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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談新著:走出帝制之後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3427

秦暉

2015年10月,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的新著《走出帝制》出版。本書由三束紀念“百年”的文章集結而成:2011年的辛亥百年、2014年的一戰百年、2015年的新文化運動百年。百年後回望這一系列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秦暉有一個清晰的坐標系。坐標系的橫軸是世界史,縱軸是中國古代史。誠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我不相信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時代誰還可以把做一個高水平的‘百科全書式學者’當作目標,但我同時也相信,對人文學科中任何微觀問題進行有水平的研究,都離不開宏觀的視野……‘跨界’的研究常常可以開啟思路,發現一些囿於‘饾饤之學’者所不能看到的奧秘。”

此書直面近年中國近現代史敘事中的“新見”和迷思:如果鴉片戰爭前清代經濟產值是世界第一,政治是“父愛式的管理”,倫理道德全球獨步,中國為什麽會陷入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既然民國開啟的是一個亂世,政治長期不上軌道,辛亥革命的意義何在?這場革命究竟是“成功”、“尚未成功”,還是失敗?

民國有弊病,不等於“我大清很好”

南方周末:您在書中提到近年歷史研究的一種現象:“演員越來越清晰,劇本越來越模糊”,為什麽?

秦暉:其實也不奇怪,認識的路徑本來可能也是這樣的。用馬克思的說法就是,從宏觀到微觀再到宏觀,或者說從抽象到具體再到抽象。原來的宏大敘事、解釋體系,總會受到晚近發現事實的挑戰。新的、局部的認識越來越多,整體上就對原來的敘事框架構成了一定的沖擊。這時候人們就會提出一些新的觀點,比如保守主義、“告別革命”。

但是這些東西離一個自圓其說的解釋體系距離還是很遠的。比如說人們發現民國有很多弊病,很多人因此產生對革命的反感,但這種反感能否轉換成“我大清很好”的論據,又另當別論。我們怎麽能對這些觀點進行理清,在現有認識水平的基礎上建構一個在邏輯上能夠自圓其說的,在實證上能包容新發現的史實,同時又對未來的改革有一定借鑒作用的解釋體系,我覺得現在已經到了這個時候了。

南方周末:歷史學界的這種現象,跟社會上某些潮流,比如說“民國熱”,有沒有因果關系?

秦暉:我不很了解什麽叫“民國熱”。就歷史研究本身而言,我覺得不是民國熱不熱,而是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就沒有民國史這個概念。那時我們只有黨史、中國革命史、帝國主義侵華史。基於這樣的意識形態,我們是肯定辛亥革命的,但是我們對民國的否定遠遠超過對任何一個王朝的否定。如果我們認為民國事事都不如傳統時代,那辛亥革命還怎麽值得肯定呢?由於過去對民國的極端否定,反過來也會出現那種所謂的民國熱,那麽到了現在,應該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了。

為什麽追憶秦漢

南方周末:您在評述中國近現代史的時候,總是要回到“周秦之變”這個起點。許倬雲先生強調秦朝“編戶齊民”的進步意義,您的說法似乎是很不一樣的。

秦暉:這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關於封建和帝制的爭論在中國從周秦到現在都沒有中斷過。也不光是中國,世界史也是這樣子。從體制的有效性而言,在沒有現代的憲政民主共和制度以前,“秦制”當然比“周制”要有效,這是毫無疑問的。在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強國出現以前,只要是秦制的政治實體和周制的政治實體打仗,總是秦制占優勢的,哪怕這個政治實體很野蠻,經濟也不發達,文化水平也很落後。野蠻,它就可以打敗你,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許先生是在傳統中國內部談論秦制,我是從走出帝制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如果許先生也談“走出帝制”,我想他不會看不到:到了晚近中國,要走出秦制的時候,很多人的確是基於對秦制破壞周制的不滿,而產生對西方的好感的。從周到秦,很多人確實感受到了道德的墮落,用馬克思的話,就是溫情脈脈的家庭面紗浸泡在了利己主義的冰水里。而我們現在很多新儒家批評西方也是這樣講的,說你看在西方個人主義太厲害。可是說實在的,我覺得中世紀的人這麽講是有資格的,中國人這麽講就沒有什麽資格,因為在中國,溫情脈脈的那些東西被破壞的程度比西方要徹底的多。

但是近代破壞這種東西,帶來的好處遠比秦制多的多,是吧?比方說它的確是破壞了熟人社會或者親人社會中那種溫情脈脈的關系,但是它帶來了科學、工業、經濟的發展,人文價值的更新。自由、平等、理性、憲政共和這些東西,你秦制就沒有,是吧?你秦制有的就是所謂的富國強兵,而且這個國主要是指的國庫而言。

