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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辜家的百年政商之路

　　頭頂「台灣第一豪門」名號的鹿港辜家，歷經日本殖民時期、國民黨執政及政黨輪替而不倒，其百年興旺離不開政商關係的庇護，在歷次經濟改革中都因掌有信息優勢而獲得先機發展壯大。不過，辜家傳承至第四代時，政商關係的雙刃劍效應顯現，「辜振甫-辜濂松」的叔侄配雖為家族傳承史上一段佳話，但脆弱的傳承路徑加上過於依賴政商關係，最終導致辜家傳承受阻，兩度分家。其中經驗教訓，猶可為傳承剛起步的中國內地富人家族所借鑑。

　　2013年5月31日，台灣地區擁有百年歷史的鹿港辜家第四代接班人、前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2891.TW）副董事長辜仲諒所涉的「紅火內線交易案」二審判決出爐。台北高等法院依違反「證交法」等罪，判處辜仲諒有期徒刑9年8個月，並處以巨額罰金1.5億元新台幣，一時之間坊間一片愕然。

　　被辜濂松寄予厚望的長子辜仲諒多年來官司纏身，甚至委身境外，令辜家交接班計劃一再擱置。為重回商界舞台，辜仲諒近年來積極投身公益，2012年5月在台灣大學成立「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本人親任諮詢委員，本欲借慈善基金會董事長之名低調走向前台，從而接手辜家傳承重任，沒想到因官司二審被重判，為其繼承家族企業的前景蒙上一層陰影。

　　台灣地區新舊「五大家族」

　　家族集團企業作為台灣地區民營經濟的骨幹與核心,在區域經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台灣地區歷來都有「五大家族」的說法。傳統的「五大家族」由北至南分別為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和高雄陳家。另外，隨著2002年以來台灣地區進行金融改革，金融控股公司蔚然成風，許多大家族和財團也經營金融業，以金融為槓桿使得家族財富成倍升值，從而產生了另類的「金控家族」。從《福布斯》2013台灣50富豪榜可以統計得出，台灣地區前50大富豪中，近兩成富豪的財富來源為金融業，而各老牌家族更無一不染指金融行業；其中較著名者為中信辜家與開發辜家（均出自鹿港辜家）、新光吳家與台新吳家、國泰蔡家與富邦蔡家等六家，簡稱為「吳吳辜辜蔡蔡」。所以近年來也有人概括出台灣「新五大家族」，即台塑王家、遠東徐家、國泰與富邦蔡家、和信與中信辜家、新光與台新吳家。其中傳統的五大家族獨鹿港辜家猶引領風騷。而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高雄陳家儘管不在前五大榜上，但在金融產業方面仍保持著相當的影響力，僅僅是規模不及「吳辜蔡」三家而已。

　　由此可見，百年以來，台灣地區歷經殖民統治時期、國民黨執政時期和民進黨時期，各大家族財閥歷經滄桑，幾度沉浮；但無論「五大家族」、「五大財閥」還是「新五大家族」的名頭如何變遷，來自鹿港的辜家始終名列其中，長盛不衰，因而被稱為「台灣第一豪門」。　 

　　鹿港小鎮走出的「第一豪門」

　　羅大佑作曲填詞自唱的「鹿港小鎮」是指台灣地區中部面對台灣海峽的漁港，也是數百年前福建移民渡海峽赴台的重要港口。鹿港辜家在台灣地區歷史悠久，自十三世祖辜仁蓀於清朝康熙初年從福建泉州遷台以來，世居台灣鹿港，與聲名顯赫的連戰家族不分軒輊。用「時勢造英雄」來形容鹿港辜家的崛起一點都不為過。辜家的發跡始於辜振甫的父親辜顯榮。1866年出生的辜顯榮21歲就開始經商，往來台灣與沿海各大港口間，26歲與陳笑結婚。1895年，清政府在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之後，被迫將台灣、澎湖列島等割讓予日本，日本軍隊在基隆港登島，開始了對台灣約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而當時小有名聲的辜顯榮則被台北大稻埕富商推舉為代表，帶領日本軍隊和平進入台北城，並協助維護台北城的秩序。這一舉動在歷史上頗具爭議，辜顯榮也曾被冠以「漢奸」的罵名。由於辜顯榮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各項措施極力配合，且其為人處事深受日本人的賞識，因而順利取得種種特權事業，在日本人的准許之下成立了大和商社，獲得了鹽、糖、鴉片、樟腦等大量商品在台灣的特許經營權與專賣權；不僅如此，辜顯榮還積極從事土地開墾、金融業等各項投資，使得辜家的事業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達到巔峰，累積了龐大的財富，一舉成為當時台灣的第一富商。

