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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兩小時讀完 《洛麗塔》，意義何在? 速讀技術的悖論

2014年11月6日，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把一本新書的全文放上了一塊廣告牌，長方形文本框上，每次“播放”一個單詞，速度很快——每分鐘350個詞。

美國女作家帕特里西婭·康維爾的這本小說《肉體與血液》此時還沒在書店發售。如果路人有閑情在廣告牌跟前讀下去，他最少用五個多小時就可以讀完這本384頁的書。

提供這種文字播放技術的Spritz，是美國波士頓的一家新興公司。2014年初，它因推出同名的速讀技術，獲得354萬美元種子投資，也成為媒體的關註對象。Spritz的想法是，這種逐個快速播放單詞的技術，可以令用戶在閱讀時更加專註和高效。比如說使用Spritz可以一天讀完《阿特拉斯聳聳肩》——這本1957年出版的名著很厚，人們說它放在鐵軌上能讓火車脫軌。《紐約客》一篇文章寫道，以Spritz最快的速度，即每分鐘1000個單詞，用戶不到兩小時就能讀完《洛麗塔》。

《肉體與血液》在Spritz技術的廣告牌上全文展示了約兩周後，排到了《星期日泰晤士報》暢銷書排行榜的第三位。

一粒一粒吃米飯

Spritz提高閱讀速度的方法，只不過是讓你目不轉睛。

研究認為，閱讀耗費的時間，只有20%花在理解內容上，其余80%則是目光在詞語之間運動所耗。人眼用於閱讀的區域位於視網膜中央，稱為中央凹，人的目光要不停移動，才能使中央凹接收到信息。盯住固定位置每次只讀一個單詞，閱讀者就不會再像讀印刷書籍那樣“搖頭晃腦”。

人的視覺敏感度又隨著離開視野中心而下降，所以每次只能看清文本的一小塊區域。Spritz文本框每次最多顯示13個字母，在特定位置，單詞中的一個字母總是紅色。這個位置被稱為“最佳認知點”，用於定位詞語，有助於“縮短單詞由眼睛傳遞到大腦的時間”。

在為《連線》雜誌撰寫的文章中，保羅·高蒂亞諾說，他能以每分鐘600個單詞的速度較為順利地閱讀文本，不確定是否可以讀完整本書，但確實可以節省處理工作文本的時間。

在人類約5700年的閱讀歷史中，閱讀速度並非一直都那麽重要。不過，互聯網時代，文本的載體由紙張擴展到屏幕，生產越來越快，形式越來越多樣，閱讀速度變得更加重要。國際警察局長聯合會社交媒體中心提供過一個數字：現在美國的社交媒體用戶每天平均閱讀54000個詞，大約相當於一本小說。

在美國，體系化的速讀培訓始於1950年代末，其先行者艾芙琳·伍德有一個著名的比喻：“你願意一粒一粒地吃一餐米飯，還是好好地吃一勺？”她聲稱她的方法能使閱讀速度提升至平均速度的二至五倍。

美國大學畢業生的平均閱讀速度，約是每分鐘250個詞。據說伍德的速度是每分鐘2700個詞。肯尼迪、尼克松和卡特三位總統，都曾派遣白宮工作人員前往伍德創辦的培訓機構學習速讀。自伍德創立這個行業，美國出現大量速讀課程，以各式各樣的方法提升閱讀速度。

讀得越快，懂得越少

電影導演伍迪·艾倫曾調侃，他參加了速讀課程，可以用20分鐘讀完《戰爭與和平》，然後知道“它是講俄國的”。

學者們也普遍不認可速讀機構與Spritz所宣稱的高理解率。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心理學家邁克爾·馬森曾在1987年設計實驗，令一組人以每分鐘240個詞勻速閱讀，另一組以每分鐘600詞略讀，第三組以伍德速讀法、每分鐘讀700詞。在理解文意時，後兩組人表現都更糟糕，涉及細節與技術信息時尤甚。大多數研究結果都類似。至於Spritz，馬森認為，人們領會語言的方式各具特質，那種速度一經設定即毫無變化的方式，可能會令使用者厭倦。

悉尼大學的心理學教授薩麗·安德魯斯認為，要理解詞語含義，上下文非常重要，因此而耗費的時間是有必要的。Spritz實際上在強迫人們依照聽演講的形式去處理書面語言，一個單詞出現，就沒有機會回頭檢查它的訛誤。她認為，Spritz可能更合適呈現不超過140個詞的推文，並應用在小屏幕設備上——讀者本來也沒機會掃視文本。

Spritz更能發揮優勢的情況似乎限於：大多數信息只需了解而非理解。使用Spritz這個本意為“噴”的單詞，實際上也是在表達“易懂信息快速、直接的噴發”。

留學法國的胡瓔曾熱衷於Spritz。她用這款應用閱讀英語或法語的新聞網站，能節約時間。但是遇到那種特別喜歡用錯綜複雜的從句的行文，經常感覺語無倫次，只好回到原文閱讀。但在回到北京後，閱讀時間變得充裕，她就不再使用Spritz。她的法國朋友則大多不願使用這項技術。他們認為它會破壞閱讀的真正樂趣。

相比閱讀愛好者，重視時間、強調效率，而且很可能接觸大量文本的職場人士，無疑是Spritz的天然目標用戶。28歲的圖書公關凱茜·麥克因泰爾，估計自己每天會收到300封到400封電子郵件，對她來說，搭載Spritz技術的可穿戴設備肯定能比用智能手機更便利快速地閱讀郵件。不過，這種旨在利用所有時間的高效，能讓人更幸福嗎？

運用100%的腦力只是夢想

2014年的電影《超體》中，因為意外，女主角露西的大腦潛能得到激發，最終能夠控制自己100%的腦力。只用到腦力的28%時，她就可以快速、並行地處理信息，一邊跟人談話，一邊用超常速度操作電腦，閱讀、理解並完全記住在屏幕上飛快打開的網頁。她用一個小時學會了漢語。

