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場邀請蔡英文演說的閉門餐會上,講台前原本架好幕僚為她準備的讀稿機,卻在她進場數分鐘前撤下。 對著台下一群歐美名校畢業的菁英,蔡英文決定不看稿,仿彿卸了戒備,談笑風生憶起留學時光,包括她在美國北方偏遠的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讀碩士時,「打了這輩子最多的網球」,還說了揶揄經濟學家的經典笑話。 幽默、開心,滔滔不絕,這是另一面的蔡英文。她曾在個人傳記裡提到,相對於父親的嚴謹、寡言,母親則是「個性鮮明、慼情濃烈、愛熱鬧的女子」。鎂光燈外的蔡英文,其實也有如母親活潑的一面,這讓她交到許多朋友,包括傳統民進黨人少見的企業人脈。 小時候的她活潑好動,曾在她父親修車廠當學徒的堂哥蔡順賢,最記得當年中午去蔡英文就讀的吉林國小送便當時,圍牆內的她一見到便當來了,就把手舉高、蹦蹦跳跳衝過來;放學後,還會纏著堂哥陪她玩丟躲避球。 就讀台大法律系時的蔡英文,是早年較少見,會下場打球,不怕弄髒、被打到的女生。她參加系上的籃球、排球男女混打比賽,「男生喜歡把球傳給她投籃,因為她是使命必達的人,」大學同學林慧玲說。 小她一屆的學弟、桃園市副市長邱太三回憶,她讓大家覺得是開朗、肯吃苦的女生,不是傳統富家千金的類型。對於許多中南部來的男生而言,她有種特殊的都會型魅力,但礙於家境落差,不少同班男生對她有好感卻「不敢高攀」。 家境優渥的她,低調但好客。大學時她家就搬到了陽明山約兩百坪豪宅,她曾邀十幾位同學到家裡過夜。 蔡父當時買輛小車讓她開去上學,但她會特地把車停在離校門口遠一點的地方,再走路進校園;班上另一位開車的同學是富邦集團蔡明忠,比較高調的他就被虧說「載著美眉招搖」。 私宅设宴,餐桌交流張忠謀、彭淮南、柯文哲皆座上實在家裡,她的吃穿有媽媽、姊姊、嫂嫂打理;在外頭,則變成會照顧人的一型。 蔡在倫敦攻讀博士時,同學去找她玩,她把床讓給同學,還幫忙鋪床、摺被。 在政大任教時,她會找研究所學生去民生東路上的銀行家俱樂部(紅豆食府現址),請吃高檔西餐、教學生暍紅酒,就像她在歐美跟老師學會品酒一般。在民進黨當主席時,會下廚請幕僚到家裡吃飯,在廚房忙進忙出,為子弟兵倒酒、夾菜。 請人到家裡吃飯,是她與許多企業界、政學界交往的方式。除了上次綠營執政時期結交的好友,如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央行總裁彭淮南,是她家中常客,有時她為了解某些議題,也會找該領域的老朋友帶新朋友來,在家宴的輕鬆氣氛中交流。 例如半年前,她就邀黃顯華、洪三雄、黃敏助等證券公司老闆,到她新北市的家裡吃飯,話題當然包括證所稅。去年九合一大選前,柯文哲也到她家裡,一如柯式作風快速低頭猛吃,主菜的牛排還沒上,他就放下餐具說吃飽了。 產業大老,深交不少李焜耀念幕僚「怎沒幫她請保鑣」鎂光燈前的低調作風,讓政壇在初識她時,封她為「古墓派小龍女」。但其實,身為富商的女兒,她的企業人脈和對人情世故的理解,比外界想像的豐富。 