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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7亿购银川自来水央企“涉水”现契机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00826/1542989.shtml

每经记者 张敏 发自北京
经过近一年的运作,8月25日,中铁一局和天津创业环保联合体代表与银川市政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超过15亿元的价格拿下了银川自来水公司的43.21%股权。
在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中,中铁的报价几乎相当于另外两家竞标者报价的总和。公开资料显示,摩根大通联合体的报价为3亿多元,柏林水务的报价为4亿多元。
在这背后,隐含着国资“涉水”的强大助推力。《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获悉,数日前,国资委曾召集多家央企及研究机构召开内部座谈会,就央企涉足公共事业领域展开讨论,其中便包括水务市场。
国资委助力“涉水”
“要将水务打造成中铁的第九个板块。”签约当日,中铁方面的负责人踌躇满志地表示。在此次竞标中,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中标价格是7.017亿元,污水资产转让项目中标价格是8.1亿元。
2009年,国务院经过数次调研后,最终肯定了“水改”方向。同时,中国水协(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也在去年提出“水务一体化”的建议,即供水和排水、城镇与农村水务统一管理。使得这轮讨论终于告一段落。
“尽管这一争论并未否定‘水改’方向,但给外资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使他们无法看清市场形势。”北京大岳咨询公司总经理金永祥表示,这也在客观上为国资 进入创造了机会。一位接近住建部的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这轮风波并不会导致外资退出国内水务市场,但对国有资本来说,至少是一个机会。
而每经记者独家获悉,数日前,国资委曾召集多家央企及研究机构召开内部座谈会,就央企涉足公共事业领域展开讨论,其中便包括水务。在会议上,不少央企表示出对水务的浓厚兴趣。据了解,除中铁之外,已涉足水务领域的国企仅有北控、首创等寥寥数家。
有意思的是,就在同日,同处西部的贵阳自来水公司股权转让也将开标,外资巨头中法水务和国企巨头北控水务将一决高下。
高报价未必高水价
如此高的收购价格,使得老百姓最关心的水价问题成为焦点。鉴于外资操控造成的水价高企,业界普遍对报价极为敏感。针对这一问题,银川市政府明确要求企业须接受政府方成本监审,并严格按照相关调价程序进行价格调整。
金永祥表示,高报价未必会带来高水价,未必对市场带来影响。
事实上,在此前的水权转让竞标中,国企的报价通常远低于外资企业,对于财政吃紧的地方政府来说,高报价成为最大的吸引力,也是外资频频中标的关键原因。上述接近住建部的人士表示,相比外资和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对投资回报的要求没那么高,这就不会对水价形成太大的压力。
同时,上述人士称,近些年银川市的经济发展迅猛、城市建设进度快,成为中铁肯出高价的原因。金永祥也表示,按照银川市的城市发展进程,其水价必然会慢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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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亏钱”央企:中铝巨亏72.5亿元

http://www.21cbh.com/HTML/2010-8-24/1NMDAwMDE5Mzc1NQ.html

上周五,国资委对外公布了2009年度央企分户国有资产运营情况。中国铝业公司(下称中铝)以72.5亿元的亏损额,成为去年“最亏钱”央企。

国资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中铝2009年利润总额为-72.5亿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则为-42.5亿元。

去 年,中铝旗下上市公司中国铝业(601600.SH)也创下了其上市以来最差业绩。中国铝业2009年年报显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铝产品市场处于行 业周期低谷的不利影响,国内外相关行业对铝的需求大幅减少,加上产能过剩,导致铝价低位运行,公司2009年亏损46.5亿元。

中铝副总经理吕友清曾对本报记者表示,中铝去年亏损的主要原因是铝板块不景气。

但铝行业不景气不足以成为中铝亏损的全部借口。本报记者查阅铝行业主要上市公司山东铝业、中孚实业、焦作万方等上市公司2009年年报,亏损最大的依然是中国铝业。

申银万国一位分析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和其他同业上市公司相比,中铝的经营成本和管理费用最高。

据本报记者了解,中铝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精简公司机构,努力降低管理费用,并收获一定成效,但吕友清坦言,作为传统国企,中铝降成本的难度依然很大。

今年,中铝铝业板块经营形势依然严峻。尽管中铝在一季度实现扭亏,但进入二季度,氧化铝价格再度跳水,产能过剩局面没有得到缓解,中铝铝业板块业绩不容乐观。

中金公司方面表示,由于产能严重过剩,铝成为最不被看好的有色金属。

中 州期货方面也表示,近期,有色金属呈现涨势,铜、锌一度显现出了冲击前高的势头,但铝由于缺乏资金的关注,表现明显较同类品种逊色。尽管期间中国铝业将氧 化铝现货价格从每吨2650元上调100元至每吨2750元,但此举并没有对铝价构成明显提振。考虑到铝市基本面上诸如需求受到抑制、产能持续过剩等因素 压制,预计短时内铝价将延续弱势。

中铝方面似乎也意识到,继续依靠传统铝业板块来改善业绩,似乎希望不大。目前,中铝正寻求发展其他资源能源业务的机会。

中铝总经理熊维平曾对本报记者表示,中铝将努力向铝相关上游行业延伸,向煤炭、自发电一体化、铁矿石等其他金属领域以及海外优质资源开发项目发展。

中铝最近最显目的动作是与英澳矿业巨头力拓再度联手,合作开发西非几内亚铁矿。尽管双方已与7月底签订约束性条约,但不少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中铝进军铁矿石开发领域的路还很长。

此外,中铝还正在向稀土、钨矿等领域进军,但面临包钢稀土、五矿集团、江西铜业等同业竞争。目前,除铝业之外,中铝在其他金属资源领域的收获不多。

中国铝业今日已停牌,停牌原因为“拟披露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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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福:央企民企各有角色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1-15/3MMDAwMDIwNTg3MA.html

中国电动车发展路径的选择、相关标准的制定、中国电动车核心技术的水平、与国外的差距、电动车大规模商业化推广、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中国汽车如何实现“弯道”超车,依然是中国电动车发展的公共话题。

作为中国电动车符号企业的比亚迪的态度和路径设计,一定程度将左右整个产业对这些话题的认识。为此记者采访了比亚迪汽车总裁王传福。

《21世纪》:如何看待刚刚成立不久的央企电动车联盟,对整个电动车产业的发展有什么意义?

