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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圖書館里的中國故事】羅斯福的過世終止了很多的可能性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1913

羅斯福喜歡把他和中國的特殊關系掛在嘴邊,他認為自己比美國其他政治家更了解中國,然而他卻從來沒有來過中國。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2015年9月,習近平第六次訪美,第一次訪問白宮

習近平和奧巴馬第五次會晤

太平洋兩岸兩個大國跨越大洋的大歷史

蹉跎之久,關聯之深,交情之巨

故事開始於羅斯福時代

1945年1月,毛澤東提出訪問白宮,羅斯福猶豫了

1972年2月,尼克松希望訪問北京,毛澤東同意了

1979年1月,鄧小平欣然訪問白宮,卡特迎候了

美國總統圖書館珍藏的密檔,記錄了跌宕的中美往事

講話嚇壞美國人

羅斯福家族和中國的緣分始於19世紀羅斯福的外祖父沃倫·德拉諾——德拉諾31歲時成為中美貿易最大公司旗昌洋行的高級合夥人,領導這家公司在澳門、廣州和香港的業務。1846年他辭職回到美國時,已經積累了超過100萬美元的巨額財富。在當時的美國,擁有如此多財富的人不超過12個。

德拉諾回國之後開始投資鐵路,1857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災難幾乎讓他的投資血本無歸。3年後,瀕臨破產的沃倫再次來到香港。這一次,他專心做起了鴉片貿易。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我從不假裝鴉片貿易是一種道德和仁慈的貿易。但作為一個商人,我認為這是一個公平、體面、合法的貿易。”

1862年,羅斯福的外祖母帶著七個兒女登上當時美中貿易航線上最快、最漂亮的快速帆船“驚奇號”,經過128天的航程,到達香港和丈夫團聚。羅斯福的母親莎拉當時只有7歲。羅斯福的集郵冊里最初全是中國和香港郵票,是他母親在他十歲時送給他的禮物。

“羅斯福家里面裝滿了從中國拿回來的家具和裝飾,所以羅斯福在成長過程中一直都會思考跟中國有關的問題。羅斯福認為自己比美國其他政治家更了解中國。”羅斯福圖書館館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學者沙勒對羅斯福的中國關系表示不以為然:“羅斯福喜歡把他與中國的這種特殊聯系掛在嘴邊,事實上,這種關系非常膚淺。他年輕的時候環遊世界,到過歐洲、拉丁美洲,卻從來沒有去過中國。他對中國鮮有認識也缺乏興趣。”

羅斯福當選適逢一個戰亂年代。1933年3月4日,51歲的羅斯福宣誓就職總統的當天,日本軍隊占領了中國熱河省省會承德,隨即兵臨長城腳下。第二天,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在德國舉行的最後一次自由選舉中獲得了壓倒多數的勝利。

學者達萊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1930年代,美國是一個非常孤立的國家。美國人強烈感覺到將會有另外一場戰爭,對於中日之間的矛盾,90%的美國人認為這和我們無關。記住那個時候並沒有洲際導彈,雖然有空軍,但是誰會來轟炸美國呢?”

1937年的9月19日,日軍對南京實施了無差別級的轟炸,直接以平民和街道為空襲目標,震驚了世界。10月5日上午十點半,羅斯福在芝加哥外環大橋的開幕式上,發表了著名的瘟疫隔離演說,譴責了日本人的行為。

芝加哥是反對美國卷入戰爭的大本營,羅斯福在這里第一次置身中日事務,第一次為中國人發聲。

達萊克說:“羅斯福是一個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他知道他會觸及到美國人所最擔心的內容,所以他把這個演講取名為‘隔離’,就像舉出了紅旗並對日本人示意,你們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

美國人似乎被羅斯福的講話嚇住了。6個孤立主義團體組織了2500萬人的簽名反戰,“讓美國遠離戰爭”。

沙勒認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羅斯福選擇了退讓。他曾對他的一個助手說,這是很可怕的感覺,當你在前面領隊的時候,回過頭卻發現一個人都沒有。

蔣介石卻聽信了羅斯福的講話。

芝加哥講話第二天,國聯宣布11月4日在布魯塞爾召開九國公約會議。就在會議召開前一天,日軍在杭州灣登陸,包抄中國軍隊。中國戰線岌岌可危,理當撤兵,重建新的戰線。蔣介石卻命令:再死守三天。

但半年後他後悔不叠。

“去年最大失著,在美總統發表芝嘉谷(芝加哥)宣言,召集九國會議時,不即退兵於蘇嘉陣地。精疲力盡時,反而增兵堅持,竟使一敗塗地,無可收拾!”

