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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雜誌百大影響力人物 排名超越習近平 中國女首富陳麗華的愛情與暴富傳奇


2012-4-30  TWM




香港富華國際集團主席陳麗華,自 稱滿族正黃旗後裔,因貧窮高中輟學,最近入選甫揭曉的《時代》雜誌百大影響力人物,她被媒體喻為「內地第一富婆」,收藏紫檀木到可成立博物館,甚至嫁小她 10歲的老公,陳麗華的富婆傳奇話題性十足。

撰文‧張向東

美國《時代》雜誌公布二○一二年「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在一群西方人的面孔中,有一位七十一歲的中國老太太特別引人注目。這位「富華國際集團主席陳 麗華女士」,戴一副超大圓框金絲眼鏡,燙了一頭捲髮,外表看來,就是一位北京馬路上常見的有錢老太太。

《時代》雜誌給了陳麗華超高的評價,說她「是一位慈善家,經營富華國際為她帶來財富,但她真正成功的,是她對教育和藝術的堅定奉獻,以及投身慈善事業。」 她在百大排行榜中的排名,甚至超越即將接任中國國家主席的習近平,以及廣東省委書記汪洋。

陳麗華是中國商場上的傳奇人物,經常出現在西方媒體各種名人排行榜上,去年《富比世》雜誌公布的全球前一百大最有影響力的女性,陳麗華排行第三十三名;在 之前,陳麗華從二○○一年起,就已多次出現在《富比世》、《胡潤》公布的中國首富名單,多年來,陳麗華三不五時還會獲得女首富的桂冠。

正如同中國這幾年躥起的許多富豪,我們很難用三言兩語來描述陳麗華這個人。

她是深居簡出的神祕富豪,卻也懂得運用媒體為自己加持;她只有高中肄業,卻能獲得北京共產黨核心,包括李瑞環、賈慶林等人支持;她用一生精力搞紫檀博物 館,誓言把中國文物帶向全世界,卻為了地產開發,摧枯拉朽地將北京保存最完整的胡同拆光;而她「娶」了小她十歲、以演出唐三藏聞名全中國的男明星遲重瑞, 更是北京人津津樂道的八卦話題。

甚至,在《時代》評選名單出爐之後,香港媒體也罕見地出現嘲笑反對的聲音,批評者說,《時代》給陳麗華的評語,出自演員成龍之口,而成龍與陳麗華都是紫檀 木的收藏家,陳麗華展示紫檀木作品時,總是會提起成龍願意以驚人的高價收買。

香港的資深媒體人、原《星島日報》駐北京記者劉懷昭更說,「《時代》周刊這麼不嚴肅,把搞紫檀、地產吸金的陳麗華送上全球影響力榜,完全不問問她在中國大 眾中的名聲!」

北京女地王

資產遍及中、港 姊弟婚也備受注目陳麗華的發跡,是十足「具有中國特色」的致富傳奇。不論富豪排行榜如何計算她的身價,這位七十一歲的老太太,絕對是中國當今貨真價實的超 級富豪。

她擁有北京長安大街上、全中國最頂級的私人俱樂部「長安俱樂部」;她開發連接王府井與北京東二環的「金寶街」,街道兩旁全都是勞斯萊斯、藍寶堅尼、法拉利 的名車展示中心;她在北京市交通最繁忙的通衢大道邊,蓋了有如皇宮一般的紫檀博物館、五星級酒店與豪宅。

不只在北京,陳麗華的地產開發遍及香港、澳洲、大連、深圳、秦皇島,而且從地產開發擴張到旅遊、航空服務、網路信息,還要辦大學、醫院。

或許讀者對「長安俱樂部」、「金寶街」不太熟悉,那麼我們不妨想像:如果有一位老太太,能夠在總統府前的重慶南路上,蓋一棟頂級私人俱樂部兼辦公大樓;然 後,把整條衡陽路買下來,拆掉舊房子,全部重蓋新大樓,再招商五星級飯店、奢華名品購物中心、千萬元超級跑車展示中心。接著,在中華路接近北門的顯耀地 點,蓋一棟類似中正紀念堂、國家劇院的皇宮建築,裡面只放自己三十年來收藏的紫檀木;而獨自完成這些驚人事業的老太太,把小她十歲的秦漢或秦祥林「娶」回 家,幫她照顧事業,這樣如何?

沒落的滿族

在香港挖第一桶金 頂級俱樂部建金脈去過北京的人都知道,中國首都的規模,不是遠在南方小島的台北所能比擬的,陳麗華在北京的地產事業,即使把剛才所說的重慶南路、衡陽路、 北門的規模再放大十倍,恐怕還無法相比。

陳麗華說她「在北京頤和園出生、長大」,是滿族正黃旗的後裔,小時候窮,讀到高中被迫輟學,而家裡早年都是清朝留下來的古董家具。文化大革命時,陳麗華的 姥姥把這些古董埋到土裡,經過十幾二十年仍然完好如故。改革開放後,陳麗華做起家具修復的生意,由於生意很好,她很快就成立自己的家具廠,並且在一九八二 年就移居香港,做國際貿易與地產投資。

陳麗華說,她真正的第一桶金是在香港挖到的,一九八二年她在香港比華利山買了十二棟別墅,漲價後高價賣出。與其他地產商人不同的是,陳麗華獲利後,就回到 北京發展,這個決定,讓她不但躲過香港後來的金融風暴,也成功打進北京最核心的地區。

一九八九年,陳麗華拿到北京紫禁城前、東長安大街上的最精華地塊,她規畫建成當年北京市最頂級的大樓,也就是後來的「長安俱樂部」。這個地塊就在紫禁城的 旁邊、北京大飯店的對面,比後來李嘉誠拿到的東方廣場還靠近天安門。

經過將近二十年,北京市出現非常多的頂級俱樂部,長安俱樂部仍具有無可挑戰的地位,八樓的「清樽紅燭」餐廳天天訂位的都是黨的領導人或者最著名的企業家, 個人套餐從八八八八人民幣到四萬八八八八元 (約合四萬新台幣到二十二萬元),包括李嘉誠、霍英東在內上千位最頂級的權貴富豪都是會員,俱樂部的會員入會牌價,高達一萬六千美元。

不過,陳麗華開發長安俱樂部,即使獲得共產黨最高層的協助取得土地,仍然被卡了四年,一直到一九九三年才得以動土開工。陳麗華說,她自己投資四億五千萬人 民幣,已經是把所有身家都押進去了,不料卻碰到亞運會不能開工,之後政府手續又層層關卡,九三年拿到開工許可的那個晚上,深夜十一點鐘,陳麗華帶著工人, 開了四輛卡車到工地,自己拿圓鍬挖土開工。

長安俱樂部成了陳麗華邁向中國女首富的開門鑰匙,之後她就陸續拿到北京市最精華的地塊,包括投資五億人民幣的麗苑公寓、投資二十億人民幣的利山大廈,接著 又拿到面積高達十七萬坪的超大開發案富華園社區。陳麗華的地產項目,都是北京最精華、外人根本無法想像的超級地王。

二○○○年,陳麗華接下北京「金寶街市政改造和危改工程」,雖然稱為「危改」(危舊房改造),金寶街卻是北京最熱鬧的王府井大街的延伸,而「危改」的目 標,就是兩千一百戶的老北京四合院居民。這個區塊有二十二條老胡同,全部保留了七百年前元朝規畫北京城(當時稱為大都)的原貌,拆除這些老胡同後,陳麗華 取得總共六萬坪的土地、十二萬坪建物的開發權,整條街則變身為全世界最豪華的奢侈名店,價值無法估算。

拆建惹爭議

不滿老胡同危改取地報導 與媒體槓上不過,隨著地產大漲,北京市民已經不像早期願意接受黨和政府對「改善生活條件」的安排了,○五年一月七日,上海《第一財經日報》報導了「私押業 主祖產,開發商被訴至公堂」,說陳麗華的拆遷引發居民抗議,這篇報導引起陳麗華震怒,親自飛到上海報社總部抗議,要求報社用八個版面重新報導「正確新 聞」。一月二十四日,《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刊登道歉啟事,還補了一篇對陳麗華的正面報導。

與陳麗華發生衝突的不只上海《第一財經日報》,當時香港的《星島日報》、《明報》都轉載這篇報導,也立即接到陳麗華的抗議,當時《星島日報》派駐北京的記 者就是劉懷昭,她建議報社不必理會陳麗華的壓力,兩人從此結下梁子,這次還跳出來譏笑《時代》雜誌。

而根據當年曾在《第一財經日報》工作的人士說,日報創刊初期,已多次被共產黨中宣部點名,金寶街的報導則讓報社陷入存亡危機。據香港報紙報導,陳麗華背景 雄厚,她當面痛責《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聲稱已向北京市委書記劉淇投訴,並且可以直接告到中宣部部長劉雲山。

收藏紫檀木

蓋博物館展示 成兩岸權貴交流場域對於陳麗華開發金寶街,《華盛頓郵報》前駐北京記者潘公凱在他的著作《走出毛的影子》一書,有非常精闢的敘述。

「陳麗華掌管著一個巨大的房地產集團,在政府的諮詢或顧問機構擁有烜赫的頭銜。她住在城市東邊的一座十層的公館內,公館前面,正是她所建的一座博物館。」 「政府媒體肉麻地吹捧她的白手起家和慈善事蹟,公眾茶餘飯後談論她與小她十歲的電視明星遲重瑞的婚姻。也許是為了打消遲先生娶陳女士只為了錢的流言,她的 公關人員加油添醋地在媒體上宣傳,這對賢伉儷纏綿悱惻的羅曼史。」陳麗華的出身也是一個謎,她總說自己是滿清皇族的後裔,「但是所有證明文件,在文革時都 已經燒掉,使得確認她的貴族身分已經不可能。」○九年九月,陳麗華帶著她收藏多年的紫檀木仿古作品,到台北一○一大樓舉行「紫檀的奧祕」展覽,開幕式請到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以及一○一大樓總經理林鴻明剪綵,陳麗華帶來台北的展品包括清朝地方政府官員送給慈禧太后六十大壽的壽禮「紫 檀佛龕式多寶格」,還有「屏風寶座」、大型的「四合院」模型,號稱總值超過十億元。

陳麗華的紫檀博物館堪稱中國之最,上千件仿古家具都是紫檀木、黃花梨木、酸枝木,她三十年來瘋狂地在東南亞搜刮僅剩的紫檀木,搬回北京做成精緻家具。還說 自己「去了緬甸森林八次、多次被蜂群、毒蛇襲擊」,她相信東南亞應該不可能再找到紫檀木,「所有都在我這裡了。」正如同陳麗華與影星成龍因為紫檀木而成為 知交,陳麗華藉著長安俱樂部、紫檀博物館,在北京的權力核心交織出綿密又嚴謹的人脈、金脈網路,幾十年來日夜不停,而且從未出錯,一磚一瓦架構她「前無古 人,後無來者」的北京地產王朝,這才是她成為中國女首富,晉身《時代》一百大的成功關鍵。

陳麗華

出生:1941年生於北京現職:香港富華國際集團主席、中國紫檀博物館館長學歷:高中輟學,美國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榮譽博士身價:330億人民幣(約 1500億新台幣)

成就:

2008年《富比世》中國富豪榜中,名列第38 2010、2011年《胡潤》女富豪榜,名列第三2011年《富比世》100大影響力女性,名列第33 2012年《時代》雜誌最有影響力百強,名列52 7位華人 入榜2012《時代》百大人物排名 姓名 職業 入選理由1 林書豪 NBA球員 林書豪案例,足以成為所有孩童的典範。

17 曾雅妮 高爾夫球員 最年輕拿下5次重要高球賽冠軍的人,被形容「微笑能夠感染人心」。

41 蒲艾真 在美成立「全國家庭傭人聯盟」 促使紐約州率先通過家庭傭人人權法案,獲其他州仿效,使美國520萬名傭人受到保障。

45 羅聞全 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院教授 「生物金融學」創始人,認為股市不像規則可循的物理系統,比較像演化和調適的生物體系,美國財政部認同,請他成立金融研究辦公室。

52 陳麗華 香港富華集團主席 經商有道,熱心捐獻,還投資興建中國紫檀博物館。

64 習近平 中國國家副主席 今年訪美,獲得美方以最高領導人規格接待。

75 汪 洋 中國廣東省省委書記 可望給中國政治權力帶來柔化作用。

製表:賴琬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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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大姊改名換姓掌控過百億

2012-7-29  NM




還有幾個月,習近平就會在今秋舉行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國家及黨主席,正式接棒做中共第五代領導人。

習近平向來得民心,常給人清廉的形象,加上父親習仲勳是中共元老,又是開發深圳、珠海特區的功臣,習近平應該可以順利登基。

然而,習家其他成員在國內馳騁商界,可能會為習近平帶來隱憂。本刊調查習家的資產時發現,習近平的大姊習橋橋,在過去廿多年來,改名換姓掩飾身份,聯同丈夫鄧家貴及女兒,在北京、深圳、新疆等地,大搞地產,又重鎚搜購稀土及銅鎳等礦產,默默滾存及操控過百億元資產。

在港人最愛行街掃貨唱K揼骨的深圳蒲點東門,位於地鐵老街站上蓋,樓高十四層的地鐵遠為大廈剛剛拆棚,現正進行內籠裝修,預計年底落成。由於是東門罕有的一手商住盤,引起區內買家及代理虎視眈眈。

「呢個區內,連唔近地鐵站要過條馬路嘅港澳8號都賣超過三萬蚊一平方米(即每呎約三千元人民幣)!」深圳中原地產馮姓經紀說。以區內樓價推算,這幢可提供逾三十萬呎商住單位的地鐵遠為大廈,至少可以套現逾九億元(人民幣,下同)。

然而附近的街坊商戶,都不知道這首個深圳地鐵上蓋項目,背後發展商深圳市地鐵遠為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的來歷。深圳市地鐵遠為房地產,在○五年初成立,是深 圳地鐵唯一搞房地產的子公司,由深圳市地鐵集團佔六成股份,遠為實業持有餘下四成。遠為實業的老闆,原來就是中共皇儲習近平的家姐齊橋橋和姐夫鄧家貴。

地鐵上蓋早着先機

地鐵遠為大廈是深圳地鐵發展車站上蓋物業的白老鼠。早在○四年底深圳地鐵一號線通車之前,深圳地鐵已經夥拍遠為實業向深圳城規會申請,改變老街站上蓋地皮 的用途,用以發展轉車站和商住物業,○四年中獲得兼任城規會主任的市長李鴻忠開綠燈,雙方才註冊成立地鐵遠為房地產公司。到了○七年八月,時任市長許宗衡 (後來因為貪污落馬)進一步批准深圳地鐵全面開發上蓋物業。正當這籌備八年的首個地鐵上蓋項目即將落成有收益之際,深圳地鐵卻在去年十一月,突然把持有的 六成股權,作價二億六千多萬元,全數賣給遠為實業,公司名稱保持不變。此舉似乎是想淡化官商勾結的嫌疑,為習近平今秋登基鋪路。與深圳地鐵關係密切的齊橋 橋和鄧家貴,還持有為「深圳通」(深圳版八達通)提供充值服務的易通卡信息技術,逾百分之十八的股權。齊橋橋和鄧家貴一早已在深圳插旗,除了地鐵遠為大 廈,另外於○三年以一千二百萬買入近三萬呎地皮,該地皮距離近日成為投資新熱點的前海特別開發區,僅約十分鐘車程。不過,齊橋橋和鄧家貴在深圳的生意只是 冰山一角。過去二十多年,他們大搞地產、稀土、礦業、投資等,南征北討。單是位於北京的地產項目,未計成本,在○六年開售時已套現八十億元。現時兩人直接 或間接操控的業務,總值逾百億元。六十一歲的鄧家貴是齊橋橋的第二任丈夫,行事低調。有傳他曾經在雲南做小老闆,九十年代搞房地產發跡,如今自稱已經退 休。估計齊橋橋最初得到鄧家貴打本,然後利用父親在政壇的影響力,打通全國生意網絡,建立百億生意版圖。較丈夫年長兩歲的齊橋橋,生於四九年三月一日,在 革命聖地陝西延安的橋兒溝出生,因地而名「橋橋」。她是與毛澤東打江山的中共元老習仲勳,和第二任妻子齊心所生的大女。習仲勳後來在西安生下二女,名「安 安」,在北平(北京之舊稱)生下兩子,配以《三字經》的「性相近,習相遠」,取名「近平」和「遠平」。

習仲勳一生節儉

橋橋三歲那年,父親赴京任中共宣傳部部長,後來更升為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但是依舊儉樸,底衫補完又補,抹手紙都要慳着用,更要求子女水果連皮食。