在認知科學專家、科學作家陽誌平看來，《超體》中所謂大腦只利用了10%的理論，只是“神經迷思”。他相信，人類在短期內可能無法突破閱讀速度的限制。“可以將人類大腦想象為一個簡化的輸入輸出裝置。制約這個裝置輸入輸出速率的是工作記憶，它是人類所有能力，包括閱讀速度、記憶、註意、執行功能的瓶頸。”這個瓶頸受制於人類進化早期出現的前額皮層，因為它的存在，片面追求速讀方法意義不大。他說，研究大腦的科學家之間有個玩笑：“如果神燈只能增進你的一種能力，那麽就請魔鬼將你的工作記憶能力提高一倍。”

與法國的書蟲們相仿，陽誌平也對速讀乃至Spritz技術不以為意。他認為在具體讀物上的閱讀速度，更多源自練習與背景知識。但Spritz的開發者明白，快和多，是人們永遠的欲望。

舊制度與大逃離：無論廖珂是否離職，衛視都已進入“改革悖論期”

三聲 2016-06-30 11:25

對於地方廣電而言，改革者和受益者正在成為新一批的逃離者。

6月28日，微博ID：衛視大混戰 曝出消息：“湖南衛視知名總導演@廖珂或者廖爹 廖珂確認離職，衛視代表作《湖南衛視跨年晚會》《花兒與少年》《中國最強音》，這是繼《爸爸去哪兒》總導演謝滌葵後，芒果臺又一大佬走出體制。”

早前，更重磅的消息在朋友圈和微博上流傳：包括浙江衛視總監王俊在內的幾位衛視頻道總監也被傳將離開體制，更有報道指出山東臺副臺長閆愛華將加盟樂視。截至目前，除閆愛華公開否認之外，這輪消息所涉及的當事人和衛視平臺尚未做出正式反饋。

無論廖珂是否真的離開芒果臺，一個明顯的趨勢卻正在發生。僅從2015年年底開始，衛視範圍內已經開始出現新一波的離職動向。先後有原湖南衛視《爸爸去哪兒》總導演謝滌葵、原浙江衛視《奔跑吧兄弟》總導演岑俊義、原深圳衛視《極速前進》總導演易驊、原東方衛視經營中心副總監、廣告總監袁春傑、原江蘇衛視頻道副總監、節目部主任趙軍、原湖南廣電副臺長王平等，不同衛視的內容創作者和高層管理者開始選擇離開體制進入市場。

同時，這些離職者的下一站也較為集中：選擇自主創業成立內容公司，或者加盟視頻網站擔任高管，從而形成新的一股市場主體和力量。

利益和空間是吸引人才流動的磁鐵，廣電離職潮本質是人才的流動，也是市場的選擇。雖然核心團隊的離職對衛視的內容生產會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但對於有著求變基因的強勢衛視平臺而言，在理論上，每一次大規模離職都可能會引發體制內新一輪、被迫式的持續改革。

但是，廣電體制改革必須服從和妥協於整體改革環境，並且擁有時機和條件，如果持續如今高層意識形態控制繼續從緊和國有企業改革寬容度依舊較低的狀態，廣電體制改革將遭遇“玻璃門”，即文件紙面和政策表態上擁有可能性和空間，而實際中卻是步履維艱、無法動彈。

地方廣電改革正在進入某種悖論：從2015年開始，廣電體制內改革的外部環境和邊界正在收緊，之前改革所釋放的人才和團隊，由於體制無法繼續滿足自身對於物質、地位和內容方面的訴求，因而構成了新一批離開體制的主力人群。

 1 “這些人遲早都是要走的”

“如果體制內的問題不能解決，這些人遲早都是要走的。”

中國廣電格局中的強勢衛視，特別是湖南衛視，有著成體系的內容生產能力和人才培養基礎。以至於有人曾說，在不計其數的節目制作公司中，每一支團隊里面都有曾經在湖南廣電工作過或者實習過的人。

一線衛視在過去幾年中經歷了內容引爆和廣告爆發的時期。湖南衛視單頻道在2015年的廣告收入已經超過100億元，位列第一，緊隨其後的浙江衛視在2015年的單頻道廣告收入也處於80億元左右的水平。

作為處於政府職能和市場行為之間的主體，地方廣電依然在快速發展和發財的過程中保留著單位編制等制約。在經濟條件較好的衛視，實際待遇與行政級別雖然實現了部分脫鉤，但是年輕人才沿著體制的固定路徑向上進步的道路卻是相對阻塞的。

根據《三聲》記者的了解，僅僅湖南衛視，目前超編的處級幹部就超過百位，這意味著晉升到下一級行政崗位需要漫長等待。為了消化多余幹部，湖南廣電內部細分出諸多部門，設置一系列虛職。所幸湖南衛視有著較強的經濟能力和空間，為在級別方面無法滿足的內容人才提供較好的住房、薪酬等物質方面的解決方案。

這些年爬升速度最快的浙江衛視，一定程度上正是將自己的崛起建立在綜藝節目的制播分離基礎之上，而更為徹底的制播分離本身正是上一輪廣電改革的能量和重點。2012年的第一季《中國好聲音》正是由浙江衛視和燦星制作（現為“燦星文化”）聯合制作，並且在合作過程中率先使用了收視率－廣告分成的對賭模式。

《中國好聲音》一位導演在回憶2012年節目誕生過程中，曾經如此描述，“沒有人敢相信，一個出生於東方衛視的節目公司，能夠去給浙江衛視制作一檔節目。”

浙江衛視以制播分離為支點的改革有著被動性和主動性的考慮。“我剛到衛視的時候，整個衛視人員只有300多人，現在有600多人，也就是說有一半是新兵蛋子。我們就是一批新兵蛋子在打拼天下。”原浙江衛視總監夏陳安曾說。

引入市場的制作力量既能夠使得浙江衛視在短時間內迅速擁有較好內容，並且能夠與內部制作團隊形成競爭，激發內部活力和鬥誌。正因為如此，當2013年，浙江衛視啟動《奔跑吧兄弟》時，內部制作人員憋著一口氣，調遣所有精銳，“用大兵團作戰的方法拿下這個節目”。