羅斯福的外祖父瀕臨破產後,再次回到中國,做起了鴉片生意,再次成為百萬富翁。羅斯福的母親莎拉7歲時跟隨家人來到了香港。圖為羅斯福和母親。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共產黨出現在白宮

1937年12月10日,毛澤東致電十八集團軍駐西安辦事處,同意美國海軍情報官埃文斯·卡爾遜赴十八集團軍抗日根據地考察。卡爾遜是羅斯福在中國的第一位私人特使。

1937年,曾經做過羅斯福溫泉警衛部隊副隊長的卡爾遜被派往中國。總統在白宮單獨接見了他,要求他時常給自己寫信,匯報中國的局勢,同時約定:這是一個秘密。

卡爾遜1937年9月11日的報告中第一次出現中國共產黨和朱德。“中國決心戰鬥到底。日本完全低估了中國人。”

在八路軍臨汾總部,他見到了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和平型關戰鬥的指揮官林彪、聶榮臻。

經過三個月的山西之行,回到漢口的卡爾遜給羅斯福撰寫報告。

“八路軍的領導人已經培養出這樣一群中國人,他們對待人生問題的態度、他們的行為方式更加接近我們,而不像任何其他中國大集團。即使中央政府決定向日本人妥協,我相信這個集團將繼續抵抗日本侵略。”

羅斯福在卡爾遜的信件上批註:請寫信告訴他,我們非常重視他的信件。

1938年5月3日,卡爾遜到達延安的第一晚,住在諾爾曼·白求恩大夫剛空出來的窯洞里。他在延安待了10天,毛澤東用花生和茶招待卡爾遜。

卡爾遜在報告中寫道:“我去了延安花了十天考察共產黨根據地。我和毛澤東有過兩次長談。他是一位夢想家,當然,也是一位天才。”

1939年1月1日卡爾遜再次致信白宮:“共產黨領導的抗戰方式才是解救中國最大的希望。”

撰寫這份報告時卡爾遜已經回到美國。

1944年11月7日,羅斯福史無前例地贏得了第四任總統職位,大選前一天,羅斯福的特使赫爾利抵達延安,飛機降落後延安才得到通知,半小時後毛澤東、周恩來乘坐延安唯一的汽車趕到機場。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兩年後,居里也成了蔣介石的反對派

1941年1月,羅斯福派出了他的第一個官方特使,總統助理勞克林·居里。白宮剛剛批準了一億美元的對華貸款,正當美國援華力度逐漸加強,北方的八路軍持續了5個月的百團大戰剛剛結束,中國南方卻爆發了新四軍被圍攻事件。美國的援華政策因此發生動搖。羅斯福很疑惑:國共兩黨為什麽不能成為朋友?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新四軍問題,余波未平,美國受共產黨宣傳蠱惑更甚,其政府心理援華政策,幾乎動搖。”

羅斯福對此深為關切,2月7日,羅斯福派出的訪華特使勞克林·居里抵達重慶。

2月8日,居里在抵達的第二天就與蔣介石開始了會談,居里首先轉達了羅斯福口信:“我從萬里之外觀察中國的共產黨,似乎和我國的社會黨員沒有太大差異,他們對於農民、婦女,以及日本的態度,值得我們贊許。所以中國共產黨與國民政府相同之處多,不同的少。我深切期望國共雙方能夠消除歧見,更密切的合作,以利於對日作戰的共同目標。”

居里對蔣介石說,“我認為羅斯福總統考慮的不是如何分頭責備,他只是關心保持對日作戰。中國共產黨人在美國得到了新聞界的好感與同情。”

居里對蔣介石表示,內戰將會導致美國對中國的支援變得困難。

2月14日,居里在英國駐重慶大使館會見了中共代表周恩來。

周恩來表示:中共不反美,也不反對美國的援助,只是擔心美國援助被用來對付共產黨。共產黨只得到150挺機槍,而且很久沒有彈藥供給。另外,共產黨要求解除對邊區的經濟和軍事封鎖。

居里在報告中指出:中央政府對共產黨力量的增長越來越感到驚恐,它力求用各種辦法來對付這股勢力,一個辦法是停止給共產黨人任何軍事供應,第二個辦法是實行軍事和經濟封鎖。

居里報告:蔣介石對共產黨的仇恨是深刻的,且對其完全不信任。這種情緒更多地來自他對於統一中國有著強烈的控制欲和熱情,而共產黨則是唯一未被其收買、吸收、分解或壓制的群體。

居里離開重慶的前一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居里熱心與誠實可嘉,惜其未能熟悉我國真情耳。

居里報告:總統先生,我認為,您讓我帶的口信,國內對於國共沖突的關切,英國大使卡爾先生的施壓,以及最後最重要的、來自俄國的持續援助,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能夠使得蔣介石避免與中共發生沖突。

居里回國後,在3月15日向羅斯福呈遞了一個書面報告,結論是:“由於中國實際上還是獨裁國家,蔣介石本人就在我國外交政策中占有首要的必不可少的地位。我確信他在感情上依附美國,崇拜美國,特別是您,他仔細研讀您演說中的每一個詞並視您為世界上最偉大的人。”