齊心在丈夫○二年逝世後曾撰文《仲勳,我用微笑送你遠行》憶述:「從小,家裡就是橋橋穿舊了安安穿,安安穿舊了近平穿。有一次近平還因為不肯穿安安的花衣服急哭了。後來還是你(習仲勳)想的救急辦法,用黑墨水把花鞋子和花衣服染黑了再讓他們穿。」

習仲勳與第一任妻子郝明珠所生的細女郝平(又名習乾平),曾撰文憶述父親事跡,寫道弟弟習近平有一次對她說:「他(習仲勳)深夜回來洗過澡的水,他認為還 挺乾淨,不忍心放掉,非得把我和遠平從熟睡中喚起,硬塞進他洗過澡的水中泡一泡,洗一洗。我們活受罪地洗完出來,他還不讓放掉這盆水,還要把我們換下的衣 服泡進去,等第二天再洗。」

縱然管教嚴格,習仲勳卻是父愛爆棚。「自從橋橋出生後,只要你工作稍有間隙,就會把女兒抱來看看,有時你還親自為孩子拍照片。」齊心在悼念亡夫的文章懷緬:「只要一有時間,你就會親自為四個孩子洗澡、洗衣服,週末時帶他們去參加活動。」

六二年,橋橋考入河北北京中學,習仲勳為了不讓兒女因他而獲得厚待,要求女兒入學前要換姓,自此橋橋改跟母親姓齊。同年,毛澤東的走狗康生陷害習仲勳,指他是大陰謀家,把他打倒,橋橋因此成為「黑幫子弟」。

文革爆發,橋橋被洗腦,盡信「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有一次,母親被拉走批鬥,捱打回家,弟妹都以淚洗面,橋橋的第一句話竟然說:「媽媽,你胡說了沒有?你不能做叛徒!」

六九年,橋橋帶着母親給的塑膠毛澤東像,跑到內蒙古插隊。別人都寫信喊着要回家,倒是橋橋寫信給母親依舊是豪言壯語,她說,任何人都可以走,而她不能走,也無處可走。結果,六年半後才回京。

七六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台,兩年過後,習仲勳獲平反,隨即獲派南下當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廣東省省長,得到鄧小平支持,把深圳和珠海建立為經濟發展特區。

南下抓緊生意契機

橋橋以秘書身份陪同父親前往廣東,其間曾報考解放軍第一軍醫大學,但是因病中途輟學,後來進入廣州軍區聯絡部,負責遣送越南戰俘。八一年,習仲勳獲調回 京,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橋橋隨之,調任基建工程兵部隊,後來更畢業於北京外交學院大專班,之後調往武警總部,任司令部辦公室副主 任兼外事辦主任。八九六四,習仲勳反對李鵬出兵鎮壓學生,並力挺開明派領導趙紫陽,被迫引退,翌年移居深圳頤養天年,橋橋再次跟隨父親南下。「我身為子女 中的老大,享父母之恩,受弟妹之尊,蒙組織之愛,我不解甲誰解甲?」齊橋橋接受清華大學EMBA訪問時曾慷慨激昂道。習仲勳偕齊心住在深圳迎賓館的蘭園, 深居簡出,不忘節儉。郝平撰文憶述:「幾乎每天都要囑咐身邊工作人員,關掉多餘的的電燈,注意節電,他住的地方,夜晚總是黑糊糊一片。」大概習仲勳也估不 到,女兒一邊在旁照料,一邊卻密謀建構生意王國。其實早在八七年,齊橋橋已經處心積慮,化名齊蓮馨申領香港身份證,然後在香港合資開公司。直到九一和九二 年,更大手買入北角寶馬山花園一千呎單位、中半山御花園二千七百呎單位、灣仔會景閣八百呎單位。齊橋橋又在老父經常小住的珠海,成立珠海經濟特區卓運房 產,並買入一塊逾四十萬呎的臨海地皮。兩年多前,該地皮獲在香港上市的中國海外發展看中,以三億零四百萬元收購。

父親死後大搞地產

但是她真正大展拳腳,要等到習仲勳○二年病逝前後。○一年,齊橋橋和鄧家貴成立北京中民信房地產,翌年隨即全資開發位於西二環金融街附近一塊逾五十萬呎的 地皮,建為總建築面積達二百萬呎的觀緣。該豪宅在○六年開賣,呎價逾四千元,未計成本,估計套現逾八十億元。齊橋橋和鄧家貴在○九年又出擊,與唐山市唐海 縣簽約,共同斥資一百億元,開發曹妃甸工業區一塊逾十二平方公里的地皮,發展商住、會展、醫院、體育館。而開發北京觀緣期間,齊橋橋入讀清華大學的 EMBA,同屆同學包括時任內蒙古副主席連輯、青海省地礦集團董事長張尊冮、廣州明珠星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劉錦成等。這些同學,後來也成了齊橋橋丈夫的生 意夥伴。不久,鄧家貴進軍礦產,他首先夥同杭州地產大亨駱哲宏,在青海搞礦產公司,投資哈密和鑫礦業百分之十七點五的股權,並於哈密圖拉爾根,開發新疆最 大的銅鎳礦。○八年,鄧家貴的上海望潮實業,斥資四億五千萬元,購入江西稀土稀有金屬鎢業集團三成股權。

狂掃五億香港豪宅

正當齊橋橋和鄧家貴在大陸起樓開礦,三十四歲的女兒張燕南(據傳齊橋橋前夫姓張)透過公司名義在香港橫掃豪宅。○七年,張燕南豪花現金近三千四百萬港元, 購入兩個會景閣海景大單位。翌年再用現金近一千八百萬港元,買入一伙筲箕灣嘉亨灣一千五百呎全海景單位。○九年,張燕南更一擲現金一億五千萬港元,購入飽 覽淺水灣泳灘海景的麗景道五千多呎獨立屋,與樂基集團的何壽基等富豪為鄰,不過單位至今依然丟空。同年年尾,張燕南再花逾五千六百萬港元,掃多兩個會景閣 海景大單位。近年冒起發達的,還有齊橋橋的妹妹、習近平的二姐習安安。她的丈夫吳龍曾任北京新郵通信設備董事長,這間籍籍無名的公司,早前打敗摩托羅拉, 取得中國移動數億元合約。至於習仲勳的細仔習遠平,擔任總部位於北京的國際節能環保協會會長。而習仲勳與第一任太太所生的子女,則未見在商場上立足。郝平 在父親逝世後撰文寫道:「父親經常教導我們說:『你們要懂得「奢靡誤國,勤儉興邦」這個道理。我們國家、民族要富強,更要遵循這條哲理。』」習仲勳的家 訓,看來阻止不了子孫在全國累積財富。

 
習近平 大姊 改名 換姓 掌控 過百 百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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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的「高科技朋友圈」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3/1128/56674.html

孤島不再

政治局委員向程序員求教,不僅在中關村的歷史上從未發生,即便在1949年後的中國也是罕見的。

2013年9月30日這一天,中關村企業家們的政治地位再一次被提高。

當天,這些中關村的老總很早被組織起來,來到海淀區一座專為展示中關村發展成果和新技術的展示中心,等著給這些干部們上課。

小米公司的雷軍穿上得體的黑色西裝和淡藍色襯衫,他把所有通信設備都交給助理,經過數道安檢,進入了展示中心的展區。在通向展區小米公司展示牆的路上,這位程序員反覆溫習著如何把握這次亮相的機會,他需要在5分鐘內將他自創的一套複雜的互聯網手機模式講給這些對互聯網世界並不熟悉的政治局委員們聽。

雷軍的助理告訴《博客天下》,雷軍有7分鐘的時間待在展示中心的展廳中。其中2分鐘用來排隊等候,5分鐘用來講課。

在短短5分鐘裡,雷軍試圖用PPT向習近平講解,為什麼他的互聯網手機模式能夠在與蘋果手機的競爭中創造100億美元的估值,並成為中國年輕人的隨身之物。

次日《新聞聯播》,雷軍上課的鏡頭被播出大約5秒鐘。雷軍回憶,習近平問了他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你以前是做什麼的?第二個是,你合夥人以前是做什麼的?在領袖面前,他坦率回答,自己成功「最重要的是靠人」。

習近平還見到百度的CEO李彥宏。在現場,李「教員」比「學員」更緊張。

「李彥宏的稿子,據說改了很多次。」一位接近百度的人士說,「要在短短幾分鐘裡講清楚大數據,並不容易。」他們大概在一個半月以前接到中關村管委會的通知,要代表行業給中央領導「上上課」。

李彥宏所講的主題是「大數據」,這是百度和中關村管委會一起反覆溝通多次才決定的。在眾多話題中,大數據能實現什麼樣的未來這個話題,吸引了中央高層的目光。

李彥宏以一襲白色西裝登上「講台」,身後巨幅的LED上展示著PPT。他提到:大數據在兩個方面表現出最重要的價值,促進信息消費和關注社會民生。從央視播出的畫面可見,對於社會管理中的「熱點實時監控與預警」,PPT裡舉了幾個例子,比如旅遊熱點可以提前預測,還比如公共事件監測等,前者關係經濟、後者則是政治領域,李彥宏準備這次講課可謂周全。

在次日《新聞聯播》播出的政治局委員集體學習的新聞的秩序中,柳傳志被安排在第七位出場。熟悉電視製作的人們都知道,一頭一尾出現的通常是最重要的人物。

相比對體制陌生的年輕後輩來說,柳傳志更加成熟。今年6月,他就毫不諱言地表達了自己對政治的觀點,「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後的聚會我們只講商業不談政治,做好商業是我們的本分。」

柳傳志的聯想公司就脫胎於國企,21年前他就給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與國務院總理李鵬講解過自己的科技公司。

當年,中國面臨的一切問題都被解釋為政治問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口號頻繁被一些人提起。原中關村管委會副主任趙慕蘭接受《博客天下》採訪時說:「當時的中關村就好像一個小小的孤島,深陷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試驗區辦公室築起圍堰,把政治的驚濤駭浪擋在外面,你只要走進這個圈子,就可以在這裡面好好生活,沒有人批判你,沒有人指示你,該怎麼就怎麼幹。」

現在,已經74歲的中關村試驗區辦公室第一任主任胡昭廣清晰記得國家領導人第一次來到中關村的時刻,江澤民和李鵬在時任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宋健的一再推薦、邀請下來到中關村視察。

當天,柳傳志也一掃當時的頹氣,在來客面前神氣活現。為了顯示實力,他們把公司的各式計算機、漢卡都陳列在了聯想展廳外的通道旁,蔚為壯觀。李鵬問柳傳志:「為什麼起名叫聯想?」柳傳志回答:「聯想起名源於我們的聯想式漢字系統,模仿人類大腦的聯想功能,比如從『中』可以聯想出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等。」

柳傳志的回答讓李鵬很是讚賞,「你們證明了漢字是適合計算機化的!」李鵬回答柳傳志,「英文只有26個字母,你們貢獻很大。」

《新聞聯播》裡,中央電視台用8分42秒詳細報導了這次政治局委員集體學習。所有人心裡都明白,這則在最重要時段播放新聞無疑是對中關村這些企業最好的宣傳。今年央視《新聞聯播》後5秒鐘的廣告投放價格最低為1500萬元。

最高職位的淘寶用戶

現在人們通過網絡知道關注「雙十一」的不只是年輕人,至少還有國家總理李克強,這應該是中國職位最高的淘寶用戶。

10月31日,馬云與其他學者、企業家被請進中南海,李克強在這裡召開他就任總理以來第三次經濟形勢座談會。輪到馬云發言時,他開門見山地向李克強要信任。

馬云神采飛揚地對李克強說,馬上就到11月11日了,老百姓戲稱這天為「光棍節」,而淘寶網則把這天打造成了「中國消費者日」。

李克強竟然對這些年輕創業者的辛苦狀態「門兒清」,「我看到過一位淘寶店主和客戶的一段對話。他半夜接到了一個訂單,馬上就把貨送出去。送出去後還請求客戶方,你能不能給贊一個?大概對方覺得這個物品有點小瑕疵,他立刻就說給你換。隨後又反覆和客戶解釋、賠禮,生怕被客戶差評,毀了名聲。」講到這裡,李克強對馬云說:「我很感動。這反映出中國的年輕人,80後、90後創業者的勤勞和創業的不易。」

馬云說:「是的,現在夜裡12點後還上班的大多是這些年輕人。」李克強也鼓勵馬云,「中國的年輕人將成為中國未來『潛在經濟增長率』,他們的努力可以彌補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這一客觀規律對中國經濟影響,是最大的也是推動發展的強大動力。」

不久前,馬云剛剛成為清華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顧問,。他在釣魚台國賓館成為朱鎔基、王岐山的座上賓。

在年初,馬云被當時還未卸任的國家總理溫家寶請去講課。在課上,他大膽直言,要把互聯網和電子商務上升到國家戰略。

馬云的阿里巴巴集團正在進軍金融業,這個領域原來被國有企業壟斷的,現在在新任執政者的支持下,他的機會來了。

在今年雙十一當天,馬云創造了350.19億元的銷售額,他圓滿地完成了此前李克強交給他的任務。「雙十一」晚上,他向中國另一大支柱產業房地產發起挑戰。電商零售額超越房地產也被視作馬云的新野心。

外企巨頭

種種跡象表明,現在已不再是那個還爭論經濟路線的時代,只要你承認政府權威、守法繳稅,沒有人幹涉你的信仰。

儘管在過去的一年中,星巴克因被認為暴利問題而被央視曝光,而醫藥業巨頭葛蘭素史克因為商業賄賂而被中國政府有關部門追查。

但這些小的齟齬並未影響習近平對外國企業家的態度。

2013年4月,習近平會見曾經世界首富比爾·蓋茨。他向蓋茨傳達了中國「秉持創新驅動理念,鼓勵創新、支持創新」的態度。創新,這是習近平3月以來強調了多次的一個詞。

今年4月24日,習近平和美國財政部前部長保爾森的會談,則讓人們對金融業的改革有所期待。

保爾森和習近平有長達8年的交情,2005年,時任浙江省省委書記的習近平曾經帶企業家組團出訪美國,結交了時任高盛集團首席執行官的保爾森。

2006年,保爾森被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任命為美國財政部部長,擔任財長後的第一次訪華,保爾森的第一站就選擇了杭州,去探望自己的故交習近平和浙商們。那天他們相談甚歡,保爾森稱自己有空「要去溫州看一看」。

保爾森被認為是華爾街的鷹派,《經濟學家》雜誌曾經評價稱,保爾森忠於自由貿易,是減稅政策的堅定支持者。他曾經說,21世紀面臨一個主要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在不失去政治支持的情況下促進自由貿易。

除了他們都愛養動物(習近平擔任副主席時訪美,跟老朋友聊天,說到過自己「養了兩條寵物狗」)之外,一點巧合是,在他們離開學校之後,都曾經有過短暫的軍方工作經歷,保爾森在五角大樓,習近平在中央軍委。

現在,國家主席習近平喜歡以一種更平等的姿態直接向商界發言。今年博鰲亞洲論壇的年度會議上,他公開與十數家企業的高管會面。在那一次接近一個小時會面中,十幾家公司的總裁分別與習近平握手,他們小心翼翼地向這位國家主席提出了困擾外企發展的問題。他們對那些官僚主義的拖沓與投資限制感到不滿。習近平則告訴他們:「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上。」

每位最高領導人的第一個任期的三中全會,往往是最重要的會議。新的一屆中央會把很大一部分的注意力放在未來十年的經濟工作上。

無論是新科技公司還是傳統工業巨頭,無論是中國企業家還是外國投資者,這些人物在習近平的知識體系和工作領域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但或多或少地,他們的態度會被這位中國最高領導人聽取,思考,進而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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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胎化解禁 挑戰地方政府的「神祕帳」習近平推單獨二胎 意在宣示改革

2013-12-02  TWM
 
 

 

撰文‧周岐原

中共公告本屆三中全會結論的〈改革決定文〉後,不僅A股在十一月十八日單日爆量大漲近三%,連國際知名投資人羅傑斯也認為,這份文件代表「中國已經確定未來十至二十年的大事」。

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所謂「單獨二胎」政策,夫妻中若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可生育兩個孩子;換句話說,自一九八○年上路的一胎化政策即將畫上句點,每年因此增加的新生兒,人數上看百萬。

經濟學家謝國忠解釋,「長期以來,每年民眾『超生』(生育多於一位子女)的罰款,一直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這是為什麼本次三中全會不能立即實施「全面二胎」的原因,「當局可能不太喜歡(政策)一步到位。」在中國,俗稱「超生罰款」的「社會撫養費」,一直被認為是地方政府的一本「神祕帳」,一方面,中國至今未有關於超生罰款的任何收支統計數字及公開資訊,徵收亂象也屢見不鮮。「單獨二胎」政策上路後,等於砍掉地方政府在「超生罰款」部份的大半利益。

