續北送”,陜西省政府今年年初下發行動方案要求漢江幹流出省斷面水質保持Ⅱ類。

這也正是安啟元最早發出補償呼聲的樸素邏輯——“為了保證北京的水質,我們不得不關閉所有的工廠。可大家總得要活命。所以我說,政府需要為陜西提供補償。如果你不為群眾提供補償,他們還怎麽生存?”

陜西省水利教育協會理事、商洛學院校長劉建林說:“保護是一種犧牲,保護意味著付出,保護要有代價。水源地水資源保護需要調整產業結構,需要進行開發移民,需要生態修複建設,需要開展水土保持,需要改變民眾的傳統生活方式,需要變粗放型為集約型生產方式等等。”

生態補償沒有制度障礙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靠近漢中市區的漢江江畔,寬闊的河道中,明澈的江水安靜的向東流。只看這一派江景,很難想到這江清水背後當地人們的苦辛,就好像千里之外的用水地區——北京、天津的人們,也很難想象這些山區所做出的犧牲。

陜西省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水利廳原廳長譚策吾說:“南水北調工程2005年開工,至今已經近十年,陜南三市為保證一江清水進北京,各市縣為加強陜南水源區的保護持續不斷地實施流域的水土保持治理,也放棄了大量的工業項目建設,減緩了陜南工業化的發展進程,陜南人民為南水北調工程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功不可沒。”

為保證中線調水的水質,作為水源涵養地的陜南山區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包括環保工程投入、退耕還林造成當地農民收入損失,還包括因更高的環保標準喪失的經濟發展機會。

陜西省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長安大學教授王聖學說:“漢中以高度的責任感關停並轉了一大批能拉動漢中經濟,但有可能帶來汙染、影響漢江水質的化肥、冶金、礦產采選、黃姜、醫藥化工等多個行業內的企業,使工業總產值、利稅都受到了相當的影響。”

而在商洛,財政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十一五”以來投入農林水事業的財政支出年均增幅超過50%,投入環境保護的財政支出年均增幅達70%以上。

用劉建林的話說:“陜南三市水源地水資源保護,單靠民眾的‘政治覺悟’,以‘無償、義務、犧牲’,不足以支持該項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由於陜南地處國家秦巴山區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三市28區縣均為貧困縣,地方財力十分困難,南水北調很多項目的配套資金落實難度較大,加之中央投資補助標準下降、物價上漲等因素影響,給地方財政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研討會上,甚至有報告指出,水土保持項目由於中央資金安排要求配套資金量大,很多縣區拿不出配套資金,只能讓群眾投工投勞。

生態補償的邏輯,大抵上已經沒有問題,法律學者李永寧也說,從新修訂的環保法來看,生態補償沒有什麽制度上的障礙。但問題在於,如何建立相應合情、合理的補償機制,而不是把補償問題停留在如今簡單而微薄的轉移支付、對口扶貧上。

譚策吾說,每年中央財政對陜南的漢丹江流域生態功能補償是21.67億,漢中市8.7億,安康市7.7億,商洛市5.2億。另外,國家也加大了對漢丹江上遊的水土流失治理重點投入,每年也是二十多億,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對陜南重點扶持,但是這也彌補不了調水對陜南經濟發展的影響。

而除此之外,另一些對口支援方式的“補償”,則往往被納入了扶貧計劃,李永寧對此不滿:“這些補償是陜南地區本應得到的,因為這個扶貧的性質,結果反而是用水地區的施舍”。

是“供”北京,不是“送”

對於貼在那些高速公路兩旁的標語,“一江清水送北京”,中國工程院院士李佩成說:“要澄清這種糊塗的認識,我們是一江清水‘供’北京,而不是‘送’北京,要轉變思想觀念,建立水市場經濟。”

這也正是陜西的核心訴求,在那些轉移支付和扶貧計劃之外,陜西和用水地區之間,能否建立這樣一個長效的、穩定的市場補償機制?