居里為美國政府完成了從前無人嘗試過的工作,勾畫出一項對華政策的基本輪廓:中國應該被當作美國的主要盟國和未來的大國。在他的構想中,中國在某種意義上等同於蔣介石。但是兩年後,居里本人也成了蔣介石的反對派。

星期五不是幸運日

1944年是美國的總統大選年。羅斯福史無前例地贏得第四任總統職位。

11月7日,總統大選之夜,羅斯福照慣例待在他的家鄉小鎮紐約州海德公園。前一天,他的特使赫爾利抵達延安。

赫爾利抵達延安最關切的一個動作是給華盛頓拍發電報。因為重慶方面的天氣原因,36個小時後電報才得以發出。

毛澤東也發出了自己的祝賀電。

電報由重慶美軍司令部轉華盛頓陸軍部,陸軍部再轉白宮。

這是毛澤東與羅斯福的第一通電報。

赫爾利住進了瓊斯海軍上尉的窯洞。瓊斯上尉的窯洞有美軍觀察組唯一的床。

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已經有四個月。導致美軍觀察組進入共產黨地區的,是史迪威的政治顧問、美國駐重慶一等秘書約翰·戴維斯。此時,他正在延安。

戴維斯在赫爾利抵達延安的當天寫下了備忘錄,標題是:《共產黨人會接管中國嗎?》——

“共產黨是中國最堅韌不拔、最嚴密、最有紀律的組織。他們向蔣提出合作是由於他們強大,而不是由於他們弱小。

“共產黨已經太強大了,蔣無法打敗他們。1937年以來,共產黨一直試圖說服蔣成立一個有他們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

11月8日,赫爾利與毛澤東舉行了兩次會談。

《延安會談紀要》記載:“赫爾利說,我的總統羅斯福―直渴望中國能成為四大國之一,這四大國是中、俄、英、美。但是,一個充滿了分歧和內戰的中國是不能擔此重任的。”

毛澤東說,“我們必須承認事實上中國缺乏兩樣東西:團結和民主。”赫爾利說他同意;毛澤東說我們必須團結,必須民主,赫爾利說,他再次同意。

當天上午,赫爾利提交了重慶版本的國共合作協議書。

第二天,毛澤東提出了延安版本的協議書。

第三天,11月10日,星期五,赫爾利提交了他的修訂版。毛澤東和赫爾利在一塊石板上簽署了“五點協議”。他們給蔣介石留了簽名的位置。

赫爾利認為星期五是他的吉祥日。他的生日、結婚日、第一個孩子出生日、獲得第一枚勛章,都在星期五。

赫爾利還帶著一封毛澤東寫給羅斯福的信乘機飛回重慶。這是紅色中國第一封直達白宮的官方函件。

赫爾利回到重慶之後,他發現延安的星期五不是他的幸運日。

蔣介石憤怒地拒絕了來自延安的五點協議。他認為赫爾利攜帶一份延安協議回來是對政府的最大打擊,因為它滿足了毛澤東的條件。

重慶方面的版本是甲方國民政府和乙方共產黨之間的“收編”協議。延安方面的版本是甲方國民黨、乙方共產黨合組聯合政府的“重組”協議。延安協議說:中國政府、國民黨、共產黨應共同工作、完成統一,以便迅速打敗日本、重建中國。

11月29日,赫爾利致信羅斯福:“委員長的觀點是,他如果同意成立聯合政府那就等於承認他的黨被共產黨徹底擊敗了。我的爭辯和周恩來將軍的爭辯沒有任何作用。國民政府制定了一個三點的反建議。”

赫爾利承認自己是延安協議的作者之一,但是反對公布協議,同時否認重慶方面的反建議中有任何他的意見。

中美關系史專家陶文釗說:“赫爾利是個機會主義者,確實他在對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態度當中就表現出來了,但是他不是完全無原則的,他的原則就是要支持蔣介石的領導地位。”

羅斯福為國共談判增加了新的砝碼:“俄國人”要來了。他即將啟程奔赴雅爾塔。那里將舉行他和斯大林、丘吉爾的第二次高峰會。他預計:斯大林將同意加入對日作戰。

赫爾利回複羅斯福說:“我強調了‘俄國人’這個詞,起了作用。他隨即吩咐他的談判代表們立刻重開討論。但是委員長的某些條件仍然太過強硬。”

赫爾利建議安排一次羅斯福和蔣介石、毛澤東的會見,條件是:“會見之前他們必須就中國統一的問題在他們自己之間達成協定。”

毛澤東、蔣介石和羅斯福的會晤沒有實現。

羅斯福最後的照片。過世前一個月,他回複了毛澤東的來信。 (羅斯福圖書館供圖/圖)

來自延安的密電

1945年4月2日,延安,美國大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最後一次同毛澤東談話後,飛離延安。4月12日,謝偉思乘坐專機回到華盛頓。

謝偉思的兒子、前美國外交官羅伯特·謝偉思回憶道:“我的父親約翰·謝偉思,回到了華盛頓,在羅斯福死的那一天,但他並不知道,直到他抵達了華盛頓,走進了約翰·卡特·文森特的辦公室。”

