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疫苗短缺 需要各方合作” 訪原美國疾控中心國家免疫項目負責人蘭斯·E·羅德維爾

美國實施疫苗儲備計劃，優先儲存那些使用範圍廣且只有一個廠家生產的疫苗。

與南方周末記者交談時，蘭斯一直強調，中國的預防接種其實比美國覆蓋面更廣——美國並不存在惠及所有適齡兒童的一類疫苗，只有符合特定條件的人群才能得到政府免費疫苗。

但美國在管控疫苗數量、防止疫苗短缺方面做出的努力值得借鑒。大量文獻顯示，美國學者很早就開始研究疫苗為什麽短缺、怎樣才能防止短缺，而美國的疫苗儲備計劃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已開始。

美國是如何應對疫苗供給危機的？南方周末記者為此采訪了世衛組織中國代表處免疫規劃專家、原美國疾控中心國家免疫項目負責人蘭斯·E·羅德維爾（Lawrence E. Rodewald）。

供應短缺 澳洲牛油果飆至7澳元一枚！

供應短缺 澳洲牛油果飆至7澳元一枚！

一財網 李莉 2016-02-22 16:18:00

目前澳大利亞牛油果的價格已經飆升到一枚果子7澳元(5美元)，相比之下，美國不到1美元，英國則為1英鎊(1.43美元)左右。澳洲一些雜貨商店甚至開玩笑地在店內貼出了這樣的標語：“小偷請註意：本店現金和牛油果不過夜” 。

動力煤價連漲背後：成本倒掛致企業停產 產品暫短缺

動力煤價連漲背後：成本倒掛致企業停產 產品暫短缺

一財網 董來孝康 2016-03-13 15:16:00

從今年1月13日到3月8日的近三個月來，環渤海動力煤價格指數已連續七個報告期上漲，累計上漲了17元/噸。而漲價的背後折射的是煤炭市場近一段時間以來的不景氣。

非洲大旱災糧食短缺與浪費並存 中企看到機會

南部非洲遭遇30年來最嚴重旱災，糧食嚴重短缺，亟需糧食援助。

中國幫助非洲緩解糧食危機促進中非農業合作不僅有國家層面的援助，更有像江蘇牧羊這樣的民營制造裝備企業在幫助非洲國家減少糧食浪費、鞏固糧食安全的同時，還在非洲開拓了商機。

“非洲目前的糧食安全狀況是，糧食浪費與糧食緊缺同時存在。”江蘇牧羊集團中東非洲區總經理李向東23日在江蘇南部非洲投資與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

李向東介紹，非洲的糧食浪費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自然收獲季節受自然條件大風大雨的影響，糧食收獲過程損失很大。另一方面，在糧食收儲過程中，受鼠害的影響非常大，糧食進口過程中從港口經中轉站到每個居民嘉里中間過程的浪費也非常嚴重。

“非洲糧食收儲浪費達15-30%。”李向東說，“這是非常龐大的數字。”

牧羊是一家來自中國江蘇省揚州的農業裝備制造企業，成立已有50年，由最初的小企業，目前已發展為做糧食運輸倉儲、飼料加工機械、養殖設備工程及自動化為一體化設備供應的企業。目前致力於打造從田間到餐桌全系統的解決方案。

非洲糧食供應存隱患

嚴重的旱情造成2015年南部非洲地區糧食大面積減產，該地區大約3200萬人面臨糧食安全威脅。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5月12日發布的最新報告稱，南部非洲遭遇30年來最為嚴重的幹旱，旱情已經持續兩年，去年厄爾尼諾現象加劇了旱災影響，導致糧食減產，引發糧食供應安全隱患。南部非洲地區大約3200萬人面臨糧食安全威脅。

報告稱，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期間，南部非洲有約3200萬人面臨糧食安全威脅。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預計，2005至2050年間，世界糧食產量需提高60%才能滿足全球需要。

李向東認為，非洲處於關鍵時期。非洲本身在發展過程中面臨巨大的發展和機會，特別是在糧食生產和安全方面，還有很大提升空間。牧羊作為，糧食倉儲和加工設備主要提供者，可以為非洲糧食安全作出很大貢獻。

農業合作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約堡峰會上宣布的未來三年中非十大合作領域之一。

中非農業裝備制造合作機遇好

李向東認為，農業裝備制造業是涉及到非洲民生的話題，對中國企業有非常好的機遇和發展前景。總體上赴非合作投資機遇大於挑戰，但風險和挑戰主要體現在政治法律不健全以及匯率波動上。

中非發展基金董事長遲建新此前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中非發展基金下一步發展的五大重點之一就是，有選擇地與有實力的中國農業生產及加工企業合作，支持非洲農業開發，支持由初級產品走向深加工的產業鏈延伸合作，增加當地農產品的附加值。

同時，在 G20框架下的農業合作也提上日程。應落實二十國集團對糧食安全與營養問題的各項承諾，今年中國作為主席國主辦的G20杭州峰會也將推動G20各國合作，促進農業科技創新，擴大農業投資，提高糧食產量。

如何解決國際流動性短缺

利率已經跌至歷史最低點，而各大央行又四處大肆收購，世界一時間被信貸所充斥。但矛盾之處在於，一場國際流動性的危險短缺將令全球經濟暴露於風險之下。

“國際流動性”指的是那些可以用來支付進口賬單和償還外債的全球通行的優質資產，也是央行對外匯市場中進行幹預時動用的資產。對國際投資者來說，這些就是可靠的保值品。這些資產是金融市場的定價基準，也被廣泛接受並作為跨境貸款的抵押物。

