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史150604
風雲疾走(下) 太平洋戰爭前夕的日本 續編
黑白子撰稿
1940年7月，米內光政內閣倒臺。 一向只會全盤接收傳媒基調的日本國民，開始面對越來越艱難的日子。 中日戰爭持續了三年，美國制裁的威力顯現，日本本土物資供應短缺，被徵召入伍的男性人數不斷增加。*** 能否扭轉困局，重任落在匆匆二度組閣的 近衛文麿肩上。
米內光政本是海軍大臣，40年1月 裕仁天皇面命他出任首相。 米內與 山本五十六和 井上成美，是海軍中大力反對日本與德意締結軸心同盟的「鐵三角」，陸軍對他仨早已恨得牙癢癢。為了趕米內下臺，陸相 畑俊六首先辭職，然後陸軍部拒絕推薦陸軍大臣的繼任人，根據憲法，米內只得解散內閣。 接著上場的近衛立即通過對海軍大筆撥款，滅掉反對聲音。9月底《三國同盟條約》順利在柏林簽署。
第二任近衛內閣之中，有一位魅力過人的外交家—- 軸心同盟的狂熱支持者，年青時卻在美國西岸生活了將近十年，並在他稱之為第二故鄉的俄勒岡州接受大學教育—- 年屆六十的 松岡洋右。 按理說，松岡應當熟悉如何與美國人打交道，但他的對美外交招數，貧乏得來來去去就只曉得一味強硬。 松岡的外交核心思想是：欲求太平洋和平，就絕不能對美國軟弱。***
41年3月，新外相展開歐洲之旅。首先出訪德國與 希特勒會面，慶祝締結《三國同盟條約》。 4月風塵僕僕抵達莫斯科，更成功遊說 史太林簽訂中立協議。難掩興奮的松岡向秘書吹噓，與克里姆林宮定交，將會加強軸心國的力量，形成嶄新的「歐亞大陸同盟」，力足抗衡英美自由主義陣營。 他苦心構想的同盟關係成真，勢必逼使傲慢的美國人作出外交妥協。 到時，日本就能活在和平之中，「整個世界都不用動一發子彈」。
由歐洲凱旋回國之日，松岡得悉太平洋彼岸的好消息原來恭候多時。 4月18日，駐美大使 野村吉三郎用電報傳回《日美諒解協定草案》摘要。 躊躇滿誌的松岡認定，是他拉攏蘇聯的均勢策略奏效，促成了美國願意展開外交對話。
然而，諒解草案的出現，絕非「傲慢的美國人願意作出外交妥協」。 40年11月，兩名美國天主教神父自發前往東京，透過人脈約會過包括松岡在內的一批軍政商要員，試圖促成美日談判。 據雲，日本人儘管摸不清兩人的底細，仍難掩渴望改善關係的立場。 回國後，兩位神父得到郵政部長 沃克的安排，進入白宮彙報了日本之行。 羅斯福總統隨後繼續通過沃克和兩位神職人員，尋求打開美日外交僵局。 整份諒解草案皆出自兩位「業餘外交家」的手筆，再經由他們的日本銀行界朋友修改。
這份並非由美國官方提出的《日美諒解協定草案》，一度有可能成為重啟兩國談判大門的新起點。 不過松岡一些強硬得過頭的堅持：例如「必須保留日本向南使用武力的權力」，令到羅斯福和國務卿 赫爾感到失望。 白宮不再認為「絕大多數日本領導人希望避免戰爭」。 諷刺的是，日本軍方對於「向南使用武力」這個爭拗點，其實是願意妥協的。
會談陷入膠著狀態，美方並不急於與日本達成中立條約，因為可靠情報指出，柏林決定揮軍進侵蘇聯。 華府私下向蘇聯大使通風報信，然後靜待戰火燃點。美國人估計，屆時日本在談判桌前定必讓步。太平洋彼岸的政壇同樣波譎雲詭，近衛正為除掉他的外務大臣作出精心謀劃。
6月22日德軍發動代號「紅鬍子行動」作戰計劃，進兵蘇聯。 大吃一驚的日本差不多同時收到來自白宮的強硬回應。 兩個月前諒解草案曾經提及「承認滿洲國」的字眼不見了，代之，美方斷然拒絕日本在東南亞動武的權力。
6月24日，日本海陸兩軍達成南進共識，至於應否對蘇聯進攻，則相機而行。近衛很快下達了認可「佔領法屬印度支那（今越南）南部計劃」，他想藉政策目標的轉變踢走松岡。 前此，近衛要借助松岡的外交強勢制約和控制軍方，現在反過來利用軍方打壓松岡。***