　　二戰之後，台灣結束了日本殖民統治，鹿港辜家並未受到「親日」牽連，反而將家族產業平穩傳承至第二代辜振甫、第三代辜濂松叔侄，在叔侄二人的整合重組下，辜家事業版圖進一步發揚光大。1954年4月，在台灣國民黨當局的支持下，辜振甫主持公營企業—台灣水泥公司的民營化改制，開闢了辜家產業的新天地。上世紀60年代，台灣當局大力獎勵投資以加速經濟發展，辜振甫把握時機，又引領辜家從產業界邁向金融界：1966年4月，辜振甫在台灣當局的支持下，在一批台灣上市公司的基礎上組建了「中華證券投資公司」，1970年將其改組成「中國信託投資公司」。此後，辜家產業的擴張便以「中國信託」為核心，逐漸發展成為規模龐大的家族企業集團。1991年，辜振甫借「謙沖致和，開誠立信」八字對聯，將「中國信託」更名為「和信企業團」，彰顯其一代儒商本色，和信企業團旗下產業涉及金融、保險、證券投資、租賃、房地產、建築開發、酒店、水泥、橡膠、百貨、航運、進出口、電子、通訊等眾多領域，其資產規模一度超過350億美元，在台灣家族企業中成為翹楚。

　　正所謂「將門無犬子」，鹿港辜家百年以來開枝散葉，除了開山鼻祖辜顯榮、二代嫡系接班人辜振甫以及第三代接班人辜濂松之外，還培養出了許多名人，並活躍在政界、商界與學界：辜顯榮第六子辜偉甫也是社會名流，其財力和政商關係不在五哥辜振甫之下，只是在作為接班人的辜振甫事業出現轉機時甘願退居幕後，從此熱心於文化事業，曾創辦榮星合唱團、榮星花園等；辜顯榮小兒子辜寬敏則常年活躍在政壇，還曾於2008年參與民進黨主席競選，敗於蔡英文；辜寬敏長子辜朝明則是一名資深金融學者，擁有美國霍普金斯大學金融學博士學位，曾任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國際外匯專家，現任野村證券綜合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圖1）。

　　借助政商關係「槓桿」，辜家發揚光大

　　貴為「台灣頭號紅頂商人」的鹿港辜家，其百年興旺理所當然離不開政商關係的庇護；這一優勢也使其他家族難以望其項背。政商關係一直是辜家的傳家寶，在辜氏家族集團的興起、發達與傳承中均扮演著重要角色。被譽為「政商最後貴族」的辜氏家族一代巨擘辜振甫生前接受記者訪問，在回答辜家幾經政權更替，都能屹立不倒的問題時，他說：「沒有政治關係，你也保不住」，但是，「政治，是用來保護的，不要想用政治去賺錢，若因此而掉進去就麻煩了」。由此可見鹿港辜家對於政商關係這一家族核心競爭力的深刻認識。

