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並不是誰多一點誰少一點的對立關係,而是分工不同的關係。政府要提供支撐市場發展秩序的制度框架,就像茶碟與茶杯,最重要的是互相匹配。
2012年9月起,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帶領發改委學術委員會團隊和劉明康、肖耿帶隊的香港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試圖以一個城市——佛山——的變革故事為樣本,揭示政府與市場在中國現代化發展中的作用。這項調研歷時一年之久,於近日完成。
經由佛山故事,研究者們發現,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並不是多一點與少一點的關係,而是分工不同的關係,政府提供支撐市場發展秩序的制度框架。
南方週末記者就佛山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如何形成的,經歷了怎樣的衝突與平衡,是否具有可複製性等問題,採訪了這項研究的牽頭人之一、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學術研究副總裁肖耿。
南方週末: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一個非常宏大的課題,佛山研究為什麼會確定這樣一個主題?
肖耿:兩年前,我們就確定研究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最初的想法是研究中國的五年規劃,從「十二五」規劃可以看出,改革的願景已經十分明顯,就想研究五年規劃在中國怎麼運作和執行。但在全國範圍內研究難度非常大,而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又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
我們就設想,以一個城市為案例,從歷史節點、政策演變過程去解釋。佛山因此進入我們的視野,它較早地選擇了讓市場主體——企業(主要是民營企業)去創造GDP,而不是政府直接去創造GDP。
南方週末:在轉軌中的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一個備受矚目的話題,但也備受爭議。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領導班子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讓這一改革成為焦點所在。但這一對最為著名的關係,究竟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肖耿:通常的看法,認為政府與市場往往是對立的,簡單地認為減少計劃、減少政府就會有更多的市場。事實上不是政府減少計劃那麼簡單,最重要的是改變政府的工作職能,給市場提供基礎支撐。這就好比茶碟和茶杯的關係,茶碟的作用是要在下面托住並保護好茶杯。
政府通常容易在市場不健全的時候補位,甚至越位和錯位。但其實最重要的是要匹配,政府該做的事情是建設市場需要的軟的和硬的基礎設施,包括產權界定、市場交易平台,及糾紛解決機制。
政府始終會面臨兩個選擇,要麼尋租,拿到自己口袋或為利益群體服務,或者是讓政府發揮對市場更大的支撐作用。後者在佛山體現得非常突出,佛山每一個鎮都有市場,從硬件到軟件,政府要培育這些市場,並讓別人來參與這些市場。我們發覺,政府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一種文化。
南方週末:佛山政府為什麼沒有選擇前者,像很多保守力量那樣阻撓市場因素的發育,反而大力扶持?
肖耿:佛山不是經濟特區,沒有特區政策;不是省會城市,不具中心城市地位;不是計劃單列城市,較少得到國家資源;不是全國「較大的市」,沒有地方立法權;不是沿海港口城市,沒有發展大工業所需的天然大港口;不像山西煤礦、大慶油田,沒有自然資源就沒法壟斷。而且勞動力是從外面來的,產品和客戶乃至技術來自全國和全世界。
佛山沒有可以在門口收租的資本。而且土地很早就被各區和鎮控制,政府手上沒東西,只能從市場借力。很多的佛山官員都明白,蓋辦公樓不是上級撥款,而是從市場中賺出來的錢。
南方週末:對市場友好,跟佛山一直在推進放權,向基層下放管理權限有關係嗎?
肖耿:每一個企業都有危機感,產品必須要不斷更新換代。政府官員腦子裡也在想怎麼把市場搞活搞好,他們也有危機感。
地方政府想要升級,提供更好的規劃和基礎設施就要花錢。但因為佛山財政下沉,要花錢市要找區,區要找鎮。服務型政府就是逼出來的。
各地的競爭關係,強化了這種壓力。每一級政府權力都很有限,同其他區也是有競爭,既分工又合作。
再加上政府權力在基層,對地方的情況他們自己很瞭解,為市場服務的時候就比較切合實際。佛山的民營企業納稅大戶們大都由原來的鄉鎮企業演變而來,多坐落於各區的鎮街而不在佛山市區,與鎮街聯繫更緊密。越是下級政府,與企業打交道的機會越多,越容易理解企業的難處,也就越容易與本地成長起來的企業建立感情、形成合作共同體,而較少因為抽象的意識形態因素扼殺企業。
南方週末:佛山政府的職能和定位也在發生著變化,其中的規律是怎樣的?
