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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揭示真相：京津冀空氣質量變好了，還是變差了?

進入2016年歲尾，一場又一場的重汙染天氣接踵而至。學界也開始爭論：經過這幾年的努力，京津冀的空氣質量，到底是變好了，還是變差了。

“如果說是變好了，那麽為什麽人們對空氣質量的憂慮比以前增多了?如果說是變差了，那麽這麽多年政府有關部門所做的努力成效何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胡大源說。

空中看北京的霧霾。攝影/章軻

調查數據顯示，2005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組曾織學生對北京1000戶居民進行了入戶隨機抽樣問卷調查，結果表明：70%的回答者認為北京空氣質量得到改善，認為空氣質量惡化的人只有13%。

而在去年，中央電視臺聯手國家統計局和中國郵政，在全國進行了“CCTV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其中北京2000多份問卷的統計結果表明：僅有21%的回答者認為空氣質量得到改善，而認為空氣質量惡化的人上升到50%。

到底哪些數據可以說明真相?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環境保護部了解到，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日前剛完成一項霧霾大數據分析，就2013年~2016年京津冀區域PM2.5濃度變化趨勢進行了分析。

結果顯示，2013年~2016年，京津冀區域各省市PM2.5濃度均呈逐年下降趨勢。

截至2016年12月27日，北京市PM2.5平均濃度為7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0.0%(下降8微克/立方米)，與2013年相比下降20.0%(下降18微克/立方米)，其中2014年~2016年每年同比下降率分別為4.4%、7.0%和10.0%，下降比例呈逐年上升趨勢。

天津市PM2.5平均濃度為6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4%(下降1微克/立方米)，與2013年相比下降29.2%(下降28微克/立方米)，其中2014年~2016年每年同比下降率分別為14.6%、15.9%和1.4%，2016年下降比例明顯小於2014年和2015年。

河北省PM2.5平均濃度為6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2%(下降7微克/立方米)，與2013年相比下降36.7%(下降40微克/立方米)，其中2014年~2016年每年同比下降率分別為13.8%、19.1%和9.2%，2016年下降比例小於2014年和2015年。

總體統計數據顯示，京津冀區域PM2.5平均濃度為70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0.3%(下降8微克/立方米)，與2013年相比下降34.6%(下降37微克/立方米)，其中2014年~2016年每年同比下降率分別為12.1%、17.0%和10.3%。

此外，環保部門重點監測的74個城市，PM2.5平均濃度為4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0.9%(下降6微克/立方米)，與2013年相比下降31.9%(下降23微克/立方米)，其中2014年~2016年每年同比下降率分別為12.5%、12.7%和10.9%。

京津冀各省市及74城市逐年PM2.5濃度變化趨勢(截至12月27日)

京津冀各省市及74城市PM2.5濃度同比變幅(截至12月27日)

數據分析顯示，從2013年至2016年京津冀區域13個城市逐日累積平均PM2.5平均濃度來看，每個城市PM2.5累積平均曲線均呈逐年整體下降趨勢，且每一年的變化曲線基本在9月中旬之前均呈下降趨勢，但進入秋冬季以後，累積平均曲線呈上升趨勢，每經過一次區域性重汙染過程，城市累積平均濃度就會階梯上升。

其中，北京市11月底PM2.5平均濃度為67微克/立方米，經過12月5次重汙染過程後，累積平均濃度上升到72微克/立方米，特別是12月16日至21日重汙染過程，累積平均濃度由69微克/立方米上升至72微克/立方米。

天津市11月底PM2.5平均濃度為62微克/立方米，經過12月5次重汙染過程後，累積平均濃度上升到68微克/立方米，12月16日至21日重汙染過程，累積平均濃度由65微克/立方米上升至68微克/立方米。

石家莊市11月中旬PM2.5平均濃度為79微克/立方米，經過持續多次重汙染過程，12月底已達到98微克/立方米，12月16日至21日重汙染過程，累積平均濃度由90微克/立方米上升至97微克/立方米。74城市11月底PM2.5平均濃度為46微克/立方米，經過12月持續多次重汙染過程，12月底已達到49微克/立方米。

北京1999-2015期間140個PM2.5濃度月度數據，在控制主要天氣因素(如風速)和季節變化等解釋變量的基礎上，分析能源結構調整和煙塵粉塵減排等治理措施與PM2.5濃度變化之間的關聯關系。胡大源說，“事實上，北京的各項空氣汙染治理確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計量經濟模型結果表明，北京市日均天然氣消費每增加100萬立方米，PM2.5濃度就平均下降1微克/立方米。2000年北京市日均天然氣消費量為353萬立方米，2015年漲到了3983萬立方米，15年間增長了3600萬立方米。從理論上看，在其它解釋變量不變的情況下，“煤改氣”對北京PM2.5下降做出的貢獻高達36微克/立方米。

