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5/0703/150138.html
“一個年輕人交,兩個老年人用” 職工醫保“虧空”考驗湖南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2580
2008年1月7日,湖南省邵陽縣五峰鋪鎮敬老院四十多名孤寡老人高興地手持免費的合作醫療證。 (CFP/圖)
湖南一些地方出現的醫保虧空,為職工醫保制度的應變能力敲響了警鐘。長期沈積的歷史欠賬、醫療費用上漲、人口老齡化、基金管理運營等新老問題,一起考驗著醫保基金。
近日,據多家媒體報道,湖南省邵陽、懷化等地存在著普遍的醫保虧空問題。其中,至2015年3月,邵陽市職工醫保虧空已達近5億元;懷化市的洪江區,2010年至2012年共虧損基金3832萬元。一些基金統籌區域甚至到了無力支付醫院的診療費用,從而有可能影響職工醫保病人治療質量的地步。
這與全國醫保基金的運行狀況不甚相符。2015年5月,財政部公布2015年全國社保基金預算情況,其中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收入8293.21億元,比上年增長9.6%。本年收支結余948.23億元,年末滾存結余9898.86億元。
在全國各地“適量結余”的背景下,為何湖南一些地級市會出現不同程度的醫保基金“入不敷出”?南方周末調查發現,出現醫保基金大面積虧空的地區,多為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重鎮。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的大面積國企改制,給職工醫保留下了歷史欠賬。隨著時間的推移,湖南國企改制的歷史包袱並沒有被逐步消化,反而暴露出長年積壓的後遺癥。
由此引發的醫保基金虧空問題,不僅提醒著人們國有企業離退休、下崗職工人員的安置問題仍將長期存在,還考驗著職工醫保制度設計本身應變特殊狀況的能力。
老職工,新機制
在當時,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不僅僅只是順應時代潮流的社會革新,還承擔著妥善安置下崗職工的歷史使命。
從湖南懷化剛落成沒多久的高鐵南站出發,公交車一路向南行駛,兩旁的山勢漸趨陡峭。半個小時之後,車窗外青山巍峨,長江支流沅江湍急的水流映入眼簾,在局促的河谷公路帶上,建有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風格的老式建築,星羅棋布佇立山間。這里便是湖南省懷化市曾經最密集的工業區——洪江。
“上世紀八十年代,洪江城區就是現在的規模了。那個時候繁華得很。”上了年歲的洪江區醫保局副局長姚加權,時常給年輕的同事回憶洪江輝煌的過往。洪江是計劃經濟時代典型的內陸工業城市,這個人口僅有5萬余人的小城,曾誕生過130多家國有企業,其中大中型企業就有7家。
1965年,湖南響應中央號召,組織“三線”建設,在湘西的懷化、邵陽、常德等地的山區,籌建起一大批國有工業項目。然而到了1990年代,湖南與全國各地的國有企業遭遇到的狀況類似,經營管理陷入困境。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面臨著關閉、破產、轉制的命運。
截至2000年,洪江區國有企業停產或半停產的達50%。
就在國有企業大面積改制,大批下崗職工需要安置的背景下,1998年,國務院頒布《關於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以下簡稱“44號文”),開始在全國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以下簡稱“職工醫保”)。
44號文頒布後,從2000年1月起,湖南有計劃地全面啟動新的醫療保險制度,同時停止執行原公費醫療、勞保醫療制度。在當時,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不僅僅只是順應時代潮流的社會革新,還承擔著妥善安置下崗職工的歷史使命。