肖耿:佛山的政府不是很大,但一直都在擴張。特別是到了最近幾年,有大量的平台公司要做基礎設施。這跟全國的情況是一致的,中央控制力和影響力都在增強。
市場不斷壯大的同時,政府的監管和宏觀調控、為市場的服務都會跟進。這也是政府在市場比較發達的地區都非常活躍的原因。
市場的每一次升級,也帶動了政府的升級。市場越來越大,也越來越複雜,就需要更好的軟件和基礎設施相支持。例如,佛山每一個鎮都有專業市場,政府就必須把聯通各個鎮的「佛山一環」建起來。
南方週末:在佛山,政府和市場也會有起衝突的時候。
肖耿:調研中,一些企業主也向我們反映了一些問題。例如稅收有週期性,地方政府宏觀調控緊的時候就要求企業必須要交稅。環保方面,政府執行不是很公平,很多中小企業不管,卻要找大企業的麻煩。
實際上,中央層面的政策及機制有時也會帶來問題。佛山目前的狀況並不是最理想的狀況,問題的解決要靠中央與地方各個方面的政策及機制改革。
南方週末:佛山有很多改革,比如大部制改革和農村集體土地流轉,都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佛山的改革土壤是如何形成的?
肖耿:佛山地處廣東,中央整體上對廣東有先行先試的政策。有些給特區,還有一些,比如三舊改造、土地流轉、大部制改革,佛山在做了,廣東省比較支持,中央默許。佛山的故事,跟省、中央、香港很多系統因素都有關係。
南方週末:佛山的經驗可以複製嗎?
肖耿:地理位置和歷史的因素,佛山業績是不能複製的。
但增長動力是可以複製的。佛山重視發展民營企業,從出口轉向為國內消費生產。當市場達到一定規模,專業鎮也可以複製。而且這些市場要跟全球供應鏈聯繫在一起,佛山而是這樣做的。
南方週末:佛山政府行為對其他地方有哪些借鑑意義呢?
肖耿:佛山許多市場的誕生就是政府行為,最早的時候地方政府把稅費退給鎮街,用這個錢建市場,包括利用土地。
現在,政府花了很多精力建兩個開發區。
中德工業服務區即是為國內外中小企業服務的廣東省重大合作平台,也是一個為市場服務的軟硬件基礎建設項目。這裡要建大型的交通樞紐,但政府沒有這麼多錢。於是,就借鑑了香港模式,讓開發商建樓,但同時要求開發商負責把交通樞紐和綠化帶建好,之後移交給政府。
政府要做的是規劃和設計,具體實施則靠市場,不是政府自己做。有了硬件還不夠,服務區也在努力引進德國的為中小企業服務的軟件。
另一個開發區是廣東金融服務開發區,大型金融機構的後台服務都放在這裡。佛山的定位不是去爭金融中心,而是做金融後台。政府能夠結合自己的能力,看到有機會,再去跟市場合作。
外資在合資車企所佔股比不得超過50%的政策限制正在鬆動。圍繞這一話題,坐享紅利多年的國有車企宣稱不能放開,吉利這樣的民企則疾呼早就該放開。雙方的理由都是為了中國成為汽車強國,但各自主張的路徑截然相反:一條是繼續保護,一條是放開競爭。
放開一根拄了30年的枴杖有多難?看看中國國有汽車企業集團代表們對於放開合資車企股比限制的態度就知道了。
在中國汽車工業協會(以下簡稱中汽協)2014年2月底組織的一次「建設汽車強國戰略研討會」上,一汽集團副總經理吳紹明、長安集團副總裁杜毅、廣汽集團總經理曾慶洪都表達了一個相同的意見:合資股比限制(外方在合資車企中的股權比例不能超過50%)現在肯定不能放開。
三個多月前,商務部對外投資與合作司商務參贊陳林的一番公開發言,讓「放開合資股比」的話題再度被熱議。陳林表示,「考慮到與貿易國的雙邊關係,合資股比放開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2014年3月4日晚,在汽車界「兩會」代表委員座談會上,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表示,鑑於中國加入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的談判,汽車合資股比開放面臨壓力,在工信部所管轄範圍內,如鋼鐵、化纖等,會分時段有序放開合資股比,「汽車業會往後放一放」。
至此,從2013年10月開始發酵的這一波關於「放開合資車企股比50︰50限制」的討論終於有了說法,只待政策正式公佈時間。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它很有可能會在新版《汽車工業產業政策》裡出現。
合資股比限制政策,對中外雙方股東究竟意味著什麼?
