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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十八载 八位常青董事长不倒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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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 十八 八載 八位 常青 董事長 董事 不倒 倒的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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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常青樹的財富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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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的黑框眼鏡、藍色條紋領帶、深藍色西裝,寬大的額頭上稀疏的頭髮一絲不亂。83歲的李嘉誠依舊保持著這個招牌形象,不過,畢竟已經不再年輕,李嘉誠講話的音調裡缺少了年輕時的高亢與渾厚。

這是2011年3月29日,在香港舉行的長江實業集團(下稱「長實」)2010年業績說明會上,身為董事局主席的李嘉誠照例親臨記者會。

此 次會議公佈的長江實業截至2010年全年業績顯示,股東應佔溢利為264.78億港元,同比上漲35%;其旗下另一家上市公司和記黃埔(下稱「和黃」)去 年盈利飆升47%至200.38億港元。此前幾天,福布斯公佈全球富豪排行榜,李嘉誠繼續蟬聯全球華人首富,在富豪榜上的全球排名為第11位,資產為 260億美元,比去年的210億美元增加50億美元,排名提前3個名次。

這個1940年跟隨父親逃難到香港的潮汕人,只上到小學就被迫中斷 學業、養家餬口,但是,他以其睿智和勤奮,白手起家,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他頻繁刷新自己的財富和社會地位,最終成為了當今的香港首富。作為華人商 界的常青樹,李嘉誠非凡的領導力則是其事業持續輝煌的根本保障。

以真誠和信用為根基

眾所周知,李嘉誠是從塑膠花廠開始創業的。但一花一世界,雖然是小小的塑膠花,但「李超人」卻一絲不苟,用真誠和信用——也是他的領導氣質的根基——打動了自己的客戶。

其 時,一位急需大量塑膠花的訂貨商來到他的公司,但這個外商要求必須拿出擔保人親筆簽字的信譽擔保書。還沒有什麼實力的李嘉誠根本找不到擔保人,但李嘉誠沒 有放棄,他和公司設計人員一夜沒睡,按照外商的要求設計出了9款樣品放到外商的面前。然後,李嘉誠誠懇地告訴外商,「我實在找不到殷實的廠商為我擔保,十 分抱歉。」

李嘉誠的誠懇執著,深深打動了批發商,他說道:「李先生,我知道你最擔心的是擔保人。你不必為此事擔心,我已經為你找好了一個擔保人。」李嘉誠愣住了,哪裡有由對方找擔保人的道理?批發商微笑道:「這個擔保人就是你。你的真誠和信用,就是最好的擔保。」

這次成功使長江工業公司從此站穩了腳跟,從1950年代末起,李嘉誠生產的塑膠花便大量銷往歐美市場,年利潤也從三五萬上升到1000多萬港元,直至1960年代初,塑膠花市場一直旺盛不衰。

花無百日紅。李嘉誠在最紅火的時刻看到了行業前景有限,他必須進入一個回報更高,更有前途的產業。

從1950年代起,香港平均每10年便增加100萬人口,住房問題十分緊張。李嘉誠從人口激增、土地有限、經濟提速,預見到地價來日必然暴漲,香港房地產業極具發展前途。

1958 年,李嘉誠當機立斷投資地產業。但此時,香港地產業已經競爭十分激烈了。當時,香港一些地產商為了加快資金回籠、促進銷售,紛紛採取銷售樓花和按揭的方式 售樓。作為一個新進者,李嘉誠冷靜地研究了樓花和按揭。他發現,地產商的利益與銀行休戚相關,地產業的盛衰直接影響銀行。因此,過多地依賴銀行,未必就是 好事。為此,他決定寧可少建或不建,也不賣樓花以加速建房進度;儘量不在銀行抵押貸款,或會同銀行向用戶提供按揭;物業只租不售。

1961年6月,香港廖創興銀行擠提風潮證實了李嘉誠穩健策略的正確性。廖創興銀行由潮籍銀行家廖寶珊創建,廖同時是「西環地產之王」。為了高速發展地產,廖寶珊幾乎將存戶存款掏空,投入地產開發。隨後,香港發生擠兌風潮,廖寶珊資金鏈斷裂、腦溢血猝亡。

而規避了諸多風險的李嘉誠,則從此樹立起了一流地產商的形象,為取得銀行的信任和股市的聲譽、繼續拓展地產業務創造了有利條件。

分散投資,控制風險

香港長江中心第70層會議室裡,擺放著一尊別人贈給李嘉誠的木質人像。這個中國舊時打扮的賬房先生,手裡本握有一桿玉製的秤,但因為擔心被打碎,李嘉誠將玉秤收起來了。這個細節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李嘉誠是一個時刻注意風險的人。

李嘉誠的核心業務有港口、地產、酒店、零售、能源、電訊等。表面看,這些業務之間缺乏聯繫,但李嘉誠有著自己的邏輯——他要使旗下的各個業務板塊處於不同的產業週期,以保證無論在任何時候,至少有一個產業是處於上升階段的。

他多次表示,跨國投資以及投資多個領域,可以增強大公司的風險規避能力,惟有多元化的企業,才能成功地避開金融風暴的衝擊。

財務專家郎咸平認為,上述產業之間存在著互補性,好壞可以相互抵消,可以使得最終的現金流達到穩定,這是李嘉誠的最高戰略指導方針。透過這種行業之間的互補,可將產業風險縮小了百分之十。

1977年,李嘉誠首次在加拿大溫哥華購置物業;1981年,李嘉誠在美國休斯頓,斥資2億多港元收購商業大廈;同年,他再次斥資6億多港元,收購加拿大多倫多希爾頓酒店。在短短數年中,李嘉誠個人或公司,在北美擁有的物業有28幢之多。

李 嘉誠認為,全球化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經濟的大趨勢。1986年,李嘉誠購入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時值世界石油價格低潮,石油股票低迷,因此,交易 很划算。其後,李嘉誠競投世博會舊址中標,建築加拿大規模最宏偉的商業中心及豪華住宅群。他採取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賺一筆就走的策略,以4億多港元的折讓 價獲得紐約曼哈頓的一座大廈。成功實現了跨國投資和風險分擔。

冒險是他的天性

雖然時刻注意防範風險,但並不意味著李嘉誠不敢冒風險。

比 如在創業階段,香港發生銀行擠兌風潮後,英資銀行一下子吞掉了「廖創興」、「恆生」等華資銀行的一半股份,在銀根吃緊的時候經營房地產業,自然困難重重。 1967年的香港「五月風暴」觸發了移民潮,香港房地產市場立刻一落千丈。隨後的三年內,香港大量工廠停產、地產公司關門。

但李嘉誠憑著對 香港地產的判斷,奮力支撐,他一方面儘量減少利息支出,不過分擴張,又在低潮中不斷收購別人拋棄的地皮、物業。在香港經濟的蕭條時期,李嘉誠渡過了 1965-1967年的難關,並完成了大幅置地的長遠計劃。1968年,香港經濟迅速復甦,工商業大規模興起,樓宇需求量持續增加,李嘉誠的地產業務獲得 了豐厚回報。

李嘉誠在殘酷的商場中敢於冒險的個性與其成長經歷有密切關係。

李嘉誠12歲的時候,隨同父親逃難到香港,15歲 的時候父親去世,年幼的李嘉誠就開始承擔起了照顧兄妹、以孱弱的肩膀謀生的重任。他在香港從事最艱苦的工作,但總是要求自己做到最好。這種艱苦的生活,磨 練了李嘉誠的意志,也迫使他在很多時候冒險做出抉擇,這奠定了他在日後勇於冒險,敢於冒險的個性。這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李嘉誠。

事實上,經營企業後期,大量進行企業的購併已成為李嘉誠產業擴張的主要形式,通過大規模的購併,李嘉誠的產業逐漸擴展到了房地產、電信、港口貨運、電力及零售服務等多個領域,業務範圍遍及全球。

總結自己一生成功的經驗,李嘉誠曾感慨地說:「因為香港生意人比比皆是,如果眼光不放得遠一點,肯定不會有大前程。」

做生意不是買古董

李嘉誠從來不對某一項業務情有獨鍾。在他看來,生意就是生意,只是用來賺錢的,該出手的時候就要出手。

1990 年8月的一天,香港的天空烏云密佈,颱風抽打著李嘉誠新建摩天大樓的窗戶。此時,遠在倫敦的一家酒店客房裡,和記黃埔的董事總經理霍建寧身前攤著一紮文 稿,他全神貫注地思考著上面的數字:450億美元。這巨額資金是包括和記黃埔在內6家國際財團用來競投德國第三代移動電話(3G)6份營業執照的。不一會 兒,霍建寧的手機響了,打來電話的是李嘉誠。他給霍建寧的答案是:撤退。霍建寧於是退出了德國的拍賣,並且將和記黃埔在德國電信執照中所持有的股份賣給了 兩個合作夥伴:荷蘭KPN NV公司以及日本NTT DoCoMo公司。