李佩成說:“我國中線調水工程的水源主要來自陜南的漢江,約占調水量93億立方米的70%。這已成為事實,我們如何面對這個事實,把‘壞事變好事’,就需要我們解放思想,積極行動。”

陜西理工學院在研討會上公布了他們此前所做的研究——漢水流域生態補償計量模型的建構,這個模型將生態補償金額確定為:機會成本損失、投入成本損失與運營費用、經濟紅利、生態改善效應。

這項研究的主持者,陜西理工學院胡儀元教授說:“生態補償效率直接決定著後期生態保護效果,也對工程的長期效應起著決定性作用,因而,構建一套既符合實際且相對完善的計量模型尤為重要。”

其中,機會成本損失包括當地退耕還林等水土治理帶來的耕地利用損失;更嚴苛的產業門檻導致的引資增量損失;以及水資源和森林利用等生態利用損失等。按照測算,中線調水每年給漢中帶來的機會成本損失大約為280億元。

投入成本損失與運營費用主要包括各種小流域治理工程費用,生活垃圾廠和汙水處理廠的建設和運行的費用,以及重點工業企業汙染治理費用。測算顯示,這一項漢中每年的投入金額大約為14億元。

經濟紅利和生態改善,則主要是天津、北京等用水地區因水量增加和生態改善所帶來的經濟紅利。按照0.5%的經驗假定分享率,這兩項的補償額大約為187億元。

也就是說,按照他們的研究,漢中每年應獲得的生態補償大約為482億元,其中機會成本損失、投入成本損失與運營費用應該由中央政府縱向支付,而經濟紅利和生態改善效應應該由用水地區橫向支付。

不過,陜西理工學院的學者也說,這只是一項基於各項統計數字和數學模型的學術研究,並不能代表漢中市政府的態度,更不能代表陜西省。

許多與會者也都承認,這樣的補償機制可能在短期內很難建立——道理很容易講清楚,數字也很容易算清楚,但怎樣才能得到中央政府和用水地區政府的共識呢?相關的對話、協商機制,又該如何建立呢?這都是不容避免的難題。

不過,李佩成對此並不悲觀,他說:“10年前,大家對生態補償是不承認的,但現在也都慢慢認可了。觀念的改變需要一個過程,機制的建立也是一樣,我們需要慢慢從扶貧式的人情補償,過渡到法理上來。”“要建立生態保護補償、環境保護補償、移民搬遷補償、經濟社會發展補償等機制。”王聖學說,同時還要研究在保證漢丹江一江清水送京津冀豫的前提下,陜南如何尋求自我良性發展的路徑。

 

陜西 發聲 生態 補償 付出 不該 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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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立法補償公民與企業所遭西方制裁損失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9142


俄羅斯國家杜馬(議會下院)10月8日一讀通過一項法案,該法允許用預算資金補償因西方制裁俄羅斯公民和企業遭受的經濟損失。

這一法案當天在國家杜馬一讀審議中,僅以233票贊成、202票反對、2票棄權的微弱優勢獲得通過。法案規定,俄羅斯公民和企業因西方制裁而引起的經濟損失,可由聯邦財政資金予以補償。

法案起草者、統一俄羅斯黨杜馬議員弗拉基米爾·波涅韋日斯基10月8日在國家杜馬會議上指出,該法的首要目標是保護在其他國家遭非法起訴的俄羅斯公民權利。他說,今年春季以來,俄羅斯與西方國家關系持續緊張,而且這影響到後者對俄羅斯公民海外資產的決定。

今年3月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因烏克蘭問題對俄羅斯實施多輪制裁,不少俄羅斯官員、商人和企業的海外資產遭到凍結。

7月下旬以來,美國與歐盟相繼對俄羅斯施加迄今為止最嚴厲的制裁,著力打擊能源、金融與國防三大俄關鍵經濟領域。制裁已經對俄羅斯的經濟增長產生影響,今年俄官方經濟增長預期僅有0.5%,去年為1.3%。