二O二一年敗選後,蔡英文到台灣各地走透透,包括深度參訪不同產業,其中如台積電、義美、友達光電、新光合纖等,都是老闆與她早就熟識,不須透過他人牽線,就能直接約訪。 像新光吳家的新纖董事長吳東昇,早年與她都是李登輝子弟兵,去年她參觀新纖平鎮廠時,吳東昇全程導覽,還應她要求找基層幹部來座談,包括薪水多少等細節,讓她滿足好奇心問到飽。 明碁友達創辦人李焜耀,去年中也曾帶著她在友達中科各廠區參觀。目送她上車離開後,李焜耀還念了她的幕僚一頓,說怎麼沒幫她請保鑣、要多保護她的安全等,如好友般關心。 除了本身人脈,包括前財政部長林全、嬌生在台前總經理張振亞等蔡英文身邊幕僚,也會幫忙引介企業朋友。張振亞的丈夫曾任台橡董事長,妹妹來自廣告界、妹婿陳聖德有「外銀教父」稱號,一家子企業人都成為蔡英文編織人脈網的助力。 今年以來,蔡英文選情看好,有更多企業老闆想要當面提供建言。例如高齡八十七的長春石化創辦人林書鴻,就西裝筆挺的首度踏進民進黨中央黨部,與她討論石化產業的發展。 一向色彩偏藍的玉山科技協會,在十月間蔡英文到訪時,吸引了三十多名會員出席,包括理事長王伯元、前台銀董事長張秀蓮、鈺創科技盧超群等等。中信金少主辜仲諒、摩根士丹利台灣區執行長趙辛哲、TVBS董事長張孝威等等,則參加華頓商學院校友邀請蔡英文的閉門餐會。 從傳產到科技老闆,從外資在台最高主管到現任公股行庫董座,這兩年來,她累積的企業人脈宛如天羅地網。 不過,對台灣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念茲在茲的蔡英文,不久前推出的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名單中,唯獨不見財經專業人士入榜。一個準備執政的政黨,卻在國會裡推不出一個財經專業代表,難免令人憂心,對她寄予厚望的商界支持者,會不會是最先失望的一群? 文·田習如 |
移動手機和智能硬件打破了醫療就診的時空界限,但如果醫療資源的基礎沒有提高,互聯網醫療只能“然並卵”。 (東方IC/圖)
三線城市快退休的母親,也知道用掛號軟件了,不過,用了一個多月,她也沒掛上主任的號。家里的親友看病,依然還是到上海。
“單位體檢結果出來了,我有一個項目不太好。”接到母親這個電話時,我正走在上海人民廣場地鐵站的換乘大廳。車站的地上鋪著水磨石地磚,正值下班高峰期,鞋子打在上面,排山倒海的嗒嗒聲敲得我心頭發緊。
兩年前,一向健康的母親生了場大病,住了近半年醫院,瘦了20斤。我獨自在上海工作,家鄉卻在150多公里外的江蘇常州。我不放心母親的身體,但除了每隔兩三周趕回家看望她,幾乎幫不上什麽忙。
晚上,母親將體檢報告傳給了我,“雙側甲狀腺結節,提示結節性甲狀腺腫可能。”
我頓時長舒了口氣。因為做醫療健康報道的緣故,我知道,這種疾病並不可怕。對於大部分患者,早期診斷、保持6-12個月的隨訪間隔,是最合適的處理手段。我建議母親先去做個細針穿刺,明確結節的良惡性。
她決定聽我的,“那我先用手機預約掛個號。”
母親的回答,讓我有些意外。連三線城市快退休的中年大媽都知道用掛號軟件,看來,移動醫療挺深入人心的嘛!