　　辜家有多名家族成員曾在台灣歷屆政權中擔任要職，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早在清政府時期，辜顯榮就因平亂有功獲賞五品軍功；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就任台北保良局局長；此後，辜顯榮又歷任台中廳參事、總督府評議員等顯赫要職，並多次獲雙光旭日章、四等授瑞寶章等殊榮。其子辜振甫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國民黨當政時期深受蔣氏父子器重，1956年被指派參加日內瓦國際勞工會議，從此開始了經濟外交，並得到蔣介石的器重，擔任過其日語翻譯。辜振甫商旅仕途均很順利，在成為工商界巨頭後，1982年被提名為國民黨中常委，進入國民黨的權力核心；1989年當選「海基會」首任董事長，其後成功5連任，並在1993年實現了兩岸中斷往來40多年後的首度正式接觸，即「汪辜會談」，在兩岸和平統一的青史上留下濃重一筆。辜振甫的侄子辜濂松此後全盤接手了辜振甫在工商界的巨頭地位，他在國際工商界享有盛名，曾任工商協進會常務理事、亞洲商工總會榮譽會長兼諮詢委員會主席、艾森豪威爾獎金台灣協會董事兼秘書長、台北租賃商業公會理事長、亞洲金融投資公司董事等職，在政界曾任「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和資政等要職，顯赫一時。

　　不僅如此，辜家與台灣的歷屆當權者，包括日偽時期的日本殖民統治者、國民黨敗退到台灣以後的蔣介石夫婦、李登輝夫婦、連戰以及陳水扁等人，關係都非常密切。辜振甫的妻子嚴倬云是望族紳士林熊祥的外甥女、嚴復的孫女，其妹妹嫁給了當時中央社台北分社主任葉明勳，其兄又娶林熊祥之女為妻，與姑母嫁給林家的連戰是親戚。嚴倬云在婚後也相當活躍，得到宋美齡賞識，一直和蔣孝文之妻徐乃錦輪流擔任台灣基督教女青年會理事長，1992年任「婦聯會」總幹事。她與李登輝之妻曾文惠相交甚厚。辜濂松之子辜仲諒早在讀中學時就認李登輝為乾爹，那時李的獨子去世，悲痛之餘辜家成為李家的精神支柱，辜濂松的妻子林瑞慧更成為李登輝之妻的密友。另外，辜仲諒也與陳水扁夫婦有著密切來往，並因此深陷陳水扁洗錢案，足見其與陳水扁夫婦關係之深、交往之密。

　　政商關係對於辜家最大的幫助在於，辜家可以通過政商關係把握政府政治經濟動向，獲取信息優勢，在歷次經濟改革中掌握先機，從而保證家族企業在不斷變化的政治經濟生態中獲得最大優勢從而發展壯大。這也從辜家發展壯大的軌跡可見一斑。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1898年，日本殖民統治者改變統治策略為「以台製台」的懷柔策略，對台灣民眾的抵抗採取軟硬兼施的招降措施，辜顯榮因其特有的政商地位和處事手腕長袖善舞，居間協調，開始真正飛黃騰達。日本佔領台灣地區以前，當地食鹽原採用官賣制度。日據初期，日本統治者為了收攬人心，廢除官鹽制度，採取民製、民運、民銷的懷柔政策，任由民間自由買賣，造成鹽價波動。辜顯榮利用自己的獨特地位獻計獻策，從中獲得鹽田的特許經營權，並於1900年被任命為全台官賣鹽商組合長，獲得全台灣鹽田的半壁江山。隨後，辜顯榮又逐漸獲得諸如糖、鴉片、樟腦等大量商品在台灣的特許經營權與專賣權，奠定辜家基業，成為台灣首富。

　　國民黨政權土改時期。國民黨退據台灣地區之際，發跡於日據時期的辜家不僅沒有衰敗，反而在家族事業上更加輝煌，這要歸功於第二代傳人辜振甫在政界的長袖善舞。1949年開始，台灣進行土地改革，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將農林、工礦、紙業與水泥四家公營企業轉至民營，將徵收土地的地價折合成這四家公司的股票，發給地主作為補償。當時，辜家是台灣第三大地主，擁有大約1萬多公頃土地。辜振甫憑藉政商關係獲得改革信息優勢，審時度勢，積極配合，將自家大量田產上繳，換得了四家公營企業的股票，這些股票對他日後在工商界重新崛起可謂功不可沒。後來，辜振甫在親戚葉明勳的大力推薦下，出任「經濟部顧問」，並任台灣水泥公司股東大會秘書處處長，負責籌劃有關轉移民營事宜。1954年，辜振甫正式入主台泥公司，這個水泥產量佔全台超1/3的公司成為日後「和信企業團」的支柱產業，使得鹿港辜家在新時代成功由大地主轉型為真正意義上的家族企業財團。

