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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报告揭秘中国经济 百姓低收入补贴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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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g/20090310/14115955516.shtml


  中国经济增长率2009年将会下跌,美国正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世界经济要想复苏,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合作,并成为20国集团的引擎。没有“G2”(两国集团)强劲发展,20国集团就将会令人失望。

  3月6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华盛顿邮报》联名发表文章《世界经济复苏取决“G2”》。两名世行的高官在开篇即指出:“我们必须面对上述现实。”

  文章指出,全球收支不平衡是结构性的,根源在于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过度储蓄。

  面对危机,虽然中美先后公布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但与美国再次致力于“刺激消费”一样,中国也再次寄托于“投资拉动”。文章认为这只是两国对短期忧虑的习惯反应,而长远来看,美国必须着手刺激储蓄和投资,而中国则需要拉动内需。

  文章认为,如果美国只是一味利用国外的廉价资金来刺激国内消费,那么悲剧必将重演。

  该文提醒,中国必须改变其收入分配。接下来,中国应该建立良好的社会安全保障系统,提高公共服务部门效率,落实资产的合理定价机制———这些举措都将增加消费和进口。

  文章指出,中国的储蓄率远高于其他国家,其背后的事实并不仅仅是因为老百姓喜欢储蓄,而来自于中国一些大企业的大量储蓄。

  文章进一步的分析认为,雇佣着80%劳动力的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非常小,因为中国的金融服务基本上为四大银行主宰,而四大行是为大公司提供服务的。

  这意味着,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和中小企业一直通过低收入和低利率补贴了那些大公司。鉴于此,中国亟须建设一个小型的地方金融服务系统,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
林毅夫 報告 揭秘 中國 經濟 百姓 低收入 補貼 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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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歸來——林毅夫:溫和地更堅持

http://www.infzm.com/content/78161

他是「中國最被主流接受的經濟學家」,他也是中國最被世界接受的經濟學家。

從世界銀行卸任歸來,他留下了什麼,帶回來什麼?

爭議依舊纏繞,他依然溫和,卻更堅持。

4年前,他成為62年間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他形容自己像「農村孩子考上繁華都市裡的大學」;4年後,他從世行歸來,世行行長佐利克公開評價說,「他給世行留下了嶄新的理念、視角和挑戰。」

他是林毅夫,他回到了北大朗潤園。

剛剛重新裝修過的辦公室,簇新而空蕩,刷得雪白的牆上掛著林在世行的照片。

林毅夫屬龍,今年是他的本命年,在中國傳統裡,這帶有某種象徵。

一回來,爭議就撲面而來。

林毅夫從世行帶回來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引起昔日同事們的爭論。而林「唱好」中國經濟,肯定積極財政政策的言論,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下,更是引發學界與社會的大爭論。

這四年,在發達國家經濟學家佔據絕對主流的世界銀行,林毅夫做了什麼?他留下了什麼,又帶回來什麼?

林行長,林老師

在所有這些場合,林毅夫都設定在一個模式:簡單寒暄後直奔世界經濟形勢,反覆講,從不厭倦。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林毅夫的歸來,就像一個明星。

2012年6月10日,他穿著天藍色T恤和淺灰西裝,與夫人陳云英一起,出現在首都機場。

迎候他們的是十多個人的歡迎隊伍,既有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的官方代表,亦有他的家人和北大的同事。林毅夫在全國工商聯擔任副主席,同時是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任期將在2013年3月結束。

迎接的人迎來的是熟悉的「林老師」:「本來是個簡單寒暄的場合,但講了幾句開場白後,林老師就開始大談對世界經濟的看法,說了半個小時,在夫人提醒下才結束。」

如同事們所言,這是林毅夫一貫的風格,「永遠在談經濟」。

6月18日,林毅夫參加了國家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國發院」)專門為其召開的一個學術研討會。三天後,他在北大朗潤園繼續開了一天會,討論國發院 下一個五年計劃。這天北京悶熱,夫人陳云英中暑。次日下午,林毅夫依舊準時出現在北大英傑交流中心,向380餘名BIMBA校友報告他對世界和中國經濟形 勢的看法,說到關鍵處,他甚至緊握雙手,像宣誓一樣用力擺動,露出少有的激動神情。6月24日,他又穿著芝加哥大學的博士服,參加了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畢業 典禮,有90後的雙學位畢業生在微博上說,「林老師的打扮好萌」。

在所有這些場合,林毅夫都設定在一個模式:簡單寒暄後直奔世界經濟形勢,反覆講,從不厭倦。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舫,在1994年和林毅夫合作出版《中國的奇蹟》一書,據蔡舫說,兩個人從1987年認識起,二十幾年的交往,見面幾乎只談「學術問題」。

林毅夫也不拒絕適度的曝光,並對曝光的節奏拿捏有度。他把專訪的機會,留給了兩家官方媒體——新華社和央視。

央視的採訪,選在林毅夫在朗潤園的辦公室。他不在的四年裡,這裡被改造成一個臨時的會議室和榮譽展覽室。馬上要開拍時,他突然留意到背後的書櫃是空的——他的幾十箱書還在回國的路上。

「還是擺些書吧」,他和藹但堅決地向工作人員提出要求。15分鐘後,書填滿了取景框,林毅夫又親自走到攝像機前,確定不會出現瑕疵後,才滿意地坐在受訪的椅子上。

在世行,在路上

過去4年在世界銀行,他沒有休過一天假。

林毅夫習慣了這種緊張的節奏。過去4年在世界銀行,他沒有休過一天假,走訪了世行188個成員國中的60個。

世界最大的發展機構世界銀行,致力於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貧窮問題,在其位於華盛頓的灰色大廈裡,聚集著七百多名專注於發展理論的經濟學家,其中不少是諾貝爾獎得主。

在世行龐大的體系裡,核心權力由行長、常務副行長,高級副行長和副行長掌握,首席經濟學家則是行長的「軍師」,主管250餘人的發展經濟學部。負責選定研究議程,給世行管理層提供意見建議,蒐集優質國別統計數據,編寫世行的年度旗艦報告《世界發展報告》等。

林毅夫之前,這個位子的8個主人均來自發達國家,其中一位還是諾獎得主。62年間,林毅夫是這個位置上第一位來自歐美國家之外的人。

每天早上8點半,只要人在華盛頓,林毅夫都會準時出現在行長佐利克的會議室,和其他幾位副行長一起,討論當天的重點工作。在此之前,他已經和世行在世界各地的同事通過視頻會議進行了溝通。

在這些會議上,林毅夫表現低調。他的同事Lanchard回憶說,「在會議過程中,林毅夫極其謙虛,話不多,他對自己研究領域的見解,我們等了兩年才聽到。」

除了在總部的日常工作,林毅夫把更多的時間花在路上——參加各種學術會議、拜訪世行成員國。

他最喜歡去的地方是非洲——4年去過14次,最喜歡的國家則是埃塞俄比亞。

和同樣處於轉型中的拉美國家不同,林毅夫的觀點在非洲更有市場。

經歷了殖民統治獲得獨立的非洲,國家意識缺乏,政府疲弱,暴亂不斷,林毅夫總結中國改革的經驗,有關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觀點和方法,恰恰符合非洲的現實需求。

「以往世行的援助策略是,一群來自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研究出一個源於發達國家的最優方案,然後輸出給發展中國家,但這種最優方案未必適合當地的實際。」曾為世行做過諮詢項目的國發院副院長姚洋說。

而在林毅夫的推動下,世界銀行開始嘗試用一種新的眼光看待非洲,看待自己的援助策略。

「在盧旺達,在南非,他不斷告訴那兒的人們,現在的你們和1960年代末的台灣、1980年代末的中國大陸境遇完全相同。」來自喀麥隆的首席經濟學家顧問,曾多次和林毅夫一起到非洲訪問的Celestin Monga說,「他給人們希望。」

林毅夫還致力於推動建設一個溝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基金平台。

2011年9月,北大國際EMBA2009級學員到世行拜訪了林毅夫,林重點和他們談到了這個想法。

「在世行的一個會議室裡,中午11點到13點的兩個小時,林老師和大家一邊吃盒飯,一邊討論問題。」學員之一,中央電視台財經節目主持人計渝回憶, 林毅夫重點談到,世界銀行將建立一個基金平台,將發達國家的富餘資本輸出到發展中國家,既可以改善發達國家的過剩問題,又可解決發展中國家缺少資金的窘 境。

這讓一直關注中國流動性過剩問題的計渝豁然開朗。「站在世界角度看,我們擔心的一些問題可能會迎刃而解。」

「我們來談談發展吧」

「儘管我們不斷挑戰他,四年來我們卻沒能說服他改變任何觀點。」

4年前,世行行長佐利克選中林毅夫,正是因為期待一個有改革經驗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為世行帶來新衝擊。4年後,世行為林毅夫舉辦了盛大的歡送 會,在幾十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經濟學家面前,佐利克再次重申了這個理由,並表達了對林毅夫的讚美:他給世行留下了嶄新的理念、視角和挑戰。

「在世界銀行裡,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非常少,很難有話語權。」林毅夫的同事,從1987年即在世行研究部任高級經濟學家的鄒恆甫說。影響世行觀點和決策的,是那些來自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

要在既有的話語體系裡發出自己的聲音,林毅夫的對策是,用自己擅長的「中國經驗」,給世行帶來新觀念——過去的十年裡,中國的經濟增長令世界矚目,而林毅夫不僅理論研究根植於此,更是離中國政策制定的權力核心最近的學者之一,對中國經驗十分熟悉。

「但事與願違。」林毅夫說,到世行3個月後,擁有158年歷史的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金融危機成為最大的話題,本想「發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面對的景象卻是發達國家出了問題。

2008年8月,在前任世行行長家裡,林毅夫參加了一個小範圍的聚會。當時次貸危機已在美國初現,參加聚會的金融界巨頭與各國央行行長們討論這場危 機的嚴重程度時,絕大多數人認為頂多是金融教科書上的一個小案例,理由是「我們對1930年代的大危機原因非常清楚,所以不會再出現同樣的問題」。

首次參加這種聚會的林毅夫,對大鱷們的自信頗感驚訝,他表達了對經濟形勢的擔憂,並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將率先實現復甦——對於林毅夫的這個觀點,大家只是哈哈一笑。

很快,雷曼兄弟破產,次貸危機橫掃全球,至今余患未絕。這讓林毅夫對自己的判斷更有自信,他開始在世行內部公開挑戰以往的經濟理論和思維方式。

數十年來,世行一直受主流發展經濟學思潮影響,希望通過在發展中國家建立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來應對貧窮。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這種「藥 方」後來被稱為「華盛頓共識」,也就是強調發展中國家若要擺脫貧困,就要推行跟發達國家一樣的體制,實施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

林毅夫對這些政策的有效性抱有深深懷疑。他公開提出自己不同的想法——轉型經濟體應根據現實找到一條獨立於發達國家經驗的發展戰略,並由政府主導。

這種觀點在世行內部並非主流。

林毅夫展現了他一貫的堅持——發表文章、公開演講、推動內部討論,不停講,反覆講。他還在世行官網開了一個博客,名字就叫「我們來談談發展吧」。博 客的文章更新頻率很快,並在他即將離任的幾個月裡呈加速度上升,在其中一篇文章裡,林毅夫少有地表現了幽默感,引用前甲殼蟲樂隊成員保羅在2012年的新 歌《My Valentine》來比喻他的經濟學觀點,引發一些世行的同事在博客留言,提出質疑或展開討論。

「在DEC(世行發展經濟學部),我見過無數挑戰他觀點,甚至批評他的人。」林毅夫的顧問Celestin Monga說,「但他始終表現出大度。」

林毅夫的同事、著名經濟學家Partha Dasgupta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他參加任何研討會都帶著隨和的魅力,在會議上有時很難看出他是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他鼓勵大家說出想法,並以表 達自己的觀點作為結束。而當他表達的時候,他似乎能夠總結所有會議上的內容。這是一種非常美好的品格,這種品格讓林毅夫極具影響力。」

「儘管我們不斷挑戰他,四年來我們卻沒能說服他改變任何觀點。」世行發展研究部負責人Martin Ravallion說。在即將離開世行時,林毅夫的觀點已經成為世行經常討論的話題。其理論也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機構得到認可,並通過金磚五國的南南銀行正在付諸實踐。

林毅夫還有其他一些方式與下屬相處。

在華盛頓,林毅夫買了兩把按摩椅,一把放在家裡,另一把放在世行的辦公室,提供給同事們使用。

「有一天他一定要我坐上按摩椅,調到很高的檔,那一週我都覺得自己在搖晃,但是我確實忘記了我的壓力。」 Martin Ravallion說。

林毅夫和工作人員一起吃午飯,有時也會為一個部門的人買巧克力以感謝他們的努力。Partha Dasgupta評價說,「不帶沉悶與妄自尊大的內在嚴肅是一種難得的藝術。」

「我有權威,但是我不用。」林毅夫在接受楊瀾專訪時,這樣描述他的應對策略。

在世行,林毅夫和佐利克也相處融洽。這個對中國改革最為關注的世行行長,在其就任後不久,就訪問了鄧小平的故鄉牌坊村,參觀了鄧小平紀念館。

「對於我提出的觀點,佐利克行長給了很多支持。」林毅夫說。二人還曾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聯合署名文章,呼籲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共同努力。

2012年5月31日下午1點36分,離卸任還有半天的時間,林毅夫在他的博客上貼出了最後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裡,他重點談到了「務實」二字,並 以一句話和他的世行同事道別:once a member of the World Bank, always a member of the World Bank(意為「一朝入世行,永為世行人」)。

新理論,引爭議

林毅夫帶回來的新理論更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在中國的現實語境裡,這種理論在經濟學界引發爭議。

「評價之事應由他人來做,就我個人來說,盡了力。」林毅夫說。2012年6月18日下午,在吃了一個簡單的盒飯後,他出現在朗潤園萬眾樓的大會議室,參加國發院專門為其舉行的一個內部交流會,討論他從世行帶回的新理論——新結構經濟學。

討論一直持續到下午6點,林毅夫精神抖擻地講了一個半小時PPT,中間沒有喝一口水。發言的林毅夫同事們。先稱讚了這位前世行首席經濟學家的諸多優點,陳平教授甚至說,「中國要有人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只能是林毅夫。」

不過,話鋒一轉,陳平批評林的研究缺乏長遠的歷史視角。

林毅夫臉上稍微露出一絲尷尬,但瞬間便被一個慣常的微笑替代。他先客氣地說,「陳老師每次評論都非常尖銳,這種尖銳的評論也讓討論雙方有機會對觀點 進一步澄清。」隨後,林毅夫展示了自己的堅定:「但是,你的評論有些地方是譁眾取寵,實際上沒有事實根據,建議你先認真看看我的書。」

新結構經濟學,是世行官網關於林毅夫的介紹中,唯一給出鏈接的一篇文章,也是林毅夫試圖提出新經濟學理論的野心。這個理論框架,是對林毅夫以往關於 比較優勢、自然稟賦等觀點的系統總結。與以往發展經濟學比較,林毅夫的3.0版更強調現實基礎,「應該看發展中國家現在有什麼,根據他們有的能做好什 麼。」

這在國發院內部引起激烈討論。

「大部分是既有觀點,新意是大大加強了對政府作用的強調。」姚洋教授說,「強調政府作用是否也應有階段性,以現在中國的發展階段,政府作用是否應該減弱而不是加強?」

這種爭議並不侷限在國發院內部。

在中國的經濟學界,林毅夫一直被稱為中國經濟的「唱好派」而備受爭議。在這場內部討論會上,林毅夫再次提出「中國經濟仍將保持20年8%左右的發展」,在隨後四天的BIMBA校友會上,林毅夫甚至以一種激昂的語調說,「中國經濟將會乘風破浪,繼續前進。」

這些觀點經媒體報導後,遭到輿論詰問——感受到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社會矛盾加大等現實壓力的經濟學家們認為林毅夫回來就在「放衛星」。

林毅夫還在面對媒體時,公開表達了對2008年的政府4萬億積極財政政策的肯定,認為「如果沒有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全球危機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影響可能會更嚴重」,這與國內學界對4萬億投資政策的反思亦形成對比。

在政府本輪的財政政策中,林毅夫亦主張仍主要靠投資拉動,並認為消費拉動是無源之水。在看好中國經濟的前提下,林毅夫主張將投資投向對未來經濟發展有帶動作用的領域,才能真正啟動消費。

這些觀點,被國內一些經濟學家評價為「站得高,不接地氣兒」。

不過,林毅夫並不擔心爭論和質疑,他依然在堅持自己,「我在芝加哥大學開始寫畢業論文到現在,經常提出一些新看法,這些看法與主流觀點不一致,常引起爭論,極少數人能夠理解或者接受,將近20年過去了,時間越長,越證明我的觀點是正確的。」


世行 歸來 林毅夫 溫和 地更 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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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持續增長之路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9-07/100434245_all.html

對話人

  林毅夫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

  葉偉強 霍侃 財新記者

[對話背景]

  當越來越多的人對中國增長前景不再樂觀時,剛剛卸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認為,中國經濟還有很大潛力,未來20年有望維持8%的增長,引發諸多爭論。更因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政府的作用而備受質疑。

  「有爭論,沒關係。但期望能夠和大家往比較深的層次討論,而不僅僅停留在情緒化的表面。」8月24日上午,初秋的北大朗潤園綠樹蔭翳,蟬聲盈耳,林毅夫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詳述「新結構經濟學」的來龍去脈,並對下一步中國經濟如何走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

  林毅夫1986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次年回國,是改革開放後首位「海歸」的經濟學博士,一直致力於將現代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尋找適合中國的發展戰略。當時林毅夫就提出,「比較優勢戰略」比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更適合中國。

  「新結構經濟學」與「比較優勢戰略」一脈相承,其主要觀點在林毅夫去世行之前已經形成。2007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他在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講座」(Marshall Lectures)即提出「產業結構由要素稟賦結構內生決定」的核心觀點。

  在世行的五年間,與多位權威發展經濟學家思想碰撞,對眾多發展中國家的躬身體察,使其理論邏輯更為縝密。繼發展經濟學的「結構主義」和「華盛頓共識」之後,林毅夫和其他學者的理論被視為第三波經濟發展思潮。

  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在將市場作為基礎性制度同時,強調政府作用。這正是在國內引發爭議之處。政府在經濟活動中參與過度,難道不是現實?