國務院遠東司中國處處長文森特正在接聽一個電話。電話里說:羅斯福總統剛剛過世,時間是1942年4月12日下午3:45。

一個月前,羅斯福總統在國會發表了他平生最後一次演講。

總統第一次坐在輪椅上進入國會,並且坐著講完近一個小時的演講,話題是關於雅爾塔會議和4月25日的舊金山聯合國會議。

“全世界所有聯合國家將在1945年4月25日於舊金山舉行會議。”

“國會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代表將包括同等數目的共和黨和民主黨議員,美國代表團,將在一切意義上,是兩黨的。”

羅斯福演講第二天,白宮收到一封由5位美國駐重慶使館的外交官聯名簽署的電報。電報的主要執筆者是謝偉思。電報經由前駐日大使、代理國務卿格魯轉發。

來自重慶的聯名電報說:“建議總統以明確的方式通知委員長,由於軍事需要,我們必須向共產黨及其他能幫助抗日戰爭的適當的集團提供物資並與其合作。”

這份電報基於美軍觀察組一位外交官在共產黨根據地4個月的長途旅行後做出的。

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激烈反對“聯名報告”,並聲稱遭到背叛,謝偉思因此被勒令從延安召回美國。

經過連續三天與國務院遠東司外交官的激烈爭執之後,赫爾利走進白宮。3月8日,羅斯福接見赫爾利,赫爾利看到了雅爾塔密約。羅斯福則看到了赫爾利帶來的毛澤東信函。

學者沙勒說:“羅斯福會見了回到華盛頓的赫爾利,並按照慣例贊揚說我支持你在中國的努力。但就在同一周,羅斯福會見了記者埃德加·斯諾,說我很支持國共合作之政府,我會用美國力量左右它,這和赫爾利所做的截然相反。所以羅斯福的理解真的很令人困惑。”

兩天後,羅斯福複信延安的毛澤東。“親愛的毛先生:我從雅爾塔會議一回來,就收到了你1944年11月10日的信。我非常高興獲悉你本人對中國事態發展的看法。我懷著極大的興趣註意到你非常強調中國人民和軍事力量的統一,對打敗日本和重建中國的重要性。我真誠地希望你和蔣介石主席共同工作以取得國內的統一,通過統―中國人民可以為抗日戰爭的進行作出更加偉大的貢獻。”

5天後,羅斯福給重慶的蔣介石發去一封電報,否定了赫爾利的意見,支持了周恩來。這封電報的源頭,是周恩來發給赫爾利的電報,延安方面表示:應該有共產黨代表參加聯合國舊金山會議。

赫爾利反對周恩來的提議:“在舊金山舉行的是一個國家之間的會議而非政黨間的會議。中國共產黨並非一個國家,只是一個有武裝的政黨。”

3月15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電報中他支持了周恩來的意見。

“他希望在舊金山組建的聯合國雙方都有代表,因為他知道他們雙方都重要而且有影響力,他們都有龐大的部隊在中國。這是用他的方式來表達:讓我們組建一個中國聯合政府。”達萊克說。

3月27日,蔣介石給羅斯福回電。這是羅斯福收到的最後一通蔣介石電報。

“中國政府代表團今日已派定代表10人。其中6人為國民黨參政員,共產黨、無黨派人士及其他兩反對黨各1人。”

在延安,毛澤東曾經向謝偉思坦率地表達了自己對美國政府的期待。

謝偉思《關於毛澤東談話之備忘錄》:形勢所需要的和能夠挽救它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一個聯合政府。沒有它,美國一直為之努力的一切都會化為烏有。

羅斯福回應了延安參加聯合國舊金山會議的要求,但是沒有回應延安訪美的要求。

1945年1月9日,在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給中國戰區盟軍司令魏德邁發去電報:“現有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的一項建議。以下是他們絕對保密的建議:如果羅斯福總統表示同意,在白宮將其作為一個中國主要政黨的領導人來接待,那麽毛和周即願一同或單獨一人前往華盛頓舉行探討性的會談,向美國有關公眾和官員解釋中國目前的局勢和問題。周恩來表示,如果得到邀請,希望乘飛機前往美國。”

雅爾塔會議之前,白宮接到這個消息。雅爾塔之後,羅斯福回複了毛澤東的信。但是,對於訪問的建議,他沒有說是,也沒有說不。

學者達萊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因為1944年羅斯福在競選總統的時候,已經有很多人在叫囂羅斯福太同情共產黨,如果讓周恩來和毛澤東來華盛頓的話,那美國的右翼會大力攻擊羅斯福。

幾年後美國的國會聽證會上,赫爾利說,羅斯福曾經告訴他:“現在要盡量對他們寬容,盡量說有利的話,不要破壞有可能使得中國武裝力量統一的基礎。”

他們,指的是共產黨。

羅伯特·謝偉思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如果那時美國和中共交好,那麽可能後來的越戰、朝鮮戰爭都不會發生。”