當然也有人一直追憶秦漢,所謂偉大的帝國。這可能有兩個含義:一是對秦漢那種皇上說一不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很有好感;還有一種主要是因為近代中國受外國的欺負以後,基於民族自尊的一種考慮。這種考慮我覺得由於有了憲政共和制度,人們就自然把這個的希望移植在憲政共和制度上了。

向日本學什麽

南方周末:本書開頭和結尾兩處提到清末民初進步知識分子對日本的態度,開頭寫他們不能接受日本式的君主立憲,結尾寫他們擁抱“舍小我,顧大我”的日式自由主義,而您認為日式自由主義是軍國主義的土壤之一。

秦暉:以前對新文化運動進行反思,老是說新文化運動重視民主太多,重視自由不夠。像李澤厚就強調新文化運動後來用民主主義壓抑了自由主義,甘陽又說新文化運動只講民主與科學,不講自由與秩序。怎麽能這樣說呢?中國人講自由就是從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以前中國人真的很少講自由、講個性,講民主共和倒是講得很多。所以新文化運動在我看來就是一場個性解放的運動,而個性解放的運動的確受到日本的影響是很大的。

我們在後來批評激進主義以後,老扯法國,其實法國對近代的中國真的是沒有什麽影響。很多人都說留法勤工儉學培養了很多激進派,其實看看留法勤工儉學的歷史,你就會知道:那些人在留法之前就已經是激進派了。而且留法勤工儉學根本就不是進入正規的大學,大量的時間是用來和法國工農兵相結合,而且時間也很短。像李石曾、張道藩,徐悲鴻這些真正在法國念過書的,沒有幾個變成革命派。中共一大代表里頭沒有一個是留法的,但是好多留日的。

但中國人對日本的態度,從來只是把日本當作向西方學習的橋梁。很多人到了西方,會皈依基督教,但是即使是汪精衛也沒有去皈依神道教。中國人從日本學的那套東西,就是日本化了的西學。比如說“自由”這個概念不是日本發明的,本身也是來自西方的,但是經過福澤諭吉的闡釋之後,它成了用來瓦解小共同體的武器。為什麽要瓦解小共同體?就是因為日本當時是周制嘛,明治維新等於從周制走向秦制。

那個時候,中國的選擇是帝制不要日本的,但日本是強國,所以日本的軍國主義中國人還是要的。多少人講學習日本就是要像日本那樣會打仗。道理很簡單,如果所謂的自由主義只是針對小共同體的,那自然而然就會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就像後來楊度那個樣子。而且你說不要帝制也看是對誰而言了,對在野的立憲派,像陳獨秀那樣的人來講,當然是不要帝制的,但像楊度這樣的人,很明顯,他就是要帝制的。

革命和立憲沒那麽對立

南方周末:本書名為《走出帝制》,開頭很大篇幅是為辛亥革命正名。二十世紀是革命的世紀,辛亥革命只是開頭,但這本書的論述時限似乎止於1945年?

秦暉:其實這本書的核心在於淡化“革命”和“立憲”對立的解說。所謂的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對立,實際上只是海外的孫(中山)黃(興)和康(有為)梁(啟超)之間的你死我活,在國內並沒有發生這樣的現象。武昌起義和保路運動都是在野的立憲派跟革命派合作的結果。在野的立憲派和革命派在他們想實現的政治體制上沒有多少區別的,都是主張民主制度。講得簡單一點,一個是想實現美國那樣的制度,一個實現是像英國或者瑞典那樣的制度。真正的不同在於立憲派贊成保留清王朝,而革命派強調排滿。用立憲派的話說:“我們和革命派的區別是政治革命與種族革命的區別”。要扯到和平和戰爭,那和立不立憲也沒有什麽關系,和改良還是革命也沒有什麽關系,因為改良可能是流血的,革命可能也是不流血的。歷史上這種例子很多的。

南方周末:1945年之後發生的那些大的歷史事件與“走出帝制”之間是什麽關系? 本書用很大篇幅論證“中國站起來了”,“中國站起來了”這個過程跟“走出帝制”之間是什麽關系?