  林毅夫回應,無論市場參與者喜歡與否,政府總會參與經濟活動,給定這一現實,要點是如何讓政府發揮好作用,避免壞作用。他認為中國經濟有望保持 較高增速,也是基於政府要發揮好作用這一前提:首先,必須盡快解決「雙軌制」的遺留問題;其次,需要改變發展理念,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在低工資的比較優勢 逐漸消失的情況下,尋找新的比較優勢,推動技術創新,再次實現產業升級。

  哪一條都非易事。

[對話摘登]

第三波經濟發展思潮

  財新記者:作為首位在世界銀行擔任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中國學者,你在世行的最大收穫是什麼?

  林毅夫: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世行有188個會員國家,我經常要去會員國訪問,跟當地政府、智庫、企業、農民交流。這使我有了更寬的國際視野,對發展問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挑戰和機遇有更深刻的認識。

  同時,世行是世界最重要的國際發展機構,聚集了大批一流的發展經濟學家。有來自發達國家的,也有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跟他們交流、交鋒,對我的理論發展很有好處。

  財新記者:你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已有很大影響,被認為是第三波經濟發展思潮。這是否世行期間發展成熟的?

  林毅夫:很多基本看法,我在2007年劍橋大學的「馬歇爾講座」中就系統闡述了。經過在世行的交鋒討論,理論系統更清晰,框架更成型,提出的問題也更有針對性和一般意義。

  我在世行期間正好碰到國際金融危機。過去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人們總認為,西方發達國家有完善的制度安排,有成熟的理論作為政策依據,一切都 可作為發展中國家學習的典範。現在發現西方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既不能避免危機的出現,理論也不能預測危機的到來,危機後不能提出有效的對策,所以,在西方引 發了很多反思。這給我們反思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斯蒂格利茨擔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時被認為遲早會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又擔任過克林頓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他想推動對大行其道的華盛頓共識的反 思,但應者寥寥,最後任期未滿即辭職而去。我比他幸運,到世行後美國引爆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發達國家同時發生危機,這時我提出反思容易引發大家認真思考。 不敢說能讓大家接受我的觀點,但至少必須思考我提出的問題。

  現在的發展理論都是發達國家提出的,通常是發達國家的經驗總結,說明發達國家為何成功,或以其理論和經驗作標準來說明發展中國家應該如此才能成 功。在世行的另一大收穫是,到了那麼多發展中國家,和那麼多發展中國家的學者交流,讓我充分認識到,那些由發達國家的學者提出來的理論,由於發展階段不 同,不見得適用於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有自主發展理論的必要,也應該有自主進行理論創新的信心。

  在世行首席經濟學家這個職位上,做的事,講的話,提倡的理論在國際上容易引起重視。我在世行期間圍繞新結構經濟學進行了三場辯論,跟克魯格(Anne Krueger)、羅德里克(Dani Rodrik)、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等十來位國際知名學者進行爭鋒相對的辯駁,以前這是不可想像的。這有利於完善我的邏輯,而且能很清楚地看出新舊理論的差異。這些辯論都已經收集在我新出版的《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發展理論和政策的框架》一書中。

  財新記者:「新結構經濟學」的主要理論框架是怎樣的?這跟你此前的比較優勢理論有何關係?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對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有更深的探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對國家財富的性質和成因的探索。經濟學家應該用探索本質和成因的方式來研究問題,而不是簡單地用既有理論來研究問題。

  一國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其產業結構,而隨著要素稟賦的變化,技術不斷創新、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不同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不 同,機會成本和預算約束就不同,有自生能力的技術和產業也就不同,和實體經濟所配套的軟硬經濟設施的要求,包括道路、港口、電力、教育、法制、金融等,也 會有所差異。我還明確地提出,以企業自生能力作為產業結構分析和發展政策的微觀基礎。

  新結構經濟學與比較優勢理論是一脈相承的。一國稟賦結構升級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時刻,根據當時的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發展產業。持續的經濟發展由要素稟賦的變化和持續的技術、產業創新推動。

  新結構經濟學對實體經濟與軟硬基礎設施的相互作用,也有更完善的表述。如果沒有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會增加交易成本,抑制實體經濟發展;同時, 當一國經濟攀著產業階梯拾級而上時,反過來要求基礎設施相應變化。在兩者相互作用中,沒有所謂最佳的軟硬基礎設施,重要的是要跟經濟發展階段和實體經濟特 性相配套。

政府是助產士,不是永久保姆

  財新記者:在要素稟賦變化和產業升級過程中,市場和政府各扮演什麼角色?

  林毅夫:兩者都很重要。為了讓私企有意願進入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相對要素價格必須充分反映其相對稀缺程度,這只能在運行良好的市場上通過競爭來決定。因此,市場應該成為現代經濟的基礎性制度。這是新結構經濟學與發展經濟理論第一波「結構主義」的主要區別。

  同時,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創新,有信息問題、外部性問題和協調問題,會出現市場失靈,僅靠「看不見的手」解決不了。所以,政府必須發揮積極作用。這是新結構經濟學不同於發展經濟理論第二波即「華盛頓共識」的地方。

  財新記者:很多人對政府干預都持謹慎態度。為什麼新結構經濟學特別強調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並非特別強調政府的作用,而是對政府和市場都給予應有的地位;之所以會有人覺得新結構經濟學特別強調政府的作用,是因為和習以為常的華盛頓共識對比的結果。

  財新記者:由於信息不對稱和分工不同,政府往往不如企業瞭解實際情況,產業政策弊大於利。根據你的理論,在產業升級中,政府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林毅夫:當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變化後,潛在比較優勢會隨之變化。接下來哪些產業符合新的比較優勢,政府和企業都面臨信息不足的問題。從歷史經驗看,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都會進行干預,只是方式不同。

  發達國家技術處於世界前沿,政府要給創新者一定的補償,有四種措施:支持基礎研究、專利保護、強制規定使用新技術新產品,以及政府採購。其中,只有專利保護是政府不需要做選擇的,強制規定使用某種新產品需要選擇,其他兩種方式由於政府預算有限,也只能擇優配置。

  認為發達國家不對產業進行干預的看法與事實不符。當然,政府的選擇未必成功,但不見得比私營企業差,因為政府能動用的專家資源更多。

  發展中國家的創新可以發揮後發優勢,參考發達國家現成的產業、技術。哪種產業和技術符合自己的比較優勢,企業和政府都可以收集信息。但信息的收 集和處理所費不貲。企業收集的信息最終變成私有信息,其他企業都要重新收集。政府收集信息則可以免費提供給企業。而且,政府收集的信息更全面,除了看發達 國家在做什麼,還可以看跟本國同樣發展程度的國家在做什麼。這樣更有利於作正確的選擇。

  財新記者:即便出發點很好,但政府往往有自我擴張的傾向,很多人擔心政府管得太多。

  林毅夫:許多人視政府管製為洪水猛獸。但完全靠市場自發的力量,產業升級的速度可能很慢或根本不發生。智利就是例子,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後,各種市場指標在發展中國家名列前茅,但數十年沒有新的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出現,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所以問題不在於要不要政府干預,而在於怎樣幹預更有效。我們常說「過猶不及」,同樣「不及猶過」。發展經濟學的第一波結構主義,對政府的作用強 調得過頭了,但對市場的作用的認識則是不及;發展經濟學的第二波華盛頓共識,對政府的作用認識不及,但對市場作用的強調則是過頭了。

  新結構經濟學對政府和市場的作用給出了一個參照系,指出政府應該是在競爭性市場的框架下,幫助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降低其交易成本,解決外部性問題和協調問題,並提出了一個可操作的框架。

  財新記者:具體是怎樣的框架呢?

  林毅夫:我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提出了「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Facilitation Framework),為政策制定者在幫助企業順利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方面設計了一套按部就班的方法,分為六個步驟:第一,找出參照模型。通常,作為 參照模型的國家與本國有相似的要素稟賦結構,過去二三十年快速發展,被模仿產業的產品和服務在參照國已經成功生產超過20年。這類產業在參照國是夕陽產 業,正好是本國的朝陽產業。

  第二,看是否已有國內民營企業自發地進入第一步選定的新產業。有則意味著企業已經識別出此產業具有比較優勢,政府可以考慮優先發展這些產業,幫助企業發展和其他企業進入,排除基礎設施的瓶頸限制,降低交易成本,使該產業迅速具備國內國際競爭力。

  第三,若選定的產業對本國是全新的,政府可以吸引參照國的企業來投資,它們會有積極性利用當地廉價勞動力。政府要做的是解決外資企業投資的瓶頸障礙,同時採取便利國內私企進入這些行業的措施。

  第四,由於技術進步的速度加快,有些新產業最近才出現,除了第一步已經選擇的產業,政府還應該關注國內企業的自發創新,發現具有市場潛力的創新時應該幫助先行企業解決在進一步發展上的各種障礙。

  第五,針對發展中國家普遍基礎設施較差、全國同步改善有難度的現實,設立工業園區局部改善。工業園區還有鼓勵產業聚集的優越性。與同等發展程度國家的競爭優勢是專業化,需要有產業集群。

  第六,政府可對有比較優勢產業的先行企業給予一定的補償激勵:可以是一段時間內的企業所得稅豁免,或提供共同投資的資金,或獲取外匯的優先權以進口關鍵設備、或優先獲得金融服務。

  財新記者:怎麼把握補償激勵的度?擔心很容易就過了。

  林毅夫:政府幫忙的確有過猶不及的問題,過了就是趕超戰略,扶持沒有自生能力的產業。原則是,政府必須針對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幫助信息收集、協調各方行動、補償先行企業「吃螃蟹」的風險外部性。政府是新產業的助產士,但不是永久性保姆。

  具體到對先行企業的補償,應有時間限制和財務成本限制,通常是短期或一次性的。政府干預能起積極作用的僅限於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因此不應該 也不需要以壟斷租金、高關稅或者其他扭曲的形式出現。過去,政府經常使用那些手段是因為所扶持的產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不具自生能力, 那些扭曲創造了高額租金,尋租和政治捕獲也就不可避免。

  財新記者:這個要求很高吧?要求政府非常理性,只幫助比較優勢產業。

  林毅夫:任何人,包括政府都是理性的。政府的理性目標一是長期執政,二是青史留名。達到目標的最好辦法是經 濟穩定、快速、健康、包容性地增長,收入分配越來越公平,民富國強。如果有一套理論能幫助政府實現上述目標,相信任何政府都會積極採用,做出正確選擇。過 去他們沒有「只幫助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是不想這麼做,而是過去的理論叫他們不要這麼做,如第一波的結構主義叫他們支持不具比較優勢的趕超產業,第二 波的華盛頓共識則叫他們不要支持任何產業。過去他們沒有做好,是沒有合適的理論指導的結果。

  如果政府不能只幫助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與其怪政府,不如怪經濟學家集體失職。我希望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總結了過去失敗和成 功的經驗,給政府提供一個實用的理論框架,讓他們瞭解若支持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這種干預是會成功的,其他干預則都會失敗,以及怎樣來甄別具有潛在比較優 勢的產業,怎樣因勢利導地來幫助這些產業發展,使其成為國內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優勢的新產業。

  財新記者:有些經濟學家在網上說林毅夫在世行考試不及格,也有的說林毅夫從世行帶回來的理論在國內不會有市場,你這麼看待這些同行評論?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理論,對已經接受了甚至多年宣揚第一波或第二波理論的經濟學家 來說,要他們馬上心悅誠服自有難處,必然會找出各種理由而持有保留的態度。我在芝加哥大學的老師舒爾茨曾說過,「一個新理論很難被已經接受舊理論的學者所 欣賞,一個新理論只能被未學過舊理論的學生所接受」。19世紀德國著名哲學家叔本華也曾說:「任何真理都經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被嘲弄,第二個階段被激 烈地反對,第三個階段則被認為是不證自明的常識」。新的學說從提出到最後被普遍接受,同樣要經過這樣三個階段。

  對我來說,新結構經濟學是否為現在的國內外同行接受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在各國發展經濟、消除貧困的努力中能否作一點貢獻。讓我高興的是自我打出 新結構經濟學的旗號以後,許多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政府興趣很高,主動邀請我去交流,去做試點。我有信心,總有一天學界會認為新結構經濟學所倡導的 都只是一些不證自明的常識。

改革如何推進

  財新記者:中國經過30多年的發展,要素稟賦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很多人擔心,隨著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漸消失,中國有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風險。中國下一步應怎麼走?

  林毅夫:要素稟賦結構不斷升級,資本從相對短缺變為相對豐富,勞動力從相對豐富變為相對短缺,過去的比較優 勢消失,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的結果,也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必要機制。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關鍵在於能否根據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動而相應地進行 產業、技術結構的升級。調結構是永恆的問題,發展中國家是如此,發達國家也是如此,不單是中國的特性。

  和低收入國家比,中等收入國家的特點是,有些產業由於發達國家已經退出而處於世界前沿,這些產業需要技術創新,政府能發揮的作用跟發達國家一 樣,需要支持基礎研究、專利保護,制定使用新技術、新產品的時間表以及政府採購。對於不在世界前沿的產業,中等收入國家還可以發揮後發優勢,用「增長甄別 與因勢利導框架」來協助企業發展新產業。

  財新記者:中國當前的確正在提倡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是怎麼轉呢?

  林毅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要從趕超戰略變成比較優勢戰略。實際上,到現在還普遍存在超乎中國實際發展階段的趕超思想,不僅是政府,學術界也是。

  目前有兩方面的工作要做。第一,必須把過去「雙軌制」遺留的問題解決,第二必須改變發展的理念。

  「雙軌制」當年的確有利於中國在轉型時同時實現了穩定和快速增長的雙重目標。但為了保護傳統趕超產業中不具自生能力的企業改採取的遺留措施,到 了該解決的時候了。這些措施包括:以大銀行和股票市場為主帶來的金融抑制,要素價格沒有市場化,資源稅過低,某些行業的壟斷,等等。

  財新記者:這裡的隱含議題是改革壟斷行業。很多人建議,中國應將壟斷行業向民營經濟開放,你如何評價?

  林毅夫:對這個問題,關鍵是回歸本質,而不是用意識形態的分析,不能套概念。

  對於天然壟斷行業,國營還是民營,都有同樣的問題,重要的是加強監管。但天然壟斷行業不多。

  如果是以大企業為主的競爭性行業,重要的是放開准入,公平競爭。需要強調,現在講私營一定比國營好的所有理論,都是基於經營者就是所有者。實際 上,大企業絕對不可能經營者就是所有者。沒有理由說,經營者作為分散的私營股東代理人就一定比作為分散公民的國營代理人好。所以,最重要的是公平競爭,優 勝劣汰。

  如果是中小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基本可以統一,當然是私營企業好。

  沒有比較優勢的趕超企業,如果基於國防的理由一定需要存在,我認為國營比民營好。因為趕超企業沒有自生能力,一定要保護補貼,而理論分析和俄羅 斯的實踐都證明,民營企業從國家拿到的補貼更多。美國具有趕超性質的國防企業,即使是民營的,也有同樣的問題。這也是為何在大多數國家,包括歐洲,國防企 業是國營的主要原因。

  財新記者:改革進入了深水區。許多專家提出,你提到的幾項遺留問題改革推不動,是因為來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

  林毅夫:既得利益是永遠存在的。現在既得利益其實不比改革開放初期強,當時,單單重工業部門在國務院就有八 位部長,農村的公社主任都是土皇帝。只要政府把問題想清楚了,哪些有利穩定和發展,哪些阻礙中國進步,相信政府會積極去推動。最近新聞報導,雙軌制遺留下 來的金融過度集中,資源稅費過低,壟斷行業准入,收入分配等將是「十八大」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例證。

  財新記者:政府干預會有許多副作用,比如說「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對此你如何評價?

  林毅夫:國內對此有些意見。但如果沒有當時的調控,2000多萬民工失業,經濟急劇下滑,結果應該是更糟吧?

  大家詬病的主要問題是,很多國企去投房地產,去搶本該屬於民企的領域。因為宏觀調控以貨幣政策為主,「4萬億」中來自財政的只有1.2萬億元,其他主要來自銀行貸款,流向不容易控制。國企拿錢容易,民企拿不到,是長期存在的金融結構的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的問題。

  宏觀調控確有可以改善之處,但也不應否定上一輪調控。我覺得是利遠大於弊。如果有另一輪宏觀調控,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資金流向就比較容易控制。

  財新記者:上一輪刺激政策導致政府債務加重,許多基礎設施供給過度,有路無車,項目可能血本無歸。是否還有財政政策空間?

  林毅夫:目前的財政赤字,包括地方投資平台的負擔,只有國內生產總值的40%,在世界上屬於低水平。上一輪刺激政策後,是否會像很多外國評論家認為的都是壞項目,取決於中國的經濟增速。如果維持8%,那些項目都是好項目,如果降到3%,則許多會是壞項目。

  推行積極財政政策,政府負債一定會增多。但如果是有效投資,當年創造需求和就業,未來提高經濟增長率,財政稅收增加,就能彌補現在的負債。我稱之為「超越凱恩斯主義」。

  財新記者:那麼目前的經濟增速下滑又應如何理解?