回頭觀察中國的人口結構,也已走到不得不變的關口。去年,中國的總出生率僅約一.一九%,猶低於台灣去年的一.二七%水準。根據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二○一○年時,中國十四歲以下人口比率只有十七%,比一九九○年時整整減少一成;相對地,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占比,卻從六%快速增加至九%。

在老化加速的情況下,目前中國至少有十四個省分的退休金帳戶呈現虧損,累計金額達七六七億人民幣(約三七五八億新台幣)。依照目前出生率,未來維持制度將更加困難,影響所及,人們勢必要縮衣節食提高存款,也就開始衝擊中國力拚內需經濟的轉型大計。

當然,「單獨二胎」無法立即扭轉退休金的困境,也難化解數年內即將爆發的缺工問題;但在謝國忠的解讀中,中國最高領導人至少已經藉此對全國上下做了明確的改革宣示;接下來許多挑戰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也在這次的宣示中有了「上行下效」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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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實力之父:習近平未參透軟崛起

2013-12-23  TCW  
 

 

中、日、韓的新一代領導人,至今上任最久的才剛滿一年。十二月中,受邀訪台的「軟實力之父」奈伊(Joseph Nye),接受本刊專訪時評論:他們都是「追求轉型的領袖」。

奈伊回溯,去年十二月以來,南韓總統朴槿惠、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及習近平,先後接下最高領導人職位。至今,日本的改變最大,國際觀察家都認為,安倍似乎能使「日本再起」。

奈伊觀察,安倍的確展現新氣象,「三支箭」的經濟政策射出今年成長率超過三%的成績,他走訪東協、拓展外交,再加上克服稻農阻礙,加入自由貿易談判等,顯示安倍具備大視野,願意大變革。在奈伊眼中,這種類型的領導人志高膽大,追求轉型性(transformational)目標,且通常善於辭令、極具啟發力,很容易就會號召到熱血民眾跟隨。

談馬英九:審慎特質適外交

朴槿惠也有這種很快能建立信任機制的特質。奈伊表示,她幾乎是一上任就面臨北韓政權轉移的緊急局勢,加上夾在中日之間,她的選擇不多,卻努力釋善意,持續推動既有的南北協議,恢復信賴基礎。

此外,奈伊對習近平的看法是:思想前瞻,雖稱不上大膽,但勇於提出「中國夢」願景:以大陸為中心,向亞洲開展,以創合作共贏。不過他認為,中國還沒參透怎麼「軟崛起」,才會一面拉攏各國建立緊密關係,另一面卻威嚇鄰國主權,導致東亞海面不太平靜。

像是十一月底,中國逕自宣布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納進歷史恩怨之源的釣魚台諸島,招致各國不滿。奈伊認為,中國的決定本身並沒有錯,但自行其是的方式會讓鄰國誤會它的動機。「就一個動輒影響區域和平,卻又想主導形勢的國家而言,作為要大膽,但身段要更柔軟。」

至於台灣,奈伊舉拜會總統馬英九時的心得為例:雖然他傾向是專注國務運作的「事務型(transactional)領袖」,但是在處理複雜微妙的外交關係時,這類領導人具備的審慎觀望特質反而更是時勢所需。

實力 之父 習近平 參透 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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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銳減、人力短缺 中國農改牽動敏感神經 糧食問題為何是習近平的頭號任務?

2014-01-27  TWM
 
 

 

習、李團隊執政周年,選擇把焦點投注在農業問題。比起地方債,農業改革關係到二億農村勞動力的去向,以及基本的糧食供應安全。由於牽涉到敏感的土地產權,未來改革難度不小。

撰文‧周岐原

二○一四年,當習、李團隊全面接班一周年之際,習近平最關注的,不是牽動全球金融業敏感神經的地方債,而是中國的農業。

證據一:一四年一月十九日,中國國務院發布「一號文件」,公文名稱是《關於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這是中國國務院連續十一年,把全年的第一份官方文書,用來宣示農業相關政策。

證據二:一三年十二月,向來為隔年施政定調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落幕。在會後提出的六大工作重點裡,「切實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十個字,被列為第一大任務;地方債問題,反而只排在第三位。

外界公認,總規模超過十九兆元人民幣(折合新台幣約九十三兆元)的地方債務,是最可能造成一四年中國經濟動盪的未爆彈。然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眼中,地方債的重要性,竟然不如確保糧食供應來得大。原因何在?

農業三大挑戰是頭號任務

其實從數字觀察,中國並不缺糧食。因為一三年中國糧食產量約六億公噸,以二%成長率創下新高。然而,一三年中國也進口穀物達七千萬公噸。既然連年豐收,為何習近平又把農業當成頭號任務?

「進口糧食主要用在飼養牲畜,這是飲食結構大幅改變帶來的需求;解決中國基本糧食需求,問題其實不大。」長江商學院副院長梅建平分析。「轟轟烈烈的工業化浪潮,使中國政府幾乎不可能依靠國內產量,來滿足中國的食品需求。」《華爾街日報》也指出。

「從現在來看,(中國)農產品價格還會持續上漲。」申銀萬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楊成長直言:「城鎮化,首先是農村問題。」楊成長分析,中國農業正面臨土地有限、成本激增和效率不足三重考驗,處理這些挑戰的難度,並不亞於地方債問題。

當中國的工業和城市建設不斷發展,地理位置較佳、適合人居的農地,一點一滴受到侵蝕,甚至連帶拉動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攀升,也就成了無可避免的結果。

歷年來,中國政府都將維持總耕地面積在十八億畝,並將其列為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國土資源部的最新普查顯示,耕地面積仍然維持在這條紅線以上;然而警訊也一一浮現。例如中國約有二.五%的耕地,已經受到重金屬等各種汙染,日後恐怕再也無法耕種。

另一方面,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趙燁,則針對耕地短缺提出警告;他指出:「從一九九七年至二○一○年,全中國被各種名目占用的耕地,總面積相當於半個海南省!」再者,從事農業的收入比不上工業和服務業,使得農村人力短缺,同樣是棘手問題。以就業人口來看,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各吸納中國三分之一的就業人口;但中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總量中,工業和服務業分別貢獻約四五%,農業僅僅只有九%上下,效率和產值難以提升,造成年輕勞動力普遍不願從事農業的現狀。「青壯年幾乎都走了,村裡只剩老人與兒童留守;面臨農忙的時候,反而還要請人來幫忙。」楊成長說。

農地自由轉讓改革 牽動民意他認為,解決中國農業問題,必須先從制度做起。「農村改革,關鍵在土地流轉、集中化。」他解釋,土地唯有集中經營、形成規模經濟,才能引進機械耕作、降低使用勞力的成本;同時,大型農場化的經營,可以讓農產品統一標準,提高品質之餘,無形中也方便對食品添加物和農藥的管理。

其實,在中國企業家之間,投資發展精緻農業,早已成了「時尚流行」。例如網易創辦人丁磊,默默在浙江安吉養豬三年,豬肉已經進入生產階段;另外,聯想集團創辦人柳傳志也投資十億元人民幣,生產桃子和藍莓。

實施土地轉讓,固然是經濟學上的合理選擇,卻也將牽動中國社會最敏感的神經。因為土地是農民僅有的生活保障,一旦土地出售,政府又不能提供生活保障或就業機會,農民謀生可能就會有問題。歷來的社會紛爭,每每因土地產權而起,因此在土地改革上,中國審慎無比。「所以一方面要(開放土地)集中、流轉,另一方面,要保障最終所有權不變。」早在朱鎔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時代,中國政府就對「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等三農問題高度關注,提出一連串政策。未來九年,中國的農業改革如何落實,正考驗習近平、李克強的能耐。

從三組關鍵數字,

看中國農業告急

糧食安全是今年第1重要任務,地方債排行第3中國1/3勞動力從事農業,但產值僅占全國GDP9%中國每人平均耕地面積,僅為世界平均值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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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明確經濟發展適應新常態 中國容忍經濟放緩(轉發) 世德散人

http://xueqiu.com/6355936297/29218692
國家領導人近期對於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表述,令外界進一步確認了中國對經濟增速放緩的容忍度。  

確認「新常態」:中國容忍經濟放緩

  國家領導人近期對於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表述,令外界進一步確認了中國對經濟增速放緩的容忍度。

  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作為近年來重要的經濟術語,「新常態」最先由美國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總裁埃裡安(Mohamed El-Erian)提出。儘管在不同領域有不同含義,但「新常態」在宏觀經濟領域被西方輿論普遍形容為危機之後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

  一名部委官員昨日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採訪時稱,作為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經濟不可避免地也呈現出「新常態」,「從近兩年的宏觀數據和工作實踐來看,我們應該盡快轉變認識,從過去的『常態』轉變到『新常態』。」

  上述官員表示,「新常態」的提法在大部分經濟領域的官員中有較高的認可度,此次習主席明確這一提法統一了思想。同時,中國容忍經濟放緩的態度有了基礎,調結構的思路再次得到確認。

  中國式「新常態」

  在埃裡安提出「新常態」概念後,不同領域的人士在金融、商業和宏觀經濟等領域給出過不同的含義。在2010年舉行的第40屆達沃斯論壇上,有嘉賓提出,世界也許再也無法回到金融和經濟危機前穩定的「正常」狀態,它將面臨一個全新的「正常」狀態。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在一篇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的文章中提到,全球危機步入「新常態」,傳統上,經濟危機可能表現為連續若干年的負增長,但是,由於大劑量的調控政策被強力推出,現階段的危機並不表現為負增長,而是表現為經濟增長在低水平上波動、全球流動性過剩、大宗產品價格和資產價格變動不居、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地緣政治緊張等。

  後危機時代,世界主要經濟體開始聚焦「新常態」這一概念,越來越多的人士用這一概念來分析中國經濟。2012年,國際評級機構惠譽(Fitch)表示,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符合「新常態」增長率。惠譽同時認為,中國經濟將避免「硬著陸」。

  那麼,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到底有著怎樣的特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培林昨日在接受本報採訪時稱,考慮到中國技術水平與前沿國家的差距,與過去的常態相比,「新常態」可能會有幾方面的特點:增長速度可能會比過去10多年有所降低,但與全球範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發達經濟體相比,仍然有望保持較高水平;推動增長的主要力量,將轉向主要依靠轉型升級、生產率提升和多元的創新;經濟結構也將會發生新的變化,比如,服務業的比重超過第二產業,投資的比重會達到峰值並緩慢降低。

  申銀萬國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則對本報稱,在「新常態」下,一是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放緩到中高速增長,二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從粗放式增長變成創新和消費驅動增長,三是同一般經濟增長時期相比,這個時期要把防風險放到更為重要的位置,要充分認識改革的困難,充分估計風險釋放的壓力。

  「新常態」下的新危機

  面對「新常態」,世界主流輿論均在反思中尋求突破,不同經濟體的危機和解決方法成為討論的焦點。本報梳理多位分析人士的觀點發現,目前主流輿論口中的「中國危機」主要體現在地方債務壓力、金融風險、產能過剩、要素成本上升等方面。

  國家發改委秘書長王一鳴就曾表示,「新常態」下的挑戰主要集中在四點:第一,產能過剩矛盾趨於突出;第二,生產要素成本加快上升;第三,企業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日益顯現;第四,財政金融風險有可能增大。

  一位多年從事債券投資的市場人士對本報稱,現在和10年前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國經濟的競爭力正在走入瓶頸。「過去10年我們取得了越來越大的國際經濟貿易的市場份額,靠的是低成本,而這個成本優勢在今後5~10年內很可能被大幅削弱甚至喪失。」

  大華銀行(行情 專區)的最新研究報告稱,隨著中國進入改革、結構重組和再平衡的新階段,其經濟亦進入溫和增長的「新常態」,這一緩慢增長勢頭有可能延續到2014年第二季度。

  最新的數據也證實了上述觀點。剛剛公佈的4月份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50.4,雖環比回升0.1個百分點,但絕對數值仍為歷年同期最低。交通銀行(行情 股吧 買賣點)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陳鵠飛亦撰文表示,中國4月PMI雖實現了連續兩個月的小幅回升,但與歷年同期相比,製造業景氣回升動力偏弱。

  對於當前的經濟下行壓力,有官方人士對本報表示,中國近期經濟增速的放緩其實是從2010年四季度開始的,這是經濟增長「轉階段」的必然過程,經過了3年多的時間後,「基本快調整到位了,低也低不到哪裡去,高也高不到哪裡去,大家要適應」。

  劉培林認為,「新常態」的基本特點,主要是由與前沿國家的技術差距決定的,是由經濟基本面因素變化決定的。識別「新常態」,要點是客觀,而不是樂觀或悲觀。比較準確的預期,會使新舊常態之間的轉換得以平穩實現。

  戰術上如何未雨綢繆

  為應對新形勢,世界主要經濟體均出台了各自的措施。其中,中國的「轉型」和「溫和刺激」引來較大關注。大華銀行的前述報告認為,中國政府已經對潛在的增長阻力做出了切實的響應,只是政策較為溫和且更具針對性,這與全球金融危機後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截然相反。

  習近平近日在河南考察時強調,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要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繼續處理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關係,深化改革,發揮優勢,創新思路,統籌兼顧,確保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多位市場人士均表示,中國目前的總體調控思路是不出台大規模刺激、堅持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落實減政放權等舉措。與此同時,推行自貿區和「兩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長江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盡快挖掘新的紅利。事實上,中國政府此前已經加快了對基礎設施和保障房建設的投資。

  劉培林稱,「新常態」的最終形成,不光要靠客觀的預期,更離不開順應規律的政策,和紮紮實實的改革與行動。中國現階段的「新常態」,有兩方面主要任務:眼下比較緊迫的是,化解舊常態下形成的一些經濟、金融和社會風險因素;同樣緊迫但意義更加重大、影響更為深遠的任務,則是推動轉型升級。

  具體來說,劉培林認為能否推動設備更新升級盡快取代房地產(行情 專區)成為帶動投資增長的新力量,已經成為攸關全局的關鍵。「倘若做不到這一點,不僅眼下的風險化解缺乏高質量的增長做保障;更值得擔憂的是,期待中的『新常態』將遲遲難以形成,增速長期低於目前發展階段應有的水平,這將是我們非常不願意看到的被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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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演講何以打動歐洲

http://www.xcf.cn/newfortune/cy/201405/t20140519_591719.htm
上世紀80年代擔任過美國總統的羅納德·里根,被世人稱為「偉大的溝通者」。由於他曾經是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演員,很多人一開始質疑他是否有能力領導一個國家,但他卻用自己優異的演技帶來了出色的執政效果。他不僅在舞台上的表現出色,在執政期間也總能給公眾奉獻出激情有力的演講。總是使用一般人就能明白的簡單詞句,用美國公眾能夠接受的方式來打動他們的內心,並且觸動他們內心深處的信念。

  不僅如此,里根還知道如何吸引外國聽眾,即使是那些持不同政見的人。在他的總統生涯中,最著名的一個瞬間便是他在德國勃蘭登堡門柏林牆發表的演講,發出了「戈爾巴喬夫先生,推到這堵牆!」的疾呼。儘管歷史家們對於這次演講是否促成了兩年後柏林牆的倒塌仍有爭論,但毫無爭議的是,里根的言論對其聽眾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

  之所以會想到里根,是因為2014年3月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後的首次歐洲訪問,他的此次訪問在比利時的布魯日歐洲學院中發表的意義非凡的演講中達到高潮。對於想要在海外投資的中國公司來說,這次演講十分重要。這是因為,當中國企業進入新市場時,面臨的最大挑戰便是對中國的誤解和成見。努力破除偏見正是此次演講的目的之一。所有努力走向全球的中國公司都會因此受益,同時它們所投資的地區也會收穫頗豐。而對那些勵志學習有效溝通技巧的人來說,則同樣能從這次演講中受益匪淺。

  看到的比聽到的更重要

  相較於耳朵所聽到的,人們更容易受眼睛所看到的東西影響,因此演講的地點非常重要。而將布魯日作為演講地,顯然是一個十分明智的選擇。首先,習主席將城市的名字作為了他發言的主題之一。「在弗拉芒語中,布魯日是『橋』的意思,」他告訴聽眾,「橋不僅方便了大家的生活,同時也是溝通、理解、友誼的象徵。我這次歐洲之行,就是希望同歐洲朋友一道,在亞歐大陸架起一座友誼和合作之橋。」

  不僅如此,將此次演講設置在布魯日這座歐洲最古老之一的城市,還包含著更加隱含的信息:如果聽眾想要瞭解中國目前的政策,那麼他們必須要瞭解中國悠久的歷史。而此次講話是在歐洲學院進行的,這也強調了習近平的信息是要傳達給整個歐洲大陸,而不僅僅是說給當地聽眾的。