王 传福:央企电动车联盟成立表明了政府发展电动汽车的决心,又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优化,切实避免政府在新能源方面的重复投资和建设。央企联盟可以整合央企资 源,建立推动电动车产业整体发展的开放式技术平台,统一产业技术标准,共享技术成果,加速电池核心技术的突破,促进我国电动车的应用普及与市场发展。当然 电动车的发展不是某一个企业能做起来的,需要大家共同参与和推动。

《21世纪》:有人担心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您是否担忧?央企、地方国企、民企在电动车发展过程中,各自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

王 传福:电动车是全新产业,单靠个别企业难以推动整体市场发展,因此央企加入是好事,有助把饼造大,我们不担心对民企造成挤出效应,出现“国进民退”的现 象。当然我们民企本身也要加快自身技术的研发,使得电动车的价格、动力、续航能力、技能环保等方面满足市场苛刻的要求,为市场订立游戏规则。

在电动汽车领域像电动车行业标准的制定上,不能忽视民企的经验和声音,在产业链的打造上,不能忽视民营企业的力量。我们需要紧密合作,来加快我国电动车产业发展步伐。

《21世纪》:对于中国电动车商业化模式,你怎么看待最近有关央企力推的“裸车销售、电池租赁”的模式?

王 传福:目前国家科技部在25个城市进行的“十城千辆”新能源汽车示范工程,还只是新能源汽车在整车、动力电池、充电设备等系统技术研发成果演示,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商业化运作。电动汽车商业化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投放市场的电动汽车具有可用性、可靠性、安全性和价优便利的特性,这样消费者才会积极购买。我相信 一些模式会走出一套符合中国电动车商业化模式特色的创新路线。

《21世纪》:您如可看待锂电池产业目前存在的种种乱象,在政策引导和企业自身应该如何去改变这个现象?

王 传福:中国本土汽车几乎都积极地推出自主创新的新能源电动汽车,政府明确发展重点,坚持标准和基础设施先行;企业自身层面,加强科技投入,力求重大技术突 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技术很难通过引进获得,须大力推动自主创新,企业加强动力电池的基础科学和竞争前技术的研发,寻求原始创新突破。

《21世纪》:比亚迪与大众和戴姆勒的合作目前的进展如何?业内有消息说与大众的合作已经不了了之,而与奔驰的合作进展也不明显,对此您怎么回应?

王 传福:7月30日比亚迪与戴姆勒在深圳完成了合资公司的挂牌仪式,新公司定名为 “深圳比亚迪戴姆勒新技术有限公司”,正式落户在比亚迪的坪山基地,正在着手建立新办公品基地。我们双方公司已经开始组织相关工程师、设计人员,及其他管 理人员等准备相关资料,为即将开始的新车型研发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筹备工作。目前已有多名德方人员入驻合资公司,来担任合资公司包括首席运营官在内的重要职 务。新成立的“深圳比亚迪戴姆勒新技术有限公司”,由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廉玉波先生出任CEO。

比亚迪与戴姆勒合作共同开发新能源电 动车,以双方共同创立及拥有的品牌,会逐步把新能源电动汽车推向市场,我们计划是2013年推出首款新能源汽车。比亚迪-奔驰电动车的定位是高端新能源电 动车,同时当我们比亚迪F3DM和e6的新能源电动车已经历市场考验、使用环境考验等,这会成为新品牌电动车运营的重要经验依据。

《21世纪》:作为中国电动车的领军人物,您觉得中国电动车商业化的进程,目前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困难?

王 传福:电动车还处于起步阶段,亟待解决的困难:一是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善,电动车的充电柱的铺设和普及;二是电动车产品能够绿色、环保、低碳,同时动力方面 满足消费者日常需求;三是价格问题,政府的合理补贴会让电动车的价格更具竞争力,同时可以加快汽车产业技术进步,推进节能减排。

《21世纪》:您如何看待,我们国家新能源技术路线的选择和政策的引导?有什么需要完善的地方?

王传福:虽然当今全球汽 车市场仍旧是传统动力汽车的天下,但是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业发展的未来已成为业内共识。10多年前基于“我们与发达国家在新能源汽车研发上的差距不大”和 “弯道超车”等理念,最终确定电动汽车为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目标,在电动汽车研发上我们已经走到了实际运用和推广的边缘。一旦有需求或者使用条件成熟,就 会推出大量的新能源电动汽车。

不过充电站的标准和建设,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应由国家牵头,统一完善。各省的相关政策扶植,也会是很好的推动作用。如果有了国家强有力的扶持新能源汽车政策,我们可以有充足的底气来完成,从车价、培训、网络、售后服务保证等诸多方面大举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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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活着”:熊维平详解“最亏钱”央企扭亏之路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2-10/4MMDAwMDIxMDI4MA.html

中铝总算“活过来了”。

“我们结束了连续两年的巨额亏损。今年,我们将全面实现盈利,不但是上市公司实现全面盈利,整个集团的七个业务板块也将实现全面盈利,盈利额达两位数。”熊维平如此概括中铝2010年的业绩。

2010年12月,坐在本报记者面前的熊维平,讲述他回归中铝担任总经理一年零十个月的日子时,偶尔会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情绪——他试图让他人尽量去理解中铝所经历的“不可想象的事情”。

那曾经是惊险的一幕:2009年仅前两个月,就亏损了30多亿。对于这家央企巨头来说,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

用熊维平自己的话说,中铝这艘全球铝行业的航空母舰、曾经的盈利大户,居然到了要力保生存的地步,“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魄力”。

如今,中铝最坏的时光已然过去,但重温最好的时光,仍然雄关漫道。面对内部多年的沉疴,中铝的内部管理体制僵硬、结构庞大冗杂,如果不从根本上获得再生的活力,下一次市场急转直变之时,“大兵”中铝也许还有这么幸运吗?


中铝的管理层还必须准备打一场更持久的结构调整仗。熊维平说,这两年中铝做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解决生存问题;另一件事,就是在去年7月份启动了“管根本、管长远”的深度结构调整。

熊维平告诉本报记者,中铝未来海外业务要占到总体业务量的50%以上,再造一个“海外中铝”,并用3-5年时间,成为中国第一家跻身国际矿业公司前十强的企业。

这是中铝的新梦想,但若步履不稳、一着不慎,也将为中铝招来巨大的风险,熊维平准备好了吗?

巨亏

2008年底金融危机爆发后,中铝被市场套上了亏损的紧箍咒。

熊维平难以忘记他临危受命的第一天——2009年2月27日,在办公室翻看中铝2009年1月份的业绩报表, “亏损18个亿啊!”