總體來說，這些國際資產和流動資產之間的關鍵區別，就是只有前者能被多個不同國家所接受並經常在彼此之間的交易中使用。

當然，國際流動性的其中一個最重要表現形式就是銀行、公司和其他國家政府所持有的美國政府債券。如果把範圍再擴大一點，國際流動性還包含了經合組織國家央行的債券(它們的“強力貨幣”)，這些國家的AAA級、AA級中央政府債券，還包括諸如世界銀行和區域性開發銀行發行的債券及官方和私人手中的黃金。

可一旦把這些都累加起來，你會立即得到一個驚人的結論：國際流動性總額已從2009年時相當於全球GDP的60%，暴跌至如今的30%!同樣，這種變化源自於那些重負債危機國家的政府債券被下調了評級，使它們在國際交易中變得缺乏吸引力，以及其他國家流動性供應源的彈性缺乏。

觀察員們都為全球貿易何以在長時間里實現快於全球GDP的增幅後、如今卻遠遜於後者而迷惑不解，同時也在努力理解這場前所未有的全球資本流動下降現象。對此國際流動性提供了一種解釋，因為它導致這些跨境交易更加難以融資和結算了。

敦促美國政府發行更多債券可不是個解決辦法。因為這麽做只會導致評級下調，令外國投資者不願持有美國國債。或者有人可以敦促那些債券投資評級下跌的危機國家盡快修複自身的財務狀況，使這些債權在國際交易方面重獲吸引力。但正如任何一個希臘官員告訴你的那樣，即便對最有決心的政府來說，財政鞏固工作也都需要一段時間。

那麽私人債權——例如高等級的公司債券可否作為官方形式國際流動性的補充?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當年觀察員們都毫無根據地擔心，實現了運算盈余的美國政府可能要清空自己的所有負債。

結果人們發現央行和政府都尤其不願持有私人債券，即便這些債券都已獲得了投資級評級。理由很簡單：沒有政府財力背書的私營部門發行的資產，可能在正常時期看起來相當安全，可一旦受到沖擊，它們會迅速被重新評估為高風險資產。

還有人建議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可以通過發行特別提款權來增加國際流動性供給。特別提款權是由美元、英鎊、歐元、日元和人民幣構成的會計單位，可以打進IMF成員國的賬戶里，根據基金組織的協議條款，這些國家必須在跨境交易中接受這些特別提款權。好家夥，這下問題解決了。

但事情可沒那麽簡單。由於特別提款權無法在私人市場交易，若要使用它們，持有人只能在與美國政府的交易中用其來交換美元，因此也未能創建出額外的流動性。相應數額的美元貨幣或存款，只是被從一只手轉到了另一只手——從美國財政部到外國持有者。此時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並未獲得任何額外的流動性。

此外還有其他的方案，與其向各國政府分配特別提款權，IMF可以將其直接賣給美聯儲這樣的央行機構，而後者則以向基金提供額外的美元作為回報，讓該基金可以在成員國之間分派。雖然這在理論上是個很棒的解決方案，但美聯儲和其政治後臺在實際操作中，肯定不願放棄對印鈔的控制權。

最實際的解決方法可能是，允許IMF在私人金融市場上借錢,並利用這一過程發行額外的特別提款權。既然各成員國政府集體保證會承擔相關義務，其債券價值也將保持堅挺。當然既然為信用進行了擔保，各國也必須承諾在IMF貸款遭遇損失時註資援助，這叫有得必有失，沒什麽好說的。

全球化的利益有時被誇大了，但也存在著重要的優點。如果不能解決國際流動性問題，就可能危及所有已完成的事業。

(作者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及劍橋大學教授。版權：辛迪加)

“一帶一路”小語種人才短缺 高校培養急需頂層設

2014年，吳塔拉隨隊來到“一帶一路”北線的重要支點蒙古國做地質勘探的翻譯工作。轉眼，吳塔拉已經在蒙古國工作兩年多了。他向第一財經1℃記者表示，近年來，來蒙古投資基建和礦業的中國民營企業和國企越來越多，工作機會也隨之增加，而這些走出國門的企業最想找的是懂當地法律的專業翻譯，但此方面人才不接。

“一帶一路” 2016年進入“重點發力”階段，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1至5月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作同額增幅明顯，與“一帶一路”相關的60多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1652份，新簽合同額391.1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8%，同比增長55.9%。

中企在“一帶一路”願景和機會下的投資布局背後，需要細致考量與比較風險和回報。風險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如何引進熟悉投資所在國風土人情尤其法律和習慣的語言型人才。

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學院院長孫曉萌教授對1℃表示，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外語能力建設和相應語言人才的儲備，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不懂對象國語言，缺乏對象國國別和區域研究的人才，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的在外投資，所需要承擔的風險絕非是可以預估的。從歷史上看，類似緬甸水電站遭遇困境等事件背後國家利益的受損，一定程度上與語言不通，或對對象國的國情、文化和社會的不了解相關。

上述背景之下，多位受訪人士呼籲，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之下，應該盡早出臺國家語言戰略，從國家宏觀層面給予通盤規劃和布局，建立關鍵性語種人才的培養、使用、保護機制。

9個“一帶一路”建交國語言國內尚無本科專業

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2010年-2013年外語專業招生的20個“絲路”小語種中，11個語種每個語種的在讀學生不足100人。其中波斯語、土耳其語和斯瓦希里語3個重要語種，學生在50-100人之間。而希臘語、希伯來語、烏爾都語、孟加拉語、尼泊爾語、普什圖語、僧伽羅語和菲律賓語等8個語種均不足 50人。