2003年11月,日產總裁卡洛斯·戈恩在東京車展上直言,合資車企外方提供產品和技術,而中國合作夥伴除了提供低成本勞動力和銷售渠道外,對實際經營和管理的貢獻幾乎為零。這句話在當時引起很大轟動。
在汽車評論員張志勇看來,「中國合資企業雖然中方是50%或者更多股份的股東,但實際是代工廠,與富士康之類代工廠的不同在於獲得了持股分紅。中方只是因為政策,而非實力獲得權益,本質上我們是沒有話語權的」。
合資直接引進產品生產銷售,風險小利潤高。以2012年為例,根據財報披露,長安汽車(股票代碼:000625)淨利潤為14億元,這其中長安福特貢獻的淨利潤為16億元,這意味著若沒有長安福特輸血,長安汽車的淨利潤為負數;華晨中國(股票代碼:01114.HK)也是如此,2012年淨利潤為22.37億元,其中華晨寶馬貢獻純利潤23.25億元;一汽和上汽並未披露其合資公司盈利情況,不過大眾集團年報披露,其2012年在華業務利潤為36.78億歐元(約合339億人民幣),這大致佔到了一汽(406.0億元)和上汽(207.52億元)當年利潤之和的一半。
談定一家合資公司等於找到一個金礦,各家國有車企爭相合資,但是在自主品牌方面缺乏動力。「這麼多年了,我們一個能在世界上有競爭力的汽車企業品牌都沒有,可我們起步並不比韓國晚,為什麼?」2012年9月,原中國機械工業部部長何光遠在一次公開活動中接受媒體採訪稱,「合資就像吸鴉片,吸了一口就戒不掉了」。
當桑塔納實現百分百國產化後,中方提出要聯合開發下一代產品,被告知無須開發,同期海外市場已經有桑塔納5了,這時國人才意識到汽車研發的問題;而直到加入WTO,才認識到股權的重要性。
1994年和2004年的汽車產業政策,都沒有自主品牌的說法,中國汽車流通協會常務理事賈新光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中國對於合資的認知是一步步來的。「1980年代那些領導人都說了,合資要以我為主,技術要為我所用,同時開發問題要考慮。但是企業都是一幫逐利之徒,利益最大化,哪有好處往哪裡走,對長遠問題很少關注。」
多年來,合資車企的股比問題,只要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引發無限聯想。
2010年10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在中歐汽車產業高峰論壇上,回答合資車企股比是否放開的提問時表示,「大家都在共同、公平的市場上競爭,對大家最終都有好處。」這被解讀為「支持合資股比放開」。儘管事後遭到他本人的否認,關於股比調整的討論卻早已蔓延開來。
剛開始合資的時候,股比意味著利潤與風險並存。但隨著中國市場的擴大,股比僅僅意味著利潤。最希望放開股比限制的,自然是外方,但是最終決定權在中國政府。
一汽大眾是目前合資車企中延續最初60︰40持股比例的一家,大眾多次試圖增持股比至50%,並不斷向媒體放風。2013年9月,大眾集團的CEO馬丁·文德恩首次對德國媒體表示要增持一汽-大眾股權至50%。
2013年10月,在一汽-大眾佛山工廠一期項目投產儀式結束後,大眾集團董事會成員、大眾中國總裁兼CEO海茲曼向媒體確認了大眾汽車正在同一汽進行股比重置談判的消息。
中國的車企股比限制政策也頻繁受到外部的壓力。2013年9月,中國歐盟商會發佈《歐盟企業在中國建議書2013-2014》,第10次就中國合資車企的股比提出異議,建議中國允許外商突破在合資企業中股份不超過50%的限制,並取消「2+2」政策法規(國外投資者最多只能設立兩家乘用車和兩家商用車合資企業)。
歐盟商會於2000年10月19日成立,是歐洲在中國的重要非政府性遊說組織,其創始成員包括大眾、戴姆勒等車企。歐盟商會認為,從管理角度來看,強制性50對50的合作關係不利於生產效率,也違背了市場經濟發展原則。
在2013年秋天召開的全球汽車論壇上,福特首席執行官穆拉利認為,股比開放是一種非常自然的演進。「我們希望看到放開的資本市場,我想,這對中國消費者是件好事。」在眾多贊成或反對股比開放的聲音中,穆拉利是唯一一個提到股比開放對消費者有好處的。
新近這一輪關於合資股比調整的討論,出人意料地來自中國政府,最早是由商務部引爆的。
2013年10月,商務部對外投資與合作司商務參贊陳林在全球汽車論壇上第一次公開談到整車合資股比問題,「考慮到與貿易國的雙邊關係,合資股比放開的可能性完全存在。」隨後,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表示:將進一步放開鋼鐵、化工、汽車等一般製造業領域的外資准入,包括外資在註冊資本、股權比例、經營等方面的限制。
