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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曉將退休招商局集團搵揸fit人傅育寧勢再上層樓 李華華

2010-8-4  AD





 

招商局國際(144)主席傅育寧有機會再上一層樓,升任母公司招商局集團董事長!噚日內地傳媒報道,指招商局集團原來上個月28號喺香港舉行幹部大會,會上討論過董事長秦曉今年底退休嘅問題,報道引述兩位消息人士話,如無意外,傅育寧將會接替秦曉,坐正做集團董事長。

其實今年53歲嘅傅育寧,已經身居極高位,係母公司招商局集團總裁,兼A股招商輪船董事長,兼中集集團董事長,同埋招商銀行(3968)非執行董事,對集團內部大小事務瞭如指掌,主持招商局國際業績會同股東會個陣,樣樣都有問必答,絕對唔會左閃右避。

報道又話,傅育寧係接任人呢單嘢,o依家「正在走程序」,但就冇講明幾時可以落實。話時話,秦曉由2001年起擔任招商局集團及招行董事長,佢唔do招商局集團董事長,跟住會唔會順便辭埋招行嗰邊呢?

李華華



秦曉 退休 招商局 招商 集團 fit 人傅 傅育 育寧 寧勢 勢再 上層 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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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秦晓:招商局十年留下了什么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0-1/zOMDAwMDE5OTkzOA.html

9月21日,招商银行、招商国际等招商系上市公司公布其董事长秦晓卸任。

“我就怕每天起来以为自己还是董事长,要处理很多的事情。”刚刚从招商局集团卸任的秦晓显然还在延续之前的惯性生活,9月29日,招商局大厦香港总部,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现 年63岁的秦晓从2000年到2009年执政招商局的10年间,该集团总资产由496亿元增长到2683亿元,年复合增长率20.64%;年利润总额由 12.91亿元增长到178.5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33.89%;母公司净利润由4.68亿元增长到97.99亿元,年复合增长率40.21%。

国企掌门人、知识分子秦晓,在十年间留下来了些什么?

国企硬伤与改革

总部功能就是判断把内部交易外部市场化还是把外部市场交易内部化,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讲的交易费用,不同的交易性质导致总部要做相应配置。

《21世纪》:到招商局初至卸任十年期间,你对招商局做了大量改造工作,从变革经验来看,国有企业改革关键何在?

秦晓: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持续了20多年,这些年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原有文化、体制不适应市场化改革,因此必然要经历一场阵痛。

当然这些年国有企业变化也是巨大的,比如银行通过国家注资变得更加商业化,通过市场化运作变成商业银行,不再是国家财政的概念。很多国有企业也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重新定位,去开发一些接近市场的产品,经营和管理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也试图引进现代企业制度。

在此轨迹中,整个国有企业,包括招商局在内,走过比较大的弯路就是战略不清楚,结构松散,主业不清晰。

国 有企业有很多领域是管制领域,没有市场诱惑力,企业就进入其他经营领域,导致盲目多元化。另外,我们在改革中曾主张分权,很多企业把权利下放到各个业务主 体子公司中,因此,形成国企普遍出现横向多元化,纵向多级法人,总公司变成投资主体,决策不集中。战略上,多数企业都盲目进入管制行业,拿取牌照,由于当 时很多行业准入都需要牌照,比如贸易、房地产、金融等,拿到牌照就有租金,存在寻租空间,至于牌照拿到手后能不能经营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大家都认为要多元化经营,要分权,要通过借债扩大经营路子。这样导致我们的国企从战略、组织结构、资产分布到更深的理念上都出现一定问题,这些问题在亚洲金融风暴过程中就爆发了,招商局存在所有国企共有的上述通病,未能避免。

《21世纪》:如何一个一个梳理这些问题?