熊维平还没来得及重新熟悉中铝的一切,2月份的业绩报表再次递到他面前,16亿元的亏损额,令熊维平意识到,他接掌的昔日“铝霸王”,已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2009年前两个月一共就亏损了30多亿元,我走之前中铝都是高盈利的企业。”

中铝内部也是一片惊讶。仿佛昨天的中铝还能信手拈来地赚个盆满钵满,今天一下子就陷入亏损,连过渡都没有。

此时,更大的风险是,中铝人还沉浸在“铝业是周期性行业”的旧思维中,以为亏损会随着市场好转而结束。

市场没有给中铝情面,亏损才刚刚开始,直至“触及灵魂”。2009年中铝以72.5亿元的亏损额,成为当年“最亏钱”央企。

2009年,中铝旗下上市公司中国铝业(601600.SH)也亏损46.5亿元,创下了其上市以来最差业绩。

这样的业绩,已经让中铝陷入了为生存而战的地步了。

回归市场化

中铝开始自救,首要的就是如何让自己“活着”。

熊维平回忆中铝在金融危机中的困难处境,至今依然“难以想象”。

以中铝河南分公司为例,这家公司曾对中铝业绩贡献很大,但由于设备老化、资源状况差,扭亏难度远大于中铝其他分公司。在此情况下,从2010年3月开始,河南分公司管理层降薪幅度高达50%,中层干部全部停发绩效工资,只发每个月800元基本生活费,一线员工也普降工资。

熊维平向本报记者透露,在2009年3月,中铝总部副处长以上干部就停发绩效工资,公司总经理降薪幅度达30%,副总经理降薪幅度达20%-25%。

这些非常措施在中铝此前从未有过。“提到这件事,我和我们的领导班子,是心里最痛的一件事,这不是好事。办企业是给员工造福,现在反过来要降薪。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企业考核时跟效益挂钩的。”熊维平说。

生存受到威胁时,企业的本能反应是缩短战线。中铝曾在2009年9、10月间,关闭了氧化铝总产能的38%,关闭了电解铝总产能的24%。

谈到中铝24万员工付出的代价,熊维平用“很痛心”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在这场中铝称之为“控亏增盈攻坚战”中,中铝格外“抠门”。本报记者所了解的一个细节是,中铝山西分公司组织员工从废弃矿中拣出20万吨矿石。

熊维平认为,中铝实现全面盈利,不是完全由市场带来的,是中铝实实在在降低了成本。

熊维平表示,从2008年12月份到今年10月份,中铝铝板块成本下降68亿元,在这68亿元里,“有我们员工的工资贡献”。

目前,中铝已开始增加员工的11、12月份工资。

向央企通病开战

内部结构调整是中铝保生存之外的另一场战斗。

与所有陷入困境的央企一样,总是从外部寻找原因,比如行业的周期性因素。这几乎成为本能了。对于巨亏中铝来说,如何打破这样的寻找“替罪羊”的旧思维?

一场猛烈的风暴在中铝内部发酵。最后中铝的管理层得出的结论是:中铝公司陷入严重亏损,从根本上来说,不是金融危机带来的,不是铝行业周期性带来的,也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带来的。

中铝管理层认为,中铝的根本问题是产品结构、产品竞争力、公司体制机制问题。熊维平坦承,中铝的确存在不适应市场竞争,特别是不适应市场突发危机的问题。

“如果我们强调是金融危机等客观原因,我们也许还可以稀里糊涂走大半年,但不是这样的,整个铝行业的结构都变了,04年以前,中铝垄断全国氧化铝市场,现在中铝只有30%(市场份额)。”熊维平表示。

这一说法比中铝在上市公司财报中表述的市场原因更具有说服力。因为,同样遭遇市场危机,其他民营铝企并没有出现像中铝这样大的亏损,有的甚至还盈利。

中铝主业属于基础行业,成本对于产品的竞争力至关重要。此前,中铝一直宣称其制造成本最低,但市场的疑问在于,既然有成本优势,为何在同样的价格条件下,其他企业有盈利,中铝却亏损?

“我们干什么都引进设备,价格非常高,折旧也高,再加上人多、机构多、官多、管理费用高,这些一加上去,完全成本就比别人高了。” 熊维平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样几乎成为问题央企的通病。

此后,中铝开始更多讲究完全成本,不仅仅局限在生产环节,其他环节的成本都计算进来。

原来,中铝是“双总部”管理结构,即集团公司和中国铝业股份公司,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生产全部根据预算走,导致企业不关心产品的价格走势和变化。

此后,中铝已改为“一总部七板块”,总部成为管控中心,主管战略规划、投融资决策、资源分配、重要干部人事任免、绩效考核,不再具体管企业,“这样可以提高效率,根据市场变化做决策”。

熊维平认为,通过内部改革,中铝内部已发生“难以想象的变化”。

扩张新冲动

如果说,中铝的保生存和内部结构调整之战,是以“存量资产”为基础,那么,中铝要实现“跻身国际矿业公司前十强”的目标,则需要“资源增量”。

今年,中铝向国资委申报主业时,申请将煤炭和铁矿石作为中铝的新主业。国资委的审批结果“出乎中铝意料”——除了石油、天然气,所有固态金属资源中铝都可以涉及。

熊维平说,中铝肯定会有所为、有所不为,增量项目主要是铜、煤炭、稀土、铁矿石等资源。

煤炭资源是中铝首先需要的。由于铝业是耗煤大户,中铝每年约需2000万吨煤,煤炭也是铝业的主要原料成本。

目前,中铝已参与了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并且与内蒙、青海等省区签署了煤炭资源合作。

熊维平说,中铝要用3年左右的时间,建立两大煤炭基地。

铁矿石方面,由于与力拓合作开发几内亚西芒杜铁矿,中铝将获得约20亿吨权益矿。但熊维平坦承,几内亚项目基础设施还很欠缺,对中铝和力拓挑战都很大。

此外,熊维平还向本报记者透露,中铝还在与国内一处铁矿谈合作,中铝有望获得该铁矿的探矿权。

中铝也计划在稀土资源上有所斩获。据本报记者了解,中铝目前正在江西、广西、广东等地寻找稀土资源。不过,中铝重视的是稀土新材料,而不是分离技术,这一战略有别于兄弟央企五矿集团。