華爾街見聞上周報道,一位歐盟的外交官表示,烏克蘭的親俄分裂武裝可能企圖趁停火之機擴大勢力範圍。他警告,這種攻城掠地的行為會激起歐盟對俄羅斯的新一輪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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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 立法 補償 公民 企業 所遭 西方 制裁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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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鐵海外第一單風波:墨西哥將補償中企 允許參與新一輪招標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0398

在取消中國企業的高鐵招標結果後,墨西哥政府稱將補償中國企業,且允許他們參與新的高鐵招標。

路透社7日報道,墨西哥政府稱,在取消招標後將根據法律補償中國鐵建。預計高鐵重新招標將在11月末開始。高鐵新的招標將持續更長時間,以便所有感興趣的公司都能夠參與進來。中國鐵路建設集團能夠參與該國新的高鐵招標。

此前法新社報道稱,墨西哥政府7日決定撤銷授予中國企業的37億美元高鐵大單。消息公布後,昨日滬深股市高鐵基建板塊大跌。

墨西哥交通部長Gerardo Ruiz Esparza告訴Televisa network稱,墨西哥總統Enrique Pena Nieto撤消了中鐵建財團11月3日的中標結果,並決定重啟投標程序。

墨西哥交通部稱,取消中標是為“避免對投標過程的透明度和合法性出現任何質疑”,因為只有一家公司競標。

但是中鐵建今日晚間稱,到目前為止並沒有收到高鐵項目中標被取消的官方通知。

墨西哥總統Pena Nieto將在三天後出席北京APEC會議,並對中國展開為期兩天的訪問。

墨西哥取消合同消息後,鐵路基建板塊大跌。中鐵建A股股價大跌5.5%,港股大跌5.2%。

QQ圖片20141107144545

此 前,中國鐵建牽頭的中國財團作為唯一投標方,中標墨西哥高鐵建設工程項目,成為中國公司首個基建與裝備聯合出海的鐵路項目。

該高鐵項目計劃全長210公里,將連接首都墨西哥城和克雷塔羅,最高時速達到300公里,墨西哥政府希望每天客流量達到2.3萬人。

墨西哥政府周一表示,該項目總成本為508.2億比索(37.4億美元),包括建設成本和6.6億美元的五年運營成本,該項目85%的長期融資來自中國進出口銀行。墨西哥政府稱簽訂合同後,這一數字將會根據通脹率、匯率和其他可變因素進行調整。

在中鐵建本周中標之前,有十幾家公司對墨西哥高鐵項目感興趣,最後只有中鐵建在截至日期前提交標書。

路透曾援引西門子公司鐵路業務負責人報道稱,該公司以及同樣對這一項目感興趣的加拿大龐巴迪公司和法國阿爾斯通公司曾要求墨西哥政府給它們更多時間準備競標, 但被墨西哥交通部所拒絕。

在周一中鐵建中標後, 墨西哥交通部長Ruiz Esparza表示,只有一家公司投標高鐵項目“並非不正常”,因為從全球看一般這類項目平均只有兩家公司投標。

彭博新聞社此前報道稱,墨西哥反對黨National Action Party指責說,只有中國鐵建所牽頭財團參與的這次競標最終確定的項目建造價格太高,並且墨西哥政府沒有給予其他有興趣競標的公司足夠的準備時間。 但墨西哥通信與交通部部長 Gerardo Ruiz Esparza稱,最終核定的建設成本要低於政府最初定下的預算,而且墨西哥政府去年11月就通知有興趣競標這一高鐵項目的公司進行準備了。

據華爾街見聞網此前報道,即使拿下了墨西哥高鐵項目,中國鐵建也面臨很大的財務風險。2009年,中鐵建承建了沙特的輕軌,因工期延誤虧損了41.53億元。

如果說工期是發包方出的難題,價格戰就是中國鐵路公司自己選擇擠的“獨木橋”。低價是中國鐵路企業海外拓展貫用的“必殺技”。中國最大的鐵道設備制造商之一北車能拿到波士頓地鐵項目,也沿用了這一絕招:北車報出了超低價,比競爭對手龐巴迪的出價低一半。