羅斯福的過世終止了很多的可能性。

羅斯福最後的手寫文字是:“唯一會限制我們明天實現理想的因素,就是我們今天的遲疑。我們要懷著堅強和積極的信念大步前進。”這篇稿子是他準備用於第二天的傑弗遜紀念日演講。

毛澤東和朱德向華盛頓發去唁電,延安連續三天降半旗。

很多年以後,前美國外交官、延安觀察組的倡議人戴維斯在其回憶錄中寫道:“1945年1月,毛澤東和周恩來試圖秘密安排一次訪問,在華盛頓會見美國總統。在赫爾利的建議下,被拒絕了。1971年7月,美國試圖秘密安排一次訪問,在北京會見毛和周,尼克松接到了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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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路上的一言堂 如何「綁架」新台幣? 深入調查》學界、媒體、理事會都怕「那個人」

2016-07-18  TCW

台北市羅斯福路上,有一個機構,決定了你我生活中緊密連結的貨幣政策。 它,讓人聞風色變;在某些學者眼中,是「很大的惡勢力」。它,就是中央銀行。

台灣有一個聲音,絕對威嚴,不容質疑。有異議的人,都寧可把話埋在心裡,絕不輕易說出口!

「什麼!連他也不敢出來講?原來大家都這麼怕死?」一名不願具名的大學教授,得知許多經濟學者都不願意接受《今周刊》採訪,驚訝地說,「『那個人』就是比較…那個…我們也很怕……。」這名教授含糊吞吐,像怕洩露了《哈利波特》大魔王佛地魔的名字一樣。

「我們這次採訪,不具名吧?你千萬不要寫到我的名字!」當我們一再保證不會洩露身分、任教的學校及系所,這名大學教授才放下了防備,說出真話:「央行啊,其實是台灣一個很大的惡勢力!」而他口中的「那個人」,就是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

「我們的央行總裁,非常強勢。他就是不希望有人評論他的意見。他就是會霸凌,不希望大家去碰。」這名教授說:「但如果你去問,大家都不會覺得彭淮南做得好。」

貨幣政策認同度

民眾和輿論同調 跟學者差很大這名教授說的是真的嗎?究竟,台灣人覺得彭淮南做得如何?《今周刊》今年六月委託波仕特線上市調公司調查,詢問民眾是否認同台灣的貨幣政策。結果發現,民眾看法都和輿論常見的論調一致。

調查顯示,因媒體經常使用「神操盤」或「驕傲」來形容台灣外匯存底一再創下歷史新高,大部分民眾認為台灣外匯存底「越高越好」;每次台灣經濟不佳,政府官員就怪罪韓元、日圓貶值,因此多數民眾認為,阻升不阻貶的新台幣匯率「對台灣有利」。

而由於央行是占國庫收入一成、年約一千八百億元的繳庫大戶,大多數人也認為政府應該「編列預算讓央行繳庫」。

僅有在問到是否認為「台灣實質購買力可以反映真實生活水準」時,多數民眾反對。

但如果我們把同樣的問題,拿去問精通匯率政策的學者,會有什麼不同?《今周刊》以匿名方式,調查十七位台灣專長領域為匯率政策及總經的學者意見,結果,幾乎全部的答案,都和民眾有懸殊差距。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不同?如果影響一個國家甚巨的匯率政策,輿論和學者意見有如此巨大的差異,為什麼我們卻鮮少看到批評、甚至連討論的聲音都沒有,只能看到「神操盤」、「彭神」、「幾個A」的聲音?

「貨幣政策身為引導一國經濟走向之重要工具,其成效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所以央行的決策必然受到公眾監督。」這段話,出現在央行於二○一○年十二月出版的國際金融參考資料輯中。

然而,即便台灣經濟已走入史上罕見的谷底,即便台灣已被美國點名為主要貿易夥伴中,「唯一」進行匯市干預的國家,未來不排除對台祭出貿易制裁,但,與這些迫切危機直接連結的匯率政策,卻仍然不是社會的關注焦點,遑論「受到公眾監督」。

台灣的貨幣與匯率政策,真的存在一股令人畏懼的「惡勢力」嗎? 一切,可以從一場學術研討會開始講起。

一一年九月,台大公共經濟研究中心正準備舉辦一場「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座談會。宣傳發動之後,主辦單位接到了一通電話。

「在辦之前,央行那邊就打電話過來了,問我們是不是能夠不要辦啊!」這名不願具名的相關人士說。明明是學術界的論壇,為什麼還沒有辦,央行就這麼怕,企圖「搓掉」?「它通常也不需要給什麼理由。

我們就說,我們都邀請(講者),也開始宣傳了,怎麼行呢?不會屈服啦。」這名人士說。

當天出席論壇的前央行副總裁、前金融研訓院董事長,現在是東吳大學講座教授的許嘉棟,證實了這名人士的說法。「央行對於不同意見,會不高興。」許嘉棟說:「所以,他們(台大)也在斟酌要不要辦。」「台大本來就是標榜學術自由,覺得是可以討論的,所以台大還是認為『該辦』。」