德蘇開戰後的國際關係亟需重新定位，日本是否留在法西斯陣營，半點含糊不得。擁護德國的松岡支持對蘇聯出兵，並且繼續奉行對美強硬外交政策。近衛內閣明白到此刻應避免與國力雄厚的美國開戰。 問題是若想循外交途徑解決日美困局，松岡將會是最大的障礙。 日本不再需要這位外相了。在連番勸退不果後，近衛祭出撒手鐧—-7月16日內閣總辭。兩日後近衛三度組閣，除了外務大臣由海軍的 豐田貞次郎替換松岡洋右外，其他閣員全體復職。近衛安排擁有海軍背景的豐田出任新外相是有深意的。日本海軍將領幾乎都是反對與美國開戰的，豐田上場，暗示近衛也不想與美國衝突。
只不過，沒有退出軸心同盟，反而首肯派兵進入印支半島，均屬重大失策。 這等同火上加油，坐視外交危機升級。***
軍方決定南進的理由很簡單：其他國家受到歐戰拖累，東南亞權力突然真空，南進此其時也！只要得到 荷屬東印度（今印尼）的石油供應，就能保住日本的生命線，確實是風險小回報高的良機。 這種想法，顯然沒有從宏觀戰略角度考慮問題。 不過話分兩頭，近衛和他的閣員看來都不具備將問題放在全球大格局下思考的能力。
日本軍政界預測，美國最遲會在1942年上半年介入歐戰。只要落實派兵橫渡大西洋，華府為防腹背受敵，很可能會減低對日本的制裁力度。 倘若美國真的寸土不讓，日本就可以借德軍之手消磨美軍銳氣，再覷準時機開戰不遲。
此刻的形勢相當微妙，早已磨拳擦掌的美國，其實也在等待一個參戰的理由；最理想莫過於納粹炸沈美國貨輪。
《紐約時報》報道，「華盛頓高層希望，德蘇交戰會令日本有新政策出臺。更希望日本退出軸心國，改投反德陣營。」近衛第三任內閣名單公佈後，美國推斷日本不可能倒戈。果然，美方很快就破譯了日本與法國維琪政府7月22日的秘密協定，日軍即將「和平」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南部八個空軍基地和兩個軍港。 7月23日美國代理國務卿 威爾斯代替患病的赫爾，向 野村大使轉達了終結美日談判決定。 兩日後，美國凍結日本在美國的資產，荷屬東印度、英國、加拿大、新西蘭和菲律賓紛紛效尤。
東京對華盛頓的決定大感意外，但沒有放慢南進的腳步，他們的判斷是：「佔領後不採取新的舉動，美國就不會實施（石油）禁運。」
羅斯福稍後提議，只要日本政府放棄軍事佔領印度支那，他會爭取中英荷美聯合宣佈印度支那成為中立國。
日本政府對提議置若罔聞。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更在7月30日帶同新的作戰計劃書覲見天皇。
8月1日美國實施石油禁運。近衛感到走投無路，面對陡然加劇的危機，他能做得到的只有「祈求奇跡和天神打救」。
美日局勢雖然險峻，如箭在弦上，但並非沒有轉圜餘地。 關鍵在於日本是否願意軟化立場，釋放善意。 8月6日，東京總算作出回應：「必須先解決中國戰事，才會由印支半島撤兵。」在收到這形同說「不」的回覆後短短兩天，白宮又收到了新的要求，「近衛首相希望與羅斯福總統會面」。
召開首腦會議，是得到海軍大臣 及川古誌郎和陸軍大臣 東條英機的全力支持，但選的時間無疑是太差了。 羅斯福總統人在加拿大，正與英國首相 邱吉爾晤談。八月底，近衛私底下終於吐露了 “本音”：「對華關係，我犯了大錯。」
接下來，日本領導人任由改寫開戰命運的機會一個又一個溜走，直到無法挽回的一天終於來臨。 九月初的禦前會議，希望避免戰爭的裕仁還是按照著慣常做法，批準了內閣的決定：一個月後仍未能與美國談出成果，日本將不惜一戰。
10月17日，東條英機獲任命為新首相。這時外交最後限期已過，自天皇以降全體閣員，還有海陸兩軍的將領都深知，與美國開戰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可是，沒有人願意站出來推翻禦前會議的「神聖」決定。
1941年12月7日（美國時間）上午07：53，淵田美津雄中佐拍發代表「奇襲」得手的密電：「虎、虎、虎」。兩分鐘後，轟炸開始。
此時的珍珠港上空，仿佛正回蕩著東條英機的名言：「有些時候，一個人必須鼓足勇氣做事，就像從清水寺的平臺上往下跳一樣，兩眼一閉就行了。」
參考書籍：
《日本1941》崛田江理 著, 馬文博 譯.