  林毅夫:我覺得是週期性的。一是因為外需,歐美還沒有走出危機,出口減少;二是內需中的投資需求,上一輪宏觀調控的大部分項目都已完成,如果不再投資,需求肯定下降。至於說結構問題,我們永遠需要以正確的方式不斷調整經濟結構。

  財新記者:中國經濟增長怎樣才適度?

  林毅夫:重要的是看怎麼增長。如果是趕超的增長,既不可持續,也不能創造就業,最後必然導致頻仍的危機;如果是按照比較優勢增長,則發展可持續,創造的就業也多,當然是越快越好。

  中央政府考慮更多的是就業。創造就業不僅取決於增速,與增長方式有很大關係。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創造的就業更多。地方政府更關心增速,因為是政 績,但是地方能這樣發展,跟現在的扭曲環境有關。貸款低利息,就會支持趕超產業。另外,認為中國能夠以低增長促改革,這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低增長 帶來的社會政治問題更多,更難改革。拉美、北非、中東許多國家的增速比我們慢,許多應有的改革也未能進行。所以,增長速度跟改革沒有關係,必須看到問題的 本質,較快速的增長中解決問題更容易。■


林毅夫 持續 增長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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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0480

成功的國家一定是既有有效的市場,又有有為的政府。有為的政府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內涵。

我現在的努力就是要讓政府明白什麼樣的干預是對的,什麼樣的干預是錯誤的。到目前為止,成功的國家的產業政策都是「蒙」對的,但它們背後有共通的道理。

你們認為美國的干預方式是可以接受的,中國的干預方式是不可接受的。

「經濟學家的使命是認識世界,然後改造世界。」

2014年4月初,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成立20週年大會上,名譽院長、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說。

多年以來,林致力於回答經濟學的「盧卡斯之問」——「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秘密和機制到底是什麼?」

為此,在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前後幾年中,他先後寫出了《繁榮的求索》、《新結構經濟學》和《從西潮到東風》等數本著作。在書中,他引用盧卡斯教授的一句話感嘆道:「一旦一個人開始思考這些問題,他就很難再去思考其他任何問題了。」

簡而言之,林毅夫的答案是,經濟增長是一個結構——包括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制度安排等不斷變遷的過程,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是經濟體的要素稟賦,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能充分利用本地的資源稟賦,促進產業的潛在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林毅夫稱之為「新結構經濟學」(New Structural Economics),並以此對現時複雜的國際經濟動態變局進行新的學術概括和對策思考。

基於這一理論,他提出「超越凱恩斯主義」——大舉投資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並認為這是一個在現階段既能幫助發達國家擺脫危機,又能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的良方;而在此過程中,政府,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政府,應該將市場和政府的作用結合起來,在發現、培育和扶持具有比較優勢產業上扮演積極的角色,並在政策建議上給出了「增長識別與協調」六大步驟。

但這一主張一直以來爭議不斷,不少學者批評說其迴避了現代政治體制中對政府權力的制約問題。尤其是在中國自古以來缺乏對政府制約的歷史與現實環境下,讓大量的財力與資源掌握在政府而非市場手中,不僅可能造成投資的效率受損,而且可能引發大量的尋租與腐敗。

就這一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南方週末記者近期與林毅夫進行了一次對話。

不能因為失敗的產業政策,就把嬰兒和水一起倒掉

南方週末:你提出的「超越凱恩斯主義」似乎迴避了大家對凱恩斯主義的一大批評,即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的界限問題,比如說產業政策。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產業政策似乎從來沒有成功過,從早期的CRT彩電、汽車到後來的半導體、國產軟件、等離子、新能源光伏、電動汽車等,財政投了大量的錢,普遍都是失敗的。

林毅夫:這大概跟你們媒體的報導有關係,你們一般都不會報導成功的。如果沒有成功的產業政策,每年9.8%、持續35年的快速增長是怎麼來的?

南方週末:成功的產業政策來自哪些產業?

林毅夫:你去每個地方看看那些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是怎麼起來的。你到東莞去看,每個鄉鎮每個項目去看,都是政府積極招商引資來的,招商引資就有產業政策啊。你看到很多產業政策失敗,那些都是太冒進的產業政策,但真正因勢利導的產業政策,幫助投資者解決交易成本高的問題的產業政策會成功。產業政策失敗當然我們要批判,但不能因為那些失敗的產業政策,就把嬰兒和水一起倒掉。

南方週末:如果沒有政府這隻手,市場能不能自己選擇出正確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

林毅夫:市場自發很難出現符合比較優勢、有競爭優勢的產業。你看拉丁美洲,實行「華盛頓共識」最好的智利,30年來沒有任何新的產業出現就是答案。因為要新的產業出現,有很多協調的問題,有很多外部性問題要解決。比如誰願意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可能成功,更可能失敗。如果失敗了,成本由失敗者自己來付,如果他成功了,大家都進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就沒有壟斷利潤了。失敗的成本自己付,成功的好處大家分,聰明的人都願意做第二個不願做第一個吧。如果沒有第一個的話,怎麼可能有新的產業出現呢?

第二點,即使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的成功和失敗有多少決定於他自己?因為要新進入到一個產業,人力資本的需求不一樣,基礎設施的要求不一樣,金融法治環境的要求也不完全一樣,他沒有辦法自己解決。因此如果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沒有政府積極地跟他配合,他也不會成功。

確實,你可以看到很多失敗的產業政策,但關鍵不能一竿子把所有產業政策都打倒,而要去分析那些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是什麼,然後再看看那些成功的產業集群是怎麼出現的。哪一個成功的產業集群背後沒有政府的支持?

南方週末:這裡似乎有概念混淆,我說的是政府去選擇市場應該發展哪一個產業,而你說的是政府的支持,有可能是市場已經選擇了一個產業,比如投資者願意到這個地方來投資,而政府給予了支持和幫助,這是兩個概念。

林毅夫:不完全是這樣。你知道私營企業賺錢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靠競爭,另一種是靠跟政府尋租。政府如果完全退出的話,我剛才講了,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所以政府就要避免被尋租,政府也要知道哪一類型的產業可能成功,哪一類型的可能失敗。

政府如何能「蒙」對

南方週末:政府怎麼能知道哪些產業可能成功哪些失敗呢?

林毅夫:我的《新結構經濟學》,討論的是政府的行為如何才是有效的,裡面寫得很清楚。比如對過去二三十年經濟發展較快而且人均收入比自己高1-2倍,經濟發展又很快速國家的可貿易產業,那些產業的產品很可能就是你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這難嗎?

研究發展經濟學的思潮可以看到,政府跟市場的作用就像鐘擺一樣,1970年代以前,市場被認為是失靈的,強調政府的干預。1980年代流行新自由主義,認為政府都是錯誤的,一切都靠市場。

但實際上成功的國家一定是既有有效的市場,又有有為的政府。有為的政府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內涵,這是我們要去探究的。政府可能犯錯,作為經濟學家的責任是提供更好的理論和政策框架來幫助政府減少錯誤,提高決策正確性的概率,如果因為政府可能犯錯就要政府什麼都不做,怎麼可能?政府不做事,還有更多問題不能解決,怎麼辦呢?

南方週末:台灣30年前也曾頒佈「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劃定「主導產業」,其中有些產業比如半導體、PC、精密代工等確實發展起來。但當年台灣曾有過「蔣王之爭」,經濟學家蔣碩傑反對政府選擇主導產業的做法,而王作榮主張政府應當擔任更積極的角色,起領頭帶動作用。我們看到,後來台灣取消了「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政府角色由「主導」轉變為「指導」,有人講政府當時選對了一部分明星工業,是「蒙」對的。

林毅夫:這裡面就是恩格斯所講的,我們必須從「自然王國」向「必然王國」飛躍,台灣為什麼「蒙」對了,難道沒道理嗎?為什麼不去瞭解「蒙」對背後的道理是什麼?

南方週末:政府去「蒙」的代價太高了。

林毅夫:我現在的努力就是要讓政府明白什麼樣的干預是對的,什麼樣的干預是錯誤的。到目前為止成功的國家或地區的產業政策是蒙對的,沒錯,是因為沒有理論,但它們背後有共通的道理。

南方週末:你這麼自信按照這套標準就一定能選對嗎?

林毅夫至少失敗的概率會小很多,比如光伏絕對不會入選,因為光伏是德國在發展,德國的人均收入是我們的十倍!我講的是兩到三倍,也就是高出一到兩倍。

南方週末:即使你的理論是對的,那麼如何讓政府按照這種理論行事?因為有無數人都在遊說政府,包括強有力的既得利益群體。如果賦予政府選擇產業的權力,更大的可能是它不聽你的,可能因為信息不對稱,也可能有尋租風險。

林毅夫:如果我連你都沒辦法說服,那麼我也沒辦法讓政府聽我的。但我知道,政府一定會做選擇,因為做選擇是預算有約束的條件下的必然,如果資源是有限的,你一定要做選擇。既然要選擇,那麼我們為什麼不給它提供一個框架,讓它知道什麼樣的選擇成功的概率會高,什麼樣的選擇失敗的概率高。

現在國外的新自由主義說,政府的干預都是失敗的,所以政府不該干預。可是政府必然要選擇啊,美國政府也要選擇,同樣幹預產業。只不過美國的發展階段跟我們不一樣,它的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源自基礎科研和商業研發。基礎科研誰做?美國政府支持的。基礎科研有無限多的項目,美國政府每年花在基礎科研上的錢上千億美元,是不是要高度選擇?

第二點,商業研發成功之後,在市場上的競爭力的一大決定因素是它的批量生產的量有多大,美國政府經常用政府採購的方式幫助它的企業快速達到規模經濟,如果僅靠市場力量的話,它的初始生產成本會非常高,不會有競爭力。這也是干預。

最大的問題是,很多人受新自由主義學說影響,認為美國的干預方式是可以接受的,中國的干預方式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中國這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應該講政府大部分的干預是對的。

所以不要把主流的理論當作真經,也不要照搬發達國家的經驗,還是要回到國內來看國內的問題是什麼。我2012年6月從世行回來後發現,我們國內的很多共識基本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提出的那套說法,比如說中國儲蓄太多,必須改變增長方式,由投資拉動變成消費拉動,這都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不斷在說的。

消費當然重要,但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平不斷增長,收入水平不斷增長的前提是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它的前提又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不斷完善。這些的前提又是什麼,都是投資。而且統計數據表明,當中國投資拉動被批評最嚴重的那幾年,實際上是改革開放以來消費增長最快的那幾年,從1978年到2007年,我們平均的消費增長率是每年7.7%,從2008年到2012年,我們每年的消費增長是每年9.2%。

當然,投資是要有效的投資,有許多可以改善的空間,這個可以討論,但如果說必須放棄投資拉動,必須改為消費拉動,這是想要中國未來幾年爆發金融危機的論調。

實際上,最近美國又改了說法,由於美國量化寬鬆政策退出造成大量投機資金回流美國,給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帶來了困難,印度中央銀行行長批評美國,認為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美國的貨幣政策不應該只考慮美國的利益,必須也同時考慮對其他國家的影響。美聯儲就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了基本脆弱性的六個指標,根據這些指標中國經濟屬於最強建的,印度最脆弱,因此就說印度的問題是印度自己造成的,和美國的貨幣政策無關。

可是,用來說明中國經濟強健的那些指標中,如儲蓄率高、外貿盈餘大和外匯積累多等過去則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增長不可持續的原因。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肯定有許多體制機制問題,對我們的問題和我們的成功之處需要自己有清醒的認識。

林毅夫 既要 有效 市場 又要 有為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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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一帶一路”彰顯中國的影響力與發言權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5/4618694.html

林毅夫:“一帶一路”彰顯中國的影響力與發言權

一財網 薛皎 2015-05-16 16:14:00

林毅夫認為,“一帶一路”戰略是符合國內、國際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不僅能夠讓中國有一個更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幫助中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也可以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國家現代化夢想。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原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近日在“中國自由貿易區與開放新階段”高峰論壇上表示,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恰逢適宜。一方面中國正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發展為高收入國家,必須充分利用國內和國際市場;同時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應在國際上承擔相應責任,也該有相應影響力和發言權。

林毅夫(資料圖)

林毅夫認為,“一帶一路”戰略是符合國內、國際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不僅能夠讓中國有一個更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幫助中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也可以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國家現代化夢想。 ‘一帶一路’之所以能夠得到57個國家的響應,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不僅是中國自己的利益,還將創造一個國際和平的發展環境。”

在他看來,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在基礎設施建設、外匯儲備、所處發展階段三方面都具有明顯優勢。

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上,我國不管是從產業還是建設能力方面都有優勢。基礎設施建設往往成為限制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明顯瓶頸,如果中國能幫助這些國家解決技術設施建設問題,無疑會受到發展中國家的歡迎。

在資金方面,林毅夫表示,我國目前有3.7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並且展望未來,中國每年的外匯儲備還是會增加。“所以中國用這些外匯儲備來支持這些基礎建設的能力不管從資金來看還是建設能力來講,都是非常優越的。”

中國所處的經濟轉型階段,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合作共贏的機會,這也成為“一帶一路”戰略提出的優勢之一。

“前期中國以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的快速發展,讓中國變成最大的出口國和世界工廠。而現在隨著經濟發展的上升,中國在勞動力密集型的加工業上失掉比較優勢,開始要把這些勞動力密集型的加工業轉移到其它工資水平比較低的國家,而且要轉移出去的規模非常巨大,” 林毅夫說道:“在60年代,日本整個制造業的規模是970萬人,80年代的時候,亞洲四條小龍之一的韓國,制造業規模是230萬人,新加坡只有50萬。而中國的整個制造業,按照第三次工業普查是1.25億人。所以我國‘一帶一路’提出後,不僅為了中國的利益,讓中國能夠更好地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和資源,同時可以創造一個國際和平的發展環境,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千載難逢發展機遇。”

林毅夫表示:“正因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合作共贏的機會,才獲得這麽多國家的響應。”

此外,在回顧中國經濟走過的歷程以及對未來經濟預期時,林毅夫依然充滿贊嘆和信心。

“中國從1979年開始,由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在過去這36年的過渡轉型期,國內生產總值(GDP)平均每年增長9.7%,對外貿易增長46.4%,中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林毅夫指出:“2009年時,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時,中國的出口超過了德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國;2013年,中國的貿易總量,也就是進口加出口超過美國,變成全世界最大的貿易國。並且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在2014年,中國已經超過美國,變成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林毅夫認為,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根據各種產業的特性,發揮好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下,我國經濟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到2020年前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編輯:薛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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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5/4618438.html

林毅夫: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一財網 薛皎 2015-05-15 13:16:00

林毅夫認為,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根據各種產業的特性,發揮好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下,我國經濟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到2020年前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目前國內學界和業界對於我國經濟改革中面臨的問題存在三大誤區——有質量的增長意味著放慢經濟增速、把投資等同於產能過剩以及認為既然政府投資的經濟回報率低,政府就不應該做投資。”5月14日,林毅夫在參加由複旦大學經濟學院舉辦的“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轉型和升級”論壇時說道。

林毅夫認為,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根據各種產業的特性,發揮好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下,我國經濟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到2020年前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誤區一:有質量的增長=放慢經濟增速

但不容忽視的是,伴隨著經濟的增長出現很多問題,例如環境壓力增大,霧霾問題突出。林毅夫指出,目前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認識,大家認為霧霾這麽嚴重,都是因為我國經濟增長太快,因為過去增長不講求質量,用高速度犧牲了增長的質量,所以現在要有質量的增長,把增長速度降下來。

對於這一說法,林毅夫認為,環境壓力的增加跟經濟的發展確實相關,但是跟增長速度本身可能並不直接相關。

舉例而言,一個最好的對比是中國與印度。1979年,中國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按當時計價為182美元,印度是227美元,比中國高出25%。而2014年時,根據IMF提供的數據,中國的人均GDP是7572美元,印度是1628美元,不足中國的四分之一。

“過去這36年,中國平均每年經濟增速為9.7%,印度每年的增長是5.7%,明顯比我們慢,但並沒有看到他們經濟發展的質量比我們好。從各種指標來看,印度的霧霾比中國還嚴重,所以說中國的霧霾與高經濟增速並無必然聯系。”林毅夫說道。

通常,一個國家發展要經歷三個階段,即低收入階段、中等收入階段以及高收入階段。林毅夫認為,正是由於我國目前處於第二階段,產業結構以制造業為主導致了環境壓力的增加。

當國家處於中等收入階段時,例如德國、英國、美國等都曾經面臨嚴重的環境問題,因為制造業階段生產特性是能源使用密度高,而且排放的密度高,只有盡快進入高收入階段,產業結構變成以服務業為主,才能更好的改善環境。

“不可能說我只要每天都有APEC藍,其他都不要。如果降低目前經濟增長速度,結果只會使我們在制造業階段停留的時間更長。我們應該在可以發展的前提之下,盡量快速的發展。”林毅夫說道。

誤區二:投資=產能過剩

“很多人把我國目前的產能過程歸結為發展模式錯誤,指出我們過去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導致產能過剩,所以現在要轉變為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我認為這個轉變要適時而為。我並不反對消費的重要性,但是以消費拉動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林毅夫說道:“如果收入水平沒有持續提高卻一味鼓勵消費,只會減少儲蓄增加借貸,發達國家之所以出現金融危機,就是因為消費過度造成的。“

因此,林毅夫認為,要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平增長,而只有通過投資推動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才能使勞動生產力水平得到提高,進而增加收入、刺激消費。但他同時強調,只有有效的投資,才能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如果繼續投資於過剩產業,毫無疑問會導致產能過剩。“如果是投資於產業升級、完善基礎設施、環境治理等方面,這樣的投資怎麽會過剩呢?“

誤區三:政府不應該做投資因為投資回報率低

目前部分學者提出一個觀點,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政府不應該用積極的財政對策,應該讓市場自己調節。並且指出,2008年以後政府投資基礎設施的回報率一般都比產業投資回報率低,所以得出一個結論,既然政府投資的經濟回報率低,政府就不應該做投資。