熊维平对记者表示,在获取资源方面,中铝明年还会有突破。

中铝还将继续海外找矿。熊维平介绍,中铝海外找矿的具体战略是,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发铝土矿、铜矿、铁矿等资源,发展冶炼业,在能源丰富的国家发展电解铝,在消费集中的国家发展金属加工业,并通过海外建设工程总承包,把企业办到海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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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家央企“清退”第一例远洋地产隐现外资接盘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01221/2142193.shtml

  每经记者 汤白露 发自北京
12月20日,刚脱离央企怀抱的远洋地产 (03377.HK)股价急挫5.94%,报收5.07港元。
此前于12月16日,中远国际公告,拟每股5.60港元溢价出售其所持远洋地产16.85%的股份,中远国际将套现约53.2亿港元。
摩根士丹利在报告中表示,随着中远国际全面退出远洋地产,市场关注远洋地产的未来发展战略,以及未来股东结构的潜在变数。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市场更加关注另一个焦点,即在此次股权交易中,海外基金很可能已经曲线接盘了远洋地产的部分股权。在房地产调控日益严厉的压 力之下,这是否将引发新一轮外资接盘央企地产资产的热潮?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外资曲线进入房地产市场,是否违背了地产调控的初衷?
78家央企清退“第一例”
一度“进展缓慢”的78家央企退出地产业务,终于出现了“第一例”。
12月17日,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向媒体透露,中远集团下属二级子公司中远香港集团16日已将所持远洋地产的股权全部出售。中远国际 (00517.HK)原本持有9.5亿股远洋地产股份,占总股份16.85%,是远洋地产的第二大股东(第一大股东是中国人寿)。中远香港集团拥有中远国 际57%的股权。
“中远集团按照国资委的要求,完全退出了远洋地产,成为78家涉足房地产央企中最早退出地产业务的企业。”国资委有关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市场原本预计,远洋地产的大股东中国人寿会趁机增持。但是,根据今年9月初出台的 《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暂行办法》规定,保险公司不能成为上市房地产企业的大股东。而中远国际也在8月份的公告中称,预期买方及最终实际权益人将为第三方。
市场传言香港南丰集团是这次配售的主要买家。如传闻属实,南丰集团未来将可能挑战中国人寿第一大股东的地位,甚至有可能向中国人寿买入远洋地产的股票,成为远洋地产的真正控股者。
“接盘者”身份存疑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远洋地产的接盘资金神秘莫测,香港联交所尚未通过公告揭开谜底。
市场传言,香港南丰集团及另一家私募基金将承配大部分股份,但此消息未获远洋地产及南丰回应。另有消息称,南丰集团旗下南丰房地产基金与另一个外资基金,各认购约23.4亿港元中远国际出售的远洋地产股权,即南丰此次购入远洋地产约7.4%股权。
事实上,上述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就在12月14日晚间,远洋地产在H股公告,计划与南丰集团成员公司GoldenSuccess成立合资公司,将开发此前联合投标收购的北京朝阳区若干地块,目前双方已经签订谅解备忘录。
远洋地产与南丰集团并不是首次合作。7月27日,香港南丰集团主席、“棉纱大王”陈廷骅斥资35亿港元,认购了远洋地产发行的5.1亿股债券(相当于9.97%的股份)。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查阅南丰集团的背景发现,南丰集团在内地的地产投资分“两条腿”走路。除南丰中国直接投资开发外,还通过与汇丰银行共同成立的基金参与内地的房地产投资。此外,南丰集团还曾通过与荷兰国际集团ING共同成立并管理中国房地产开发基金。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在接盘资金中,被刻意隐匿的是一家外资基金。业界认为,这个外资基金很可能就是汇丰银行的下属基金,或者是与南丰集团以合作的形式出现。但是,这一消息尚未得到公告信息确认。
警惕外资曲线介入央企地产
针对远洋地产的接盘者,《每日经济新闻》致电国资委相关司局人士,希望得到一个说法。但是,该人士说,“中远集团作为央企退出远洋地产,这已经是事实。至于是否有海外基金接盘,这不是国资委的监管范围。”
一位研究人士指出,如果是海外基金借道香港南丰集团接盘了远洋地产,则值得警惕。在地产调控日益严厉的今天,外资接盘央企地产资产将变得更加敏感,甚至遭遇业界诟病。
12月15日,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我国房地产领域吸收FDI增幅明显。1~11月房地产行业吸收FDI为201亿美元,同比增长48%。此外, 刚刚过去的11个月里,已经有977家外商新设或者增资的房地产企业在商务部做了备案,2010年将突破1000家。在977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仍然是 老牌的香港地产公司以及借助海外融资渠道的内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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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將全部整體上市 國資委擬設直屬公司持股

http://www.21cbh.com/HTML/2011-2-28/0MMDAwMDIyMjc0MA.html

被稱為中國經濟命脈資產的央企,不久的將來絕多大數將以「公眾公司」的身份在資本市場上集合。

按國資委的部署,未來除個別特殊的功能性央企如軍工企業外,所有央企特別是競爭性央企都要走整體上市之路。

國家國資委副主任邵寧2月18日對本報記者透露,關於下一步國有大企業改革的方向,國資委的思路是:20年後,甚至10年、15年後,所有央企都將成為「徹底多元化,徹底資本化」、「不附帶任何存續公司和母公司」的上市企業。

「推動央企整體上市是國資委目前的一項核心工作,」邵寧說,現在沒有一個企業像前幾年那樣去分拆上市,所有央企的上市工作一律按照整體上市的思路展開,所有企業至少要做到主營業務上市,這樣,上市公司有非常完整的業務鏈,有獨立發展的能力。」

據悉,為因應未來央企全部整體上市後的制度變化,國家國資委正在研究以成立直屬公司的方式直接持股上市央企。

20年前,國企改革還處在承包制的階段,產權問題是不敢踰越的雷區;10年前,國企改革圍繞企業改制和企業破產開展時,三年脫困還沒有結束;今天,依託資本市場實行公眾公司改革,成為國企改革的核心任務。

「整體上市是國有大企業與市場經濟最終融合的具體方式。」邵寧說。

「一律按整體上市的思路執行」

推動央企整體上市作為現階段核心工作的背景是,經過十多年來的改革和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已發生根本性變化,中小企業層面已基本沒有國企,國有資本集中到了大企業層面。