“計劃經濟時代,是沒有職工醫保的,新制度出臺後,原來國企員工醫療保障就需要轉軌。”姚加權認為,此番醫改的重點、難點,便是如何將離退休員工,或者職業生涯行進至中途的職工,納入新的醫保體系之內。尤其是,洪江存在著大量破產改制、經營困難的國企。
在44號文的框架下,各地參保單位的繳費費率盡管高低不等,但總體上執行了“6+2”的費率政策,即用人單位按照在職職工工資總額的6%左右,個人按照本人工資收入的2%繳納。
在2000年左右參加工作的年輕人,單位入職後按照新規繳納醫保費用,即可享受到現有保障待遇。
但對於實施職工醫保制度之前參加工作的職工,國家的安置政策規定,按國家規定計算為連續工齡的時間,可以作為“視同繳費年限”,並且可以與實際“繳費年限”合並,計發醫療保險金。
於是,作為過渡措施,離退休人員、原有在崗職工、下崗職工,就需要單位、個人或政府兜底,繳納一筆費用,納入統賬結合管理,方能保障醫保基金的平穩運行。
然而,破產改制、經營困難的國有企業,以及職工個人,並無這樣的財力。
誰來還歷史欠賬
有些財政部門不但拖欠困難單位財政補貼,而且讓醫保基金承擔一部分困難單位繳費責任。
理論上,這筆費用應該由政府財政承擔,因為計劃經濟時代職工低工資的前提是醫保由國家保障。但由於財政緊張,當時政府也沒有拿出這筆錢,而是寄望於“在發展中解決問題”。
“1998年是給了政策,但是沒有給錢。”前湖南張家界市醫保中心主任陶天清說,醫保轉軌最大的難題,就是“缺錢”。他已在社會保障系統工作了幾十年,曾親歷了當年國有企業職工的醫保體制轉軌。
2002年,張家界一家名為穗豐公司的國有企業破產,並將部分資產變現。陶天清開始嘗試用這部分資金,將該公司的幾十名退休員工納入全市的職工醫療保障。陶天清說,2002年納入的退休員工並不多,由於力量有限,該項工作只能“以點帶面”慢慢展開。
“這些錢是肯定不夠的,但是按照44號文精神,到了60歲,必須要把他們管起來。管得到要管,管不到也要管。”經過測算,陶天清認為當時的醫保基金結余,只承擔得起一小部分退休人員的醫療保障。
包括邵陽、懷化在內的湖南省地級市中,因旅遊建市的張家界成立時間最短,歷史包袱相對輕松。即便如此,到2006年左右,張家界共有破產改制、經營困難企業383家,需要轉軌的職工25272人,其中退休人員12916人,占51.1%。
這一階段,醫保制度轉軌的主要資金來源,是破產改制企業的資產變現。但是,破產改制、經營困難國企絕大部分資產少、負債多,與職工解除勞動關系時,沒能力足額給予職工經濟補償,更沒能力為職工繳納醫保費用。
洪江也遇到同樣的局面,一百多家改制企業的狀況千差萬別,政府便按照“一廠一策”的辦法,分情況解決國有企業員工的醫保問題。
“這些人是為國家做了貢獻的,到老了還是要想辦法給他們保障。”姚加權說,盡管困難重重,洪江還是陸陸續續將一些下崗職工、離退休人員納入了新的醫保體系。而且,大部分是以“視同繳費年限”的方式納入,並沒有拿出多少真金白銀。
邵陽市醫療和生育基金管理處征繳科科長鄧淇夫,在2010年發表於《中國醫療保險》雜誌的一篇論文上分析,“視同繳費年限”實際上是對醫療保險基金的歷史拖欠,這種欠賬同樣應由政府財政承擔相應責任,否則將對現有參保人的利益構成損害。有些財政部門不但拖欠困難單位財政補貼,而且讓醫保基金承擔一部分困難單位繳費責任,構成對廣大參保人員利益的侵占。
到2009年,轉機出現,中央財政新安排一次性補助資金429億元,用以集中解決全國關閉破產國有企業退休人員的醫療保障問題。而在兩年前,當時的湖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於2007年出臺了《關於困難企業職工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意見》(湘勞社政字[2007]11號)(以下簡稱“11號文”),計劃將全省80萬困難企業職工納入基本醫療保險。