對於這一觀點,林毅夫認為存在明顯的問題。基礎設施投資與一般的產業投資在投資回報周期、折舊率方面都不同;此外,基礎設施的投資有很多是外部性、社會性的收益,這不是產業投資中可以直接得到的收益。“民營經濟可能因為基礎設施回報率低,不願投資,如果這時候政府也不投資,只會讓基礎設施建設出現瓶頸,影響經濟發展。”

當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其實是政府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的好時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4年10月份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表示,經濟下行的時候,政府可以用財政來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短期內可以啟動需求,創造穩定就業;長期來看,可以給經濟增長創造更好的環境,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我發現國內學界還有不少人認為政府的投資回報低,所以不應該政府來做。我認為這是誤區。我們仍然有很好的經濟增長潛力和投資的機會。”林毅夫說道。

編輯:聶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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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我國 處於 大有 有可 可為 為的 重要 戰略 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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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5/4618438.html

林毅夫: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一財網 薛皎 2015-05-15 13:16:00

林毅夫認為,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根據各種產業的特性,發揮好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下,我國經濟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到2020年前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目前國內學界和業界對於我國經濟改革中面臨的問題存在三大誤區——有質量的增長意味著放慢經濟增速、把投資等同於產能過剩以及認為既然政府投資的經濟回報率低,政府就不應該做投資。”5月14日,林毅夫在參加由複旦大學經濟學院舉辦的“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轉型和升級”論壇時說道。

林毅夫認為,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根據各種產業的特性,發揮好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下,我國經濟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到2020年前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誤區一:有質量的增長=放慢經濟增速

但不容忽視的是,伴隨著經濟的增長出現很多問題,例如環境壓力增大,霧霾問題突出。林毅夫指出,目前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認識,大家認為霧霾這麽嚴重,都是因為我國經濟增長太快,因為過去增長不講求質量,用高速度犧牲了增長的質量,所以現在要有質量的增長,把增長速度降下來。

對於這一說法,林毅夫認為,環境壓力的增加跟經濟的發展確實相關,但是跟增長速度本身可能並不直接相關。

舉例而言,一個最好的對比是中國與印度。1979年,中國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按當時計價為182美元,印度是227美元,比中國高出25%。而2014年時,根據IMF提供的數據,中國的人均GDP是7572美元,印度是1628美元,不足中國的四分之一。

“過去這36年,中國平均每年經濟增速為9.7%,印度每年的增長是5.7%,明顯比我們慢,但並沒有看到他們經濟發展的質量比我們好。從各種指標來看,印度的霧霾比中國還嚴重,所以說中國的霧霾與高經濟增速並無必然聯系。”林毅夫說道。

通常,一個國家發展要經歷三個階段,即低收入階段、中等收入階段以及高收入階段。林毅夫認為,正是由於我國目前處於第二階段,產業結構以制造業為主導致了環境壓力的增加。

當國家處於中等收入階段時,例如德國、英國、美國等都曾經面臨嚴重的環境問題,因為制造業階段生產特性是能源使用密度高,而且排放的密度高,只有盡快進入高收入階段,產業結構變成以服務業為主,才能更好的改善環境。

“不可能說我只要每天都有APEC藍,其他都不要。如果降低目前經濟增長速度,結果只會使我們在制造業階段停留的時間更長。我們應該在可以發展的前提之下,盡量快速的發展。”林毅夫說道。

誤區二:投資=產能過剩

“很多人把我國目前的產能過程歸結為發展模式錯誤,指出我們過去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導致產能過剩,所以現在要轉變為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我認為這個轉變要適時而為。我並不反對消費的重要性,但是以消費拉動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林毅夫說道:“如果收入水平沒有持續提高卻一味鼓勵消費,只會減少儲蓄增加借貸,發達國家之所以出現金融危機,就是因為消費過度造成的。“

因此,林毅夫認為,要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平增長,而只有通過投資推動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才能使勞動生產力水平得到提高,進而增加收入、刺激消費。但他同時強調,只有有效的投資,才能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如果繼續投資於過剩產業,毫無疑問會導致產能過剩。“如果是投資於產業升級、完善基礎設施、環境治理等方面,這樣的投資怎麽會過剩呢?“

誤區三:政府不應該做投資因為投資回報率低

目前部分學者提出一個觀點,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政府不應該用積極的財政對策,應該讓市場自己調節。並且指出,2008年以後政府投資基礎設施的回報率一般都比產業投資回報率低,所以得出一個結論,既然政府投資的經濟回報率低,政府就不應該做投資。

對於這一觀點,林毅夫認為存在明顯的問題。基礎設施投資與一般的產業投資在投資回報周期、折舊率方面都不同;此外,基礎設施的投資有很多是外部性、社會性的收益,這不是產業投資中可以直接得到的收益。“民營經濟可能因為基礎設施回報率低,不願投資,如果這時候政府也不投資,只會讓基礎設施建設出現瓶頸,影響經濟發展。”

當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其實是政府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的好時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4年10月份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表示,經濟下行的時候,政府可以用財政來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短期內可以啟動需求,創造穩定就業;長期來看,可以給經濟增長創造更好的環境,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我發現國內學界還有不少人認為政府的投資回報低,所以不應該政府來做。我認為這是誤區。我們仍然有很好的經濟增長潛力和投資的機會。”林毅夫說道。

編輯:聶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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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我國 處於 大有 有可 可為 為的 重要 戰略 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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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未來中國有四大投資機會 0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10-14/953227.html

有人說,中國過去的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應該是消費拉動型的增長。林毅夫:消費非常重要,但消費是經濟增長的目標,不能作為未來長期經濟增長的拉動力。消費增長的前提應是收入不斷增長,未來四大投資機會也是從中挖掘到。

現在有聲音說,中國過去的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應該是消費拉動型的增長。我認為消費非常重要,但消費是經濟增長的目標,不能作為未來長期經濟增長的拉動力。消費增長的前提應是收入不斷增長。如果收入不增長,單純消費增長的話,家庭很快就借貸,借貸多了以後就負債累累,危機也會到來。

消費增長的潛力,是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怎樣才能不斷提高?應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提高每個勞動力的產出水平和附加價值水平。但不管是企業成本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還是社會成本的基礎設施完善,都需要投資。未來,中國有沒有好的投資機會?

首先,產業升級。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固然有很多過剩產能的產業,但產業升級的空間還非常大。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產業基本上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升級,升級會有很高的經濟回報,也有很高的收益。

第二,基礎設施。過去,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飛機場等方面的投資非常多,但主要是連接城市與城市的跨城際交通基礎設施,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還相當短缺,比如地鐵、地下管網等基礎設施還不完善,這部分的投資也有很高的經濟和社會回報。

第三,環境改善。經濟高速增長付出的代價,是環境汙染非常嚴重。要改善環境,應在現有的生產基礎上改進技術,采用節能環保的新技術,這方面投資的社會和經濟回報會非常高。

第四,城鎮化。現在中國城鎮化率是54%,一個發達國家城市化的比重一般超過80%甚至90%。中國要向高收入國家邁進,還要不斷地城鎮化,人口進入到城鎮,需要住房、交通基礎設施等一系列公共服務,這方面的投資也會有很高的社會和經濟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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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未來 中國 四大 投資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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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開藥方:發展中國家如何向發達國家跨越

迎接氣候變化帶給人類的挑戰,需要國際社會通力合作、積極應對,南南合作是全球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發展中國家聯合自強、團結互助、實現共同發展的重要途徑。

在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6年年會“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分論壇上,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認為,南方國家在亟需經濟現代化的當下,卻面臨全球氣候變暖的威脅。

林毅夫首先表示,對於廣大南方國家來說,實現現代化、減少貧困、追求繁榮是一個共同的夢想。但是二戰結束之後,真正能夠實現現代化繁榮目標的發展中國家數量非常少。主要原因就在於這些國家往往以西方發達國家發展的經驗和理論為藍本來指導本國的經濟發展,從而導致出現經驗“水土不服”的現象。

對於如何實現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跨越,林毅夫認為,真正能夠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此一目標的,大多都是利用了發達國家產業升級和轉移的機會。比如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以及現在的中國,都是在發達國家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後帶來的產業轉出機遇以獲得發展機會。

與之前日本、韓國等國的產業轉移不同,中國的產業轉移將會為全世界更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新的發展機遇。之所以這樣認為,林毅夫在會上表示主要是基於中國龐大的勞動力就業人口。

據林毅夫介紹,當時日本開始出現產業轉移的時候,整個日本的勞動力雇用人口大概有970萬,而中國的勞動力雇用人口卻達到了1.25億,而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就有8500萬人。因此中國產業轉移所釋放的空間無疑將是巨大的。

但正在尋求經濟發展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卻面臨全球氣候變暖的威脅。林毅夫表示,發達國家的經濟形態以服務業為主,因此受氣候異常的威脅較少。但發展中國家在面對氣候異常時,由於經濟產業結構比較單一,以及收入水平較低,所以表現得更為脆弱,應對能力很弱。而且按照氣候變化協定,新增碳排放容量特別少,如果發達國家不率先減少碳排放,那麽南方國家的工業化就無法實現。因此面對這種威脅,強調南南氣候合作,對於南方國家實現減貧困目標會提供很大的幫助。

面對這些威脅,林毅夫認為南方國家首先應該形成共識,來共同督導發達國家實現巴黎協定的兩大承諾。同時南方國家之間也要交換相互之間的經驗,利用後發優勢,采用新的綠色技術,在工業化過程中,減少碳排放。

林毅夫最後認為,如果這些能夠實現,南方國家將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同時也能帶來更為綠色和可持續的全球環境。

林毅夫 開藥 發展 國家 如何 發達 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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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林毅夫:“十三五”期間GDP增速保6.5%完全有可能

對於中國下一階段增長速度,全國都非常關註。8月9日,知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給出了自己的預判:今年GDP增速保持6.5%以上增長速度、十三五期間保持6.5%以上經濟增長速度完全有可能。

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7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顯示,CPI環比上漲0.2%,同比上漲1.8%。PPI環比上漲0.2%,同比下降1.7%。此外,7月份公布的上半年GDP增速為6.7%。對此業內人士分析認為,7月CPI暫回年內最低點,PPI持續回穩顯示出供給側良好預期。

當前全球“黑天鵝”事件頻發,由此引發的金融市場劇烈波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利外部環境。反觀國內,雖然供給側改革正在有序推進,但經濟增長依然面臨巨大壓力。

在林毅夫看來,從2010年開始的經濟下行並非中國獨有,全球各種類型國家都在經歷經濟下行壓力。他指出,外部性、周期性約束是導致中國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此外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轉型中體制、機制、成長模式以及供給側結構性問題也影響經濟增速。

他進一步指出,我國存在國有企業比重較高、市場機制尚未完全發揮作用、消費比重較低、過剩產能等問題。但與我們同樣發展程度的國家,體制機制沒有那麽多問題,但2010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也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普遍比我們高。

“巴西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0.6%下降至2015年的-3.8%,俄羅斯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4.5%下降至-3.7%,印度雖然2015年增長7.5%,但這是觸底反彈和改變經濟增長統計方法的結果。對於高收入表現經濟體來說,新加坡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5.2%下降至2015年的2.5%,韓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6.5%下降至2015年的2.6%。”在另一場高層論壇上林毅夫列舉出詳細數據。

林毅夫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東亞一些高收入經濟體,諸如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他們的體制機制沒有多大問題,但為何經濟增長表現比我們還糟?所以綜合來看,中國經濟從2010年開始的下滑固然有自己的因素,但這些外部性、周期性因素也不能被排除和忽視。

談到下一階段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林毅夫認為,中國下一階段將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那樣,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必要適度擴大總需求,因為中國經濟會遭受外部性和周期性影響。所以只有在適度擴大總需求條件下的穩增長措施才能保證經濟穩定增長。同時,穩增長也可以為結構性改革提供條件。”

林毅夫表示,中國經濟下一階段尤其是要將穩增長、適度擴大總需求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補短板結合起來。這樣既可以保持經濟有一定增長,又可以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有利條件。“如果將這些有利條件利用好,我們在今年保持6.5%以上增長速度,以及在十三五期間保持6.5%以上經濟增長速度完全有可能。”林毅夫說。

專訪 林毅夫 十三 三五 期間 GDP 增速 6.5% 完全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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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迎談與林毅夫二十年之爭:“很多爭論要若幹年後才能見分曉”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792

經濟學家林毅夫(左)與張維迎(右)在國企改革與產業政策方面的爭論已持續20年之久。(視覺中國/圖)

林毅夫與張維迎有關產業政策的公開爭論,最近成為經濟學界和媒體的關註焦點,新華網為此專門制作了專題,甚至預測說“假如從現實影響力來說,那麽,林毅夫正在贏,未來還會繼續贏。”

事實上,林張二人的爭論已經持續了20多年。中國經濟改革從啟動至今已36年,但對於一個基本問題——如何理解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一直存在爭議。林張之爭,正是根源於此。而對於結果,唯有靜待時間的檢驗。

這不僅是兩個人之間的爭論,而是不同經濟學範式的爭論。南方周末2014年曾刊發對林毅夫的采訪《“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此次再刊出張維迎談與林毅夫的20年之爭,試圖忠實記錄這場影響深遠的理論爭論。兩者孰是孰非,仍有待實踐檢驗。

一場有關產業政策的公開爭論,最近成為經濟學界的關註焦點。

爭論雙方林毅夫與張維迎均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創始教授。林毅夫現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前身即CCER)名譽院長、前世行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張維迎1997年離開CCER,後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2014年底重回國發院。

這並不是他們之間的第一次爭論,事實上他們已經爭了二十多年。

21年前的1995年,林毅夫與張維迎圍繞國企改革的方向展開了一場論戰,張維迎認為國企沈屙是國有制的產權安排所致,唯一出路是變國有為非國有;林毅夫則批評了國企改革的關鍵是改變其產權的觀點,主張剝離國企的戰略性和社會性政策負擔,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時間並未為那場爭論畫上句號。在2014年7月複旦大學舉辦的“楊小凱逝世十周年追思會”上,以及11月14日北京大學國發院舉辦的《中國的奇跡》(林毅夫為第一作者)出版20周年研討會上,林張二人又圍繞著國企改革、產業政策、政府在市場中的角色等問題展開激辯。

“沒有辦法,與毅夫觀點的分歧20年,始終如一。”張維迎在《中國的奇跡》研討會上感嘆。事後,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再過20年,可能依然是這樣。”

中國經濟改革從啟動至今已38年。楊小凱、張維迎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取得的經濟增長源於市場對計劃經濟的替代,政府應該進一步退出市場、廢除管制,轉型為僅保護法治、自由和產權的“小政府”。林毅夫則認為,中國的成功在於抓住了符合比較優勢的發展機遇,政府在其中“95%的做法是正確的”,因此討論的重點不應該是政府要不要幹預,而是哪一種政府幹預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發展。

現實中,兩種不同視角對應的政策建議截然不同,其分野集中體現於國企應該如何改革,政府應不應該幹預市場,產業政策應該取消還是堅持。

“楊小凱逝世十周年追思會”後,林毅夫發表了一篇一萬二千多字的長文“我與楊小凱、張維迎到底在爭什麽”,文中詳細回顧了他與楊、張的爭論,批評張維迎的某些辯駁“顯然是牛口不對馬嘴的”,並給出了印證他當年觀點的現實證據。意思是,爭論的結果已見分曉。

張維迎並未撰文回應林的長文。“理念不一致,爭不出什麽結果。”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重要的是未來的人們會接受哪一種觀點。”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留學期間林毅夫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舒爾茨的學生,舒爾茨的研究領域是農業經濟和人力資本。張維迎早年在英國師從研究企業理論和博弈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後來他對米塞斯與哈耶克等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學說十分推崇。

林張二人的爭論在經濟學界引發了大量的關註和參與。複旦大學教授韋森在這場爭論中把支持的票投給了張維迎,但把朋友情分的票投給了林毅夫。北大國發院教授汪丁丁曾對媒體表示,關於國企改革,他站在張維迎一邊。

北大國發院教授盧鋒曾在研討會上評論林毅夫學說時,指出林的研究缺乏產權與制度變遷角度的解讀,他通讀了林的所有相關著作,只找到寥寥幾處帶“產權”的敘述,還是在批評“產權核心理論”。這與受科斯等新制度經濟學大師影響的中國經濟學家,如北大國發院教授周其仁等,對中國經濟的理解框架迥異。

林毅夫承認他的理論對主流觀點闡述得不夠是“有意而為之”,“如果我的理論對某個問題的解釋比現有的理論的解釋更充分或者更恰當,我通常還是用我的理論”。林毅夫曾對南方周末記者詳述了他為何堅持產業政策的必要(參見南方周末2014年5月9日“林毅夫: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一文)。

同時他認為,在爭論中多數學者把轉型問題和發展問題搞混了,他反問,是否政府的幹預取消得越徹底,經濟發展的績效就越好?

“我們對現象的理解取決於我們的心智模式,”張維迎說,“你總可以找到一些證據支持你的觀點。”

2014年12月,南方周末記者曾就此采訪張維迎。2016年9月20日,張維迎對訪談文字作了訂正。

林毅夫觀點摘錄(南方周末資料圖)

我們需要真正的思想市場

南方周末:近些年你更多的是以一名非經濟學家的形象出現,發表的觀點似乎也超出了經濟學範疇,在談理念、天理、道德等話題,為什麽會有這種轉變?

