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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称职工宿舍支出远大于缴纳公积金


http://www.yicai.com/news/2010/06/361681.html

富士康国际(02038.HK)今日发布公告,指北京富士康先后投资逾1.1亿元兴建职工宿舍,及每年花费数千 万元在外租赁政府所属公寓,提供给职工居住,“相信以上福利所支出费用会大于北京富士康应缴纳之住房公积金”。
最近有媒体报道称富士康子公司富士康精密组件(北京)有限公司被指欠缴住房公积金,富士康发布公告,以示“特此澄清”。

公告称,依照国务院颁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旨在维护职工的住房权益,提高职工居住水平,但因各地具体情况不同,相关政策及进程也有差别,各 地方政府辖区内公司执行住房公积金政策不尽相同。

公告称,北京富士康为解决员工住房问题,先后已投资了1.1亿多元建设了足以容纳6000名职工宿舍,及每年花费数千万在外租赁政府所属公寓,无偿 提供给职工居住,或给员工发放外租津贴,让员工自租房屋住居,同时自2007年开始陆续为部分干部无偿配房。

富士康表示,“相信以上福利所支出费用会大于北京富士康应缴纳之住房公积金”。

公告称,北京富士康目前正在与北京市政府共同参考北京市其它企事业单位关于公积金缴纳的实务作法,商议有关落实条例的具体办法及进程,以确保推进各 项相关工作符合政府相关政策及产业做法。

截至午间休盘,富士康国际涨2.38%报5.60港元。




富士康 富士 職工 宿舍 支出 大於 繳納 公積金 公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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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地職工持股會往事

http://www.infzm.com/content/99557

2000年以來,職工持股會就一直是上海綠地集團的大股東,並逐漸演變成絕對控股。

起於綠化

上海綠地集團(最初名為上海市綠地總公司,後多次更名,以下統稱綠地集團)成立於1992年,以上海建委和農委下屬單位提供的2000萬元註冊資金起步,並由兩委分管。

時年36歲,在上海市農委住宅辦擔任副主任的張玉良,被任命為綠地總經理。在當時,這不算是一個肥缺,同時被任命的董事長就沒去上任,使得張玉良成為公司唯一的「話事人」。

彼時,上海人均公共綠地水平在國內落後,最初政府設立綠地集團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房地產開發建設等經營活動獲利,來為上海公共綠化建設籌資——這是當時分管城建的上海副市長倪天增的構想。這也是一直以來張玉良對綠地集團「做政府所想,為市場所需」這個自我定位的起由,綠地的名稱即來自於此。

從浦東一間借來的臨時辦公室起步,隨後幾年,在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和其自身努力下,綠地集團獲得了許多上海舊城改造和動遷房建設的參與機會,公司也在這個過程中壯大。在那個階段,上海正大力開發破舊的城市中心區域,城市範圍不斷外延,產生了大量動遷安置和改造的建設需求。

至1995年底,公司總資產已達11.95億,其中淨資產1.62億。當年利潤上億。其為城市綠化建設的融資效用也有顯現,至1996年6月,綠地集團累計建成公共綠地1700畝,佔上海同期公共綠地建成面積的1/7。

職工持股會出世

1997年是綠地集團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作為上海60家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單位之一,這年綠地改製為股份制公司,職工持股會成為了公司佔比18.88%的股東。

職工持股的概念改革開放後就屢被提出,1992年企業股份制改革啟動後,很多國企都設立了職工持股會,上海也出台了試點政策,綠地集團借此成為了這波潮流中的一家。

綠地集團20年慶推出的公司史《勢在人為》一書中,對此描述道,「1994年公司法頒佈以來,國企改革的新空氣日益讓張玉良興奮,他顯然已強烈意識到,必須為綠地找到一種長久的活力」。書中張玉良解釋,「我們覺得只在工資收入上做點文章還不行,那時候中央提出勞動和資本的結合,改制符合大氣候;內部環境講,既然員工們這麼奮鬥,這麼拚命,就應該把他們的利益更多地與企業的存亡捆綁在一起……」

設立持股會後,綠地集團還設立了一套內部股權交易機制,每年有四次交易,股權按照「集合競價」的原則在內部流通,這個體系運轉至今。

改制完成後,上海建委下屬國企上海中星(集團)公司、上海農委下屬國企上海農業投資總公司和上海聯農股份有限公司(天宸股份前身)、上海市農口住宅建設辦公室四個單位,與職工持股會共同持有綠地股權。

新設立職工持股會的綠地集團,還趕上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時任總理朱鎔基主導的房改,使得市場上開始出現商品房的需求,並在此後這些年不斷膨脹,現在市面上規模較大的房地產企業,大多在這個時期得到快速成長和積累,綠地集團也是其中之一。

1997-2003年間,通過在增資擴股中定向給職工持股會「贈送紅股」、「配股」和股權轉讓等方式,職工持股會不斷提升在綠地集團中的持股比例。在這個過程中,其他幾方股東雖然參與分紅,但大多數情況下,並沒獲得與股權對等的「紅股」贈送,公司「配股」時,往往選擇的是放棄或只認購極少量配股。

至2003年5月,職工持股會在綠地集團的股權比例已經達到58.77%,實現了對公司的絕對控股。這時的綠地集團,已達到總資產60億元、淨資產超過10億元的規模。

職工持股會對綠地集團增持,恰好發生在中國國企改革進程中,MBO(管理層收購)最為活躍的階段。同期,中國很多國企在改制中被管理層低價收購,引發了郎咸平等人對「國資流失」的批評,在由此激發的強烈社會反對聲中,2004年國企MBO被中央叫停。

包括張玉良在內的綠地集團高管,從未對外剖析過當時職工持股會逐年迅速增持的意圖。

從綠地集團工商註冊資料中可以看到,這個過程中,公司董事會曾出台方案或紀要,要求「提高經營者在職工持股會中的持股比例」、「經營者群體持大股」。不過,綠地集團並未對外公開過其職工持股會內部股權具體構成,只有張玉良曾公開表示過,他在綠地集團持股比例為2%左右。

2003年增持至58.77%之後,職工持股會沒再繼續提升公司股份比例,只是隨著公司增資擴股與其他股東同步獲贈「紅股」,其出資額,從2003年的2.18億元逐步增至2008年的5.37億元。

按照股東會決議,和過去一樣,大多數時候綠地集團是按總股本金的10%分紅,這意味著職工持股會每年獲得的分紅金額,從兩千多萬元逐漸增至五千多萬元。

這個時期雖偶有調控,但地產市場總體蓬勃,綠地集團已不是一個地區性房企,開足馬力在多個城市大手筆拿地開發,並且涉足能源、金融等其他領域,企業規模和利潤水平飛速提升。至2008年末,綠地集團總資產390億元、當年淨利潤超過22億元。

1997年改制以來,綠地集團絕大多數的增資擴股都是通過利潤分配中贈送紅股的方式進行,職工持股會只有少數幾次需要真金白銀地出資獲取股權,迄今其累計實際出資金額約為1.78億元(不包括2009年被抵扣掉的補繳金額)。

上市成功後,職工持股會合計持有約34億股綠地集團的股份,按照這次「借殼」金豐投資交易的公司估值計算,這部分股權價值近190億元,而按照金豐投資目前9元左右的股價估算的市值則高於300億元。

職工持股會對綠地集團的持股架構、增資擴股後,綠地集團的股權結構圖、「借殼」完成後yiji新綠地的股權結構圖。 (李伯根/圖)

國資與職工持股會拉鋸

綠地的急速成長,意味著職工持股會的股權含金量劇增,而超過50%的持股比例,雖未被公眾知曉,但仍使其在國資系統和更高層面面臨爭議。

2009年之後,上海市國資委陸續通過多種方式,加強對綠地集團的控制。

2009年12月,綠地集團召開股東會,決定按照上海國資委、農委和建交委的「處理意見」,做出股權調整。

這次股權調整的操作方式很有意思:一方面,按照兩份農委「建議」文件,對2003年前沒獲贈紅股的國資股東進行了補贈,對沒有參加的股份配送進行了補配,同時職工持股會「補繳」配股資金近兩億元;同時股東會又按照另外兩份農委「建議」文件,以綠地集團淨資產的3%對經營團隊獎勵,獎金1.4745億元,並向職工持股會補發分紅5000萬左右——正好與需要補繳的配股金額相抵。

不過,由於公司總股本已較1998年擴大了近五倍,這種「糾正」並不足以讓綠地集團的股權比例回覆到1998年的水平:職工持股會比例下降到46%,國資重新實現了對綠地集團的絕對控股。

2010年11月,持有綠地集團21.09%股份的上海農口住宅建設辦公室,也就是張玉良「下海」前擔任副主任的機關單位,把股權劃轉給了上海國資委全資持有的上海城投總公司。持股29.94%的中星集團,也把其中20.10%劃給了其母公司,也是上海國資委全資持有的上海地產集團。

與此同時,綠地集團的黨組織關係,也從農委劃轉到了上海國資委黨委。

隨後,綠地集團的董事會結構也進行了調整:過去十個董事席位,職工持股會佔據六席,被修改為總計十二個董事席位,職工持股會仍維持六席:過去只設立一個副董事長,由股東中星集團推派,被修改為設立三個副董事長,分別由三個國有股東公司推派。

2012年,國家審計署、上海審計局和上海國資委對綠地集團的股權變更事宜,再次進行了審計和調查,並提出了「整改意見」,上海市審計局和國資委形成了調查報告和整改方案,並向上海市政府報批,但相關各方並未向外界披露過這一情況。

根據報告內容,綠地集團被查出多處問題,三年前的「糾正」不足也被指責:

其一是1997年改制時,職工持股會3020萬元的認購金中,有580萬元是公司以「結餘工資」為職工持股會入股,雖然當時獲主管機關審批,但審計並不認可,要求享受了「結餘工資」並仍在綠地集團擔任中高層工作的13人,清退歷年分紅,並轉為國有股。

此外,這次改制時,綠地集團旗下一家與上海某軍方機構等合資成立的公司,沒有被納入評估範圍。綠地集團改制時其淨資產近億元。報告要求根據這家公司的資產和利潤分配情況,向綠地集團幾個國有股東,增加股份。

而上文提及的2009年那次「股權梳理」,補配的股權沒有參與多個年度的送股、分紅,報告要求按照「同股同權」的原則,向幾個國有股東補發分紅和送股。這次梳理中,對2003年一次配股的糾正「補配」,幾大國有股東享受到的配股比例1︰0.3,低於職工持股會1︰0.51的實際配股比例,報告要求重新補配差額。

根據以上要求整改之後,綠地集團職工持股會的持股比例,進一步壓縮到了36.43%。據此,董事會席位再做調整:總計十三個席位,職工持股會只佔五席,其他股東分享六席,另新設兩席獨立董事。

