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

“對於擾亂金融秩序的高利貸，政府一直是打擊的，但管控有現實難度。”某地方金融辦一位官員說。

據其介紹，政府理解民間借貸有著巨大的現實需求，因此並不全盤否定，更不是一棍子打死，“主要是對非法的高利貸行為進行打擊”。但往往是在出現重大事件後才介入調查和整治，最終造成巨大的社會負面影響，有時甚至還需要政府出面買單。

前述官員介紹，對高利貸的認定，面臨取證困難的現實。一方面由於借貸行為只發生在雙方，外界很難知曉具體的內情，即使有時會有借款人出面舉報或指認，但一般往往也缺少有力的證據能證明是高利貸。

據當地法院的一位法官介紹，在他接觸的大量民間借貸案件中，往往原告是放貸一方，提交的最核心證據就是借款合同，幾乎都是合法合規的，被告方基本上都敗訴。

“有時我們明知是高利貸，但沒有證據，也只能依法判放貸方勝訴。”這位法官說，即使碰上極少數能夠明確認定為高利貸的，但作為民事訴訟案，最終也無法對放貸者進行處罰。“目前我國的法律在這方面還沒有跟上來。”

轉貸則是高利貸中最為惡劣，對金融秩序影響最大的行為。1℃記者了解到，轉貸行為在內陸地區已經是高利貸放貸資金的最主要來源之一。僅以湖南為例(用這種方式在文中保留一次湖南感覺問題不大)，近年來，幾起與高利貸相關的案件中，放貸資金多從銀行套取而來，其中有不少本身長期從事實業的企業主，被高利貸的暴利所誘惑，完全荒廢主業，企業資產則淪為其套取銀行貸款的工具。

某股份制銀行當地一家支行負責人分析，轉貸成功的前提是能重複獲取銀行貸款，但目前銀行放貸普遍而言還是存在一些漏洞，比如重點放在前端和資格審核和後端的還貸上，對中間的資金使用情況，只是部分抽查和監控，很難全面掌握貸出去的資金真正投向了哪里。他說，近年來監管力度逐漸加強，但漏洞還是存在，比如對資金流向和使用的監管，雖然銀行內部對此有專門的管控部門，也要求員工對自己項目全程負責，但實際情況是，不可能有那麽多的人手和精力真正做到對每一筆貸款和每一筆資金流向進行深入監控。“好像現在還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2015年“兩會”期間，胡子敬建議將高利貸行為明確列入刑法。

近年來，關於高利貸是否入刑的討論，理論和司法界一直存在爭議。胡子敬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高利貸行為已經受到法律制裁，所以，高利貸即使現在就入刑也已經滯後於司法實踐。

在胡子敬看來，雖然全國各地有很多以非法經營罪打擊高利貸行為的案列，但由於刑法中並沒有高利貸行為的具體條款，這就使司法部門在辦案中只能將其裝到非法經營罪的籃子里，但這嚴格來說在司法理論中是說不通的。對於司法機關而言，受理或不受理此類案件都處於兩難境地。另外，關於高利貸行為的司法解釋大多出於人民銀行的有關條款，沒有上升到國家法律法規的層面，司法機關在實踐中也缺乏法律依據和權威性。因此，他認為，高利貸入刑必須“名正言順”，即在刑法條款中明確高利貸行為為違法。

“在高利貸明確入刑的同時，如果不從源頭上治理，高利貸就不會滅絕。”胡子敬說。

雖然高利貸行為未明確入刑，但根據我國刑法對“高利轉貸罪”作出了明確規定。《刑法》第175條規定：以轉貸牟利為目的，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高利轉貸他人，違法所得數額較大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5倍以下罰金;數額巨大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5倍以下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上海匯業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吳冬認為，一些企業的所為就是打了“高利轉貸”的擦邊球，但是案件真正抵達法院獲判得很少。對於高利轉貸罪的認定，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 第23條：高利轉貸案以轉貸牟利為目的，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高利轉貸他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追訴：如個人高利轉貸，違法所得數額在5萬元以上的;單位高利轉貸，違法所得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雖未達到上述數額標準，但因高利轉貸，受過行政處罰2次以上，又高利轉貸的。

吳冬稱，如果個人貸款出來是用於投資別人的生意，而投資回報當初雙方約定是穩賺不賠的，那麽根據最高院的司法解釋，這類沒有風險的“投資”性質應為“明為投資，實為借貸”，如果獲利較大，那就可能涉嫌“高利轉貸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