伴隨“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和發力，上述數字正在發生巨大變動。

基於“一帶一路”倡議的開放性，其沿線所覆蓋的國家範圍尚無明確劃分。若以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中東歐、中亞、獨聯體、中國以北區域的國家來看，明確劃入“一帶一路”範疇的國家有64個。

按照這64個國家計算，目前單就北京外國語大學而言，已經開設了其中54個國家官方語言的相關專業。

北外教務處副處長蘇瑩瑩向1℃記者表示：剩下的十個國家中，不丹是中國的鄰國中唯一一個沒有跟中國建交的國家。若將不丹排除在外，仍有9個國家的官方語言在國內高校本科專業設置中尚屬空白，北外計劃將在2017年年底之前全部覆蓋。

根據教育部規劃，到2017年，我國高校開設的外語非通用語種專業數量將達到94種，實現對已建交國家官方語言的全覆蓋。

全球有6000多種語言，如果將聯合國所使用的6種官方語言(即漢、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語)定義為通用語種，那麽非通用語種，也就是常說的“小語種”，其數量所占比例不言自明。

“世界上的國家，在經濟總量上有大小，但是從政治和文化意義上看，每個國家都是這個世界中同等重要的一員。伴隨國家的發展，我們利益的觸角已經延展到世界的每個角落，處處面臨著語言和溝通的問題。”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校長賈文鍵教授向1℃記者表示，當我國船員被索馬里海盜劫持，需要懂索馬里語的外事人員去交涉，此時就沒法用GDP來衡量索馬里語這一專業的價值。

以上海外國語大學為例，如果把英語、俄語、阿拉伯語計算在內，目前上外已經開設了13個“一帶一路”所覆蓋國家的語種專業。其中，非通語種有10個，在校生一共不到150人。像希臘語、越南語、希伯來語、土耳其語、印地語專業這五個專業每四年才招一屆，每屆只招12人。

記者試圖與教育部聯系獲得全國高校“一帶一路”非通用語種專業布點和在校生數量的最新數據，截至發稿前未得到回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是“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的理事單位之一。該研究院研究員陳曉晨曾深入“一帶一路”多國調研考察。他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表示，“總體而言，需求在劇增，但是供應保持了周期性，導致供求之間出現了結構性供不應求的現象。目前來看，教育部對於小語種的人才培養有統籌和規劃，‘985高校’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根據就業形勢的變化對招生規模進行調整，但這種調整需要一定時間，難以根據就業形勢和人才需求做出同步反應；同時，‘一帶一路’小語種的供給和需求的波動性都很大，客觀上加劇了準確把握供需總量的難度。”

陳曉晨分析，從需求端看，伴隨“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不斷深入推進，政府間合作不斷加深，同時經貿領域合作的日益密切亦增加了對相關人才的需求。

從供給端看，高校教育本身具有周期性，一般而言4年為一個完整周期，對於某些特定語種(比如阿拉伯語)而言，甚至需要學習7年之久；同時，語言學習具有“時效性”，換言之，小語種畢業生一旦放棄了從事相關行業，幾年不用後就很難重拾起來，這導致小語種人才成為一種“流量”，而非存量。從而進一步加劇了供給的短缺。

結構性短缺：高端專業性人才最缺

什麽是非通語種人才?如何培養高級翻譯人才?僅僅掌握聽說讀寫的語言技能已遠遠不夠，“複語型、複合型“人才培養路徑已經成為高校的自覺。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戰略研究中心是國家語言文字研究智庫之一。該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騎教授向1℃記者表示，人才的短缺是結構性問題，不是絕對人數的問題：“市場所需的是關鍵性高端人才。如何定義高端?就是能夠借助‘一帶一路’小語種的背景文化知識，從事國際專業領域的分析、管理甚至是決策的綜合性人才。換言之，既精通語言、對對象國國別有一定研究，同時具備國際經貿、法律、金融等方面的專業知識的積累，這種國際性外語人才是現在最缺乏的。”

以上海外國語大學為例，上外把“多語種+”戰略上升為學校戰略。多語種是指單語人才向複語人才轉變。比如，專業為波斯語的學生，學習波斯語和英語之外，還鼓勵其再學習一門相近的語種如土耳其語，從而培養小語種的複語人才。同時，多語種+某一專業、方向、領域等，培養學生從單一語種技能走向複合型外語人才，以此重新定義外語人才。

北外同樣在探索學生“多語種+多技能”機制。比如2015年，北外亞非學院開始嘗試“朝鮮語+國際商務”的方向。

2015年7月，教育部、外交部、財政部等五部委印發《2015-2017年留學工作行動計劃的通知》，通知明確提出，加快培養外語非通用語種人才。2015-2017年，由國家留學基金資助一大批非通用外語相關專業出國進修、學習，為國家外交發展和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人才支持。

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倡導之下，不少高校應聲開設相關國家官方語言的本科專業。但要開設一門新專業，特別是開設一門在國內高校本科教育種從未有過的首開專業絕非易事。

國內高校要開設一門新的本科專業，若是全國首開，教育部要專門組織專家進行論證，這類專業叫審批專業;如果是國內已經有的專業，即備案專業，程序相對簡化。

蘇瑩瑩告訴1攝氏度記者：“從程序上看，新設一門審批專業，首先需要學院提出申請，擬開設某一新專業，此申請提出前需該學院學術分委員會充分論證，學校批準後正式啟動申報;其次，啟動申報後各學院針對擬開設專業組織專家論證，其中一半必須是校外專家;論證通過後，由校學術委員會教學指導分委員會、校學位委員會全體會議、校學術委員會全體會議先後審議材料，均審議通過後在校內公示一周，再向教育部高教司提出申請。最後由教育部組織專家論證，論證通過後在教育部網站上公示一個月。隔年的4月公布各高校申報新增本科專業的審批結果。”