　　金融改革時期。如果說辜氏家族從進入台泥公司起重新崛起，那麼佈局金融業可謂辜家事業的巔峰。1962年2月，台灣當局成立證券交易所，備受蔣氏父子信任的辜振甫被邀出任董事長，辜氏家族藉機進入高利潤的金融及准金融行業。1966年，辜振甫與人合資設立中華證券投資公司。5年後，台灣當局開放信託業，辜振甫遂將中華證券投資公司改組為中國信託公司，成為台灣第一家信託公司。此後，辜家事業的發展便以中國信託公司為核心，逐步發展為中信關係企業集團，後改為和信集團。2002年，台灣地區實施金融改革，辜家再次佔得先機，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經營範圍涵蓋股票、債券、保險、信託和彩票等多個領域，利用金融槓桿成倍擴張家族財富，使和信企業團的核心業務逐漸由台泥等實業過渡到中信等金控行業，也為鹿港辜家主脈由辜振甫一支轉移到辜濂松一支埋下了伏筆。

　　獨特的政商關係讓辜家屢佔先機，在每一次的政治經濟生態變化中辜家總能順時應勢，做大做強。不過，在經歷了政黨輪替、國民黨重掌政權之後，有著政治潔癖的馬英九大門不再為財團而開，政商關係進入「冰河期」，至此，依靠政商關係發展的貴族財團時代正式結束，百年辜家的傳承也遭遇難題，辜家為其過於依賴政商關係的模式付出了沉重代價。

　　傳承之路路障重重，辜家兩次分家

　　「叔侄傳承」路徑不穩

　　如同其他大家族一樣，辜顯榮也是妻妾成群，子孫滿堂。他共有8子4女，由於前三個兒子均為領養或過繼，因此，辜濂松的父親、排行老四的辜岳甫才是辜顯榮真正意義上的嫡親長子，辜濂松則為實際上的長子長孫，地位本不容置疑；但其父親英年早逝致其失去依靠，母親又因被人誣陷而身陷囹圄,年幼的辜濂松從小受到家族其他成員的歧視，全靠五叔辜振甫的細心呵護與精心培養，才順利成長並成為辜振甫的得力助手，家族地位扶搖直上，由此辜家形成了辜濂松作為長孫與其五叔辜振甫同時登上家族傳承舞台的局面。這一特殊的家族情況形成「叔侄搭檔」的現象，辜振甫顧全家族大義，並未選擇自己的兒子繼承家業，而是設計了「辜振甫—辜濂松—辜啟允（辜振甫長子）—辜仲諒（辜濂松長子）」的「叔侄傳承」方案，以保證家族大業掌握在成熟得力的家族成員手中。「叔傳侄」本非穩定的傳承路徑，而辜啟允的個人財務問題與身體情況惡化也使得「叔侄傳承」的神話徹底灰飛煙滅。

　　2000年底，辜啟允被正式確診患有肝癌，於是家族事業的權力結構也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不久後，辜啟允個人投資8%的和信流通家又爆出「跳票事件」，個人財務問題浮出水面。當時有人估計涉及金額達新台幣三四百億之多。為保住上市公司不受影響，辜振甫決定將他所統領的和信集團內金融事業體系，全部交給侄子辜濂松接手經營。同年底，他與辜啟允兩父子一同辭去「中國人壽」董事長與總經理職務，由辜濂松三子辜仲立接任董事長，和信集團分家初現端倪；數十天後，辜啟允病逝，辜振甫與辜濂松共同協商，為了確保幾家上市公司不受牽連，雙方達成以債換股、股權轉換、徹底切開上市公司的協議，和信企業團分家已經在所難免：辜振甫幼子辜成允倉促接手台泥等事業，而長子早逝也讓辜振甫的健康每況愈下。