在賈新光看來,各個政府部門都在積極研究怎麼更快推進全球化融入全球經貿體系,而汽車業的國有企業代表還沒研究就說不能放開,「我覺得汽車工業一點改革氣氛都沒有」。
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這次改革不是你想不想放的問題,你說股比不能放開,就是表示你不能擺脫合資,擺脫不了合資又不想放棄主導權,哪那麼容易?」
商務部的主動,與中國正在進行的區域貿易協定談判相關,同時還因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第24條指出:「放寬投資准入。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保持外資政策穩定、透明、可預期」、「進一步放開一般製造業」。
2014年2月1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佈會,工信部運行監測協調局局長、新聞發言人肖春泉在答記者有關汽車合資股比問題時也表示,「落實好三中全會精神(開放一般製造業),工信部將會同有關部門,加快研究制定具體辦法,科學修訂汽車產業發展政策。」
十天後,廣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曾慶洪在中汽協組織的建設汽車強國戰略研討會上透露,據可靠消息,合資股比開放的具體措施已上報,正等待國務院審批。目前確定的方案是開放部分合資股比,比如在新疆等地率先開放。
張志勇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放開合資股比的大背景,不是汽車業本身,而是國民經濟發展、改革開放深化、國際經濟合作深化的需要,要讓中國資本更容易地走出去,也得讓外國資本更好地走進來,這也許需要汽車業做出犧牲,但最後還是為了更大的國民經濟利益。
從1983年中國第一家合資車企北京吉普誕生起,中國合資汽車的歷史已逾30年。 (CFP/圖)
「誰說要放開股比,誰就是大漢奸。」2013年10月,中國汽車工業協會(以下簡稱「中汽協」)副秘書長董揚在2013全球汽車論壇上說。
「他們是愛國者,吉利是漢奸嗎?」這是民營汽車企業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在2014年3月初就股比開放問題的回應。
在「漢奸論」之後,董揚在中汽協的個人博客中接連更新了三篇文章(《汽車不能再放(2014年1月2日》、《再談股比(2013年12月2日)》、《中國品牌是核心利益(2013年11月18日)》)。
2014年2月13日,中汽協在每月例行新聞發佈會上發佈《中國汽車工業協會不同意放開汽車整車生產領域外資股比限制的意見》。兩週後,中汽協再度組織召開「建設汽車強國戰略研討會」,就放開合資股比提出反對。中汽協在反對汽車合資股比討論中可謂不遺餘力。
「汽車召回他們反對,汽車三包他們也反對,合資股比調整他們還反對,協會只代表大國有集團說話,並不能代表汽車行業,還以二政府自居。」一位汽車業內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
作為2014兩會政協委員,李書福此次遞交的一份提案是關於出租車業改革。他認為,當前北京、上海等地出租車採購偏向本地合資品牌,而不首要考慮本土品牌,根本原因在於維持多年的50︰50汽車業合資模式。政府傾向於投放當地生產的出租車,因為當地企業有50%股份。在李書福看來,如果放開股比限制,本土企業和外國企業沒有關係,屆時出租採購將把外國企業的利益先排除出去,只留本土企業相互競爭。
在中國,合資車企享受了16年的「超國民待遇」,譬如可以在《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開發區內生產型企業外資政策等框架下享受企業所得稅、進口設備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直到2010年才實現內外資統一)。但同為車企,民營代表吉利曾經遭遇各種政策壁壘。
1998年吉利第一輛吉利豪情下線的時候,因為中國政府明確建設中國汽車工業「3+6」的產業格局,不允許民營資本造車,他們拿不到合法的「出生證」,當時外資卻可以通過合資的方式在中國造車,大型汽車公司幾乎全部進入中國。
2010年吉利集團在收購沃爾沃轎車公司100%股權之後,沃爾沃仍被認為是外資,作為沃爾沃國產化的前提條件,吉利控股和其全資子公司沃爾沃汽車必須要組建合資公司,這一合資項目的審批耗時三年,李書福自嘲為「自己跟自己結婚,自己跟自己簽合同,自己跟自己合資」。
外資選擇的合資對象都是大型國企,合資與民企無關。為什麼李書福作為民企反而主張放開合資股比?