大型國企大致分兩種,一是功能性的企業,如石油石化、軍工、核電、重要資源等領域的企業;二是競爭性的企業,如快消、汽車、鋼鐵等企業。

按國資委的部署,未來除個別特殊的功能性央企如軍工企業不能整體上市外,所有央企特別是競爭性央企都要走整體上市之路。

邵寧表示,整體上市將使央企徹底融入市場經濟,「央企成為『乾乾淨淨』的上市公司後,隨時可以調整,也很容易調整。」

國資委的數據顯示,目前已有43家央企實現了主營業務整體上市。石油石化、航空、電信、建材等行業的全部央企、建築、冶金、機械製造業的大部分央企都已實現整體上市。

在資本市場的選擇上,除了國內A股,國資委還鼓勵更多的央企在境外整體上市,儘管過去一些央企的境外上市曾引起「賤賣國有資產」的質疑。

邵寧表示,推動央企到境外上市,是希望把境外成熟、規範的資本市場機制引入企業內部,保證上市之前的重組和上市後的運作能夠達到國際資本市場的要求。

據悉,五礦集團目前正在籌備在A股和H股兩個資本市場實現整體上市。

邵寧還斷言,中國民營企業的市場化也將朝整體上市的方向走。

「也許20年後,你會發現,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沿著資本市場這條路走到一起了,這將是一個殊途同歸的結果。」他說。

「乾淨上市」路線圖

央企整體上市,第一項工作要進行公司的股份制改造,這一步自2003年國資委成立以來就已展開。來自國資委的數據顯示,我國央企及其下屬子企業的公司制股份制改製麵已由2002年的30.4%提高到目前的70%。

第二項工作是剝離不良資產、非主營業務資產。這是目前正在遭遇的難點,因為幾乎所有央企包袱都很沉重,包括廠辦大集體、歷史負債等。

對此,國資委設計了三條出路,一是「往裡走」,即改造成資產優良、具有繼續發展條件的公司;二是「往外走」,通過主輔分離將非主營業務分離改製出去;三是裝入國新控股這樣的資產管理公司。

引入董事會制度是推動央企整體上市的第三項工作。目前已有32戶央企建立了董事會試點。

此外,備受關注的央企重組也將繼續進行,以實現「進一步推進國有資本向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加快形成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優勢企業」。

這意味著,央企數量將會進一步減少。不過,今後央企重組將更加注重效果而不是企業數量,「80-100家」將不再是主要指標。

除了央企之間的重組,央企與地方國有企業的聯合重組也得到國資委大力支持。

國資委研究直接持股上市央企

未來央企整體走向資本市場,將引發國資管理體制的一些重要變化。

一個問題是,央企整體上市後,國資委如何實現對它的監管?

對此,國資委的對策是「探索履行多元投資主體公司股東職責」的方式和途徑。

「事實上,國資委已在悄然調整自身職能,探索新的監管機制,以適應央企整體上市後的條件變化。」國家國資委一位人士向記者介紹說,比 如,隨著央企建立董事會制度,國資委已轉變一部分對董事會履行出資人職責方式。今後,對具備條件的央企,國資委將繼續向其董事會移交原先由國資委代行的董 事會職權,包括考核、薪酬、經理人員選聘等,實現董事會「責、權、利」的統一。

當然,最引人關注的問題是國資委自身的重新定位。「央企全都上市了之後,國資委幹啥去?」市場對此有各種猜測。

對此,上述國家國資委一位人士向記者透露,直接持股上市公司也是國資委正在積極探索的模式。國資委目前正抓緊就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權試點,做好相關準備工作。

國資委在去年年底成立國新公司,一定程度上也是國資委對自身改革的探索。

「國新公司持有五礦等央企整體上市平台的小額股權,將幫助國資委更好地履行自身職責。」邵寧告訴本報記者。

由國資委設立一個直屬公司擔任央企上市公司股東,在法律上並無太大障礙。上述國資委人士表示,國資委的行政定位並不適合有從事市場化活動。通過直屬公司持有央企上市公司股權,可望幫助國資委處理好行政職能與市場化企業之間的關係。

邵寧表示,也許到那時候,國資委的監管身份與股東身份需要分離。

「改革是這樣的,你只能一步一步往前看,看到的距離是有限的,有些特別遠的事情,現在說不清楚。」邵寧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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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家央企利比亞大撤退 最大限度保全資產

http://www.21cbh.com/HTML/2011-3-2/1MMDAwMDIyMzM1MQ.html

中國企業已陸續從利比亞撤退。

3月1日,本報記者從國資委獲悉,利比亞騷亂爆發後,國資委組織駐利比亞央企成立應急指導小組和前方指揮部,並啟動撤離方案。

其中,中國建築、中交集團、中國水電和葛洲壩集團四家央企負責利比亞的4個分區指揮中心,除組織本企業人員撤離外,還統一協調安排了其它中資企業、華僑華人等撤離工作。

除了人員撤離,國資委和其他有關部門還對資產保全工作做了部署。據本報記者瞭解,目前,中資企業在利比亞的項目幾乎全部停工。

國資委規劃發展局規劃一處處長賈立克告訴本報記者,共有13家央企在利比亞有相關業務,各家企業採取了設備關鍵零部件深埋、資產託管、技術資料保存等措施。

賈立克表示,中國企業在利比亞的損失金額尚未統計完全,統計工作由商務部牽頭。

來自中國商務部2月24日提供的消息,截至2月23日,共有27個中國在利比亞企業工地、營地遭到襲擊搶劫,給在利企業造成大量直接經濟損失,包括被搶、砸和燒燬的車輛、施工機具、材料、辦公設備及現金等。

分4區大撤退

利比亞動亂發生後,國資委在第一時間成立了由國資委副主任黃丹華任組長的應急小組,指導、協調央企在利人員撤離工作,並制定了分期分批撤離在利人員、留守人員安全保障和財產保全三大方案。

中國航空集團公司辦公室主任季洪全表示,這是一場「不講價錢,以生命為最高利益」的大撤退。

在此次撤離工作中,國務院按區域確定了4個分區指揮中心的前方總指揮,協助使館做好撤離工作。

例如,葛洲壩集團負責利比亞西區撤離工作,這一區域包括中冶一局、長江岩土、華為、中建材、中海油等11家中資公司,共5000餘人。

目前,葛洲壩集團在利比亞的1060名人員已經全部安全撤離。

中國鐵建在組織撤離其在利比亞項目職工的同時,還全面負責在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地區的華人華僑的撤離總協調。