  時間就是一切

  不管是個人還是組織,想要打動聽眾,都必須仔細挑選演說的最佳時機。有些時候,聽眾會傾向於接受一個信息,而在其他時候他們會傾向於抵抗。演講者必須據此來安排他們的演說。超出演說者控制範疇的外部事件通常會對聽眾的情緒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所以合適的演說時機,運氣也發揮著一定的作用。但無論是靠運氣還是規劃,抑或是靠兩者的結合,此次歐洲之旅的時機選擇都非常完美。

  首先,歐洲雖正慢慢從金融危機中復甦,但在經濟方面仍在苦苦掙扎。和世界各地的國家一樣,歐洲國家也熱衷於吸引來自中國的投資。中國巨大的資本儲備使得習近平能夠以中國的投資為籌碼,吸引歐洲領導人,因為這對於他們國家未來的繁榮是異常關鍵的。因此,他們十分樂意接受他的訊息。

  此外,一些歐洲國家和美國之間的關係也使得此次訪問的時間充滿了偶然因素。顯然,中美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兩國在眾多領域相互合作,卻也在一些領域相互競爭;在某些情況下,兩國又互懷敵意。但是,中國和美國對歐洲都有著濃厚的興趣。過去一年中,由於美國國家安全機構一直監聽歐洲領導人電話(特別是德國總理默克爾)的事實被揭發,美歐關係受損。儘管如此,美國和歐洲之間的關係依然是異常堅固的,這種堅固可能會永遠地持續下去。但毫無疑問的是,歐洲也非常歡迎能夠與中國探索建立更密切關係的機會,因為這也會給美國傳遞一個訊息。對中國而言,技巧地利用歐洲的這種心態無疑是明智的。因此,此次訪問的時機對實現中國和歐洲的目標都是有幫助的,當然對美國而言則不是那麼有利。

  內容為王

  雖然地點和時機極為重要,但對任何一場演講來說,最為重要的因素依然是內容。而這正是習近平的演講做得最好的地方。他的演講目標非常清晰,即彌合中歐之間的文化分歧,幫助歐洲瞭解中國的國際政策。他通過清晰地解釋中國悠久的歷史和現存的挑戰—只兩句話—就達到了這一目的。

  這其中使用的一個重要的演講技巧,便是取悅聽眾從而與他們建立聯繫。「中國和歐盟經濟總量佔世界1/3,是最重要的兩大經濟體。」除了明確表明了中國和歐盟「站在一邊」的態度,這句話也隱晦地挖苦了美國。習近平緊接著說道,「中國和歐盟都在經歷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革進程,都在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中歐並肩駛向未知未來這一意象的描繪,能夠非常有效地通過互利的紐帶連接起兩種文化。

  對筆者來說,習近平講話的核心可以概括為言簡義賅的兩句話。第一句話,他將中國悠久的歷史進行了有序的排列,從而幫助聽眾「正確地瞭解中國」。他說,「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鬥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鬥史,中華人民共和國60多年發展史,改革開放30多年探索史,這些歷史一脈相承,不可割裂。」同時,他也提醒聽眾「中國人民對被侵略、被奴役的歷史記憶猶新,尤其珍惜今天的生活」。

  更為有力的是,習近平用一句話中闡述了他作為中國國家領導人面對的挑戰。「在中國,中國城鄉低保人口有7400多萬人,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有1000多萬人,幾億農村勞動力需要轉移就業和落戶城鎮,還有8500多萬殘疾人。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還有2億多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差不多相當於法國、德國、英國人口的總和。」這些挑戰對於西方的領導人而言是不可想像的。因此,當他說「中國目前的中心任務依然是經濟建設」時是可以讓人理解的。他也是在含蓄地向西方批評家表明:無論你對中國有什麼看法,請在考慮到這些挑戰之後再做出評價。

習近平 演講 何以 打動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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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首次訪巴西送86億美元大禮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0114

中國主席習近平訪問巴西期間又為巴西送上大禮:86億美元投資及貸款。這也是巴西總統羅塞芙努力吸引外資減緩經濟衰退的又一成果。 本周五(7月17日)正在對巴西進行首次國事訪問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巴西總統羅塞芙舉行會談並共同出席有關合作文件的簽字儀式。 其中包括中國進出口銀行與巴西淡水河谷公司50億美元融資框架協議,巴西航空工業公司與海航集團子公司--天津航空有限責任公司以及工銀金融租賃有限公司,簽署了加之32億美元的60架飛機銷售協議。 巴西總統羅塞芙在還表示,中國三一重工將在巴西投資3億美元建設工程機械工廠,奇瑞汽車也將在巴西建立汽車組裝廠。兩者將為巴西創造約2000個就業崗位。 羅塞芙上周表示,她第一個總統任期內標誌性動作是增加了投資,講給未來經濟增長打下基礎。 據巴西國家統計局,巴西2014年第一季度增長率為令人失望的0.2%,增速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期間巴西投資出現了兩年來最大幅度的萎縮。 根據巴西政府數據,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巴西最大貿易夥伴,去年兩國間進出口總額達833億美元,今年有望超過900億美元。 羅塞芙還表示,中國和巴西今年晚些時候將聯合發射衛星, Centrais Eletricas Brasileiras SA和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在塔帕若斯河建設一個水電站。
習近平 首次 次訪 巴西 86 美元 大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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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首次訪巴西送86億美元大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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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主席習近平訪問巴西期間又為巴西送上大禮:86億美元投資及貸款。這也是巴西總統羅塞芙努力吸引外資減緩經濟衰退的又一成果。 本周五(7月17日)正在對巴西進行首次國事訪問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巴西總統羅塞芙舉行會談並共同出席有關合作文件的簽字儀式。 其中包括中國進出口銀行與巴西淡水河谷公司50億美元融資框架協議,巴西航空工業公司與海航集團子公司--天津航空有限責任公司以及工銀金融租賃有限公司,簽署了加之32億美元的60架飛機銷售協議。 巴西總統羅塞芙在還表示,中國三一重工將在巴西投資3億美元建設工程機械工廠,奇瑞汽車也將在巴西建立汽車組裝廠。兩者將為巴西創造約2000個就業崗位。 羅塞芙上周表示,她第一個總統任期內標誌性動作是增加了投資,講給未來經濟增長打下基礎。 據巴西國家統計局,巴西2014年第一季度增長率為令人失望的0.2%,增速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期間巴西投資出現了兩年來最大幅度的萎縮。 根據巴西政府數據,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巴西最大貿易夥伴,去年兩國間進出口總額達833億美元,今年有望超過900億美元。 羅塞芙還表示,中國和巴西今年晚些時候將聯合發射衛星, Centrais Eletricas Brasileiras SA和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在塔帕若斯河建設一個水電站。
習近平 首次 次訪 巴西 86 美元 大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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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政治經濟學”透露改革三路徑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5067

本文作者為國泰君安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任澤平。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副主任。文章有刪節。

    當前中國正處於“三期疊加”的轉型關鍵期,大時代呼喚改革。改革是政治經濟學,通過調整生產關系以推動生產力發展。“習近平政治經濟學”應時代而生,將引領中國這艘巨輪駛向新航道、“新常態”。   

     目前對中國經濟有三類觀點:第一類過度看空,以部分國外機構為代表,迎合了部分國外投資者不了解中國、過度悲觀的偏好。雖則唱空,但卻可起到提醒的作用;第二類過度看多,未來還可以保持8%以上的增長,還能回到高增長軌道,中國經濟下行是因為外需不足和周期調整,政策應以刺激投資為主。這類觀點貌似唱多,實則產生誤導作用;第三類理性樂觀,看好中國經濟發展前景,但認為中國經濟正處於增速換擋期,近年經濟下行主要是因為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應在保持定力、守住底線的前提下,通過改革走出困局。如果通過不斷刺激勉強度日,坐等周期回升和外需改善,不僅貽誤改革時機,而且會醞釀更大風險。

    刺激是穩短期增長,弊端是維持舊增長模式、加杠桿,改革是穩長期增長,優點是釋放新活力、去杠桿。過去幾年,地方融資平臺、產能過剩重化工行業國企和房地產形成了三大資金黑洞,這是舊增長模式的代表,由於借助地方政府的隱性擔保、國有銀行的輸血,調整緩慢甚至拒絕出清,不斷通過加杠桿負債循環,推升了無風險收益率和融資成本,對新增長模式產生抑制和擠出效應,增加了增長階段轉換和動力升級的難度。

    未來通過改革破掉舊增長模式,放活新增長模式,構築5%-6%的新增長平臺,比現在勉強維持的7%-8%舊增長平臺要好,無效資金需求中斷了,利率下來了,微觀放活了,增速換擋成功了,產業升級了,企業利潤上升了,股市走牛了,居民生活改善了,政府威信提高了。國際經驗表明,新5%比舊8%好。未來中國如果能夠通過改革破舊立新,無風險收益率將降一半,經濟增速到5%,股市可上5000點。

    中國未來如果增速換擋至5%了不起,這是增速換擋期最優秀畢業生交出的答卷。1960年以來,在全球101個追趕經濟體中,只有13個國家和地區完成了追趕任務,邁過高收入經濟體門檻,成功概率僅為13%。在這13個成功實現增速換擋的經濟體中有4個最優秀的畢業生:德國、日本、中國臺灣和韓國,這四個優秀畢業生大約在人均GDP11000國際元附近,經濟增速平均從8.3%降到4.5%,降幅在50%左右。

圖 德日韓臺經濟增速換擋的表現 單位:%,國際元

     當前我國發展改革思路符合經濟規律和國際經驗。結構調整核心是轉換增長動力。先行經濟體結構調整成功不是偶然現象,也不是某一項政策的結果,而是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綜合作用的必然產物。如果對照上世紀60年代德國、70年代日本、80年代美國英國和中國臺灣、90年代韓國的結構調整經驗,可以發現其政策組合具有一些共性,即“貨幣不放水、財政不刺激、結構改革、微觀放活”。    

    未來的一年十分關鍵,以四中全會為節點,習總書記打虎歸來,出手改革,改革將進入提速期,經濟有望深蹲起跳。未來有三種前途:①快改革、大出清,去杠桿觸發風險後經濟深蹲起跳,債牛之後股牛;②快改革,有效控局,及時化解風險後經濟平滑過渡到新平臺,股債雙牛直接起跳;③改革遇阻低於預期,微刺激只起短暫效果,加杠桿,慢出清,經濟匍匐前進,股債雙熊,危機倒逼。深蹲起跳、直接起跳和匍匐前進三種前途的概率是5:3:2,最可能的是改革超預期,深蹲起跳。


習近平 政治 經濟學 經濟 透露 改革 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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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習近平智囊——劉鶴改革藍圖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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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晗晨 於 2014-9-10 17:41 編輯

【深度】習近平智囊——劉鶴改革藍圖全解析

作者:孫海琳 朱曉明(宏源證券)



2013年,習近平主席接見外賓時這樣介紹身邊一位助手:這是劉鶴,他對我非常重要。


劉鶴何許人也?


劉鶴,1952年出生。60年代就讀於北京101中學,期間結識習近平。1969-1970年在吉林插隊。1970-1973年參加了中國王牌38軍。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先後獲得獲學士、管理碩士學位。1978-1987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任教。1987-1988年,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1992-1993年,在美國Seton Hall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畢業;1994-1995年,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獲MPA學位。2001年開始先後擔任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和國家信息中心常務副主任。2003年起先後擔任中財辦副主任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2012年起擔任十八屆中央委員,2013年3月起,任中財辦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習主席喜歡講“創新”,這是劉鶴所推崇的熊彼特理論最重要觀點;“頂層設計”這個名詞最早來自信息產業,是時任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副主任的劉鶴將其引入了“十二五”規劃綱要,“頂層設計”代表著改革已開始突破“摸著石頭過河”的舊模式……


在國家計委工作期間,劉鶴主持制定了11個國家產業政策,其中5個由國務院正式對外頒布。他參與了“八五”、“九五”和“十五”計劃,還參與“十二五”規劃編制,同時還是十六屆三中、五中、六中全會和十七大、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文件重要執筆人,當然,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重要執筆人。


隨著“黨對經濟的領導”逐漸加強,我們更需關註黨口智囊團對經濟政策的影響。作為中財辦主任、發改委副主任,劉鶴曾參與多項國家改革方略設計,被外界認為是中國經濟政策的核心智囊。鑒於其身份的敏感性,近年來劉鶴在各個場合很少表態發言,多是仔細傾聽不同的觀點,但一個人的理念或許不會輕易改變,我們整理了劉鶴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論文、演講和訪談,摘錄其思想要點,提醒投資者高度關註。


每個人的性格都可能是多面的,在講究中庸和辯證法的中國尤其如此,但為了讀者有個較清晰的認知,我們將劉鶴的理念做如下概括:


劉鶴是一個改革派,自90年代以來一直敦促執行市場化改革,在經濟理念上更偏向熊彼特,強調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強調對產權和投資的保護,關註新經濟、信息產業和現代服務業;


但同時,劉鶴也是一個實用主義者,近年來其思想越來越開放包容,他認為市場是使經濟有效運轉的重要機制,但他並不是這種機制的盲目信奉者,他深諳中國國情,懂得改革需要內外合力倒逼,高度重視轉型過程中可能引發的就業和社會問題,註重制度設計和安排,務實推動漸進式改革。


他是典型的市場派,重視企業家精神,註重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他也是堅定的改革者,認為中國的改革模式是利益倒逼的漸進式改革;對於城市化,他認為是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強調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是經濟發展的趨勢選擇,強調推動信息化發展,註重人力資本積累,提倡通過提高增長質量和擴大就業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


應對金融危機:應該樹立底線思維,做好長期準備,強調外部危機通過出口和資訊渠道對中國經濟兩大循環的沖擊。反對拉美式的民粹主義做法,重視財政紀律,註重將短期的政策和長期轉變發展方式的目標怎樣通過改革的舉措和制度性的安排更緊密地結合起來。


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認識:由重視經濟增長轉向重視經濟發展,由更多強調改進供給效率轉向轉變總需求結構、轉變供給結構和轉變要素投入。劉鶴註意區分過去強調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十七大後提出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劉鶴指出轉變增長方式就是提高效率,這涉及羅默(Paul Romer)的新增長理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增長的知識含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更多是改進供給效率。而十七大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包括三個內涵,第一要轉變總需求結構,要從出口、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轉向消費、出口、投資協調拉動增長。第二是轉變供給結構,從依靠第二產業拉動增長,轉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特別是服務業要發揮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轉變要素投入,從數量擴張轉向依靠知識、科技、管理等全面提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是經濟層面,如果消費不擴大,民生不改善,社會建設不跟進,整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不能落實。同時,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


對改革的認識:從90年代起就敦促執行市場化改革,但也認識到改革的客觀困難,認為外部壓力和內部動力相統一是事物成功的關鍵,如果沒有壓力,中國的事情認識再好也做不成,內部本身的動力常常需要外部壓力來激活。因此,對改革既認識到需要倒逼,同時又認識到只能務實的漸進式改革,強調改革的頂層設計,強調經濟、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穩步協調推進。


支持發展的方向?創新(熊彼特式創新),新經濟,信息產業,現代服務業(與現代技術相結合的服務業,可能就包括B2B,也包括B2C,既包括生產型的服務業,也包括消費型的服務業。)


有兩點需要提請讀者註意:其一,我們相信劉鶴會繼續對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經濟改革的推進發揮重要作用,但黨終究是走集體決策程序,不應過分誇大單個人的作用,並且,劉鶴的影響可能僅限於財經層面,一些涉及到政治、法制、國家治理等其它層面的制度改革如國企改革等可能已超出劉鶴的影響範圍;其二,盡管我們力求原汁原味的總結展示劉鶴的觀點,受時間精力和能力所限,我們對劉鶴的解讀可能會不夠深入、客觀和全面,我們在每節前面均註明了所參考的資料,方便讀者按圖索驥直接品讀原文。


正文:


一、應對金融危機:倒逼改革,擴內需調結構,保持貿易開放和匯率穩定。


首先我們關註的是經濟遭遇危機時劉鶴的態度是什麽:


金融危機爆發後,劉鶴曾在多個場合就此表態,指出要重視外部經濟變化對國內的影響,但同時認為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不至於讓中國內部經濟政策做出巨大調整。


劉鶴2008年在《中國金融》發文指出,當前中國需要高度關註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由於美國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他的經濟體,包括亞洲的經濟體真正可以做到獨善其身嗎?第二個需要註意的問題就是我們該怎樣定義目前全球出現的通脹,如何認識中國通脹的問題,一個國家能夠單獨應對全球性的通脹嗎?第三個問題,我們總是說結構調整,希望中國降低儲蓄率,提高消費率,但在結構轉換的過程中,有可能出現新的失業的問題。我們的金融制度以及其他的制度究竟該怎樣安排?第四個問題,目前雖然全球金融市場面對暫時的流動性不足的問題,但是終究我們將面臨一次全球流動性的大量過剩,各個國家究竟該怎樣應對。