職工持股會這一持股比例,在2013年12月引入五家PE後,被降至29.09%。在這一連串的股權比例壓縮過程中,職工持股會作為綠地集團最大股東的地位,並未被動搖。

從勸購到限購

外力介入帶來的股權騰挪,並沒有影響綠地集團在市場上高歌猛進的勢頭。2012年綠地集團躋入《財富》世界五百強企業的行列,《勢在人為》一書中描述,「(創辦)20年後,綠地集團實現了資產近萬倍的增長,國有資產增值超千倍,年複合增長率超過40%。」

至2013年第三季度末,綠地集團已有總資產超過3000億元、淨資產470億元,三個季度淨利潤超過80億元。

業務規模擴大的同時,公司股本也在不斷增加,以此為依據的股東分紅金額也越來越高,2010-2013年,綠地集團分別是按照股本金的20%、15%、20%和25%分紅,職工持股會四個年度的分紅約為1.86億元、2.10億元、4.30億元和7.53億元。

一個有意思的對比是,《勢在人為》中稱,職工持股會設立之初,有點出乎張玉良預料,員工和幹部都不願意買,一則擔心風險,二則當時普遍收入低,籌錢困難,張玉良只好「壓任務」讓幹部帶頭入股。

書中稱,綠地集團職工持股會變遷經歷了三個階段:最初是沒人願買,幹部帶頭;然後是設置上限,員工自願;後來是,只有骨幹才能買,限制持股範圍。而離開綠地的人,必須在一年內賣出股份。

在金豐投資公告中,稱持股會目前共有成員982人,他們簽署聲明稱,這些股份並不存在紛爭,也沒有代持、信託持股等情形。根據上海國資委下屬雜誌《上海國資》2011年8月的報導,當時職工持股會的人數是600多人。

如果一切順利,「借殼」金豐投資交易完成後,由職工持股會演變而生的有限合夥公司上海格林蘭,將持有上市公司28.83%的股份,依然是上市公司的最大股東。

接下來,年近六十的張玉良和他一直引為驕傲的「格林蘭」團隊,將帶領這個新晉中國最大房地產企業,繼續衝擊2015年進入世界兩百強的目標。

綠地 職工 持股會 持股 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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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南陽“艾滋病拆遷隊”風波:25名幹部職工被處分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6733

12月30日,河南南陽“艾滋病拆遷隊”風波持續不斷,因收受涉事開發公司過節紅包,當地25名幹部職工被分別給予黨政紀處分。30日一早,南陽市委宣傳部通報了處理結果。其中,涉事房產項目所在轄區梅溪街道辦事處黨工委書記劉小麗被黨內撤職。 (新華社 徐駿/圖)

中新網報道,河南南陽“艾滋病拆遷隊”風波持續不斷,因收受涉事開發公司過節紅包,當地25名幹部職工被分別給予黨政紀處分。2014年12月30日,南陽市委宣傳部通報了處理結果。其中,涉事房產項目所在轄區梅溪街道辦事處黨工委書記劉小麗被黨內撤職。

5名主要嫌疑人被控制

南方周末網報道,12月22日,一條“南陽驚現艾滋病拆遷隊,不搬走就感染你”的微博消息引發熱議。經南陽市當地成立的調查組調查了解,涉事地點系位於南陽市文化路與新華路交叉口的億安天下城項目,地處臥龍區梅溪街道辦事處轄區。

被噴塗“艾滋病拆遷隊”字樣的小區是南陽市房地產開發公司三廠小區(以下稱三廠小區),當地居民證實,由於拆遷辦與他們協商,按照1:125的比例賠償億安·天下城無房產證的房子,居民們均不同意。在住戶和拆遷部門僵持的時候,12月初,小區來了自稱是艾滋病患者的5男1女,以威脅騷擾恐嚇的方式逼迫居民拆遷。

24日,南陽市臥龍區政府回應稱,臥龍區房屋征收辦、梅溪街道辦事處不存在組織“艾滋病拆遷隊”,是否有人利用艾滋病人威逼拆遷,公安部門正在調查中,同時,對負責該項目拆遷的南陽市遷安拆除公司停業整頓。

億安天下城項目是臥龍區西關文化村舊城改造的重點項目之一,總建築面積36萬平方米,計劃總投資12億元。據調查,億安天下城項目僅有項目規劃許可證,土地使用、用地規劃乃至施工許可等相關手續缺失。

據央視《新聞1+1》29日報道,12月27日,來自南陽市委宣傳部的消息稱:涉事的5名主要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同時,經臥龍區紀檢監察機關查實,對在該項目建設和房屋征收過程中,負有工作失職責任的區房屋征收辦公室主任詹國平、區住建局副局長王河生分別給予行政記過處分;對區房屋征收辦公室副主任王書強、梅溪街道辦事處副主任魯康,分別給予行政記大過處分。

嫌疑人:後悔“被當槍使”

據前述央視報道,事件引起熱議後,拆遷隊被迅速解散。拆遷隊的頭目崔某在山上躲了兩天後,下山自首,其他的艾滋病人則沒有受到警方追究。

28日下午,嫌疑人崔某在南陽市看守所接受新華網采訪表示,他對此次“被當槍使”很後悔。

48歲的崔某系河南南召縣農民,2008年被確診為艾滋病患者,每月依靠政府發放的低保和補助生活。據他介紹,因為此前包括自己在內的10多名農民工工程款被拖欠,幾經周轉後欠款轉到“劉虎子”名下。在要賬的過程中,“劉虎子”給大家介紹了拆遷的活。

關於是否參與威脅小區居民,崔某介紹,每次去逼遷時,通常是公司的人帶頭去敲門,艾滋病人只是跟在公司有關人員後面。

關於雇傭費用問題,崔洪表示,剛來的時候“劉虎子”一次性給了2000元,隨後大家依靠拆除空房子的門窗賣門窗有些收入。“除了吃住開銷外,剩下的錢都被平攤了。”

已被刑事拘留的“劉虎子”稱,雇傭“艾滋病拆遷隊”是自己上網學來的,艾滋病人也是自己打電話召集的。但他否認了和房地產開發商的關系,表示作為一個包工頭,自己只是從拆遷公司手里接了一部分活,拆不動的時候才想到了這個辦法。

負責辦案的南陽市公安部門有關人員表示,目前案件仍在進一步調查中。

25名幹部職工收受開發商紅包被處分

然而“鬧劇”並沒有“閉幕”:媒體獲得南陽億安房產公司一張“春節發放福利人員名單”再次引發輿論關註。這張“春節發放福利人員名單”上,除了59名房地產公司員工外,另有梅溪街道辦和臥龍區征收辦共計31人,並註明系“億安天下城參與征收人員”。名單上的人員包括,梅溪街道辦黨工委書記劉小麗、辦事處主任華德奇、副主任魯康、臥龍區住建局局長張德景、副局長王河生,以及區征收辦主任詹國平、副主任王書強等。

此外,在另一張“12月份物品領用(酒)”清單上,則列出了億安公司2013年招待有關政府部門的用酒數量。其中19日招待土地局、規劃局“草廬對”2瓶、27日招待梅溪派出所“草廬對銀鉆”4瓶。此外,接受宴請招待的單位還包括電業局、燃氣公司等。

億安公司總經理裴宗栓接受新華網采訪時承認確有其事。裴宗栓表示,春節期間公司開展團拜會,通常會邀請有關人員過來發點東西,這樣做是為了“對給企業發展作出貢獻的人表示一下‘心情’”。

南陽市委宣傳部於12月30日公布了具體調查結果。

據調查結果,2014年1月26日下午,億安房地產公司舉辦公司員工春節聯歡茶話會,億安·天下城項目所在轄區梅溪街道及臥龍區住建局、臥龍區征收辦的有關領導和工作人員共計29人到場參加了聯歡茶話會,並接受了每人價值五百元的萬德隆商場購物券,31名擬邀請人員的發放清單為提前制作,其中有2人未參加。

29人中,有4人非公職人員。經臥龍區紀委常委會、臥龍區監察局局長辦公會研究,決定對20名國家工作人員和5名社區工作人員分別給予黨政紀處分。其中,梅溪街道黨工委書記劉小麗給予撤銷黨內職務處分。同時,對29人所收禮金全部收繳。

河南 南陽 艾滋病 艾滋 拆遷 風波 25 幹部 職工 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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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家央企老總今年起降薪:不超過職工平均工資8倍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1/4059193.html

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曾表示,“改革後多數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的薪酬水平將會下降,有的下降幅度還比較大”。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報道,前天,《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實施。改革首批涉及72家央企的負責人,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等組織部門任命負責人的53家央企,以及其他金融、鐵路等19家企業。這次改革在業內稱為“有一錘定音之效”。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曾表示,“改革後多數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的薪酬水平將會下降,有的下降幅度還比較大”。

改革前:負責人與職工收入相差12倍

央企負責人往往具有雙重身份,不僅是職業經理人,還同時是具有較高行政級別的公務員。在職務薪酬上往往既有高管工資,又有“高官”待遇。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滬深上市公司主要負責人年平均薪酬水平為76.3萬元,全部負責人平均薪酬水平為46.1萬元。央企負責人薪酬水平是同期滬深上市公司主要負責人的大約2~3倍,與職工薪酬差距達到12倍之多,顯著偏高。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說,新規實施後,並非大多數央企負責人的薪酬水平會普遍下降。“央企高管也就是個別人的薪酬水平過高。對大多數人來講,應該有影響,但不會特別大”。

今年起:不超過職工平均工資8倍

改革後的央企高管的薪酬結構由基本年薪加績效改為基本年薪、績效年薪加任期激勵收入。一位央企內部人士分析說,基本年薪將根據上年度72家在職員工平均工資的兩倍確定。績效年薪不超過基本年薪的兩倍。任期激勵收入不超過年薪總水平的30%。總的收入不超過在職員工平均工資的7~8倍。

值得註意的是,“薪酬改革應與中央企業負責人選任方式相匹配”。所謂的與選拔方式相匹配,就是不能再“當不了高官當高管”,除了根據不同企業的類別和性質,還根據企業高管的身份和選拔任用機制來確定不同的薪酬。不少國企的負責人是由組織任命、有行政身份的,就不能再拿著市場化的薪資,其薪酬應參考國家相應級別的公務員薪酬和國企的實際情況綜合考量後決定。

張車偉認為,這並不意味著高管薪酬的改革就只是一個降薪,而是說向著一個更加合理的薪酬體系改革的方向,而且本身就應該是我們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重要部分。


(編輯:李燕華)

72 家央 央企 老總 今年 起降 超過 職工 平均 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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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職工福利30年:曾有過哪些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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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食堂自制食品發福利

老任工作的單位,屬於事業單位,剛進單位時,他被分配到了業務崗位,工作了幾年後,領導覺得老任性格沈穩踏實,做事細致耐心,於是一紙通知,將他調到了工會,自那時起,老任成了一名工會幹事。“誰能想到,我在工會一幹就是30多年呢。”他說。

工會的工作很瑣碎,職工的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什麽都要管,這讓老任一開始有些難以適應,不過,那一年的年底,發職工福利的事情,算是讓老任真正見識到了工會工作的多面性。“中秋和端午,發的是月餅和粽子,這都是外面采購回來的,”老任說,“年底的時候,領導就想讓食堂自己做一些東西發發,一來節省一些成本,二來也比較實惠。”最終,商量的結果是——讓食堂的大師傅做肉圓子發。

聽說要發肉圓,幹部和職工們倒是挺開心,過年正好可以吃,但是問題也隨之而來,“做獅子頭還是小肉圓?做紅的還是白的?”老任說,“職工雖然都不正式提意見,但每個人見到我,尤其是比較熟悉的,都會湊上來說兩句。”老任說到這,不禁笑了起來,他表示,後來領導才發現,肉圓怎麽做根本就不是個問題,更關鍵的問題在於,單位里有不少回民,發肉圓那不是自討沒趣嗎?