不過，浙江衛視無論從待遇還是從級別方面，都沒有解決行政性和市場性之間的矛盾。重要的是，浙江衛視的後續改革力度正在下降，從而沒有繼續解放生產關系。

相比較湖南衛視，浙江衛視內部主力創作團隊的待遇相對較差，與市場所給的條件更是具有相當大的差距。進入市場之後，他們不僅在資源調動力度上面獲得加強，重要的是有了更為自由的發揮空間。

2015年初，夏陳安加盟上市公司北京文化擔任總裁一職；6個月後，原浙江衛視節目中心副主任陳偉加盟愛奇藝，擔任高級副總裁職務；幾個月之後，“跑男”總導演岑俊義離職創業，在拿到來自樂視視頻的投資之後建立樂禧傳媒。

“我意識到制播徹底是分離了，綜藝節目市場局勢變化很快，我可以先出來拿一個號碼牌，趁市場還在，抓住這個風口。”在之前的采訪中，岑俊義如此對《三聲》說。

 2 “可見範圍內還實現不了”

值得註意的是，東方衛視在2015年開始出現新的活力，不僅在內容層面開始出現“現象級”綜藝，在體制機制改革方面也有了新的動作。

很大程度上，東方衛視的改革屬於上海文廣集團(SMG)整體改革的一部分。2015年，SMG開始加速推進整個集團向互聯網化的轉型，並且完成百事通和東方明珠兩家上市公司重組合並組建上海東方明珠新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發生在2015年的SMG旗下上市公司的資本重組，是中國A股市場經歷的最為複雜的並購交易之一。兩個上市公司重組之外，東方購物、尚世影業、五岸傳播和文廣互動註入百視通，以及百視通定向招募100億元配套資金等三項重大資本動作同時發生。

實際上，國有廣電集團與資本市場實現某種有效對接，一直是廣電改革的目標和路徑，同樣也是難度和複雜度最高的部分，邏輯和難點和二十年以來的國企改革基本一樣。

在整個廣電行業中，目前都還沒有推行過如此規模和複雜的資本運作。央視旗下上市公司中視傳媒、湖南廣電旗下的電廣傳媒、快樂購都采取了只裝有母體業務的很小一部分，並且上市公司與控股公司央視、湖南廣電之間，都是相對獨立的運營。芒果TV則在本月剛剛完成B輪融資。

一位不願署名的一線衛視高層向《三聲》說，“現在絕大部分的廣電上市公司，都屬於單產品的性質，沒有真正發揮資本作用，整體上市在可見範圍內還實現不了，這是播控平臺的性質決定的。”

東方衛視改革核心是通過進一步推進節目制作環節和播出環節的適當分離，同時賦予節目團隊更多的自主權。獨立制片人制度和互聯網節目生產中心是具體的體現部門。

根據《三聲》記者了解，互聯網節目生產中心將探索有限合夥制的員工持股，獨立制片人的項目在成熟時也可能作為優質資產註入上市公司東方明珠。上海改革或許將享有政策優勢，中宣部已將東方明珠作為探索大型國有文化傳媒企業股權激勵的試點。

回顧廣電改革歷史，可以明確地感受到其中“強人政治”的色彩。這意味著改革強人能夠依靠自己的智慧、人脈和手段在時間窗口出現的時候，迅速打開局面並且快速推進，但也使得改革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受制於自己的能力半徑和後續安排。

在這個意義上，目前上海廣電所推行的改革，如果想獲得突破性成功，必須保證後續的堅持和耐心，這也是目前廣電改革的悖論所在。早期的改革推動者和執行者在取得一定成績，並獲得市場認可之後，往往會受到外部更大的誘惑，如果內部結構靈活性較差，有可能造成新一批的離職潮，甚至是高層離職。

必須指出的是，在輿論內容和意識形態層面，目前的整體風向並不利於廣電的進一步趨向市場化的改革。究其本質，作為行政機構和政宣部門，廣電集團的首要屬性是安全性，如果對於安全的強調超過了市場經濟的正常範圍，無論是內容還是機制，其活躍性和寬容度都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挾制。

典型表現是，和全國行政機構、事業單位一致，廣電系統也正面臨著領導層降薪的可能性，目前收入高的廣電集團的降薪幅度可能會更大，這也將拉大體制內外在金錢價值方面的已有落差。

 3 “不是所有離職都會成功”

人才離開體制尋求更廣闊的內容生產空間，本質上是一種良性的流動。

視頻網站是橫向，內容生產是縱向，雙方訴求的契合是很多體制內的從業者選擇出走衛視而與視頻平臺發生關聯的重要原因。

近年來，視頻網站正在從版權購買向內容自制方面轉型。在綜藝內容方面，主要視頻網站目前的主要做法是投入重金引進模式版權、與優秀的制作團隊一起聯合制作，推送內容向著精耕細作方向發展。

在這樣的勢能之下，視頻網站對優秀制作團隊的需求日益擴大。值得註意的是，視頻網站也正試圖超越單純交易關系，而是通過資本與娛樂內容生產者形成較強的關聯。在《三聲》的采訪過程中，發現優酷土豆、騰訊、愛奇藝、樂視、芒果TV等在線視頻公司的投資基金正在日趨活躍，尋找有潛力的內容生產者。

部分創業者也願意選擇有著互聯網平臺背景的投資，對於他們而言，內容和平臺之間的強關聯同樣重要，而且這種屬性的投資對於內容生產和創業的過程，相對具有耐心和空間。在謝滌葵的投資人中有著騰訊的身影，而岑俊義的投資方為樂視視頻，合一創投也投資了某家新起的綜藝創業公司。

但是，並不是所有離開體制的人都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成功，其原因已經超越單純是否適應市場的範圍。

因為不管是從廣電進入視頻平臺，或是直接出來創業，廣電人跳出體制的道路雖然不盡相同，但他們始終沒有離開核心的內容生產，他們中的很多人更願意把自己看作是“生產內容的手藝人”。

《三聲》在分析燦星對於後續創業者啟示的文章指出（點擊左側藍字可收看相關報道），這一輪節目內容的創業者都需要思考一個商業模式問題：如何讓自己跳脫開單一的制作環節和廣告回報，即如何讓自己不僅僅是一個“生產內容的受益人”？