“這次是既給了政策,又給錢了,而且給得還不少。”陶天清說,在11號文頒布之前,破產改制、經營困難企業職工的“病有所醫”問題基本沒有解決,國家撥款後職工醫保基金可承擔負擔的能力增加了不少。
2014年,湖南省財政又新增預算5000萬元,采取“以獎代補”形式對各統籌地區困難企業退休退養人員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予以適當補助。
即便如此,財政補貼也難以補上所有老職工的醫保缺口。1959年出生的李誌偉,2001年在洪江區原紡織廠下崗,2013年到醫保部門辦理職工醫保,被告知要補繳10年的醫保費用21000元。“一次性要繳這麽多錢,對我來講是不小的負擔。”他說。
而事實上,在醫改過程中,國家方針已針對困難或弱勢群體采取了傾斜政策。比如將醫保金費率改為了標準較低的定額。2009年之前納入職工醫保的破產改制、經營困難企業員工,按照“視同繳費年限”辦法,沒有繳納或者繳納了少量的費率。2009年之後納入職工醫保的員工,在國家專項資金的支持下,一次性繳納了較少金額的費率。
“一個人養三個人”
湖南一些地區出現嚴重的醫保缺口,在體制上的原因是我國醫保以區縣一級作為基本的統籌單位,很容易在參保人員結構失衡的地區產生嚴重虧空。但如果提高統籌層次,也會因地區發展水平差別而產生諸多問題。
職工醫保基金承擔起國企改制的包袱後,已經變得十分脆弱,再加上醫療費用上漲、人口老齡化等隱患集中爆發,這些地方的醫保基金出現虧空不可避免。
邵陽市當年制定改制企業醫保政策時,其繳費基數測算是以2002年的醫療消費水平為基數。但近10年來,邵陽市醫療費用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達10%以上,歷年來改制企業人員的年人均醫保基金消耗,自2004年的274元/人,上升到2011年的3065元/人。
自改制開始至今的10年時間里,邵陽人均累計已消耗醫保基金15526元,遠遠超過改制繳費標準。
人均壽命的延長,也加重了醫保的負擔。據國家統計局2012年報告,中國國民平均預期壽命估計達到74.83歲,這使得湖南各地的職工醫保年齡結構出現失衡。
2009年國家的醫保補助資金到位後,張家界破產改制、經營困難退休人員參保9554人,而同期經營困難企業的在職職工參保人數才2184。退休人員占應參保總數的74%。
而洪江區退休人員達12380人,占職工醫保參保總人數的67%。退休職工的醫保支出大大超出其繳費,導致洪江職工醫保2010年至2012年共虧損基金3832萬元。
姚加權舉例說,原洪江瓷廠破產改制後844名退休退養人員共繳費115萬元參加職工醫保,十年來醫保基金為他們共計支出855萬元。“一個在職人員供養兩個退休人員,再加上自己,實際上是在養三個人。”姚加權說,洪江醫保基金虧空的問題屬於“重癥”,懷化其他地方的問題屬於“感冒、發燒”。
邵陽市醫保處處長唐足平曾向媒體公開介紹,至2015年3月,邵陽職工醫保虧空已達近5億元。為還醫院欠賬,甚至動用了屬於參保人員私人財產的個人賬戶余額。邵陽市中心醫院院長張國華介紹,該院已經有1.6億元的醫保欠賬。
“醫保欠醫院的錢大家都知道,醫院也沒有辦法。”邵陽市第一人民醫院一線員工彭祝民對南方周末說,一方面醫保基金拖欠醫院經費,另一方面又對醫院的醫保報銷執行情況進行非常嚴格的監督檢查。“查的主要就是推諉病人,符合政策的都要給看。”他說。
姚加權介紹,目前洪江的醫保僅依靠省里的一部分轉移支付在維持,如果沒有外部資金提供支持,洪江的職工醫療保險很難繼續運行下去。
湖南一些地區出現嚴重的醫保缺口,在體制上的原因是我國實行以區縣一級作為基本的統籌單位,很容易在參保人員結構失衡的地區產生嚴重虧空。
為此有人呼籲,應該提升職工醫保基金的統籌層次,將區縣統籌提高到地市級統籌,在有條件的地方試點推進省級統籌。但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院長蔡禾教授認為,醫保基金的區縣統籌制度,與中國的財政制度有一定關系,因為中國的財政制度是以區縣為單位。