學術界被打壓……

一場貨幣政策研討會,事前事後都被釘論壇當天,根據《中國時報》報導,當時央行派出多名官員「全程監聽」。「那天請來的講者,四位,我們原本都跟他們說,要講台灣的貨幣政策。結果有三位都講美國的貨幣政策,只有許嘉棟老師很『勇敢』,講了台灣的貨幣政策。」這場活動的相關人士說。

事實上,當天講者台大經濟系教授李怡庭,也討論了台灣央行的政策影響,但所有的焦點都放在許嘉棟身上。他在這場論壇中,指出央行發行大量貨幣,造成市場資金浮濫,房地產價格大幅上漲、不利金融業發展;以及為了協助出口而「阻升不阻貶」,造成一連串的經濟代價。

對此,央行表示:「本行宣布於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舉行理事會,旋獲悉某中心將於同月二十三日舉辦『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座談會,因依本行理事會會議規則,本行同仁於理事會前十天為緘默期,不得對外發表貨幣、信用及外匯相關議題之意見。該中心之會議日期恰在本行緘默期內,本行與會者將不能暢所欲言。因此,曾建議該中心延後舉辦該座談會,惟未被接受。」不過,《經濟日報》 報導,央行經研處時任副處長林宗耀當場反駁許嘉棟,央行的「緘默期」說法令人疑惑。而這一段對央行政策的三十分鐘批評,與接下來許嘉棟及金融研訓院長達數年的困擾,是否巧合,值得玩味。

座談會第二天,是周六假日,央行卻像全年無休似地,在緘默期緊急發出澄清稿反擊,痛批許嘉棟在座談會中所說的內容「與事實不符」、「毫無事實根據」。央行發新聞稿反擊外界批評,是家常便飯;但是對許嘉棟來說,緊接而來的,是更大的精神折磨。

秋後算帳?

異議者被立委炮轟,預算也遭大砍「神經病!」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座談會後五天,立法院財政委員會質詢時,立委費鴻泰上場,對著以金融研訓院董事長身分出席的許嘉棟大聲訓斥。「我建議你立刻離開這個位置(編按:要求辭職),對於匯率,有的人會虎視眈眈,有多少豺狼虎豹在那裡?你是不是豺狼虎豹?」「我懷疑你後面有陰謀,你後面有動機。」費鴻泰更在隔年三月財委會上指出:「金融研訓院開了那麼多的課,賺了那麼多的錢,他(許嘉棟)統統都來修理央行的利率政策、匯率政策……,我覺得他有問題。」「大家懷疑他搶(央行總裁)位置。」過去許遠東任央行總裁時,立委還會在質詢時指責其功過;現在立委則一面倒,主動「處理」央行的異議者。一二年,金融研訓院的預算刪減項目明顯增加,餘絀預算在一二年是一八九四萬元,比前一年減少一千多萬元;一三年只剩一百多萬元。許嘉棟則在一四年屆滿退休。

「到現在印象還很深刻啊,在立法院被講成那樣……」回想起當時的情況,許嘉棟的話停在中間,將近一分鐘,沒有再說話。

看到許嘉棟的下場,誰有膽子再對央行政策說一句話?台灣的貨幣政策有如被設下了戒嚴令,下令者是央行、央行經研處就是憲兵隊。而我們的新台幣,也就像是央行總裁的禁臠,它的利率、匯率該有什麼樣貌,除了總裁,不容他人置喙。任何關於央行貨幣政策的討論,幾乎都會接獲央行「指教」。

一名大學教授就說:「我之前在媒體上登文章,討論央行政策。結果在央行工作的學生私下來說:『老師,你怎麼搞這麼大,害我們緊急開會。』星期一登,央行星期二就(打電話)來了。」「就是很多這種例子。不一定是很強烈的施壓,但就是希望你不要再談。」「彭淮南很愛講財政政策,說房地產稅制、所得稅啊這些問題,」另一名學者說:「但是他就是不准別人講貨幣政策。只要一講,就會拿很多論文來反映。」事實上,央行對學術論文的「容忍度」,也受到不少學者質疑。一名曾經受央行委託研究的學者就指出,央行在聽完他的研究期中報告後,直接對這名學者說「你的報告結論不能這樣寫」,硬是要修改為央行希望的結果。

對此,央行表示,央行每年委託學者專家進行學術研究,每一次的委託研究皆包括期中與期末報告的討論會,除邀請行外的學者專家來行評論,本行業務相關人員也會出席,針對報告的研究方法適當與否、推論過程是否嚴謹等等,提出建言,以使得委託報告內容更為充實、完整,這也是政府各部會委託研究報告必經的過程。上述過程自不能誤解為央行「會希望學者調整研究結果,導向與央行政策相符研究的結果」之說法。