首先，對於內容生產而言，創業者需要解決的是如何將自己擅長的內容實現“規模化和規律性”。可以總結的是，所有的綜藝內容創業者，離職之後都將自己在體制內最成功的節目視為核心競爭力，但是如何在此基礎上，利用市場化的資源實現突破和再創造，成為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其次，在離職創業2.0階段，投資人和平臺方所渴望的是更為“互聯網化”的商業玩法。可以預見的是，在這一批離開體制進行娛樂內容創業者中，大部分的商業模式本質依然是以TO B 為主，而TO C恰恰是更獲得資本和粉絲高認同，以及產生對於平臺由高消費能力的流量。

例如，主要能力基於廣告招商能力的離職創業者，雖然能夠在短時間內和平臺達成合作，並且在收益方面會較快實現，但是由於商業模式過於傳統，而且內容研發能力較弱，將成為這個潮中未來預期較差的一員。

新的互聯網渠道或許能帶來機會，特別是直播、VR等技術的普及，節目的生產和展現有了更多可能。根據《三聲》的了解，目前視頻網站和直播平臺都在尋找能生產出優質直播形態的節目團隊，而部分已經成型的團隊和節目也將加入直播因素。

離開江蘇廣電創立遠景影視的王培傑曾表示，如果遠景要做直播，肯定會是一檔素人類的互動節目；燦星總裁田明也表示《2016中國好聲音》肯定會加入直播部分，甚至燦星可能會建立自己的直播平臺；在易驊與騰訊合作的新節目《RUN!》中，直播形態也有可能會占據很大比重。

“在體制內，你以為自己的潛力已經被挖掘了，但創業之後，你發現自己原來還有更多的潛能。”正如一位離開體制的創業者所言，創業維艱並且隨時充滿挑戰，而留在體制內的人可能想說的是，“創業維艱，改革更維艱。”

『三聲』聚焦文娛創業領域的企業、人物、熱點、資本，提供最專業的文娛產業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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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悖論：度過資本寒冬的四大法則

孟永輝 2016-08-22 14:56

每一個行為背後都有一定的目的，每一個目的都是內在思想的外在表象。我們總是在問，為什麽蘋果總是能夠在每一次營銷中獲勝？為什麽講情懷的錘子手機慢慢地走向平凡？為什麽雷軍的小米勢頭不如前幾年了？其實，在這些互聯網的行為背後都有一些原因。

平常的事情總是能夠給我們一些啟迪，乞討行為同樣如此。今天，我們就從乞討行為中看看互聯網營銷的那些經典案例。或許，我們能夠找到互聯網營銷那些最純粹的本質。

壹

乞討行為中如果帶有雜耍或故事等附加品往往要比赤裸裸地伸手要錢更加容易讓人接受，然而誇張的動作，比如卸胳膊、紮鋼釘等雖然能短期奏效，卻無法產生持久的效用，而演繹與乞討人特質並不契合的故事則會被人一眼識破，比如：乞討人臉色白皙，幹凈，毫無怯懦感。因此，選擇與乞討人相匹配的動作或故事則更加容易讓人接受，更加具有震撼力，即使乞討不成卻能給人造成一定的負罪感。比如，一個殘疾的乞討者拿著一個破舊的麥克風唱歌，臉上雖然很臟，卻有著與之不匹配的堅毅目光。互聯網營銷同樣如此。

如果附加上與自身特質不匹配的標簽，用戶便會一眼識破，不會買賬。以蘋果為例，按照喬布斯的構想，蘋果不會走低端的C系列路線，而如今卻出現了C系列，這在營銷學上被稱作一大敗筆，而用戶也並不買賬。另外，在給產品附加故事的時候，蘋果展示給我們的是一種高端、大氣的氣質，通過蘋果帶給人們的生活改變入手，讓這種氣質擴大化。

對比，vivo的快速充電手機，它將一個有關溫暖愛情的故事講成了商業化很強的故事，這不能不是一個致命錯誤。如果能夠講一對男女，異地戀，就在快要見面的時候，手機沒電了，男主拿著手機正在進行五分鐘充電的時候，卻發現女主也在就會好很多。所以，附加與品牌調性相符的故事或功能在互聯網營銷中則非常重要。

貳

相對於冬天來講，夏天乞討更加容易受到行人的“青睞”，因為在夏天乞討的時候，人們更加容易看到乞討者的真實情況，比如身體殘疾、特異功能，這樣的話人們更加容易付費。而天氣作為一項因素加入了博弈論之中。炎熱的天氣更加容易刺激人們的消費，讓人處於一種興奮的狀態。而在寒冷的環境里，人們的消費則更加容易變得理性，這也是為什麽購物狂歡節會出現在寒冷季節的原因，因為這個時候人們消費趨於理性，需要刺激才能進行非理性消費。

從博弈論的角度來講，天氣的冷暖是所有營銷行為中最容易忽視的一環。所以，我們在冬季進行網絡營銷時要極力促進人的非理性消費，在夏季進行網絡營銷時要極力促進人的合理性消費。而乞討也應該通過一些震撼人心的畫面才能在冬季獲得好的收益。

叁

沿街乞討的人當中，直接端著盤子要錢的成功幾率比較少，而乞討者通過講述自己淒慘的身世來博取同情，進而讓人施舍的成功幾率則很高。互聯網營銷也是這樣。一味的宣傳自己的產品體驗多麽好，自己的研發團隊多麽牛逼，自己的背景多麽深厚並不能達到理想效果。而通過用戶講述的方式進行營銷則會讓用戶潛移默化地接受你。比如：用戶用了你的健身軟件後瘦身成功，還通過它認識了女朋友；用戶用了你的地圖導航後可以在霧霾里找到回家的路；用戶用了你的掛號軟件後上班不再遲到了，等等。這種營銷讓用戶看完就會有一種立刻想要下載的沖動。

肆

如果一個人真正饑寒交迫，那麽天氣好壞將不會是他決定今天是否出去乞討的必要條件。如果在天氣惡劣時，特別是在大雨傾盆或大雪紛飛的大街上，還有人乞討的話，獲得的收益或許比天氣好時要多很多。