“各自用的是各自鍋里的錢,沒有全國性的整合,國家只給一個原則性的政策。”蔡禾說,縣域內的發展失衡一般不會特別突出,但放在地級市範圍內,先進區縣與落後區縣的差距就有可能十分明顯。發展水平不一樣,那麽繳費費率就會不同,想把所有的錢匯集到一個籠子里很困難。蔡禾建議,可以嘗試先打通制度,實現異地報銷,從而推動進一步的改革。
“出了虧空,要看是制度問題,還是管理問題。”陶天清認為,現有的職工醫療保障在制度設計上並沒有根本性缺陷,雖然醫療費用在上漲、年齡結構在變化,但社會人均收入也在增加,只需要根據時代發展,重新測算繳費基數,不斷做出調整即可。
(應受訪者要求,彭祝民為化名)
在線短租布局老年旅遊市場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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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 老年旅遊市場無論是從頻次還是時長來看都具有其他類型市場無法比擬的優勢,因此,在線短租平臺布局老年旅遊市場正迎合了旅遊業的發展趨勢。
老年旅遊市場成新興藍海:
近年來,隨著人口政策的調整,我國人口結構逐漸進入老齡化階段。隨著生活水平和社會環境的改變,60歲以上的老年人過著“有錢、有閑”的日子。他們為排解老年寂寞、維護社交關系等原因選擇出行,老年旅遊市場逐漸受到關註。
1、出行人數增多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止2014年底,我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1242萬人,占總人口的15.5%,65周歲及以上人口13755萬人,占總人口的10.1%。老年人口數量的增長表明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
老年人口數量的增長預示著老年市場的逐漸興起。隨著整個社會享樂意識的改變,老年人的出遊意願也逐漸提升。根據調查顯示,占總人口約15%的老年人有出行意願的人數比例達到87%,表明絕大多數老年人將出遊作為自己休閑度假的方式,老年旅遊市場發展潛力無限。
2、特征明顯:
因老年群體生理特性與心理需求,造就了老年旅遊群體與其他群體的不同,他們旅遊的特點可以概括為:出行時間長,年均出行次數多,單次出行人數多。
1) 出行時間長
根據調查顯示,60歲以上老年人出行多會選擇8至15天中長期旅行。比重占總人群的43%,接近7成老年人在出遊時選擇8天以上旅行。因此表明老年人擁有更多的時間用於旅行,中長期旅行更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2) 出行次數多,年均出遊次數達到2次以上。
因老年人擁有大量的空閑時間,同時出行意願較強,因此他們出行的年均次數較多,可達兩次以上。接近2成老年人每年出行3次以上。並且旅行多集中在景色與氣溫較適合的春秋兩季。其中,大部分人會選擇在旅遊目的地停留7至15天。
3) 出行人數多,以多人出遊為主。
老年人出行與其他人群最大不同點是以多人組團出遊為主。這與他們的出行需求有著密切的關系。大部分的老年人組團出行是為了增加親友感情而出行,這類人群交往對象一般僅限於同行老人,他們結伴人數較多,更願意自由組團出行。
總結:根據以上數據可以得出老年人旅遊市場參與人數正在增多,需求在爭奪,老年旅遊市場發展潛力無限。隨著老年人使用互聯網產品頻次的逐漸增加,加上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追求個性化體驗意願提升等因素的影響,老年自由行將會成為老年旅遊市場中不可低估的發展力量。
在線短租布局老年旅遊市場的優勢:
作為自助遊的核心項目——住宿,老年人出遊對住宿的需求也與其他群體有些不同。對於老年人來說,他們在住宿中多會選擇質量高、服務好的房源。而非標準住宿產品在滿足老年人旅遊住宿需求時具有:服務方式多樣,增值服務更人性化;房源及配套設施能滿足全家出遊住宿需求的特征。