汽車媒體人程遠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因為合資中方股東有強大政府資源,可以搞政府公關把政策變了味。」本來合資自主品牌是真正要跨國公司拿出核心技術來做研發,但是由於有合資中方的幫忙,現在合資自主品牌全都變了味,它們都拿一個落後的被市場淘汰的產品稍微改頭換面冒充合資自主,然後放手發展跨國公司品牌。
程遠分析,李書福競爭不過國有大集團,與其讓合資中方幫著跨國公司打他,還不如放開股比讓他單槍匹馬和跨國公司競爭,他覺得他還未必會輸。
在2013年慶祝一汽建廠60週年的一個座談會上,工信部部長苗圩提出,實現汽車強國需要具備三個要素:第一,要掌握世界領先的關鍵核心技術;第二,要有一批具備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和知名品牌;第三,學會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
現在看來,這個目標還很遙遠。
2014年前兩個月,中國乘用車的銷量達到315.9萬輛,比歐洲最大的汽車產銷國德國2013年全年的銷量(295.2萬輛)還要多。不過,德國這一銷量中72%來自其本土汽車製造商,而中國這300多萬輛裡本土品牌只佔到38.4%。
2014年3月10日下午,中汽協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公佈的數據顯示,2014年前兩個月裡中國乘用車銷量同比增長了11.3%,其中中國品牌卻同比下降了1%、市場佔有率更是同比下降了4.8%。自2013年9月以來,中國品牌的市場佔有率同比出現4%左右的降幅,已經持續6個月。
原定在2006年面世,但最後並未出台的《中國汽車產業「十一五」發展規劃綱要》,曾在討論稿中明確提出「自主品牌乘用車國內市場佔有率要提高到60%以上」。如今市場情況正相反,合資汽車品牌佔據了約60%的市場份額。
苗圩雖然表態汽車「還是要再保護一段時間」,同時也表示「時間是有限的,資源是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但自主品牌也必須盡快培養能與跨國公司競爭的能力」。
賈新光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還要保護到什麼時候?想要在保護中讓自主品牌長成,不可能。競爭力只能在競爭中形成。」
在此前的汽車強國戰略研討會上,參會的四家國有車企代表都表達了延緩放開股比時間的願望。張志勇則認為,反對與支持股比開放的兩方都說是為了自主品牌崛起,可兩方都錯了。自主品牌弱勢的原因很多,但絕不是因為合資的存在。如果把國企改革完成,那麼合資車企的存在反而是個利好,因為有利潤來源,對發展自主品牌如虎添翼。
三年前,程遠是反對合資股比放開的,現在他卻認為不放開股比,除了合資企業中方能得到利潤外,對建設發展所謂汽車強國沒有幫助。過去合資是為了要技術、人才、資金。現在,資金對中國並不是難事,而過去30年中國從合資公司得到的都是一般通用技術,現在從很多途徑都可以得到,「合資沒有什麼用了」。所以,問題的要害不在股比,而在是否終止合資。
目前中國自主品牌汽車主要由三部分構成:一是靠合資車企輸血的國有汽車企業集團的自主品牌汽車;二是完全靠自主發展起來的民營車企,如長城、吉利、比亞迪等;三是合資車企推出的「合資自主品牌」,如廣汽本田的「理念」、東風日產的「啟辰」以及上海通用五菱的「寶駿」等。
國有車企的自主品牌和外資品牌競爭,恐怕很難勝出。程遠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一汽聲稱投資一百多億建設自主品牌,紅旗能和奧迪競爭嗎?
儘管上汽也號稱400億投入自主品牌,但其自主品牌2013年只賣出20多萬輛,而上海大眾同期銷量就增加了30萬-40萬輛。照這樣勢頭髮展,合資企業會越跑越快,大眾已經在中國建設了13個廠,目標是2018年規模增長到400萬輛。
「一個品牌一旦到了400萬輛規模,它的平台、成本優勢會到何種地步?中國自主車企怎麼能趕得上呢?」程遠認為,在合資繼續的情況下,自主品牌幾乎沒有發展空間。而沒有自主品牌,就談不上汽車強國。中國汽車工業有兩條路:要麼終止合資、全力以赴扶持自主品牌,要麼不再提汽車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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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車企股比限制政策的由來
中國汽車工業起步於手工敲打出仿製品。在合資之前,中國本土只有紅旗和上海兩款轎車,主要依賴進口,消耗了大量外匯。
1978年,通用汽車董事長湯姆斯·墨菲率代表團訪華,中方第一次從他那裡聽到「合資經營」一說。在缺錢、缺技術、缺人才的年代,這無疑成為了中國發展汽車工業最好的選擇。
1980年代,第一批合資車企陸續成立,中外股比各不相同,譬如北京吉普中外股權分別為68.65%和31.35%,上海大眾為50︰50,一汽-大眾為60︰40,神龍汽車為70︰30,廣州標緻為66︰34。在中外合資車企談判過程中出台的中國第一部外資法——1979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對外方的投資只設定了下限,即不低於25%。
作為一項強制執行的政策,合資車企股比50︰50的規定,最早可溯源到1994年頒佈實施的《汽車工業產業政策》,它規定:生產汽車、摩托車整車和發動機產品的中外合資、合作企業的中方所佔股份比例不得低於50%。
2004年的《汽車產業發展政策》以及2009年修訂後的《汽車產業發展政策》又與時俱進調整為:汽車整車、專用汽車、農用運輸車和摩托車中外合資生產企業的中方股份比例不得低於50%。股票上市的汽車整車、專用汽車、農用運輸車和摩托車股份公司對外出售法人股份時,中方法人之一必須相對控股且大於外資法人股之和。
1995年首次頒佈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轎車、摩托車、輕型車、汽車、摩托車發動機都被納入「限制外商投資產業目錄」,要求「由國有資產佔控股或主導地位」。在1997年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調整為汽車及摩托車整車、發動機被列入限制外商投資產業目錄,要求「中方控股或佔主導地位」。在隨後的2002、2004、2007修訂版中,汽車、摩托車整車製造納入了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同時要求外資比例不超過50%。
這兩個政策,決定了此後所有合資車企的股比結構,基本框定了合資車企中董事會成員人數、決策機制,以及利潤分配。
(黃金萍)
鹽野七生,日本女作家,1937年出生於日本。自1992年開始,鹽野七生以古羅馬帝國為題材,編織她的英雄夢,她以每年一冊的速度,歷時15年,至2006年完成這部時空縱深長達1000多年的羅馬史。《羅馬人的故事》系列叢書出版後,引起日本及韓國商界、政界、學界巨大震蕩。
01 據說你寫書前要先決定想寫的男主人公。因為想寫凱撒,而寫了整個羅馬史。為何想寫他?