張維迎:我是個經濟學家,傳統上講經濟學是研究資源配置的理論,但我發現在一個大的社會變革中,有時候經濟學的力度是不夠的。比如在很多人看來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工具,跟道德是矛盾的,很多人認為現實中出現的坑蒙拐騙、欺詐、道德墮落等是市場造成的,作為經濟學家你必須回答這些問題,就會引導我思考的範圍超出傳統經濟學。

其實經濟學誕生之初是為人類生活提供一種解釋和指導,而理念和觀念的力量,對社會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從歷史來看,人們傾向於什麽樣的理念,決定了他們會擁護什麽樣的制度,接受凱恩斯理論的人和接受哈耶克理論的人其行為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的未來依賴於我們的理念。說到底經濟學就是為了改變人們的理念,使你認識到自己的無知。比如我們表面看到的社會沖突是利益沖突,實際上是理念、觀念沖突。我們把改革理解為利益的博弈,我們說既得利益集團在阻撓改革。利益的沖突是零和博弈,但很多時候其實應該是正和博弈。

南方周末:但事實上要取得理念的一致是很困難的,往往在一些最基本的問題上,分歧也是長期存在的。

張維迎:這就是人類社會的複雜性,你總可以找到一些證據支持你的觀點。任何一種理論,都包含一定的真理。重要的是未來的人們會接受哪一種觀點。每個人都有自主性,有情感和理性,每個人接受的知識、經歷和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人類的認識有很多的誤區,我們犯錯誤可能是前提、假設錯了,也可能是邏輯推理錯了,但對於經過邏輯訓練的人來說,更可能是前提、假設錯了,比如對人性的判斷。正因為這樣我們才需要一個真正的思想市場,我仍然堅信,真理只有在競爭中才能出現。如果我們需要強權去推行一種思想理念的話,它的正確性是值得懷疑的。

頭發長了要理發並不是說要亂剪一氣

南方周末:最近林毅夫教授寫了一篇文章,文中回顧了20年前你們之間的一場爭論,當時你認為國企的核心問題是委托-代理問題,出路是民營化;他認為大型企業不管國有或民營都同樣面臨委托-代理問題,國有企業私有化後,所有者尋租的積極性會更高,效率會更低。他認為,你的觀點在蘇聯和東歐的國家中得到實踐,但結果和預期正好相反。你同意他的結論嗎?

張維迎:首先這是個邏輯問題。不能因為私人企業也存在委托-代理難題,就說國有企業的委托-代理不是問題。有知識的人有困惑,沒知識的人也有困惑,不能由此就說知識不重要。私企有委托-代理問題,它會有積極性去解決這個問題,雖然最後可能無法完全消滅這個難題。但國企的問題是,大家沒有積極性去解決這個問題。

其次不能通過現象就簡單得出結論,改革的目標不能代替過程本身,我說一個人頭發長該理發了,不等於說拿把剪刀來亂理一氣。什麽叫私有化,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不清楚的。另外,改革的難度與舊體制實施的時間長短有很大關系,蘇聯計劃經濟實行的時間很長,體制會對人的觀念產生影響,形成路徑依賴,決定了改革一定難。中國的計劃經濟實施時間相對短,好多人對市場的記憶要比蘇聯人清晰得多。中國的農村公社、合作社就搞了二十多年,蘇聯搞了七十多年。東歐有很多更複雜的問題。

所以每個國家各自都有自己的其他因素,而這些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也許蘇聯和中國都只能走自己的路,我們的成功也不意味著蘇聯走這條路就會成功。

南方周末:中國模式也常被用來和實行“華盛頓共識”的國家進行比較,你怎麽看這種比較?

張維迎:我發現華盛頓共識成為了一個稻草人,誰沒搞好就說是因為實行了華盛頓共識。我們要看這些國家的政府是不是在走向法治和民主,民主不是說搞一次選舉就完成了,民主指的是穩定的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的過程經常有反複。看私有財產是不是真正得到保護,首先要有法律,還要看司法,即法律的執行程序,還有文化方面的土壤,不是說國有企業賣了就叫私有財產得到保護,就是華盛頓共識了。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大部分改革的基本精神就是給人們更多的自由,約束政府的權力,允許非國有部門發展壯大。難道我們走的道路不是貿易自由、消除管制、給私有企業更大空間嗎?還有個後發優勢的問題,後發國家跟別人距離很長的時候,給你一點陽光你就會燦爛。

為什麽反對產業政策

南方周末:產業政策是你和林毅夫爭論的另一問題,林毅夫認為後發國家政府必須優先支持對經濟發展能有最大貢獻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因此必須有產業政策。他觀察到的現象是經濟發展成功的國家都有產業政策,失敗的都沒有。你為什麽反對產業政策?

張維迎:我們對現象的理解取決於我們的心智模式,有時候現象與結果之間的鏈條是非常複雜的。比如說,成功的國家有產業政策,不等於產業政策本身是成功的。以日本為例,許多人推崇日本的產業政策,但最近一些詳細的研究表明,日本的產業政策總的來說不成功,索尼當年差點被日本政府掐死。說失敗的國家沒有產業政策不符合事實,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失敗與產業政策有關。

我之所以不贊成產業政策,因為我認定經濟發展要靠企業家,企業家面對不確定的世界做判斷、決策,他要猜,他要創造新的、無法預測的、不能從統計中得出的東西。人類的創造力集中體現為企業家精神。

南方周末:你不認為後發國家的政府有責任幫助市場找到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

張維迎:這是自相矛盾的說法,如果我們承認經濟發展要靠比較優勢的話,市場是最能發揮比較優勢的,從亞當·斯密到李嘉圖,經濟學家們在這點上幾乎沒有爭議。其實所有的市場交易都是基於比較優勢,沒有比較優勢就不會有交易發生,企業家更是發現比較優勢的天才。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比較優勢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不斷變化的,從英國的紡織業到日本的汽車業,你可以看到,現實中大量的比較優勢都是最具創造力的企業家創造的。如果我們贊成比較優勢理論,那就不會贊成政府的產業政策。亞當·斯密就講過,在判斷資本應該用於哪些產業以及其產品有多大價值方面,企業家比政治家或立法者要好得多,讓政治家或立法者指導私人如何運用他們的資本,是最危險不過的事情了。政府之所以提出產業政策,包括計劃經濟時期的趕超計劃,就是因為它不同意比較優勢理論,想突破比較優勢的束縛。

理論上講,後發國家因為先發國家趟開了一條路,所以照貓畫虎的話也許不會錯得離譜,但政府做與私人做效率是不一樣的,因為私人企業家如果違反比較優勢,一定賺不了錢,政府則不會破產。如果是一個未來的產業,未來是靠每個人發揮自己的能動性,由無數人憑企業家精神去探索創造出來的。

南方周末:林毅夫的觀點也不是由政府親自去做,他說市場需要“有為的政府”來解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外部性問題和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協調問題。

張維迎:外部性理論完全是錯的,按照外部性理論,市場經濟中技術進步的速度比原來慢多了,因為你的技術被別人學走了,但實際不是這樣。很多經濟學家過分誇大了外部性的存在,市場有它克服外部性的辦法,過去大量經濟學家認為是市場失敗的例子最後發現是市場理論的失敗。市場競爭通常不是邊際上的競爭,而是生死問題。何況你事前根本沒有辦法知道那個所謂的外部性究竟是正的還是負的。

基礎設施政府當然可以做,但不要封住別人的道路,英國第一條馬路是私人修的,美國第一條高速公路也是私人修的,不是說這些只能政府做。

2016年9月8日,財政部官方網站明確列出了作為典型騙補案例的五家企業。在產業補貼政策實施過程中,企業騙補一直是令管理者頭疼的問題。堵住管理漏洞,是產業補貼政策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視覺中國/圖)

吃螃蟹埋單,會誘使很多人假裝吃螃蟹

南方周末:所以你不認為政府需要對“第一個吃螃蟹者”進行保護和補貼?

張維迎:對創新來說,你根本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為你不知道螃蟹長得什麽樣。政府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沒有必要為吃螃蟹埋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上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政府只需要做好知識產權保護,產權保護是政府的核心職能,有沒有能力和勇氣吃螃蟹那是企業家自己的事情。政府要補貼的話你就要去選擇對象,你怎麽去判斷誰該得到補貼?你補貼的這個企業和產品可能不是更好的,但由於拿到你的保護補貼,它打垮了比它更好的那個企業和產品,這就帶來不公平。

南方周末:這可能是分歧的關鍵,林毅夫認為政府是有責任和義務去判斷、甄別的。

張維迎:如果你沒有能力去判斷的話,何來責任和義務?

南方周末:他認為是可以有能力的,並提出六步“產業甄別和因勢利導”的方法。

張維迎:如果你假定政府官員比企業家更有判斷力的話,當然沒問題。研究者也不比企業家有更好的判斷力,你去矽谷問問,他們都會告訴你,政府怎麽可能判斷得出一個矽谷的誕生?

政府的規則必須一視同仁,具有普遍性,政府不應該扮演一個厚此薄彼的角色,它也沒能力做好。政府如果厚此薄彼,像選美一樣選出個最美的美人,就一定會破壞市場,阻礙創新。

南方周末:你不認為有些國家選對新興產業,背後是有規律可循的?

張維迎:沒有規律。義烏、溫州這些產業聚集,哪個是政府規劃出來的?有人總是以為社會是可設計的,把社會看成蓋大樓,但現實不是那樣的。

南方周末:那你如何看“發達國家也有產業政策”的說法,即發達國家的政府由於預算有限,對基礎科研的支持是需要有所選擇的。

張維迎:第一,不要覺得發達國家政府做的就一定是對的,美國政府做的大量的事情是錯的;第二,政府是市場上的大玩家,它的活動必然會影響市場,但這和無所不在的產業政策是兩碼事。

人們先驗地認為,從外部性出發,基礎科研一定要靠政府去做,但其實好多基礎科研不一定政府去做,我們不要低估人類本身對科學的好奇。產生基礎科研成果最多的機構是大學,而美國最好的大學基本上都是私人辦的,科研成果最突出的大學大部分是私立大學。你說它拿了政府的錢,但沒有政府的錢不等於就沒人給它錢了,這是人類的成就感問題。

“有為”,“為”的 是什麽才是關鍵

南方周末:那麽你同意林毅夫主張的“有效的市場,有為的政府”嗎?

張維迎:這話字面上沒錯,我們需要有為的政府,但這個“有為”為的是什麽,才是關鍵。有所不為才有所為。我相信政府最重要的職責是法治,維護市場遊戲規則的公正,保護個人的自由和財產,而不是幹預具體的經濟事務。政府的行為超出了這個範疇,就可能會侵犯人們的財產權,而該它做的它就沒法去做,就不可能出現一個“有效的市場”。除了保障法治本身,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不應該與法治相沖突。比如產業政策,那就會對不同的企業和人進行歧視性對待,就違反平等對待所有人的職責了。

上世紀經濟學的一大進步是公共選擇學派的產生,它說政府是人類自身創造的,沒有政府,自由和產權就沒有保障,企業家精神就發揮不出來。但我們也要防止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幹預,要約束政府只做它應該做的事。政府與市場不一樣,市場是通過競爭來優勝劣汰,但政府是壟斷的,可以長期不面臨競爭,它具有強制權。同時政府官員的知識不比我們普通人更多,能力不更強,他們和我們一樣容易犯錯誤。但政府獲得一定的正當性後,很容易去做超出正當性範圍內的事情。這就提醒我們,必須把政府所做的事情減少到最低必要限度,讓人們在這種制度下有穩定的預期。

很多時候我們把市場理論的失敗歸結為市場的失敗,比如說1930年代大危機,傳統理論認為是市場失靈的結果。但現在大量的研究表明,那次大危機可能正是由於政府的政策過度幹預市場機制,如胡佛政府限制工資的自由調整,美國的關稅保護法案,特別是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導致的。

南方周末:這次你為什麽沒寫文章回應林毅夫?

張維迎:我的觀點他知道,這不僅是兩個人之間的爭論,更是不同經濟學範式的爭論,是理念之爭。關鍵是你怎麽理解市場經濟,如何認識企業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如果在這些問題上看法不一致,爭論就得不出什麽結論來。

傳統經濟學把市場簡單理解為如何分配給定的資源,市場的最大功能是讓每個人的創造性得到最大發揮。如果你認為市場就是給定資源如何分配,那你就會認為這事兒政府也能做。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在人類歷史上重複過多次,如果你認為人的需求、偏好、技術進步都可以計算出來,你可能就會相信計劃經濟,事實上冷戰之初許多經濟學家都曾支持計劃經濟。而哈耶克認為那些信息是高度分散且私密的,是政府無法收集和計算的,所以才需要市場,才需要企業家。你認為這兩種假設哪種更符合現實呢?

有些東西說了沒用,人有時候很固執,包括我自己,有些爭論可能要若幹年之後才能見分曉。有關計劃經濟的大爭論發生在上世紀30年代,但直到1990年代初蘇東計劃體制的垮臺,米塞斯等人的理論才說服大多數人。

張維 維迎 迎談 談與 林毅夫 二十 十年 年之 之爭 很多 爭論 要若 若幹 年後 才能 見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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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揭秘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真相:外部性重於機制結構問題

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為6.9%,這是從1990年以來的最低增速,也是自1979年以來中國經濟第一次出現連續六年下滑。此外,2016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只有6.7%。這種持續的下滑引起了國內外的普遍關註。眼下,更為重要的是——對癥下藥才能藥到病除,所以必須了解的是——為何經濟增速下滑會持續這麽長時間?什麽才是主因?

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10月16日,題為“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機遇與挑戰” 的複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在複旦大學舉行。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林毅夫首發登臺,發表了主題演講。在他看來,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是導致中國經濟持續下滑的主因。

外部性是經濟持續下滑的主因

針對中國經濟持續下滑的根本原因,現在國內外學術界的普遍看法是,這是由於中國內部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結構性問題所引起的。

“所謂體制就是說,國有企業的比重還太高,效率不高;所謂機制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作用,但改革尚未完全落實,還存在較多政府幹預;所謂長模式是,中國的投資比重太高,造成消費增長不足,這種模式不可持續;所謂結構性問題,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提出的——去產能、去庫存、降杠桿。”林毅夫稱。

但在林毅夫看來,雖然上述問題的確對中國經濟效率下降有所影響,但並不是經濟持續下滑的主因。“我個人認為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

他舉例稱,與中國同樣發展程度的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其在同一時間里面的經濟表現都基本相同。“例如,中國在2010年的增速為10.6%,2015年是6.9%,確實下滑了;但是巴西在2010年時的增速是7.5%, 2015年暴跌至-3.8%;俄羅斯在2010年的增速是4.5%,2015年是-3.7%,下滑幅度遠大於中國;再如印度,在2010年時的增速是10.3%,2015年是7.6%,7.6%當然比中國的6.9%高,但它同樣是從10.3%降到7.6%,降幅遠大於中國。”

林毅夫表示,最能證明其觀點的是東亞的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例如新加坡,其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5.2%,2015年為5.92%;韓國在2010年的增速是6.5%,2015年只剩2.6%。二者降幅都遠大於中國。

“這些都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也就是說,他們不存在如中國的內部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的,但其表現的形式跟中國完全一樣。那唯一能解釋經濟持續下滑的就是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林毅夫稱。

所謂的外部性因素,與2008年爆發的那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緊密相關,各國至今沒有完全恢複。“發達國家過去平均每年增速略大於3%,現在普遍是2%或以下,美國也不過2.7%。此外,發達國家仍處於高失業狀況。美國失業率約為5%,但其勞動參與率少了三個百分點,如果把減少的三個百分點加回去,失業率也是在8%、9%。”

值得註意的是,發達國家的家庭部門在過去這八年里基本沒有增長,歐美上一輪危機爆發的最主要因素是家庭負債太高所引起的。“所以在危機之後,他們需要修複收入平衡表,在收入沒有增長的情況下增加儲蓄,這也導致了消費增長非常慢、需求非常少。”他稱。

在這種狀況下, 國際貿易斷崖式下跌。在2008年危機爆發前,國際貿易的增長一般是在國際經濟增長速度的兩倍以上。“然而,現在國際貿易的增速更慢。在這種情況之下,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出口都受到打擊,這是經濟大幅放緩的一個主因。”林毅夫稱。

投資需配合供給側改革

展望未來,“發達國家很可能會陷入像日本的長期經濟放緩,因為政治性原因,他們結構性改革無法推行下去,”林毅夫強調,在這種狀況之下,未來中國的外需確實不可樂觀,要更多靠內需拉動。”因此,需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前提之下,來進行結構性改革。“

同時,適度、合理的投資仍是不可或缺的。在他看來,中國適度擴大總需求跟結構性改革並不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

“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五大內容: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我國經濟中有很多短板,比如制造業有很多過剩產能,但是中國的產能都位於中低端,比如說像2015年進口產品就達到1.2萬億美元,這些都是中國自身不能生產的,因此當然要往那些產業去升級,並用投資推動需求。“他稱。

此外,基礎設施也是一大關鍵。“6月中國下了幾場大雨,一千多個城市淹水,外加環境惡化等問題都需要投資。同時,城鎮化問題也值得關註。發達國家城鎮人口在80%以上,中國只有50%左右。農民要進城,就需要住房和公共服務投資。”

林毅夫認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資產,且負債率較低。“相比之下,發達國家政府負債率普遍超過百分之一百,所以中國適度擴大財政赤字去擴大需求是合理的。此外,中國儲蓄率達到了約GDP的50%左右,這是當前最高的,中國可以用政府投資來撬動民間投資,外加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國仍具有發展前景。”

若能將上述有利條件有效利用,“就能夠創造就業、增加家庭收入,從而使得消費增速處於合理區間,那麽保持6.5%以上的經濟增長仍是可能的。”林毅夫稱,上述投資都是用於補短板的投資,也屬於供給側改革的要義之一。“如果維持合理的投資增長,去產能就會更容易推進。”

他表示,展望未來,對中國而言,看清外部性的重要性,並對癥下藥,才能使得中國經濟增長更有質量。

 

(本報實習記者 殷怡 對本文亦有貢獻)

林毅夫 揭秘 中國 經濟 持續 下行 真相 外部性 外部 重於 機制 結構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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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國為什麽連續六年經濟增速放緩

中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0.4%,放緩到了2015年的6.9%,這也是1990年以來中國經濟的最低增速。不僅如此,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進一步放緩至6.7%。如何理解中國近年來持續的經濟增速放緩?