上述論證包括開設必要性、可行性、對象國周邊環境、潛在風險、師資儲備、培養方案、模式創新、配套保障等多方面內容。

在孫曉萌看來，總體而言，“一帶一路”是未來若幹年國家長期堅持的倡議，確實需要更多高等教育從業者和高校的共同參與。有這樣的積極性無論如何都是值得鼓勵的。另一方面，全國高校的專業布點的確需要宏觀布局，一哄而上可能導致人才培養的質量下降，需要加強準入門檻審核和學校資質審核。

沈騎則建議，當前，國家開展對小語種人才培養現狀的調查和評估迫在眉睫，其中“一帶一路”相關語種更加迫切，了解全國高校的師資力量、專業布點、學生數量等情況，便於進行宏觀統籌和安排。“從全國看，目前專業布點比較零散、不合理。整體上語種數量偏少，不均衡。國內有的高校在開設新專業時的決策過程並沒有充分論證。”

非通人才建設的野心與困境

對於高校非通人才培養而言，開設新專業，首當其沖也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師資。開設一門首開專業，往往需要先培養師資。因為缺乏充足的國內師資，北外甚至將希臘語的整個班級20多人包括一位帶隊老師送到了希臘。即便最終培養出了“一帶一路”國家官方語言專業的畢業生，也並不意味著這部分人均能從事於相關專業。

“首先，不能把畢業生就業時專業不對口簡單地定義為培養失敗。但是從非通用語人才培養的角度看，既然是緊缺人才，學以致用應是追求的目標，如果非通用語人才在學成後流失，這在一定程度上說，的確是教育資源的浪費。”賈文鍵向1℃記者表示。

一位來自全國排名靠前的高校俄語系2012屆畢業生告訴1℃記者：“在2012年畢業時，俄語系一共12人，只有3人選擇了直接工作，9個人選擇讀研。這9個人中，畢業後3人繼續讀博，剩余6人均從事了研究生所學專業相關的工作。”

這位畢業生說：“即便是男生，在選擇工作的時候，如果選擇了以所學專業為中心的工作，很可能被外派至其他國家。很多外派地區的條件會比較艱苦，職業路徑變窄，再想回國找其他工作也比較困難，因此班里同學都不太接受外派工種。”

這一問題高校不無思考。

一位不願具名的高校外語專業管理者表示：“目前高校的招生政策的確不允許有性別選擇。但實際情況是，當下世界上有些國家比較動亂，或者對象國對女性有限制，此時學校希望多招男生，少招或者不招女生，但政策並不允許。這是目前學校在培養小語種人才時遇到的瓶頸問題。這方面是否能給學校更大的自主選擇權呢?”

沈騎認為，國內高校小語種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的對接問題非常尖銳。地方和學校需要對這一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同時基於學校實際情況，考慮到國家的戰略需求和現實需求，根據需求建立招生動態調整機制。此外，省、市、部委也應該開展“一帶一路”小語種外語人才專項建設工程，探討非通人才的定位、需求等問題。“這個問題盡管學校自己也在做，但是經費、渠道拓展都是難以克服的問題。”他稱。

在全球戰略布局和利益拓展過程中,世界發達國家都把關鍵語言人才的培養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

比如美國在“9.11”事件之後把語言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來考慮。2006 年 1 月 5 日正式發布了“國家安全語言啟動計劃”(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致力於培養國家最亟需的“關鍵性語言”的人才。

歐盟、俄羅斯等國同樣註重通過外語政策提高國家的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競爭力。

孫曉萌一直在呼籲：對於一些關鍵語言的專業布點，學校可以動用力量去布局。但是從更宏觀和長遠的角度看，“一帶一路”亟需有效的語言人才培養、使用和儲備機制，這需要國家進行通盤思考和頂層設計，以規避未來“一帶一路”實施過程中可能遭遇的風險和阻力。

“一帶一路”小語種人才短缺 高校培養急需頂層設計

2014年，吳塔拉隨隊來到“一帶一路”北線的重要支點蒙古國做地質勘探的翻譯工作。轉眼，吳塔拉已經在蒙古國工作兩年多了。他向第一財經1℃記者表示，近年來，來蒙古投資基建和礦業的中國民營企業和國企越來越多，工作機會也隨之增加，而這些走出國門的企業最想找的是懂當地法律的專業翻譯，但此方面人才不接。

“一帶一路” 2016年進入“重點發力”階段，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1至5月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作同額增幅明顯，與“一帶一路”相關的60多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1652份，新簽合同額391.1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8%，同比增長55.9%。

中企在“一帶一路”願景和機會下的投資布局背後，需要細致考量與比較風險和回報。風險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如何引進熟悉投資所在國風土人情尤其法律和習慣的語言型人才。

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學院院長孫曉萌教授對1℃表示，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外語能力建設和相應語言人才的儲備，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不懂對象國語言，缺乏對象國國別和區域研究的人才，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的在外投資，所需要承擔的風險絕非是可以預估的。從歷史上看，類似緬甸水電站遭遇困境等事件背後國家利益的受損，一定程度上與語言不通，或對對象國的國情、文化和社會的不了解相關。

上述背景之下，多位受訪人士呼籲，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之下，應該盡早出臺國家語言戰略，從國家宏觀層面給予通盤規劃和布局，建立關鍵性語種人才的培養、使用、保護機制。