互聯網同樣如此，資本寒冬並不是決定一個企業是否進行營銷的必要條件。如果一個企業真正面臨困境，在資本寒冬時同樣進行營銷，甚至比環境好時更加猛烈，或許能獲得更多關註目光，收益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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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錢卻不盈利？電商的這三大悖論你搞懂了嗎？丨黑馬薦文

黃若 2016-08-30 15:05

推薦人：王亞奇

推薦星級：☆☆☆☆

閱讀時間：5分鐘

推薦理由：在所有可見的行業里，電商是為數不多的除個別企業盈利外，整體一直處於虧損狀態的行業。企業在不斷燒錢，盈利卻遙遙無期，這是一個良性的商業形態嗎？本文依據黃若《走出電商困局》一書整理而成，文中就電商燒錢以及電商行業的幾大悖論展開探討，希望與讀者共鑒。原文載於電商在線。

今天我們不能忽視的一個問題是：電商行業除了個別企業外，整體行業一直處於虧損狀態。且一虧就是十多年。究竟是哪里出了問題？電商該如何才能盈利？

燒錢真的有用嗎？

電商是零售的一種形式。零售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麽？是對顧客的把控力以及這種把控力所帶來的服務和盈利能力。但是現在卻出現了一個奇怪的中國式現象：只有規模，沒有產出。我們很熱衷於企業的銷售額、排名，有多少上市公司，但我們忽視了那些企業絕大部分的經營效率令人堪憂。很多時候，我們的快速發展其實是把灰塵當體積，過分誇大自己。

電商行業現在仍然存在一種非理性、非良性的現象：一開始拼命燒錢去做規模，拼命去拉用戶，拼命打價格戰，根本沒有想想發展的先後順序，有沒有沖擊規模的核心競爭力和資金後備。當你的商品結構、運營、服務沒有理順，或者不具備盲目擴張條件的時候，花錢去燒，其實是一種浪費。 

以零售業來說，顧客回頭率提升了沒有？商品的庫存周轉有哪些改善？包裝成本是否降低？每張訂單的客單價有多少提升……想來這些都是些語不驚人的細節，但恰恰是這些細節在主導一家企業的長遠價值。 

網購行業早期比較精心，做顧客維護，所以這批顧客的滿意度高，回頭率高，但再往下走一味強調規模，服務就顧不上了，顧客成本越來越高，流失率也越來越高。經營者不應該僅僅滿足於把地圈進來，荒在那里。不能僅憑擴展外延來掩蓋自己日常經營中的問題，如單位產出很低，用戶流失率高等。這種現象不解決的話，企業的長遠價值會受到很大限制。

電商行業存在幾個嚴重悖論： 

1.今天不掙錢是為了明天掙更多的錢

這個觀點只有在一個前提下能夠成立，即今天虧損的部分靠你的規模化產出時能夠彌補的。打個比方，今天有2%的虧損，那是因為我現在的市場規模還不夠大，采購成本還不夠低，運營成本偏高。隨著規模的不斷擴大，這2%的差距是可以彌補的。或者通過規模化運營能夠降低成本。比如，今天做1個億的銷售需要1000人，明天做5個億的銷售並不需要5000人，可能只需要3000人。如果不是，這種狀態下的資金缺口被放大後你會處於一個更危險的經營困境。 

2.規模等於效率

中國鐵路有沒有規模？有的，但是中國鐵路效率高嗎？拿沃爾瑪來說，沃爾瑪之所以有今天這種效率，不是在成為世界零售老大以後的變化，它的單位銷售成本很低是由於它第一天起成本就控制得比別人好，單位效率就比別人強。 

3.流量就是一切

假設對手今天只有5000個流量，而你今天有5萬個流量，那麽在一切其他因素和環節都累死的情況下，流量大確實意味著客流方面的優勢，但如果你沒有好的商品、好的服務、好的購物體驗，你就形成不了更高的購買轉化率，那麽流量再大也是一種浪費。

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電商說到底是一個商務形態，如果你對商務形態本身不了解的話，流量是沈澱不下來的。流量可以不斷的流過來，但是不一定能滲透到你的泥土里。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現象，一面不斷買流量，一面用戶留存率很低。 

電商正在不斷轉變，從過去片面追求規模，不計成本的擴張，開始轉向註重經營、重視企業自身的造血能力。在這里我給電商界最大的建議是：盈利才是硬道理。商務公司一定要永遠著眼於能不能實現盈利，或者有什麽模式盈利。
怎麽留住用戶？

現今電商企業迫切需要調整自己的心態，用一種理性的眼光來看問題。如果說在市場紅利、用戶紅利十分明顯的年代你沒有能夠實現用戶沈澱的話，那麽告別了快速增長的時代後，再做不到這一點你的企業就要亮紅燈了。 

電商的一個最大問題，就好比一個大馬力的水泵不斷往漏水的水桶里面灌水。漏水源於大家只關註市場增長、規模、融資速度、買流量這些花錢的KPI，價格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一味的價格戰，其實潛臺詞就是在和顧客說，你其實可以不到我這里來，只要別人便宜你就到別人那里去吧。 

電商的創始人和管理者們很少真正關於用戶體驗、用戶留存、商品組合的特色、服務等。而這里其實有很多可以做的功課，例如產品特色，即如果你是自由品牌的話，那麽該考慮自由品牌的設計、定位、款型是否符合所針對的用戶群體；如果你不是自由品牌，賣第三方品牌的話，那麽你的商品組合是不是更優於對手。 

我有這樣幾個考評標準：

1.漏水現象我承認，這是不能回避的自然現象。

2.看漏水的速度能不能減緩，隨著企業的成長，你能不能做到去年漏70%，今年漏65%，明年漏50%。

3.看這些留下來的客戶能不能成為你的忠實用戶。 

企業發展能不能不斷的提升顧客回頭率，減緩顧客流失的速度，有沒有能力在維護購買用戶這個環節建立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是企業長遠立足的保障。我覺得在中國，很多企業還沒有去強調這個問題。比如我們強調用戶的忠誠度計劃，如VIP用戶、積分等，其實就是為了把購買用戶盡可能、長久的留下來。 