“為此，北京居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單就供暖一項來粗略估算，成本就增加了3倍左右。”胡大源說。

胡大源認為，之所以有人認為空氣質量變差了，是由於環境質量信息公開程度低，公眾與傳媒不了解實際情況，一遇突發情況，政府有關部門的回應又難以服眾，致使媒體和公眾在批判北京空氣質量變化趨勢時，單憑感覺和記憶，或以發達國家的現狀作為參照系，代替了北京以往的空氣質量變化實情。

“這種參照系錯位，不但不利於公眾對已有成就的認同，而且增大了未來空氣汙染治理取得成效的難度。”胡大源說。

為“顏值氣質”還有實力，武漢鏖戰“一號工程”太拼了

謝齊威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化學博士畢業，竟然幹起了政府招商引資的工作，而且參與的第一個項目就是湖北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單體投資最大的高科技產業項目——總投資240億美元的國家存儲器基地項目。

謝齊威是武漢東湖高新區管委會投資促進局的一名普通招商幹部。

2015年8月18日，夜幕剛剛降臨，謝齊威臨時接到通知，到湖北省委參加國家存儲器基地項目專題會議。他記得很清楚，當晚的會議規格很高，省委常委全數出席。會上，時任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立下軍令狀——“雖然競爭對手實力強勁，但湖北一定要拿下這個(國家存儲器基地)項目”。

謝齊威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當天夜里，時任湖北省副省長許克振帶著項目專班的工作人員連夜飛赴北京，一行人都來不及回家收拾行李。

“5+2、白加黑”的工作狀態，是政府招商人員的常態。謝齊威說，今年節後開工至今，他和同事們沒有休過一個完整的周末，“尤其是武漢把招商引資作為趕超發展‘一號工程’後，我們覺得自己身上的擔子更重了”。

謝齊威們的壓力和動力皆來自於今後五年武漢招商引資的目標。湖北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陳一新近日在全市招商引資大會上提出，今後五年，武漢招商引資實際到位資金年均增長15%左右，每年新引進世界500強企業10家以上、中國民營500強企業12家以上、大型央企投資項目20個以上;全市累計引進10個以上投資100億元以上的產業項目。

就在3月14日，東湖高新區又牽手多個重磅合作夥伴——格林美、航天激光院、精立電子、瑞聲科技、天風證券、武鋼華工激光、中原電子等7個重大項目集中啟動開工，總投資近50億元。

一周3次進京跑部

從2014年底入職國家存儲器基地項目專班，到2016年3月底項目基地舉行奠基儀式，在近三年時間里，謝齊威幾乎每周都要跟隨領導赴京。

“真是忙得飛起來!”謝齊威說。高峰期的時候，一周飛到北京3次，每次都是天還未亮就出發，深夜才返回武漢，給省市的匯報材料只能在返程飛機上抓緊編寫。

眾所周知，早在2006年，湖北、武漢兩級政府便共同出資100億元人民幣成立武漢新芯集成電路制造有限公司(下稱“武漢新芯”)，試水存儲芯片國產化的研制。

但業內人士直言，對於存儲器產業來說，貌似天量的100億元人民幣無異於“向沙漠里潑水”，行業領軍企業——英特爾、三星、臺積電的單年投資體量都是100億美元起步。先天投資不足，武漢新芯成立以來一直業績不佳，虧損連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2014年底，時任武漢市市長唐良智與工信部部長苗圩一起碰撞出了火花——中國要實現信息安全的自主可控，存儲器芯片國產化就勢在必行;武漢新芯培養了2000多人的技術骨幹、管理團隊，還有一定的產業基礎，武漢可以在存儲器領域“再搏一次”。

謝齊威就是在此時進入到東湖高新區國家存儲器基地項目專班的。然而，專班剛運轉不到一個月，唐良智調往成都就職。“接下來該怎麽幹，我們本來有些迷茫，不知道新市長還推不推這個項目了。”謝齊威回憶道，新的武漢市市長萬勇一上任，就來到東湖高新區專題調研國家存儲器基地項目，並當即拍板將在全國兩會上向國家正式提交議案。

2015年的全國兩會上，萬勇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向大會提交議案，懇請國家支持在武漢建設國家存儲器基地項目。隨後，萬勇又拜訪工信部的分管領導，懇請部委指導武漢起草項目申報方案。

“具體怎麽幹、錢從哪兒來、技術怎麽搞、人從哪兒招，這些都要在詳細的方案中體現出來。”謝齊威說，自己進入專班前的工作資歷不足一年，為了盡快適應工作需要，只能讓自己像海綿一樣，不斷吸收所需知識。在產業方面，為了時刻掌握國際國內動態，要學習半導體尤其是存儲器領域的知識;在業務方面，為跟上省市領導隨時可能專題研究的節奏，要學習各種重要材料的編寫、整理。