在財經2008年年會上劉鶴表示,由於中國市場和國際的同步性在逐步提高,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對國際經濟的變化做出反應,但他也認為,從總的格局來說,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不至於讓中國內部經濟政策做出巨大調整。


(一)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傳導渠道


劉鶴在談及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時講到,國際金融危機是通過股市的本能、中國經濟敏感部位的收縮傳導到整體經濟的。造成沿海經濟減速更直接的原因似乎有兩個,一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一直存在不可持續性的長期結構性原因,特別是原油價格沖頂使高度依賴進口石油的沿海經濟體的承受力到了極限。二是中國宏觀調控政策(勞動合同法實施,人民幣升值,貨幣政策收緊)碰頭減速了經濟增長步伐。


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兩個渠道傳導的。一是國際貿易渠道,近20 年中國經濟的繁榮和衰退都是從海運港口開始的;第二個渠道是資訊渠道,然後是信心崩潰,國際虛擬經濟危機很快傳導到實體經濟,美國的金融危機也很快席卷發達國家,並向全球擴散。出口和資訊兩個渠道擴散著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影響,使經濟長期賴以增長的兩個循環都受到很大阻礙。第一個循環是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順差到收益分配和國內就業及消費之間形成的循環,另一個循環是住房需求拉動的房地產開發產業鏈條和以地租分配為主要內容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及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循環。在兩個循環中,前者影響後者,因為住房終端需求受前者影響更大。兩個循環受阻,使經濟增長下滑、國內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下降、失業率上升,這反過來又使高度依賴股市的中等收入者們的財富性收入受到影響,從而引起消費增長速度趨平。中國經濟兩個基本循環圈受阻的情況表明,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本質上是對中國過度外向的經濟增長方式的全面沖擊,最嚴重的問題是失業,特別是近2000 萬在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就業的農民工的失業。(資料:《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政策應對》,2009年)


(二)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倒逼改革,擴內需調結構,保持貿易開放和匯率穩定。


1.中國:“三大政策思考”,長期判斷十分重要,重視需求與儲蓄的調整,按照價值導向和問題導向深化改革


1)“三大政策思考”:


首先,樹立底線思維方法,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


目前有兩個場景必須預防:一是危機升溫而產生的巨大外部震蕩;二是危機迫使一些國家轉嫁災難而走向變換形態的戰爭。雖然這兩個場景在近期出現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須防患於未然。


其次,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最後,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


2)利用外部危機倒逼改革,擴內需,調結構,保持開放貿易環境和穩定匯率。


對於金融危機的對策和態度,劉鶴認為,這場金融危機積累的破壞性能量很大,其發展態勢仍未見底,因此要做好最壞和延續時間較長的思想準備,力爭最好的結果。與此同時,認為短期亂局中的長期判斷十分重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沒有變化;金融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地位沒有變化,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沒有變化;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化;全球化進程雖然曲折,但其深入發展的趨勢不可逆。要充分利用危機形成的倒逼機制,在擴大內需的同時,加快結構性調整和改革。維持開放的貿易環境和相對穩定的大國匯率,繼續擴大進出口,提高制造業國際競爭力。著手制定和實施鋼鐵、汽車、紡織和裝備制造產業的調整振興規劃,既著眼於解決企業當前存在的困難,又致力於產業的長遠發展,通過提高產業集中度和資源配置效率,推進企業兼並重組,淘汰落後產能,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生產力。擴大內需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本舉措,增加投資和刺激消費結合起來,把克服當前困難和促進長遠發展結合起來,把拉動經濟增長和改善民生結合起來,對於應對危機將逐步起到關鍵性作用。


3)重視需求與儲蓄的調整,按照價值導向和問題導向深化改革


《沒有畫上句號的增長奇跡》(2011)中,國際市場狹小、初級產品價格上升、國內成本優勢變化、資源環境壓力加大,這些新的長期趨勢說明,傳統的粗放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要求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準確界定未來的動態比較優勢,更重視熊彼特增長模式和羅默增長模式的研究,充分發揮知識和人力資本作用,創造條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扮演新的合適角色。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來我們要做好兩件大事:(1)中國要加快調整儲蓄和消費的關系,逐步成為內生性的需求大國,為全球提供巨大市場。(2)要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加快技術進步和提高投資效率,提升服務業的比重,使產業結構和資源可獲得能力相匹配。在新的環境下,中國要反思趕超型的工業化路徑,努力走出一條主要依靠國內市場需求拉動、積累人力資本和形成創新能力的路徑,同時用和平方式與資源供給國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戰略分工。


2012年《中國發展成功的原因及未來發展的趨勢》中提到,在工業化、城市化和國際化繼續發展的過程中,市場化進程將繼續加快。未來的改革應當按照價值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的原則進行深化。所謂價值導向,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價值觀念,堅持產權保護,堅持鼓勵競爭,堅持公平和效率的統一,堅持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所謂問題導向,就是要有針對性地和有先後順序地解決一些突出的體制矛盾和問題,特別是財稅、價格、金融體制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在改革經濟體制的同時,也必須加快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努力創新社會治理方式;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有序擴大公民政治參與,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從而使經濟轉型順利推進。


2.拉美教訓:克服危機應避免民粹主義;阿根廷、智利的模式可以學習


在對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中,劉鶴指出,危機爆發後,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


同時,劉鶴認為阿根廷和智利經濟發展出現好轉的原因主要在於:


第一,放棄貨幣局制度,建立和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形成機制,使匯率反映市場供求的實際變化;


第二,嚴肅財政紀律,力爭使財政經常項目的盈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1.3%的水平,政府擴大財政赤字的要求將受到各方面制度的有力制約;


第三,進一步強化對產權和投資的保護,鼓勵企業家的投資和創新。


(三)需要重視的問題


在《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政策應對》(2009)中,劉鶴認為,金融危機有兩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第一,雖然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但是恢複市場的信心尚需時間;第二,短期的政策和長期轉變發展方式的目標怎樣通過改革的舉措和制度性的安排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怎樣調整,國家福利制度怎樣安排,城市化進程怎樣推進,中等收入者階層怎樣擴大,產權和勞動者的權益怎樣得到保護,金融制度怎樣進行創新等一系列重大制度性設計。需要註意的三個同時存在的現象:一是銀行從惜貸到超量放貸現象,擴張的信貸註入大企業和政府性大項目,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局面尚未緩解;二是財政惜稅現象。由於稅收急劇減少,支出的壓力全面加大,政府赤字的規模占GDP 的比重也有所提高。面對各方面要求減稅的壓力,財政和稅務部門出現了明顯的惜稅心態。在房地產界,普遍的呼籲是售房抵扣個人所得稅將有可能挽救房地產市場。在汽車和股市上,也有抵扣的強烈要求,對這些財稅部門采取了比較慎重的態度。三是消費者的“惜現”現象有一定顯現,特別是對耐用消費品的消費支出明顯減少。在出現這三種行為的同時,社會各界特別是投資界還出現了“持幣待政”現象。由於諸多政策快速出臺,人們都在等待下一個政策,因此推遲了投資決策的時間。


劉鶴還提示宏觀經濟可能出現的波動,滯脹並存的局面很可能出現在經濟剛出現複蘇的拐點,在全球網絡交易和大宗商品金融化的時代,從初級產品通縮到價格飛漲可能僅在瞬間。這場金融危機存在出現一波三折的潛在風險,一旦如此,金融危機經歷的時間會比想象的還要長久,對此亦高度警覺和防範。


二、市場派:重視價格機制的資源配置作用、重視創新和企業家精神


劉鶴是個典型的市場派的學者,在其早期的觀點中,已經表露的非常明顯,例如,1998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源何在》一文中指出,價格機制對資源配置已經起到了基礎性作用。在強調市場經濟的同時,他還多次提及企業家精神,重視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


(一)推進市場經濟改革


劉鶴認為中國經濟崛起應歸功於充分汲取“文革”教訓,堅持推進市場經濟的改革,堅持推行對外開放,正確發揮政府應有作用、堅持中國特色的改革路徑。“有些學者根據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做法,把中國經濟成功歸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模式的成功,我個人認為,這種看法可能不太符合實際,也容易產生誤導。”


在談到網絡經濟、信息產業發展時,劉鶴提到,“真正的驅動力量是私人企業家和市場機制”。“雖然我們在改革初期對計劃和市場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辯論,但實際上改革的成功試點恰恰遵循了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規律。這在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國有企業改革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主要包括界定和保護相對的產權、承認和激勵人的物質利益動機、由市場主體根據價格信號決定生產什麽和生產多少。在越來越多的產業推動公平競爭,實現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


(二)創新和企業家精神


在強調市場經濟的同時,他還多次提及企業家精神,曾在2000年的在中國資本市場發育十周年上海會議的講演中提到,風險投資家具有識別功能、融資功能,同時能夠構造股權結構和進行好的制度安排,把關聯的戰略合作者有機地組織起來,以實現利益共享、共做貢獻、規避風險,防止出現公司治理結構經常出現的CEO道德風險和CEO的認知風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就是大經濟學家熊彼特含義上的企業家”。劉鶴在《關於改革頂層設計總體規劃和重點內容》中指出,“中國正發生著巨大的結構性市場需求變化,只有企業家才能發現和捕捉真正的市場機會,通過產學研一體化的創新機制使技術成果產業化”(註:科研體制改革的方向)。


劉鶴在2006年時曾指出,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經濟規模擴大,人們明顯感覺到來自資源、環境、人口、生態等各個方面的壓力,特別是土地、淡水、石油資源的緊缺越來越成為發展的制約。在這個背景下,要求全面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特別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通過這些創新使生產活動和資源條件更好地適應。


劉鶴認為,目前中國需要完善的是鼓勵企業家進行生產型創新,而不是尋租型創新的制度環境。國家需要通過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以保護知識產權,這樣才能使研發的活動得到激勵。在研發初期,國家公共政策要發揮應有的作用,以降低企業的研發成本和風險。


(三)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在看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劉鶴認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互補的。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水平和商業周期的不同階段,兩者的互補形勢有很大的區別。”“至於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的事情,就不應該再由政府下硬性的指標。”“我個人認為不應該把計劃與市場對立起來,不應該把政府行為和市場機制對立起來,兩者在現代經濟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市場主體的自發性沖動和政府對改革自覺性引導相結合,是以往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


第一,識別功能。他們能夠敏感地發現新技術的潛在價值,準確嗅覺市場機會所在,把技術信號轉化為經濟信號。


第二,融資功能。對於風險投資人來說,重要性並不在於提供資金,而在於進行風險融資。


第三,構造股權結構和進行好的制度安排,把關聯的戰略合作者有機地組織起來,以實現利益共享、共做貢獻、規避風險,防止出現公司治理結構經常出現的CEO道德風險和CEO的認知風險。


對於風險投資,劉鶴有自己獨特的見解:首先,風險投資無風險。因為風險投資家在投資以前,已經對市場風險、技術的實現以及股東的合作進行了充分論證,在他真正進行投資時,風險已經很小,這個領域需要知曉市場;其次,具有組織能力和專業人才的人,這些人就是風險投資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就是大經濟學家熊彼特含義上的企業家;第三,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機構是誰、有多大名聲,而在於誰在做。因此,在這個領域,好的名聲是永遠找不開的鈔票,壞的信用是永遠掙不脫的枷鎖。


三、改革:利益倒逼的漸進式改革


劉鶴是個堅定務實的改革者,兼具改革派的突破思維和實用主義者的務實圓融。


關於改革問題,劉鶴曾直言“中國的改革從來都是由現實發展問題提出的,歷次改革都有非常鮮明的問題導向性質。”對中國歷年改革的認知上,相比原來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劉鶴主張統籌協調多方面改革,實行“改革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進行“漸進式改革”。


劉鶴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推動著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經濟社會結構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又對上層建築特別是政府職能轉變和政治參與方式的變革提出迫切要求。國際社會稱之為“中國的漸進改革模式”實際上是一個“從局部到全局、從微觀到宏觀、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到政治”的“利益倒逼改革路徑”。市場主體的自發性沖動和政府對改革自覺性引導相結合,是以往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


劉鶴所主筆的中國“十二五”規劃《建議》指出,中國改革處於攻堅階段,不加快改革就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在改革內容上則突出強調了兩點:第一,改革的路徑要進行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第二,要圍繞轉變發展方式的難題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性進展。


劉鶴認為,從經濟總需求結構調整的角度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增強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提高投資效率,減少凈出口;從社會結構轉型的角度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提高城市人口比重,提高中等收入者比例和人力資本質量,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轉向更多依靠內需驅動、創新驅動軌道。《建議》從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特別是改革壟斷行業和發展非公經濟)、轉變政府職能(特別是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深化財稅改革(特別是建立事權與財權相統一的財政體制和推進資源稅、增值稅擴大範圍,所得稅等改革)、深化金融改革(特別是發展中小金融、資本市場深化、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匯率改革)、健全市場體系、加快要素價格改革(特別是保護知識產權、建立信用體制和煤、電、油、氣、水等價格改革)以及加快社會領域改革(社保、教育、醫療、住房等)等幾方面提出了明確的改革任務,同時提出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增加透明度、擴大公共參與和維護法治權威等)的要求。


對於中國“十二五”《建議》中提出的頂層設計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他圍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了的幾個重點任務:


(1)圍繞擴大就業和完善創業環境所要推動的改革(民營經濟、產業結構調整相關)。以立法形式放寬市場準入,完善發展環境,使其與國有經濟享受同等的公平待遇。要建立正式的融資渠道,加快中小商業銀行的發展,特別是采用股份制方式對農村信用社進行全面改造,使之成為縣域商業貸款的主體,發揮其配置儲蓄資源的重要作用。要繼續深化資本市場特別是創業板風險投資市場的改革,使小型企業的創新行為獲得金融資源支持。要加大政府在財政、稅收方面的支持力度,完善市場競爭環境,加強權益保護,加快信用評價機構的發展和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創造有利於小企業發展的政策環境。與此相對應,要清醒認識到深化國企改革的重要性,準確界定國有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應當發揮的作用,進一步鼓勵競爭,反對壟斷,使不同規模企業和不同所有制企業平等獲得發展機會。


(2)圍繞城市化和人口轉移所推進的改革(基建、保障房、社會保障體系)。明確政府與市場及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分工。中央政府將更註重基本政策和制度建設,地方政府更多承擔廉租房建設和公租房建設的責任。要努力滿足轉移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和中低收入者的居住需求,但不盲目追求提高產權房比重。第二,規範土地使用、住房消費信貸條件,引導形成滿足多元化需求的商品房供給體系。第三,開展試點,在建立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征收對象和標準、稅收歸屬和使用等方面積累經驗,研究開征房地產稅,以此減少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並獲得擴大公共服務的稅源。第四,控制貨幣供應總量,引導社會預期,嚴格管理投機需求,避免資產價格大幅波動。


(3)圍繞加快服務業發展、提升制造業水平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而推進的改革(產業結構調整)。對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強調了兩點:第一,堅持市場需求的導向作用,強化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第二,保護知識產權。(附錄二:《關於改革的總體規劃、頂層設計和重點內容》,2011年)


在看待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上,1998年其提出“三個趨勢即城市化、市場化和國際化所創造的客觀需求和供給潛力,無疑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基本動力源。”劉鶴認為,城市化、市場化和國際化這三大趨勢,為中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提供機會,積聚著潛能。城市化提供著高速增長的空間,市場化使填補這一空間的效率更高,而國際化則使上述兩個過程按現代標準運作。機會和潛能主要在於:第一,需求體系的結構性變動,包括基礎結構充實的巨大需求,新支柱產業特別是住宅業發展帶動的需求;專業化操作和國際化分工而引起的結構調整需求;新興產業崛起特別是金融、保險及其它市場服務業發展引起的需求及隨人均收入正常提高而產生的其它結構性需求變化;第二,供給體系的新組合,由於產權受到保護,個人財產要保值增值,億萬人將成為直接投資者。市場取向的改革,則使居民進一步提高儲蓄傾向,使投資獲得充實的供給來源;第三,新的激勵機制的形成,促成了資源要素的更有效率的配置,從而為經濟增長註入了活力和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源何在》,1998年)


2008年經濟危機發生後,世界經濟格局發生巨大變化。2010年劉鶴在中國經濟年會上指出,擴大內需是中國經濟發展長期的支點,應穩步推進城市化。


四、城市化: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


在關於城市化問題上,劉鶴在早期的產業結構調整中就提及了城市化: 1993年,在《城市化、國際化與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未來20年中國經濟發展基調的判斷》一文中指出,“中國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演變將沿著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高度化三個主流趨勢前進。”中國經濟當時要求的城市化是,從成本費用及其社會兩個分析角度出發,有計劃地塑造大中小並舉,以中小為主的城市群體網絡,引導形成專業化分工的城市功能系統,使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派生的非農業產業群,由農村逐步轉移到城市。