這個行業一直存在用戶回頭率低的問題，人們往往說是競爭激烈，互聯網忠誠度難以培養等等，卻很少從自身銷售，服務，配送流程，投訴處理各個運營環節是否標準化上找原因。 

快速增長有如天降暴雨，而如今放眼過去，土地濕潤肥沃，正是耕耘的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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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如何攻克成長悖論？

紅杉匯 2017-04-28 10:28

本文由紅杉匯（微信ID：Sequoiacap）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洪杉。

大多數成長迅速的創業公司都在不斷經歷著行業內的競爭，就像先鋒戰士一般，肩負為顧客提供比其它公司更好的服務的無畏使命。他們癡迷於一線工作，保有強烈的好奇；他們討厭複雜，精打細算每一分錢。這些都是我們所謂的創業者精神中的要素。

那些持續盈利的公司都在培養及維持這些特質。但大多數成功的公司卻沒有實現規模性變革。隨著公司的成長，它們的創始人精神也漸漸褪色。達到了想要的規模，卻變得不堪重負而又脆弱，因而偏離原本的軌道。

一旦失去了創始人精神，公司就開始變得複雜，且增長緩慢，最終停滯不前。他們不再敏捷靈活，不足以應對其它力量，進而跌入萬丈深淵。究其原因，本書指出，80%的情況是由以下三種危機造成的結果：

「超負荷」

在17000家公司中，大約只有一家公司的市值有潛力增長至5億美元，進而成為一個持續價值的創造者。但該公司很可能在成長的過程中不堪於逐漸增加的複雜性而導致超負荷運轉。

超負荷指的是內部功能障礙和外部契機的喪失。這通常發生在由年輕管理團隊掌舵的高速成長型公司嘗試迅速擴展其業務的階段。

成長中的公司因對規模和複雜性帶來的緊張感毫無準備而飽受過載的折磨。隨著公司規模不斷擴大，領導人往往會忽略創始人精神，導致公司從此失去了可以讓他們變得強大的東西。

「失速」

失速指的是許多成功的企業的增速突然放緩。停滯往往來的猛烈又突然。以2007年為例，在調查了市值跌幅最大的50家公司後，發現其中有13家在失速前的五年中平均增長率依然高達12%，驟降降為1%。

因為快速發展導致複雜的組織分層，同時也導致員工原本清晰的分工變得模糊，而只有清晰的分工協作才會使公司具備專註力和動力。

失速是一個公司的迷失時刻：發展的油門不再像曾經那樣有效、靈敏，年輕的競爭者開始獲得一席之地。大部分公司一旦失速就再也無法恢複活力。

「自由下落」

市場上大約有5%到7%的公司正處於自由下落的階段，或者即將陷入這一困境。據調查顯示，只有10%到15%的公司有能力恢複到良好的狀態或再次取得商業上的成功。

自由下落是現實存在的很大的威脅。一家如自由落體般下落的公司，其核心市場份額增長完全停滯，其原有的商業模式突然間不再可行。

對於管理團隊而言，時間是稀缺而緊迫的，感覺公司已經失去了控制，而又找不出根本原因，不知道應該用什麽方法把公司拖出泥潭。

這三大危機發生之時，對於那些已經成功通過初創期和早期成長階段的公司來說，是最危險、最緊張的時期。好消息是，這些危機是可以預測的，而且往往是可以避免的。這些危機中隱藏的“發展殺手”可以被預期，人們甚至可將其轉變成一個具有建設性的變化因素。

這本書有一個非常實際的效用，即幫助企業安全渡過內部增長危機並獲得可持續的成功。相信有三種類型的讀者將從這本書的洞見和理念中獲得最多收益。

■ 第一類，包括創始人在內的領導團隊成員。

他們的行為與實現增長目標的挑戰直接相關。包括在組織中向高層領導匯報的人、希望可以謀求公司中更高職級領導角色的人，以及負責實施戰略和管理上下級溝通事宜的中層管理人員。

■ 第二類，投資者。

他們試圖評估公司增長前景和它未來發展將遇到挑戰的難度。

■ 第三類，董事會成員。

他們關心公司增長勢頭和前景，並希望用以研究為基礎的方法防範未來挑戰和障礙等棘手問題。

所有這三類讀者——領導者、投資者和董事會成員都會從本書的研究、結論和用以闡述這些結論的故事中找到有價值的東西。學習如何在成功的初創期之後以很好的方式推動企業規模化發展，並能同時保持動力、專註力和對顧客的高度關註。尋找到下一波盈利增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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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業績與回報存在悖論？ FOF有望治愈這一“頑疾”

長期以來，公募基金行業存在著基金業績與投資者回報相悖的情況，基金尤其是股票型基金年化收益遠超同期滬深300，但投資者的回報率卻遠不及基金年化收益。公募FOF（基金中的基金）的即將問世有望在一定程度上治療這一“頑疾”。

5月初，一大批基金公司的FOF項目組前往北京進行第二輪答辯，首批公募FOF問世再向前走一步。FOF的運行特點是優選基金標的，承擔低於個體基金的風險，通過投資經理的配置達到一定投資目的。對於投資者而言，以往可能需要在幾千只標的中選擇標的，難度很大;FOF問世後，或許只需要選擇幾只FOF基金便可滿足投資需求。

對基金公司來說，FOF是機會更是挑戰。是選擇外部還是內部基金，是配置主動型還是被動型，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北京一家老牌公募FOF投資人士也直言：“做公募FOF沒有那麽容易，需要自上而下在宏觀配置方面下很大功夫。既想控制住風險，又要投資回報，不是那麽容易的事。”

業績與回報悖論

投資公募基金產品是不是一個好的投資方法?先來看一組統計。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了過去十年股票型基金及偏股型基金的收益情況， 2007年-2016年的10年間，股票型基金年化平均收益率是18.6%，偏股混合型基金年化平均收益率是20.2%;在過去三年，盡管經過了一輪牛熊，股票型基金及偏股混合型基金的平均收益也有17.4%和19.3%之多。