來自外交部網站的消息,截至3月1日14時,我國已從利比亞撤出迄今我瞭解掌握的絕大部分在利中國公民,累計約32000人。其中約9000人已回國,約21000人暫時安置在第三國,約2100人正在赴第三國途中。

外交部方面還公佈,我國在利比亞東部和中西部人員已基本撤離完畢,在南部還有約3000人也將搭乘我國軍機及外航包機於日內撤離,暫時安置在第三國人員很快將搭乘中國政府包機回國。

保全資產

據本報記者瞭解,近年來,中國企業尤其是央企在利比亞承攬了不少鐵路、住宅、基礎設施、水利水電等項目,隨著利比亞戰亂爆發,這些項目幾乎全部被迫停工。

中國水利水電建設集團公司是較早進入利比亞市場的央企。在利比亞動亂之前,該公司在利比亞有在建項目6個,合同總額17.88億美元。葛洲壩在利比亞的項目為7300套房建項目,合同金額8.29億美元。

中國鐵建的合同金額可能是央企中最大的。中國鐵建總公司董事會秘書餘興喜透露,中國鐵建在利比亞的合同總額為42.37億美元,其中,已完成6.86億美元,35.51億美元未完成。

本報記者獲悉,目前,國資委組織央企採取了一系列財產保全措施。包括:與當地有關方面簽訂資產保管協議,做好固定資產的登記、備案工作;在營地和工地周圍深挖壕溝,用砌牆、推土等辦法封堵大門,想盡辦法保護好貴重物品,最大限度地保全國有資產。

葛洲壩集團有關負責人對本報記者表示,葛洲壩已與業主協商移交財產,關閉一部分合同,並與中行等金融機構提出資產保全問題,為整個工程保險的索賠做準備。

中建材在利比亞有一家水泥廠,動亂爆發後,中建材深埋了一批重點設備。此外,大部分央企都保存相關財務、經營、技術等有關資料,有的還與當地管理委員會、軍方、業主等有關各方簽訂了物資移交協議。

後續工作

撤退尚未全部結束。

中國水利水電建設集團海外事業部副總經理孫越對本報記者表示,接下來,公司要做個四個確保,確保從營地到機場行進途中的安全;確保登機的安全;確保滯留第三國人員的轉運安全;確保回國後的疏散工作。

葛洲壩集團則將撤離工作重心逐漸轉移到回國人員的接應、疏散、安置等工作上。

季洪全表示,中航集團下階段將繼續增加包機數量,併合理安排運力。

實際上,此次撤退工作的成本極高。例如,對三大航這樣的大型公司而言,抽調一架包機意味著一連串國內航班的取消,多達上百架航班需要重新調整,在經濟利益方面的損失是不言而喻的。

在資產損失上,各家央企將做出相應核算,為後續索賠、合同變更或繼續等做準備。

餘興喜表示,中國鐵建(601186.SH)會在3月1日晚發佈公告,對公司在利比亞項目的損失情況做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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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礦擬45億購辦公樓 更多央企或涉足商業地產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10303/2216472.shtml

  每經記者 尚希 發自北京
五礦集團於2月28日發佈公告稱,公司擬於近期用45億元收購北京第五廣場用作辦公樓。同時,五礦集團表示,將於近期發行兩期短期融資券,募集資金合計50億元,用於補充公司及子公司的營運資金。
作為21家獲批保留地產業務的央企之一,五礦集團醞釀的這場收購,在整個住宅市場面臨調控、商業地產受青睞之際,引來關注。
「目前在整體市場受到調控,資金緊張的情況下,不可否認相比普通的開發商來說,央企在融資渠道方面有優勢,在這個過程中,加大房產持有力度,或是轉投商業地產,都是很自然的選擇。」昨日 (3月2日),中國指數研究院副院長陳晟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亞豪機構市場總監郭毅則表示,「這種想法(投資商業地產)比較迫切,可以看到很多央企現在都有這樣的變化。」
「從去年開始,整個房地產市場出現了轉折,大家開始意識到這是進入商業地產的好機會,很多大型房企包括華潤、萬科都作出了這樣的轉變。」戴德梁行華北區研究部主管魏冬告訴記者,不管從企業長遠發展還是投資回報考慮,商業地產相比住宅地產來說長期的優勢較為明顯。
記者致電中國五礦集團公司宣傳部,其負責人稱收購一事還未最終確定,具體情況不是非常清楚。
在郭毅看來,央企通過收購獲得商業項目並非謀求短期的利潤增長,而是借此實現長期資產保值和增值。
商業地產市場會不會出現更多央企的身影,多位業內人士都表示了肯定。北京中原地產三級市場研究部總監張大偉表示,資金較為寬裕的央企在今年會更多地轉移到商業地產市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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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訪問團千億購買力出擊 中國超級大買家只能做不能說的盤算

2011-2-28  TWM




農曆年過後,一連串兩岸參訪活動熱烈展開,其中,二十三日由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領軍的央企及各產業龍頭的參訪團最具分量。這群市值超過二十四兆台幣的企業,為何對台灣充滿興趣?他們究竟肩負什麼樣的特殊任務?

撰文‧吳美慧、林宸誼

中國中央直接掌管的十幾家巨型企業,二十三日隨著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首度組團登台參訪,尋找與台灣企業的合作機會。這些靠著獨占優勢各霸一方的國有企業,此行除了考察台灣投資環境外,他們還負有什麼特殊任務?什麼產業是他們最有興趣的?

中國央企來台參訪,雖不是第一次,卻是兩岸簽訂ECFA(兩岸經濟合作協議)之後,首度大舉來台,包括中國糧食大王中糧集團、中國最大連鎖超市中國華潤集團、中國風電大王華銳風電、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等,這些在中國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央企,已在台北大集合。

他們來台後,會擦出怎樣的火花?值得高度注意。與過去不同的是,此次中國央企參訪的重點區域在濁水溪以南,似乎也透露出未來央企有意把南台灣作為投資重點的意圖。

隨著陳雲林來台參訪的央企和民營企業的總市值超過六兆人民幣(約合台幣二十四兆)。六兆人民幣有多大?約略等於台灣去年十二月外匯存底的一.六倍,就可以知道,這群人的身價「極具份量」,更擁有採購千億的潛力。

央企來台投石問路

背後緊扣「十二五規畫」

觀察這次央企來台的公司和行走路線,背後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緊扣著中國的「十二五」規畫,以及台灣即將開放陸客自由行,帶來的新商機;不僅台灣的企業想要爭取合作機會,連中國的央企也想要在台灣建立灘頭堡,分一杯羹。