之所以主打價格牌,是因為中國的確有成本優勢。據世界銀行的報告,要建設時速350公里的高鐵,中國的成本在1700萬至2100萬美元,歐洲要花2500萬至3900萬美元,而美國加州要高達56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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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高鐵 海外 第一 一單 風波 墨西哥 補償 中企 允許 參與 一輪 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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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大跌的“溢出效應”:離婚補償要縮水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2691

油價下跌不僅對石油出口國影響巨大,有“全美最貴離婚案”之稱的Harold  Hamm十億美元離婚補償也因此出現了變數。隨著近日油價連連下跌,身價大跌的Hamm突然改變主意,決定就離婚案進行上訴。

Hamm是美國大陸資源石油公司的CEO,2013年《福布斯》雜誌公Hamm身價為190億美元,在全球富豪榜上排第90位,其大部分財產都是在他和前妻婚後26年積累起來的。他和前妻的離婚官司打了兩年。11月因離婚案被判向前妻支付近十億美元的離婚補償,當時他還公開表示判決“公平公正”。

Hamm在1967年創立美國大陸資源公司,是美國油頁巖主要鉆探公司之一,每天生產70萬桶石油,占美國量產10%,Hamm個人則擁有該公司68%股權。布倫特原油在過去幾周加速下跌,導致美國大陸資源石油公司的市值縮水近三分之一。

Hamm在上訴申請中表示,在婚姻存續期間,石油價格的上漲造成了夫妻共同財產的增加,但是面對目前全球油價下跌的情況,他認為要區別對待這些共同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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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 大跌 溢出 效應 離婚 補償 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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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態補償政策待完善 避免“錯誤瞄準”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2/4721116.html

草原生態補償政策待完善 避免“錯誤瞄準”

一財網 章軻 2015-12-04 10:59:00

中國農業大學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研究課題組最新研究發現,現行無差別化的草畜平衡獎勵標準產生了“錯誤瞄準”的問題,難以達到遏制超載的目的。

中國農業大學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研究課題組最新研究發現,現行無差別化的草畜平衡獎勵標準產生了“錯誤瞄準”的問題,難以達到遏制超載的目的。

課題組認為,下一步需要綜合考慮超載程度、草場承包面積、草地生產力和每羊單位的畜牧業純收入等因素。

3日,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中國生態補償政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靳樂山表示,明確和強化草原生態補償的政策目標,關鍵是要理解好草原生態保護和牧民生計之間的沖突和協調問題,需定位好牧民生計在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目標中的位置。

草原生態功能嚴重弱化

草原是我國面積最大的陸地生態系統,各類草原面積近4億公頃,占全國國土總面積的40%以上。草原既是畜牧業發展重要的生產資料,又承載著重要的生態功能。

靳樂山說,長期以來,受農畜產品絕對短缺時期優先發展生產的影響,強調草原的生產功能,忽視其生態功能,造成草原長期超載過牧和人畜草關系持續失衡,這是導致草原生態難以走出惡性循環的根本原因。

中國農業科學院的一項調查顯示,與上世紀50年代相比,北方主要草原區的草產量平均下降了17.6%,下降最多的草原區高達40%。草原生態功能嚴重弱化。

位於內蒙東部的科爾沁草原,是我國重要的防風固沙功能區。但由於多年過度放牧與不合理的草地開發利用,導致草場退化與鹽漬化問題突出,土地沙漠化面積大,成為沙塵暴的重要源區,對我國東北和華北地區生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呼倫貝爾草原近年來也由於過度放牧與草地不合理開發利用導致草地生態系統的嚴重退化,表現為草地群落結構簡單化、物種成分減少、土地沙化面積大、鼠蟲害頻發。

近年來,草原的生態功能逐漸受到重視。農業部門的研究顯示,由於草原植物水平地緊貼地面,光照面積較大,且植物體中綠色部分的比重一般高於森林,這使得其進行光合作用的效率也高於森林,其生長速度也明顯快於森林。

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正在召開。有專家對記者表示,“草原植物具有通過光合作用固碳的重要特性,理應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基礎。”