世界史總會給我這樣的感覺:因為之前發生的種種而造就了一個人。而又因為這個人,發生了之後的事情。比如,蘇格拉底。凱撒在羅馬歷史中也是有著類似存在感的人物。因為決定寫他,我從羅馬建國開始寫起,那時凱撒還沒出生,最後寫到了他身後數百年,因為從我的歷史觀看來,這是一個很自然的連貫過程。
02 你從55歲開始出第一本《羅馬人的故事》,是覺得已經準備好了,所以開始動筆寫嗎?
只是覺得哎,如果要再拖的話,到死都寫不完羅馬史了。
03 為什麽會對羅馬感興趣?
我16歲時讀過一本書,完全被地中海那個世界所吸引,無論如何,我想要去看一看。我也不結婚,我父母對我也有一些不抱希望。先打算去一年,結果在那兒待了50年。開始時我並沒有想寫歷史,只是想去看一看,我必須是要回來的。也不是說不喜歡回來,而是覺得日本這樣一個國家好像有一些曖昧和模糊,人也很溫和,大家不太喜歡爭論,甚至也不太喜歡爭吵。因此,對於這樣的一個日本,我覺得待著不是那麽爽快,於是去了羅馬。
04 你書中那些領導者有哪些共同特質?
你可能看過馬基雅維利的一句話,如果一個人想成功,他必須讓所有的人得到利益。你把人籠絡過來,你要知道所有人的需求、願望,把他們拉到你想做的事情中來,讓他們覺得在一艘船上,這種能力非常必要和重要。
05 寫之前設想過它的讀者群會是什麽樣的一類人嗎?
從沒有去想象讀者會是怎樣的一群人。如果有人讀了我的書受到啟發,那與這個人的接受能力、視野的廣闊程度有關。要說起來,也有人讀了我的作品而沒獲得任何特別的感受。
06 和你高中同屆的同學中,湧現了很多位文學界人士。這與那個時代受到的教育有關系嗎?
我所就讀的日比谷高中,匯聚了全日本最優秀的學生,的確顯得很活躍。記得當時校園氛圍很自由,即便像我這樣,顯得有點怪異的人,也從未因此被朋友們鄙視。
07 一年寫一本的節奏如何保持?
寫長篇的作家,不是坐新幹線,而是在坐一趟慢速列車。因為不急著趕路,所以也不會在過程中覺得太悶,或者想中途退卻之類的。寫長篇一是不勉強自己,但同時要腳踏實地地前進。
08 研究羅馬史,對你個人生活、價值觀產生的影響是什麽?
不會覺得只有自己才是正義的。你理解了對方,到最後對己方也是有利的。古羅馬人將這個稱之為寬容。
09 什麽是過去深信不疑,現在卻深表懷疑的東西?
我覺得,人的性格是由相信和懷疑兩方面構成的。只是說,有些時候,相信的一面多,有些時候相反。這種變化因人而異。有人容易相信人,有人很會懷疑人。我自己屬於盡量去找平衡的類型。
10 年輕時生活的時代和現在對比之後你會有什麽感慨?