秦晓:我当时来到招商局时已经请麦肯锡做过诊断,他们诊断的基本前提是我们已经渡过了危机,面临发展。我对这家咨询公司从来都是有很大保留的,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我不认同企业已经走出危机。

我 的看法是,招商局当时还没有完全走出危机,或者走出危机了,但还没有摆脱困境,还要用两三年时间把财务结构和财务状况改善,同时也可以启动一些产业重组, 两者相衔接。解决财务危机,标志性指标就是缓解流动性问题,但是当时财务状况是有大量的不良资产,利润很少,现金流不够,需卖资产还利息。

针对资产结构分散问题,我们把资产划分称主营资产、长期投资性资产、财务投资性资产,财务投资资产就要根据收益还是亏损状况酌情处理,回收资本;长期投资性资产要有一定话事权,尽可能的纳入公司主业板块,形成联动效应;主营业务要做长期的发展规划,符合企业战略相符合。

另外在组织架构上,把中间环节都打掉,如运输集团等,加强总部控制。我的基本看法是,大公司总部功能要凸现出来,相对集权,对战略,财务、资本投资,机构设置、重要人事的任命,经营计划的预算,他都起主导作用。如果很弱势的总部,资源都在下面子公司,无法做出相关配置。

比 如一个汽车厂他需要发动机,有两种解决办法:一个是我自己建个发动机厂,那我总部就可以自己建一个厂,其技术开发、融资、规模等,总部都要管,我只需要告 诉你生产多少,什么型号,什么时候完成交给汽车厂,我的最后产品是汽车,而不是发动机。这样就变成内部交易。另一种形式就是到外面去买发动机,如果总部不 能调动上述资源的话,还不如去买。总部功能就是判断把内部交易外部市场化还是把外部市场交易内部化,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讲的交易费用,不同的交易性质导致总 部要做相应配置。

这样通过资产结构和组织架构两大调整,配套总部功能的重新定位,管理体系也就出来了。如此调整到2003年底,开始提出再造招商局,提高经常性利润。

改革理念是关键

在目前国有企业里,有很多很优秀的企业家,但总体上对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是落后的,不准确的,这存在于整个国企管理体系中,因此,转变理念最关键。

《21世纪》:当时你对这些问题是否形成系统性的思考?并对解决这些问题付诸实践?你的言行是否获得其它国企认同?

秦 晓:有,我在中信集团的时候试图做过一些修正性工作。当时陈清泰担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他当时非常赞同我的观点,因此他还专门安排我去中央党校讲了一次 课。当时要把这些观点讲透需要大量理论的支持,比较复杂。当时一般性的阐述,不是很被认同,现在情况好多了,也还不是被全部认同。但是给大家的教训是亚洲 金融风暴,经过风暴后大家对这些问题就逐步清醒了。

目前国企有两类,一类是行业特征突出的老国企的,包括兵装集团、航空工业,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按照行业划分的,他们一直保持着行业领域的特征。

另 一类就是从改革开放中走出来的企业,如招商局、中信集团、光大集团等。每个企业不一样,操作方式不一样,但是改革思路应该是大体一致的,至于中粮集团、中 国远洋等企业在重组过程中,是不是明确提出总部功能,扁平化决策体系,经常性利润,核心产业培育等概念,或许只是表述不一样。

《21世纪》:在不被认同的改革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阻力,你认为软性理念的灌输重要还是硬性制度设计更重要?

秦晓:在此调整过程中会遇到利益问题,积极性会部分的受到影响,但是理性上来看,总体方案还是被逐步认同。但冲击最终我们还是很平稳的实施,没有引起大的冲击,我们是首先把一些中间层都撤了,分散了利益,减少调整阻力。

另 外我又从理论、理念上对管理层进行说服,当然理论和理念是要有实践的支持改革更多的是破坏、更换和改变。在目前国有企业里,有很多很优秀的企业家,体现在 对市场变化的判断,个人在企业里面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也遵循规章制度,但总体上对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是落后的,不准确的,这存在于整个国企管理体系中,因 此,转变理念最关键。

母公司消亡论

国资委的事应该更简单,不用管理企业的战略、组织和业务问题,市场都认为不需要管的时候就不用管了。

《21世纪》:你刚才谈到大型企业的总部职能,是否具有国际大型企业的管理借鉴?