2015年,移動醫療著實火了一把,從看不見摸不著的概念,演化成了虛虛實實的產品。創業的、投資的、看熱鬧的,蜂擁進入這片“藍海”,甚至連前編輯都離了職,投奔某移動醫療創業公司的懷抱。春雨醫生和丁香園相繼開設了線下診所,首家“互聯網醫院”正式掛牌運營。從網絡問診到手機慢病管理,再到圍繞掛號、就診、支付、取藥應運而生的三千多個醫療App,移動醫療似乎已經全方位抵達了我們的生活。
作為善於接受新事物的“潮媽”,加之本身就在醫院工作的緣故,母親對於移動醫療的關註自然比普通人多。不過,對於小城里的其他人,移動醫療似乎也不再只是網絡上虛幻的名詞。
“我們醫院開通了帶有門診醫保移動支付功能的App,動動指頭,就能完成繳費。”去年5月回家,在常州某三甲醫院供職的高中同學告訴我。
11月,父親也發現了“新大陸”——通過常州市衛計委打造的一款名為“常州移動醫療”的App,查到了自2012年以來在第一人民醫院的全部體檢信息。“聽說市屬其他醫院的體檢數據也將被接入,就像隨身帶了個‘健康檔案’。”父親感嘆。
方便、高效,大夥兒對移動醫療贊不絕口。母親更是如此,直到這次網上預約掛號。
同事曾做過甲狀腺細針穿刺,在他們的推薦下,母親將目標鎖定為市區某三甲醫院醫學影像科主任。沒想到,點開“超聲專家門診”,“約滿”二字赫然入目。再仔細一看,哪怕是一個月後的專家門診號,也早就一個不剩了。
主任的專家門診每周一次,提前一個月網上放號。一周之後,一向早睡的母親熬到了午夜12點,次日門診號一出,立刻搶號。“還是手慢了一步,又被秒殺了。”電話那頭,母親無奈。
之後的一個多月,每周二淩晨,母親都會拿出“雙十一秒殺”“春運搶火車票”的勁頭,不眠不休。不過,主任的號始終沒能搶到。擔心耽誤病情,母親最終放棄了網上掛號的念頭,托同事走了“後門”,終於成功加號。
“看個小小的甲狀腺尚且如此困難,北上廣那些知名三甲醫院的專家號,還不得搶瘋了?”母親反思,技術環節的改進,免去了實地排隊之苦,改善了患者看病過程中的身體和心理感受,“但小城市里的好醫生實在太少了,移動醫療光改進技術,能緩解‘看病難’嗎?”
在家鄉,醫生看個頭疼腦熱的普通毛病早已不成問題。不過,一旦遇上棘手的疾病,患者家屬的第一反應基本都是,“去上海”,甚至連醫生也如此建議。
表姐的一位朋友,流產過兩次。好不容易又懷上了,每隔半個月便請假往上海的醫院跑。“常州的醫院,沒那技術,”朋友嘆氣,“上海的醫生說了,要是早點去他那兒看,吃個藥興許就能保胎。”
每次看病,朋友得提前在上海住一晚。第二天早晨7點不到趕到醫院,卻只能搶到那個並不特別熱門的醫生上午倒數5個以內的號。這意味著,她需要等一個上午,如果有檢查項目,通常還要等到下午的檢測報告出來,幾乎需要跟著下班的人流踏上回程的地鐵和火車。
一次,在早晨8點就診開始前,朋友問了等在最熱門醫生診室門口的一個姑娘的母親:“這醫生的號,我覬覦半年了,從來沒掛到過,你們是怎樣掛到的?”對方打量了一下朋友,綻開一個親切的笑容,語重心長地告訴她:“姑娘,我們4點半就來排隊了。”
一旦不幸罹患癌癥這樣的重病,去上海最好的醫院,看最好的醫生,更是成了常態,當然,也是生的希望。
年初,鋼琴老師被診斷出結腸癌肝轉移。老師的家人找到我,詢問是否認識上海大醫院的腫瘤大夫。“上海有全國最好的醫生和技術,雖然做了最壞的心理準備,但還是想看看有沒有可能……”老師的女兒的話哽咽。我坐她身旁,也無法說什麽安慰的話,只能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輕輕撫摸。
夏天,我去複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探望老師。醫院旁,隨處可見租房廣告和手拿名片的中介。與醫院一墻之隔的東安路某小區內,是傳說中的“癌癥旅館”,這里聚集著從全國各地湧來求醫的癌癥患者。一幢居民樓的3層被改造成9個格子間,每間每天在80-100元不等,最小的房間,原本是一個不足6平米的陽臺。
醫院門診大廳外,有一群搬著小板凳枯坐的人,神情疲憊。與老師鄰床的上海阿姨告訴我,那是通宵排隊掛專家號的外地病人家屬,“兩周前,我兒子也是其中一員”。
回家的地鐵上,我掏出手機,望著屏幕上一眾移動醫療軟件,心里突然一片空蕩。
理想美好,現實骨感。早就“約好”的健康大數據,至今還沒拿出成熟的模板;誓要顛覆傳統醫院盈利模式、分流醫院處方的“網售處方藥”,至今基礎政策尚未出臺。即便是最早興起的在線掛號,進軍市場的對弈者越來越多,但號源還是只有那麽多,看病還是那麽難。優質醫生資源稀缺、醫療資源分布不均、分級診療制度缺失,這些核心問題沒法解決,移動醫療,真能“玩得轉”嗎?