我二三十歲的時候,只有美國是富國,其他國家都窮,但那時卻是一個懷著“今後會變好”這樣希望的時代——也因為這樣,人們才開放——是一個誰和誰之間都能容易見面,哪都能去的時代。但是現在,如果沒有了門禁卡,誰也見不了,哪也去不了。雖說時代前進了,但卻變成了封閉的社會。說是開放,說的也不過是互聯網而已。能好好見面,一起慢慢聊天的機會其實已經減少了。
(編輯:JZ)
證監會上週五表示,支持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貨公司等公司交叉持牌,正在研究銀行在風險隔離的基礎上申請牌照的情況,目前尚在研究中,沒有時間表。 銀行可能獲得券商牌照,這是過去近兩個月在業內的一個傳言,而經過證監會方面回應後,似乎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成為現實。該傳言引致市場頗多猜測,反映在本週一的金融市場中,券商股也出現了集體大跌。
中金公司金融分析團隊在3月9日題為《銀行做券商就像大象踩螞蟻》的報告中表示,政府對銀行的券商牌照開發將從投行業務開始,交行和興業銀行有可能最先進入證券行業,銀行憑藉資產負債表優勢將在固定收益、貨幣和大宗商品業務方面具備強大競爭力,但傳統券商具有複雜產品設計能力和交易能力上的優勢:
牌照開放將從投行業務開始,2015 年放開經紀業務牌照的概率很小,交行和興業最有可能先行進入證券行業。2014年經紀業務收入佔比 40%,投行收入佔比 9%,投行業務將是最早對商業銀行開放的領域,經紀業務對銀行開放時間甚至會晚於互聯網企業。
交行規模適中,作為商業銀行進入證券領域的試點最為契合。同時,興業銀行與華福證券關係密切,也有可能率先進入證券領域。
金控模式使得協同效應發揮受到限制。金控模式與全能銀行模式還存在很大差異,賬戶完全整合仍然面臨監管障礙。此外,在金控模式下,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來實現協同效應的發揮是很大挑戰。
簡單而言,如果代銷其它企業的金融產品能夠獲得更高的佣金費率和更好地滿足客戶需求,商業銀行分支機構支持兄弟公司的積極性會顯著下降,除非集團領導的強勢介入。從商業銀行進入基金、信託、保險等行業的經驗看,雖然這些子公司憑藉母行的渠道和客戶優勢獲得快速發展,但並未顯著削弱行業內領先公司的競爭優勢。
中國銀行持有內地全牌照券商中銀國際證券37.14%的股權,但中銀國際證券在國內的市場份額並未顯著提升。2014 年證券業收入 2602 億,我們估算如果牌照完全放開,商業銀行最好情況下能獲得 25%-30%的收入份額,按照 40%的淨利潤率,這只相當於銀行業 14年淨利潤的 1%-2%。
證券行業分化加劇,交易性投行和具備複雜產品設計能力的投行才能生存。 商業銀行憑藉資產負債表優勢將在FICC(固定收益、貨幣和大宗商品)業務方面具備強大競爭力,同時在通道型零售業務上也容易獲得市場份額上升。
在互聯網和商業銀行雙重夾擊下,從是商業銀行和互聯網企業難以短期內獲得的,因此我們更看好具備創新能力的大型券商以及積極轉型的特色中小型券商。
保險〉券商〉銀行。我們認為目前制約銀行業估值的主要問題還是宏觀經濟預期和資產質量,業務範圍擴大對估值提升作用有限。同時,在金融脫媒的大趨勢下,儘管競爭對手增多,具備創新能力的大型券商和特色中小型券商仍能獲得快速成長,同時資本要求下半年存在放鬆可能。
A股金融股的組合為平安、太保、中信證券、招商證券和平安銀行,H股金融股的組合為光大控股、太平、平安、中信證券、交行和重慶農商行。
註:本文圖片來自百度網頁。
“投資就跟遛狗一樣,股票的內在價值是人,股票的價格是狗。”高毅資產董事長邱國鷺在4月25日的哈佛中國論壇分論壇上說,“在美國,可能你遛狗用的狗繩兩米,大致還能掌握這個範圍,但是在中國,狗繩可能有兩百米。另外,美國的空氣好一些,而中國霧霾嚴重一點,大家同樣是跑十米,在中國你可能就已經看不到狗了。”
邱國鷺現任高毅資產董事長,曾任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總監和投委會主席、普林瑟斯資本管理公司基金經理、奧泰爾領航者對沖基金合夥人、美國韋奇資本管理公司合夥人等。
2015哈佛中國論壇於4月24-26日在哈佛大學舉行。哈佛中國論壇成立於1998年,是北美最大的由學生組織的中國峰會,華爾街見聞作為中文媒體合作夥伴親歷了本屆論壇。
將投資比為“遛狗”,邱國鷺表示,在中國做投資,價值的偏離度經常會讓人匪夷所思,經常有這種擊鼓傳花一樣的交易,而且傳得又久偏離又大。因此在中國做價值投資難在這根狗繩可能讓你經歷很長的波折。
談到A股是否存在泡沫,邱國鷺認為A股現在存在局部泡沫,大概是股市的70%。