9個“一帶一路”建交國語言國內尚無本科專業

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2010年-2013年外語專業招生的20個“絲路”小語種中，11個語種每個語種的在讀學生不足100人。其中波斯語、土耳其語和斯瓦希里語3個重要語種，學生在50-100人之間。而希臘語、希伯來語、烏爾都語、孟加拉語、尼泊爾語、普什圖語、僧伽羅語和菲律賓語等8個語種均不足 50人。

伴隨“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和發力，上述數字正在發生巨大變動。

基於“一帶一路”倡議的開放性，其沿線所覆蓋的國家範圍尚無明確劃分。若以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中東歐、中亞、獨聯體、中國以北區域的國家來看，明確劃入“一帶一路”範疇的國家有64個。

按照這64個國家計算，目前單就北京外國語大學而言，已經開設了其中54個國家官方語言的相關專業。

北外教務處副處長蘇瑩瑩向1℃記者表示：剩下的十個國家中，不丹是中國的鄰國中唯一一個沒有跟中國建交的國家。若將不丹排除在外，仍有9個國家的官方語言在國內高校本科專業設置中尚屬空白，北外計劃將在2017年年底之前全部覆蓋。

根據教育部規劃，到2017年，我國高校開設的外語非通用語種專業數量將達到94種，實現對已建交國家官方語言的全覆蓋。

全球有6000多種語言，如果將聯合國所使用的6種官方語言(即漢、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語)定義為通用語種，那麽非通用語種，也就是常說的“小語種”，其數量所占比例不言自明。

“世界上的國家，在經濟總量上有大小，但是從政治和文化意義上看，每個國家都是這個世界中同等重要的一員。伴隨國家的發展，我們利益的觸角已經延展到世界的每個角落，處處面臨著語言和溝通的問題。”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校長賈文鍵教授向1℃記者表示，當我國船員被索馬里海盜劫持，需要懂索馬里語的外事人員去交涉，此時就沒法用GDP來衡量索馬里語這一專業的價值。

以上海外國語大學為例，如果把英語、俄語、阿拉伯語計算在內，目前上外已經開設了13個“一帶一路”所覆蓋國家的語種專業。其中，非通語種有10個，在校生一共不到150人。像希臘語、越南語、希伯來語、土耳其語、印地語專業這五個專業每四年才招一屆，每屆只招12人。

記者試圖與教育部聯系獲得全國高校“一帶一路”非通用語種專業布點和在校生數量的最新數據，截至發稿前未得到回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是“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的理事單位之一。該研究院研究員陳曉晨曾深入“一帶一路”多國調研考察。他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表示，“總體而言，需求在劇增，但是供應保持了周期性，導致供求之間出現了結構性供不應求的現象。目前來看，教育部對於小語種的人才培養有統籌和規劃，‘985高校’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根據就業形勢的變化對招生規模進行調整，但這種調整需要一定時間，難以根據就業形勢和人才需求做出同步反應；同時，‘一帶一路’小語種的供給和需求的波動性都很大，客觀上加劇了準確把握供需總量的難度。”

陳曉晨分析，從需求端看，伴隨“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不斷深入推進，政府間合作不斷加深，同時經貿領域合作的日益密切亦增加了對相關人才的需求。

從供給端看，高校教育本身具有周期性，一般而言4年為一個完整周期，對於某些特定語種(比如阿拉伯語)而言，甚至需要學習7年之久；同時，語言學習具有“時效性”，換言之，小語種畢業生一旦放棄了從事相關行業，幾年不用後就很難重拾起來，這導致小語種人才成為一種“流量”，而非存量。從而進一步加劇了供給的短缺。

結構性短缺：高端專業性人才最缺

什麽是非通語種人才?如何培養高級翻譯人才?僅僅掌握聽說讀寫的語言技能已遠遠不夠，“複語型、複合型“人才培養路徑已經成為高校的自覺。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戰略研究中心是國家語言文字研究智庫之一。該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騎教授向1℃記者表示，人才的短缺是結構性問題，不是絕對人數的問題：“市場所需的是關鍵性高端人才。如何定義高端?就是能夠借助‘一帶一路’小語種的背景文化知識，從事國際專業領域的分析、管理甚至是決策的綜合性人才。換言之，既精通語言、對對象國國別有一定研究，同時具備國際經貿、法律、金融等方面的專業知識的積累，這種國際性外語人才是現在最缺乏的。”

以上海外國語大學為例，上外把“多語種+”戰略上升為學校戰略。多語種是指單語人才向複語人才轉變。比如，專業為波斯語的學生，學習波斯語和英語之外，還鼓勵其再學習一門相近的語種如土耳其語，從而培養小語種的複語人才。同時，多語種+某一專業、方向、領域等，培養學生從單一語種技能走向複合型外語人才，以此重新定義外語人才。

北外同樣在探索學生“多語種+多技能”機制。比如2015年，北外亞非學院開始嘗試“朝鮮語+國際商務”的方向。

2015年7月，教育部、外交部、財政部等五部委印發《2015-2017年留學工作行動計劃的通知》，通知明確提出，加快培養外語非通用語種人才。2015-2017年，由國家留學基金資助一大批非通用外語相關專業出國進修、學習，為國家外交發展和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人才支持。

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倡導之下，不少高校應聲開設相關國家官方語言的本科專業。但要開設一門新專業，特別是開設一門在國內高校本科教育種從未有過的首開專業絕非易事。