最近幾個月,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地的一些據點在襲擊中遭到重創,時有頭目死於彈片之下,勢力版圖嚴重縮水。但有跡象顯示,他們逐漸把重心轉向了利比亞,在那里,ISIS試圖用敘利亞的一套機制構建“城邦”。為達到這個目的,ISIS不斷蠱惑女性加入,在紛飛的戰火中繁衍生息,在貧瘠的條件下建立家庭。
兩個大女兒加入ISIS
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南邊的小鎮Mornag,哈姆魯尼(Oulfa Hamrounni)坐在租來的房子里,手里拿著18歲的大女兒戈法蘭(Ghofran)的照片。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作為4個女兒的母親,哈姆魯尼在大女兒戈法蘭和17歲的二女兒拉赫瑪(Rahma)離家前往利比亞加入ISIS的分支之後,向突尼斯政府訴苦無果,現在唯一的指望是,不讓兩個小女兒步入她們姐姐的後塵。
“我擔心我的兩個小女兒。”哈姆魯尼說,“跟兩個姐姐一樣,她們也有著類似的思想傾向。”
哈姆魯尼說,以前,她的前夫找不到工作,還經常酗酒,2011年,她和前夫離了婚,此後,前夫就不見了蹤影。
“她們一度是很反對這個(ISIS)的。”哈姆魯尼用低沈的聲音回憶著自己的兩個女兒,姐妹倆以前都是硬搖滾的愛好者,拉赫瑪會彈吉他,她們都愛穿著T恤衫,還在酒吧廝混,而且也不愛戴頭巾。
前幾年,離哈姆魯尼一家的住處不遠有一個伊斯蘭教育營,組織者教育年輕信眾不要受到西方文化影響,而戈法蘭和拉赫瑪都曾先後去參加了教育營,這讓哈姆魯尼很高興。
此後,戈法蘭和拉赫瑪開始規規矩矩地戴頭巾,不看電視,不與異性握手,還讓兩個妹妹不要再上代表世俗的學校。甚至有一天,拉赫瑪把自己的吉他和CD都丟進了垃圾桶,姐妹倆剪爛了自己的搖滾T恤,燒掉了自己以前搖滾樂表演的照片。
但是如今,對她們的全部回憶只能寄托在戈法蘭離家前留下的一張珍貴的照片中。
主要任務是“續香火”
從ISIS興起之初,就已經號召女性加入,主要任務就是給該組織“續香火”,要求忠誠並順從於自己在極端組織中的“丈夫”,養育兒女,偶爾也需要女性執行任務。
隨著在中東戰場不斷遭到圍剿,ISIS目前正在通過各種渠道鼓勵新加入者前往利比亞,而這些新加入者中,便有數百名是受到蠱惑的外國女性,其中甚至不乏來自西方國家的女性。
根據突尼斯的統計,目前已經有超過700名突尼斯女性加入位於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地的ISIS和其他極端組織。突尼斯的戰略安全和軍事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Badra Gaaloul估計,目前有超過1000名外國女性極端武裝分子在利比亞活動,其中有300人來自突尼斯,還有來自蘇丹、敘利亞、埃及、摩洛哥以及一些西歐國家的女性。這些女性多數是扮演妻子和宗教教員的角色,有一些還會被訓練為武裝分子和自殺式炸彈襲擊的執行者。
“從極端組織的宣傳中可以看出,利比亞已經成為他們自稱為‘領土’的一個新的前沿陣地。”英國的一家極端主義研究機構戰略對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的研究員梅勒妮(Melanie Smith)認為,“因此,號召外國女性的加入,暗示著ISIS是在鞏固已獲得的勢力範圍。”
研究極端組織發展的專家認為,這些加入ISIS的女性,最後大多是與男性極端組織成員結婚並為其養育子女,這種模式參照了ISIS在敘利亞的發展軌跡,試圖通過繁衍生息,在利比亞分支創建家庭結構,擴張勢力範圍的同時也侵占思想領地,給正義力量帶來阻礙。