在後來的公開言論中也不斷提及城市化的重要性:1998年他在關於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源中指出,城市化趨勢是中國社會經濟結構變化最主要的物理特征,是解決中國農民、農業和農村問題的根本出路,這是由比較利益驅動的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


同時他也認為,今後20年城市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很可能是小城市為吸納更多的人口進城而實現城市規模經濟的調整和競爭過程,10萬-20萬人口的上千個小城市會逐步形成氣候,與大中城市形成互補的城市網絡,這必然將派生出來巨額的投資需求並相應對三次產業構成發生影響。關於城市化發展出路這一觀點,今天仍然是這樣的思路。


2000年在《中國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中曾指出,經濟結構的第二個明顯的矛盾,是城鄉人口的比例失調和極低的城市化率。今後世界經濟的希望在於美國的高技術和中國的城市化。


一直到現在,劉鶴仍在強調城市化的重要性。“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面臨的現實課題,是穩定擴大內需、防止資產泡沫和抑制產能過剩。穩步推進城市化則可能獲得解決這三個難題的更大回旋余地。”


“(1)從需求角度,城市化的推進將創造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住房、基建投資;消費品、耐用消費品和教育、醫療等方面的需求)

(2)從供給角度看,城市化所帶來的投資需求將有利於消化過剩的產能(將對產業結構的調整起到重要導向作用,基礎設施、制造業、營銷網及其他服務業的發展將獲得更加明確的生產方向。)

(3)從金融體系的資金狀況來看,為了應對金融危機,2009年投放的大量流動性需要有效消化。”(附錄一:《增長點與關註點》,2010年)


在2012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指出,城市化趨勢仍將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


而城市化應該選擇什麽樣的模式呢?劉鶴認為,從最宏觀的意義上說,中國只有兩類城市。一類是有能力創造凈需求的城市,一類是增加凈供給的城市。“十二五”時期中國城市化的一個重要政策導向,就是要更多培育有能力創造最終凈需求從而接納農業轉移勞動人口的城市。


長期以來,中國的城市化模式有大城市為主和小城鎮為主的兩派之爭,雙方理由都很充分,爭執不下,在實際政策執行中導致不少困惑,後來幹脆出現了“宜大則大、宜小則小”的折中說法。劉鶴則主張綜合“大城市派”和“小城市派”兩者的長處,把大中小城市網絡化,通過基礎設施一體化實現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合理分工,避免城市過大或過小的弊端。


發展城市群的政策導向和建設網絡化城市(City Networking)的發展模式可能最適合當前中國的國情。“網絡城市”是通過輕軌、地鐵、其他公共交通和通訊系統,把不同區域內的大城市和中小城鎮整合起來,在合理的運輸半徑內(如中西部地區在“十一五”規劃期間所創造的“一小時經濟圈”和OECD國家提出的網絡城市構想)實現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以此實現特大城市的規模效益。在這個模式下,大城市將更多提供市場和就業機會,而周邊處於合理運輸半徑並被納入城市網絡的中小城鎮側重提高產業專業化分工職能,並為農村轉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采用殺富濟貧再分配》,2012年)


五、產業結構調整: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


劉鶴認為,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是我國經濟發展進一步實現小康水平並向中等收入國家邁進的內生性需要,也是國家產業政策和長期規劃的聚合點。劉鶴思想中關於產業結構調整主要來源於三個方面:


早期研究方向為產業結構和產業政策的調整,主要集中在三大產業之間的關系。這一觀點主要是其擔任國家計委領導期間形成的。


新經濟的發展,主要是信息產業、知識經濟的興起,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日益重大。這一觀點主要是其工作於國家信息化辦公室期間形成的。


借鑒國際經驗調整產業結構,這一觀點主要是其工作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期間形成。


(一)國家計委期間:三大產業之間的關系


劉鶴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產業結構調整、產業機構產業政策的制定中。在產業結構調整方式方面其認為“總的方向上,市場機制應在結構調整中發揮主導作用;同時,要加強產業政策及其配套的投融資機制建設”。對於90年代產業機構應該調整的領域,他提到應該擴大出口,逐步放開進口,抑制投機性產業的盲目擴張,對資本密集的幾個支柱產業實行鼓勵發展的政策,繼續充實社會資本,加快基礎產業的發展。


對於未來產業結構調整的大方向,其在《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未來中國20年經濟基調的判斷》一文中指出應該發展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我國產業結構高度化指,利用開放貿易和投資帶來的新技術,盡可能利用國際合作的形式在關鍵幾個產業特別是設備制造業加以吸納轉換,盡早形成開發和生產實力,全面提高我國產業結構的素質。


與上述含義相呼應,我國產業結構的高度化還包括這樣一些宏觀側面:初級產業占國民經濟總份額的進一步下降,制造業中支柱產業的擴張及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同時應該看到,高度化現象與城市化現象存有沖突。在我國, 兩個不同歷史階段的任務被推入同一日程之內。在較高收入和成本水平上推進城市化(特別是土地成本和基礎設施費用) 需要巨額投入, 而支柱產業高度化的,初期同樣投資巨大。兩者相互競爭資源現象必將加重, 這最終會反映在國際收支的壓力和我國經濟國際化的要求上。以城市化為主要線索和依據, 在逐步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 引導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國際化, 是比較正確的選擇。(《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未來中國20年經濟基調的判斷》)


對於新趨勢下未來二十年產業政策的主要類型和形式應有如下幾個方面:


(1)指導性的產業政策綱領。主要內容是在準確分析和把握經濟發展、體制等環境、背景的基礎上, 勾畫需求結構、產業結構、產業組織、產業技術、產業布局變動的長期性大趨勢: 展示主要產業的市場、技術、產業規模的發展前景; 政府對各個產業發展規模、速度的基本態度; 產業政策的基礎框架和政策方向。


(2)特定產業和領域的基本法,而產業基本法主要適用於具有這樣幾個特點的產業: 公共性較強、具有自然壟斷性質、屬於國民經濟命脈的產業以及國民經濟的基礎性產業。


(3)特定產業振興條例。主要是針對在一定時期, 從國民經濟發展的整體需要, 或從對外貿易以及從社會目標考慮需要對特定產業進行幹預和扶植的產業。此類產業政策的表現形式似應以國務院法規的形式公布, 其範圍要盡可能縮小, 期限也要明確。


(4)產業優先序列。這是指在一定期限內, 政府對各個產業、產品發展優先順序的一種意圖。


(5)規模經濟和技術標準。這是指政府按照各個產業的經濟技術規律, 在規模經濟顯著的產業和產品領域, 制定最低規模經濟標準, 規定企業進入的起點規模, 從而跨過小規模—競爭—兼並和合並——大規模的漫長過程, 促進規模經濟的實現, 降低成本。


(6)特定地域的產業政策。這是對特定地域的產業發展和經濟發展進行統籌考慮, 並由中央政府采取措施進行扶植、鼓勵以及限制的產業布局政策, 是根據綱領性產業政策中產業布局政策的原則, 把產業發展和地域經濟發展結合起來的具體政策。(《體制轉變中的中國經濟發展及其政策變化走向》、《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未來中國20年經濟基調的判斷》)


這一時期主要觀點是,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和趨勢必然是第三產業比重上升,第一、二產業比重下降,產業結構的調整應發揮市場機制。


(二)國家信息化辦公室期間:關註新產業發展


產業結構調整的趨勢是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逐步降低一、二產業的比重,而在新經濟時代,信息產業歸屬於第三產業,是知識經濟的主體,其發展將直接驅動經濟增長,同時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


劉鶴曾指出,“中國信息產業的發展可能要走出第三條道路來,即通過啟動信息服務業來拉動國內的信息產業結構調整,並不斷提高供給體系的技術水平。”


如何實現這一點?


(1)在各地建立的信息港和政府網絡平臺上,加強信息資源的開展和公開化,使其滿足信息社會需求;

(2)擴大的信息用戶與網絡範圍相結合,推進電子商務,從而建立信息資源開發走上良性循環的商業模式;

(3)拉動國內以漢化為基礎的軟件業的發展,達到規模後形成自主的標準;

(4)以標準為啟動器,重組國內硬件產業。(《正面迎接知識經濟的挑戰》,2000年)


這個時期的關註點主要在信息產業上,認為信息產業是經濟增長的新出路。並且,信息產業的發展能夠繼續帶動產業結構的調整,同時也能夠為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打下基礎。


(三)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期間:國際視野


這個時期的觀點更多的受到了西方國家的經驗影響,在2006年的《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其指出,拉美經濟發展的經驗之一是努力改善產業結構,克服“荷蘭病”。由於拉美國家產業構成比較單一,初級產品出口是其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柱。初級產品出口的盈利取決於國際貿易條件,一旦國際貿易條件改善,國內經濟會出現短暫繁榮,而貿易條件一旦惡化,經濟立即進入衰退。無論是經濟的繁榮與衰退,所能吸納和排斥的都是一部分勞動力,而大量勞動力被排斥在產業結構之外。為了克服這種產業結構單一的“荷蘭病”現象,這些國家開始重視加快服務業的發展,促進技術含量高、又具有勞動密集型性質的中小企業發展,這項政策成為拉美國家解決貧困問題的另一個關鍵。


拉美國家這種經驗實際上是其早期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的主張,再加之全球視野,將國際貿易也容納到產業結構調整中。中國的產業調整不僅僅要關註國內三大產業的結構調整,而且要從全球市場、國際貿易的角度看待產業結構調整。


六、信息產業:經濟增長點所在


關於信息產業發展方面,其主要觀點集中在擔任國家信息工作辦公室主任期間,多次強調信息產業發展的重要性,服務業重點發展的是新經濟(信息產業)。


劉鶴認為信息產業可能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點所在,針對新經濟的環境特征,劉鶴對比美國發現,中國的情況與美國不同,在市場制度、風險投資機制、知識產權保護、國家創新體制等方面都有極大的差距,中國的企業在國際市場的地位和角色上與美國相比也有較大的落差。因此,這些條件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完全效仿美國的道路發展新經濟。


中國發展新經濟時,要註意關註幾個點:

(1)中國正在逐步形成一個人口規模將近達到兩億的龐大的中產階級消費者。

(2)龐大的傳統產業的生產能力和地理優勢正逐步地與新技術相結合,外國投資者也向這個領域不斷的流動,這使中國有可能成為亞太地區或者整個世界經濟的新的制造業生產基地。

(3)人才資本技術儲備相對於其它發展中國家來說更為雄厚,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技術儲備正在與國際化的慣例對接,同時,海外的留學人員也開始回流。

(4)經濟體制轉制的速度開始加快,有利於新經濟發展的體制正逐步形成。


初始條件決定著不同國家的路徑選擇,或者說路徑依賴,中國在接受和發展新經濟的過程中(此處特指互聯網經濟),與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存在極不相同的初始條件,決定中國的中國發展新經濟的主要路徑或者特征:一是建立標準方面中國很可能走出新的道路;二是在面向市場方面,中國新經濟發展將不再主要是出口導向,而是與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高度對接,在第十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調是結構調整;三是在新經濟與傳統經濟相結合、相互滲透的方面,政府和民間將有廣泛的合作與互動,政府的作用並不僅是計劃經濟的影響,而是長期的文化。(附錄三:《把發展新經濟與改革的目標統一起來----中國發展新經濟的路徑依賴和現實挑戰》,2001年)


實際上將其總結發現其認為推動信息化發展的動力在於:城市化、市場取向的改革、國際化、產業結構加快調整。


在2012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中提到,中國的市場化過程將繼續,未來的改革也將加快,在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過程當中,我們認為信息滲透、擴散和應用將對中國發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動中國加快轉型。劉鶴表示,由於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智能技術的發展,海量數據信息處理能力的提高,很多用傳統手段難以解決的矛盾和問題有可能通過技術壟斷尋找到新的解決方案,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信息化也提出了很多需要認真研究的新課題。(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講話)


七、現代服務業:分清政府和市場關系


確實需要真正按照十二五規劃的要求,努力開拓服務業發展,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新局面。要創造環境自主發展,創新模式引領發展,激勵人才優質發展。


劉鶴在2012年3月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研討會上發表演講,認為“要深刻認識加快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重大戰略意義”。首先,現代服務業是指服務業與現代技術相結合,既包括生產型的服務業,也包括消費型的服務業。第二,社會結構,特別是人口結構正在發生的深刻的變化引起的需要。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斷提高,是未來我國服務業發展最主要的動力。第三是我們制造業分工深化所創造的巨大的需求。目前我國制造業的規模已經很大,大而全的現象比較嚴重,產業集中度低,專業化分工水平沒有到位。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制造業的集中分工深化成為不可避免的一個大趨勢。


劉鶴指出,在服務業當中又提出傳統服務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區別。究竟怎麽認識呢?我個人的理解是,服務業如果和現代技術相結合都可以稱之為現代服務業。在現代服務業中,可能就包括B2B,也包括B2C,既包括生產型的服務業,也包括消費型的服務業。總的來看,我們也認為服務業它的範疇屬於實體經濟的範疇。


劉鶴也指出了當前要把握的現代服務業的關鍵問題:


第一,要創造環境,自主發展。要分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應該創造比較好的法制環境、競爭環境和市場環境,健全服務業發展要素保障條件,探索有利於服務業發展的金融、稅收、價格制度和統計體系;與此同時,市場應根據需求變化,按照法制要求,遵循市場規律,積極理性的參與競爭。


第二,創新模式引領發展。註重創造性的行為和盈利模式,理解和發展企業和群眾的需要,有針對性的負責任的做好群體化、個性化、階層化的服務,使得滿足需求、提供服務和創造利潤統一起來。


第三,激勵人才優質發展。劉鶴指出,要註重創造一種利益兼容的新機制,激發認得創造力,吸引優秀企業家;同時也要註重提高服務質量,增強誠信意識和精品意識,切實滿足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


八、教育與人力資本:重視人力資本積累和知識經濟


無論是推動信息化產業的發展,還是推動城市化的進程,這兩個議題都離不開同一個要素:人力資本。


劉鶴在2001年的深圳“全球腦庫新經濟研討會”上提到了我國人力資本的局限性:在新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是人力資本。通過人力資本實現創新,是新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中國的人力資本盡管相對豐富,有一個致命的弊端就是由於傳統的教育體制,專業分割得非常厲害。工程師的知識集中在非常狹窄的科技領域,由於這種職業的偏好,使得他們更有興趣做一些體現技術水平高的工程項目,而對主流經濟存在的特點以及對主流經濟進行體制改革的要求似乎不重視,也不理解,這就導致了技術與市場需要兩層皮的現象。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下,非常需要產生一批具有親和特征的企業家。這些企業家對市場理解,對技術也理解,把兩者的行為可以對接起來,而企業家必須產生於好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基礎之上,目前我們的治理結構無論從理論、政策和實踐來說,都處於初級的發展階段。因此,人力資本的局限性和治理結構的不完善,是新經濟發展的另外的一個重要制約。另一方面,中國正發生著巨大的結構性市場需求變化,只有企業家才能發現和捕捉真正的市場機會,通過產學研一體化的創新機制使技術成果產業化。


從國外的經驗看,2006年《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中,其提及:貧困人口有增無減,貧困現象被不斷再生產出來是經濟發展的挑戰之一,解決方法之一是狠抓人力資本形成,切實提高公共教育的質量。而在《對歐盟區域發展政策的幾點印象》中,看中歐盟“投資於人,認為人力資本和勞動力市場的完善起決定作用,同期有23%的資金投資於教育、培訓和發揚企業家精神”。


因此,劉鶴指出,在新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是人力資本。通過人力資本實現創新,是新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在城市化進程中,也要註重教育資源的平等,主意農村勞動資源的人力資本的積累。


九、收入分配:非“殺富濟貧”式


對於收入分配問題,劉鶴認為,“在提高增長質量和擴大就業中增加居民收入和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而不采用極端的再分配方式‘殺富濟貧’,是十二五規劃《建議》在分配問題上重要的政策導向。提高政府用於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務支出比重,既有利於增長,也有利於公平分配。”劉鶴進一步解釋,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內涵。如果沒有經濟增長,就沒有就業機會,也就沒有收入分配的物質條件,因此談不上發展;反過來說,如果缺乏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出現兩極分化加速現象,將會使經濟增長失去動力,使社會大局失去穩定,因此不可能發展。怎樣處理好這對關系,使中國避免陷入中等國家收入陷阱,是《建議》需要格外審慎處理的問題。


同時,拉美國家以及國際金融危機後的美國、意大利等國的經驗表明,分配政策和社會福利制度設計都必須有經濟可持續的增長來支撐,都不能僅為短期的選舉政治目標服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采用殺富濟貧再分配》)。


在這,要做到以下三點:


第一,強調就業。特別強調發展小企業和微型企業來創造就業,創造各種制度環境改善就業條件;