　　2003年，資產規模曾達350億美元、由辜振甫一手創建並掌管的「和信企業團」在經過兩年多的整合之後正式分家，分為「中信集團」與「和信集團」（圖2）：中信集團由辜濂松一脈主導，以金融事業為主營業務，旗下公司包括中國信託金控、中國信託人壽保險、中租迪和、國喬石化、台灣慧智、緯來電視網、台灣全祿、聯廣、捷和建設等；和信集團由辜振甫一脈主導，以生產事業為主營業務，旗下公司包括台灣水泥、中國合成橡膠、福聚、和信電訊、和平電廠、中信大飯店等（註：2006年，和信集團出售福聚股權，退出福聚之經營；2010年，和信集團退出電訊業，旗下和信電訊被併入遠傳電信）。由此，鹿港辜家完成了第一次分家，由辜振甫主導的和信企業團走入歷史，而辜濂松一脈掌控的金控集團掌握的資產總額超過其五叔辜振甫一脈所掌的和信集團五倍之巨，事實上成為了鹿港辜家的真正代言人與傳承者。

　　欽定接班人官司纏身

　　中信辜家掌門人辜濂松共有三子，分別為辜仲諒、辜仲瑩和辜仲立。三個兒子個性大不相同，辜仲諒最海派、人際經營能力最佳；辜仲瑩則被認為最聰明、最具開創性，有「獵豹」之稱，但是個性直接；辜仲立最低調、最持穩，經營上非常尊重職業經理人的意見。辜仲諒作為長子，外形高大俊朗，擁有海外名校學位，從小就受到父親辜濂松的百般呵護與極力栽培，在和信企業團未分家之時即被辜振甫指定為「隔代接班人」，可謂眾望所歸，是中信集團接班人的不二人選。

　　然而事與願違，中信辜家的交接班計劃再次被打破。最善經營人際關係的長子辜仲諒因繼承家族事業的需要從而全盤繼承了父親的政商關係，沒想到作為政治「菜鳥」的他一著不慎，不僅深陷陳水扁海外洗錢案件，2006年更是因中信金控併購兆豐金控股權而身陷「紅火案」，於2013年6月二審裁決中被判9年8個月重刑，接班遙遙無期；老二辜仲瑩並不甘居大哥身後，希望獨立開創事業，在要求分家被拒後，個性直接的他果如「獵豹」之稱，以小吃大入主「開發金控公司」，誓與其兄火拚，甚至傳出兩兄弟為了搶奪金控公司，爭相巴結陳水扁一家的消息。辜濂松為營救陷入開發金爭奪戰的辜仲瑩被迫動用家族資金，導致兩兄弟反目，互不來往。無獨有偶，老二辜仲瑩也一度身陷開發金控併購金鼎證券案，分身乏術。兩兄弟同時官司纏身，老三常年旅居海外，中信辜家傳承遲遲未能推進，身患重病的老父辜濂松不得不搬出表弟顏文隆做「顧命大臣」，代理中信金董事長，意圖維持辜家經營權。2012年12月6日，辜濂松在美國紐約病逝，中信辜家正式分家，由三個兒子分別接管，辜仲諒仍然作為接班人入主中信集團的主力旗艦「中信金控」等系列企業，二子辜仲瑩則成為當初在父親幫助下以小吃大拿下的「開發金控」等產業的新主人，幼子辜仲立則成功接手以海外事業和不動產為主的「中租系」企業（圖3）。自此，中信辜家一分為三，辜濂松一手締造的「中信王朝」也走入了歷史。

　　在中信辜家遭遇危機的同時，辜振甫一脈經營的、以實業為主的「和信集團」卻穩紮穩打，幼子辜成允痛定思痛，成功化解債務危機，旗下主力台泥公司（1101.TW）在2003年開啟組織變革後再度恢復元氣，重振雄風，目前更是大舉進軍內地市場，形勢看漲（圖4）。辜成允本人在2013年以14.4億美元的身家躋身福布斯富豪榜且位列中信辜家之前，正可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讓人唏噓不已。