國內高校要開設一門新的本科專業，若是全國首開，教育部要專門組織專家進行論證，這類專業叫審批專業;如果是國內已經有的專業，即備案專業，程序相對簡化。

蘇瑩瑩告訴1攝氏度記者：“從程序上看，新設一門審批專業，首先需要學院提出申請，擬開設某一新專業，此申請提出前需該學院學術分委員會充分論證，學校批準後正式啟動申報;其次，啟動申報後各學院針對擬開設專業組織專家論證，其中一半必須是校外專家;論證通過後，由校學術委員會教學指導分委員會、校學位委員會全體會議、校學術委員會全體會議先後審議材料，均審議通過後在校內公示一周，再向教育部高教司提出申請。最後由教育部組織專家論證，論證通過後在教育部網站上公示一個月。隔年的4月公布各高校申報新增本科專業的審批結果。”

上述論證包括開設必要性、可行性、對象國周邊環境、潛在風險、師資儲備、培養方案、模式創新、配套保障等多方面內容。

在孫曉萌看來，總體而言，“一帶一路”是未來若幹年國家長期堅持的倡議，確實需要更多高等教育從業者和高校的共同參與。有這樣的積極性無論如何都是值得鼓勵的。另一方面，全國高校的專業布點的確需要宏觀布局，一哄而上可能導致人才培養的質量下降，需要加強準入門檻審核和學校資質審核。

沈騎則建議，當前，國家開展對小語種人才培養現狀的調查和評估迫在眉睫，其中“一帶一路”相關語種更加迫切，了解全國高校的師資力量、專業布點、學生數量等情況，便於進行宏觀統籌和安排。“從全國看，目前專業布點比較零散、不合理。整體上語種數量偏少，不均衡。國內有的高校在開設新專業時的決策過程並沒有充分論證。”

非通人才建設的野心與困境

對於高校非通人才培養而言，開設新專業，首當其沖也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師資。開設一門首開專業，往往需要先培養師資。因為缺乏充足的國內師資，北外甚至將希臘語的整個班級20多人包括一位帶隊老師送到了希臘。即便最終培養出了“一帶一路”國家官方語言專業的畢業生，也並不意味著這部分人均能從事於相關專業。

“首先，不能把畢業生就業時專業不對口簡單地定義為培養失敗。但是從非通用語人才培養的角度看，既然是緊缺人才，學以致用應是追求的目標，如果非通用語人才在學成後流失，這在一定程度上說，的確是教育資源的浪費。”賈文鍵向1℃記者表示。

一位來自全國排名靠前的高校俄語系2012屆畢業生告訴1℃記者：“在2012年畢業時，俄語系一共12人，只有3人選擇了直接工作，9個人選擇讀研。這9個人中，畢業後3人繼續讀博，剩余6人均從事了研究生所學專業相關的工作。”

這位畢業生說：“即便是男生，在選擇工作的時候，如果選擇了以所學專業為中心的工作，很可能被外派至其他國家。很多外派地區的條件會比較艱苦，職業路徑變窄，再想回國找其他工作也比較困難，因此班里同學都不太接受外派工種。”

這一問題高校不無思考。

一位不願具名的高校外語專業管理者表示：“目前高校的招生政策的確不允許有性別選擇。但實際情況是，當下世界上有些國家比較動亂，或者對象國對女性有限制，此時學校希望多招男生，少招或者不招女生，但政策並不允許。這是目前學校在培養小語種人才時遇到的瓶頸問題。這方面是否能給學校更大的自主選擇權呢?”

沈騎認為，國內高校小語種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的對接問題非常尖銳。地方和學校需要對這一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同時基於學校實際情況，考慮到國家的戰略需求和現實需求，根據需求建立招生動態調整機制。此外，省、市、部委也應該開展“一帶一路”小語種外語人才專項建設工程，探討非通人才的定位、需求等問題。“這個問題盡管學校自己也在做，但是經費、渠道拓展都是難以克服的問題。”他稱。

在全球戰略布局和利益拓展過程中,世界發達國家都把關鍵語言人才的培養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

比如美國在“9.11”事件之後把語言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來考慮。2006 年 1 月 5 日正式發布了“國家安全語言啟動計劃”(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致力於培養國家最亟需的“關鍵性語言”的人才。

歐盟、俄羅斯等國同樣註重通過外語政策提高國家的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競爭力。

孫曉萌一直在呼籲：對於一些關鍵語言的專業布點，學校可以動用力量去布局。但是從更宏觀和長遠的角度看，“一帶一路”亟需有效的語言人才培養、使用和儲備機制，這需要國家進行通盤思考和頂層設計，以規避未來“一帶一路”實施過程中可能遭遇的風險和阻力。

國家衛計委首度回應疫苗短缺問題 促各省勿觀望等待

針對各地報道疫苗短缺和疫苗政策過渡期銜接問題（（詳見《南方周末》2016年7月1日《疫苗一株難求，疫苗新政再檢討》）），2016年7月8日，國家衛生計生委疾控局相關負責人首度回應，並敦促各省積極建成新的平臺。

該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截止到7月7日，全國六省區已經建成了二類疫苗的省級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分別是四川、寧夏、重慶、山西、陜西、山東，其中四川和寧夏已經通過該平臺進行二類疫苗招標，而吉林、上海、浙江、河南、廣西、雲南等省市則通過原有的疫苗招采程序完成招標。

“我委已經註意到疫苗短缺和政策過渡期的問題，並采取了措施，目前疫苗總體滿足需求，但過渡期不可能無限期延長。”該負責人表示，希望各省按照國家要求，早日建立平臺，而不是觀望等待。

脊灰疫苗的短缺也是社會公眾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今年5月1日，由於全國脊灰疫苗免疫策略調整，我國已經全面停用三價脊灰減毒活疫苗（糖丸），並首針采用脊灰滅活疫苗（IPV），剩余采用二價脊灰疫苗（boPV）。據統計，除河南省外，其余的30個省份和新疆建設兵團都采購調度了二價脊灰疫苗（boPV）；21省采購調度了脊灰滅活疫苗（IPV）。