秦晓:在国外通常都没有母公司概念,都是整体上市。而我们既然有母公司概念,就要区分我们占有100%股权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占大股东的子公司,和我们只是小股东的子公司之间的区别。

全 资子公司虽然在法律上是独立法人,但在管理上是母公司的一个单位,我基本上把他看成成本中心,我对他的人事、财务有绝对调配权。而在上市公司里就不能这么 做,即使是控股上市公司,也要通过董事会来实现,至于不控股的上市公司还要与其它股东协调。比如招商银行很典型,我们是大股东,但不控股,我们有很大的话 事权,是通过董事会构成,与管理层的关系和股东的关系,在决策中发生的作用来体现。

在我看来,法人治理结构是股权结构的函数,其关系变化有三个阶段:

当企业只有一个老板或是家族企业时,董事长和总经理是一体的,董事会和管理层更为一体化。

到 中间阶段,出现几个较大股东,不能把管理层与最大股东划为一体,要尊敬其他股东,否则大股东可能有否决权,但是没有绝对决议通过权,管理层要对所有股东负 责,大股东只能用自己的影响力,协调好与其他股东、管理层的关系。因此招商银行我必须分开,该阶段有点像欧洲的企业阶段。

第三种阶段就是股权高度分散,此时管理层和股东又回到一体化了,因为所有管理人员都没有股东背景,就是独立的管理团队。在美国很多公司又出现董事长和CEO合二为一的状况。

我 们中国现在正处在中间阶段,严格说是第一阶段的后尾部分,或者第二阶段的前段部分,但是企业在拼命学习欧洲的做企业治理体系,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比如 我们这班人都是股东国资委、中组部派来的,一定要我们所有人分为两个组织,一个叫董事会,一个叫管理层,而且还要求把子公司的人也都要分开,这是很奇怪的 理论,很简单的照搬欧洲管理模式。

《21世纪》:按照你如上所述现代企业发展脉络,上市公司是否需要母公司管理?

秦晓:只要市场认为上市公司离不开母公司, 总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力就依然存在,比如招商国际,市场肯定认为他对招商局集团的决策有很强的依赖性,母公司职能就要加强。什么时候市场认为集团总部的存 在对上市公司已经没有影响力了,集团总部就可以不存在了。国资委的事应该更简单,不用管理企业的战略、组织和业务问题,市场都认为不需要管的时候就不用管 了。

未来母公司是要消亡的,招行就是招行,招商国际就是招商国际,其资产里面,国资委的股权归国资委,社保的股权归社保,基金的股权归基 金。消亡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母公司整体上市,另一种就是慢慢的,时间需要几十年我不知道,由市场认为不再需要国资委作为出资人的集团母公司这个中间环节 来对上市公司进行管理,母公司自行消失。

《21世纪》:这种母公司管理体系是中国目前特有的,是否是最合适的国企管理模式?

秦晓:商业化的企业其实可以考虑尽快整体上市,像招商局这样的企业不能这样,因为当时接过来时就已经形成多元化经营方式了,只能扶植每个主营业务更强更有竞争力,支持进入行业前三名的,效益好的企业自行上市,然后在重要决策、重要人事方面进行安排就好了,整体上市做不到。

金控平台与风险控制

我希望到一定时候招商银行管理层能提出报告,所有的拿到牌照的业务这两三年到底在做什么,如果拿到牌照没做出什么,还弄出一些风险问题,这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21世纪》:招商局现在有没有金融集团的概念?

秦 晓:有,但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大金融平台和资源调控中心的金融中心的概念,只是各个子金融平台之间进行产品交易,比如招商证券一些产品找招商银行去销售,招 商银行的一些理财客户交给招商证券,我们倡导这种合作是基于对交易双方都有利的,而不是限制任何一方与其他金融企业合作,也不限制他们的交易价格,董事会 只是促进这个事情。

《21世纪》:事实上招商局一直在推进企业进入证券、基金、保险,促进之间的协调效应,试图建立金融控股平台,您怎么看?