秦暉:沒什麽關系。所謂的中國站起來了,是指中國和外國的關系。跟“走出帝制”有關系的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1949年,很多人對政權更替歡呼雀躍主要是基於這個層面的。他們反對國民黨是因為國民黨的專制腐敗,不是因為國民黨賣國。很多人說國民黨親美,可是大家知道,在1949年以前,中國人對美國的反感是因為對國民黨的反感引起的。這和汪精衛與日本的關系正好相反。

汪精衛投日以前,他的道德形象要比蔣介石好多了,他在辛亥的時候是大英雄,以前一直被認為是左派的。而且因為蔣介石是主流派,汪精衛一般來講是被壓抑的,所以凡是對民國年間不滿的人,肯定會主要不滿蔣介石,不會不滿汪精衛。人們之所以罵他就是因為他投靠了日本人。可是蔣介石和美國不是這樣。無論是美國的民主共和制度,還是它在抗戰期間,甚至在之前的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上對中國的幫助而言,中國人對美國都沒有什麽反感的。1945年前後,中國人反感美國,主要是對國民黨的戰後政策有意見,又獨裁又腐敗,那些接收大員連日本人都不如。

辛亥以後,民主憲政一直是中國的理想。1945年之後,中國的很多自由派知識分子之所以對國民黨失望,就是因為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阻礙了這個理想。像聞一多,他本來是個國家主義者,非常之親國民黨。西安事變的時候,以聞一多為代表的一大幫人站出來罵張學良、楊虎城,強調國家要團結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後來他反對蔣介石,就是因為蔣介石發表了《中國之命運》。《中國之命運》強調的就是兩點:第一中國要站起來;第二,中國要站起來就必須集權: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聞一多一看,馬上就變成國民黨的反對派了。那時候的很多人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1949年,當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大部分的中國老百姓考慮的不是中國的對外關系,而是從辛亥革命到現在,總算把民主爭取到了。沒想到三十年後,居然有人說“民主不能當飯吃”,那如果是這樣,當初你高興什麽呀?

 

秦暉 暉談 新著 走出 帝制 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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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海外“買買買” 吳小暉談三大原則

近年來,中國企業“一擲千金”、“全球掃樓”的形象逐步強化,而中國安邦保險集團(Anbang Insurance)則是在外媒中曝光率最高的。2014年,安邦因斥資19.5億美元收購紐約華爾道夫酒店而讓西方瞠目。不過,安邦出手從不盲目。今年以來,其“海淘”的步子也邁得愈發謹慎,這背後是對海外投資戰略的通盤考量。

9月以來,安邦董事長吳小暉在美國、加拿大等地頻頻亮相。9月20日,李克強總理出席由紐約經濟俱樂部舉辦的晚宴,這場晚宴設在紐約華爾道夫酒店,吳小暉作為企業代表參加了此次晚宴;9月23日,吳小暉出席中加經貿論壇,闡述國際投資戰略。

“在歐洲的荷蘭,安邦用1歐元買下了近5000億元人民幣總資產的保險企業百年老店VIVAT,當年扭虧盈利8億元人民幣,今年上半年盈利43億元人民幣;在亞洲的韓國,安邦收購的東洋人壽保險公司短時間內利潤和業務增長一倍。”吳小暉表示,安邦“買買買”基於三個原則:重視選擇成本、選擇效益;綜合成本、綜合效益;財務成本、財務效益。

(由第一財經整理)

“海淘”堅守三大原則

無可否認,安邦聲名大振源自其最近兩年異常彪悍的收購案。

在海外,安邦先後收購紐約華爾道夫酒店、比利時Fidea保險公司及勞埃德銀行、韓國東洋人壽、荷蘭VIVAT保險公司、美國信保人壽,成功將金融版圖及業務擴展至亞洲、美洲、歐洲等地。其中,光是拿下華爾道夫,這個以招待各國元首而在全球具有特殊地位的酒店和紐約核心地標,就一次出手近120億元人民幣。

在國內,安邦不斷掀起攻城掠地的高潮,金地集團、民生銀行、萬科A等10多家上市公司都有安邦的投資身影。

不過,比起買了多少貨,吳小暉總是更樂於談“買買買”背後的邏輯。他強調,安邦在進行國際投資時會從三個角度來考慮。

“首先,我們考慮選擇成本、選擇效益和投資總額,也考慮投資的地點和具體的項目。我們會對項目進行嚴格的比較篩選,對投資在不同國家、不同行業進行討論再選擇,這是我們決策的第一關。”

他表示,確定項目所在的地區、行業以及投資金額後,還會看它能否帶來穩定的收益,是否有長期穩定的現金流和較好的安全性。“我們投資的項目都要符合這三項要求。這是我們投資的前提。”