“後來,肉圓還是發了,給回民同事換了別的東西,這是我在工會里,第一件讓我記憶猶新的事情,現在想來還是很好笑。”老任說。

事業 單位 職工 福利 30 曾有 有過 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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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年輕人交,兩個老年人用” 職工醫保“虧空”考驗湖南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2580

2008年1月7日,湖南省邵陽縣五峰鋪鎮敬老院四十多名孤寡老人高興地手持免費的合作醫療證。 (CFP/圖)

湖南一些地方出現的醫保虧空,為職工醫保制度的應變能力敲響了警鐘。長期沈積的歷史欠賬、醫療費用上漲、人口老齡化、基金管理運營等新老問題,一起考驗著醫保基金。

近日,據多家媒體報道,湖南省邵陽、懷化等地存在著普遍的醫保虧空問題。其中,至2015年3月,邵陽市職工醫保虧空已達近5億元;懷化市的洪江區,2010年至2012年共虧損基金3832萬元。一些基金統籌區域甚至到了無力支付醫院的診療費用,從而有可能影響職工醫保病人治療質量的地步。

這與全國醫保基金的運行狀況不甚相符。2015年5月,財政部公布2015年全國社保基金預算情況,其中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收入8293.21億元,比上年增長9.6%。本年收支結余948.23億元,年末滾存結余9898.86億元。

在全國各地“適量結余”的背景下,為何湖南一些地級市會出現不同程度的醫保基金“入不敷出”?南方周末調查發現,出現醫保基金大面積虧空的地區,多為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重鎮。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的大面積國企改制,給職工醫保留下了歷史欠賬。隨著時間的推移,湖南國企改制的歷史包袱並沒有被逐步消化,反而暴露出長年積壓的後遺癥。

由此引發的醫保基金虧空問題,不僅提醒著人們國有企業離退休、下崗職工人員的安置問題仍將長期存在,還考驗著職工醫保制度設計本身應變特殊狀況的能力。

老職工,新機制

在當時,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不僅僅只是順應時代潮流的社會革新,還承擔著妥善安置下崗職工的歷史使命。

從湖南懷化剛落成沒多久的高鐵南站出發,公交車一路向南行駛,兩旁的山勢漸趨陡峭。半個小時之後,車窗外青山巍峨,長江支流沅江湍急的水流映入眼簾,在局促的河谷公路帶上,建有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風格的老式建築,星羅棋布佇立山間。這里便是湖南省懷化市曾經最密集的工業區——洪江。

“上世紀八十年代,洪江城區就是現在的規模了。那個時候繁華得很。”上了年歲的洪江區醫保局副局長姚加權,時常給年輕的同事回憶洪江輝煌的過往。洪江是計劃經濟時代典型的內陸工業城市,這個人口僅有5萬余人的小城,曾誕生過130多家國有企業,其中大中型企業就有7家。

1965年,湖南響應中央號召,組織“三線”建設,在湘西的懷化、邵陽、常德等地的山區,籌建起一大批國有工業項目。然而到了1990年代,湖南與全國各地的國有企業遭遇到的狀況類似,經營管理陷入困境。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面臨著關閉、破產、轉制的命運。

截至2000年,洪江區國有企業停產或半停產的達50%。

就在國有企業大面積改制,大批下崗職工需要安置的背景下,1998年,國務院頒布《關於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以下簡稱“44號文”),開始在全國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以下簡稱“職工醫保”)。

44號文頒布後,從2000年1月起,湖南有計劃地全面啟動新的醫療保險制度,同時停止執行原公費醫療、勞保醫療制度。在當時,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不僅僅只是順應時代潮流的社會革新,還承擔著妥善安置下崗職工的歷史使命。

“計劃經濟時代,是沒有職工醫保的,新制度出臺後,原來國企員工醫療保障就需要轉軌。”姚加權認為,此番醫改的重點、難點,便是如何將離退休員工,或者職業生涯行進至中途的職工,納入新的醫保體系之內。尤其是,洪江存在著大量破產改制、經營困難的國企。

在44號文的框架下,各地參保單位的繳費費率盡管高低不等,但總體上執行了“6+2”的費率政策,即用人單位按照在職職工工資總額的6%左右,個人按照本人工資收入的2%繳納。

在2000年左右參加工作的年輕人,單位入職後按照新規繳納醫保費用,即可享受到現有保障待遇。

但對於實施職工醫保制度之前參加工作的職工,國家的安置政策規定,按國家規定計算為連續工齡的時間,可以作為“視同繳費年限”,並且可以與實際“繳費年限”合並,計發醫療保險金。

於是,作為過渡措施,離退休人員、原有在崗職工、下崗職工,就需要單位、個人或政府兜底,繳納一筆費用,納入統賬結合管理,方能保障醫保基金的平穩運行。

然而,破產改制、經營困難的國有企業,以及職工個人,並無這樣的財力。

誰來還歷史欠賬

有些財政部門不但拖欠困難單位財政補貼,而且讓醫保基金承擔一部分困難單位繳費責任。

理論上,這筆費用應該由政府財政承擔,因為計劃經濟時代職工低工資的前提是醫保由國家保障。但由於財政緊張,當時政府也沒有拿出這筆錢,而是寄望於“在發展中解決問題”。

“1998年是給了政策,但是沒有給錢。”前湖南張家界市醫保中心主任陶天清說,醫保轉軌最大的難題,就是“缺錢”。他已在社會保障系統工作了幾十年,曾親歷了當年國有企業職工的醫保體制轉軌。

2002年,張家界一家名為穗豐公司的國有企業破產,並將部分資產變現。陶天清開始嘗試用這部分資金,將該公司的幾十名退休員工納入全市的職工醫療保障。陶天清說,2002年納入的退休員工並不多,由於力量有限,該項工作只能“以點帶面”慢慢展開。

“這些錢是肯定不夠的,但是按照44號文精神,到了60歲,必須要把他們管起來。管得到要管,管不到也要管。”經過測算,陶天清認為當時的醫保基金結余,只承擔得起一小部分退休人員的醫療保障。

包括邵陽、懷化在內的湖南省地級市中,因旅遊建市的張家界成立時間最短,歷史包袱相對輕松。即便如此,到2006年左右,張家界共有破產改制、經營困難企業383家,需要轉軌的職工25272人,其中退休人員12916人,占51.1%。

這一階段,醫保制度轉軌的主要資金來源,是破產改制企業的資產變現。但是,破產改制、經營困難國企絕大部分資產少、負債多,與職工解除勞動關系時,沒能力足額給予職工經濟補償,更沒能力為職工繳納醫保費用。

洪江也遇到同樣的局面,一百多家改制企業的狀況千差萬別,政府便按照“一廠一策”的辦法,分情況解決國有企業員工的醫保問題。

“這些人是為國家做了貢獻的,到老了還是要想辦法給他們保障。”姚加權說,盡管困難重重,洪江還是陸陸續續將一些下崗職工、離退休人員納入了新的醫保體系。而且,大部分是以“視同繳費年限”的方式納入,並沒有拿出多少真金白銀。

邵陽市醫療和生育基金管理處征繳科科長鄧淇夫,在2010年發表於《中國醫療保險》雜誌的一篇論文上分析,“視同繳費年限”實際上是對醫療保險基金的歷史拖欠,這種欠賬同樣應由政府財政承擔相應責任,否則將對現有參保人的利益構成損害。有些財政部門不但拖欠困難單位財政補貼,而且讓醫保基金承擔一部分困難單位繳費責任,構成對廣大參保人員利益的侵占。

到2009年,轉機出現,中央財政新安排一次性補助資金429億元,用以集中解決全國關閉破產國有企業退休人員的醫療保障問題。而在兩年前,當時的湖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於2007年出臺了《關於困難企業職工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意見》(湘勞社政字[2007]11號)(以下簡稱“11號文”),計劃將全省80萬困難企業職工納入基本醫療保險。

“這次是既給了政策,又給錢了,而且給得還不少。”陶天清說,在11號文頒布之前,破產改制、經營困難企業職工的“病有所醫”問題基本沒有解決,國家撥款後職工醫保基金可承擔負擔的能力增加了不少。

2014年,湖南省財政又新增預算5000萬元,采取“以獎代補”形式對各統籌地區困難企業退休退養人員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予以適當補助。

即便如此,財政補貼也難以補上所有老職工的醫保缺口。1959年出生的李誌偉,2001年在洪江區原紡織廠下崗,2013年到醫保部門辦理職工醫保,被告知要補繳10年的醫保費用21000元。“一次性要繳這麽多錢,對我來講是不小的負擔。”他說。

而事實上,在醫改過程中,國家方針已針對困難或弱勢群體采取了傾斜政策。比如將醫保金費率改為了標準較低的定額。2009年之前納入職工醫保的破產改制、經營困難企業員工,按照“視同繳費年限”辦法,沒有繳納或者繳納了少量的費率。2009年之後納入職工醫保的員工,在國家專項資金的支持下,一次性繳納了較少金額的費率。

“一個人養三個人”

湖南一些地區出現嚴重的醫保缺口,在體制上的原因是我國醫保以區縣一級作為基本的統籌單位,很容易在參保人員結構失衡的地區產生嚴重虧空。但如果提高統籌層次,也會因地區發展水平差別而產生諸多問題。

職工醫保基金承擔起國企改制的包袱後,已經變得十分脆弱,再加上醫療費用上漲、人口老齡化等隱患集中爆發,這些地方的醫保基金出現虧空不可避免。

邵陽市當年制定改制企業醫保政策時,其繳費基數測算是以2002年的醫療消費水平為基數。但近10年來,邵陽市醫療費用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達10%以上,歷年來改制企業人員的年人均醫保基金消耗,自2004年的274元/人,上升到2011年的3065元/人。

自改制開始至今的10年時間里,邵陽人均累計已消耗醫保基金15526元,遠遠超過改制繳費標準。

人均壽命的延長,也加重了醫保的負擔。據國家統計局2012年報告,中國國民平均預期壽命估計達到74.83歲,這使得湖南各地的職工醫保年齡結構出現失衡。

2009年國家的醫保補助資金到位後,張家界破產改制、經營困難退休人員參保9554人,而同期經營困難企業的在職職工參保人數才2184。退休人員占應參保總數的74%。