秦晓:从股权上来看,我们持有招商银行20%都不到,在招商证券也是40%多,他们都还有很多别的股东,在这个层面上没有控制力的。

第 二个,企业所说的交叉产品、客户共享、信息共享大都理想化了,现在美国新金融监管法律出台,虽然加大了监管范围和监管力度,提高对投资者保护,大家反应都 不是那么积极。本质问题在于制衡与效率的关系,在效率和稳定,安全管制和效益创新之间总是要不断的寻找平衡点,但作为高风险行业,稍微更倾向风险控制。

其次,商业银行、投行、证券公司是不同的动物,他们的风险偏好不一样,你把他们混起来就复杂了,应该是风险偏好不大的就把钱存在银行,而风险偏好较大、有足够资金的人或去找金融机构做一些理财产品,因此,要把两个经营市场分开,把客户群分开,把经营者也分开。

招 商银行在对获取新牌照向全功能银行方向发展已经取得很大突破,在政策范围允许前提下,董事会也是给予支持的,比如租赁,信托,保险,甚至在香港还有类似投 行的招商银行国际。在内蒙、上海等地开会时我曾提出过,管理层要拿出方案来,看是否有发展前景,从企业层面来看同业竞争的需要,企业需要拿牌照,拿到牌照 就能多一份业务。目前只商信诺人寿保险还可以。

我希望到一定时候招商银行管理层能提出报告,所有的拿到牌照的业务这两三年到底在做什么。如果拿到牌照没做出什么,还弄出一些风险问题,这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專訪 秦曉 招商局 招商 十年 留下 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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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曉談金融監管體系改革:“凡是用公眾的錢就要監管”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8413

資料圖:秦曉(東方IC/圖)

7月14日上午,香港金融發展局(FSDC)委員、清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兼職教授秦曉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智庫報告廳發表了題為“重構金融監管體系:理念、功能和模式選擇”的演講。

曾任中信集團總經理、招商集團董事長及招商銀行、中信銀行董事長的秦曉,被主持人張思平稱為“既懂企業微觀運作,又懂宏觀經濟,既了解中國的經濟也了解全球的經濟”的複合型企業家和經濟學家。他在演講中分析了中國原有金融監管體系的不足,並提出了新型監管體系應遵循的理念原則及具體的金融監管改革政策建議。

現行金融監管體系:一行三會+機構導向+分業管理

秦曉在演講中提出金融監管體系存在的理由:一是金融機構涉及吸收公眾資本,“凡是用公眾的錢就要監管”;二是金融體系運作過程中存在系統性風險,金融監管的功能就是“防範系統性風險”。

在這一金融監管體系功能分析的前提下,秦曉以一系列的“關鍵詞”展開了他對金融監管改革的思考與建議:在2008年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風暴之後,全球多個國家對傳統的金融監管理念進行了反思,並圍繞著諸如“宏觀審慎”這樣的新監管理念展開了一系列監管體系改革與調整。

在這一國際金融體系變革的背景下,中國的金融監管體系改革既面臨著全球性的監管理念更新與調整,也有著本國國情下所面臨的特殊問題與挑戰。他同時指出,在此前制訂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對未來的改革方向與目標做出了“非常到位的描述”,那就是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建立“功能監管”與“行為監管”並重的新型監管體系。

在回顧當前金融監管體系的建立過程時,秦曉指出,這一自改革開放以來逐步形成,並在亞洲金融風暴以後形成政策體系框架的金融監管體系,在過去多年發展中,對維護金融秩序穩定、促進金融監管專業化做出了積極貢獻,並培養了一大批專業性金融監管人才。

但隨著利率市場化等一系列金融市場基礎制度改革的推進,近兩年來金融行業已經形成了某種業態的混合經營——如金融控股集團和大資管市場的出現,雖然還不能叫全面的混業經營,但實質上的跨行業“混合經營”模式已經出現。

在這一市場發展趨勢下,前期以機構監管為導向,“一行三會”管理架構下的分業監管模式,面臨著諸多新的挑戰,難以防範跨行業“交叉感染”式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不利於維護金融穩定——而這本是金融監管機構的初衷與目標。