《Japan 1941 : Countdown to Infamy》 by Eri Hotta
《中國抗戰畫史》龔輝編著
說史150529
風雲疾走(上) 太平洋戰爭前夕的日本
黑白子撰稿
1941年7月30日，上任三個多月的日本 軍令部總長 永野修身（隸屬海軍，地位相當於陸軍參謀總長），帶同一份新的作戰計劃書入宮覲見 裕仁天皇。
十個月前，日本海軍將領大多反對跟德國和意大利結盟，擔憂盟約會誘發日本與美國開戰。 十個月後，日本的境況更形窘迫，身陷 “支那事變”四年，不知何時方可從泥沼中抽身而出。 永野坦言，理應避免與美國兵戎相見。
不過，永野未有建議乘德國揮軍入侵蘇聯的機會，趁勢撕毀《三國同盟條約》。與此相反，他總結整份作戰計劃時拋出的解決方案，竟然是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國家的石油儲備僅能維持兩年，萬一爆發戰爭，年半時間將會耗盡涓滴。」為了確保在有限時間內爭取到最大的生存空間，「別無他法，只能進攻。」
「我軍能取得像當年日本海的大捷嗎？」 貴為一國之君兼軍隊名義上最高統帥的裕仁，很自然聯想到三十多年前，東鄉平八郎率領帝國海軍在對馬海峽上痛殲俄國波羅的海艦隊，一舉奠定日俄戰爭勝局的關鍵之役。
「臣下連能否取勝都無法確定，焉敢奢言日本海的輝煌再現呢。」
「戰神」東鄉於七年前離世，裕仁天皇以幾近無助的語調驚呼：「這是一場何等不顧後果的戰爭啊！」
日本人有一種習性，就是盡力避免在社交場合引起不必要的尷尬。這種被視為美德的生活態度，養成他們慣於用門面話虛與委蛇，絕不輕易吐露心底的 “本音”。不單永野善說兩面話，其他重臣同樣慣於把公開和私下的角色轉換自如。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的日本內閣，正好有多名從不想開罪別人的閣員廁身其間。 於是乎，在無人願意背負否決開戰罵名的同時，整個內閣更競相推卸將國家領向戰爭的一應責任。
1941年12月7日（美國時間），位於奧胡島珍珠港內的美國海軍基地遭到偷襲。不宣而戰的日本踏上了一條本可避免的絕路。
奉行軍國主義的日本帝國，在外國人眼中從來是鐵板一塊，上下齊心。 其實日本的海陸兩軍雖未至於形同陌路，實質早已心存介蒂。
日本四面環海，惟是自古皆無意於破浪縱橫。要不是19世紀中葉為美國黑船脅逼開國，可能壓根兒就不會動念建造艨艟巨艦。 維新伊始，此蕞爾小島奮發騰飛。憑著短短數十年間的變革成果，竟接連在「甲午」和「日俄」兩場賭上國運的大戰中，力挫幅員遼闊的清俄二邦，震驚天下。 諷刺的是，隨著國力上昇，海陸兩軍反而漸生嫌隙，從緊密配合的唇齒相依，變成面和心不和的競爭對手。
站在陸軍的角度，俄國雖為十月革命推翻，但新建的蘇維埃聯邦從未放棄兵犯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的意圖。 這名北方怨鄰，依舊是日本在亞洲大陸上的宿敵。至於海防的隱患，打從20世紀初美國經營夏威夷太平洋艦隊基地開始，山姆大叔已取代了北極熊的位置，成為日本海軍頭號假想敵。 為此，日本軍部出現了兩套截然不同的戰略觀點，情形就如同清朝末年，李鴻章與左宗棠為了邊防和海防爭拗不已。 日本國會每年商討軍費撥款的例會，更加劇兩軍的對立情緒。
踏入20世紀30年代，日本陸軍人心丕變，幾乎為激進思潮全面主宰，大批桀驁不馴的年青低級士官無法無天，多番策動行刺軍政要員。 最為嚴重的一次惡行，是32年在首相官邸內開槍殺害了閣揆 犬養毅。