而洪江區退休人員達12380人,占職工醫保參保總人數的67%。退休職工的醫保支出大大超出其繳費,導致洪江職工醫保2010年至2012年共虧損基金3832萬元。

姚加權舉例說,原洪江瓷廠破產改制後844名退休退養人員共繳費115萬元參加職工醫保,十年來醫保基金為他們共計支出855萬元。“一個在職人員供養兩個退休人員,再加上自己,實際上是在養三個人。”姚加權說,洪江醫保基金虧空的問題屬於“重癥”,懷化其他地方的問題屬於“感冒、發燒”。

邵陽市醫保處處長唐足平曾向媒體公開介紹,至2015年3月,邵陽職工醫保虧空已達近5億元。為還醫院欠賬,甚至動用了屬於參保人員私人財產的個人賬戶余額。邵陽市中心醫院院長張國華介紹,該院已經有1.6億元的醫保欠賬。

“醫保欠醫院的錢大家都知道,醫院也沒有辦法。”邵陽市第一人民醫院一線員工彭祝民對南方周末說,一方面醫保基金拖欠醫院經費,另一方面又對醫院的醫保報銷執行情況進行非常嚴格的監督檢查。“查的主要就是推諉病人,符合政策的都要給看。”他說。

姚加權介紹,目前洪江的醫保僅依靠省里的一部分轉移支付在維持,如果沒有外部資金提供支持,洪江的職工醫療保險很難繼續運行下去。

湖南一些地區出現嚴重的醫保缺口,在體制上的原因是我國實行以區縣一級作為基本的統籌單位,很容易在參保人員結構失衡的地區產生嚴重虧空。

為此有人呼籲,應該提升職工醫保基金的統籌層次,將區縣統籌提高到地市級統籌,在有條件的地方試點推進省級統籌。但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院長蔡禾教授認為,醫保基金的區縣統籌制度,與中國的財政制度有一定關系,因為中國的財政制度是以區縣為單位。

“各自用的是各自鍋里的錢,沒有全國性的整合,國家只給一個原則性的政策。”蔡禾說,縣域內的發展失衡一般不會特別突出,但放在地級市範圍內,先進區縣與落後區縣的差距就有可能十分明顯。發展水平不一樣,那麽繳費費率就會不同,想把所有的錢匯集到一個籠子里很困難。蔡禾建議,可以嘗試先打通制度,實現異地報銷,從而推動進一步的改革。

“出了虧空,要看是制度問題,還是管理問題。”陶天清認為,現有的職工醫療保障在制度設計上並沒有根本性缺陷,雖然醫療費用在上漲、年齡結構在變化,但社會人均收入也在增加,只需要根據時代發展,重新測算繳費基數,不斷做出調整即可。

(應受訪者要求,彭祝民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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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部長撰文: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1-02/974935.html

2016年第一期《求是》雜誌發表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的文章《中國經濟最大潛力在於改革》。文章提出,要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改革醫療保險制度,“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根據現行規定,退休人員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個人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

2016年第一期《求是》雜誌發表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的文章《中國經濟最大潛力在於改革》。文章提出,要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改革醫療保險制度,建立合理分擔、可持續的醫保籌資機制,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建立與籌資水平相適應的醫保待遇調整機制,全面實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制度,改革醫保支付方式,整合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推進公立醫院去行政化改革,結合新型城鎮化,辦好鄉、村醫院,真正建立有序分級診療格局。

據資料顯示,根據現行規定,退休人員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個人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制度的初衷,是社會醫療保險要體現互助共濟。退休職工一般患病較多,而退休後收入低醫療負擔較重,考慮到退休人員在以前的工作期間,已經為社會做出了貢獻因而不需繳費。同時,這一設計也可以均衡企業負擔, 為企業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

以下為《中國經濟最大潛力在於改革》全文:

進入新常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 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但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潛在風險不容忽視,從上中等收入國家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任務艱巨。

無論任何國家,生產要素總量是相對有限的,資源環境和社會承載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素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制約,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數量推動經濟增長總會遭遇瓶 頸,經濟增長、人均收入和財富水平提高最終要依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進入後工業化階段經濟增長將會更多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在“三期疊加”階段,針對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資本邊際效率下降、杠桿率較高等結構性問題,我國正在持續推進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加快結構性改革激發經濟增長潛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快 推進國企改革,積極推進財稅金融改革,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提高勞動力流動性和勞動力素質,加快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 化發展。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對今後五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任務、基本理 念、重大舉措作出了戰略部署,明確提出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我們要切實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 全會精神,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化解經濟發展中突出的結構性問題,著力推進制度創新,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重構經濟增長新動力,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確保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一、我國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長,成功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跨越。2015年經濟運行總體平穩,新 增就業超額完成全年預期目標,全國居民收入增長繼續快於經濟增長,結構調整步伐加快,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呈現勃勃生機,生態環境不斷改善。進入新常態以 來,我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 的前進態勢沒有變。但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潛在風險不容忽視,從上中等收入國家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任務艱巨。亟待大力推進結構調整,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為核心,培育新的發展動能,增強持續增長動力。

一般經濟規律表明,經濟增長主要來自於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前者主要包括勞動力投入和資本投入的增加,後者是指扣除資本、勞動 等生產要素投入貢獻後,由技術進步、管理水平、勞動力素質、要素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的改進與革新帶來的產出增加,反映了各生產要素的綜合利用效能,體現了 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是影響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的關鍵因素。從國際經驗看,一國經濟發展早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特別是資本投入,進入發展中後期階段以後, 要素投入的貢獻下降,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步提高。這是因為無論任何國家,生產要素總量是相對有限的,資源環境和社會承載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 素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制約,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數量推動經濟增長總會遭遇瓶頸,經濟增長、人均收入和財富水平提高最終要依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進入後 工業化階段經濟增長將會更多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我國過去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是重要因素。據有關機構測算,1982—2010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 21.5%。但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降,導致我國經濟增速下行。未來一個時期,推動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核心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發展動力順利轉換。

二、當前經濟發展中存在結構性矛盾

近年來,我國進入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戰略機遇期的內涵發生深刻變化。抓住和利用好這一戰略機遇期仍面臨嚴峻挑戰。特別是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凸顯,制約著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和經濟穩定增長。

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2012年以來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連續下降,預計“十三五”時期繼續減少1000萬人以上,人口紅利逐步消減。人口老齡化加 劇,2014年末老齡化率達到15%左右,高出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約5個百分點。用工短缺,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 平均貨幣工資年均增長13.2%,農民工工資年均增長13.5%,高於同期勞動生產率(按現價計算)年均增長11.1%的水平,勞動力成本增長已快於勞動 生產率增長。

資本邊際效率下降。國際金融危機後,隨著政策刺激下投資大幅增長,資本邊際產出效率明顯降低。從2008年到現在,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的 投資已經顯著上升。投資回報率低,直接影響了企業投資意願。投資結構也不盡合理,設備投資占比不斷下降,從2008年的23.5%降至2014年的 19.4%,土木建築類投資上升,2014年占比已達2/3,增加投資更多依賴政府和房地產投資。再加上前些年我國產業鏈基本以土木建築類投資為核心來布 局,也造成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行業產能嚴重過剩。

杠桿率較高。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杠桿率迅速上升。盡管總體債務規模可控,但我國整體債務占GDP的比重與2008年相比有較大幅度提高。這 種狀況不利於企業穩定發展、推進技術創新、邁向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中高端。盡管政府債務占GDP比重還不到40%,但部分地區償債壓力較大,存在局部風 險。

一些制度機制抑制資源配置效率。一些領域壟斷和行業準入壁壘依然存在,企業缺乏退出機制,僵屍企業僵而不死,影響資本配置效率。勞動力素質有待 提高,高技能和創新人才不足。勞動合同法一些規定有待完善,加上戶籍制度的共同限制,影響了人口的自由流動,制約了農村富余勞動力到城鎮就業創業。仍有一 些不合理的制度規定使得審批手續繁雜,征地拆遷難,投資項目落地慢。農村土地改革滯後也使得土地缺乏流動性。這些體制機制矛盾造成交易成本過高,限制了要 素的自由流動,影響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在“三期疊加”階段,針對上述結構性問題,我國正在持續推進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加快關鍵性體制 機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深入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釋放潛在生產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努力培育新的增長動力和增長點,推 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三、加快結構性改革激發經濟增長潛力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解經濟社會發展的中長期難題,培育發展新動力,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提 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保持經濟中高速發展、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深化價格改革,減少政府對價格形成的幹預,為市場和投資者提供真實可靠的價格信號,為結構 優化和自主創新提供基本保障。加快推動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健全現代產權制度,完善企業破產退出制度。進一步簡政放權,放開市場準入,為“大眾創業、萬眾 創新”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激發市場主體活力,調動市場力量增加有效供給。

加快推進國企改革。規範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全面推行國有企業去行政化改革,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加快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 司,加快推進壟斷行業改革,推進國有經濟布局結構不斷優化,淘汰落後產能,推動企業兼並重組和混合所有制發展,抓緊處置僵屍企業,允許長期虧損、資不抵債 企業破產關閉,提高國有資本配置和運行效率,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競爭力和影響力。

積極推進財稅金融改革。全面推進落實財稅改革方案,加快建立全面規範、公開透明的現代預算制度,稅種科學、結構優化、法律健全、規範公平、征管 高效的稅收制度,以及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深化利率和匯率改革。允許實體企業、財務公司等組建不同規模、多元化的金 融機構,有效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盡快修複證券市場功能,提高資本利用效率。大力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 作,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和政策體系,引導各地規範推進,更好地吸引社會資本,提高投資效率。

深化社保制度改革。加快推進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以完善個人賬戶、堅持精算平衡為核心,建立多繳多得、長繳多得的激勵約束機制和更加透明易懂的收 付制度,在此前提下實現職工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劃撥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加快發展補充養老保險,建立基本養老金合理增長機制,並與繳費貢獻密切掛鉤。 改革醫療保險制度,建立合理分擔、可持續的醫保籌資機制,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建立與籌資水平相適應的醫保待遇調整機制,全面實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制度,改革醫保支付方式,整合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推進公立醫院去行政化改革,結合新型城鎮化,辦好鄉、村醫院,真正建立有序分級診療格局。