僅在一年半前,李嘉誠還在擬訂計劃,準備在法國、比利時、瑞典和瑞士的3G營業執照的拍賣中一拼高下。《紐約時報》發問:「超人(香港人對李嘉誠的暱稱)失去威力了嗎?」

事實證明李嘉誠通過冷靜的分析,已預測到第三代通訊的3G業務有可能會遭受到泡沫經濟毀滅性打擊,因而果斷決定退出目前市場前景尚不明朗的3G業務。

李 嘉誠後來解釋:「我個人對全球電信業務很有興趣,而且時刻都在尋找新的發展機遇。我同樣堅信,無線數據傳輸將成為推動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量之一。然 而,我們絕不能為了獲得每一個3G營業執照而無限制地競標。例如,在德國的執照成本過於高昂,超過了我們的預算,我們別無選擇,只有退出。知道何時應該退 出,這點非常重要,在管理任何一項業務時都必須牢記這一點。」

此後,當他察覺到國際成熟國家的電信市場已達頂峰的時候,就果斷出售了在歐洲 和美國的大部分資產:1999年6月,和記黃埔將其在美國無線業務運營商聲流公司中23%的股權售給德國電信,獲得淨利潤90億美元;1999年底,和記 黃埔售出在英國無線業務運營公司Orange中49%的股權,獲得淨利潤220億美元。

「不要與業務談戀愛,也就是不要沉迷於任何一項業務。」李嘉誠說。

這是一種有著豐富的商業經歷之後超然於商業活動之外的心靈感悟。對於一個真正的商業領袖來說,在他的眼中,應該是只有贏利的業務;而沒 有永遠的業務。任何一項業務,當它走過自己的成熟階段之後,必將走向衰落,如果不進行自我調整,還抱著不放,必將隨著該項業務的衰落而走向失敗。

李嘉誠還曾在多個場合表示過:「不可持買古董的心理。」古董孤品,存世的僅此一件,不買就沒有了;而做生意,不論購公司、購土地都有很多選擇,不必有此心態。

IT時代的新資本家

李嘉誠的辦公室不大,但卻堆滿了各種書籍。這個小學文化的商界鉅子,在工作之餘貪婪地汲取各種知識。

如今,83歲的李嘉誠依然精神矍鑠,每天要到辦公室裡工作。據李嘉誠身邊的工作人員稱,他對自己業務的每一項細節都非常熟悉,這和他幾十年養成的良好生活工作習慣密切相關。

李嘉誠晚上睡覺前一定要看半小時的新書,瞭解前沿思想理論和科學技術,據他自己稱,除了小說,文、史、哲、科技、經濟方面的書他都讀,這其實是他幾十年保持下來的一個習慣。

李 嘉誠回憶過去時說:「年輕時我表面謙虛,其實內心很驕傲。為什麼驕傲?因為當同事們去玩的時候,我在求學問,他們每天保持原狀,而我自己的學問日漸增長, 可以說是自己一生中最為重要的。現在僅有的一點學問,都是在父親去世後,幾年相對清閒的時間內得來的。因為當時公司的事情比較少。其他同事都愛聚在一起打 麻將,而我則是捧著一本《辭海》、一本老師用的課本自修起來,書看完了賣掉再買新書。」

他認為:「科技世界深如海,正如曾國藩所說的,必須有智、有識,當你懂得一門技藝,並引以為榮,便愈知道深如海,而我根本未到深如海的境界,我只知道別人走快我們幾十年,我們現在才起步追,有很多東西要學習。」

旺盛的學習慾望,使李嘉誠對其商業帝國的構架有了更多設想。

從1999年起,李嘉誠對全球電信業、IT業、生物製藥等新興產業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李嘉誠陸續投資了和記電訊國際有限公司、和記港陸有限公司、TOM集團有限公司。旗下又多了兩家在創業板上市的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及TOM在線有限公司。 

李嘉誠的高新板塊還在繼續擴張中。這位在傳統產業中拚搏了70多年的商業領袖,正在轉身為IT時代的新資本家。


華商 常青樹 常青 財富 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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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額債務難倒足壇常青樹 阿根廷欲向中國和俄羅斯求援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98876

在2014世界杯球場上底氣十足、風光盡顯的阿根廷,卻不得不向國際金融市場低頭求援:自從打輸了與美國對沖基金的官司之後,該國就面臨債務違約的窘境。總統克里斯蒂娜打算向中國和俄羅斯求援。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為了向美國對沖基金償還債務,總統克里斯蒂娜希望在中國和俄羅斯兩國領導人本月訪問阿根廷期間尋求經濟支持。7月31日正是阿根廷向這批對沖基金償還15億美元債務的最後期限,否則,阿根廷將陷入12年來的第二次主權債務違約。 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提及,2001年阿根廷發生創紀錄的950億美元債務違約,一批對沖基金以極大折扣購買了大量阿根廷主權國債。隨後幾年,這些對沖基金拒絕參與阿根廷債務互換方案,並將該國政府告上法庭,要求對方100%全額償付本息。上個月,美國最高法院維持阿根廷敗訴的原判。這些基金被阿根廷稱為“禿鷲基金”。 分析師預計,中俄兩國訪問阿根廷,最大的興趣點可能在於該國龐大的Vaca Muerta頁巖層油氣田。面積達740萬英畝的Vaca Muerta地層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有發展潛力的頁巖區之一。阿根廷國營能源公司YPF公司去年預計,Vaca Muerta頁巖油氣田擁有6610億桶石油,以及1181萬億立方英尺的天然氣資源。 但阿根廷咨詢公司Elypsis經濟學家Eduardo Levy Yeyati懷疑,中俄領導人訪阿期間,未必將宣布在該國開展新的能源投資。此前,市場傳言俄羅斯天然氣寡頭Gazprom可能對投資Vaca Muerta有興趣。 此外,早就進入阿根廷市場的中海油也遲遲沒有做出投資Vaca Muerta的承諾。2010年,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成功購得阿根廷能源公司Bridas Corporation 50%的股份。中海油是中國最大的離岸石油及天然氣生產商。Bridas Corporation則擁有世界一流的油氣資產組合。 中國是阿根廷最大的貿易夥伴國,主要進口阿根廷大豆之類的谷物,而阿根廷又是中國電子產品的主要出口地區。自10年前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系以來,中國對阿根廷投資涉及多個方面,比如能源、礦產、金融和基建設施。 圖:中國和俄羅斯2005年至2012年期間的對阿投資情況(圖片來自英國《金融時報》) 對於阿根廷與美國對沖基金的債務紛爭,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7月3日的記者會上表示,中方理解阿根廷在“禿鷲基金”債務問題上的有關關切,希望這一問題早日得到妥善解決。 7月11日—16日期間,俄羅斯總統普京將訪問包括阿根廷在內的拉美國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本月17—23日期間對包括阿根廷在內的拉美和加勒比國家進行國事訪問。 實際上,就在阿根廷國家隊縱橫馳騁國際球場幾十年以來,阿根廷卻在國際融資市場大門外徘徊了13年之久。2001年,該國曾爆發全球金融史上罕見的經濟和社會危機,政府宣布950億美元的主權債務違約,從此阿根廷再也沒能成功進入國際市場融資。
巨額 債務 難倒 足壇 常青樹 常青 阿根廷 阿根 欲向 中國 俄羅斯 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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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B转A,新城控股整体上市 常青藤UCLA

http://xueqiu.com/6510290813/43303679
$新城B股(SH900950)$        $杭汽轮B(SZ200771)$
5月25日股东大会~~

方案要点:
1.  1股新城B估值8.12元,新城控股A发行价9.82元
2. 1股新城B换0.827(8.12/9.82)股新城控股A;(相当于对非950资产估值为0.3950资产,然后合并)
3. 现金选择权 1美元;
4. 王老板承诺 新城控股A2015年利润15.5亿(发行完成后总股本17.08亿,EPS为0.91元)
5.  股本方面还有个10送3或转3的安排

整体上说是个对中小散户很厚道的方案,个人会投赞成票。
新城控股A整体上市复牌后,市值应该会超过主业已显颓势的地产商金科股份(310亿)。
2017年销售目标500亿,上位到二线地产商前列,应该会股本融资1到2次,如果一切顺利,新城控股能否复制A股中知名地产商华夏幸福的成长?这个是最乐观的了~~
新城 控股 整體 上市 常青 U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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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谈谈:为什么新城B转A中0.827的换股比例是合理的? 常青藤UCLA

http://xueqiu.com/6510290813/43384079

新城控股的资产分为2部分,一部分是950资产,另一部分是叫做非950资产(含商业地产和部分住宅业务)。新城控股吸收合并新城B,就是拿这两部分资产作为一个整体和新城B资产进行比价。其中最关键就是非950资产的估值问题,也就是说要先确定非950资产作价为950资产的多少倍,才能算出最后的换股比例。