2015年7月，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領導小組開會明確提出“存儲器芯片要國產化，要建立國家存儲器基地”。“國家存儲器基地正在選址”的消息很快流出，北京、合肥等地聞訊後紛紛加入國家存儲器基地落地權的競爭。

於是就出現了文章開頭的連夜赴京一幕。許克振帶隊從第二天上午開始，半天一個，跑完了4個部委(工信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科技部)。由於競爭幾近白熱化，部委領導一直強調要公平競爭，謝齊威心里很不好受，“原本以為項目穩穩地到手了的，哪知道半路殺出個程咬金”，他越想心里越發著急。

有多個地區參與競爭後，謝齊威的工作強度更大了。武漢市委書記、市長每周輪流專題研究，每天都有數份材料要提供;同時還要準備報國務院的項目方案，時刻註意其他地區的動向，保持和部委、國家級基金的緊密聯系。

2011-2015年中國集成電路進出口額。數據來源：海關總署

2016年臨近春節，工信部將武漢籌建國家存儲器基地項目的申報方案遞交至國務院，2月底方案終於獲批。2016年3月底，國家存儲器基地項目在武漢東湖高新區正式啟動。隨後，進入到股東談判階段時，面對國家級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和紫光集團兩大股東，為了設計出更加優化的合作方案，謝齊威和他的同事們又要竭盡所能做好談判工作。

經歷了一場招商鏖戰歷練的謝齊威，如今已能擔負起東湖高新區芯片產業的整體招商工作了。“全區現在有近60家芯片企業，以設計、制造和特殊應用芯片企業為主。目前，封裝和測試企業數量少、規模小，引進幾個知名封裝和測試企業是我今年的工作重點。”謝齊威透露，除此之外，最近又有一個新的“大項目”在談，“競爭也很激烈，要爭取拿下來”。

引資引才“高位蓄水”

“一座城市，既要看臉，也要看氣質。”在2016年初的武漢市人代會上，“顏值、氣質”被寫進了萬勇的政府工作報告。

顏值和氣質，都離不開一座城市的實力。

在東湖高新區管委會投資促進局辦公室里，第一財經記者留意到，短短一個多小時，這些招商幹部們累計接聽咨詢電話10多個，其中一名招商幹部還現場接待了一家深圳移動通信企業的投資咨詢。

投資促進局局長韓耀升表示，自從武漢把招商引資列為趕超發展的“一號工程”後，該區也進一步升級了招商政策，制定覆蓋外企、央企、總部、自貿區、產業、人才、金融、知識產權等八個領域的政策支持，以及招商引資中介獎勵等諸多具體支持政策，形成“1+8+N”招商政策體系，“要為企業提供全生命周期支持，降低企業投資和運營成本”。

不只是東湖高新區，武漢各區為招商引資紛紛使出“殺手鐧”。青山區今年將啟動25個項目、182.58萬平方米的征收任務，釋放2000余畝土地支持項目落地;江夏區則推行市場營運招商模式，成立區科技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面向社會招聘專業人才，用真金白銀獎勵招商大員。

“殺手鐧”祭出，意味著謝齊威們肩上的任務更重了。據介紹，2017年，東湖高新區目標是：引進50個投資過億元項目，其中100億元以上項目3個，50億元~99億元項目6個，10億元~49億元項目16個;引進世界500強項目8個，引進世界500強、中國500強、跨國公司投資的研發機構14家。

與此同時，武漢還實施了“百萬校友資智回漢工程”。據不完全統計，改革開放以來，武漢累計為國家培養高素質人才300多萬人。陳一新說，“過去，我們一直忽視了武漢校友這支力量。今後，我們要將校友招商作為招商引資的新突破口和生力軍，與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在漢高校建立校友聯合招商工作機制。”

華中科技大學黨委書記路剛透露，中國首臺自主研發的質子刀將在武漢誕生，一個新能源領域的歐盟項目將從校內實驗室移至東湖高新區……該校一批國家級、國際級科研項目已從沿海地區收縮，未來將陸續在武漢落地。

東湖高新區管委會主任張文彤則透露，2017年該區規模高科技企業至少可吸納高端人才8萬人，2018年預計超過10萬人。其中，國家存儲器產業項目預計2017年招聘1200人、2018年3000人，到2020年人員規模達到1.5萬人。

值得關註的是，東湖高新區計劃今年起在每一幅供應商品房市場的住宅用地中，拿出一定比例來建“人才房”，以減輕高端人才在武漢安家的購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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