10月16日舉行的“複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表示,到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已經連續六年下滑,是1979年以來的第一次。而且下滑的壓力還繼續存在。但他表示,這種持續的下滑,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原因。

對於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的原因,目前國內外學術界普遍認為是中國經濟內部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結構的問題所引起的。

所謂體制,是指國有企業的比重還太高,國有企業的效率不高;所謂機制,是指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作用的目標還沒有完全落實,還有太多政府的幹預;所謂增長模式,是指中國的投資比重太高,造成消費不增長,這種模式不可持續;所謂結構性的問題,是指需要去產能、去庫存、降杠桿、降成本。

林毅夫表示,這些問題都存在是事實,對中國經濟效率等肯定有影響,但並非中國當前經濟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

林毅夫說,雖然中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0.6%,下滑到了2015年的6.9%。但和中國同樣發展程度的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在2010-2015年這段時間里,也都出現了下滑,而且很多國家的下滑幅度還大於中國。

比如巴西從2010年的7.5%,下滑到2015年的-3.8%。俄羅斯從2010年的4.5%,下滑到2015年的-3.7%。印度從2010年的10.3%,下滑到2015年的7.6%。

不僅僅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即使東亞地區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情況也類似。

比如新加坡的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5.2%下滑到2015年的5.92%。韓國從2010年的6.5%,下滑到2015年的2.6%。

“我們一般講的中國內部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它是沒有的,但它表現的形式跟我們完全一樣。那唯一能解釋的就是共同的外部性因素,周期性。”

其中一個原因,林毅夫說,是因為發達國家在從2008年的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恢複。經濟金融危機爆發最主要是歐美的家庭負債太高引起的。危機之後歐美家庭在收入沒有增長的情況下,開始增加儲蓄,導致需求非常少,所以消費增長非常慢。

也因此,國際貿易增速放慢,這也是出口大國經濟大大放緩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根據WTO的數據,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貿易增速明顯放緩。從1990年~2008年,全球貿易增長平均增速是7%,到了2009年~2015年,降到了3%。尤其是從2012年開始,全球貿易已經連續四年增長低於3%。

2016年的形勢依然不樂觀。WTO預計2016年將與2015年持平,維持在2.8%的增速,也就意味著,全球貿易增速將連續5年低於3%

     

另外一個原因,林毅夫表示,是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G20國家都采取了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支持投資,啟動經濟。經過這些年,基本上這些投資和項目都完成了,但是國際經濟還沒有複蘇,這種狀況下民間投資積極性不高,如果沒有政府采取財政政策支持的投資,那投資增長率肯定下滑。目前中國國內和其他國家經濟體都是一樣的。

“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的轉型國家,肯定有大家關心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但是過去這連續六年經濟增長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應該講是外部性,周期性為主。”林毅夫說。

展望未來的中國經濟,林毅夫說,外需確實不可樂觀,中國的經濟增長確實要更多的靠內需。並且中國確實也有不少體制機制結構的問題要改革,所以應該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前提之下,進行結構性改革。“我認為適度擴大總需求跟結構性改革並不是矛盾的,兩個是相輔相成。”

中國經濟中有很多短板,比如制造業有很多產能過剩,產能在中低端,中國的基礎設施、城鎮化需要進一步推進。因此需要投資來推動需求。但要強調的是,這些投資一定是補短板的投資,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之一。如果可以做到補短板的投資,去產能也會容易做。

“適度擴大積極財政政策去提供需求,用政府投資的錢來撬動民間投資,我們是有前景的。”林毅夫說。

一旦可以保持適度的投資增長,就能夠創造就業,增加家庭收入,進而使得消費保持一個比較正常的增長。

“在這種狀況下,我想實現‘十三五’規劃所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長,只要我們政策到位,是完全有可能的。”林毅夫說。

林毅夫 中國 為什麼 連續 六年 經濟 增速 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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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國經濟下滑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

“實事求是講,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國家,肯定有大家關心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但是過去這連續六年到今年是第七年,經濟增長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應該講是外部性,周期性為主。”

10月16日,複旦大學經濟學院、複旦大學經濟學院全球校友會舉辦的“複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在上海舉行。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在演講中指出,中國當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

林毅夫發表演講

以下是林毅夫演講實錄(根據視頻直播整理):

老師們,同學們,企業界的朋友們大家上午好。確實就像張軍所講的,對於首席經濟學家論壇這個名字複旦先用了,我內心里面確實是酸酸的,但是這個論壇辦得這麽好,我也不能不來,我很高興。今天上午在我們複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來談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機遇和挑戰。對於中國經濟學家來講,當前最大的挑戰是什麽?就是怎麽去理解從2010年以後中國經濟的節節下滑。

大家知道2015年,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6.9%,這是從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而且也是從1979年以來第一次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連續六年下滑,而且這個下滑的壓力繼續存在。今年上半年,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只有6.7%,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滑,引起國內國際高度關註。中國人講對癥下藥才能藥到病除,所以對中國經濟學家來講,關心中國的經濟前途很關鍵的要去了解為什麽會持續這麽長時間的經濟增長。

現在國內跟國外的學術界,普遍的看法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這麽持續的下滑是自己內部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結構的問題所引起的。所謂體制就是說國有企業的比重還太高,國有企業的效率不高。所謂機制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作用,這只是一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目標,但是改革還沒有完全落實,還有太多政府的幹預。所以增長模式是說中國的投資比重太高,那麽造成消費不增長,這種模式不可持續。所謂結構性的問題,最近大家都會談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的產能太大要去產能,庫存太多要去庫存,企業的杠桿率太高要降杠桿,企業的經營成本太多,要降成本,還有不少幹點。

這些問題都存在是事實,對中國經濟效率等肯定有影響,但是不是這個就是中國當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我個人倒認為不見得。

我個人認為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而且只要我們放眼世界,我這個看法並不難證明,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跟我們同樣發展程度的其他所謂新興市場經濟體,他們在同一個時間里面的經濟表現。中國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是6.9%,確實下滑了。但是我們可以看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在2015年的時候它的增長速度是負3.8%。跟我們一樣是下滑的,但是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大。俄羅斯,它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4.5%,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負3.7%,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大。印度,在2010年的時候它增長速度是10.3%,2015年的時候增長是7.6%,7.6%當然比我們6.9%高,但它同樣是從10.3%降到7.6%,跟我們是一樣的。既然沒有這些問題,他們跟我們表現一樣,一定是有共同外部性的,不是周期性的。

最能證明我的觀點,是看東亞這些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我們知道,像新加坡,它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5.2%,在2015年的增長是5.92%,跟我們一樣是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大。韓國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6.5%,2015年增長速度只剩下2.6%,跟我們一樣是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厲害。他們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也就是說我們一般講的中國內部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它是沒有的,但它表現的形式跟我們完全一樣。那唯一能解釋的就是共同的外部性因素,而且周期性。

實際上也不難理解,因為我們知道發達國家從2008年的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恢複。發達國家過去平均每年增長速度是3%點多,到現在普遍是2%,或者2%以下。美國好一點,也不過是2.7%,而且是高失業的狀況。美國統計失業率是5%,但它勞動參與率仍少了三個百分點,如果考慮減少的三個百分點,失業率也是在8%、9%。發達國家的家庭在過去這八年時間里面,基本沒增長,而且大家知道美國、歐洲他們的經濟金融危機爆發最主要是家庭負債太高引起的。那麽所以在危機之後,他們收入平衡表,收入沒有增長的情況下增加儲蓄,所以他們消費增長非常慢,導致需求非常少。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知道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國際貿易的增長一般是在國際增長速度的兩倍以上。現在國際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比國際經濟增長速度更慢。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影響我們的出口,也影響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影響像東亞那些高收入、高表現,但出口比較大的這些經濟體的出口。這是經濟大大放緩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第二個是在2008年的時候,出現了這場突如其來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在11月底,2008年11月底,20國首腦的第一次峰會上大家決議,回去以後采取一些積極的財政策,去支持一些投資,來啟動經濟。這些投資經過五年、六年、七年,基本上項目都完成了,但是國際經濟還沒有複蘇。那麽這種狀況之下民間投資積極性不高,如果沒有政府采取財政政策支持的投資,投資增長率肯定下滑,我們國內是這樣的,其他國家經濟體跟我們是一樣的。

我們一般每年算國民經濟增長有三個組成部分,那麽剩下的一個是出口增長、一個是消費增長,從消費增長率來講,我們還是比較好的,因為就業狀況比較好,家庭收入增長比較高。比如去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6.9%,但是家庭社會增長是7.5%,那我們維持消費增長在8%左右,這也就是還能維持6.9%、7%左右的增長的原因,其他國家家庭就業、家庭收入沒有我們好,那家庭消費增長會增長得更慢,在這種狀況下經濟下滑的幅度就比我們快。

實事求是講,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國家,肯定有大家關心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但是過去這連續六年到今年是第七年,經濟增長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應該講是外部性,周期性為主。展望未來發達國家很可能會陷入像日本那樣十五年,或者二十年更長的經濟增長的放緩,他們結構性改革沒有辦法推行下去,因為政治的考慮。在那種狀況之下,展望未來的中國經濟,外需那一部分確實是不樂觀的,中國的經濟增長確實是要更多的靠內需。並且中國確實也有不少體制機制結構的問題要改革,所以我們應該像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的,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前提之下,來進行結構性改革。

而且我認為適度擴大總需求跟結構性改革並不是矛盾的,兩個是相輔相成。因為我們知道現在講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內容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那補短板是什麽?就是我們經濟當中有很多短板,我們現在在制造業確實有很多產能過剩,但是我們的產能都在中低端。比如說我們2015年單進口的產品就達到1.2萬億美元,這些都是我們國內不能生存的,我們當然要往那些產業去升級,就是要投資,投資推動需求。還有我們的基礎設施,6月份下幾場大雨,一千個城市淹水,我們環境惡化的問題,需要投資。還有我們城鎮化,發達國家城鎮人口在80%以上,農民要進城,就需要住房,公共服務就需要投資,而且投資經濟回報率跟社會回報率不高。

投資需要錢,我們錢相對狀況也好,我們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很多是搞投資,都是有資產,我們的負債是很低的。其他國家政府負債超過百分之一百以上,所以我們適度擴大積極財政政策去提供需求,目前政府財政狀況相對好一點。明年儲蓄達到GDP的50%左右,這是當前最高的,可以用政府投資的錢來撬動民間投資,我們還有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投資要進口產品,我們是有前景的。

所以把這些有利的條件做好了以後,保持適度的投資增長,那就能夠創造就業,能夠增加家庭收入,家庭收入能增加,消費就會保持一個比較正常的增長。在這種狀況下,我想實現十三五規劃所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長,只要我們政策到位,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這些投資都是補短板的投資,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之一。而且如果可以做到補短板的投資,去產能就會容易做。如果我們維持合理的投資的增長,這些去產能部門需求的增長,過剩產能就少了,去產能就容易。

然後再來講去杠桿,現在杠桿最高的行業是哪些?也都是這些建材行業,如果我們投資需求有增長,然後這些建材的價格稍微往上揚,那麽這些建材行業有利潤存在,那它杠桿率就會下降。如果維持合理的投資增長跟家庭收入的增長,家庭對住房需求就會增加,產能過剩就會容易來做。所以這種從補短板開始的投資,本身其實也是去產能去杠桿的投資。而且如果家庭收入比較好,那每一個家庭對住房的需求就會增長,住房的庫存就會被消化掉。所以我覺得展望未來,我們確實是在一個十字路口上,如果我們把當前經濟下降的主要原因看清楚,然後對癥下藥,這樣不僅能夠維持我們經濟的中高速的合理增長,並且在這個增長的過程當中,它本身就是調整結構改革的要義,那我們經濟增長的質量也會同樣的得到提高。

林毅夫 中國 經濟 下滑 主要 原因 外部性 外部 、周 周期 期性 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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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政策”大論辯火力四射,林毅夫張維迎將同臺對決

最近一段時間,林毅夫和張維迎對產業政策問題的觀點交鋒已逐漸演變成一場全民大辯論。第一財經獲悉,11月9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將舉辦“關於產業政策問題的討論”,論戰雙方林毅夫與張維迎均將出席,展開面對面的辯論。

討論會預告截圖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林毅夫和張維迎教授爆發的這場爭論,聚焦於政府的產業政策這個沈寂多年的重大問題。雙方各執一詞,觀點完全對立。

8月25日,張維迎以《為什麽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引發熱議開始,林毅夫與張維迎進行了數輪爭辯,二人爭論的焦點在於“發展經濟是否需要產業政策推動”,實質是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場“無形的手”關系之間的爭論。

張維迎認為,“自由的市場”才能更好配置資源,產業政策不過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產業政策阻礙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還帶來尋租行為和腐敗,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企業家要靠市場的邏輯賺錢,健康的市場才能促進企業家走正道。哪個項目好只有市場能判斷出來。只有政府減少對資源的控制,把市場的還給市場,企業家精神才能用到正道上,才能給整個社會真正帶來好處。

林毅夫則認為經濟發展需要產業政策才能成功,“有為的政府”必不可缺。新產業所需的資本規模和風險通常會比原有的產業大,政府需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一定激勵,企業家才會有積極性去冒這個風險。同時,政府能夠動員和配置有限的資源。他認為,中國道路的成功秘訣,就在於打破新自由主義所謂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神話。

爭論自8月底來持續發酵,甚至發改委在9月14日的記者會上也對此做出了回應。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趙辰昕稱:“從目前的國際情況看,不同發展階段的各個國家都在運用產業政策,比如日本實行了‘產業重生戰略’,德國也發布了‘關於實施工業4.0戰略的建議’。 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產業政策確實對我國的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產業政策對拉動經濟發展、促進結構調整、調節供求關系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更是我國產業發展取得輝煌成績的重要保障。” 趙辰昕在肯定產業政策的必要性的同時,也承認目前的產業政策確實存在一些問題,需要認真評估。

經過第一輪辯論後,林毅夫10月15日在《求是》刊發《照搬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是行不通的》,再次論證政府在產業發展中的重要性,又掀波瀾。

在此之前,張維迎在9月21日由北大國發院博士項目(DPS)與東方戰略與領導力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主題為“企業家精神與中國新商道”的論壇中,發表演講強調市場的作用。

有評論指出,林毅夫與張維迎之爭,是一場在學術界紛擾良久的爭議,雙方都在為自己堅持的立場而正名。回到本質,這是一場關乎市場與政府的命題。

產業 政策 論辯 火力 四射 林毅夫 張維 維迎 迎將 將同 同臺 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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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共享經濟商業模式未來將持續推動全球經濟發展

近日,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一場談話會上表示,我國已進入中等偏高收入國家,擁有世界最大的中產階級群體和巨大的消費市場。具有中國特色的共享經濟新商業模式,不僅滿足了中產階級人群對品質生活的需求,更有效推進消費升級,持續促進經濟增長。同時他指出,如何針對全球最大規模、支配財富最多的群體,設計出更為合適的產品來滿足他們的需求,無疑是所有中國企業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也是難逢的機遇。

住百家創始人張亨德表示非常認同林毅夫的觀點,他說:“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進入了品質消費時期,更強調高品質和個性化。共享經濟出現,讓這兩種需求得以落地。”因為語言、文化、社會信任的阻礙,西方的共享住宿模式必須通過創新,才能讓中國人更放心、更省心地使用。

不久前,羅斯商學院計劃將住百家作為首個入選該商學院商業案例的中國共享經濟企業。

林毅夫對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商業模式也十分認可。他指出,共享經濟商業模式未來將持續推動全球經濟發展,但如何將這一舶來品進行中國特色化創新,更適合中國中產階級品質消費的需求,是共享經濟企業首要解決的問題。同時他提醒:創新不應盲目,應遵循消費市場的變化,動態看待比較優勢,才能有效提高競爭力。

林毅夫 共享 經濟 商業 模式 未來 持續 推動 全球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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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張維迎現場火爆PK 產業政策該不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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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左)與張維迎(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圖)

2016年11月9日下午,北京大學校園里,到處都能聽到師生們在談論美國大選。但在北大國發院所在的朗潤園里,大量師生正排隊進場,在這個曾經的晚清內閣軍機會議處圍觀兩位經濟學家的辯論會。

當天下午兩點,第72次“朗潤·格政”產業政策思辨會在朗潤園萬眾樓二樓舉行。這次思辨會的兩位主角都是北大國發院教授——國發院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和國發院市場與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維迎。

過去二十多年,這兩位北大國發院的創始人一直就國企改革、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等話題,在紙面或會議上多次展開辯論,誰也沒能說服誰(參見本報2014年5月9日《林毅夫:“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一文,以及2016年9月25日《張維迎談與林毅夫二十年之爭:“很多爭論要若幹年後才能見分曉”》一文)。

今年以來,林張二人圍繞產業政策的存廢再次爆發論戰。林毅夫認為,產業政策不可或缺,後發國家要靠產業政策來推動經濟發展。張維迎則呼籲廢除所有的產業政策。這場辯論引起了經濟學家吳敬璉等著名學者的廣泛關註。

林毅夫曾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學者間的辯論應該面對面進行,通過媒體“隔空喊話”不可取。這或許是本次“產業政策思辨會”得以舉行的原因之一。

當下的中國,諸多經濟領域的改革都涉及政府在市場中的角色、政府與市場的界限之爭,林張對於產業政策的公開辯論,也因此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以下是林毅夫和張維迎在這次思辨會上的部分對話實錄,系南方周末記者現場摘錄整理,未經林張二人審定。

林毅夫:產業政策就像集中兵力打殲滅戰

政府的產業政策能幫助解決軟硬基礎設施,解決先行者的激勵補償,讓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有競爭力的產業。