新城B和新城控股的换股比例为:1新城B换0.827新城控股,这个换股比例在草案中的解释是由新城B的估值8.12元除以新城控股的IPO价格9.82得来的,即0.827=8.12/9.82。但其实,这3个关键数据0.827、8.12、9.82,是先有0.827和9.82,8.12是被决定的。9.82的确定很简单,这里不多说。


新城控股总股本11.66亿股,新城B总股本15.93亿股(其中新城控股持有58.86%或9.38亿股,中小散户持有41.14%或6.55亿股,这个6.55亿股就是要被吸收合并的)。

按照换股比例0.827倒算,吸收合并后的总股本是11.66+6.55*0.827=17.06亿股,这17.06亿股中,有13.17亿股(15.93*0.827)是950资产形成的,其余的3.88亿股(17.06-13.17)是非950资产资产形成的。也就是说:非950资产作价为950资产29.5%。(3.88/13.17)

这个29.5%是整个方案的最核心部分,也就是说如果你认可非950资产的这个估值,也就认可了0.827的换股比例。

0.827的换股比例,可以通过市盈率、市净率、收入等方面来考量,考虑到2014年新城B的年报盈利有一定程度的失真,所以按照市净率即净资产角度来计算。

2014年年末,950资产的总净资产为15.93*0.79*6.16汇率=77.5亿,其29.5%为22.87亿
2014年年末,新城控股的净资产是69.57亿,其中来自950的部分是77.5*0.5886=45.61亿,可以计算得到非950的净资产部分是69.57-45.61=23.96亿

由此可见,相当于王老板把23.96亿的净资产,作价22.87亿进行资产置换,王老板是厚道的,也符合其一贯厚道的做派 。需要说明的是,这2个数据有一些差异,是因为计算过程中的一些原始股权比例不够精确,大体上我认为这次换股是依照等量净资产交换的原则进行的,中小散户不吃亏。

进一步纠结,那就是做等量净资产置换后,再考量一下各自净资产的盈利状况,即净资产收益率ROE。这个必须承认,非950资产的ROE是明显低于950资产的,具体数值不谈了。非950资产中包含集团大力扶持的商业地产业态,周转相对慢,ROE相对低,但如果以后发展好了,长期ROE也会跟上的。

所以我说,这次新城B转A,是厚道的方案,中小散户不吃亏。被吸收合并后,新城控股A就变成了新城集团的最核心资产和主力融资平台,消除了同业竞争,丰富了业态,拓展了经营范围,前途可期。

作为新城B的长期持有者,非常赞赏新城团队的坚强执行力导致的高周转率,这一点甚至强于住宅老大万科,也衷心希望新城的商业地产转型能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时值A股10年一遇的牛市,新城B领衔厚道“B转A”第一单,无意外将引爆B转A市场,股价遭到爆炒不可避免。如果有资金要在25元以上跟我“抢筹”,我将十分乐于分享[俏皮]。不过一定会保持相当的仓位表示对大小王老板的支持,并期待以后超高的分红率(相对极低的成本)。
進一步 進一 談談 為什 新城 0.827 的換 換股 比例 合理 常青 U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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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和常青藤的綿羊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0929

德雷謝維奇曾在耶魯大學教過十年書,現在是一名職業作家,他在書中披露了不少耶魯大學的內幕。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在美國名校讀本科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如果你認為,相對於中國學生苦逼的應試教育,美國名校的素質教育非常快樂,培養出的學生更優秀,那你就完全錯了。

現在很多憂國憂民的老派人物已經對中國的大學,包括一流名校,有點不敢抱太大希望了。中國大學給人的印象是不但學術創新能力不行,就連社會責任感也不行,用錢理群的話說,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那麽禮失求諸野,美國大學又如何呢?常青藤名校學生,是否都是德才兼備,文能安邦武能定國,充滿英雄主義和冒險精神的人中之龍鳳?在美國名校讀本科——而不是一般中國留學生讀的、以搞科研發論文為目標的研究生——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像這樣的問題光問哈佛女孩劉亦婷不行,最好再找個懂行的本地人問問,比如曾在耶魯教過十年書的威廉·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他去年出了一本書,叫做《優秀的綿羊》(Excellent Sheep)。這個稱號並不比“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好聽。

顯然這是一本批評美國名校教育的書,不過這本書並不只是圖個吐槽的痛快,它講述了一點名校的運行機制。此書沒提中國,可是我想如果把中美兩國名校教育放在一起比較一下,將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作為中國讀者,如果你不怎麽了解美國教育,讀完這本書可能會驚異於中美大學的巨大差異;如果你已經有所了解美國教育,讀完可能會驚異於中美大學有巨大的相似性。

也許我們還可以思考一下,現代大學到底是幹什麽用的。

好得像綿羊一樣的學生

為說話方便,我們虛構兩個學生:清華大學的小明和耶魯大學的Joe。能入選各自國家的頂級名校,兩人顯然都是出類拔萃的精英。人們相信他們都是未來社會棟梁,甚至有可能成為各自國家的領導人。

然而在此時此刻,小明的形象距離領導人還相差很遠。他來自中國某個邊遠地區,身體談不上健壯,戴個眼鏡,社會經驗相當有限,也不怎麽善於言談,除了成績好外,簡直一無所長。刻薄的人可能會說小明有點讀書讀傻了,是高考的受害者。

但小明其實是高考的受益者。他是自己家族,甚至可以說是家鄉的驕傲。為了得到這位全省狀元,清華招生組曾把小明請到北京陪吃陪玩,美其名曰“參觀校園”,直到看著他填報了誌願才算放心,簡直是球星的待遇。

Joe的父親是某大公司CEO,母親在家做全職主婦。由於父母都是耶魯畢業生,Joe上耶魯不過是遵循了家族傳統而已。美國大學錄取並不只看分數,非常講究綜合素質。跟小明相比,Joe可謂多才多藝。他高中時就跟同學搞過樂隊,能寫能彈能唱,從小就精通遊泳、網球和冰球,而且入選校隊參加比賽。Joe的組織能力很強,是高中學生會副主席,而且很有愛心,經常去社區醫院幫助殘疾人做康複運動。

要論解決刁鉆古怪的高考數學題,Joe肯定不如小明——但是Joe的學習成績並不差。Joe從高二開始就選修了幾門大學先修課程(叫做“AP”,advanced placement),還沒上大學已經具備微積分和宏觀經濟學的知識,這都是小明高考範圍以外的內容。

跟很多名校一樣,耶魯甚至允許Joe高中畢業後先玩一年再入學,一方面休息休息,一方面趁著年輕看看世界。Joe並沒有浪費這一年時間。在歐洲遊歷了半年之後,他在父親幫助下前往非洲,以誌願者身份在蓋茨基金會工作了幾個月,任務是幫助贊比亞減少艾滋病毒感染。

小明深知自己的一切榮譽都來自分數。只有過硬的分數才能讓他拿到獎學金、出國留學、找份好工作。為此,小明在清華的學習策略跟高中並無區別,那就是一定要門門功課都拿優等。

Joe的大學生活就比小明豐富多了。他是多個學生組織的成員,每逢假期就去做誌願者或者去大公司實習,有相當專業的體育運動,而且經常跟老師和同學們交流讀書心得!