　　路障重重，分家成必然

　　鹿港辜家百年來兩度分家，其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值得分析。在筆者去年出版的《關鍵世代》書中介紹的「特殊資產—路障」分析框架下，我們可以嘗試作出分析。

　　特殊資產勢弱。毫無疑問，不同時期緊密的政商關係推動了鹿港辜家的日益壯大，是辜家所獨有的特殊資產；但這一特殊資產在台灣政治生態歷經日本殖民統治、國民黨威權統治直至政黨交替執政之後已日趨勢弱，甚至成為「雙刃劍」，使得辜家接班人身陷囹圄，家族傳承陷入困境。失去政商關係這一特殊資產庇護的辜家難免陷入分家的窘境。

　　傳承路障重重。首先，辜家特殊的家族情況導致了雖為佳話卻脆弱的「叔侄傳承」路徑，傳承人選一旦出現意外事件，這一路徑就會被輕易破壞，家族傳承佈局陷入困境。其次，辜家在實業與金融兩大版圖的發展產生顯著差異，甚至在實業板塊爆發財務危機時，為顧全大局，隔離風險，辜家不得已將版圖進行切割，無奈分家。最後，家族欽定接班人兄弟不和且身陷官司，分身乏術，家族產業的穩定傳承也化為泡影。

　　因此，在家族特殊資產勢弱，傳承路障重重的背景之下，鹿港辜家的兩次分家成為了必然。

　　百年傳承的啟示

　　鹿港辜家走過的百年就是一部完整的家族傳承的編年史，也是眾多豪門世家發跡與騰飛的縮影：服膺不同時期的當政者，力求家族自保；在緊握政商關係這一核心競爭力後，憑藉信息優勢與敏銳的嗅覺在歷次改革中分得一杯羹，從而「拜將封侯」，實現飛黃騰達。但政商關係猶如「雙刃劍」，雖一度引領辜家獨領風騷，成就輝煌，造就了「台灣頭號紅頂商人」和「台灣第一豪門」的殊榮，現如今卻在嶄新的政治生態下逐漸勢弱，路障重重，甚至讓接班人身陷囹圄，家族傳承陷入困境。但不可否認的是，鹿港辜家能走到今天，家業長盛不衰，自有其道理：家族四代開枝散葉，多子多孫，同時重視家族成員的精英教育，不僅降低了家業傳承的風險，同時提高了家族傳承的質量，多位家族精英成員活躍在政壇、商界與學界等不同領域，最大限度提高了家族影響力，這種不同領域的協同效應對於家族的持續發展意義重大；另外，家族成員互相護持，深明大義，將家族整體利益置於個體成員的利益之上，也是家族不凋零、家業長青的重要原因—辜振甫與辜濂松的「叔侄配」至今仍是家族傳承史上的一段佳話。今後的辜家在台灣未來的政經生態與家族氛圍下將何去何從？辜振甫-辜成允一支經營實業、走入內地與國際市場，而辜濂松一系衷情本地金融業、續走政商路線。前者獲初步成功，後者仍深陷泥潭。看來失去政商資源後的辜家，走向市場是一條好路。

　　筆者過去一項對近20年來香港、台灣和新加坡200宗家族企業傳承案例的研究顯示，家族企業在繼承過程中都面臨巨大的財富損失，在繼承年度及此前5年及此後3年的累計股票超額收益率平均高達-60%，即財富蒸發六成（詳見《新財富》2009年12月號本專欄），由此可見家族企業生存、傳承之艱巨，家族企業的繼承人更是任重而道遠。台灣辜家已經延續到第四代的傳承，期間有曲折有教訓，也有值得借鑑的地方，而內地的商業家族剛進入第二代的大規模接班進程中，如何規劃家族與企業的長遠延續與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