秦曉將新型“混合經營”業態下,“一行三會”等監管機構所面臨的挑戰歸納為五條:一是監管競爭;二是信息分割;三是協調困難;四是監管空白;五是監管套利,並分別結合實際案例分析了相應“監管困境”的表現及原因。

在監管競爭方面,秦曉強調中國監管機構同時具有市場監管和行業主管的雙重功能,使得監管機構有動力把所監管的行業“搞大搞強”,與防範風險的監管職能形成“目標沖突”。他在債券市場為例,指出財政部、證監會、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和發改委分別審批政府債、公司債、金融債及票據以及企業債,最終形成四家主管部門“競相降低發債門檻”,導致債券發行量從去年6月開始飆升的現象,加大了金融市場的信用風險。

在監管協調方面,他以兼具保險、銀行和投資(非銀行金融)業務的平安集團為例,指出對類似的“金控集團”需要保監會、證監會和銀監會等多個部門協調監管,協調難度較大;而在信息分割和監管套利方面,秦曉以去年股災的“硬著陸”和基金子公司的“套利”式資產規模與數量劇增為例,指出監管部門在信息不完備和監管標準不統一的情況下,無法有效履行其監管職責。

在監管空白方面,秦曉除了指出當前包括互聯網金融、P2P在內的大量金融創新業務存在“監管空白”與“監管套利”並存的現象外,更強調指出體量龐大的影子銀行體系所面臨的“監管空白”,不但掩蓋了整個銀行體系不良率的真實情況,而且“可能誤導我們對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的研判”。

未來金融監管理念:宏觀審慎+功能監管+行為監管

在分析了現存金融監管體系所面對的諸多困境與挑戰後,秦曉以全球發達經濟體的監管改革為例,指出未來的全球金融監管改革的兩個主導方向:一是強化“宏觀審慎監管”;二是倡導“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

他從經濟學原理的角度,解釋了傳統的“微觀審慎監管”理念來自於對金融機構“獨立性”的假設——按照這一假設,某家金融機構的倒閉破產不會影響市場中其他金融機構的健康運行,因此也不至於引發系統性風險。

但秦曉以次貸危機中雷曼倒閉所引發的金融市場連鎖反應為例,指出傳統金融理論中認為單一金融機構只要資本充足率足夠,就不致於受到其他金融機構倒閉影響的“獨立性假設”是不成立的,而建立在這一假設基礎上的“微觀審慎監管”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金融行業的“行為和資產價格相關性”,從而導致了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

在這一反思的基礎上,秦曉指出,宏觀審慎監管的引入,是針對現代金融體系中,金融系統內部、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經濟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國際資本流動越來越頻繁的現實,“超越了微觀審慎所隱含的獨立性假設”。

也正因為如此,宏觀審慎監管相對於微觀審慎監管而言並非“替代關系”,而是一種“獨立互補”的全新監管維度。

與這一防範系統性風險的新“監管維度”相類似,“功能監管”則是針對混業經營形態下,機構經營形態的“混業化”而推出的監管“功能升級”:針對具體經營業務而非金融機構本身進行監管。

如果說“宏觀審慎監管”和“功能監管”主要體現了金融監管體系順應市場發展以“防範金融風險”這一監管目標的話;那麽“行為監管”則體現了監管體系的另一關鍵功能:投資(消費)者權益保護。

在其後的問答環節中,秦曉闡述了他對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兩者關系的理解,在他看來,作為政府和監管部門,首先需要管理和防範的是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而對於金融創新的判斷與理解更多的應該更多的交給市場來決定。

而在金融創新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對投資(消費)者權益的侵害,他認為應該由獨立的行為監管機構來進行執法監管,體現出“防範系統性風險”和“消費者權益保護”不同的監管理念與監管維度。

與此同時,秦曉提出中國作為一個發展型經濟體,必然會經歷一個放松管制和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但在這一過程中同時也要註意“過度自由化”的問題:由於監管不配套或理論認識上的誤區所帶來的過度自由化,是上一輪亞洲金融風暴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曉認為在這一輪金融監管體系改革中,中國面臨著雙重問題:一方面是要放松利率、匯率等各種管制,持續推進金融自由化;另一方面也要審慎深入地防止過度自由化帶來的金融市場風險放大效應。