提高勞動力流動性和勞動力素質。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業人口轉入非農部門,提高勞動生產率。適時調整完善勞動合同法,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 性,促進勞動力在地區、行業、企業之間自由流動,完善勞資雙方公平決定勞動者報酬的機制。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等政策,提高勞動參與率。建立現代職 業教育體系,強化企業、社會辦學作用,推進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大勞動者技能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建立健全與受職業教育的勞動人才相適應的專業技術職 稱評定制度,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加快科技體制改革。推進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管理改革,建立公開統一的國家科技管理平臺,政府部門不再直接管理具體項目。實行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 度。深化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管理改革,實施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支持企業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鼓勵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直接進入市場, 按科技要素實現價值回報。創新財政支持方式,引入後補助機制,通過市場機制吸引社會資金和金融資本進入技術創新領域。支持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突破關 鍵技術,提升產品質量,創建知名品牌,提高產品附加值。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盡快修改國有和集體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相關規定,助推投資項目落地。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鼓勵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 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在具備條件的地方實行地票制,農民宅基地還耕後,集體建設用地指標變為資本,可攜帶入城投資創業,既有利於促進投資和消費增長,也 有利於消化房地產庫存。支持引導進城落戶農民依法自願有償轉讓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既有利於促進農業規模經營,也有利於進城農民安 居創業。

加快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這是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舉措。應圍繞大中城市圈發展緊湊型城市,增加城市密度,促進土地集約節約利用。以 發展大城市為核心,建立重點城市圈;以省會城市為輻射,培育發展若幹城市帶;以縣(市)城區為中心,帶動發展中小城鎮群。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 市民化掛鉤機制,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要與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改革升級農業補貼政策,減少農藥化肥的過度使用,減少對農產品市場 的扭曲。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保障口糧安全,通過部分進口解決國內其他糧食需求缺口,實施土地休耕輪作、農業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修複,擴大農業適度經營規 模,培育新型職業農民,釋放更多勞動人口轉移到非農部門。

  • 中國經濟網
  • 劉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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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財政 部長 撰文 研究 實行 職工 醫保 退休 人員 繳費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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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資金平衡,更要公平公正退休職工繳納醫保須審慎研究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4759

(CFP/圖)

在退休職工是否應該繼續繳納醫保費用的議題上,最根本的問題不是國家基本醫保資金能否收支平衡,而是醫療保險這項社會政策是否公平公正,是國家是否要為公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

2016年1月5日晚間,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常凱在研討會上表達了上述觀點。

由於2016年第一期《求是》雜誌刊發了財政部長樓繼偉的署名文章《中國經濟最大潛力在於改革》,文章提出,“要改革醫療保險制度,建立合理分擔、可持續的醫保籌資機制,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一時間,退休職工是否應該續繳醫保成為輿論熱點。為此,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特別組織了一場研討會,多名學者就這一問題展開討論。

常凱指出,退休職工繳納醫保是重大的勞工政策,事關勞動者基本權益。勞工和一般市民不同,勞工問題涉及雇主、雇員等多方利益。盡管現階段,社會保險的外延已遠遠超出勞工政策,社保正在向去勞動化的全民保險趨勢發展,但在中國,社保、醫保問題仍然屬於勞工政策範疇。

目前,中國基本醫療保險共分為四類:公費醫療、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四類中,雖然城鎮居民醫保及新農合實行終身繳費原則,但那是因為兩項醫保的參保人沒有工作、不屬於勞工,同時由國家財政出錢進行了大量補貼。常凱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職工醫保與居民醫保、新農合針對的參保人群、制度初衷根本不同,所以後兩者終身繳費的規定對職工醫保並不適用。

人大勞人院教授潘錦棠認為,醫保要想公平公正,就要在頂層設計上處理好政府、企業、個人的關系,平衡各群體的醫療福利分配,同時,對於各群體的醫療福利水平也應公開透明。“比如網上曾經流傳醫療費用支出的百分之七八十花在黨政幹部身上,雖然後來有人辟謠,但這部分支出仍然不為公眾知曉。”潘錦棠說,讓各群體的醫療福利公開透明,應該是收繳退休職工醫保費用的前提之一。

尤其對於現有的退休職工來說,這部分人經歷過上山下鄉,回城後開始實行計劃生育,上世紀末又趕上下崗。他們親歷了特殊的歷史時期,對國家做出的貢獻已經凝結在國有資產中,他們與政府間有著“低工資、高福利”的心理契約。“這部分退休人員認為年輕時沒怎麽生病卻逐月繳納了醫保,現在年老退休應該由國家對他們進行回報了。”人大勞人院教授趙忠表示,如果政府在此時單方面改變現狀,要求退休職工繼續繳納醫保費用,那麽就會打破政府與他們之間的隱性契約,會威脅到正常的社會管理和運行。“所以改革應該漸進,不能損害現有人員的利益。”

此外,退休職工繳納醫保與現行《社會保險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相悖。該條規定:“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個人,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達到國家規定年限的,退休後不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按照國家規定享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

趙忠指出,如果社保法實施未滿5年便面臨著改變,其消耗的成本遠遠大於退休職工醫保繳費帶來的收益。

常凱對此表示認同。“官方表達傾向性意見必須慎重、有依據,應該在取得廣泛共識的基礎上推進。尤其在法律未做修改的情況下,政府如果隨意改變基本原則會影響社保制度的嚴肅性,得不償失,”常凱說。

資金 平衡 更要 公平 公正 退休 職工 繳納 醫保 審慎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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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煤鐵鋼鐵去產能將致180萬人下崗 職工可內部退養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2/4755227.html

人社部:煤鐵鋼鐵去產能將致180萬人下崗 職工可內部退養

一財網 郭晉暉 2016-02-29 11:36:00

化解過剩產能是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而在化解過剩產能的過程中,做好職工的安置又是關鍵之舉。

人社部部長尹蔚民在29日上午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煤炭鋼鐵兩個行業化解產能的過程中將涉及到180萬職工的分流安置,包括煤炭系統130萬和鋼鐵系統50萬人。具體安置辦法是要以企業為主體,還特別提出,距法定退休年齡五年之內的職工可以內部退養。

化解過剩產能是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而在化解過剩產能的過程中,做好職工的安置又是關鍵之舉。

尹蔚民表示,這項工作非常難,國務院已經下發了化解過剩產能的“1+8”個配套的文件。其中就有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會同有關部門制定的做好化解過剩產能過程中職工安置的意見。

在這個文件中,人社部明確了職工安置一些基本的原則、安置的渠道、工作的要求,總的考慮還是企業主體、地方組織、依法依規。

尹蔚民說,具體安置渠道有四個方面,一是鼓勵企業挖掘現有潛力,在本企業內部來安置職工,也就是說企業依靠現有的場地、設施、技術開辟新的就業崗位,能讓分流出來的職工在本企業繼續就業。

二是促進轉崗就業創業。對需要離開本企業的職工,人社部啟動就業扶持計劃,在職業培訓、職業介紹、職業指導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出組合拳,幫助職工能夠盡快就業和創業。

三是對符合條件的實行內部退養,也就是說距法定退休年齡五年以內,職工本人自願,企業同意,可以實行內部退養。

四是公益性崗位托底安置,對不能實行市場就業的困難職工,政府將開辟公益性崗位進行托底安置。在這個過程中,在資金、政策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會給予支持。中央財政將拿出1000個億,是獎補資金,主要用於職工的安置。同時,失業保險和就業專項資金對其中符合規定條件的也要予以相應支持。

尹蔚民還表示,每一個企業職工安置的方案一定要經過職工代表大會研究討論通過,就是說職工不僅僅是被動地接受安置,而且要積極主動地參與到這項工作當中來。

編輯:劉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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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 煤鐵 鋼鐵 產能 將致 180 萬人 下崗 職工 內部 退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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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啟動非公企業工會改革試點 交10元會費給職工用15元

上海市總工會11日在此間啟動非公企業工會改革試點。在寶山區顧村鎮首推的改革試點方案明確,工會會員個人繳納會費額的150%用於會員自身,建立非公企業兼職工會主席崗位補貼制度,以打通工會服務職工的“最後一公里”。

推動建會一直以來是工會工作的一大重點。繼此前上海市總工會推出官方APP“申工社”網上直接申請入會後,此次改革中,顧村鎮推出的《關於搞活 非公企業工會的改革方案(試行)》明確,依托村居、園區等聯合工會作為企業體制外職工入會的“蓄水池”,直接吸納未建工會企業職工入會,並倒逼企業建會, 推行“兩書”制度,破解企業阻撓或拖延建會難題。

為提高職工自願入會的積極性,變職工“被入會”為“要入會”,顧村的改革方案還就會費的使用進行了明確,將會員個人繳納會費額的150%直接用 於會員所需的項目,形成會員到非會員的區別效應。顧村鎮總工會主席吳振祥說,這就相當於“交10元會費,給職工用15元”,額外惠及職工的這一部分由工會 經費保障。

為了調動非公企業兼職工會主席的積極性,顧村還將建立非公企業兼職工會主席崗位補貼制度,根據工會會員規模大小、職工滿意度測評和履職考核情況等,向工會主席發放一定金額的崗位補貼。同時,著手推行非公企業工會幹部職業化,以及加大非公企業工會幹部培訓力度。

“非公企業工會能否建設好、發揮好作用,是工會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上海市總工會主席洪浩說,加強基層基礎、解決“倒金字塔”問題是本次工會改革的重要內容,各級工會應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非公企業工會建設,真正使非公企業工會建起來、轉起來、活起來。

據悉,上海市總工會還將在浦東新區金橋開發區、楊浦區長白街道等7個街鎮(開發區)開展試點,以激發非公企業工會活力,使基層工會有人、有錢、有能力為職工辦事,從而落實“做實基層”的目標,打通工會服務職工的“最後一公里”。

上海 啟動 非公 企業 工會 改革 試點 10 會費 職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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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去產能行業職工去哪兒?7000名鋼鐵工人開滴滴

隨著“去產能”工作在全國各地深入推進,傳統資源依賴型行業,特別是鋼鐵、煤炭行業的員工,不得不面臨減員、分流的困境。滴滴出行最新發布的《移動出行支持重點去產能神風下崗再就業報告》(下稱“報告”)顯示,超八成去產能行業員工兼職開滴滴。

報告顯示,滴滴共為超過百萬去產能行業員工提供了就業機會。那麽他們是哪批人?去產能行業的司機群體以男性為主,比例占到了96%,這種特征與煤炭、鋼鐵、化工等去產能行業以男性為主的特點相符。與此同時,滴滴平臺還解決了超過4萬去產能行業的女性就業,占去產能行業中滴滴司機的4%,遠小於平臺整體15%的女性司機比例。

郭高峰是河南平頂山的一名普通煤礦工人,近幾年煤炭行業的不景氣,讓他的收入大幅下降,每個月工資只有2000多元。郭高峰總想著每天下礦後幹點什麽,來補貼家用。

2015年12月,滴滴在平頂山開城,一個月後,郭高峰成了一名滴滴司機。現在每天下午5點多,他就開車上路,每個月接100多單,能賺到上千元的額外收入。郭高峰說,如果半年之後叫滴滴的人多了,他就打算全職開滴滴,家人也都很支持他。
 
類似於郭高峰的兼職經歷並不是個案。今年3月,武鋼分流職工以後,7000名鋼鐵工人加入到滴滴司機的隊伍中。30歲的趙昆就是其中的一員,早在去年底,趙昆就開始嘗試開滴滴,每個月收入能有上萬元。