事實上，如果單單看基金過往數據，基金投資年化約15%的回報是非常好的投資方式;但如果統計基民的投資成績單，卻又往往發現，基民的回報並不如統計數據展現出來的那麽樂觀，甚至要差很多。

“說明現在投資者面對基金產品的複雜波動特性，很難正確投資基金。基金經理人創造的回報到達不了基金持有人的口袋里，即基金行業的投資回報和投資者回報的巨大悖論。基金產品是在掙錢，基金持有人長期來看並不是很掙錢。”華商基金基金投資部副總經理江賽春說。

“持有人總是會在市場爆發階段，即基金產品很賺錢的時候才會產生投資的欲望和沖動。相反在市場低迷的時候，大家總是害怕去投資基金。造成了過去十多年的時間里，散戶投資者和行業持有人資金投入結構是非常不均勻的，在一輪市場上漲後期把主要的資金都投進去了。”江賽春分析稱。

基金業有個老生常談的難題：好發不好做，好做不好發。在公募基金排名論英雄的機制中，投資者在選擇基金時往往會選擇上一年排名靠前的基金，基金公司抑或第三方機構也往往會大力宣傳前一年的績優基金。

而由於第二年市場風格往往會發生轉移，前一年的“優等生”很容易在第二年成了“差等生”。

在日前基金業協會於北京舉辦的一個養老金研討會上，中歐基金董事長竇玉明便指出，短期來看，權益類投資收益具有不確定性，而長期看，股票投資收益高於債券幾乎是確定性的;並且隨著時間跨度加大，股票的波動風險逐漸下降，而債券的波動風險逐漸上升。偏股基金可以有更為優秀的表現，投資回報遠大於股票指數，若等權重投資全市場偏股基金並長期持有十年能獲得穩定且更為可觀的收益。

“全市場基金的數據顯示，即使不用挑市場上好的基金，在市場高位、等權重去買，持有十年，年均回報率依舊超過10%;如果在市場相對低點，買股票基金持有10年，回報或將達到15%，實際購買股票基金遠遠沒有大家想象的那樣有風險，承擔的只是波動性。”竇玉明說。

二次答辯完成

對於大部分個體基金投資者來說，由於投資體系和方法的千差萬別，以及很多產品的投資風險超出了能承受的範圍，造成了長期投資的無效性。

或許這正是FOF的使命。

“基金產品本身的特性，造成其風險和市場風險的高度相關，銷售渠道也沒有辦法幫助投資者管理風險，市場上缺乏這樣一個角色。所以，這是FOF非常重要的使命。”江賽春說。

FOF起源於美國，21世紀後FOF發展迅速，資產總規模從2002年的689.6億美元飆升至2015年的17216.2億美元，增長了近24倍。截至2016年年底，在美國以18.8萬億美元規模中，FOF的占比接近十分之一。

“我們很早就看到了FOF在歐美市場的蓬勃發展和巨大空間，大概從2014年開始以專戶方式管理FOF產品;公募方面，公司也從2015年開始做相關人才和系統方面的準備，其間也向相關渠道及機構客戶介紹過公司的FOF產品方案。”一家合資公募基金公司市場部人士透露。

近兩年來，國內很多公募基金開始組建FOF研究小組，一些公募則由原來的資產配置部門的主要人員構成，不少基金公司都努力進入第一批FOF發行梯隊，公募FOF也很快進入沖刺階段。

今年4月24日，證監會向基金管理人及托管人下發了《基金中基金(FOF)審核指引》。5月4日，基金業協會公布《基金中基金估值業務指引(試行)》。由此，公募FOF監管制度正逐步完善實施。伴隨著估值指引的出臺，FOF的推進工作已經邁出了關鍵的一步，截至2017年4月27日，已有30余家公司上報了67只FOF產品。5月初，一些上報了產品的FOF項目組在北京進行了第二次答辯，公募FOF產品或可在上半年成功面世。

景順長城基金FOF投資部擬任基金經理張偉保告訴記者，在FOF的構建中，很多基金公司采取了量化手段來篩選基金，“量化是底層基金的篩選手段，面對數量龐大的全市場樣本池，量化刪篩能確定初步的標的”。

“FOF投資就是在基金產品的基礎上構建一個組合以達到獲取穩定收益的同時還能分散投資風險的一種資產組合，根據投資目標和市場情況進行不同資產的配置，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資產配置，但由於FOF有其明確的投資範圍，沒有市場上的資產配置那麽寬泛，譬如FOF不能投資分級基金、股指期貨等。”張偉保也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賺資產配置的錢

在剛剛過去的一年，QDII產品一枝獨秀。也就是說，如果在資產配置中有一定比例的QDII，不僅能達到資產波動率下降的效果，收益又可觀。這正是資產配置理論的要點所在——資產範圍間不同周期性的負相關。

因此，對於基金公司的FOF投資團隊來說，需要在內部統一認識：是投資於內部基金還是外部基金?是選擇主動型產品還是被動型產品?

“比較清楚基金經理人的操作風格、倉位情況、擇時能力的話，外部基金是不錯的選擇;如果不清楚的話可以選擇類似於類指數或者ETF這樣的基金，這樣就可以按照我的思路來做配置。”此前，北京一位擬任FOF基金經理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比如市場跌了一段時間，一般就是減倉;而今後對即使能夠博反彈的這種類別，也沒有辦法確認子基金的倉位或者基金經理的做法。”該北京擬任FOF基金經理也表示，首要的思路是靠配置來做長期收益，而不是博取短時的價差。

“基金有一個特點，就是只能看到凈值，不像股票或期貨能夠看到交易量及高點低點。所謂的‘擇時’不在於何時進去，而是在於出來的時候幫客戶鎖定收益，以及能賺到複利的錢。”他也說。

張偉保也表示，內外結合的產品設計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現階段國內和海外市場的一些區別，包括國內外基金信息披露頻次不同、國內外FOF文化有異、國內基金公司相互購買基金在費率上沒有很大的優勢等。