“IPV疫苗存在缺口。我們也在積極會同各部商討解決辦法。”國家衛計委承認，目前我國boPV疫苗的產量基本可以滿足，但因為各地履行采購程序、疫苗分發、配送均需要一定時間，所以出現個別地區的疫苗短缺現象。而IPV僅有兩家疫苗企業生產，按照兩家企業目前上報的產量，今年，整個IPV疫苗缺口有160萬支，而到了2017年，缺口可能達到800萬支。

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痹癥，系由Ⅰ、Ⅱ、Ⅲ型脊灰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傳染病，多發於嬰幼兒，曾被醫學界稱為“威脅兒童生命和健康的最大殺手”。目前世界各國主要通過使用註射用脊髓灰質炎滅活疫苗（IPV）和口服Sabin株脊髓灰質炎減毒活疫苗（OPV）進行預防。而首針接種滅活疫苗（IPV），將大大降低疫苗相關病例的發生。

據了解，在新政調整之前，IPV疫苗屬於二類疫苗，企業自主定價，每劑的售價大概為140元-190元，每個小孩要打4次，算下來就760元左右。據統計，2014年中國新生兒為1687萬人，依此推算，如果每個小孩都接種國外進口的滅活疫苗，每年花費120多億元。而如果能納入一類疫苗，采購價將大大降低，僅為30~40元。有人據此批評政府幹涉市場定價。

“進入一類疫苗降價太多，企業可能會不願意。”有疫苗企業人士說，他解釋因為脊灰疫苗短缺是全球現象，企業更願意銷售到售價更高的地區，以昆明所為例，該疫苗研發多年，投入巨大，剛上市，並不希望以低價進入一類疫苗，而巴斯德在全球市場上銷量很好，也不希望降價大量供應中國市場。

“一類疫苗盡管價格低，但用量大，長遠來說對企業是好事。我們希望企業能具有社會責任感，盡快加大產能供應，讓所有的寶寶都能順利得到免費接種。”衛計委相關負責人呼籲，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為兒童提供最大程度的健康保障才是最終目的。

“調整期間，按程序需要接種脊灰減毒活疫苗的兒童需暫時推遲接種，但並不會影響接種效果，希望家長放心。”中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的免疫規劃中心主任醫師鄭景山說。

茅臺又火了？團購價逼近千元 庫存短缺賣斷貨

今年6月初，茅臺的團購價尚在880元左右，一級批發價為835元。當時，有消息稱，茅臺廠方希望其明星產品53度飛天茅臺在7月份的批發指導價上調至860元/瓶，團購價調至900元/瓶。

隨著7月初茅臺股價沖破300元，創出新高後，茅臺酒的市場價也隨之快速上升。

“我們現在手上沒有貨，如果有貨的話，團購價應該在950-1000元。”一名茅臺經銷商表示，他們7月份的53度飛天茅臺已經銷售完畢，這幾天都處於斷供狀態。

另一名酒類經銷商也處於類似的狀態，“據說要到下個月底才會有新的貨進來。”該名經銷商稱，這幾天由於市場缺貨，價格一天一個價，這兩天團購價是980元-990元，一級批發價也在920-940元左右。

茅臺市場價的快速上漲，已經遠遠超過了很多人的預期。

茅臺公司於7月13日在其官網發布聲明稱，茅臺酒價格自然回升，不存在廠方“提價”之說;該公司不會幹預市場價格，也無漲價意向;以共同促進經銷商效益的合理回歸為目的，不期望暴利、不追求暴利。在價格問題上，把“老百姓喝得起、承受得了”作為價格高低的重要檢驗標準。

雖然與前兩年相比，酒類需求開始複蘇，但茅臺酒淡季價格大漲，還是讓人聯想到廠家之前出臺的一些政策。

據酒類行業媒體報道，茅臺營銷公司本月初突發《關於茅臺酒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政策調整的通知》，取消了相關支持政策，出廠價恢複到了實際的819元。 “2016年3月份之前，都是采用6個月全額承兌方式，4月份時調整為60%采用承兌，40%采用現金方式。此次則全部采用了現金方式。”經銷商解釋稱， “使用承兌匯票時，比如1000萬，我們有600萬是用承兌，這樣一來，有一定的資金利息，現在這塊沒有了，我粗略算了一下，每瓶有15元左右。”

盛初咨詢董事長王朝成稱，這一政策對於茅臺的價格上漲確有助推作用。此外，由於上半年茅臺酒的銷售完成情況不錯，有報道稱，上半年已經完成全年計劃量的七成，因此茅臺有意放慢了供貨節奏。

行業媒體糖酒快訊近期調研發現，目前多地經銷商出現不同程度的缺貨、斷貨或囤貨現象。這也是繼2012年高端酒受阻後，飛天茅臺渠道層面首次出現大面積的囤貨現象。江蘇、湖北、浙江都出現了經銷商發貨不積極的情況。

王朝成稱，茅臺的品牌力確實使其具有較大的“不可替代性”。他預計，茅臺目前的價格或將保持至將要到來的中秋、國慶節時期，而節後的情況則還需要觀望。

事實上，從近段時間以來，包括券商分析師發布的各種研究報告，以及媒體報道來看，高端酒價格上漲的預期非常大，特別是一線名酒貴州茅臺和五糧液無意 間的配合，都給了高端酒價格上漲的理由。但是，對於茅臺酒價格上漲，是市場行為還是經銷商行為，是否能成為白酒漲價的風向標?這種漲價能否持續還是留給 市場不少的疑問。