媒體界造神……

追捧13A光環,台灣獨有現象這股寒蟬效應,在媒體界也一樣。

一位已卸任的財經官員在媒體聚餐時,被問到「台灣匯率政策」,他笑著說:「我們就不要談這個(匯率)了吧,好不好?原因大家都很清楚嘛!」在場記者也都笑著不再追問,彼此心知肚明,就怕央行隔天拿自己開刀。

另一名時常在媒體上批評央行政策的學者,甚至被媒體下了「封口令」。這名學者說:「他們(媒體主管)就說,實在對不起,央行來關切,之後最好不要再登我的文章。」「央行坐擁一堆博士,不好好來做研究,每天把精力花在擋這些有的沒的!」「央行有點過於強勢了,對外界、媒體都不夠謙虛。」中研院院士朱敬一說。「你們媒體們去討論,讓他(指彭淮南)有一些壓力,平衡一點,我覺得是好事。但反過來說,台灣現在很多中央部會,都被媒體罵趴了,現在還站著的,就只有一個人(指彭淮南)。所以我倒還希望,多數部會像彭淮南那樣,強勢一點。」彭淮南當了十八年央行總裁,長期影響下,媒體對央行、彭淮南的報導,彷彿逐漸變成只論其善。《全球金融》雜誌(Global Finance)的A級央行總裁評鑑,就是其中之一。從2A到13A,彭淮南的民間聲望也一路堆疊。

《今周刊》曾在一二年第七八四期,解析給彭淮南A級評價的《全球金融》,是一本發行量極小的雜誌,其總編輯費安諾(Andrea Fiano)也曾對《今周刊》解釋:「我們的評鑑不是依據經濟數據來評量。」並反問記者:「如果貴刊有評分系統,是否可以提供給我們參考呢?」費安諾這次進一步解釋:「評審有主觀項目,不全是依靠數據。

不過,我不能評論什麼樣特定的事件會影響評分。」事實上,在一二年,彭淮南仍是全球A級總裁中唯一一個將評價登在央行官網的總裁。在《今周刊》報導後,現在上央行官網,彭淮南的得獎經歷中,《全球金融》已悄悄地被拿掉了。但是台灣的媒體仍不減對《全球金融》評價的熱愛。每當A級評價一出,媒體紛紛討論「彭神」又多了一個A。

理事會無聲……

「自己人」當副手,催生一致的聲音在十八年的「洗腦」下,「彭神」的稱號在民間越來越響亮,民眾對貨幣政策的認知,卻也越來越模糊。而十八年來,在央行內部的聲音,也慢慢只剩下一個。

一九九八年彭淮南接任總裁前,央行副總裁中,有一位多由外部金融界人士、學者擔任,如邱正雄、許嘉棟、陳師孟等前副總裁,對貨幣政策都有自己的一套論述;然而九八年後,央行的副總裁卻大多由央行內部調升。現任兩位副總裁楊金龍與嚴宗大,都在國外拿到博士後回國,進入央行超過二十年,專業素養不容懷疑,但在彭淮南十八年來的強勢主導下,對貨幣政策的看法難說不會被同化。

如同擔任十三年央行理事的台大經濟系教授吳聰敏所描述,央行最高決策單位「理監事會議」,完全沒有細緻討論的空間(見前文)。在央行理事會規模龐大、且理事均為兼任性質的情況下,台灣的貨幣政策決策,也只剩下一個聲音。

雖然吳聰敏指出,理事會中從未進行過投票表決,但彭淮南在今年六月三十日理事會後記者會上,高分貝強調「每個人都有投票,一致通過,沒有反對票」。這樣突然出現、完美一致的聲音,又是如何形成的?

一名學者就指出:「美國聯準會在決策會議後,一定會發布新聞稿說明會議的決議,公布贊成與反對者的人名,並且簡單說明理由及意見。」比照彭淮南一句「一致通過」簡單帶過,理事會中究竟討論了什麼?不得而知。

擔任過央行副總裁的許嘉棟也說:「台灣央行的理事,是總裁自己提名,由行政院報請總統批准,不像美國聯準會的理事人選,要經過參議院批准。」在這樣的制度下,理事會要如何不淪為橡皮圖章,發揮原本的功用?「這就牽涉到總裁自己的個性了。」許嘉棟說。

從外部的學界、媒體界,到內部的副總裁、理事會,央行造就了一個「無人能反對彭淮南」的制度,所有持不同意見的人,全部噤聲。

然而,當你封住一個人的嘴,你不能證明他想說的是錯的;這只能證明,你害怕他可能說出的真相。央行一再害怕別人說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從央行最怕別人提起的「干預匯率」開始說起。央行一再強調,新台幣匯率是由外匯市場供需決定;但央行也同時肩負「穩定對外幣值」的責任。中經院院長吳中書解釋:「台灣資本市場屬於淺碟型,加以管理,並不是壞事。」因此認同央行穩定匯率的作法。許嘉棟也認同:「央行要穩定匯率,我個人是贊同的。」