1、服務方式多樣,增值服務更人性化
對於老年人來說,他們出遊更重視住宿產品配套服務質量的高低。民宿無論是房源質量還是配套服務相比同類產品都具有優勢。類比同類型酒店,短租房的服務方式多樣、增值服務更人性化。在預定時,即可與房東取得聯系獲得更多關於房源的信息,如地理位置、周邊配套、與目的地距離等等,能有針對性的滿足老年人出行需求。如房東導遊服務,選擇本地人房東作為出行導遊,他們熟悉當地的景點與服務,更能為老年人安排頗具當地特色的行程。除此以外,短租房還能夠為老年人提供短期包車服務、咨詢等服務。綜合來看,比較酒店的標準化服務,短租房能為老年人群出行住宿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服務。
2、房源及配套設施滿足全家出遊住宿需求
短租房源類比同類型酒店的優勢不僅在於服務,更在於硬件設施。相對酒店單一、空白、面積小的房源來說,中高檔短租房具有面積大、裝修豪華、設施齊全的特征,可滿足中老年協同全家出遊時的洗衣、做飯、集體住宿的需求。同時,不同類型的短租房更能滿足全家出遊時不同年齡階段人群對住宿的需求,如全家出遊時中老年更註重環境安靜程度,年輕人更註重住宿房源個性程度,綜合兩者在選擇住宿時裝修個性、豪華且位於小區中心的短租房更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綜合來看,短租房房源屬性及配套設施更適合全家出遊住宿需求。
在線短租布局老年市場展望:
相比較而言,老年人旅遊住宿市場是一個緩慢發展的市場,這與中國人口結構息息相關,在中國逐漸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大背景下,老年旅遊市場待開發的領域還有很多,作為度假旅遊最重要的環節之一,住宿業務可分為標準住宿與非標準住宿。隨著攜程與去哪兒合並,標準住宿預訂基本被BAT壟斷,其他平臺想要尋求發展看似困難。而非標準住宿領域還沒有巨頭的介入,市場格局還沒有固定,目前知名的Airbnb、途家、木鳥短租等短租平臺都在布局細分市場。針對老年旅遊住宿市場,各家平臺雖沒有推出“老人房”的概念,但從房屋質量與配套服務的角度來看,已經收錄了不少此類房源。其中,木鳥短租在旅遊目的地的布局較廣,尤其是中高端的短租公寓與民宿房源,類型豐富且數量眾多。同樣遊天下也在此類房源上下了不少功夫,收錄了旅遊目的地多種類型的房源。其他平臺也逐漸開始發力適合全家出遊、老年出遊的中高檔房源。
有了房源保證之後,優質的服務就成為各短租平臺競爭的標準。線下優質的服務與線上服務的保障才能獲得老年人的青睞。在老年人使用互聯網產品頻次較小的今天,線下房源的服務質量才是增加產品對老年旅遊群體粘性的根本。因此,各平臺想要拿下老年旅遊住宿市場,還需加大下線團隊的力量,保證房源的服務質量,才能獲得市場的青睞。
老年旅遊市場無論是從頻次還是時長來看都具有其他類型市場無法比擬的優勢,因此,在線短租平臺布局老年旅遊市場正迎合了旅遊業的發展趨勢。想要做好細分市場,各家平臺還需從自身受眾群體入手,抓住老年旅行群體的特征,建立與旅行社等企業的合作,首先培養老年人使用習慣,再通過增加增值服務,增強服務質量以增加產品粘性,來維護市場。布局老年旅遊市場將會是一個長期且緩慢的過程,因此,各家平臺在發展中逐步滲透“老人房”的概念,打造全新產品來迎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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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sherry,文中所述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立場。
學者:老年人貧困人口規模大 狀況令人擔憂
2014年,中國低於世界銀行絕對貧困線的貧困老人有4895萬,占老年人比例23.09%;低於國內低保線的老年人為5576萬,占老年人比例達到26.3%.。