研究表明,占我國草原面積近30%的高寒草原,其儲碳量的95%在土壤層中,只要不開墾、不破壞,其固碳功能就會長期、穩定地持續下去。

農業部草原監理中心的一項研究也表明,發展草地農業,有利於減少農業生產中的碳排放。我國由於過多施用化肥,每年大約多消耗6000萬噸煤。而發展草地農業,通過引草入田,利用植物作為有機肥,或利用豆科牧草的固氮特性來增強土壤肥力,不施用或少施用化肥,不僅同樣能提高糧食產量,還能有效保護環境,減少農業生產中碳的排放。

靳樂山介紹,我國草原生態補償共有兩個項目:一是從2003年開始實施的退牧還草工程;二是從2011年開始實施的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靳樂山說,“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是目前中國最重要的草原生態補償機制,是中國繼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機制建立之後,第二個基於生態要素的生態補償機制。”

草原生態保護的政策目標主要是遏制超載,具體的政策措施是禁牧和草畜平衡。國家限制超載的政策目標是希望通過實施草原生態補償,達到草原生態保護和促進牧民增收相結合。

生態補償政策待完善

從2011年開始,國家在內蒙古等8個主要草原牧區省份全面實施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2012年又將政策實施範圍擴大到黑龍江等5個非主要牧區省的36個牧區半牧區縣,覆蓋了全國268個牧區半牧區縣。這是建國以來在我國草原牧區實施的投入規模最大、覆蓋面最廣、牧民受益最多的一項政策。

據本報記者了解,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的主要財政政策措施有四個方面:

一是實施禁牧補助。對生存環境非常惡劣、草場嚴重退化、不宜放牧以及位於大江大河水源涵養區的草原,實行禁牧封育,中央財政按照平均每畝每年6元的標準,對禁牧牧民給予禁牧補助。

二是實施草畜平衡獎勵。對禁牧區域以外的可利用草原實施草畜平衡,根據草原載畜能力,確定草畜平衡點,核定合理的載畜量。中央財政按照平均每畝每年1.5元的標準,對未超載的牧民給予草畜平衡獎勵。

三是實施牧草良種補貼。為鼓勵牧區有條件的地方開展人工種草,增強飼草補充供應能力,中央財政按照每畝10元的標準,實施人工種植牧草良種補貼。

四是實施牧民生產資料綜合補貼。按照每戶補貼500元的標準,中央財政對牧民生產用柴油等生產資料給予補貼。中央財政將資金切塊下達到省,由省級組織實施。中央財政每年對地方工作進行績效評價,並對工作突出、成效顯著的省份給予績效評價獎勵。

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央財政安排資金136億元,在內蒙古等8個草原牧區省份,全面實施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2012年,中央財政進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安排資金150億元,將政策實施範圍擴大到河北等5省的36個牧區半牧區縣。2013年,中央財政安排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資金159.75億元,繼續支持在上述13個省區及新疆兵團和黑龍江農墾實施這項政策,並加大對草原轉變畜牧業發展方式的支持力度。

靳樂山介紹,2012年起,課題組先後對甘肅、內蒙四個純牧業旗縣進行了三次調研,調研牧戶數接近700戶。利用2014年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和陳巴爾虎旗三個旗縣的320戶牧戶樣本數據,研究結果顯示,中小牧戶是草原超載的主體,也是草場租入的主體,大牧戶是雇工放牧的主體;草場面積是影響牧戶是否超載和超載程度的重要因素;草場承包和圍欄建設可能會帶來草場的破碎化經營,但破碎化的程度需要綜合考慮地區的草地資源稟賦和具體的草地分配政策,草地資源稟賦較差的地區更可能產生草場的破碎化經營。

利用2012年內蒙古四子王旗查幹補力格蘇木100戶牧戶樣本數據,研究結果顯示,草畜平衡獎勵存在嚴重的減畜和補償的不對等關系。

靳樂山介紹,調查發現47.9%的資金給了那些不需要減畜的牧戶,減畜比例0;5.5%的資金給了那些需要減畜也願意減畜的牧戶,減畜比例1.2%;46.6%的資金給了那些需要減畜但只願意部分減畜的牧戶,減畜比例98.8%;預期能夠實現的減畜比例僅為8.3%。