所以中美大學教育的確是非常不同。可是如果你據此認為,相對於小明苦逼的應試教育,Joe正在經歷的素質教育非常快樂,或者你認為Joe是比小明更優秀的人才,那你就完全錯了。其實,Joe和小明是非常相似的一類人。

Joe為什麽要參加那麽多課外活動?因為這些活動是美國學生評價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像考試分數一樣重要。跟小明刷GPA(平均學分績點)一樣,Joe刷課外活動的經驗值也只不過是完成各種考核指標而已。每天忙得焦頭爛額的Joe,對這些事情並沒有真正的熱情。比一心只想著考試的小明更苦的是,Joe還必須顧及自己在師生中的日常形象,他需要知道別人經常談論的書都說了什麽——所以他用只讀開頭、結尾和書評的方式,假裝讀過很多本書。至於能從一本書中真正學到什麽,Joe根本沒時間在乎。

如果說小明是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其實Joe也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和更早時候的大學生,的確都很有社會責任感,非常關心國家大事,甚至願意為了社會活動而犧牲學業。可能因為各行業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也可能因為大學學費越來越貴,現在的大學生競爭非常激烈,根本沒時間管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除了拿經驗值走人,他們並不打算對任何事物做特別深入的了解。清華的學生還有閑情逸致搞個女生節向師妹師姐致意,而耶魯這種水平的頂尖美國大學中,學生經常忙得沒時間談戀愛。

Joe和小明的內心都非常脆弱。一路過關斬將進入名校,他們從小就是取悅老師和家長的高手。別人對他們有什麽期待,他們就做什麽,而且一定能做好。層層過關的選拔制度,確保這些學生都是習慣性的成功者,他們從未遇到挫折——所以他們特別害怕失敗。進入大學,他們的思想經常走極端,做事成功了就認為自己無比了不起,一旦失敗就認為自己簡直一無是處。Joe曾經真誠地認為如果考不進耶魯,他就與一個屠宰場工人無異。

面對無數跟自己一樣聰明一樣勤奮的人,他們的情緒經常波動,充滿焦慮。他們選課非常小心謹慎,專門挑自己擅長的選,根本不敢選那些有可能證明自己不行的課程。

人們印象中的名校應該不拘一格降人才,每個學生都根據自己的個性選擇不同的道路,百花齊放。然而事實是,在追求安全不敢冒險的氛圍下,學生們互相模仿,生怕跟別人不一樣。小明一入學就在最短的時間內跟師兄們學會了自己學校的切口和校園BBS上的專用語。什麽時候考托福、哪個老師的課不容易拿分、考研找工作的各種手續、就連辦出國打預防針總共會被紮幾次,BBS上都有詳細的“攻略”。小明對這些進身之道門兒清,遇到與攻略稍有差異的,都要上網仔細詢問,不敢越雷池半步。小明的師兄梁植在清華拿了三個學位而沒找到畢業後該去幹什麽工作的攻略,習慣性地在一個電視訪談節目向評委請教,結果遭到了老校友高曉松的怒斥(參見《長沙晚報》報道《清華學霸談迷茫引高曉松怒批》)。

高曉松說:“你不去問自己能為改變這個社會做些什麽,卻問我們你該找什麽工作,你覺得愧不愧對清華十多年的教育?”

高曉松大概也會看不起Joe。剛入學時,Joe們被告知耶魯是個特別講究多樣性的大學,他們這些來自五湖四海、不同種族、身懷多項技能的青年才俊將來的發展有無限的可能。那麽這些擁有得天獨厚的學習條件的精英學生,是否會有很多人去研究古生物學,很多人致力於機器人技術,很多人苦學政治一心救國,很多人畢業後去了烏幹達扶貧呢?

當然不是。學生們慢慢發現真正值得選擇的職業只有兩個:金融和咨詢。有統計發現,2014年70%的哈佛學生把簡歷投到了華爾街的金融公司和麥卡錫等咨詢公司,而在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更有50%的哈佛學生直接去了華爾街工作。對比之下,選擇政府和政治相關工作的只有3.5%。

金融和咨詢,這兩種職業的共同點是工資很高,寫在簡歷里好看,而且不管你之前學的是什麽專業都可以幹。事實上這些公司也不在乎你學了什麽,他們只要求你出身名校聰明能幹。

別人怎麽要求,他們就怎麽反應。不敢冒險,互相模仿。一群一群的都往同樣的方向走。這不就是綿羊嗎?

優秀的綿羊介紹了美國名校的運行機制。

假貴族和真貴族

既然是綿羊,那就好辦了。中國學生也許不擅長當超級英雄,當個綿羊還是非常擅長的。你只要使用“虎媽”式的訓練法,甭管鋼琴還是大提琴,你要什麽經驗值我就給你什麽經驗值,不就行了嗎?如果清華大學入學有音樂要求,我們完全可以想見,小明一定會熟練掌握小提琴。如果說中國教育的特點是分數至上,現在美國教育不也是講credentialism(編者註:文憑主義)嗎?美國名校難道不應該迅速被華人學生占領嗎?

沒有。近日有報道,美國華裔學生Michael Wang,2230分的SAT成績(超過99%的考生),4.67的GPA,全班第二,13門AP課程,而且還“參加了國家的英語演講和辯論比賽、數學競賽、會彈鋼琴,在2008年奧巴馬總統就職典禮上參加合唱團的合唱”,在2013年申請了7所常青藤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結果被除了賓夕法尼亞大學之外的所有學校拒絕。

這又是什麽道理?華人,乃至整個亞裔群體,哪怕是成績再好,文體項目再多,你要求的我都會,還是經常被常青藤大學擋在門外。很多人認為這是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最近有人聯合起來要起訴哈佛大學錄取不公平,他們的官方網站就叫“哈佛不公平”。

但是讀過《優秀的綿羊》我們就會明白,這些整天立誌“爬藤”的亞裔學生,根本沒搞明白藤校是怎麽回事兒。

稍微具備一點百科知識的人都知道,所謂常青藤盟校,最早是一個大學體育賽事聯盟。可是如果你認為這些大學當初組織起來搞體育賽事,是為了促進美國青年的體育運動,就大錯特錯了。常青藤的本質,是美國上層社會子弟上大學的地方。

19世紀末,隨著鐵路把全國變成一個統一的經濟體,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ASP)中的新貴不斷湧現,他們需要一些精英大學來讓自己的子弟互相認識和建立聯系。這些大學錄取要求會希臘語和拉丁文,這都是公立高中根本不教的內容,這樣平民子弟就被自動排除在外。

所以精英大學本來就是精英階層自己玩的東西,是確保他們保持統治地位的手段。自己花錢贊助名校,讓自己的孩子在這些大學里上學,然後到自己公司接管領導職位,這件事外人幾乎無法指責。哈佛是個私立大學,本來就沒義務跟普通人講“公平”。

當時“有資格上”哈佛的學生進哈佛相當容易,錄取根本就不看重學習成績。事實上一直到1950年,哈佛每10個錄取名額只有13個人申請,而耶魯的錄取率也高達46%,跟今天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的局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相對於學習成績,學校更重視學生的品格養成,搞很多體育和課外活動,以人為本。也許那時候的美國名校,才是我們心目中的理想大學,是真正的素質教育。

然而精英們很快意識到這麽搞不行。一方面新的社會勢力不斷湧現,一味把人排除在外,對統治階層自己是不利的。另一方面這些“貴族”子弟的學業的確不夠好。

於是在1910年代,一些大學開始率先取消希臘文拉丁文考試,給公立高中的畢業生機會。然而這樣一來,一個立即的結果就是猶太學生比例突然增加。精英一看,這也不行,趕緊又修改錄取標準,增加了推薦信、校友面試、體育和“領導力”等要求。這才有了後來常青藤這個“體育”聯盟。

類似這樣的改革反複拉鋸。到1960年代曾經一度只看分數錄取,於是當時在校生的平均身高都為此降低了半英寸。最後妥協的結果就是今天這個樣子,既重視考試成績,也要求體育等“素質”。

而到了這個時候,這些所謂素質教育的本質就已經不是真正為了培養品格,而是為了確保精英子弟的錄取比例。並非所有“素質”都有助於你被名校錄取,你需要的是有貴族氣質的、而且必須是美式傳統精英階層的素質。這就是為什麽你不應該練吉他而應該練大提琴,不應該練武術而應該練擊劍;你需要在面試時表現出良好教養,最好持有名人的推薦信;你光參加過學生社團還不夠,還必須曾經是某個社團的領袖;你參加社區服務決不能像奧運誌願者那樣一副三生有幸的表情,而應該使用親切屈尊的姿態。

一句話,這些事兒普通人家的孩子很難做到。如果你不是貴族,所有這些素質教育的要求,都是逼著你假裝貴族。

美國名校通常都有對低收入家庭孩子減免學費的政策,比如哈佛規定家庭年收入在6萬美元以下的學生全部免費,18萬美元以下則最多只需交家庭年收入的10%。這是非常慷慨的政策,要知道如果你的家庭收入是18萬美元,你已經比94%的美國家庭富有。但哈佛能用上這個減免政策的學生,只有40%——大部分哈佛家長的收入超過18萬美元。我看到另一個數據,在斯坦福大學,接近一半的學生家庭年收入超過30萬美元(這相當於美國前1.5%),只有15%的學生家庭年收入不到6萬美元(相當於美國後56%,一半以上)——這意味著前者家庭孩子進入斯坦福大學的可能性約為後者的124倍。

上大學花多少錢根本不重要,上大學之前花了多少錢,才是真正重要的。有人統計,就連SAT成績都跟家庭收入正相關。而獲得貴族素質的最有效辦法是進私立高中。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這三所大學,其錄取新生中的22%,來自美國100所高中,這相當於全國高中總數的0.3%——這100所高中之中,只有6所不是私立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生在一個普通家庭,你什麽素質都還沒比就已經輸在起跑線上了。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人不服,再難也要進藤校。那麽在眾多“假貴族”的沖擊下,現在藤校錄取是個什麽水平的競爭呢?