日前,在“精準扶貧與城鄉一體化建設”中青年學術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講師朱曉提交學術論文給出這一組數據。論文稱,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老年貧困問題將逐步顯化。目前中國老年人貧困的發生率較高,貧困人口規模巨大,貧困狀況令人擔憂。
正是由於老年群體的貧困發生率較高,並且成為中國新貧困人口中的一個快速膨脹的群體,使得近年來老年人貧困問題越來越引起學界和社會的關註。相比西方發達國家而言,中國人口老齡化來勢兇猛且規模巨大,同時養老需求及養老成本急劇上升,帶來前所未有“未富先老”和“未備先老”的壓力。
論文數據來自2014年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CLASS),該調查是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負責具體實施的一項全國性、連續性的大型社會調查項目。此次調查具有一定的全國代表性,其調查樣本的整體年齡分布與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較為接近。
其中,世界銀行貧困線指標有1.9美元/天(絕對貧困線)和3.1美元/天,折算2014年購買力平價分別為2448元/年和3994元/年,均高於農村新的扶貧標準2300元/年。國內貧困線分為城鎮和農村的低保線,由於低保標準是由各縣級部門根據當地消費及財政水平制定,各地區及城鄉之間存有較大的差異,各省市城市低保線均高於農村,論文選取分城鄉各省平均低保線。
研究發現,中國老年人貧困呈現“三高三低”的結構特點,即老年人貧困發生率是農村高於城鎮,女性高於男性,高齡高於低齡,並且貧困發生率隨著老人自身教育水平的提升而降低。此外,獨居老年人和農村空巢老年人是貧困發生率最高的群體之一。
比如,根據論文研究,35.88%的農村老年人收入不足1.9美元/天,即3個農村老年人就有1個人處於絕對貧困;2個農村老年人約有1個人處於相對貧困。按照最新2300元/年農村的扶貧標準,有35%農村老人總收入低於這一標準,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4年農村人口貧困發生率7.2%的5倍。
比如,高齡老年人是陷入貧困的高危群體。8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其貧困發生率為30.09%~49.72%,遠高於低齡、中齡老年人。根據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2014年中國高齡老年人的基礎數據,可推算得出高齡貧困老年人為770萬~1272萬。
另外,農村女性老年人具有農村、女性和老人三重弱勢身份,更易陷入經濟貧困。而獨居老年人貧困的發生概率又高於非獨居老年人,這就使得農村、女性獨居老年人是收入貧困的高發群體,而經濟收入低下會影響老年人的健康保健和生活質量並導致惡性循環。調查中有近80%的獨居老年人都患有慢性疾病,這使經濟薄弱的老年人生活更加拮據。還有就是,農村空巢家庭的老年人貧困發生率遠高於城市空巢家庭的老年人。
需要註意的是,朱曉在論文中提到,由於使用的是截面調查數據,因此只能推斷具體時段老年人貧困發生率及其結構和規模。由於問卷中也沒有給出老年人家庭總收入,因此貧困分析不能以家庭為單位,這可能會高估老年人貧困的發生率,因為就老年人個體來說是貧困,但從家庭的角度來看其生活可能並不貧困。
此外,從貧困的內涵來看,由於貧困是一個多維概念,不僅僅經濟方面受到剝奪,還有健康、社會、精神狀態等,但經濟貧困往往是其他類型的貧困之源,收入仍然是衡量貧困的最重要的並具有可比性指標之一。她提到,如何構建恰當的測量指標對老年人貧困進行全方位綜合的測量將是未來的研究方向。
老齡化危機下的日本:勞動力不夠,老年人來湊?