報告顯示,在去產能行業的全職司機中,有77.9%的司機原收入在2000~6000元左右。成為全職司機後,原月收入為2000~4000元的原去產能員工,平均收入可提高54%,最高可達120%;原月收入為4000~5000元的去產能司機,平均收入可提高10%左右。

去產能行業全職滴滴司機加入弟弟前後的收入情況(2016年5月)

周清華也是武鋼走出的創業者,目前經營著一家租賃公司。“在青山(武鋼所在的城區),家里有車的武鋼人都去做滴滴司機了。”他說,坊間也流傳著離崗工人“男人開滴滴,女人去超市”的段子。

調查還顯示,在來自去產能行業的超百萬滴滴司機群體中,有14.6%(即15萬人)的司機已從企業下崗轉而全職開滴滴,有85.4%(即87萬人)在平臺上兼職開滴滴。報告同時顯示,司機們每天工作不到2小時的占比最大,達到了58%。

2016年5月去產能行業司機的每日工作時長分布
 

報告還發現,超過40%的去產能行業司機選擇加入滴滴的動機,是為在本職工作之余掙外快補貼家用。其次,有超過26%的人認為,“開車是我的興趣,我願意把滴滴當做職業”。值得註意的是,在煤炭鋼鐵行業,有11.2%的人認為原工作存在下崗風險,這個比例高於整個去產能行業的司機群體。對於他們來說,滴滴是一種獲得新的就業機會和生活保障的選擇。

去產能行業和煤炭鋼鐵行業司機群體年齡分布

揭秘 產能 行業 職工 哪兒 7000 鋼鐵 工人 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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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計劃再裁員2850人 裁員總數占全體職工4%

據國外媒體報道,微軟將在未來12個月內再裁掉至少2850名員工,這使微軟的計劃裁員總數達到4700人,占據員工總數的4%。

微軟曾在今年5月份表示,將削減 1850個職位,這些職位主要屬於智能手機硬件業務和銷售領域,原先大部分設在芬蘭。截至6月30日,微軟大約擁有11.4萬名全職員工。

全球銷售部門的900人裁員已經完成,一位微軟發言人說。而削減中其余的1950人,微軟預計將在2017年年中完成。

微軟 計劃 裁員 2850 總數 全體 職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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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產能上了高速,80萬職工安置還在走路

今年三季度,當“關高爐”“停煤礦”的戰報頻頻奏響之時,相關企業的職工安置進度卻有些落後了,與去產能的速度形成了“剪刀差”。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自從國務院8月中旬派出督查組進行專項督查後,各地去產能進度明顯加快。但受到資金不足等諸多難題掣肘,一些企業的大門雖然關上了,職工安置方案卻遲遲未能出臺。

據初步估算,今年安置鋼鐵、煤炭行業在化解過剩產能中的分流職工,涉及80萬人。人往哪里去,是個難題。

去產能企業,特別是一些國有老企業,有的職工幹了一輩子,有的全家都在一個企業工作

國家統計局19日發布的數據顯示,9月份31個大城市的城鎮調查失業率低於5%,這是自2013年6月份以來首次低於5%。然而,去產能過程中的隱性失業人員尚未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因此並未納入失業統計之中,未來他們的去向將成為影響城鎮失業率的重要變量。

李克強總理在18日召開的振興東北會議上表示,要保就業保民生,政策和財政資金向促進就業和保障養老金支付傾斜,兜牢民生底線,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先停工後安置

煤炭和鋼鐵領域的去產能行動今年2月啟動,截至7月末,分別只完成了目標任務的38%和47%。在國務院的安排下,從8月22日開始,鋼鐵煤炭化解過剩產能部際聯席會議組織10個督查組赴各地督查去產能進度落實、產能實際退出、信息公開、職工安置等八大問題。

經此之後,各地去產能的進度明顯加快。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趙辰昕日前表示,截至9月底,鋼鐵、煤炭兩個行業退出產能均已完成全年目標任務量的80%以上,相關部門正在核實進度具體數據並將盡快公布。

然而,很多地方去產能只是做到了企業停工,職工安置的進度遠遠落後於上報的“去產能”的進度。

新華社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很多企業年度安置進度都已過大半,為去產能打下了良好基礎。但是,部分企業退出職工在省級和市級社保關系的轉移中遭遇“卡殼”,一些地方政府仍未執行“公益性崗位托底”的安置政策等,增加了職工安置分流的難度。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下稱“人社部”)此前估算,煤炭、鋼鐵兩個行業在化解產能過程中將涉及180萬職工的分流安置,包括煤炭系統130萬人和鋼鐵系統50萬人。而新華社則報道稱,今年安置鋼鐵、煤炭行業在化解過剩產能中的分流職工,涉及80萬人。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一位政府部門人士處了解到,現在地方政府在職工安置問題上持非常謹慎的態度,寧願延後進度、延遲出臺安置方案也不願冒進,一些原計劃三個月完成的方案可能會延遲到半年或是更長時間。

地方經濟決定安置進度

資金不到位是職工安置方案難出臺的主要原因。根據國家七部委關於在化解過剩產能過程中做好職工安置工作的意見,不落實保障資金就不能出臺安置方案。

財政部今年6月對外公布了《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管理辦法》,對地方和中央企業化解鋼鐵、煤炭行業過剩產能工作給予獎補。專項獎補資金規模為1000億元,實行梯級獎補。其中,基礎獎補資金占資金總規模的80%,梯級獎補資金占資金總規模的20%。專項獎補資金由地方政府和中央企業統籌用於符合要求的職工分流安置工作。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在今年8月舉行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截至當時,已有307億元下達到地方和企業,另外還有20%左右的後續獎補資金。

“雖然中央設立了1000億元獎補資金用於職工安置,但這些資金要求地方配套,經濟好的地方能夠配得起,經濟不好的地方資金配套也有很大困難。”上述人士表示。

從目前完成職工安置的大型企業來看,基本上補償標準都是比較高的。以所在地區經濟發展較好的杭鋼集團為例,從2015年8月24日到2016年1月22日,僅用了150天就完成了半山鋼鐵基地1.2萬人的分流安置工作,其中包括清退了3000多名勞務派遣工,分流安置了近9000名正式員工。

某互聯網企業10月19日在四川廣安市舉辦去產能企業員工專場招聘會

財政獎補資金到位慢也是地方難以落實安置資金的因素之一,但這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職工安置遇到困難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在過剩產能行業高度依存型地區。

在經濟情況較差的東北地區,由於鋼鐵、煤炭等過剩產能行業在當地經濟中的占比很大,許多其他產業也往往是鋼鐵、煤炭產業鏈上的延伸產業,鋼鐵、煤炭等行業近年來的持續低迷已使得東北地區的財政入不敷出,難以拿出足夠的配套資金來用於職工安置。

政府應“托底”

在去產能企業中,特別是一些國有老企業,有的職工幹了一輩子,有的全家都在一個企業工作,如今產能減了,崗位怎麽減、工人到哪兒去?新華社時評曾表示,這不僅是各級政府和企業面臨的難題,更是職工全家的大事難事。如何幫扶分流職工解決再就業等問題,不僅事關化解過剩產能的順利推進,更事關職工切身利益和社會穩定。政府的職責主要是“托底”。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越來越多的業內人士建議,中央財政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向職工安置任務重且經濟欠發達地區適度傾斜。在安排中央專項獎補資金時,更多考慮企業經營情況、安置人數和安置難度等方面,重點支持困難地區、行業和企業做好職工安置工作。

事實上,有關部門在制定安置職工政策時,也都秉承了“兜牢民生底線”的原則。例如,“對符合條件人員可實行內部退養”、“要運用公益性崗位進行托底幫扶”。如果這些政策措施能夠做實做細,相關配套資金及時到位,將最大程度減輕分流職工的陣痛。

在10月19日舉行的2016年前三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盛來運表示,三季度工業領域中的一個變化是鋼鐵價格和煤炭價格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上漲,工業企業的利潤有明顯好轉,尤其是鋼鐵企業和煤炭企業的利潤有好轉,對於一些即將淘汰的企業確實充滿著誘惑力。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一些企業也存在著“挺一挺”想法,希望能夠熬過鋼鐵和煤炭價格低迷的時期,與職工共渡難關。企業經營者擔心如果與職工解除勞動關系,一旦經濟回暖,企業可以再開工的時候,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人。

這並非企業經營者們杞人憂天,而是珠三角在2008年真實發生過的故事。當時國際金融危機波及中國後,外需減少,大量企業停工,數千萬農民工返鄉。可不到一年的時間,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幫助下,中國經濟實現了“V型”反彈,企業主有了訂單,卻發現招不到足夠的工人了。

產能 上了 高速 80 職工 安置 還在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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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省去產能保障再就業難職工:距退休不足5年的可內退

對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5年、再就業困難的職工,經本人申請、企業同意並簽訂內部退養協議後,可以辦理內部退養。

10月31日,廣東省人社廳官網發布《關於全省國有企業出清重組“僵屍企業”職工安置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了這一規定。

第一財經記者經過梳理發現,除了剛剛出臺文件的廣東,還有陜西、河北、遼寧、江蘇、山東、四川等多個省份推出化解過剩產能職工安置的相關措施。

其中,均規定了“距退休不足5年再就業難可內退”,以及設置公益性崗位進行托底安置的內容。在促進轉崗就業創業方面,各省則是根據自身的情況進行政策細化,轉崗培訓補助、崗位補助、社會保險補助、穩崗補貼標準等補貼的數額不盡相同。

比如,江蘇規定,對其他用人單位吸納分流職工,簽訂1年以上勞動合同並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對企業繳費部分給予最長不超過3年的全額社會保險補貼;河北則是給予企業每人1000元的一次性吸納就業補貼。

河北還規定,累計繳納失業保險費5年以上的失業人員,在領取失業保險金期間,根據其繳費年限,可給予不超過6個月的職業介紹補貼,標準為本人月失業保險金的50%;自主創業的,可一次性領取剩余期限的失業保險金。

廣東對有創業意願的職工或失業人員,可按規定最高給予1000元/人培訓補貼。同時,對符合穩崗補貼條件的企業給予該企業及其職工上年度實際繳納失業保險費總額的50%的穩崗補貼。山東的穩崗補貼標準則為不高於上年度實際繳納失業保險費總額的70%。

此外,遼寧要求加強就業失業監測,建立企業一次性裁員200人以上和國有規模以上企業一次性裁員超過職工總數10%以上情況的報告制度。遼寧省人社廳還與各市政府就城鎮新增就業和城鎮登記失業率等簽訂目標責任狀,列入省對各市黨政領導班子工作實績考核的重要內容。

華南城市研究會副秘書長萬慶濤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對於由於去產能造成的下崗職工,國家應該出資予以安置,讓這些職工有一個可以預期的未來。“各地針對職工安置出臺的文件將避免過去國企改革出現的後遺癥,有利於國企改革的順利進行,進而有利於社會穩定,也就是能夠很好的把國企職工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結合起來”。