調查還發現,草畜平衡獎勵標準所存在的問題,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標準偏低的問題,也有標準差別化的問題。“草畜平衡獎勵標準需要差別化,核心在於瞄準草原超載的主體,將超載程度納入考慮因素。”靳樂山說,這並不是鼓勵超載這種現象,而是為了超載主體能夠實現有效減畜所做出的合理補償。

課題組建議,在草原生態補償實踐中,進一步明確和強化政策目標即草原生態保護,以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為主體,完善配套政策措施。草原生態補償標準需要在原有基礎上提高約35%。禁牧補助的國家標準應由6元/畝提高到8元/畝,草畜平衡獎勵的國家標準應由1.5元/畝提高到2元/畝。此外,禁牧草場的選擇需要綜合考慮草場的生態屬性和牧戶的自願性。針對當前禁牧地區不同程度存在的違禁放牧的情況,課題組建議對禁牧政策需要謹慎處理,放緩禁牧速度。

不合理的草原礦產開發不僅破壞了生態環境,也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平衡。攝影/章軻

中小牧戶是草原超載的主體,也是草場租入的主體。攝影/章軻

編輯:李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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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 生態 補償 政策 完善 避免 錯誤 瞄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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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品會售假茅臺處理方案出爐:十倍補償消費者 供應商已被刑拘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1-02/974979.html

唯品會涉嫌銷售假茅臺酒目前被坐實,其近日發布的官方聲明也公布了相應處理方案。

每經記者 吳林靜 謝振宇

唯品會涉嫌銷售假茅臺酒目前被坐實,其近日發布的官方聲明也公布了相應處理方案。

此前,知名電商平臺唯品會被曝銷售假茅臺酒,經過對商品進行退貨封存並移交相關部門調查和鑒定之後,近日再次發布聲明,認定此前所售確為假茅臺,且警方已對該供貨商啟動刑事偵查程序,相關涉嫌人員已被刑拘。

今日,唯品會方面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現在酒只回收了一小部分,回收的這些經鑒定摻有非原廠原裝產品"。

2015年12月7日至11日,唯品會推出大型酒類促銷活動,不少消費者拿到酒後卻發現疑似假茅臺,在網上發帖曝光此事。彼時,據唯品會統計:共接到了飛天茅臺500ml(53度)商品質量問題的26單投訴,涉及903位消費者。唯品會聲明稱,將對消費者進行先行退貨退款,並對退回的商品封存調查。

調查半個月之後,2015年12月31日,唯品會再次發布聲明,證實已回收調查的確為假茅臺,"權威鑒定部門已對目前回收的商品完成鑒定,發現其中摻有非茅臺集團原廠原裝商品"。

"假茅臺"事件爆發時,有此次買酒的消費者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接到了退款退貨的電話,但對方並不是唯品會,而是供應商,電話那頭聲稱給三倍賠償,"供應商的聯系電話顯示的是'未知',無法追溯,不能回撥。"此事未經唯品會證實,記者也被唯品會告知,"不太方便"提供該供應商的信息。

今日,唯品會方面對記者表示,不僅已永久停止與該供應商的合作,還主動報警,警方已立案偵查,該供應商存在"嚴重欺詐行為"。唯品會方面透露,在警方啟動了刑事偵查程序後,目前相關涉嫌人員已被刑拘。

傳說中的"三倍賠償"在唯品會的最新聲明中,記者發現其表述為"先行墊付商品價值十倍的補償"。唯品會表示,關於對已售假茅臺的處理,將先行對消費者進行墊付賠償,以便盡快完成商品回收和封存調查工作。

聲明原文如下:

編輯:江月  審核:劉小英  終審:塗勁軍
  • 每日經濟新聞
  • 江月
  • 吳林靜 謝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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