最新發布的就業數據顯示,日本勞動力市場繼續一路高歌,7月份失業率降至3%,已是1995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空缺職位與求職人數的比例持穩於1.37,達到1991年8月以來的最高點。
8月9日公布的勞動力調查數據顯示,二季度日本失業人數同比減少10萬人。因結構性因素和需求不足導致的失業繼續回落。
盡管形勢一片大好,但巴克萊分析師還是指出,日本仍需實施適當的勞工政策,以化解因為供給而導致的勞動力短缺局面。
100歲的銷售人員
在人口老齡化方面,日本社會一直跑在世界的前頭。2015年,日本65歲或以上人口占到總人口的近27%,給該國勞動力市場帶來不小的壓力。
但與此同時,日本也很早就開始用老齡人口來補充勞動力。現在,越來越多的雇主都開始將老年人當作寶貴的勞動力資源。
日本化妝品牌Pola就深諳其道,它旗下有一名銷售人員還在最近迎來了百歲生日。
6月,Pola的銷售班底齊聚東京世田谷區的一家Pola門店,了解該公司的新產品以及推廣活動。83歲的店長杉山(Miyoko Sugiyama)給大家做起了培訓。
零售商常把顧客數據庫掛在嘴邊。但杉山把顧客數據都記在了心上。對自己那三十多名客戶的喜好、年齡、健康狀況和購物習慣,她都了如指掌。一有新產品推出,她都會騎自行車或坐地鐵登門拜訪。這位耄耋老人的精力讓年輕人都不禁汗顏。
在全日本範圍內,像Sugiyama這樣的Pola“美容指導”有5萬人左右。她們都作為獨立經營者,與Pola簽訂委托合同,從事上門推銷,與作為品牌主要客戶的家庭主婦們形成長期、密切的關系。
1937年,Pola剛開始招募推銷人員的時候,申請如雪片般飛來。當時,日本婦女很少有出門工作的機會。
如今,Pola表示不設退休年齡,銷售代表們只要願意,就可以無限期工作下去。在它的5萬名美容指導中,70多歲的有5500人,80多歲的有2500人,90多歲的也有250人。
杉山在40年前就開始為Pola工作,入行至今,她已經賣出1.8億日元的Pola化妝品。
一些美容指導更進一步,負責著兩家以上的店鋪。76歲的本所(Sayaka Honjo)是Pola的頂級銷售代表,掌管店鋪90多家,月銷售額總計高達1.5億日元。
在Pola高達1000億日元的年銷售額中,約有95%來自本所這樣的美容指導。熟客是化妝品牌的命脈,所以對Pola而言,銷售代表們構建的起來的客戶網絡就是一項巨大的資產。本所說,只要客戶還需要她,她就不會退休。
制造業依賴老年熟練工
二戰以後,日本經濟在制造業的拉動下走向繁榮,至今仍是日本經濟的一大支柱。對制造商而言,要生存下去,就得將熟練技工的手藝傳承下去。
創立於1905年的軸承制造商Isoda也在逐步調整,以適應日本的老齡化趨勢。十年前,它開始允許65歲以上的熟練工人留下來繼續工作。
71歲的塞托(Kenji Seto)就抓住了這個機會。他已經在Isoda工作了34年之久。他所打磨的軸承要用千分尺來測量,精確到1公絲,也就是百分之一毫米。需要多年的經驗和直覺才能達到純熟的地步。
在工作中,他常常需要連站好幾個小時,同時還要保持全神貫註。但他說自己已經找準節奏,從來不覺得累。
這位熟練技工同時也是一名指導員,負責指點二三十歲的年輕同事。他說,想把自己所有的技能一一傳授給他們。
如今,Isoda的零部件被用於各類船舶,包括日本自衛隊的潛艇和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巡邏艦艇。在創立以來的111年里,它始終把質量作為重中之重。社長哈托利(Daisuke Hattori)介紹說,之所以要和退休年齡的員工繼續簽約,是出於商業上的考量,因為熟練技工的離職對公司來說是一種風險。
他說,很多傳統的熟練技工都認為,手藝是書本上學不到的,只能跟著老師傅邊看邊學。如今,他們就在請老師傅們傳授手藝。