「央 企到台灣投資,是要算成績的」,一位央企高層私下表示。「你知不知道,中國公布的十二五規畫,外面看到的都是新產業項目,但同時還給央企一個特別的任務, 就是要在台灣找投資項目,讓利給台灣。」一道命令下來,央企踴躍來台灣找機會,為的就是要上繳成績單,完成官方交辦的任務。

對大多數央企來說,台灣仍舊是陌生市場,因此,不可能在還不清楚狀況前,就拿著大筆的鈔票來台灣投資。這次的參訪,可視為「投石問路」的前奏曲,接下來的「磨合」才是重點。

「央企絕對會配合國家政策做事」,一位央企的高層說,哪怕最後投資失敗,都不必負責任,「只要是配合國家政策的事,怎麼做都對。」官方的一個命令,央企不敢不從,「績效比結果還重要」。由此推估,央企從參訪到實際投資,快則半年、少則一年,馬上就會開花結果。

其實,從來台參訪企業的名單中,不難看出中國央企想要找新能源產業、物聯網、觀光、食品等項目合作的對象,加速完成十二五規畫。

名單中的華銳風電,其業務都以新能源產業為主,正是中國發展十二五規畫中的重點項目。日前,保利協鑫在台灣才剛喊出要設立研發中心,就掀起台灣搶人才風潮。而稍早跟隨南京團來台灣的中國普天,更是把LED當作未來幾年衝刺的項目。

央企鎖定的合作對象

能源產業、物聯網、食品

此外,中國正加大力度推進雲端技術,而從雲端技術衍生出來的物聯網商機,會如同雨後春筍般地陸續冒出頭。名單中的愛國者數碼則是來台灣找尋可以連結的物流,讓物聯網從中國與台灣共同串起新商機。

而此團來台的央企中,部分已經和台灣產業有實際連結。譬如華潤集團,去年已經在台灣先設立華潤芯電子公司,先行切入高端的微電子領域,此外,集團也不排除未來到台灣設立超市。該集團不願透露姓名的高層說,要等到考察完後再說。

至於上海水產集團則提前一步,在今年元月分前往台南市學甲區考察完虱目魚魚塭後,可望透過學甲公司與養殖戶,在二月底完成簽約,作為中國企業來台考察後,第一份成績單。

學甲食品公司董事長王文宗表示,這次合作模式由上海水產集團與台南學甲食品公司做代表,已經先在北京簽約,以契約養殖方式為期一年。收購價則以每台斤收購價格,再加新台幣十元,向每戶採購三萬台斤,共三百噸,每戶今年保證獲利新台幣三十萬元。

為了這筆訂單,當地養殖戶四月清明節過後就會開始整地,十月開始收成。台灣部分,學甲食品公司則會與學甲當地弱勢、低收入戶養殖戶,在二月底完成簽約,簽約後每戶先發放三十萬台幣,作為整地、買魚苗費用。

其實,中國央企或是大型企業與台灣企業合作時,最怕被冠上「以大欺小」的臭名。所以,收購虱目魚,會先繳付整體、買魚苗的錢,讓養殖戶不必為第一筆款項傷腦筋。

同樣的,央企下單給台灣的公司,也都會隨著合同簽署後,把第一筆的L╱C(信用狀)開出。至少,現階段和中國央企合作,只要按照合約與遊戲規則走,無須擔心收不到款項。

可能來台投資的央企

名稱 代表人 主要業務 資產總額

(人民幣) 在台投資

中國華潤集團 董事長

宋林 消費品、電力、地產開發、醫藥等 港幣4830億元 2010.10投資新台幣1000萬元設華潤芯電子中國遠洋運輸集團 總 裁魏家福 貨櫃運輸、碼頭、貨運 1461億元 已投資陽明海運在高雄港貨櫃碼頭20%股權

中國光大集團 行 長

郭 友 銀行、證券、保險 13000億元 已與一銀簽署通匯業務合作

中糧集團 董事長

寧高寧 農產品,中國最大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 2000億元中國港中旅集團 助理總經理王富剛 旅遊、房地產、物流貿易 3400億元

中國航空集團 副總經理

孫玉德 航空客貨運、飛機維修、機場管理等 767.5億元

華銳風電 技術總監

陳黨慧 生產、銷售風力發電設備 214億元

上海水產集團 董事長

湯期慶 漁業捕撈、批發、食品加工 36.44億元 已與學甲公司簽訂虱目魚養殖契約,3月生效

製表:林宸誼

吳美慧、林宸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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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看上保障房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61727&time=2011-05-21&cl=115&page=all

盈利空間不在當下,不在具體項目,而在於隨之而來的信貸優惠政策,以及新的土地資源分配機遇
財新《新世紀》 見習記者 朱以師 記者 李慎

 

  對央企而言,大規模參建保障房,究竟是一個燙手山芋,還是一輪新的機遇?

5月初,国资委在网站上挂出通知,要求央企积极参与保障房的开发建设。图为建设中的上海浦东新区三林保障性住房基地。徐晓林/CFP

5月初,國資委在網站上掛出通知,要求央企積極參與保障房的開發建設。圖為建設中的上海浦東新區三林保障性住房基地。徐曉林/CFP


  5月初,國資委在網站上掛出通知,要求央企積極參與保障房的開發建設。「中央政府承諾今年建設1000萬套保障房,實現難度很大。」一位接近住 建部的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今年保障房建設任務下得「太猛、太大」,各地開工和資金情況均不樂觀,正因如此,中央高層早有意推動央企進保障房。

  經過一段時間的探討和摸索,曾糾結於責任與盈利之間的央企,對保障房的態度也有了微妙的變化。在保障房的「大棒」下,銀行也放鬆了銀根,這對央 企是大誘惑——以保障房來撬動貸款,可以滾動開發其他類型的商業項目。國資委在下發給央企的文件中已指明方向,「要抓住各地在保障性住房土地供應、投資補 助、財政貼息、融資、稅費等方面出台優惠政策的機會,將保障性住房與商業性房地產開發有機結合起來。」

  誘惑不止於此。對央企而言,在棚改、舊改、拆遷安置、單位自建房等各類住房都被納入到保障房的範疇之後,可能帶來一輪新的資源分配與調整機遇。 每家央企、國企幾乎都坐擁很多工業、倉儲或科研用地的土地資源,一旦這些自有土地借保障房之名「盤活」成住宅用地,其效應就不可估量,即使只有十分之一最 後變成商業性的住宅用地。不過,伴隨而來的將是管理流程、投資風險、分配機制等一連串複雜問題。