2014年,戈法蘭和拉赫瑪在參加完一場“歌頌”極端組織“殉道者”的活動後,思想發生了轉變。通過社交媒體和網站了解了極端組織的信息後,姐妹倆在自己的房間里掛起了一面“伊斯蘭國”的旗幟。從那一刻開始,哈姆魯尼意識到自己已經無法控制兩個大女兒了。
後來,戈法蘭和拉赫瑪還試圖把自己接收到的極端思想影響兩個11歲和13歲的妹妹,比如教她們怎麽使用玩具步槍,給她們看ISIS訓練童子軍使用武器的視頻。
11歲的苔辛(Taysin)回憶,姐姐曾和她一起看過“教孩子如何成為狙擊手的視頻”。13歲的阿雅(Aya)也說,“她們一直叫我加入ISIS並到戰場上參加戰鬥。”
把小女兒看得更嚴
2014年年末,哈姆魯尼帶著四個女兒越境到利比亞城市紮維耶謀生,當時那里相對還沒受到戰火波及。不過,幾周之後,戈法蘭突然失蹤。兩天後,哈姆魯尼一家又回到突尼斯,為了怕拉赫瑪也跑掉,哈姆魯尼對她看得很嚴。2015年夏天,拉赫瑪也離開了家。
在利比亞,戈法蘭和拉赫瑪都嫁給了極端組織成員,戈法蘭半年前還生了個孩子。但是,在今年2月19日的美軍對利比亞城市塞布拉塔的一次空襲中,兩人的丈夫都喪了命,隨後,兩姐妹也遭到逮捕。目前,都被利比亞一支抗擊ISIS的武裝部隊拘禁在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
哈姆魯尼通過突尼斯電視臺批評政府對此無所作為,沒能解救她的兩個女兒,但是突尼斯內政部至今未對此做出回應。現在哈姆魯尼不允許她的兩個小女兒上社交網站Facebook,偶爾能與兩個大女兒通電話的時候也不讓他們的妹妹和她們說話。
“我現在並不站在ISIS一邊。”苔辛稱。不過,這樣的表態意味著她在意識上已經隱約感受到ISIS象征著什麽。
10月9日下午,張靚穎@張靚穎 針對“母親發公開信”在微博做出回應,她表示自己和馮軻之間沒有任何原則性問題的可能,財產目前在自己管理。針對公司股權的變更,她表示股權變更是投資方的建議,而且目前的股權也已經變更過了多次,以後也會因為公司架構的變動需求繼續變更。
她在微博中寫道:“我媽媽是個單純的人,請不要再利用她的情緒,她不懂輿論的傷害,也不懂做事的後果。”張靚穎表示家事會自己處理和溝通。
微博全文如下:
第一,我跟馮軻十幾年來,整天不見面的時間不超過十天,沒有任何原則性問題的可能,請大家不要亂猜疑;第二,自從媽媽表示這種擔憂之後,我的財產已經自己管理;第三,房子是很早的時候買的,那時候沒那麽多存款,所以貸款了三十年,房子還貸是銀行卡自動綁定的,每月自己就轉賬了,再加上一直忙碌,就忽略了這個事情,但也在媽媽提出後於兩年前就還清了;第四,我們在北京的事業一直是共同打拼,互相扶持到今天,沒有誰要害誰,股權變更的事情當初也是投資方的建議,這一點我也證實過了,而且目前的股權也已經再變更過了多次,以後也會因為公司架構的變動需求繼續變更;第五,我媽媽是個單純的人,請不要再利用她的情緒,她不懂輿論的傷害,也不懂做事的後果。我什麽都可以面對,可以承擔,但這麽多年讓她遠離這個圈子,就是不想她卷入到任何傷害當中。我可以理解她愛我的心,也會繼續耐心地跟她解釋,就像我這兩年來一直在做的一樣。我可以明白兩代人的代溝,但我只會耐心解釋,但並不會盲從。我不是傻瓜,我有我想要的方向。不是等到老了有一筆不菲的存款,有幾棟房子,就有安全感。而是在我死之前,能夠做完我想做的事,體現我活過的價值。如果我一事無成,抱著金山銀山也不會有安全感。我在溝通當中,把所有糟糕的假設都跟媽媽聊過,為的只是想讓她知道,最壞也不過如此。何況,那些壞的可能,也都只是我的假設。我有判斷是因為我有信任。我的家事,我會自己處理和溝通,就不麻煩大家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