《優秀的綿羊》透露了一點耶魯大學的真實錄取標準。如果你在某一方面有特別突出的成就——一般小打小鬧的獎項沒用,必須是英特爾科學獎這樣的全國性大獎——你肯定能被錄取。如果沒有,那你就得“全面發展”——對耶魯來說,這意味著7到8門AP課程和9到10項課外活動——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證錄取,還得看推薦信和家庭情況。至於亞裔津津樂道的SAT考試成績,沒有太大意義。

我覺得考清華似乎還比這個容易一點。這就是為什麽有誌於名校的美國高中生其實比中國高考生辛苦得多。

但耶魯還有第三個錄取渠道。凡巨額捐款者的孩子,一定可以被錄取。

美國華裔學生Michael Wang,在2013年申請了7 所常青藤大學和斯坦福大學,被除了賓夕法尼亞大學之外的所有學校拒絕。華人,乃至整個亞裔群體,哪怕是成績再好,還是經常被常青藤大學擋在門外。常青藤的本質,是美國上層社會子弟上大學的地方。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名校到底是幹什麽用的?

這樣說來,美國私立名校從來就不是為全體國民服務,而是為上層階層服務的機構。名校之所以時常做出一些“公平”的努力,比如減免學費,優先錄取少數族裔(不包括亞裔),僅僅是出於兩個原因:第一,要為精英階層補充新鮮血液,這樣系統才能保持穩定;第二,只有“公平”,才能保住自己作為非營利機構的免稅資格。

既然是為精英階層服務,那肯定要嚴格要求精心培育,把大學生培養成真正的未來領袖吧?德雷謝維奇卻告訴我們,現在名校其實並不重視學生教育。

中國科大有一年新生入學,校方搞了個家長會,校領導居然說,科大在北京錄取分數線低,你們北京來的要好好努力才能跟上同學!像這樣的事根本不可能在耶魯發生。學生們明明是靠家庭特權進來的,學校對他們卻只有贊美,而且在各種場合不停地誇,學生們以為自己能力以外的因素等於零。這導致名校學生對上不了精英大學的、普通人的事根本不感興趣,更談不上了解國家現實。他們沒有真正的自信,但是個個自負。

既然都是精英,那必須得好好對待。如果你在普通大學有抄襲行為,或者錯過一次期末考試,你可能會有很大的麻煩;而在耶魯,這些都不是大問題。截止日期可以推遲,不來上課不會被扣分,你永遠都有第二次機會。據德雷謝維奇在耶魯親眼所見,哪怕你遭遇最大的學業失敗,哪怕你抄襲,哪怕你威脅同學的人身安全,你都不會被開除。

一方面,名校學生平時課外活動實在太忙;一方面,教授們指望學生給自己留個好評,現在名校的成績標準也越來越寬松。1950年,美國公立和私立大學學生的平均GPA都是2.5;而到了2007年,公立大學的平均GPA是3.01,私立大學則是3.30,特別難進的私立大學?3.43。到底哪國的大學更“嚴進寬出”?中國的還是美國的?

但這組GPA貶值的數據也告訴我們,過去的美國大學比現在嚴格得多。事實上,在兩個羅斯福總統上大學的那個年代的這些名校,雖然擺明了就是讓貴族子弟上的,其教學反而比現在要嚴格得多。老貴族非常講究無私、榮譽、勇氣和堅韌這樣的品質。那時候當學校說要培養服務社會精神和領導力這些東西的時候,他們是玩真的。今日新貴充斥的大學,簡直是在折射美國精英階層的墮落。

如果名校不關心教育,那麽它們關心什麽呢?是聲望,更確切地說,是資金。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每年推出的全美大學排名,並不僅僅是給學生家長看的。大學能獲得多少捐款,甚至能申請到多少銀行貸款,都與這個排名息息相關。為什麽在真正的入學要求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名校還鼓勵更多人申請?是為了刷低錄取率。錄取率是大學排名計算中非常重要的一項,越低越好。為什麽大學把學生視為顧客,不敢嚴格要求?因為畢業率也是排名標準之一,而且是越高越好。

在現代大學里,教授的最重要任務是搞科研而不是搞教學,因為好的研究成果不但能提升學校聲望,還能帶來更多科研撥款。在這方面,中美大學並無不同,講課好的教授並不受校方重視。但大學最重視的還不是基礎科研,而是能直接帶來利潤的應用科研——德雷謝維奇說,名校在這方面的貪婪和短視程度,連與之合作的公司都看不過去了。

校友捐贈,是名校的一項重要收入來源,哈佛正是憑借幾百億美元的校友捐贈基金成為世界最富大學。我們前面說過,哈佛大部分學生去了華爾街和咨詢公司,其實這正是大學希望你從事的工作。

我最近看到兩條新聞正好說明這一點。一個是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中大肆做空獲利的對沖基金總裁約翰·保爾森,給哈佛大學工程與應用科學學院捐4億美元,為史上最高校友捐款,哈佛直接把學院命名為約翰·保爾森工程和應用科學學院。另一個更有意思,黑石集團的蘇世民(Steve Schwarzman)向耶魯大學捐款1.5億美元,哈佛為此非常後悔,因為此君當初曾經申請了哈佛而沒有被錄取——所以有人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說,哈佛應該用大數據的思維更科學地分析一下哪些高中生將來可能成為億萬富翁,可別再犯這樣的錯誤了。

學生職業服務辦公室對律師、醫生、金融和咨詢以外的工作根本不感興趣。你將來想當個教授或者社會活動家?學校未必以你為榮。大學最希望你好好賺錢,將來給母校捐款。

為什麽出生在美國的Michael Wang上不了藤校,而一所中國高中——南京外國語學校——卻有多名學生被藤校錄取?這可能恰恰是藤校布局未來校友捐款的策略——新興經濟體國家的精英學生未來有更大的賺錢潛力,對藤校來說,“金磚五國”的高中生比西歐國家的更有吸引力。

總而言之,美國名校找到了一種很好的商業模式。在這個模式里最重要的東西是排名、科研、錄取和校友捐款,教學根本不在此列。

而鑒於中國名牌大學——盡管沒有一所是私立的——一直把美國名校當做榜樣,甚至還可能把這些事實上的問題當成優點去學習,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大學的未來也是如此。

有位清華教授程曜,出於對學校種種不滿,竟曾經以絕食抗爭(《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10月29日)。德雷謝維奇的憤怒可能還沒到這麽極端。他認為大學應該培養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和真正的思考能力,推崇博雅教育,甚至號召學生不要去名校。

但如果小明和Joe跑來問我,我不知道應該給他們什麽建議。也許大學根本就不是教人生觀價值觀和思考能力的地方。也許你應該自己學那些東西,也許你根本就沒必要學。德雷謝維奇說,他有好幾個學生最終決定放棄華爾街工作,寧可拿低薪為理想而活,我想小明未必需要這樣的建議。

但我的確覺得這個世界哪怕分工再細,專業化程度再高,也不太可能完全靠綿羊來運行。

何況綿羊的生活其實並不怎麽愉快。

精致 致的 利己 主義者 主義 常青 綿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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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读懂网易:互联网常青树的方法论

http://www.xcf.cn/syms/tt/201702/t20170217_779509.htm

 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里,网易大概是最为特殊的存在。几乎每个网民都接触过网易的产品,也流传着很多和网易相关的段子,可这家近20年的老牌互联网公司,相比于众口传唱的BAT,又是极其的神秘。

  时过境迁,岁月沉浮,互联网江湖里上演着一轮轮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游戏。从最初的NSS到现在的BAT,网易曾经是最闪亮的星,也曾被后来者撇入第二阵营,但在2016年却一跃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手游、电商、音乐、教育、云计算,在这些业务的突出表现背后,有人将网易看作中国互联网的“第四极”,也有人试图从创新、文化等角度位网易贴上慢热、小而美、谨慎等标签。

  时值网易发布2016年度财报,381.79亿元的净收入和300多亿美元的市值,对照市值50亿美元的新浪以及15亿美元的搜狐,用“互联网常青树”来形容网易似乎并不为过。

  笔者翻阅了很多资料,也求证了很多在网易工作过的朋友,要解密网易为何能够“长盛不衰”,或可以从产品、管理、文化、战略等角度系统的梳理下网易看起来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方法论。