政府為什麽要選擇特定產業來支持?這實際上就像是毛澤東說的集中兵力打殲滅戰,要完善的基礎設施太多了,因為資源不夠多,只能是像鄧小平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產業先發展起來。

很多經濟學家反對產業政策,我去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開始研究產業政策的時候,一千多個經濟學家都反對,理由是二戰後很多使用了產業政策的國家,效果很差,包括日本,很多產業政策是不成功的。

但我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就能實現超趕的,除了石油輸出國。也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就能保持發達經濟體地位的。不能因為產業政策大部分失敗,就不要產業政策,那樣做是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我們能做的是提高成功的概率,減少失敗的概率。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必須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他可能成功可能失敗。失敗了他付出了成本,成功了大家認為這是新的產業和新的技術,後面跟隨者來了,競爭者來了。第一個吃螃蟹的就沒有壟斷利潤。

發達國家解決這個問題的做法是,給第一個吃螃蟹企業家做專利保護,用這種方式來補償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補貼先天不平等。發展中國家是在世界技術產業內部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采用的新技術很可能是成熟的,沒法給專利,但依然面臨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的問題,所以政府要給一個合適的激勵補償。

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是否能成功,除了取決於他的企業家精神和產品外,還取決於產業軟硬件基礎設施是否完善。對這個基礎設施,第一個吃螃蟹的基本無能為力,需要很多企業家一起來做,形成一個產業集群,才會引來比較好的供應鏈。這就需要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來解決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和協調供給。

媒體上說,我講有效的政府,不講市場。說我是政府派,維迎是市場派。我希望媒體朋友能幫忙把我的完整的觀點傳播出去,我是強調既要有市場,又要有政府。

但為什麽產業政策用意很好卻失敗了呢?我研究了一下,二戰後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政策普遍失敗。一是發展中國家容易有趕超的心態,想要三年趕英五年超美,好心辦了壞事;二是發達國家的產業政策也經常有失敗,支持基礎科研,本身成功概率很低,95%以上是失敗的;三是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為了就業需要繼續補貼,比如美國和歐洲的農業政策。歐盟每天要給一頭奶牛補貼2歐元,其實應該退出了,但不願意退出。如果產業不符合比較優勢,政府還是繼續補貼,會導致資源重複配置和尋租行為。

合適的產業政策特性,要有潛在的比較優勢。這個行業從生產要素成本來看,已經處於世界最低,具備比較優勢。但它的交易成本太高,軟硬基礎設施不完善,總成本過高。政府的產業政策能幫助解決軟硬基礎設施,解決先行者的激勵補償,讓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有競爭力的產業。

那些不成功的產業政策,通常瞄準的是人均收入水平是你的5倍、10倍甚至20倍的國家,比較優勢變成比較劣勢。產業政策成功的國家,基本都是瞄準那些人均收入水平是自己的一兩倍,最多三倍的國家。

也就是說,要瞄準那些人均收入水平差異不大,要素稟賦大致相當的國家,看看他們成熟的產業是什麽,這一步很重要。政府經常想要太先進的國家的產業,要避免政府的過度趕超,也要避免沒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

發展中國家普遍軟硬件基礎設施弱,但每個國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資源,國內有些企業發現了這個資源,政府可以幫著做大做強。比如印度過去沒有服務業,但印度企業發現了這個機會,印度政府幫忙改善地面傳輸設施,成本大大改善,印度的服務業變成世界上的領先產業。

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一定的保護,沒有專利的話,可以稅收保護,進口機器設備時優先得到外匯等,這種激勵力度比較小,而且一般都是一次性的,所以不用擔心政府的激勵會尾大不掉。

對國際領先的產業,跟發達國家一樣,政府要支持基礎研究。對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政府幫忙宣傳,比如過去智利紅酒是上不了餐桌的,後來智利總統到國外出訪,都是帶著智利的紅酒去辦酒會。加工產業等失去比較優勢的,要轉移到國外去創造“第二春”,政府要對轉型的產業工人提供再就業培訓。

政府不是要幫企業做決定,是幫助企業解決問題,協調問題,完善基礎設施,也就是我一直講的因勢利導,幫助企業解決企業解決不了的問題。

政府為什麽要選擇特定產業來支持相應的軟硬件基礎設施?這實際上就像是毛澤東說的集中兵力打殲滅戰,這是產業政策的要義。要完善的基礎設施太多了,其實如果你有資源,應該全都做,只是因為資源不夠多,只能是像鄧小平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就是讓一部分產業的軟硬基礎設施先完善起來。讓一部分產業先發展起來,成為國家的競爭優勢,這樣就可以創造更多可用、可支配的資源,把其他地方的軟硬基礎設施也完善一下,這是產業政策要達到的目標。最後是大家共同富裕,共同發展。

張維迎: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企業吃偏飯

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一是由於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為激勵機制扭曲。更通俗地講,一是由於人的無知,二是由於人的無恥。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更根本。

創新的不可預測性意味著,政府根本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為你連螃蟹長得什麽樣都不知道。政府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沒有必要為吃螃蟹埋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上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

林毅夫對產業政策的定義太寬。按林毅夫的定義,幾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產業政策,批評產業政策就等於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不利於問題的討論。

1980年代中期,日本的產業政策很受一些中國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的推崇。1987年夏天,我對日本做了為期半個月的訪問,我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日本早期的產業政策之所以沒有產生災難性的後果,是因為錯誤的產業政策總會受到企業家的抵制。汽車產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沒有本田宗一郎等人的抵制,也就沒有日本汽車產業的今天。

日本產業政策總體上講是失敗的。在日本最成功的20個產業,基本沒有產業政策的作用,即使有,作用也微乎其微;反倒是最失敗的7個產業,都受產業政策的嚴重影響。1980年代之後,日本產業政策的失誤比比皆是,包括第五代計算機的研發、模擬技術、移動通訊等方面,都被產業政策帶入歧途。通產省神話由此破滅。

我一直試圖從理論上尋找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我發現,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和計劃經濟失敗的原因完全一樣。概言之,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一是由於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為激勵機制扭曲。更通俗地講,一是由於人的無知,二是由於人的無恥。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更根本。

上世紀80年代初期,鑒於當時電風扇生產“一哄而上”的局面,機電部約請了若幹國內有名的生產技術、市場分析和經濟管理方面的專家,商討對策。在大量調研和分析的基礎上,專家們認為,中國電風扇行業的年生產能力在今後若幹年保持在1000萬臺左右為宜,主張選擇若幹實力雄厚的企業“定點”生產,主管部門還據此制定了相應的政策。

然而實踐證明,專家們的預測與實際狀況有很大差距,電風扇的市場容量和生產規模不斷迅速擴張。在數年激烈競爭優勝劣汰的過程中,電風扇行業的組織結構也趨於合理,生產集中於幾個名牌企業集團,但並不是原來設想的布局模式。這種使用了“科學”的程序與方法,卻沒有得到“科學結論”的情形,在許多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中都出現過。

說到電風扇,我不由得想起林毅夫曾講過的他自己的故事。當年回國時他用配額買了4臺電風扇,全家每人一臺,因為當時根本想不到以後能用上空調。

產業政策通過對不同產業、不同企業在市場準入、稅收和補貼、融資和信貸、土地優惠、進出口許可等方面的區別對待,創造出權力租金,這必然導致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新能源汽車騙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創新的不可預見性意味著產業政策一定會出現失誤。因為錯誤會暴露自己的無知,掩蓋錯誤的一個辦法是對失敗的項目提供更多的支持。結果是,錯誤一個接著一個。

概而言之,由於人類認知的局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事實上,產業政策只會阻礙創新,因為產業政策會誤導企業家,使他們將資源投入不該投入的領域和不該投入的項目。中國光伏產業的發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日本企業在模擬技術上的投入也是一個例子。企業家如果跟著政府的產業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創新。為了創新,中國企業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而不是產業政策的扶植。

所以我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任何企業吃偏飯。

林毅夫栩栩如生地把創新者比喻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認為政府應該補貼第一個吃螃蟹者。我沒有考察過人類吃螃蟹的歷史,但我相信,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為自己想品嘗美味佳肴的冒險沖動,而不是因為政府和其他什麽人補貼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業家的冒險精神。

企業家承擔風險,是出於信念和願景,而非計算。凡要靠政府補貼才願意去創新的人,充其量只是個尋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業家。補貼這樣的人會導致南郭先生們“濫竽充數”。為了激勵創新,我們需要的是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而不是政府補貼。

進一步講,創新的不可預測性意味著,政府根本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為你連螃蟹長得什麽樣都不知道。政府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沒有必要為吃螃蟹埋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上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

林毅夫為產業政策辯護的另一個理由是:如果沒有政府協調,市場會出現協調失靈。這里也表現出他對市場機制和企業家精神的誤解。現實中,成千上萬的企業家做的就是協調供給和需求,協調能力決定企業家的賺錢能力。

林毅夫論證產業政策的邏輯是有問題的。他說:“至今還沒有看見一個成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或者持續發展的發達國家,不用產業政策的。”他講的這個命題或許為真,這也不奇怪,因為在任何國家,總有雄心勃勃的政府官員和專家想指導,甚至主導經濟發展,政府官員也要為自己創造尋租機會,也有既得利益者需要產業政策保護。但由此引申說“沒有產業政策,經濟就不可能成功”,則是個偽命題。 “沒有一個長壽的人不曾得過病”,難道由此就能推論說得病是長壽的原因嗎?為什麽不看看那麽多病死的人?難道產業政策導致失敗的國家還不夠多嗎?

辯論交鋒環節的發言摘要

林毅夫

我說的產業政策沒有假定政府是全知全能。張維迎教授說汽車產業的成功不是因為產業政策,他對日本的經濟研究不夠清楚,日本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對汽車產業一直是高關稅。只要有關稅,有這種進入的障礙,都是產業政策,是保日本的產業。

我基本上是反對補貼的,除了對先行者的激勵機制者的補貼,基本上可能就是稅收優惠幾年,量非常少。維迎說產業政策必然失敗,中國政府有很多產業政策,所以中國必然失敗,按照這樣推論,中國怎麽能維持這麽長時間的穩定跟高速發展呢?

如果維迎拋開書本到各個地方去走走看,就會發現政府在幫助產業集群的發展過程中,起到的因勢利導的作用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張維迎

林毅夫在反駁我產業政策註定失敗的結論時說,因為我主張產業政策註定失敗,中國政府有很多產業政策,所以中國必然失敗,這是什麽邏輯?

我不是說政府不應該幫助企業解決問題,而是政府不要給企業設置障礙。

如果老百姓吃的雞蛋都是政府供應的,難道由此證明沒有政府大家就吃不上雞蛋?為什麽雞蛋必須由政府供應,因為你不讓企業家供應,你反過來說,這就證明政府供應是最有效的,沒有這樣的邏輯。

林毅夫 張維 維迎 現場 火爆 PK 產業 政策 不該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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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張維迎現場火爆PK 產業政策該不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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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左)與張維迎(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圖)

2016年11月9日下午,北京大學校園里,到處都能聽到師生們在談論美國大選。但在北大國發院所在的朗潤園里,大量師生正排隊進場,在這個曾經的晚清內閣軍機會議處圍觀兩位經濟學家的辯論會。

當天下午兩點,第72次“朗潤·格政”產業政策思辨會在朗潤園萬眾樓二樓舉行。這次思辨會的兩位主角都是北大國發院教授——國發院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和國發院市場與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維迎。

過去二十多年,這兩位北大國發院的創始人一直就國企改革、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等話題,在紙面或會議上多次展開辯論,誰也沒能說服誰(參見本報2014年5月9日《林毅夫:“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一文,以及2016年9月25日《張維迎談與林毅夫二十年之爭:“很多爭論要若幹年後才能見分曉”》一文)。

今年以來,林張二人圍繞產業政策的存廢再次爆發論戰。林毅夫認為,產業政策不可或缺,後發國家要靠產業政策來推動經濟發展。張維迎則呼籲廢除所有的產業政策。這場辯論引起了經濟學家吳敬璉等著名學者的廣泛關註。

林毅夫曾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學者間的辯論應該面對面進行,通過媒體“隔空喊話”不可取。這或許是本次“產業政策思辨會”得以舉行的原因之一。

當下的中國,諸多經濟領域的改革都涉及政府在市場中的角色、政府與市場的界限之爭,林張對於產業政策的公開辯論,也因此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以下是林毅夫和張維迎在這次思辨會上的部分對話實錄,系南方周末記者現場摘錄整理,未經林張二人審定。

林毅夫:產業政策就像集中兵力打殲滅戰

政府的產業政策能幫助解決軟硬基礎設施,解決先行者的激勵補償,讓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有競爭力的產業。

政府為什麽要選擇特定產業來支持?這實際上就像是毛澤東說的集中兵力打殲滅戰,要完善的基礎設施太多了,因為資源不夠多,只能是像鄧小平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產業先發展起來。

很多經濟學家反對產業政策,我去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開始研究產業政策的時候,一千多個經濟學家都反對,理由是二戰後很多使用了產業政策的國家,效果很差,包括日本,很多產業政策是不成功的。

但我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就能實現超趕的,除了石油輸出國。也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就能保持發達經濟體地位的。不能因為產業政策大部分失敗,就不要產業政策,那樣做是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我們能做的是提高成功的概率,減少失敗的概率。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必須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他可能成功可能失敗。失敗了他付出了成本,成功了大家認為這是新的產業和新的技術,後面跟隨者來了,競爭者來了。第一個吃螃蟹的就沒有壟斷利潤。

發達國家解決這個問題的做法是,給第一個吃螃蟹企業家做專利保護,用這種方式來補償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補貼先天不平等。發展中國家是在世界技術產業內部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采用的新技術很可能是成熟的,沒法給專利,但依然面臨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的問題,所以政府要給一個合適的激勵補償。

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是否能成功,除了取決於他的企業家精神和產品外,還取決於產業軟硬件基礎設施是否完善。對這個基礎設施,第一個吃螃蟹的基本無能為力,需要很多企業家一起來做,形成一個產業集群,才會引來比較好的供應鏈。這就需要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來解決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和協調供給。

媒體上說,我講有效的政府,不講市場。說我是政府派,維迎是市場派。我希望媒體朋友能幫忙把我的完整的觀點傳播出去,我是強調既要有市場,又要有政府。

但為什麽產業政策用意很好卻失敗了呢?我研究了一下,二戰後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政策普遍失敗。一是發展中國家容易有趕超的心態,想要三年趕英五年超美,好心辦了壞事;二是發達國家的產業政策也經常有失敗,支持基礎科研,本身成功概率很低,95%以上是失敗的;三是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為了就業需要繼續補貼,比如美國和歐洲的農業政策。歐盟每天要給一頭奶牛補貼2歐元,其實應該退出了,但不願意退出。如果產業不符合比較優勢,政府還是繼續補貼,會導致資源重複配置和尋租行為。

合適的產業政策特性,要有潛在的比較優勢。這個行業從生產要素成本來看,已經處於世界最低,具備比較優勢。但它的交易成本太高,軟硬基礎設施不完善,總成本過高。政府的產業政策能幫助解決軟硬基礎設施,解決先行者的激勵補償,讓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有競爭力的產業。

那些不成功的產業政策,通常瞄準的是人均收入水平是你的5倍、10倍甚至20倍的國家,比較優勢變成比較劣勢。產業政策成功的國家,基本都是瞄準那些人均收入水平是自己的一兩倍,最多三倍的國家。

也就是說,要瞄準那些人均收入水平差異不大,要素稟賦大致相當的國家,看看他們成熟的產業是什麽,這一步很重要。政府經常想要太先進的國家的產業,要避免政府的過度趕超,也要避免沒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

發展中國家普遍軟硬件基礎設施弱,但每個國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資源,國內有些企業發現了這個資源,政府可以幫著做大做強。比如印度過去沒有服務業,但印度企業發現了這個機會,印度政府幫忙改善地面傳輸設施,成本大大改善,印度的服務業變成世界上的領先產業。

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一定的保護,沒有專利的話,可以稅收保護,進口機器設備時優先得到外匯等,這種激勵力度比較小,而且一般都是一次性的,所以不用擔心政府的激勵會尾大不掉。

對國際領先的產業,跟發達國家一樣,政府要支持基礎研究。對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政府幫忙宣傳,比如過去智利紅酒是上不了餐桌的,後來智利總統到國外出訪,都是帶著智利的紅酒去辦酒會。加工產業等失去比較優勢的,要轉移到國外去創造“第二春”,政府要對轉型的產業工人提供再就業培訓。

政府不是要幫企業做決定,是幫助企業解決問題,協調問題,完善基礎設施,也就是我一直講的因勢利導,幫助企業解決企業解決不了的問題。

政府為什麽要選擇特定產業來支持相應的軟硬件基礎設施?這實際上就像是毛澤東說的集中兵力打殲滅戰,這是產業政策的要義。要完善的基礎設施太多了,其實如果你有資源,應該全都做,只是因為資源不夠多,只能是像鄧小平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就是讓一部分產業的軟硬基礎設施先完善起來。讓一部分產業先發展起來,成為國家的競爭優勢,這樣就可以創造更多可用、可支配的資源,把其他地方的軟硬基礎設施也完善一下,這是產業政策要達到的目標。最後是大家共同富裕,共同發展。

張維迎: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企業吃偏飯

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一是由於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為激勵機制扭曲。更通俗地講,一是由於人的無知,二是由於人的無恥。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更根本。

創新的不可預測性意味著,政府根本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為你連螃蟹長得什麽樣都不知道。政府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沒有必要為吃螃蟹埋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上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

林毅夫對產業政策的定義太寬。按林毅夫的定義,幾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產業政策,批評產業政策就等於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不利於問題的討論。