在分析梳理了英、美、澳大利亞等國的金融監管改革模式,以及中國當下可能的金融監管架構選項後,秦曉以十三五規劃中的金融監管“關鍵詞”——宏觀審慎、功能監管、行為監管——為導向,提出了未來金融監管改革的政策建議。

在排除了“單一超級央行”和現行“金融協調委員會+一行三會”兩種模式後,秦曉及其研究團隊推薦的改革方案是參考英國模式的“央行+行為監管局”或澳洲模式的“一行雙峰”式監管架構。

對此,秦曉解釋這兩種模式“在理論上比較完善”,既符合宏觀審慎的原則,又強化了綜合監管和功能監管,同時實現了行為監管與審慎監管的適度分離,較好地解決了監管競爭和監管套利的問題,並降低了監管協調成本。

對於當下的中國金融市場環境而言,秦曉不主張單獨分離出“系統性重要銀行”形成分別監管的形態,認為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應該考慮“將金融機構和業務統一在央行這個綜合監管機構之內”,因此他認為“央行+行為管理局”的英國模式是更佳選擇。

同時他也坦承這一“理想目標”不太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小心權衡改革的成本與收益。從中國現有分業監管的實際出發,他對於監管改革的路徑提出了“分步走”的建議:先將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職能移交央行,形成以“一行兩會”或金融協調委員會模式下的“過渡模式”以完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在完善宏觀審慎管理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功能監管並強化行為監管,最終形成“央行+行為管理局”的新型監管架構。

秦曉 金融 監管 體系 改革 凡是 公眾 的錢 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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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圖]秦曉

1 : GS(14)@2011-04-11 21:38:04


2 : GS(14)@2011-04-11 21:38:47




招行前董事長秦曉:監管挑戰雖大 內銀仍可買
2011年4月11日
【明報專訊】內銀股過去一年股價幾經波折,至近日才見起色。去年從招商局及招商銀行(3968)董事長一職退下來的秦曉,對內銀前景不無憂慮。他指內地監管機構想引入的監管要求,若全部落實,將會令內銀每年要融資6000億元(人民幣.下同),每家內銀每隔兩年便要集資。


雖然如此,他說內銀股始終會受惠中國經濟增長,只要買入價合理,中長線仍可看好。

金融海嘯後醞釀多時的國際金融監管改革,於去年底進一步落實框架細節,《巴塞爾資本協議III》出台及系統重要性銀行的構思,意味全球銀行業的發展將面臨更多的規管,也意味銀行的資本愈來愈吃緊。

若落實新規 每年須融資6000億

秦曉贊同監管改革的總方向,但認為內地監管當局在引入國際監管新規時,宜考慮中西方金融業的差異,例如中國的銀行不存在資產負債表的問題——既沒有毒資產,也沒有過度槓桿化。此外,目前中國銀行業仍受利率管制的保護。

「在存款及貸款的兩個benchmarks(基準利率)中間鎖了淨利差,利差在正常的情下,比國際同業高1個百分點(見圖)。」秦曉表示,這個利差,相當於準資本(soft capital),「西方國家這一塊比我們小,我們的貸存比率也較他們低,槓桿率低也是準資本……一同考慮這幾個因素,才計算一個中國銀行業適應的資本要求,如果完全套用西方的東西,甚至在這之上『加碼』,會出現銀行要每隔2至3年便要到資本市場融資。現在這種要求還在討論階段,如果完全實行,未來幾年,內地銀行業每年需要在股市融資6000億元。」這樣,無論對股市,以及銀行的每股淨利潤及股價都構成重大衝擊,形成惡性循環。

中西有別 監管不宜照抄

秦曉稱,雖然根據以往歷史,銀行平均每3年融資1次,但銀行過往強勁的利潤增長,可抵消融資把每股盈利及每股淨資產攤薄的效應,「所以雖然這幾年大部分銀行已經融資過3次(見下表),但每股淨利潤還是增長的,你要在這個基礎上再加大什麼貸款撥備率,可能就不是這樣了。」