第二,強調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第三,強調教育。勞動者能不能增加收入,最終取決於是否具備市場適應能力。(2010,改革必須有頂層設計不能走民粹主義道路,《財經》)


在收入分配改善結果上他認為,在“十二五”時期實現提高“兩個比重”的目標是可能的,沿海和內地、城市和農村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收縮的客觀條件。海和內地的分配差距在於沿海地區率先納入全球經濟分工體系帶來的紅利,在全球化形勢逆轉後,生產要素已加快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這可能逐步縮小兩者收入差別。


十、思想理論:熊彼特、Romer


在公開的場合發表觀點時,劉鶴很少提到經濟學家,但有兩位例外,那就是熊彼特和Romer,此外,劉鶴也曾咨詢過諾貝爾獎得主斯賓塞(Spence),也提到過馬克思。在談及創新和企業家精神時,劉鶴多次提到熊彼特;在談及經濟發展的動力時,曾經多次引用Romer的關於新經濟增長理論。


金融危機後,全球需求市場相對低迷,去杠桿化的過程還在深化,消費者的支出行為更為審慎,資源環境的約束強化,傳統的商業擴張模式已經難以具有生命力。劉鶴認為現在特別需要提倡創新商業模式,而創新商業模式的關鍵是在理解消費者潛在的需求,理解生產要素和供給條件變化,理解全球經濟支撐新環境的基礎之上,通過創新新的供給方式啟動需求。劉鶴認為,從理論上來看,重視熊彼特理論和薩伊定律,對企業走出低迷的商業環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目前還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巨大的國內市場潛能還沒有充分釋放,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步伐還在繼續加快,因此,只要真正重視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新的商業模式就能獲得巨大的發展動力。另外,也要重視商業界提出的“長尾”理論。過去人們比較重視20%的人的消費,當經濟周期處於不同階段的時候,將“長尾巴”80%的人的潛在需求轉變為現實需求,對於做好企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總之,要符合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薄利多銷,探索新的商業模式。在2012年中國經濟年會上,劉鶴再次強調:在這個時刻,可能我們有必要再了解和學習一下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認識:由重視經濟增長轉向重視經濟發展,由更多強調改進供給效率轉向轉變總需求結構、轉變供給結構和轉變要素投入。劉鶴註意區分過去強調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十七大後提出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劉鶴指出轉變增長方式就是提高效率,這涉及羅默(Paul Romer)的新增長理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增長的知識含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更多是改進供給效率。而十七大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包括三個內涵,第一要轉變總需求結構,要從出口、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轉向消費、出口、投資協調拉動增長。第二是轉變供給結構,從依靠第二產業拉動增長,轉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特別是服務業要發揮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轉變要素投入,從數量擴張轉向依靠知識、科技、管理等全面提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是經濟層面,如果消費不擴大,民生不改善,社會建設不跟進,整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不能落實。同時,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本文來自:宏源證券)


深度 習近平 智囊 劉鶴 改革 藍圖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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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中國永遠不會支持或參與對俄制裁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8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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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今年8月時曾說:“俄羅斯已經到了冷戰以來最受孤立的時刻。”但他或許錯了。

據“俄羅斯之聲”廣播電臺9月23日報道,俄羅斯聯邦委員會主席瓦倫蒂娜•馬特維延科(Valentina Matviyenko)23日在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後對記者稱,中國永遠不會支持對俄羅斯的制裁,也不會參與。

馬特維延科稱,“習近平指出,不管我們承受多大的壓力,我們都永遠不支持對俄羅斯制裁,也永遠不會參與”。

據馬特維延科介紹,中國已經公開表示了對實施單方面制裁的不可接受性、非法性和反作用性立場。馬特維延科說,我們在這里的立場絕對一致。她表示,俄中均認為“制裁無效,並視其為試圖對國家主權施壓,以使其改變自己的立場並使其衰弱,阻止其發展”。

馬特維延科強調,“這是中國的公開立場,我們感謝中國這樣的評價”。馬特維延科還指出,沒有什麽制裁能影響兩國的夥伴關系。

她表示“俄中戰略夥伴關系有著長遠前景,她不受任何政治局勢和任何人野心的左右,因為這符合我們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從中國國家主席的口中聽到這樣的話語是很難得的”。她補充說,中國“對在烏克蘭發生的一切、對危機的起因給出了絕對客觀、合適的評價”。

習近平 中國 永遠 不會 支持 參與 對俄 制裁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13282

習近平:農地流轉要尊重農民意願 不搞行政瞎指揮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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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9月29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要高度重視改革方案的制定和落實工作,做實做細調查研究、征求意見、評估把關等關鍵環節,嚴把改革方案質量關,嚴把改革督察關,確保改革改有所進、改有所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副組長李克強、張高麗出席會議。

會議審議了《關於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方案》、《關於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建議根據會議討論情況進一步修改完善後按程序報批實施。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現階段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更多考慮推進中國農業現代化問題,既要解決好農業問題,也要解決好農民問題,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我們要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形成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經營權流轉的格局。發展農業規模經營要與城鎮化進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相適應,與農業科技進步和生產手段改進程度相適應,與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提高相適應。要加強引導,不損害農民權益,不改變土地用途,不破壞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要尊重農民意願,堅持依法自願有償流轉土地經營權,不能搞強迫命令,不能搞行政瞎指揮。要堅持規模適度,重點支持發展糧食規模化生產。要讓農民成為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積極參與者和真正受益者。要根據各地基礎和條件發展,確定合理的耕地經營規模加以引導,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更不能忽視了經營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農戶仍占大多數的基本農情。對工商企業租賃農戶承包地,要有嚴格的門檻,建立資格審查、項目審核、風險保障金制度,對準入和監管制度作出明確規定。

習近平強調,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的目標方向,是要探索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明晰產權歸屬,完善各項權能,激活農村各類生產要素潛能,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村集體經濟運營新機制。搞好這項改革,一項重要基礎工作是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要探索集體所有制有效實現形式,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試點過程中,要防止侵吞農民利益,試點各項工作應嚴格限制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我國農村情況千差萬別,集體經濟發展很不平衡,要搞好制度設計,有針對性地布局試點。

習近平指出,我們的科技計劃在體系布局、管理體制、運行機制、總體績效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問題,突出表現在科技計劃碎片化和科研項目取向聚焦不夠兩個問題上。要徹底改變政出多門、九龍治水的格局,堅持按目標成果、績效考核為導向進行資源分配,統籌科技資源,建立公開統一的國家科技管理平臺,構建總體布局合理、功能定位清晰、具有中國特色的科技計劃體系和管理制度,以此帶動科技其他方面的改革向縱深推進,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創立一個好的體制保障。政府部門主要負責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的宏觀管理,不再直接具體管理項目,通過統一的國家科技管理平臺,建立決策、咨詢、執行、評價、監管各環節職責清晰、協調銜接的新體系。要根據國家戰略需要和科技創新規律,構建新型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管理體系,避免重複申報和重複資助。科技布局上既要註重全面布局,也要講究重點突破、非對稱發展,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形成聚焦重點任務配置資源、集成攻關的新體制。

習近平強調,研究、思考、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舉措,必須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要下功夫查找突出問題和現實困難,下功夫發現基層的有益探索,下功夫了解黨內外對改革的各種意見和建議,下功夫了解群眾的所想所盼,精準把脈、精確制導,為方案制定接地氣、攢底氣。要主動聽取各方面意見,是什麽問題就解決什麽問題。對方案的不同意見,牽頭部門要擔負起協調責任。改革所涉及的法律法規立改廢及試點工作所需法律授權問題,要與立法部門主動銜接,相向而行、同步推進。

習近平指出,隨著改革方案不斷出臺,抓落實的任務越來越重。要把抓改革舉措落地作為重要政治責任,強化主責部門和一把手責任,要敢於擔當,主動作為。不僅要重視改革施工方案質量,更要考核驗收改革竣工結果,沒有完成或完成不到位的要問責。對通過的方案要查哨查鋪,確保落實到位。要調配充實專門督察力量,開展對重大改革方案落實情況的督察,做到改革推進到哪里、督察就跟進到哪里。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成員出席,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負責同誌列席會議。

習近平 農地 流轉 尊重 農民 意願 不搞 行政 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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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關於四中全會《決定》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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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

習近平

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我就《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起草情況向全會作說明。

一、關於全會決定起草背景和過程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中央即著手研究和考慮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議題。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頂層設計,實現這個奮鬥目標,落實這個頂層設計,需要從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

黨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到2020年,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斷提高,人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全面貫徹落實這些部署和要求,關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關系落實全面深化改革頂層設計,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長遠發展。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解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不斷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就必須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從法治上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制度化方案。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貫高度重視法治。1978年12月,鄧小平同誌就指出:“應該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訴訟法和其他各種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廠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環境保護法、勞動法、外國人投資法等等,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討論通過,並且加強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強調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黨的十六大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黨的十七大提出,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強調要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的十八大強調,要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依法治國,強調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進程,強調堅持黨的領導,更加註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新形勢下,我們黨要履行好執政興國的重大職責,必須依據黨章從嚴治黨、依據憲法治國理政;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領導人民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真正做到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帶頭守法。

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關系我們黨執政興國、關系人民幸福安康、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問題,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我們要實現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一系列戰略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必須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上作出總體部署、采取切實措施、邁出堅實步伐。

基於這樣的考慮,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決定,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重點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問題並作出決定。為此,成立由我任組長,張德江同誌、王岐山同誌任副組長,相關部門負責同誌、兩位省里的領導同誌參加的文件起草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進行文件起草工作。

1月27日,黨中央發出《關於對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問題征求意見的通知》。2月12日,文件起草組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文件起草工作正式啟動。2月18日至25日,文件起草組組成8個調研組分赴14個省區市進行調研。

從各方面反饋的意見和實地調研情況看,大家一致認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問題並作出決定,意義重大而深遠,符合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需要和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期盼。大家普遍希望通過這個決定明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和總體要求,深刻闡明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等法治建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針對法治工作中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提出強有力的措施,對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作出頂層設計。

文件起草組在成立以來的8個多月時間里,深入調查研究,廣泛征求意見,開展專題論證,反複討論修改。其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3次會議、中央政治局召開2次會議分別審議全會決定。8月初,決定征求意見稿下發黨內一定範圍征求意見,包括征求黨內老同誌意見,還專門聽取了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意見。

從反饋的情況看,各方面一致認為,全會決定直面我國法治建設領域的突出問題,立足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實際,明確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總目標、基本原則,提出了關於依法治國的一系列新觀點、新舉措,回答了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對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隊伍建設、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作出了全面部署,有針對性地回應了人民群眾呼聲和社會關切。各方面一致認為,全會決定鮮明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大論斷,明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性質、方向、道路、抓手,必將有力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

在征求意見的過程中,各方面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和建議。中央責成文件起草組認真梳理和研究這些意見和建議。文件起草組對全會決定作出重要修改。

二、關於全會決定的總體框架和主要內容

中央政治局認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涉及改革發展穩定、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國防等各個領域,必須立足全局和長遠來統籌謀劃。全會決定應該旗幟鮮明就法治建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作出回答,既充分肯定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成就和經驗,又針對現實問題提出富有改革創新精神的新觀點新舉措;既抓住法治建設的關鍵,又體現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要求;既高屋建瓴、搞好頂層設計,又腳踏實地、做到切實管用;既講近功,又求長效。

全會決定起草突出了5個方面的考慮。一是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貫徹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工作部署,體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三個全面”的邏輯聯系。二是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體現推進各領域改革發展對提高法治水平的要求,而不是就法治論法治。三是反映目前法治工作基本格局,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4個方面作出工作部署。四是堅持改革方向、問題導向,適應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直面法治建設領域突出問題,回應人民群眾期待,力爭提出對依法治國具有重要意義的改革舉措。五是立足我國國情,從實際出發,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既與時俱進、體現時代精神,又不照抄照搬別國模式。

全會決定共分三大板塊。導語和第一部分構成第一板塊,屬於總論。第一部分旗幟鮮明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闡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指導思想、總目標、基本原則,闡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科學內涵,闡述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等重大問題。

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構成第二板塊,從目前法治工作基本格局出發,對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進行論述和部署。第二部分講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從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完善立法體制、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加強重點領域立法4個方面展開,對憲法實施和監督提出基本要求和具體措施,通過部署重點領域立法體現依法治國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關系。第三部分講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從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堅持嚴格規範公正文明執法、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全面推進政務公開6個方面展開。第四部分講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從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優化司法職權配置、推進嚴格司法、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6個方面展開。第五部分講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從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建設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4個方面展開。

第六部分、第七部分和結束語構成第三板塊。第六部分講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從建設高素質法治專門隊伍、加強法律服務隊伍建設、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3個方面展開。第七部分講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從堅持依法執政、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提高黨員幹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深入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和推進祖國統一、加強涉外法律工作7個方面展開。最後,號召全黨全國為建設法治中國而奮鬥。

三、關於需要說明的幾個問題

第一,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黨和法治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件大事能不能辦好,最關鍵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確、政治保證是不是堅強有力,具體講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根本制度基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行動指南。這3個方面實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規定和確保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制度屬性和前進方向。

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全會決定圍繞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提出“三統一”、“四善於”,並作出了系統部署。

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我國憲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黨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取得的成果,確立了在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形成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對這一點,要理直氣壯講、大張旗鼓講。要向幹部群眾講清楚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特征,做到正本清源、以正視聽。

第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全會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並對這個總目標作出了闡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範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提出這個總目標,既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性質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工作重點和總抓手。一是向國內外鮮明宣示我們將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就和經驗的集中體現,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唯一正確道路。在走什麽樣的法治道路問題上,必須向全社會釋放正確而明確的信號,指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正確方向,統一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認識和行動。二是明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抓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涉及很多方面,在實際工作中必須有一個總攬全局、牽引各方的總抓手,這個總抓手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依法治國各項工作都要圍繞這個總抓手來謀劃、來推進。三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有利於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利於在全面深化改革總體框架內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各項工作,有利於在法治軌道上不斷深化改革。

第三,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法治權威能不能樹立起來,首先要看憲法有沒有權威。必須把宣傳和樹立憲法權威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事項抓緊抓好,切實在憲法實施和監督上下功夫。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進一步健全憲法實施監督機制和程序,把實施憲法要求提高到一個新水平。這次全會決定進一步提出,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加強備案審查制度和能力建設,依法撤銷和糾正違憲違法的規範性文件;將每年12月4日定為國家憲法日;在全社會普遍開展憲法教育,弘揚憲法精神。

全會決定提出建立憲法宣誓制度。這是世界上大多數有成文憲法的國家所采取的一種制度。在142個有成文憲法的國家中,規定相關國家公職人員必須宣誓擁護或效忠憲法的有97個。關於憲法宣誓的主體、內容、程序,各國做法不盡相同,一般都在有關人員開始履行職務之前或就職時舉行宣誓。全會決定規定,凡經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國家工作人員正式就職時公開向憲法宣誓。這樣做,有利於彰顯憲法權威,增強公職人員憲法觀念,激勵公職人員忠於和維護憲法,也有利於在全社會增強憲法意識、樹立憲法權威。

第四,完善立法體制。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過長期努力,我國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總體上實現了有法可依,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重大成就。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實踐發展永無止境,立法工作也永無止境,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任務依然很重。

我們在立法領域面臨著一些突出問題,比如,立法質量需要進一步提高,有的法律法規全面反映客觀規律和人民意願不夠,解決實際問題有效性不足,針對性、可操作性不強;立法效率需要進一步提高。還有就是立法工作中部門化傾向、爭權諉責現象較為突出,有的立法實際上成了一種利益博弈,不是久拖不決,就是制定的法律法規不大管用,一些地方利用法規實行地方保護主義,對全國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秩序造成障礙,損害國家法治統一。

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質量的根本途徑。科學立法的核心在於尊重和體現客觀規律,民主立法的核心在於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完善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機制,創新公眾參與立法方式,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和建議。全會決定提出,明確立法權力邊界,從體制機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門利益和地方保護主義法律化。一是健全有立法權的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發揮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建立由全國人大相關專門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組織有關部門參與起草綜合性、全局性、基礎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增加有法治實踐經驗的專職常委比例;依法建立健全專門委員會、工作委員會立法專家顧問制度。二是加強和改進政府立法制度建設,完善行政法規、規章制定程序,完善公眾參與政府立法機制;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規由政府法制機構組織起草;對部門間爭議較大的重要立法事項,由決策機關引入第三方評估,不能久拖不決。三是明確地方立法權限和範圍,禁止地方制發帶有立法性質的文件。

需要明確的是,在我們國家,法律是對全體公民的要求,黨內法規制度是對全體黨員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嚴格。我們黨是先鋒隊,對黨員的要求應該更嚴。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努力形成國家法律法規和黨內法規制度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保障的格局。