1980年代中期,日本的產業政策很受一些中國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的推崇。1987年夏天,我對日本做了為期半個月的訪問,我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日本早期的產業政策之所以沒有產生災難性的後果,是因為錯誤的產業政策總會受到企業家的抵制。汽車產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沒有本田宗一郎等人的抵制,也就沒有日本汽車產業的今天。

日本產業政策總體上講是失敗的。在日本最成功的20個產業,基本沒有產業政策的作用,即使有,作用也微乎其微;反倒是最失敗的7個產業,都受產業政策的嚴重影響。1980年代之後,日本產業政策的失誤比比皆是,包括第五代計算機的研發、模擬技術、移動通訊等方面,都被產業政策帶入歧途。通產省神話由此破滅。

我一直試圖從理論上尋找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我發現,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和計劃經濟失敗的原因完全一樣。概言之,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一是由於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為激勵機制扭曲。更通俗地講,一是由於人的無知,二是由於人的無恥。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更根本。

上世紀80年代初期,鑒於當時電風扇生產“一哄而上”的局面,機電部約請了若幹國內有名的生產技術、市場分析和經濟管理方面的專家,商討對策。在大量調研和分析的基礎上,專家們認為,中國電風扇行業的年生產能力在今後若幹年保持在1000萬臺左右為宜,主張選擇若幹實力雄厚的企業“定點”生產,主管部門還據此制定了相應的政策。

然而實踐證明,專家們的預測與實際狀況有很大差距,電風扇的市場容量和生產規模不斷迅速擴張。在數年激烈競爭優勝劣汰的過程中,電風扇行業的組織結構也趨於合理,生產集中於幾個名牌企業集團,但並不是原來設想的布局模式。這種使用了“科學”的程序與方法,卻沒有得到“科學結論”的情形,在許多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中都出現過。

說到電風扇,我不由得想起林毅夫曾講過的他自己的故事。當年回國時他用配額買了4臺電風扇,全家每人一臺,因為當時根本想不到以後能用上空調。

產業政策通過對不同產業、不同企業在市場準入、稅收和補貼、融資和信貸、土地優惠、進出口許可等方面的區別對待,創造出權力租金,這必然導致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新能源汽車騙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創新的不可預見性意味著產業政策一定會出現失誤。因為錯誤會暴露自己的無知,掩蓋錯誤的一個辦法是對失敗的項目提供更多的支持。結果是,錯誤一個接著一個。

概而言之,由於人類認知的局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事實上,產業政策只會阻礙創新,因為產業政策會誤導企業家,使他們將資源投入不該投入的領域和不該投入的項目。中國光伏產業的發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日本企業在模擬技術上的投入也是一個例子。企業家如果跟著政府的產業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創新。為了創新,中國企業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而不是產業政策的扶植。

所以我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任何企業吃偏飯。

林毅夫栩栩如生地把創新者比喻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認為政府應該補貼第一個吃螃蟹者。我沒有考察過人類吃螃蟹的歷史,但我相信,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為自己想品嘗美味佳肴的冒險沖動,而不是因為政府和其他什麽人補貼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業家的冒險精神。

企業家承擔風險,是出於信念和願景,而非計算。凡要靠政府補貼才願意去創新的人,充其量只是個尋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業家。補貼這樣的人會導致南郭先生們“濫竽充數”。為了激勵創新,我們需要的是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而不是政府補貼。

進一步講,創新的不可預測性意味著,政府根本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為你連螃蟹長得什麽樣都不知道。政府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沒有必要為吃螃蟹埋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上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

林毅夫為產業政策辯護的另一個理由是:如果沒有政府協調,市場會出現協調失靈。這里也表現出他對市場機制和企業家精神的誤解。現實中,成千上萬的企業家做的就是協調供給和需求,協調能力決定企業家的賺錢能力。

林毅夫論證產業政策的邏輯是有問題的。他說:“至今還沒有看見一個成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或者持續發展的發達國家,不用產業政策的。”他講的這個命題或許為真,這也不奇怪,因為在任何國家,總有雄心勃勃的政府官員和專家想指導,甚至主導經濟發展,政府官員也要為自己創造尋租機會,也有既得利益者需要產業政策保護。但由此引申說“沒有產業政策,經濟就不可能成功”,則是個偽命題。 “沒有一個長壽的人不曾得過病”,難道由此就能推論說得病是長壽的原因嗎?為什麽不看看那麽多病死的人?難道產業政策導致失敗的國家還不夠多嗎?

辯論交鋒環節的發言摘要

林毅夫

我說的產業政策沒有假定政府是全知全能。張維迎教授說汽車產業的成功不是因為產業政策,他對日本的經濟研究不夠清楚,日本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對汽車產業一直是高關稅。只要有關稅,有這種進入的障礙,都是產業政策,是保日本的產業。

我基本上是反對補貼的,除了對先行者的激勵機制者的補貼,基本上可能就是稅收優惠幾年,量非常少。維迎說產業政策必然失敗,中國政府有很多產業政策,所以中國必然失敗,按照這樣推論,中國怎麽能維持這麽長時間的穩定跟高速發展呢?

如果維迎拋開書本到各個地方去走走看,就會發現政府在幫助產業集群的發展過程中,起到的因勢利導的作用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張維迎

林毅夫在反駁我產業政策註定失敗的結論時說,因為我主張產業政策註定失敗,中國政府有很多產業政策,所以中國必然失敗,這是什麽邏輯?

我不是說政府不應該幫助企業解決問題,而是政府不要給企業設置障礙。

如果老百姓吃的雞蛋都是政府供應的,難道由此證明沒有政府大家就吃不上雞蛋?為什麽雞蛋必須由政府供應,因為你不讓企業家供應,你反過來說,這就證明政府供應是最有效的,沒有這樣的邏輯。

林毅夫 張維 維迎 現場 火爆 PK 產業 政策 不該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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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談中國經濟持續6年下滑:外部性、周期性因素相當大

中國2015年GDP增速為6.9%,是自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連續6年下滑。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麽?中國經濟下滑的底部在哪里?

12月18日,在第一屆國家發展論壇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林毅夫教授談到了這些問題。

林毅夫指出,中國經濟持續六年下滑,有相當大的因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在演講中,林毅夫通過對一些金磚國家、亞洲國家、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的對比分析,來全面地看全球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他指出,中國2010年時GDP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時下降至6.9%。但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俄羅斯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3.7%。發達國家中的美國在2015年的經濟增速也只有2.4%。

因此,林毅夫強調,“這些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他們都沒有,但表現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糟。分析下來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此外,林毅夫還表示,世界經濟的整體疲軟影響了中國的出口。“從1979年到2014年,我們的出口增長每年是達到16.4%,2015年的時候我們的出口不僅沒增長,而且還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我們的出口增長下滑了7.7%。這種狀況下當然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增長。”

林毅夫總結,中國經濟經濟聯系六年持續下滑,今年經濟從6.9%降到6.7%,有相當大的因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林毅夫發表演講

以下為林毅夫演講部分實錄:

談中國經濟發展,不管是在國內還是海外,大家最關心的一個題目是我們能不能實現“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在2016年到2020年間,每年平均增長6.5%以上。

從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長6.5%,跟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從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長9.7%來比,已經向下調整了30%。照理說這個調整的幅度也不小,應該余地還是比較大,實現起來照理說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可是大家為什麽心里還沒底。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從2010年以後,每年逐年下滑。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這是從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而且這也是從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次連續六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過去講說平均每年9.7%的增長,當然每年之間都有波動,但是一般說經濟下滑兩年,最多三年,經濟增長就會回升。

那麽從2010年到2015年已經連續下滑了六年,今年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長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個百分點。2016年現在看來增長的速度也就是在6.7%,還是繼續下滑。

這種狀況下,中國經濟下滑的底部在哪里,會不會突破“十三五”規劃所講的6.5%?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為什麽從2010年以後,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麽。

大家談得非常多,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一個發展中國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內部的問題,這些內部的問題包括我們的經濟體制,比如說國有企業所占的比重還相當高,國有企業一般表現還欠佳,有不少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們是一個轉型中國家,市場機制還沒有完全到位,固然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還沒有完全落實。既然市場沒有完全發揮作用,資源配置就會有問題,因此有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最近談的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這也是切實存在的問題,解決問題就要付出代價。有人也認為這是我們連續第七年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我個人認為這些問題都實實在在存在,也影響到我們的經濟績效,但是要看中國經濟就必須像今天論壇的主題,全球變革下來看中國經濟。因為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匯率計算。

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來計算,今天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同時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影響世界,但同樣也更重要的世界經濟發展的狀況也會深深影響中國。

在分析中國經濟從2010年以後逐年下滑的時候,我們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國家經濟表現怎麽樣。比如說在世界上跟我們同等發達國家的金磚國家,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但是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深。

俄羅斯,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3.7%,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另外一個金磚國家印度,印度2010年的時候10.3%,跟我們的10.6%在同一個水平,2015年的時候他的增長速度7.6%,比我們的6.9%好像高一點,但是他同樣是從10.3%降到7.6%,態勢跟我們完全一樣。

而且看印度2015年的7.6%的增長的時候我們還要考慮兩點因素,第一點就是他在2012年的時候經濟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我們2012年的時候是從2010年的10.6%降到7.7%,印度則是從10.3%降到5.1%,這有所謂觸底反彈的因素存在。

第二個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時候調整了國民統計的方法,這個調整讓印度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提高一個百分點。如果把這兩個因素考慮進去的話,那麽印度在2015年的增長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們完全一樣。

這些金磚國家不存在我們所謂國有企業比重太高的問題,他們有的本來就是市場經濟,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九十年代的時候已經進行了徹底的市場經濟,他也不存在我們國內的這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但是他的經濟表現跟我們完全一樣,甚至比我們還糟。

那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的問題,共同的周期性的問題。要證明我的觀點最好的是看東亞這些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

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高表現的經濟體都沒有,但表現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增。分析下來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其實只要一分析,只要我們放眼世界也並不難理解,因為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在世界經濟比重還超過一半的這些發達國家,他們的經濟還沒完全複蘇

歐盟在2015年的時候增長速度只有1.3%,比3%到3.5%低了兩個多百分點。日本固然有安倍經濟學想複蘇日本的經濟,但是在2015年的時候他的增長速度只有0.5%。在經濟增長速度慢的狀況下,他的失業率就維持在高位,家庭的收入增長就緩慢,消費增長就恢複疲軟。

那這些發達國家他還是世界需求的主要來源,因此整個世界需求疲軟。在發達國家當中,美國的經濟表現似乎比較好,但2015年的時候他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只有2.4%。美國的失業率似乎狀況也比較好,現在達到跟危機之前的水平大約相當的4.9%。

但是在考慮美國失業率的時候了解美國怎麽統計失業率,美國是一個勞動者如果失掉就業,有一個月的時間不去找工作,這樣的勞動者就算退出勞動力市場,他就不在失業統計內。因此要了解美國的就業狀況還要另外一個指標的參考,就是勞動參與率。

目前美國適齡勞動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比危機前低3個百分點,這些人他是有勞動能力的,但他為什麽不找工作?因為找不到工作,幹脆就不去找了。如果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美國現在的失業率同樣是處在歷史高位的8%到9%之間。在這種狀況,家庭的收入增長,從各種統計指標來看,跟危機之前比較起來的話基本沒分別。

而且我們知道這次的危機在美國爆發,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負債過重。在危機發生以後家庭為了修補平衡表,他在收入不增長的情況下還要省錢還債,因此這種情況下他的消費就非常疲軟。

這些發達國家的消費疲軟導致整個世界需求疲軟,我們知道在危機之前世界貿易的增長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兩倍以上,但在危機爆發以後世界的經濟增長率放緩,但是現在世界的貿易增長率比世界經濟的增長率還低。

這當然就影響到每個像中國、像其他金磚國家,還有東亞,這些高收入、高表現,但是出口比較重的經濟體的出口。那我們知道出口增長是經濟增長的三個組成部分當中的一項。以我們國家來講,從1979年到2014年,我們的出口增長每年是達到16.4%,2015年的時候我們的出口不僅沒增長,而且還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我們的出口增長下滑了7.7%。這種狀況下當然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投資增長,投資增長大家知道在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每個國家都采取了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啟動需求、創造就業、穩定經濟。

我們國內有4萬億,但是其他國家同樣是有或多或少的積極財政政策來支持投資,來啟動需求,來穩定經濟。但是這些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項目,經過五年、六年、七年都已經過去了,但是國際經濟還沒複蘇。

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新的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投資項目,那當然投資增長也必然下滑。以我們國家的例子來說,在“十一五”規劃期間2006年到2010年之間,我們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25.5%。在“十二五”期間2011年到2015年期間,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18.8%,下降了7個百分點,而且在“十二五”期間是越往後下降的越多。

這種狀況下經濟增長當然會受到影響。在這種狀況下,拉動我們經濟增長的主要是靠消費增長,我們國內的消費增長狀況還比較好,是因為我們的就業狀況好,家庭收入增長的狀況也比較好。

以去年為例,去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長是7.5%,高了0.6個百分點。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的消費增長維持在8%左右,這也就讓我們的經濟增長去年還能夠達到6.9%,其他國家他出口下滑的情形跟我們一樣,投資下滑的情形跟我們一樣,那收入增長比我們差,消費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大多了,所以他們的經濟表現就比我們差很多。

從這些因素來講,六年的經濟持續下滑,以及到今年經濟還從6.9%降到6.7%,有相當大的因素是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林毅夫 中國 經濟 持續 下滑 外部性 外部 、周 周期 期性 因素 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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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國經濟下行部分受累於全球經濟下滑

12月18日,在第一屆國家發展論壇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國務院參事、全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林毅夫談了近幾年中國經濟為什麽會逐漸下滑的問題,除了中國本身存在問題外,還有外部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導致的全球經濟下滑。

另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在論壇上表示,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對農業的發展轉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這成為農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背景。

經濟下滑在於外部因素

從2010年開始中國經濟逐年下滑,到2015年經濟增速為6.9%,這是從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速,也是從改革開放以來首次連續六年經濟增速下滑。由於今年前三季度經濟增速為6.7%,林毅夫認為,現在看來2016年的經濟增速還會繼續下滑,低於6.9%。

經濟增速逐年下滑,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麽?

有言論將之歸咎於中國經濟內部的問題,包括經濟體制;還有言論稱作為轉型中國家,中國的市場機制改革還沒有完全到位,這成為經濟下滑的主因。

針對這些言論,林毅夫回應說,這些問題實實在在都存在,也影響到中國經濟的績效,但是中國作為當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還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影響到世界,但同樣世界經濟發展的狀況也會影響到中國。

考慮到2010年以來,金磚國家、東亞四小龍都面臨著經濟增速下滑,甚至下滑速度比中國更嚴重的現實,林毅夫表示,這一定是共同的外部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導致的全球經濟下滑。

具體來說,發達國家的消費疲軟導致整個世界需求疲軟,這直接導致中國的出口在2015年出現負增長2.8%,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長也下滑了7.7%。而從1979年到2014年,中國的出口增長每年都達到16.4%。這種狀況下,當然直接影響到國內的經濟增長。

在投資增長方面,“十一五”時期中國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25.5%;但到了“十二五”期間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速為18.8%,下降了7個百分點;在“十二五”期間,越往後下降得越多,比如2015年,投資增長只有10%,考慮到投資品的價格下滑因素,真實的投資增長不過12%。這種狀況下,經濟增長當然也會受到影響。

當前,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消費。以2015年為例,GDP增速為6.9%,家庭收入的增長是7.5%,高了0.6個百分點。

展望中國未來的發展,林毅夫認為,總體來講外部環境會相當不好,在這種狀況下,需要看中國內部經濟增長動力是否足夠。可以在適度擴大國內總需求的同時,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補短板結合在一起,向前推進,為其創造有利條件。比如投資推動產業升級,完善基礎設施,投資地下管網建設,還有投資綠色發展,治理環境汙染問題,當然還有城鎮化所帶來的大量公共服務的投資機會。這些投資不論是經濟回報還是社會回報都非常高。

農業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上周五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放在突出位置,狠抓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品牌創建、質量安全監管。

在論壇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說,隨著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對農業的發展轉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這成為農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背景。

具體來說,一方面中國史無前例的城鎮化的進程還在快速推進;另一方面,城市中產階層在迅速壯大,還有,集全黨全社會之力打脫貧攻堅戰,要將現行標準下的5575萬貧困人口,今後五年,每年都脫貧1000萬人以上。

這些背景匯集到一起,推動著國民的食品消費結構繼續升級。韓俊稱,現在農業發展面臨的總量不足的矛盾大大緩解,變成了結構性矛盾,即優質綠色的農產品不能夠滿足需求,這也是中央要將其置於更加突出位置的原因。

此外,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另一個背景,就是說農業資源要素供給的條件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對農業的轉型升級提出更高要求。

韓俊提到,2012年以來,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每年減少了1500萬人,人口結構的變化,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顯著推高了勞動成本,不僅削弱了制造業的競爭力,對勞動密集型的農業同樣也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削弱了中國農產品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

他說,2015年我們的農業占GDP的比重是8.9%,農業就業占比是28.3%,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相當於工業的22.5%,相當於第三產業的26.5%。以人工成本在農產品總成本中的比重為例,我國糧食作物中最低的是大豆,達到32.1%,棉花占到62.5%。而美國,占比最高的棉花只有10.8%,糧食作物都在3%到5%。當前,中國的大豆每噸生產成本是4877元,是美國的2.14倍,玉米每噸的生產成本為2117元,為美國的2.23倍。

韓俊提到,現在小麥已經是全部機械化,種一畝小麥只用兩個勞動工人。水稻、玉米的機械化也在迅速推進,機械化率程度達到75%。但是棉花、甘蔗的機械化非常低,我們一定要提高機械化,不提高機械化水平的話,繼續采用“小米加步槍”,中國農業的競爭力和效益無從談起。

林毅夫 中國 經濟 下行 部分 受累 全球 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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