身兼全國政協委員的秦曉,在今年兩會期間,提出了加快利率市場化的議案。自言是市場經濟信仰者的他,談到這個議題時有感而發,「老百姓的錢存到銀行裡頭不能拿高息,銀行用高息把錢貸走,這已經不是經濟問題,而是不公平的問題。」

存貸利差一旦不被保護,對銀行的打擊非同小可,「大型銀行實力強,能經得起利差減少,但小銀行經不住。」但他覺得,「如果你要國家保護來生存的話,這本身就是個問題。」

利率市場化 對百姓更公平

秦曉認為,內地推行利率市場化時不能「一棍打死」,但總要逐步改變,可以先開放存款利率,「譬如原來只能(按照基準利率)下浮,不能上浮,現在可以上浮10%,然後20%,不要一波浪似的放開就會亂了。」他估計,利率市場化5年內應可完成。「如果5年都做不了,那你(銀行)就改行去做別的事情吧。」

利率市場化會遏抑內銀的淨利息收入,但秦曉認為,中央可以減輕內銀的稅賦,包括調低營業稅率及調整貸款撥備的扣稅安排。

受惠經濟增長 中長期看好

目前,內銀將貸款按質素分成五級,包括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及損失,後三類被列為不良貸款。「但第三至第四類撥備不可扣稅,只有最後一類(損失類)才可以,我認為,稅收與貸款五級政策應該是同步的。」

對於內銀股前景,作為銀行家的秦曉始終看好,「因為中國經濟90%都是靠銀行業支持的,而且銀行整體資產負債狀良好,只要買入價格合理,按中長期考慮,都是可以的。」

撰文:劉欣欣、高志堅
3 : GS(14)@2011-04-11 21:39:03

內地通脹已成常態
2011年4月11日
【明報專訊】秦曉認為內地通脹應不會惡化,全年保持在4%的目標亦可以達到。但他又說,高通脹在中國將會成為常態,所以不要期望調控力度會放鬆,因為一放鬆,通脹又會反彈。



內外因素夾擊 游資充斥

秦認為內地通脹有美國推QE2(第二度量化寬鬆),引致商品價格大升而引起的輸入通脹;亦有因為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因素,還有天災令農產品失收等。但最重要的還是因為金融海嘯之後,中央推出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刺激經濟方案,接是20萬億元的貸款及投資,令市場充斥流動性。

「但再看清楚,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仍不是太活躍。所以我估計上半年通脹升上5.5%左右,便會掉頭。」日後會否惡化,還要看油價如何,有研究機構指出油價每升10%,就會令到中國的消費物價指數(CPI)升0.4個百分點。

中央政策摸不清 影響中港股市

雖然通脹會回落,但秦曉說,流動性存量仍很大,貿易順差亦會持續,再加上工資漲升的趨勢不會改變,所以高通脹將會成為中國的常態。

問秦曉怎樣看中港股市?他說最重要是重磅股內銀及內房均受到不明朗的政策所打壓。與此同時,政府的宏觀政策方向,亦沒有人能講得清楚。「去年初我已提出要加息,但一直就沒加。市場就是不知道他們(人行)的想法。美聯儲(即聯儲局)都會公開有個說法,有certainty(明確性),人行可以突然來一下,下一步會怎樣,沒有人知道。」他說若果中央對銀行及房地產的政策能說清楚,有了方向,使人可以預期,投資者就會有興趣入市。
4 : GS(14)@2011-04-11 21:39:25



退而不休 推動港人民幣發展
2011年4月11日
【明報專訊】去年卸任招商局及招商銀行董事長的秦曉,選擇退而不休,擔任博源基金會的理事長,繼續致力研究社會及經濟轉型,並特別關注香港人民幣業務發展。他預計,本港人民幣存款2年內將達2萬億元,形成具合理規模的「水庫」,與「水壩」之外的內地各自分工,構成完整的人民幣系統。