  1、产品:创新和工匠精神

  和马云、李彦宏等大佬不同的是,身为网易的掌舵者,丁磊很少在公开场合亮相,也极少谈及自己对互联网的看法,但从媒体上的片言只语和丁磊的一些内部发言来看,创新和工匠精神是丁磊最常说的两个词。

  在概念丛生的互联网文化里,创新和工匠精神早已成为被用烂的两个词,但在丁磊眼中却恰如其分的形容了网易的产品理念。

  

  “网易的产品要有两个特质,一个是相比竞争对手的产品,要有创新;二是在做产品的过程中,每个细节要做到精益求精、精致,要有工匠精神。” 这是丁磊的原话,内容源自自媒体人“夏丽巴人”在乌镇对丁磊的“围堵”。

  网易云音乐、网易严选、有道、网易云课堂等大抵就是符合丁磊标准的产品,坊间流传的几个小故事也隐约透露出了丁磊对这些产品的高标准。

  比如网易云音乐立项之后,丁磊常常把现任网易云音乐CEO朱一闻叫去办公室听小语种音乐,并最终找准了“音乐社交”的差异化切入点。

  再比如在养猪这件事上丁磊坚持了七年,从选种到猪舍设计再到废水处理、品牌包装等等,网易一个接着一个的去解决问题。

  由此换来的结果是,网易云音乐在三年时间内俘获了2亿忠实用户,弯道超车般的挺进市场前三,网易考拉海购和ODM模式的网易严选相继成为电商领域的后起之秀,网易味央首头黑猪拍出了27.7万的逆天价格…….

  网易的一位内部人士说,“网易出品,必属精品”几乎成了行业内公认的口号,背后的代价也是血淋淋的。

  在2013年之前,网易错失了很多风口,微博业务输给了新浪、校园社交平台青柠无疾而终、餐饮推荐项目网易饭饭死在O2O爆发之前、致力于搭配社区的istyle可能很多人闻所未闻,类似的还有很多。

  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网易在游戏业务上继承的产品哲学,轻、快、追风口不是网易的特点,这在网易运营的诸多重度游戏上可以窥知一二。另一部分的原因则取决于丁磊的兴趣爱好,能被丁磊看得上的产品才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否则将永远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直到表现的更好或被砍掉。

  网易是幸运的,丁磊对产品的“苛刻”迎来的不是分崩离析的结局,而是自上而下的产品情怀。这在新上线的网易云、网易美学等产品上已经有所显现,前者选择场景化云计算的方式避开了和阿里、腾讯的直接竞争,网易云信在一年多时间内服务了22万+客户,证实了网易在即时通讯云服务上的优势;后者选择以垂直社交的方式进入美妆领域,上线6个月后即得到了App Store的推荐。

  或许执拗于创新和工匠精神的网易仍将错过很多机会,可互联网本就不是一场赢者通吃的游戏,“大而全”的BAT处处伸手来保证自身的竞争力,“小而美”的网易同样找到了自己的活法。

  2、管理:中层管理者的胜利

  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记者同时向马化腾和丁磊抛出了交接班的问题,马化腾给出的答案是岗位的“双打”,丁磊的回答是“授权”。

  被业界广为流传的是网易产品的立项方式,只不过现实情况和媒体报道仍有一些差别。媒体乐忠于报道丁磊钦点的项目,比如音乐、电商、教育等,但现实中很多项目的立项其实是中层管理者在推进。

  网易杭州研究院执行院长汪源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起网易内部的产品孵化机制,按照汪源的说法,过去10年中,网易有大量项目是由基层管理者到中层管理者提出的,经理和总监级别居多。而且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项目能够通过虚拟委员会的评审立项,提出者就会成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当然这套机制的运行离不开成熟的激励机制和运营机制。其中网易杭州研究院扮演了技术支持的角色,项目立项后还会获得一定的资源支持,并允许成为独立业务实体、独立融资。而在运营机制上又有着“联邦制”的特色,各大事业部之间相互独立,也很少会有来自高层的干预。

  即便是在2016年火爆一时的《阴阳师》,游戏的立项到开发都是在工作室内部独立完成的。丁磊也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表示,《阴阳师》在开发过程中的时候自己是不知道的。

  此外,外界常说网易内部没有KPI文化,似乎也有一些理解上的偏颇。不同的项目之间存在激烈的内部竞争,脱颖而出者才会在资金、人员、推广渠道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资源,也就是外界所说得到了丁磊的厚爱。

  中层管理者被充分授权的优势在于,高层对行业的认识往往站在审视的态度上,实际接触业务了解行业的仍然是中层管理者。由中层管理者发起并主导项目,能够极大地降低试错成本。

  不过劣势同样存在,各个事业部之间的相互独立增加了沟通成本,一些项目在早期资源投入不够,有可能错过进入市场的最佳时期,这也决定了为什么网易在产品上喜欢后发制人,或者从行业边缘寻找新的时机。

  这种授权机制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在于,高层的权利被无形的削弱,尤其对网易这家行事低调的公司来说,除了丁磊之外,鲜有高层曝光在媒体之上。而一些不安于寂寞的中高层,往往最后选择离职创业,也造就了网易“互联网行业黄埔军校”的说法。

  没有标准来衡量网易管理制度的好坏,这家很少高薪引入职业经理人,充分授权给中层管理者的公司,和BAT相比有些特立独行,但财报上的亮眼和股价的不断飙升,又证实了市场的认可。

  3、文化:段子、态度和使命感

  网易是一家“创始人文化”很浓重的公司,丁磊的个人性格对网易文化有着极大的影响。阿里员工会尊称马云为“马老师”,百度员工喜欢亲切的喊李彦宏一声“Robin”,而网易的员工却敢当面叫丁磊“老板”,丁磊也自嘲自己是“农民企业家”。

  这种“段子手”的色彩还表现在网易的营销动作上。丁磊在网易云音乐上将自己的ID改成了“网易UFO丁磊”,网易考拉在双11大促期间制作了丁磊为主角的鬼畜视频,就连网易的HR也将一首《浙江杭州网易互联网招聘了》的神曲刷爆了微信朋友圈。

  不过,“段子手”只是外界给网易的定义,在如何提升员工使命感和忠诚度的问题上,丁磊似乎找到了一套同样适合网易的方法。

  在《马云和丁磊:两个首富的双城记》中,黑科技财经曾将阿里和网易的工作氛围做过对比,“在淘宝城,员工很有钱,工作非常紧张,生活也非常紧张;在网易城吃得好,住得好,车开得舒服,丁磊还经常关心员工的生活舒适度,唯恐员工过得不够好。”

  应该说,丁磊是一个抱有理想主义的人,给员工足够好的待遇,让他们感受到金钱以外的快乐。同时,这种理想还演化成了对产品的执念和道德感,为网易打上了有态度的烙印。

  “有态度”一词最早是网易新闻提出的内容导向,又很好的切合了丁磊的个人价值取向:产品就是最好的传播,企业家最好的慈善,就是提供有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于是,在网易的互联网产品业务中很少存在商业原罪。据传丁磊对炒房等资本运作和投机行为嗤之以鼻,也发自内心地瞧不起假货和劣质品。 有人问及网易为何要做ODM电商时,丁磊的回答有些让人以外:“如果今天我卖出去的商品,评论里所有的人都在骂,骂黑心棉、骗子、假货,我睡都睡不好。我为什么让别人每天在我背后指指戳戳的?”

  当然,性格中的随性并没有改变丁磊作为企业家的初心。《基业长青》是丁磊最喜欢推荐给下属的一本书,而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在于企业要有核心价值观和超越金钱的使命感。

  很明显,丁磊追求基业长青,这导致网易公司的整体基业建立在“更长久和一般性的假设之上”,既不依赖智能手机红利、技术红利,也过渡不依赖人口红利,产品的落脚点大多是对产品本质的回归。从游戏到电商到内容再到企业级的云服务,莫不遵循着这一套路。

  那么什么才是企业文化?网易给出的答案是:从企业氛围到品牌形象再到产品价值的统一价值观。

  网易不是国内最牛逼的公司,但在企业文化上去口号化、务实的风格值得很多创业者借鉴。

  战略:网易的快与慢

  唯快不破早已成为这个时代最具特色的标签,盛极一时的小米、一统出行市场的滴滴、后起之秀的摩拜和ofo,核心不过是一个快字。网易似乎走了一条逆潮流的路,至少在外界看来是这样的。

  

  网易公司历年季度净收入走势图

  而关于网易的战略是什么,丁磊也曾做出过解读“一定要做正确的事情,这个在网易叫战略。战略要正确,动作可以慢,看准了再跟上去,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在笔者看来,网易像是中国互联网军团里的狙击手,时刻注视着战场,却又不急于行动,只有在有把握占领市场的时候,才会稳准狠的打出一枪。网易擅长观望,并通过观望让出一定的时间窗口,借此成为战场上的幸存者。