第二,安邦考慮的是綜合效益。具體而言,大型企業一般會考慮社會價值。“比如說安邦,我們圍繞著人的行業投資,包括養老、醫療、地產。我們重視投資項目的社會綜合效益,有些項目即便盈利前景很好我們也絕不會投。我們也很重視在環保、綠色能源等領域的投資,投資了中國最大的風力發電機制造商。”

之所以安邦重視投資的綜合效益,是因為“最終社會要評價我們是不是一個‘企業公民’,有沒有盡到地球公民、社區公民的責任。”吳小暉稱。

值得一提的是,安邦國際化的過程中,有競爭力的產品,以及市場上完善的法律環境不可或缺。近年來,安邦也在國際化發展方面經積累了一定經驗,並在收購幾大標的後,幫助其實現了更好的盈利。

“比如在歐洲去年以象征性的1歐元收購了荷蘭VIVAT保險。在安邦的幫助下,VIVAT半年就扭虧為盈,今年上半年盈利43億人民幣。這表明中國企業今天不但有資本輸出的能力,也有輸出管理、技術的能力。”吳小暉介紹稱,VIVAT此前理賠要一個月,而在中國安邦的客戶通過手機APP理賠最短只需要16分22秒。VIVAT通過引入安邦設計的APP,讓理賠時間大大縮短。這個新技術的運用提升了用戶體驗,也增加了企業的綜合效益。

第三大原則便是盈利。對私營企業來講,沒有盈利將無法生存。“所以,我們的投資必須考慮成本和回報。我們內部有一個嚴格的投資原則,回報不能低於10%。我們會選擇長期的資產配置,比如VIVAT投資的德國國債帶來了可觀效益。安邦的資產配置會根據每個市場和行業的具體情況來決定。”吳小暉稱。

中企出海不盲目

其實,安邦只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一個縮影,在全球化不斷深化的今天,走出去的步伐已經勢不可擋。對於眾多中國企業而言,關鍵在於怎麽“出”,“出”得值不值。

先以安邦為例,今年以來,其一系列動作都呼應了其“三大原則”。今年初,喜達屋收購案在安邦、萬豪不斷加價你爭我奪下備受全球關註。起初,安邦對於喜達屋似乎是誌在必得。在與萬豪的競爭中,安邦已經將報價提升到了141.5億美元。然而,今年4月1日,外媒援引消息人士稱,安邦將退出收購喜達屋;9月23日,萬豪終於完成了對喜達屋酒店及度假酒店國際集團的收購。

而安邦“收手”更多是出於對成本利潤的權衡。一位安邦內部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當時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退出競價的原因並非是因為“監管對海外投資所謂‘不得超過15%’的比例限制”。該人士透露稱,安邦在發起收購之初,即已經做了比較周全的安排。“原因的確出現在了‘價格’上。因為在安邦提高報價後,萬豪方面傳出明確的信號是打算繼續擡價,那麽對於安邦來說,就面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即‘是不是要繼續往上擡’。如果繼續擡價,就意味著,交易價格可能要大幅偏離喜達屋的基本面。如此大的一筆投資,安邦不會沖動和冒進。”

更早前,吳小暉在某次赴美國校招演講時,也提及了安邦天價收購華爾道夫背後的“生意經”。他表示,有些人從表面上算就認為該酒店單個房間的收購均價貴了,其實做商業決策的時候最基本原則是盈利,以及其商業模型是否可持續。

“這個酒店共1400多個房間,16.3萬平方米的面積,19.5億美金的投資約合每平方米73000元人民幣,這個項目獲得的是終身產權,我們覺得有很大的盈利空間。商業決策不能從概念出發,一定要有數據做支持,我們詳細分析了紐約中城地區周邊住宅價格,即每平米售價約20萬-30萬人民幣,其中差價至少十萬多人民幣,這個項目潛在盈利性非常好。”

就中企“走出去”的整體態勢來看,去年以來,民企成為了中企海外並購活動中越來越重要的力量。2015年前三季度中國企業海外並購交易總金額408億美元中,民營企業交易金額同比增長超120%。中企考量更多的不是收購一個“牌子”,而是“專門技能”(knowhow)。

羅斯柴爾德集團(又稱“洛希爾集團”)中華區主席俞麗萍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稱,“並購行業轉換明顯,早期都是資源類的,當前已逐步轉向食品、醫療、TMT等行業。中企積極在北美、歐洲等成熟市場尋找優質並購目標,將海外的技術、品牌引入中國,同時也開始向亞洲等成長型市場轉移核心技術以及開發新型市場。”

安邦 海外 買買 吳小 小暉 暉談 三大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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