這段時期的文人政府內部亦非同心同德。40年再度組閣的 近衛文麿首相，就有一名覬覦相位的外務大臣 松岡洋右窺伺榻側。 處身如此複雜的政治環境，令軍方與內閣的不同派系，時而明爭暗鬥，時而互相利用。
《每日新聞》記者 森正藏在其回憶錄中提及，中日戰爭初起，中國大軍事家 蔣百里曾斷言日本必敗：「日本是三分的民族，一是陸軍，二是海軍，三是官僚，三者互相鬥爭，日本無有不敗之理。」（蔣氏的原話較為委婉，『日本陸軍的強，是世界少有的；海軍的強，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兩個強加在一起，卻等於弱；這可以說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說是性格的反映。』）
兩軍的不協調，甚至從一枚螺絲釘就可以看得出來：一方是順時針上，另一方是逆時針上。 森正藏說：「用星和錨來象徵日本陸海軍充分表示了黑白不相容的對立性格。 陸軍是以陸上作戰為主眼所建立的軍隊，其性格必然尊重獨斷獨行的訓條。 根據一定的條件採取獨斷的行動，是日本陸軍教育的根本精神。*** 此種思想一旦失去適當的制馭手段，會容易形成作亂的危險。 海軍精神的培養則剛好相反，這是與海上生活的特殊環境有關。例如在軍艦內，自艦長至水手，各循秩序井然的命令系統行動，在自己義務範圍之外，絕對不許有擅斷行動。***長期受統制的結果，不免趨向保守和定型的性格，失卻了融通之道，傾向迴避責任，所以海軍中沒有政治家。」
1931年，日本關東軍利用「九一八事變」控制了東三省，扶植了滿洲國。往後數年，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如同鐘擺般擺動，偶爾會小心慎重、甚至友好，一旦軍方施加壓力又立即轉為強硬。 至於國民政府，基於自身的軍力條件不足，只能竭力忍讓，避免與日本爆發重大衝突。
「傾向迴避責任」又豈止海軍，處事手法拙劣的近衛文麿亦犯同樣過錯。1937年6月4日他初任閣揆，一個月後「七七事變」爆發。這位家勢顯赫的貴族首相，「既優柔寡斷又魯莽衝動」，更「喜歡迎合周遭最響亮的聲音」。中日兩軍在蘆溝橋的小規模衝突，最終演變為八年戰爭，近衛難辭其咎。
北平蘆溝橋畔的戰鬥本屬地區衝突的級別。當時日本軍方立即評估形勢，「仍未做好全面侵華準備」的聲音佔了上風，於是在7月11日晚上與中國達成休戰協定。同一天，近衛在首相府內召集了大批議員、金融業界和傳媒人士，宣佈向中國華北地區增兵計劃。他的本意只是想對軍方強硬派示好，但外界的解讀就變成為戰爭動員令。本已偃旗息鼓的小衝突，迅速惡化為全面開打。
近衛私底下卻想撇清責任，指戰爭是「年輕的陸軍軍官發動的」，與他無關。當他覺得似乎勝利在望的時候，又急急發表了速戰速決、三月滅華的言論。他迷信鐵腕行事可以提升個人的權勢，以及鞏固日本作為亞洲第一強國的地位。現實卻是適得其反，日軍的暴行舉世譁然，惹來美國的經濟制裁。近衛不希望，也沒法料到對華之戰曠日持久。他不知道該如何結束這場戰爭，因為每當和平有望的時候，他那自相矛盾的政策和作法，總是把和談的大門鎖上。
1938年春天，近衛對助手表示萌生去意，但正式的辭呈拖沓到1939年1月才遞交。 他總以為自己的選擇無誤，問題是他從來都搞不清楚哪一邊才是正確。日本媒體一直只報道軍隊節節勝利的消息，部分有見地的日本人看見近衛辭職，推斷中國戰場並非真的一帆風順。
參考書籍：
《日本1941》崛田江理著 馬文博譯
《Japan 1941 : Countdown to Infamy》 by Eri Hotta
《中國抗戰畫史》龔輝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