第五,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施。“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實施、束之高閣,或者實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無濟於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點應該是保證法律嚴格實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政府是執法主體,對執法領域存在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以權壓法、權錢交易、徇私枉法等突出問題,老百姓深惡痛絕,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會決定提出,各級政府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在法治軌道上開展工作,加快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全會決定提出了一些重要措施。一是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規定行政機關不得法外設定權力,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得作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的決定;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堅決消除權力設租尋租空間。二是建立行政機關內部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積極推行政府法律顧問制度,保證法律顧問在制定重大行政決策、推進依法行政中發揮積極作用;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三是推進綜合執法,理順城管執法體制,完善執法程序,建立執法全過程記錄制度,嚴格執行重大執法決定法制審核制度,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四是加強對政府內部權力的制約,對財政資金分配使用、國有資產監管、政府投資、政府采購、公共資源轉讓、公共工程建設等權力集中的部門和崗位實行分事行權、分崗設權、分級授權,定期輪崗,強化內部流程控制,防止權力濫用;完善政府內部層級監督和專門監督;保障依法獨立行使審計監督權。五是全面推進政務公開,推進決策公開、執行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結果公開,重點推進財政預算、公共資源配置、重大建設項目批準和實施、社會公益事業建設等領域的政府信息公開。這些措施都有很強的針對性,也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一脈相承,對法治政府建設十分緊要。

第六,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我曾經引用過英國哲學家培根的一段話,他說:“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汙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汙染了水源。”這其中的道理是深刻的。如果司法這道防線缺乏公信力,社會公正就會受到普遍質疑,社會和諧穩定就難以保障。因此,全會決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

當前,司法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問題十分突出,一些司法人員作風不正、辦案不廉,辦金錢案、關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等等。司法不公的深層次原因在於司法體制不完善、司法職權配置和權力運行機制不科學、人權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針對司法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舉措,司法體制和運行機制改革正在有序推進。這次全會決定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基礎上對保障司法公正作出了更深入的部署。比如,為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全會決定規定,建立領導幹部幹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機關依法出庭應訴、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並執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等等。為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全會決定提出,推動實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試點;統一刑罰執行體制;探索實行法院、檢察院司法行政事務管理權和審判權、檢察權相分離;變立案審查制為立案登記制,等等。為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全會決定提出,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擴大參審範圍;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警務公開、獄務公開;建立生效法律文書統一上網和公開查詢制度,等等。全會決定還就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和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提出了重要改革措施。

第七,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回法庭。近年來,隨著社會矛盾增多,全國法院受理案件數量不斷增加,尤其是大量案件湧入最高人民法院,導致審判接訪壓力增大,息訴罷訪難度增加,不利於最高人民法院發揮監督指導全國法院工作職能,不利於維護社會穩定,不利於方便當事人訴訟。

全會決定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回法庭,審理跨行政區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這樣做,有利於審判機關重心下移、就地解決糾紛、方便當事人訴訟,有利於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釋、審理對統一法律適用有重大指導意義的案件。

第八,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入發展和行政訴訟出現,跨行政區劃乃至跨境案件越來越多,涉案金額越來越大,導致法院所在地有關部門和領導越來越關註案件處理,甚至利用職權和關系插手案件處理,造成相關訴訟出現“主客場”現象,不利於平等保護外地當事人合法權益、保障法院獨立審判、監督政府依法行政、維護法律公正實施。

全會決定提出,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這有利於排除對審判工作和檢察工作的幹擾、保障法院和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有利於構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區劃法院審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區劃法院審理的訴訟格局。

第九,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現在,檢察機關對行政違法行為的監督,主要是依法查辦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涉嫌貪汙賄賂、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案件,範圍相對比較窄。而實際情況是,行政違法行為構成刑事犯罪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是亂作為、不作為。如果對這類違法行為置之不理、任其發展,一方面不可能根本扭轉一些地方和部門的行政亂象,另一方面可能使一些苗頭性問題演變為刑事犯罪。全會決定提出,檢察機關在履行職責中發現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行使職權的行為,應該督促其糾正。作出這項規定,目的就是要使檢察機關對在執法辦案中發現的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行為及時提出建議並督促其糾正。這項改革可以從建立督促起訴制度、完善檢察建議工作機制等入手。

在現實生活中,對一些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造成對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險的案件,如國有資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轉讓、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等,由於與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沒有直接利害關系,使其沒有也無法提起公益訴訟,導致違法行政行為缺乏有效司法監督,不利於促進依法行政、嚴格執法,加強對公共利益的保護。由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有利於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完善行政訴訟制度,也有利於推進法治政府建設。

第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充分發揮審判特別是庭審的作用,是確保案件處理質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環節。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各司其職、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這是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訴訟制度,必須堅持。同時,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辦案人員對法庭審判重視不夠,常常出現一些關鍵證據沒有收集或者沒有依法收集,進入庭審的案件沒有達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法定要求,使審判無法順利進行。

全會決定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辦案人員樹立辦案必須經得起法律檢驗的理念,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檢驗,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項改革有利於促使辦案人員增強責任意識,通過法庭審判的程序公正實現案件裁判的實體公正,有效防範冤假錯案產生。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個系統工程,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制定好這次全會決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大家要深刻領會中央精神,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全面理解和正確對待全會決定提出的重大改革舉措,深刻領會有關改革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自覺支持改革、擁護改革。在討論中,希望大家相互啟發、相互切磋,既提出建設性的修改意見和建議,進一步完善全會決定提出的思路和方案,又加深理解,以利於會後傳達貫徹。讓我們共同努力,把這次全會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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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 關於 四中 全會 決定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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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尋求與習近平會面 新華社潑冷水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0190

隨著APEC峰會的臨近,關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舉行正式會面的期待與日俱增,但是新華社周一的評論給這一預期潑了盆冷水。

習近平與安倍的會談具有象征意義,意味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第三大經濟體之間的關系取得突破性進展。過去兩年,兩國在領土問題、歷史問題等方面的糾紛令雙邊關系陷入冰封。

新華社英文評論中稱,安倍晉三不遺余力地尋求與習近平會面。

他的願望會得到滿足,因為盡管存在領土糾紛和歷史問題,中國作為會議的東道主,無疑將對日本領導人以禮相待。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安倍一直尋求與習近平舉行正式會面的願望在APEC會議期間一定會實現,這需要安倍拿出誠意,采取實際行動創造合適的條件。

但日本尚未在雙邊關系方面做出這樣的努力,反而一直試圖掩蓋侵略歷史。

新華社的評論並非政府的官方公告,但是這背後透露出高層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在10月22日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的“世界領袖論壇”上,安倍表示期待在11月APEC會議期間與習近平會面。更早以前,安倍還曾罕見提及“與中國建立友好關系”,希望盡快實現首腦會談,通過對話發展“戰略互惠關系”。

APEC峰會將於11月5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不少人認為,此次會議是中日關系轉向的重要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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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 尋求 習近平 會面 新華社 新華 潑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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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要求推進一帶一路 “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加速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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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研究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規劃,發起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並強調設立絲路基金。

發起並同一些國家合作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要為“一帶一路”有關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促進經濟合作。設立絲路基金是要利用我國資金實力直接支持“一帶一路”建設。

華爾街見聞曾援引財新的報道稱,絲路基金的發起人來源於外匯儲備、財政部和進出口銀行等相關機構。外匯儲備的占比在65%以上。初期規模可能在100億美元以上,以後逐漸增資到500億美元,並且上不封頂,可以視投資效果和投資需求再增資。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同其他全球和區域多邊開發銀行的關系是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將在現行國際經濟金融秩序下運行。

“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涵蓋中亞、南亞、西亞、東南亞和中東歐等國家和地區。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 別約占全球的63%和29%。這些國家普遍處於經濟發展的上升期,開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廣闊。“一帶一路”既包括傳統意義上的自由貿易協定,也包括次區域合作的大湄公河合作,還有經濟走廊、經濟開發區、互聯互通、人文交流、跨國運輸線、金融合作等。

“一帶一路”戰略的意義在於,將是中國外交、經濟發展轉型的中長期最為重要的發展戰略。

“一帶一路”又被部分市場人士比作“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海通證券在專題報告中指出,美國的馬歇爾計劃通過大量輸出過剩產能,不僅讓歐洲四年內恢複至二戰前水平,而且將美國經濟從谷底帶入了十多年的繁榮;日本也通過輸出夕陽、過剩產業的產能,成功實現產業升級。效法美日經驗,中國“馬歇爾計劃”也將走出一條去產能的發展道路。

以下為新華社原文: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11月4日上午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研究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規劃、發起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設立絲路基金。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強調,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順應了時代要求和各國加快發展的願望,提供了一個包容性巨大的發展平臺,具有深厚歷史淵源和人文基礎,能夠把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同沿線國家的利益結合起來。要集中力量辦好這件大事,秉持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近睦遠交,使沿線國家對我們更認同、更親近、更支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李克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劉雲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張高麗出席會議。

會議聽取了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關於“一帶一路”規劃、發起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設立絲路基金的匯報,領導小組成員進行了討論。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一帶一路”貫穿歐亞大陸,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邊進入歐洲經濟圈。無論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還是應對危機、加快調整,許多沿線國家同我國有著共同利益。歷史上,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就是我國同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歐洲經貿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一帶一路”倡議是對古絲綢之路的傳承和提升,獲得了廣泛認同。

習近平指出,“一帶一路”倡議,有利於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正在實行從引進來到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的重大轉變,已經出現了市場、資源能源、投資“三頭”對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只有堅持對外開放,深度融入世界經濟,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習近平強調,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誠心誠意對待沿線國家,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要本著互利共贏的原則同沿線國家開展合作,讓沿線國家得益於我國發展。要實行包容發展,堅持各國共享機遇、共迎挑戰、共創繁榮。要做好“一帶一路”總體布局,盡早確定今後幾年的時間表、路線圖,要有早期收獲計劃和領域。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抓落實,由易到難、由近及遠,以點帶線、由線到面,紮實開展經貿合作,紮實推進重點項目建設,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幹起來。

習近平指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抓住關鍵的標誌性工程,力爭盡早開花結果。要幫助有關沿線國家開展本國和區域間交通、電力、通信等基礎設施規劃,共同推進前期預研,提出一批能夠照顧雙邊、多邊利益的項目清單。要高度重視和建設一批有利於沿線國家民生改善的項目。要堅持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進,促進我國同沿線國家教育、旅遊、學術、藝術等人文交流,使之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習近平強調,“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長期工程,要做好統籌協調工作,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發揮市場機制作用,鼓勵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等各類企業參與,同時發揮好政府作用。要重視國別間和區域間經貿合作機制和平臺建設工作,設計符合當地國情的投資和貿易模式,通過機制化安排推進工作。要加大對外援助力度,發揮好開發性、政策性金融的獨特優勢和作用,積極引導民營資本參與。要統籌好部門和地區關系,各部門和各地區要加強分工合作、形成合力。

習近平指出,要以創新思維辦好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發起並同一些國家合作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要為“一帶一路”有關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促進經濟合作。設立絲路基金是要利用我國資金實力直接支持“一帶一路”建設。要註意按國際慣例辦事,充分借鑒現有多邊金融機構長期積累的理論和實踐經驗,制定和實施嚴格的規章制度,提高透明度和包容性,確定開展好第一批業務。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同其他全球和區域多邊開發銀行的關系是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將在現行國際經濟金融秩序下運行。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出席,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負責同誌列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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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 要求 推進 一帶 一路 中國 馬歇爾 計劃 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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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中國將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0442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8日在加強互聯互通夥伴關系對話會上宣布,中國將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資源開發、產業合作和金融合作等與互聯互通有關項目提供投融資支持。絲路基金是開放的,歡迎亞洲域內外投資者積極參與。

習近平還表示,未來5年,中國將為周邊國家提供2萬個互聯互通領域培訓名額。以人文交流為紐帶,夯實亞洲互聯互通的社會根基.

去年9月,習近平在訪問哈薩克斯坦期間,提出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一個月之後,他在訪問印度尼西亞時,又提出發展好海洋合作夥伴關系,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這兩大倡議被合稱為“一帶一路”,在此後舉辦的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這兩大戰略均被強調。在去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一帶一路”寫入全會決定,成為國家戰略,有學者將此稱為中國深化改革開放和推進周邊外交的“大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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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財新網報道稱,絲路基金的發起人來源於外匯儲備、財政部和進出口銀行等相關機構。外匯儲備的占比在65%以上。初期規模可能在100億美元以上,以後逐漸增資到500億美元,並且上不封頂,可以視投資效果和投資需求再增資。

“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涵蓋中亞、南亞、西亞、東南亞和中東歐等國家和地區。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占全球的63%和29%。這些國家普遍處於經濟發展的上升期,開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廣闊。“一帶一路”既包括傳統意義上的自由貿易協定,也包括次區域合作的大湄公河合作,還有經濟走廊、經濟開發區、互聯互通、人文交流、跨國運輸線、金融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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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 中國 出資 400 美元 成立 絲路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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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APEC講話:定義中國經濟新常態,描繪深化改革路線圖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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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日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發表主旨演講,在演講中他定義了中國經濟新常態:

- 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

- 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

- 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習近平認為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包括:

第一,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速雖然放緩,實際增量依然可觀。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國經濟的增量就相當於1994年全年的經濟總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17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長,無論是速度還是體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第二,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有人擔心,中國經濟增速會不會進一步回落,能不能爬坡過坎?風險確實有,但沒有那麽可怕。中國經濟的強韌性是防範風險的最有力支撐。我們創新宏觀調控的思路和方式,以目前確定的戰略和所擁有的政策儲備,我們有信心、有能力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風險。我們正在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這有利於化解各種成長的煩惱。中國經濟更多依賴國內消費需求拉動,避免依賴出口的外部風險。

第三,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今年前三個季度,中國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8.5%,超過了投資。服務業增加值占比46.7%,繼續超過第二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增速分別為12.3%和11.1%,明顯高於工業平均增速。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4.6%。這些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質量更好、結構更優。

第四,新常態下,中國政府大力簡政放權,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簡言之,就是要放開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用好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比如我們改革了企業登記制度,前三個季度全國新登記註冊市場主體920萬戶,新增企業數量較去年增長了60%以上。

他在講話中描述了深化改革的總體部署,目的是“解放社會生產力、解放社會活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 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市場活力來自於人,特別是來自於企業家,來自於企業家精神。激發市場活力就是把該放的權放到位,該營造的環境營造好,該制定的規則制定好,讓企業家有用武之地。我們強調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更多從管理者轉向服務者,為企業服務、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創新拓寬道路。如果說創新是中國發展的新引擎,那麽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點火器。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創新引擎全速發動起來,我們致力於發揮創新驅動的原動力作用,更多支持創新型企業,充滿活力的中小企業,促進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盡快形成新增長點和驅動力。

推進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中國致力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包括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擴大內陸沿邊開放;致力於建立發展創新、增長聯動、利益融合的開放型亞太經濟格局,推動在今年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制定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路線圖;積極探索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

就要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一切改革歸根結底都是為了人民,是為了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中國實行更加積極的就業創業政策,推動人民收入持續提高。今年前3個季度,中國城鎮新增就業1082萬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2.1%,城鎮和農民居民人均收入分別增長6.9%和9.7%。中國正在建設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健全公共服務體系,創新社會治理體制。

習近平在講話中還提及“亞太的未來正處在關鍵的路口”,他認為亞太不應“身體已經進入21世紀而思維模式還停留在過去”,習呼籲“把區域經濟一體化提升到新高度,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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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 APEC 講話 定義 中國 經濟 常態 描繪 深化 改革 路線圖 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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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給香港“定心丸”:滬港通即將正式推出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0449

據多家媒體報道,香港特首梁振英今日在APEC工商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說,上午他見了習總,習總當面回應他說滬港通很快就會正式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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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稱,梁振英表示有關部門將很快推出滬港通啟動時間,但他強調發展金融市場需要確保法治受到尊重,希望市場配合。

鳳凰衛視的報道稱,梁振英在會面中提到了占領事件,表示占中是香港回歸以來最大型的群眾事件,反映社會對民生、經濟、政改的不同看法。習近平則強調中央會繼續堅定不移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維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香港特首梁振英在10月底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將繼續開展“滬港通”相關工作,中央政府支持該項目,予以重視,香港應珍視這種支持。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及金管局總裁陳德霖三大財金官員也在周中出訪北京,商討滬港通事宜。

8日上午九點,在上交所的交易大廳內進行了“滬港通”開通儀式的演練,整個儀式持續時間約三十分鐘,儀式結束後參會嘉賓將見證滬港通的第一單交易,此外據悉今天港交所方面也在進行開通儀式的演練,“滬港通”開通儀式上也將會包含滬港現場互動的環節。以下是網絡流傳的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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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 香港 定心丸 定心 滬港 即將 正式 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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