匯控大供股 曾助中央釋疑

秦曉說,博源基金會找來多家投行的大中華首席經濟師任特約經濟學家,大摩王慶、瑞信陶冬及德銀馬駿都榜上有名。另外,據悉該會成員包括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及前副行長吳曉靈、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和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

猛人雲集,定期討論國際及中國經濟最新形勢,並把大家的意見傳達內地有關部門。原來,2009年初匯控(0005)「世紀供股」,也曾是該會的焦點所在。「中央也很關注,緊張的程度,讓我們馬上開電話會議,去跟經濟學家溝通,然後形成的看法是,匯豐沒有大問題。」

在發掘香港人民幣業務的發展機遇方面,基金會與金管局合作無間,雙方正計劃到內地、東南亞及中亞地區進行路演,推廣香港人民幣業務發展優勢。

秦曉認為,在香港人民幣貿易帳項下產生的頭寸,對定息產品存在需求,以本港法制及金融中心地位,十分適合建立離岸固定收益的資本市場。截至2月底,本港人民幣存款總額突破4000億元,他預計,有關金額於2年內可增至2萬億元。「是一個合理規模去作交易,整個結構在香港有一個水庫和一個回流渠道,內地則有一個水壩。由於一個離岸一個在岸,兩邊的監管機構要各自分工。」

擬赴東南亞中亞推廣港優勢

資金回流規模取決於內地資本帳的開放進程,「應該5年內可以解決,可能並非完全解決,但在資本項下會有一定的通道。」

除了基金會之外,秦曉是3家本港上市公司的非執行董事(見表),其中包括友邦(1299)。「保險業務我不是太熟悉,正好是學習的機會。」他形容以往做董事長,凡事有同事代勞。現在任非執董,看文件要親力親為,令他忙碌程度不遜以往。

任對基金顧問

最近他亦出任對基金德劭基金(D. E. Shaw)的中國顧問。秦曉說這家基金的創辦人是一班科學家,用新興的另類投資方法管理資產。他多年工作亦較少涉獵基金投資範疇,剛好對方亦需要有人在中國「帶路」,於是大家一拍即合。
5 : GS(14)@2011-04-11 21:39:50

昔日當紅衛兵 今日關心法制
2011年4月11日
【明報專訊】文革爆發時,秦曉在讀高中,他順理成章地成了一名「紅衛兵」。秦說,他跟10多名當年的「紅衛兵」,最近寫成了一本回憶錄,講述他們過去幾十年來的心路歷程。這本名為《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口述歷史》的書,日內將會在本港出版。秦曉是內地首屈一指的企業家,但退休之後,他更關心內地的法律制度及價值制度建設。



遭老左打壓 憂文革回來

早前有傳聞指秦曉侵吞國有資產,因而畏罪出逃。結果秦曉以全國政協代表身分現身北京人民大會堂,傳聞才不攻自破。說到這傳聞,秦曉說自己並沒動氣:「就是老左派要打壓我,覺得我是個有影響力的人物。他們也打壓過吳敬璉老師(內地著名經濟學家),指他是CIA(美國中央情報局成員)。我就覺得文革的文化回來了,我也很擔憂。把你打成異教徒,然後給你抹黑,這不是現代社會的文化。」

社會須三大制度支撐

他指一個社會要有三大支柱。「首先經濟制度是要靠企業家建立起來。第二中國還要建立法律制度,用法律去制約政府,這也要看國民的素質。第三是價值制度,西方有宗教,精神價值在於真善美。中國也要建立起本身的文化及精神制度。這是政府、精英及市民都要努力的……你看日本大地震之後,社會那麼有秩序、有同情心,這不是一兩天能建立起來的,是長期有法律制度、精神制度的結果。」

秦曉說最近在看兩本書,一本叫《昨日的世界》,是奧地利文學家茨威格,寫有識之士為何在兩次大戰之間倒向希特勒。另一本書是《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同樣是寫大知識分子怎樣倒向極權。他說﹕「如果民族主義及民粹主義結合起來時,就很危險。」
貼圖 秦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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