今年以來,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中央政府化解產能過剩、清理“僵屍企業”的力度越來越大。而化解過剩產能將造成一部分職工被分流安置,據統計,僅鋼鐵和煤炭兩個行業,就涉及到180萬職工的分流安置。

今年年初,工信部副部長馮飛透露,中央政府決定設立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資金規模是兩年1000億元,用於化解過剩產能、處置“僵屍企業”過程中的職工安置。

隨後,人社部部長尹蔚民在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人社部已會同有關部門,制定了做好化解過剩產能過程中職工安置的意見,明確了職工安置基本的原則、安置的渠道、工作的要求,總的考慮還是企業主體、地方組織、依法依規。

具體的安置渠道分為四個方面:第一方面,企業內部安置。企業依靠現有的場地、設施、技術開辟新的就業崗位,能讓分流出來的職工在本企業繼續就業。

第二方面,促進轉崗就業創業。對需要離開本企業的職工,啟動就業扶持計劃,在職業培訓、職業介紹、職業指導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幫助職工能夠盡快就業和創業。

第三方面,內部退養。也就是距法定退休年齡五年以內,職工本人自願,企業同意,可以實行內部退養。

第四方面,公益崗位托底。對不能實行市場就業的困難職工,政府將開辟公益性崗位進行托底安置。

“這四項安置措施已經比較全面,對於接近退休年齡(5年)的人可以提前退休,對於那些比較年輕的職工,可以根據職工的個人能力和愛好進行有針對性的職業培訓,讓他們有一技之長,保證收入不下降,生活不受影響,或少受影響”,萬慶濤說。

萬慶濤也建議,政府還可以考慮,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鼓勵職工自籌資金成立新的公司,抱團取暖,自力更生。

省去 產能 保障 再就業 再就 職工 退休 不足 年的 的可 內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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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中國職工福利保障哪家強?國企福利指數最高

11月23日,2016年中國職工福利保障指數(CEBI)在北京發布。指數選取我國36個大中城市開展調查,指標體系設計涵蓋全面,覆蓋中國職工福利保障的“兩側”(福利保障供給側與需求側)、“四方”(政府、企業、個人、福利保障產品提供商)、“一體”(福利保障產品自身),全面反映我國職工福利保障狀況。

根據調查結果,2016年中國職工福利保障指數為70.4,整體處於“基礎水平”區間的中間位置。

企業福利保障“重激勵”、“輕保障”

該指數由中國保險行業協會聯合中華全國總工會勞動關系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中國經濟信息社主辦,由平安養老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辦,是中國首個職工福利保障指數。

中國保監會人身險監管部主任袁序成指出,保險業“新國十條”明確提出商業保險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支柱,應積極探索商業保險在社會保障體系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中國職工福利保障指數為我們觀察社會制度改革提供了標尺和工具,也為商業保險服務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提供了空間。

 報告顯示,一級指標中,充實性指數、公平性指數、滿意度評價指數和效益評價指數分別為72.5、 69.1、70.1和69.2。

2016中國大中城市職工福利保障指數調查顯示,企業對國家規定的職工福利保障“必選項”貫徹較好,社會養老保險和社會醫療保險基本實現全覆蓋。企業年金、商業補充保險等“選填項”是拉開不同地區間、行業間、企業間福利保障水平差距的主要得失分點,亦是今後填補“福利鴻溝”的著力點,對於我國構建多支柱福利保障體系的目標,最終形成福利保障體系的多支柱穩定結構意義深遠。

指數報告還顯示,企業提供福利保障項目時往往“重激勵”、“輕保障”,公平性還有待提高,使一部分人的福利先提高,正是我國職工福利保障處於基礎階段的一個特征,企業傾向於發揮福利的激勵效應,做大蛋糕之後,實現普惠。

國有企業職工福利指數最高

報告指出,福利保障的業別分布反映了我國經濟結構、發展模式轉型升級的大趨勢。信息業的崛起、新技術的擴散,使得福利濃度在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這兩個行業比較高。

具體來看,職工福利保障水平在不同維度上存在差異,國企、有工會的企業、上市公司和互聯網企業的職工福利保障水平較高。

從企業類型上來看,與中國勞動力多年來的就業意願相一致,職工福利保障指數依然維持著國有企業最高(72.1),外商獨資企業次之(71.0),而民營企業最低(69.0)的格局。

從有無工會的角度上來看,有工會企業的職工福利保障指數高達71.7,遠高於無工會企業的67.0。此外,上市公司的職工福利保障指數(72.4)高於非上市公司(69.1);互聯網企業(71.5)高於非互 聯網企業(70.0)。

受調研的36個大中城市,為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金融業較發達,福利最為優厚,也反映了這些城市的經濟活躍度。

超75%職工傾向於為晚年護理繳費

本次調研還兼及我國職工福利保障領域中長期護理、社保降費、稅優保險等熱點問題。

針對老齡化的日益加深及新醫改的推進,超過四分之三的職工願意在現有社會醫療保險基礎上增加一定繳費,承擔晚年可能產生的部分長期護理費用,職工最傾向在養老院(療養院)等護理機構中得到老年護理。因此,政府應該盡快統一模式,並對一些制度標準做出明確規定。

針對經落實《關於階段性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的通知》,超過9成受訪企業已經或在今年內將落實社保降費政策,降費節約成本最傾向用於品牌或產品營銷上。已經落實該項政策的企業表示,這一政策具有一定減負效果,但並非顯著。

對此,報告認為,政府需要通過政策引導和法律手段促進民營企業職工的福利保障建設的完善,提升全社會職工福利保障公平性。

對於購買商業健康險的個人能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職工的知曉度有待提高。調查發現,已經購買該保險產品的職工比例為11.4%,沒有購買但有意願購買的職工比例高達56.6%。

報告指出,加快商業保險發展是提升職工福利保障水平和充實度的重要途徑之一,政府需要在過去註重宏觀政策的基礎上,推出更為精準的調控和引導的政策,撬動商業保險發展的杠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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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保要合並 將在這12個城市試點

2月4日從中國政府網獲悉,國務院日前印發《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合並實施試點方案》,推進兩項保險合並實施。

《方案》要求,在2017年6月底前啟動試點,試點期限為一年左右。通過先行試點探索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優化保險管理資源、促進兩項保險合並實施的制度體系和運行機制。

《方案》提出,將在河北省邯鄲市、山西省晉中市、遼寧省沈陽市、江蘇省泰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山東省威海市、河南省鄭州市、湖南省嶽陽市、廣東省珠海市、重慶市、四川省內江市、雲南省昆明市開展兩項保險合並實施試點。未納入試點地區不得自行開展試點工作。

《方案》還確定了試點內容,包括統一參保登記,統一基金征繳和管理,統一醫療服務管理和統一經辦和信息服務,以及職工生育期間的生育保險待遇不變。其中明確,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在職職工將同步參加生育保險,生育保險基金並入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並統一征繳等等。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合並實施試點方案的通知

國辦發〔2017〕6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

《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合並實施試點方案》已經國務院同意,現印發給你們,請試點地區和各有關部門加強組織領導,認真貫徹執行。

國務院辦公廳

2017年1月19日

(此件公開發布)

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合並實施試點方案

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授權國務院在河北省邯鄲市等12個試點城市行政區域暫時調整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有關規定的決定》,現就做好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以下統稱兩項保險)合並實施試點工作制定以下方案。

一、總體要求

(一)指導思想。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遵循保留險種、保障待遇、統一管理、降低成本的總體思路,推進兩項保險合並實施,通過整合兩項保險基金及管理資源,強化基金共濟能力,提升管理綜合效能,降低管理運行成本。

(二)主要目標。2017年6月底前啟動試點,試點期限為一年左右。通過先行試點探索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優化保險管理資源、促進兩項保險合並實施的制度體系和運行機制。

二、試點地區

根據實際情況和有關工作基礎,在河北省邯鄲市、山西省晉中市、遼寧省沈陽市、江蘇省泰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山東省威海市、河南省鄭州市、湖南省嶽陽市、廣東省珠海市、重慶市、四川省內江市、雲南省昆明市開展兩項保險合並實施試點。未納入試點地區不得自行開展試點工作。

三、試點內容

(一)統一參保登記。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在職職工同步參加生育保險。實施過程中要完善參保範圍,結合全民參保登記計劃摸清底數,促進實現應保盡保。

(二)統一基金征繳和管理。生育保險基金並入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統一征繳。試點期間,可按照用人單位參加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繳費比例之和確定新的用人單位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費率,個人不繳納生育保險費。同時,根據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支出情況和生育待遇的需求,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則,建立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費率確定和調整機制。

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嚴格執行社會保險基金財務制度,兩項保險合並實施的統籌地區,不再單列生育保險基金收入,在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基金待遇支出中設置生育待遇支出項目。探索建立健全基金風險預警機制,堅持基金收支運行情況公開,加強內部控制,強化基金行政監督和社會監督,確保基金安全運行。

(三)統一醫療服務管理。兩項保險合並實施後實行統一定點醫療服務管理。醫療保險經辦機構與定點醫療機構簽訂相關醫療服務協議時,要將生育醫療服務有關要求和指標增加到協議內容中,並充分利用協議管理,強化對生育醫療服務的監控。執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藥品目錄以及基本醫療保險診療項目和醫療服務設施範圍。生育醫療費用原則上實行醫療保險經辦機構與定點醫療機構直接結算。

(四)統一經辦和信息服務。兩項保險合並實施後,要統一經辦管理,規範經辦流程。生育保險經辦管理統一由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經辦機構負責,工作經費列入同級財政預算。充分利用醫療保險信息系統平臺,實行信息系統一體化運行。原有生育保險醫療費結算平臺可暫時保留,待條件成熟後並入醫療保險結算平臺。完善統計信息系統,確保及時準確反映生育待遇享受人員、基金運行、待遇支付等方面情況。

(五)職工生育期間的生育保險待遇不變。生育保險待遇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規定的生育醫療費用和生育津貼,所需資金從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中支付。生育津貼支付期限按照《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等法律法規規定的產假期限執行。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強組織領導。兩項保險合並實施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也是推動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內容。試點城市所在省份要高度重視,加強領導,密切配合,推動試點工作有序進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國家衛生計生委要會同有關方面加強對試點地區的工作指導,及時研究解決試點中的困難和問題。試點省份和有關部門要加強溝通協調,共同推進相關工作。

(二)精心組織實施。試點城市要高度重視兩項保險合並實施工作,按照本試點方案確定的主要目標、試點措施等要求,根據當地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群差異、基金支付能力、待遇保障水平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和研究,周密設計試點實施方案,確保參保人員相關待遇不降低、基金收支平衡,保證平穩過渡。2017年6月底前各試點城市要制定試點實施方案並組織實施。

(三)加強政策宣傳。試點城市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準確解讀相關政策,大力宣傳兩項保險合並實施的重要意義,讓社會公眾充分了解合並實施不會影響參保人員享受相關待遇,且有利於提高基金共濟能力、減輕用人單位事務性負擔、提高管理效率,為推動兩項保險合並實施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四)做好總結評估。各試點城市要及時總結經驗,試點過程中發現的重要問題和有效做法請及時報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國家衛生計生委,為全面推開兩項保險合並實施工作奠定基礎。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國家衛生計生委要對試點期間各項改革措施執行情況、實施效果、群眾滿意程度等內容進行全面總結評估,並向國務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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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海職工月平均工資6504元 你達標了嗎?