  一般来说,任何行业从起步到定局都有三到五年的过渡期,当市场蓝海出现后,无论是创业者还是巨头往往会一窝蜂的涌上去,生怕错过市场红利。结局往往是在经过大规模的烧钱之后,退场的退场,倒闭的倒闭,市场上仅剩下要么一两家要么三五家的剩存者。

  而在网易出手的产品中,往往会迟到一到两年,市场竞争逐渐清晰,但用户痛点又亟待解决。网易考拉海购便是案例之一,国内进口跨境电商的元年出现在2013年,网易的入局是在2015年1月,但在网易2016年度Q4财报中,邮箱、电商及其他业务的净收入为24.75亿元,同比增长38.2%,在整体营收中占比20.5%,业已成为网易最重要的增长引擎。且从艾媒、海关的数据来看,网易考拉海购已然成为国内最大的跨境电商平台。

  狙击手的可怕之处恰是其“隐”的一面,而网易的战略布局在外界眼中又像是一个黑匣子。去年8月份,NextVR完成了8000万B轮融资,一直在投资方面保持低调的网易出现在主要投资者的名单中。此外,网易在北京、杭州、广州投资建设了四个VRAR实验室,丁磊也表示看好VR、AI等新技术。看起来习惯后发制人的网易,在技术层面却表现出了“快”的一面。

  不难理解网易对快与慢的平衡之道,来自游戏稳定增长的营收为网易在互联网业务上营造了相对宽松的产品氛围,没有快速盈利的KPI,产品能够更好的专注于细节和创新,而这种产品创新又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市场的收割,这是一个难得的良性循环。

  这种模式的两面性同样存在,市场往往喜欢为网易系产品贴上“小而美”的标签,而单点击破的产品布局如何形成完整的生态将是网易进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毕竟在华尔街的眼中,生态所依赖的流量模式更具有盈利前景,网易作为“内容供应商”在估值上是不占优势的。

  一句话来结束,网易是一家在产品上崇尚创新和匠心,在管理上懂的放权给中层管理者,在文化上自带喜感又讲求基业长青,在战略上喜欢后发制人又与时俱进的企业。从网易身上可以读到中国互联网过去20年的历史,而当网易把目光瞄向农业、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时候,又是否抓住了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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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橋水基金掌門人達里奧:詭異的文化、常青的業績 | 完美人物誌

稍微了解過橋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的人都難免感嘆——如果沒有近乎“變態”的公司文化或控制欲驚人的老板,那麽就跑不出驚人的業績。

如果你還記得2016年的市場情況,沒錯,全球市場一開年便陷入了恐慌性拋售,此後又出現了英國脫歐、英鎊閃崩、特朗普當選等“黑天鵝事件”。在這樣惡劣的市場情況下,投資大佬紛紛折戟——索羅斯年收益虧10億美元,保爾森虧30億美元。然而,橋水基金年收益49億美元,榮登全球二十大頂尖對沖基金榜首。自橋水基金於1975年成立以來,其總計取得接近500億美元的收益,亦跑贏所有同行。

2017年3月1日晚間,橋水創始人、聯席主席和首席執行官(CEO)雷·達里奧(Ray Dalio)稱將不再擔任聯席CEO一職,他是從1975年創始之初便擔任該職位的,不過他仍會繼續擔任公司的聯席主席和聯席首席投資官(CIO);同時,另一位聯席CEO——原蘋果公司高層Jon Rubinstein也宣布辭任聯席CEO,他11個月前才加入橋水。

了解橋水的投資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達里奧在企業管理方面要求“極致透明”(radical transparency),橋水幾乎會將所有公司內部會議進行錄影,並且向公司全員展示,進行類似人物性格分析的工作。此外,接近1/3的全職員工都會在兩年內離職。

不過,對於基金本身和那些高凈值投資者而言,上述一切都可能被橋水常青的業績而“一筆勾銷”。《紐約客》雜誌曾經寫道,勞倫斯·薩默斯(奧巴馬聘用的美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在白宮任職期間,一直都堅持閱讀橋水的經濟簡報,隔幾個月就要跟達里奧通一次話,他評價達里奧是個“極為智慧上進的人”。

在全球金融危機最深時,橋水基金登上全球最大對沖基金的寶座,掌管資產已逾1500億美元,只服務於機構投資者。如今,橋水基金為350家全球最大型和最複雜的機構客戶管理超過1600億美元資產。

刻意與華爾街保持距離

如果一家資產管理公司在哪一年業績排行第一,很可能第二年業績就不理想,而亞軍在第二年登頂的機會很大。“奪魁的基金經理可能由於媒體曝光度、應酬增加,而無法聚焦策略研究,真正的基金管理人都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長年從事對沖基金研究的諾亞研究部主管、香港大學教授夏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這似乎可以解釋橋水基金跨越多輪周期的常青業績。達里奧本人也與紙醉金迷的華爾街刻意保持著距離。

1971年,達里奧從長島大學以優異成績畢業後便被哈佛商學院錄取。那時的他便對如谷物、石油、棉花等大宗商品期貨交易興趣濃厚,當時大宗商品期貨仍屬於冷門領域,市場上幾乎沒什麽人做這塊交易。

從哈佛商學院畢業後,興趣也引導達里奧先後加入了Dominick & Dominick和證券經紀公司Shearson Hayden Stone,擔任大宗商品部主管。大宗商品投資極度考驗投資人對經濟基本面、各類別商品特征、宏觀經濟變化等的把握。

此後,達里奧說服了曾經的一位客戶雇用他當顧問,在他的公寓里成立了自己的橋水公司。那年,達里奧才26歲。

對沖基金大佬往往都極為低調隱秘,達里奧更是一名“隱士”。達里奧結婚生子後,便搬去了康州韋斯特波特(Westport)的樹林里,這似乎是刻意遠離與華爾街的喧囂。

達里奧目前67歲,他管理的一只旗艦基金長期保持盈利紀錄,幾乎在近二十年沒有受到過挫敗。對於此次的變動,他對客戶表示:“我對於這一變動十分興奮,我也希望始終能在橋水做一名職業投資人,直到我生命的終結。”

在一般人看來,除了2%的初始傭金(不論是否盈利),對沖基金還征收20%的超額收益提成,因此似乎只要做大規模就不愁賺不到錢。但是,只要了解過美國對沖基金行業,就一定知道其新陳代謝之迅速,以及其競爭之殘酷。

“對沖基金行業魚龍混雜,國外基金平均生命周期3年,10年已經實屬不易。”夏春告訴記者,“某些對沖基金的策略也容不下大規模資金,可能5億美元資金可以獲得超額回報,但到了10億就難以獲利。”

因此,對於一個橋水這樣一個存活了近40年,且如今規模高達1600億美元的對沖基金而言,如果不遠離塵囂、潛心研究,那麽說不定現在早就已經消失了。

橋水高層巨震

不過,苛刻的要求似乎也讓橋水的部分員工甚至高官感到不適,例如《華爾街日報》曾多次采訪橋水離職員工,從中也不難看出橋水神秘和詭異的企業文化。從2016年至今,橋水已經見證了5個高層變動。

對於近期達里奧的職位變化,CFA協會金融分析研究總監曹實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形象地說,可能達里奧不想當政委了,只想專心打仗。”他稱,“CEO決定業務發展方向,比如市場策略、客戶關系、公司人事等等,而真正投資人,即CIO,和學術大家其實有些類似,熱愛投資工作本身,未見得感興趣其他‘瑣事’。”

熟知對沖基金行業的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教授嚴弘也對記者表示,“他(達里奧)只是不管日常運營了,專心管投資策略,而接棒成為聯席CEO的David McCormick看來要主導運營了。”

其實,此次也不是達里奧第一次退任聯席CEO一職。七年前,他曾作出過同樣的舉動,並希望就此推動長期過渡。然而,去年他又重新擔任聯席CEO,據悉這是因為和一名被視為其接班人的副手產生了沖突。

不過,就外界來看,達里奧似乎在定位橋水未來發展、尋覓接班人等方面並不如投資那麽成功。近年來,公司始終在招聘一些大牌高層進駐,然而很快就傳出了離職的消息。

Jon Rubinstein的迅速離開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我和Jon Rubinstein都一致認為,他不適合橋水的文化。”達里奧對客戶稱。

Jon Rubinstein被譽為“Pod之父”,在其16年的蘋果公司任職生涯中,他創造了iPod,並於2016年5月加入橋水,當時橋水表示需要一名具有極強技術背景的聯席CEO。有外媒也發現,在橋水給客戶的備忘錄中,達里奧稱Jon Rubinstein未來將成為公司的外部顧問。