Isoda會和65歲或以上的員工簽訂一年期的工作合同。現在,60歲以上員工占到該公司員工總數的四分之一。其中很多在工作的同時,還負責帶資歷較淺的員工。
日本中津川市的金屬板材制造商加藤制作所(Kato Manufacturing)則采取了另一種做法。它於2001年推出了一項非同尋常的招聘政策:只招60歲以上的員工,在周末或節假日工作,使這家公司能夠全天24小時、一周無休地運轉,同時還精簡了運營。
加藤制作所為波音787噴氣客機供應組件,也為日本首架自主研制的飛機——三菱支線噴氣式飛機——提供主要的機翼部件。在負責生產這些組件的團隊中,很多都是60歲以上的老工人。
北京戶籍老年人口超300萬 老齡化程度全國第二
從人口結構上看,隨著老年人口比例的提升,北京真的要成為“老北京”了。
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北京全市60歲及以上戶籍老年人口約313.3萬,占總人口的23.4%,老齡化程度居全國第二位。官方預計,到2020年北京常駐老年人口將超過400萬人。
8月31日,在北京市“十三五”時期民政事業展望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市民政局局長李萬鈞表示,養老是社會熱門,老百姓比較關註,老年人現在很多,增長速度很快,預計到2020年我們將突破400萬,這是一個很大的社會群體。“十三五”期間圍繞貫徹居家養老條例,怎麽放開養老服務市場,讓更多的社會資本進入到養老服務領域,這個任務很重。
8月30日,北京市政府常務會審議通過《北京市“十三五”時期老齡事業發展規劃》(下稱《規劃》)。
《規劃》指出,北京市正處於中度老齡化時期。北京全市常住老年人口340.5萬,占常住人口總數的15.7%。平均每天凈增500余名60歲以上老年人,凈增120余名80歲以上高齡老年人。預計到2020年,全市戶籍老年人口將超過380萬,常住老年人口將超過400萬。城六區占全市老年人口的三分之二,老年人口比例為24.7%。
此外,北京市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下降,常住人口老年撫養比持續上升,從2010年的15.9%增長到2015年的21.1%,加重了勞動年齡人口負擔。
到2020年,本市每千名戶籍老年人養老機構床位數將動態保持在40張,老人居家養老將由政府購買服務提供幫扶,全市將建設1000個社區養老驛站,本市疏解騰退的廠房、校舍、培訓中心等設施都將優先用於養老。
對於養老驛站的功能和作用,李萬鈞表示,現在的養老驛站在功能上、體制上,在經營方式方法上,跟過去的托老所有很大的區別。
“為什麽要建設驛站?因為驛站是離老百姓身邊最近的一個服務平臺,這也是貫徹居家養老服務條例采取的很重要的舉措。大家知道,96%的老人是在社區和家里養老,並不是進機構,只有4%左右的老年人是到機構養老。”
李萬鈞表示,“十二五”期間每年建設一萬張養老床位,這方面投入的財力、物力比較大。“十三五”期間,就把工作重點轉移到重點支持居家養老服務上,讓96%的人要受益。養老服務驛站實際就是一個服務的平臺,我們給它設計了支持居家養老服務,輻射居家養老服務的功能。
他介紹稱,從數量上看,養老服務驛站的設置不完全是按社區、街道、行政區劃,而是按老年人的分布來設置,老年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可能設兩三個,人口少的地方可能設一個。今年是試點,全市是150多個,現在正在如期推進,“十三五”期間,這項任務要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