4月6日,據上海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官方微博@上海發布消息,2016年上海市職工平均工資為78045元,月平均工資為6504元,比上年增長9.5%。

上海職工平均工資常用在哪些地方?它對確定社會保險繳費基數、城鎮養老保險參保人員基礎養老金計發、經濟補償金的上限、上海市居住證積分中關於社保繳費的加分指標等方面有哪些影響?詳見圖解。

 

2016 上海 職工 平均 工資 6504 達標 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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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產能職工安置進度加快:自主創業人員可優先入駐”孵化器

熱播劇《人民的名義》中,大風廠員工重新創業後為能找到一處新廠房而“跑斷了腿”。在現實的去產能職工安置中,選擇自主創業的分流人員也可能會面臨同樣的困境。針對這種情況,國務院新出臺的就業政策要求,這些創業人員可以享受入駐創業孵化基地的“優先權”。

人社部副部長張義珍在7日舉行的國務院例行政策吹風會上表示,今年一季度,去產能職工安置的進度加快了,去年應該安置而沒有安置的職工絕大部分已經得到了基本安置。

職工安置慢於企業停工是去年“去產能”過程中出現的主要問題。一些地方政府在職工安置問題上寧願延後進度、延遲出臺安置方案也不願冒進,這導致本應該在去年完成的安置任務推到了今年。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兩會期間表示,今年去產能還要擴大到煤電領域,加上去年一些還沒安置的職工,累計可能會有近百萬需要安置。

張義珍說,去年需要安置還沒有安置的職工大概有十萬,今年去產能需安置職工的人數還在統計中。因為在去產能過程中所有職工安置都是實名的,個別新增加的煤電行業去產能職工安置的名單還沒有報上來。

4月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做好當今和今後一段時間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對於進一步做好就業創業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抓好重點群體就業創業位列意見提出的六個方面任務之一,鋼鐵煤炭煤電行業過剩產能職工與高校畢業生均屬於就業創業的重點群體。

張義珍表示,意見進一步了拓寬職工的分流安置渠道。去產能的職工安置渠道主要有四個方面:企業內部分流、轉崗就業創業、內部退養、公益崗位兜底安置等。核心是支持企業挖掘內部安置的潛力和促進分流職工轉崗就業創業。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回答記者提問時特別強調了對職工的生活要有保障,要轉崗不下崗。意見對不裁員、少裁員的去產能企業,降低穩崗補貼門檻、提高補貼標準給予支持;對於吸納分流人員的單位,按規定給予企業吸納就業扶持政策。

“對於自主創業的分流人員,優先安排入住到創業孵化基地,落實創業的扶持政策。我們的創業孵化基地可以說是‘一攬子’的就業創業扶持政策都在里面”,張義珍說。

對於確實難以安置的就業困難人員,意見明確要求新增的以及騰退的公益性崗位要優先安置去產能分流人員,做好托底保障。同時,意見還明確,符合條件的去產能的企業下崗職工可以同等享受現行的就業創業扶持相關政策。

全國政協常委張左己去年在東北進行的一次去產能職工安置調研中發現,職工安置雖然有安排,但社會保障明顯不足,主要是財政獎補資金有限。他建議,制定困難地區和產業的援助政策,發揮失業保險和國家社保資金的作用。

張左己在調研中還發現,由於城市產業轉型困難,企業內職工轉崗空間狹小,導致分流人員再就業困難。

張義珍表示,去產能的地區存在不均衡,不同地區的去產能職工安置壓力也不相同,在個別地區去產能的壓力是很大的。近來,人社系統對一些重點省份進行了重點督導,同時,人社部門還采取了區域協作的方式,組織東部勞動用工需求比較旺盛的省份,與去產能職工安置壓力非常大的省份進行勞務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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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探索職工宿舍、單身公寓類集體土地租賃房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01-27/1187545.html

今年北京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提出,鼓勵產業園區建設職工集體宿舍,多渠道解決城市運行和服務保障行業務工人員住宿問題。在這幾天審議報告過程中,這一話題也得到了不少代表的關註。有代表建議,本市應該在公租房上面向這些務工人員進行配租,正在力推建設的集體土地租賃房也應該發揮相應的作用。

記者昨天從住建部門獲得最新消息,本市已開始探索研究相關舉措,今年對於集體土地租賃房,會結合市場需求設計並嘗試推出宿舍、單身公寓、成套住宅等不同類型。

企業現狀:

每年花四五百萬元為員工租房

“別的不說,這一條是實實在在幫員工解決困難。”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惠佳豐勞務服務公司總裁張磊對“多渠道解決城市運行和服務保障行業務工人員住宿問題”的內容十分期待。

張磊所在的公司對外提供護工、保潔等勞務服務,大批員工在本市多家醫院等地提供服務。目前,該公司大約有3000位外地務工人員需要他解決住宿。

他也想了很多辦法:多年前,是安排在地下室,租金便宜但不安全;後來搬到了住宅里,每個房間放幾張上下鋪的床,“但民宅里難免對周邊鄰居有影響,房東覺得擾民不願意租給我們;人一多,還有群租風險。”在市場租普通的住宅,屋內人數有限制,企業每年承擔的成本也越來越高。以張磊的公司為例,每年光負擔房租就需四五百萬元。

代表建議:

公租房降門檻面向務工人員

張磊建議,本市的公租房可以面向這些城市運行和服務保障行業務工人員開放,降低一些門檻;此外,這些務工人員有各自固定的工作地點,房源也盡量不要安排得離工作區域太遠。

其實,北京公租房近幾年已經改革優化了相關配租政策,比如已經開放社會單位集中躉租房源,符合條件的企業可以集體申請。這些房源也主要針對周邊上班族。

比如在燕保·高米店家園,面向社會單位無房職工“集體租賃”,解決項目周邊大興區新媒體產業園企業等單位無房職工住房問題。這些房源雖然離中心城區有一段距離,但對於在大興產業基地工作的上班族而言,卻能實現“職住平衡”。

伴隨著本市大力推進建設集體土地租賃房,有代表建議這類房源也可發揮相應作用。市人大代表、北京保障房中心黨委書記金焱說,這類房源可以滿足各類園區周邊企業職工的“職住平衡”需求,以及快遞員、家政服務員等城市運營和服務保障行業務工人員的宿舍需求。“我們做過分析,對集體建設用地上的租賃住房的需求量不低於公租房,可能達到百萬級人口規模。假設4個人租住一套,那就是25萬套。”

政府新措:

集體土地租賃房將設計多種戶型

金焱也認為,有一些公租房戶型比較傳統,並不是專門針對這些職工,因此在戶型上還要嘗試一些調整。

記者也了解到,今年本市住房保障工作要加強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建設,強化有效供應和精準分配,全面提升精細化管理水平,推動住房保障工作實現高質量發展,推進住有所居。

值得關註的是,本市今年也將加大集體土地租賃住房建設推進工作。市住建委相關負責人介紹,今年會優選有信譽有實力的企業或專業機構作為實施主體參與集體土地租賃房建設,實現建設和運營管理專業化。

此外,針對集體土地租賃房,還會開展設計方案國際競賽,結合市場需求設計並嘗試推出職工宿舍、單身公寓、成套住宅等不同類型,發揮標桿作用,打造靈活多樣、精品宜居的租賃房。在“錢”的問題上,也會加大租賃房融資政策支持力度,創新融資產品,破解融資難題。

該負責人也表示,在公租房方面,本市將深入推進公租房精準保障,進一步擴大市場租房補貼範圍,豐富實物和貨幣補貼並舉的多渠道保障方式。

(來源:北京日報 記者: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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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公積金繳存比例要兼顧職工利益

日前,國家三部委聯合下發了《關於改進住房公積金繳存機制進一步降低企業成本的通知》(下稱《通知》),此舉旨在進一步降低實體經濟成本,減輕企業非稅負擔。

應該看到,這一《通知》體現了政策的連續性。但在采取種種措施降低實體經濟成本的同時,也要兼顧企業職工的切身利益。兼顧職工利益,對進一步擴大內需也大有裨益。

根據《通知》,各地區2016年出臺的階段性適當降低企業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政策到期後,繼續延長執行期至2020年4月30日。各地區要對政策實施效果進行評估,並可結合當地實際進一步降低企業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

從《通知》精神看,關於公積金繳存的基本政策並未發生大的變化。比如,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下限為5%,最高不得超過12%;繳存住房公積金的月工資基數,不得高於職工工作地所在設區城市統計部門公布的上一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的3倍。凡超過3倍的,一律予以規範調整。

但“可結合當地實際進一步降低企業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並可以“擴大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浮動區間”,這些表述也使得企業主動降低公積金繳存比例有了進一步的操作空間和政策依據。

繳存公積金對企業員工來說更多具有“福利”性質。員工按照工資的一定比例繳納,企業也要按照這一比例同步繳納。與養老保險金等不同,住房公積金是職工的可支配收入。它可以沖抵購房首付款,也可以按月提出支付房貸。並且不需要繳納個稅。對於很多職工來說,繳存公積金比例的下調,從職工工資單上看起來數額是多了,但企業繳納的部分少了。再加上工資單賬面數額的增加可能會帶來更多的個稅。

因此,公積金繳存比例的降低,對於企業來說是減負的利好消息,但對職工來說並沒有什麽好處。相關部門曾表示,預計公積金繳存比例的“調整”,今年可為企業減負約300億元。這同時也意味著,企業職工減少了300億元的“收入”。

事實上,近年來我國各部門出臺了多項政策為企業減輕負擔。去年全年我國共為企業減負超過1萬億元;5年來,累計減輕市場主體負擔3萬多億元。下一步,還將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通過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為企業減負做出更多努力。

同時,今年一季度,規模以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總額為4762.9億元,同比增長23.1%;集體企業實現利潤總額為57.3億元,增長10%;股份制企業實現利潤總額10889.3億元,增長16.2%;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實現利潤總額3738億元,下降0.9%;私營企業實現利潤總額4316.8億元,增長8.8%。這些都為進一步提升職工收入提供了物質基礎。

有評論說,部分企業更希望通過少繳納養老保險、社保費用從而減少企業開支、獲取更多利潤。一般企業不會減少繳納公積金,“公積金減少則意味著工資減少,那企業直接和員工協商降薪就行了”。

總之,在企業減負與職工切身利益之間,需要兼顧。

降低 公積金 公積 繳存 比例 兼顧 職工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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