陷在悖論里，誰也救不了 xuyk的博客

    朋友L炒股年數不多，習慣炒短線，近來手氣不佳，遂向朋友Y求教。於是他們調侃起來。

    L：先生賜教幾個短差妙招！

    Y：炒股方式無非分短中長三種類型或說模式。熱衷於做短線或說短差的，大部分是新手。然而做短差的技術要求卻是最高的。這意味著什麽？

    L：沒有金剛鉆，卻攬瓷器活。但現在活已攬下，先生見死救不救？還請發只金鋼鉆！

    Y：剛才講的，新手做短線，而短線對技術要求是最高的，這是個悖論。鉆在這個悖論中出不來，神仙都救不了！

新興經濟體貨幣貶值與“三元悖論”

國際經濟學中有一個著名的“三元悖論”或稱“不可能性三角”，說的是一個開放經濟體不可能同時實現貨幣政策獨立、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這三個目標。一國在現實經濟中最多只能同時實現三個目標當中的兩個：如果希望本國的貨幣政策自主，同時保持匯率穩定，那麽它就必須進行資本跨境流動管制；如果希望貨幣政策自主，同時資本自由流動，那麽就必須放棄匯率穩定的目標；同樣，如果希望匯率穩定同時資本自由進出，則貨幣政策自主就難於實現。上面所說的貨幣政策獨立、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三個目標，當然都是市場經濟體系所追求的良好狀態。“三元悖論”告訴我們，這種良好的狀態不可能實現，讓人多少有點失望。

然而，更讓人失望的是，“三元悖論”所分析的情況，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現實中上演。很多國家，特別是市場經濟制度尚不成熟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都試圖在建立市場經濟制度時盡可能地實現資本賬戶開放（資本自由進出），同時希望本國匯率穩定，更在意根據本國經濟狀況來制定自己的貨幣政策，即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自主。但是，它們卻常常顧此失彼，既沒有實現貨幣政策獨立性，又因為國際資本大進大出而引起市場劇烈動蕩，貨幣大幅貶值，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產生極大負面沖擊。

這方面，最新鮮的例子就是近一段時間以來阿根廷、土耳其、俄羅斯、南非、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因美元加息縮表造成資本外流以致貨幣大幅貶值的場景。

2018年3月，由於美國經濟複蘇強勁加之通脹預期增強，美聯儲在去年幾次加息基礎上再次加息，同時收緊銀根。今年3月加息後，聯邦基金利率已達到1.5%~1.75%，預計6月再次加息已成定局，今年內可能還將加息2~3次。同時，由於銀根緊縮，美國十年期國債的收益率已經超過3%，達到近年來的最高水平。由於聯儲加息和美國債收益率上升，美國與新興經濟體的息差和收益率差都發生改變，國際資金市場隨之大幅動蕩，大量遊資從新興經濟體流出進入美國，有關國家不得不緊急加息以應對資本流出。即便如此，這些國家仍發生了本幣的大幅度貶值、利率高企、“股、債、匯三殺”的局面。譬如，今年以來，阿根廷比索對美元貶值18%，土耳其里拉對美元貶值18%，俄羅斯盧布貶值40%，哥倫比亞比索在過去5個月里累計下滑約23%，巴西雷亞爾對美元匯率在最近三個月下跌了17%。由於這些國家為應對危機而大幅加息（阿根廷的基準利率達到40%），在經濟本就增長乏力的情況下更是雪上加霜，產生極大沖擊。某種意義上，這些新興經濟體已經陷入了金融危機。

那麽，從新興經濟體流出的資金又去了哪里呢？當然主要是流到美國。由於美元是國際貨幣，國際大宗商品均以美元計價，美國資本市場又是最大的金融投資品包括衍生金融產品市場，流出的資金便主要回流美國。特別是此輪資本流動是在美國不斷加息，也成為發達經濟體中唯一加息國，其他發達主要貨幣與美元利差明顯的情況下，遊資流動更是非美國莫屬。

當然，任何開放經濟體（包括美國）都面臨三元悖論，都有可能遭遇資本流動引發的金融危機。但是，由於美國是國際貨幣發行國，是美元體系的操控者，它面對資金流出和匯率變動的承受力和可選擇性比其他國家大得多。特別是在“後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美國不用承擔維護國際貨幣體系和匯率穩定的責任，但仍享受國際貨幣發行國的“鑄幣稅”利益，天然地與其他國家處於不平等地位。美國的貨幣政策就是其他國家不得不面對國際貨幣政策環境，要麽跟隨它的特征，要麽承受它的沖擊。而美國只需要根據本國經濟狀況決定貨幣政策，不必過於擔心匯率走低和資本流出（流出的美元變為有關國家官方儲備後也只能回流美國），其他兩角更多的是外部效應。反之，那些被美元和美國貨幣政策牽著鼻子走的不穩定的經濟體便代人受過，李代桃僵。

可見，新興經濟體總是在一輪又一輪的國際資本流動沖擊中被“割韭菜、薅羊毛”，蒙受巨大損失，根本原因在於一國經濟的基本面，實體經濟支撐力，以及對美元戰車的過度依附。以我國為例，一方面，我國並未完全開放資本賬戶，資金進出是有限制的，雖然國際遊資仍能通過各種合法或違規的灰色渠道進出，但已大大減少。另一方面，我國經濟基本面尚好，也可以根據自己經濟情況采取適當的貨幣政策。有賴於此，此輪美國加息，我國也面臨著資金流出和貨幣貶值的壓力，人民幣對美元今年以來也有所貶值，但無論是資金流出還是貨幣貶值都不算明顯，在可控範圍之內。這固然有資本管制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恐怕還是中國經濟基本面比較穩定之故。

因此，從最近新興經濟體資本外流貨幣貶值的事件，以及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20年間一再發生的金融危機中，或可得出這樣一種認識：對於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很大程度上受美國貨幣政策影響的新興經濟體而言，如何在金融開放中破解“三元悖論”始終會是一個重要課題。但是，“三元悖論”的三個角肯定不是等量齊觀的，也不是非黑即白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始終應該高於另外兩個目標。當市場制度成熟程度、金融當局調控與監管能力都不足的情況下，適當放棄或者部分放棄資金自由流動，允許匯率適度變動，都是新興經濟體在相當長時間內的次優選擇。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