為什麽想做高毅資產?邱國鷺表示,是因為發現很多優秀的基金經理不能找到穩定的金礦,因為他沒有市場的影響力。“所以我想把這些誌同道合的人集合在一起,把三分之二的業績提成分給他們,我算了一下私募創始人大概能賺多少,就給他們多少。”
以下為邱國鷺講話實錄:
很多人都認為在中國做價值投資是不可能的,因為大家的心態特別浮躁。中國買股票我們叫炒股票,虧損叫割肉,英語都沒有確切的翻譯,難道用stir-fry?這體現的其實就是股民的心理,很浮躁的心態。
過去十年社保年化收益率29%,我們都覺得很神奇了,但是在微博上就會有人說,買這個基金沒賺到過錢。為什麽呢?因為再牛的基金經理也不能逆勢而為賺到錢。其實在中國價值投資的困惑在於客戶市場的不成熟,比如說張總(高瓴資本董事長張磊)業績市場這麽好,是因為他第一天他就懂得定位客戶的類型,這也是價值投資的第一個難點。
其次,我們經常說,投資就跟遛狗一樣,股票的內在價值是人,股票的價格是狗。遛狗的時候你可能只走了一公里,但狗可能走了有三公里因為狗是一直跑來跑去的。
在美國,可能你遛狗用的狗繩兩米,大致還能掌握這個範圍,但是在中國,狗繩可能有兩百米。另外,美國的空氣好一些,而中國霧霾嚴重一點,大家同樣是跑十米,在中國你可能就已經看不到狗了。(掌聲)價值的偏離度經常會讓人匪夷所思,經常有這種擊鼓傳花一樣的交易,而且傳得又久偏離又大。
所以我們說,在美國做價值投資和在中國做的區別很多時候在於,在美國有時你不得不買些便宜貨,而這些就是爛企業中的爛公司,而中國好就好在有些很爛的公司會賣的特別貴,而很好的公司反而很便宜。所以你做價值投資就很容易。你很容易去擁有這些很好的公司,也很容易的去辨認那些很爛的公司。即使那些公司聲稱自己是下一個谷歌百度或是用各類的“農業信息化”“信息化醫療”等等字眼來包裝自己的背景,什麽東西火這些公司就去收購什麽東西,手遊火了收購手遊,電影火了收購電影,用各種概念把股價炒得很高。
在中國做價值投資容易就容易在這里,因為市場效率要低很多,而難在這根狗繩可能讓你經歷很長的波折。為什麽我想做高毅資產,是因為我發現很多優秀的基金經理不能找到穩定的金礦,因為他沒有市場的影響力。所以我想把這些誌同道合的人集合在一起,把三分之二的業績提成分給他們,我算了一下私募創始人大概能賺多少,就給他們多少。現在我們的利益分配肯定是人才分大頭、資本分小頭,因為資本起的作用不大。
我們也要求經理人把大部分的資產投進來,和客戶同呼吸共患難,一起感受產品的波動。這樣一來,即使短期虧錢了,我們也可以和客戶說我們也虧了還虧的比你多。(笑)客戶就不太會再縮回去了。而且我們一般就直接用經理人的名字命名產品,比如“張三一號”、“李四二號”,人要臉樹要皮,用你名字命名的產品你怎麽可能不努力幹?(掌聲)主要還是想給基金經理人一個穩定的感覺,一個相互的承諾,讓他們也有一顆穩定不浮躁的心。
我以前在美國的時候,他們對我們的考核是五到七年,如果你在A股,那散戶對你的考核一般是五到七天(笑),他們關註的就是“本周”冠軍,老百姓心想我肯定買本周第一名啊。到現在為止中國十八年公募基金歷史,到現在只有七個人得過股票型的十年金融獎,我們就占了兩個名額。即使是我在招人的時候,我們也並不傾向於關註於出身,而是不拘一格地、主要看對投資的理解,特別是對長期的理解。
我自己也創業過,做過對沖基金,我知道創業時候會被很多雜事影響,而其實很多人想把絕對的時間都放在投資上,所以我現在做的這個平臺就是沖著這個理念去的,你們有技術,來我的平臺上做,風控、品牌、IT等等都交給我,我給你們對接最穩定的資本,收益全部是你們的,而你們只要做自己擅長的事情,這就是高毅資產。
提問:對中國A股的看法,是否現在存在泡沫?
邱國鷺:我認為A股現在存在局部泡沫,局部有多大呢,大概是股市的70%。一共兩千四百多支股票,滬深300市盈率大概是十幾倍,滬深300的中位數,即150名左右的市盈率是三十倍,那麽中證500市盈率是五十多倍,中小板大概是七十幾倍,到了創業板大概是一百倍,所以你看百分之七十的股票估值在四十倍以上其實就已經有一些泡沫成分了,但是中國的特點就是狗繩(比喻見上文)特別長,而且霧霾特別重,噪音也很多——這個是新經濟、那個是新產業、又有很多股民進來啦等等等等,都影響著大家的判斷,這其實是個新的估值體系,所以在這樣的體系下,泡沫什麽時候破我也不知道,但是70%的股票估值的確是有泡沫的。
提問:成為國內成功基金經理人的發展道路該是怎樣的?地區背景?
邱國鷺:令人羨慕的背景出身都令人咋舌的簡歷等等我們也都看過,但我覺得說像投資這個東西,有時候很難說有一個固定的系統或者招式,但比較簡易的方法就是先進賣方或者進一個華爾街的大投行,賣方你見到的人脈更廣,但是深度不夠,快餐式的文化,不要超過3年。很多買方內部都提供很具體的訓練,但買方的問題是招的人很少。如果不能直接進入買賣方,能進入任何的實業如醫療行業等也是好事,因為個中接觸到的商務經驗也對未來賺投資行業很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