不能說的真相:干預匯率

獨斷市場波動不正常,阻升不阻貶「但是,什麼叫穩定?」許嘉棟提出了關鍵問題。

吳聰敏指出:「只要他(彭淮南)認定外匯市場有不正常的波動,就會把法令條文拿出來干預。」但「怎麼解釋不正常波動?這就有很多空間了。」他進一步解釋:「如果今天台灣出超增加,照道理,匯率應該就會升值。市場力量本來會讓你升值,但央行就可能界定這一波動不正常,要干預。」以台灣長期的兌美元匯率與台灣出超變化,就可以看出來,在彭淮南上任後,無論台灣出超如何增加,新台幣匯率一直限縮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區間。

也就是說,因為出超,市場力量本來能把台幣匯率合理地向上推升,彭淮南卻把這股力量解釋成不正常波動,進行干預。

在正常情況下,台灣如果出超增加,代表台商多賺了美元,會再把美元換成新台幣消費,因此,「把美元換成新台幣」的數量增加了,新台幣的需求增加,長期來說,新台幣兌美元匯率就會自然升值。

但是升值會造成台灣出口價格競爭力下降,這時若要維持新台幣的匯率穩定,央行可以反過來「發行新台幣(印鈔票)買美元」,增加美元需求,讓匯價穩定。長期下來,新台幣就會「該升值而未升值」。不只如此,許多學者也指出,當新台幣貶值時,央行傾向放手不管,也就是所謂的「阻升不阻貶」。同時,因為央行買進大量美元,我們的外匯存底也會因而增加。

因此,台灣外匯存底增加,並不如外界印象中,全是台灣「賺來的」,而是台灣印鈔票干預匯率的結果。台灣的經濟,在該升而未升的新台幣環境下,也就不斷保持出超及出口價格競爭力;同時,央行的外匯存底增加,也是央行不斷印鈔票買外匯資產(主要為美國國庫券、公債)的結果,形成「不斷賺錢、借錢給美國」的怪象。

今年四月二十九日,美國財政部發布 《美國主要貿易夥伴的外匯政策》報告,提出貨幣操縱國的「觀察名單」。名列觀察名單的台灣,是所有美國貿易對手中,唯一一個被指出「干預匯率」的國家(見p.64表)。

也就是說,央行不斷地買美元,讓美元相對升值,自然影響了美國的競爭力。日後台灣想進入美國主導的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時,美國勢必會緊盯台灣干預匯率的政策。

美國財政部指出台灣央行長期買匯罪狀,更讓央行跳腳,急急發文說「與事實不符」。因為阻升不阻貶,正是不少學者眼中彭淮南企圖隱藏的真相之一。

台大經濟系教授陳旭昇就在一篇 《央行阻升不阻貶?再探台灣匯率不對稱干預》論文指出:「我們無法理解為何台灣央行不願公布外匯買賣的歷史資料。」「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央行,已公布外匯干預的歷史資料。舉例來說,如澳洲、瑞士、德國、義大利、日本、墨西哥、土耳其及美國等。」

美國也盯上新台幣

央行不斷買美元,影響美國競爭力事實上,央行總裁不只不公開,還很怕別人知道。許嘉棟離開央行後,在○五年研究 《新台幣匯率與央行干預行為》的論文時,因為沒有央行買賣外匯資料,所以自己用其他資料推算干預的變數,做出結論。

「結果央行的(前)同仁跑來跟我說,總裁看了我的報告後指示:『你去給我了解一下,是誰提供干預的資料給許嘉棟?』還要他們檢討,怎麼會洩漏給我。」許嘉棟說。「總裁誤以為我用了央行的資料,很怕這東西被知道。但干預資料本來應該是公開的啊!怎麼會這麼怕?」央行並沒有正面回應總裁是否有此指示,但表示:「該文並無任何『央行干預的數據』與所謂本行要了解『誰提供干預資料給許嘉棟?』之說法,顯然自相矛盾。」「如果是近期的干預資料,我也不覺得應該公開。」吳聰敏表示:「但半年前的資料,為什麼不公開?」為何不公開?我們是不是能套一句立委幫彭淮南護航的話,「我懷疑後面有陰謀?」許嘉棟說,央行資料不透明公開,或許也是台灣越來越少人研究貨幣政策的原因。

從央行理事會的「一致通過」,到學者的無奈、人民的無感,這彷彿是個沒人討論貨幣政策的國家。渾然之間,台灣不僅成了全球唯一被美國點名的「匯率干預國」,還出現許多罕見怪象:我們的央行每年盈餘繳庫占歲入比重高達一○%,以至於國家財政竟然與央行決策高度連結;我們經過購買力平價(PPP)後的GDP,遠高於以美元計價的名目GDP,這是相對落後國家才有的特徵。

種種怪象,是台灣當前許多經濟問題的根本源頭;扭轉的第一步,則是重新認識那個與你我生活緊密連結、但卻像被蒙在霧裡的貨幣政策。

撰文 / 楊卓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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