接棒成為聯席CEO的則是David McCormick,他於2009年加入橋水,任總裁。他曾在小布什政府擔任財政部官員,近期他也接受過特朗普政府的面試。

值得註意的是,David McCormick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曾為一名美國陸軍遊騎兵。知情人士透露,他曾帶達里奧參觀遊騎兵訓練營,也正因為這一契機,他得到了達里奧的青睞。達里奧曾經表示,成功的橋水員工都應該像是一名聰明的美國海豹突擊隊員。

除了上述變動之外,更早前,曾為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副手的Craig Mundie也離開了橋水。他作為橋水聯席主席的任期也可謂轉瞬即逝。據知情人士表示,在任職期間,Craig Mundie與達里奧比較親近的副手產生了沖突,並在2016年年末被降級為顧問角色,離任並未見諸報端。

達里奧本人在公司管理方面追求“極致透明”,有知情人士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橋水幾乎會將所有公司內部會議進行錄影,並且向公司全員展示,進行類似人物性格分析的工作。同時,達里奧本人的控制欲也極強,這也反映在了橋水近年來積極布局人工智能的動作之上。

例如在2016年12月,有外媒消息稱,橋水正在緊鑼密鼓地開發一個秘密人工智能項目,希望實現大部分公司管理工作的自動化,達利奧將該項目稱為“未來之書”。

具體而言,橋水公司的大多數會議都存有記錄,公司期望員工間提出相互批評意見,不斷探索自身的弱點。他們在達里奧的監督下,采用多項指標進行個人績效評估。橋水開發的新技術將把達利奧的非傳統管理方法納入軟件系統。該系統能夠像GPS一樣向員工派發指令。

也有外媒戲稱,即使達里奧以後不在了,橋水似乎也能以“達里奧大腦”的模式運作。

宏觀環境沖擊對沖基金業

盡管橋水基金的文化看似極盡苛刻和詭異,但金融危機後的宏觀環境變化對對沖基金行業提出了嚴峻挑戰,若不能仔細鉆研、調整策略,很可能會因為贖回壓力而遭受巨大沖擊。

從2008年開始,“股神”巴菲特就展開了一場與對沖基金的終極較量。在他看來,與其投資高傭金的對沖基金,不如投資成本低廉的大盤指數基金。對沖基金平均業績均連續跑輸標準普爾500指數。因此在近期公布的《致股東信》中,巴菲特再一次以具體數據毫不留情地抨擊了對沖基金。

一般而言,對沖基金的投資收益可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來自市場的收益(Beta),另一部分是超越市場的收益(Alpha)。之所以過去八年對沖基金跑輸指數,這和危機後的量化寬松(QE)也密不可分。

“QE把市場基本面打亂了,傳統的‘多空策略’很難推進,這些年比較好的策略為事件驅動策略和困境策略,全球宏觀策略的表現並不理想。由於對沖基金需要對沖風險,因此一定會部分做空,但在牛市進程中,對沖的這部分就等於虧損了。如果都做多,那麽遇上2016年初的恐慌性拋售,也同樣會虧損。”夏春表示。

不過,他也認為:“雖然許多對沖基金策略強調對企業基本面的研究優勢,但擁有宏觀大視野也是成功的關鍵。以橋水的輝煌歷史業績來說,對外他們以風險平價策略揚名,強調要多配置債券以平衡其低於股票的風險,但橋水的成功主要還是因為趕上了30年低息宏觀環境下的債券牛市。”

眼下,比起宏觀經濟風險,2017年的政治風險對投資而言更具挑戰性。甚至也有業內某知名私募的海外投資經理對記者感嘆:“這年頭如果沒有政治經濟基礎,在制定投資策略時可能會感到迷茫。”

最典型的就是,由於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前後的市場走向出現了驚人反轉,不少對沖基金大佬也因此栽了跟頭。例如,有知情人士透露,索羅斯對特朗普當選後的市場持看空態度。特朗普勝選後,索羅斯立即加大了看跌美股押註,此後美股開啟了一波創紀錄的上漲行情,索羅斯的一些倉位由此損失近10億美元。

達里奧2016年也表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標誌著市場站在了一個長期轉折點上,未來十年將顯著不同。

在他看來,特朗普上臺之前的那個時代特征是:一、日益增加的全球化、自由貿易和全球聯系;二、相對無關痛癢的財政政策;三、國內增長緩慢、通貨膨脹低迷和債券收益率下降。

特朗普執政時期的新特點很可能是:一、全球化、自由貿易和全球聯系減弱;二、積極的財政刺激政策;三、美國經濟加速增長、通脹上升、債券收益率上升。

達里奧還表示,債券三十年的大牛市可能已經見頂。

而達里奧也似乎意識到了政治分析對於投資的指導意義。3月22日,橋水發出了一份長達61頁的報告,主題直指民粹主義,達里奧本人就是這份報告的第一作者。他認為,民粹主義對經濟體的影響,甚至會比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更加強有力。

為了幫助投資者理解民粹主義,達里奧和助手們甚至還專門設計了一個發達國家民粹主義指數,按照人口權重,面向包括美國、英國、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內的主要發達國家,統計了自1900年至今,民粹主義或反政府的政黨及候選人在選舉中的選票份額。

這份長達61頁的報告以“典型的民粹主義模板”展開,依次介紹了美國、意大利、德國、西班牙、英國、日本、俄羅斯、阿根廷、新西蘭、委內瑞拉這10個國家的14位民粹主義領導份子及該國的民粹主義發展歷史。在回顧美國的民粹歷史時,橋水基金的報告引述了前參議員休·朗(Huey Long)、科林神父(Father Coughlin),而其他國家的民粹領導者包括意大利的墨索里尼(Mussolini)、德國的希特勒(Hitler)等。

頗為奇怪的是,達里奧並沒在報告里分析特朗普,特朗普的名字也僅僅是出現在一個附註之內。達里奧寫道:“雖然我們認為特朗普是一個民粹主義者,但對於他,我們的問題要多過答案。我們正使用其他案例來評估他,通過觀察他是否遵循一個更典型的(民粹主義)路徑,或是明顯偏離(民粹主義)。”

他曾公開表示,特朗普究竟是一個激進但深思熟慮的總統,還是一個激進但無節制的總統,一切都還有待時間來證明。一切來自特朗普政策的不確定性,也向2017年的金融市場提出挑戰。

橋水的中國情結

其實,橋水也有不淺的中國情結。

“這一帶現在全是胡同,將來一大片高樓都得起來。”1984年,在位於長安街國際大廈22層的“世界之窗”內,剛創業不到10年的達里奧望著窗外這樣預言。屋子里,所有中國人都付之一笑。

1995年,他將只有11歲的小兒子馬修·達里奧(Matt Dalio)孤身一人送到中國,馬修成了中國當時年齡最小的外國留學生。那年,橋水基金剛滿20歲。

值得一提的是,達里奧本人始終是中國的堅定看多者,哪怕是在2015年中國市場最為動蕩的時期。2015年7月,達里奧寫到,中國股市調整並不反映或者影響中國經濟、中國投資者和海外投資者。“橋水的觀點是,中國面臨債務和經濟重組的挑戰,但中國有資源、有能幹的領導人來解決這些挑戰,這樣的觀點沒有變。”

在2016年6月寫給投資者的紀要中,達里奧認為,中國存在的問題其實意味著機遇,因為這給決策者機會來進行積極的改革。其實,達里奧與中國有逾30年的交集,他對中國有著極深的情感和經濟投入,也與中國金融高官保持了思想交流。

早在2016年初,就有消息證實,橋水已在上海註冊投資公司。

“早前已經聽說此事,因為橋水一直在為中國的政府部門做咨詢,其第一步可能是吸引國內機構投資人投資其海外基金;就布局A股而言,可能仍需要一段時間。”在國際頂級投行領域具有20年從業經驗、現任玄武智慧總經理的李健豪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2016年11月8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發布公告顯示,橋水已獲準進入內地銀行間債市進行交易,從而成為首家獲得相關批準的海外對沖基金。資料顯示,橋水以三家法人機構和四只非法人投資產品的名義獲得了內地銀行間債市的準入資格。

同年2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公告稱,允許境外金融機構及其投資產品,包括養老金、慈善基金、捐贈基金等均可投資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而且沒有額度限制。

事實上,橋水並非第一家在上海註冊的境外金融投資機構,根據業內人士解讀,此舉並非真的想要立即吸引中國的資金流出,而是只有進入中國,才有機會清晰地了解中國對於資本監管的變化。

走向未來,橋水如何應對宏觀環境、政治不確定性的挑戰?其又將以何種形式在中國市場續寫自己的“中國情結”?一切都讓人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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