對於茅臺市場價格上漲一事，白酒資深營銷專家鐵犁表示，茅臺酒一批價確實在上漲，但漲幅沒有經銷商說的那麽大。而造成一批價上漲的原因，有市場行為，但不排除經銷商與廠家一起合作的結果。

鐵犁表示，截至目前，包括經銷商、專賣店在內，總共有4000多個，然而，在過去的3年中，這些專賣店、經銷商都沒有盈利，如果持續下去，對茅臺的 發展將構成嚴重威脅，只有保證經銷商利益，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這一點茅臺十分清楚，因此，適當控制發貨量，造成茅臺一批價在短期之內出現回升。

鐵犁透露，經過市場調整，茅臺社會庫存略微減少，但是社會庫存依然不低。此次茅臺一批價上漲，茅臺控制發貨量，目的是想在旺季來臨之前挺一下價格，保證經銷商在國慶春節能賺到錢，為企業今後發展起到作用。但是，茅臺價格上漲到底能走多遠，目前還不好說。

(綜合來源：澎湃新聞網、證券日報)

加拿大今年擬收30萬移民應對勞工短缺 將利好留學生

8月15日，據加拿大《世界日報》報道，加拿大自由黨新政府準備在今年秋天提出為期三年的移民新政策，將扭轉加國保守黨過去十年逐步緊縮移民配額的政策，重新開始廣納移民。

據CBC報道，加拿大移民部長麥家廉(John McCallum)當地時間12日在菲律賓馬尼拉向加拿大商會發表演說時表示，他希望加拿大未來可以具體增加移民數額，以應對人口老化和勞工短缺問題。

在贏得去年10月的大選後，加拿大新總理特魯多帶領的自由黨政府，正試圖履行其競選承諾，改革移民系統即是其中的重要一項內容。

目前，自由黨政府正在研究改造投資移民計劃。上屆保守黨政府因舊的投資移民計劃未達預期效果而取消整個計劃，導致等候名單上的6.5萬名移民無法移民，其中大多數人來自中國。加拿大媒體指出，自由黨政府準備在今年批準28萬至30.5萬名新永久居民，遠多於去年保守黨政府批準的26萬至28.5萬名。

將在華增設5家簽證中心

8月9日來訪中國時，麥家廉表示，他此行訪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與中國政府協商，在中國內地城市增設簽證中心，以方便更多高級技術人員、留學生和遊客赴加工作、就讀和旅遊。麥家廉希望中國各地的加拿大簽證中心數量能增至15個，並在2018年全面開通。加拿大2018年將引入生物識別技術簽證，簽證申請者須親自到簽證中心辦理。

麥家廉稱：“中國目前是加拿大最大的短期訪客來源國，占全部訪加人數的四分之一。這些訪客包括學生、遊客或是短期工作者。我們希望中國訪客的數量能夠繼續增加。”

留學生或將獲得更多移民加分

據中青在線報道，麥家廉表示，針對國際學生的政策，是各項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這對於完成學業後想留在加拿大工作、生活的那些中國留學生而言是個好消息。

加拿大移民部長麥家廉

“我認為，在加拿大的留學生是最適合成為未來加拿大公民的群體。”麥家廉稱，“因為他們年輕，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能講英文或者法文。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加拿大待過，已對加拿大有了一定的了解。因此，我們想讓他們更容易地留在加拿大。”因此，在新的移民系統中，留學加拿大的國際學生將獲得更多加分。這一新政將從今年秋季開始實施。麥家廉認為，這一政策改變，將有利於包括中國留學生在內的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

在麥家廉看來，作出這樣的移民政策調整是有理由的。他表示：“跟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加拿大也是一個老齡化國家。我們需要新的年輕移民，以支持加拿大經濟與發展。我們希望能夠吸引最優秀的移民。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正在改革我們的制度，打破一些壁壘和愚蠢的規則，使企業可以尋找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最好的員工。”

除了針對留學生的政策變化，麥家廉還透露，對於那些已經提交了移民申請的人來說，在新政實施後，申請家庭團聚移民的流程時間將大大縮短。“目前要實現移民的配偶或子女團聚，需要兩年時間，這太長了。”麥家廉說。

移民新計劃尚未做最後決定

2014年，加拿大政府曾經取消了“聯邦投資移民計劃(IIP)”和“聯邦企業家計劃(FEP)”這兩個移民計劃項目，讓許多中國富人移民加拿大的通道被阻斷。其中，加拿大投資移民項目(IIP)開始於1986年，該項目允許個人私有財產達到160萬加元(約合880萬元人民幣)的外國申請者，通過向加拿大政府投資80萬加元(約合440萬元人民幣)的方式，獲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權”。投入的資金5年後將無息返還。據2014年的統計，在此前28年中，該項目一共為加拿大帶進13萬移民，其中中國移民占多數。

在“聯邦投資移民計劃(IIP)”和“聯邦企業家計劃(FEP)”這兩個移民項目被取消後，加拿大推出了新的“移民投資者創業投資基金試驗計劃”(Immigrant Investor Venture Capital Fund pilot project)，以及“商業技術試驗計劃”(Business Skills Pilot Program)。這兩項新計劃提高了投資金額，並要求投資者投資於可以創造就業的私營風險投資項目上。

麥家廉直言，上屆政府推出的這兩項新計劃，收效並不好，實施至今甚至慘淡到“目前只有7個人提出申請”。

他還表示，今年秋天他將提出一項為期三年的移民計劃，目前尚未做最後決定，因為他必須先取得內閣同僚的認同，並說服加國人民新計劃是正確可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