借保障房撬動信貸

  五礦置業有限公司總經理田景崎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證實,早在3月份國務院就曾召開會議研討保障房建設問題,住建部、國土部、國資委、財政部等相關部委以及多家大型央企均有列席。其後,住建部和國資委還分別召集地產主業央企開會,要求央企積極參與保障房建設。

  一些央企在3月底就收到了這份名為《關於積極參與保障性住房開發建設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通知》)的文件。《通知》要求,有關央企要加強與地方政府的溝通,爭取支持,在地方政府的領導下,按照市場化運作方式,通過多種途徑參與保障房開發建設。

  「大規模保障房建設肯定離不開央企,這既是社會責任,也是政治任務。」一位不願具名的央企人士稱,目前在建保障房項目多以央企、國企為主。

  經過一段時間的探討和摸索,央企發現了更多源於保障房的機遇。比如,保障房「概念擴容」,棚改、舊改、拆遷安置、單位自建房等類型都被地方納入了保障房範疇,一些央企敏銳地發現了其中的新門道。

  「棚改、舊改項目大部分實質上還是商業開發,現在用保障房的概念來包裝、立項,能夠獲得優惠政策支持。」全國房地產經理人聯合會副秘書長陳寶存 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這種現象在各地非常普遍。由於商品房市場銷售低迷,一些開發商不願亦無力在舊改、棚改項目上先期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拆遷,因而很多 舊改、棚改項目都陷入停頓。在這類項目上,央企也因資源優勢而更具議價能力。

  據知情人士透露,保利地產在3月底接到《通知》後,曾發函至19個城市申請參與保障房建設,目前處於洽談階段的有10個城市,其中大部分均為舊城改造項目。

  以石家莊為例,保利地產在4月敲定了石家莊晉煤金石(原石家莊化肥廠)改造項目,土地規模超過800畝。其中,除了建設金華家園保障房項目,還 有約四分之三的地塊可能用於商品房項目開發。「如果以保障房項目立項,比較容易爭取到信貸支持。四分之一比例的保障房信貸,完全可以通過分期滾動開發模式 撬動整個項目。」上述知情人士分析稱。

  事實上,國資委在下發至各央企的《通知》中也明確,「房地產開發企業要抓住各地在保障性住房土地供應、投資補助、財政貼息、融資、稅費等方面出台優惠政策的機會,將保障性住房與商業性房地產開發有機結合起來。」

  對此,田景崎表示,信貸政策對保障房的傾斜,對央企有著足夠的誘惑,「在信貸緊縮的背景下,誰能撬動銀行貸款,誰就能活得更好。說到底,房地產是資金和土地的遊戲。」

  中國中冶在其年報中也明確房地產發展規劃,以保障性住房開發帶動商業地產、商品住宅和土地一級開發業務,探索新的開發模式,提高投資回報率。

  「中冶和中交等基建型央企,更可以大打保障房的牌,因為拆遷安置也納入保障概念,有助於他們的一級開發業務。」中交房地產集團內部人士告訴財新 《新世紀》記者,這有助於地方完成保障房的數字指標,也有利於企業與地方政府的談判。並且,還可以將拆遷安置的成本納入土地一級開發總體費用,在土地出讓 時予以回收,以此保證投資收益。

  更加隱蔽的路徑是土地資源的置換。據一位央企人士分析,按照目前的情形,地方政府確定沒有充足的財政資金配套,若要完成保障房建設任務,不管以何種形態呈現,依然跳不出「保障房與商品房用地捆綁配建」的方式。

  「以往是商品房用地配建5%—15%保障房,以後可能是保障房配建商品房,用商品房的利潤來補貼支付保障房3%的利潤。」上述人士表示,或者是「以地養房」的模式操作,即委託開發商建成保障房項目後,定向低價向其出讓一定的商品房用地,用於保障房的移交回購。

  一位不願具名的某央企地產業務負責人也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證實,在央企與地方政府簽訂的很多框架性合作協議中,都有類似將保障房與其他商業項 目變相「綁定」的條款,或作為招商引資項目給予優惠——這已是業內通行的「潛規則」。而且,地方政府更願意與央企、國企合作,因為如此一來,即使低價轉讓 土地被公開,地方官員也不會有「國有資產流失」之嫌。

盤活自有土地

  更大的政策口子,開在了自有土地建設保障房上。國資委的《通知》雖對此並未提及,但央企對此顯然更為關注,特別是去年3月被要求退出房地產業的78家央企。目前,北京、廣州、陝西、河南、山西等地已經公開表態或出台相關政策,鼓勵企事業單位利用自有土地建設保障房。

   「目前還在觀察政策,不清楚這個口子究竟能開多大。」某央企內部人士表示,去年以來的「央企退房令」在執行中難度極大,幾無操作可行性。該央企名列「78 家」之內,在二三線城市擁有大量舊工廠等土地資源。他認為,放出這麼一條政策口子,除了配合國家的保障房建設大政方針外,很難說沒有為握有大量土地資源的 央企解決出路的考慮,「這不失為一種階段性的思路」。

  據公開資料,多個地方國企已紛紛「試水」。在廣州市發改委近日批覆的2011年第一批保障性住房建設項目立項預安排中,廣州建築集團、廣州地 鐵、廣鐵集團等單位的自有土地保障房項目赫然在列。在北京,一些擁有大量工業、倉儲用地的國有企業,如首都農業集團、京煤集團、北京住總等,也都在向北京 市住房保障辦公室進行項目申報。

  一般的操作路徑是,企事業單位向當地建委提出申請,在符合土地利用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的前提下,可以將工業、倉儲、科研等用地依法變更為住宅用 地,建設保障房。通常都會優先解決本單位符合保障性住房條件的職工住房困難問題,剩餘部分由當地政府統籌分配給申請保障房且符合條件的居民。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在各地的鼓勵政策中,並未對企事業單位利用自有土地建保障房的資金籌措渠道、保障房類別、分配方式等實操程序進行明確。

  「後果會非常亂。」中國土地勘測設計院副總工程師鄒曉云擔心,如果企事業單位用企業、行政資金建保障房,再以便宜價格賣給單位職工,實質上就是福利分房;或者企事業單位以「團購」等方式變相集資建房,這些都背離了「保障房」的初衷。

  關於單位自有用地建保障性住房的具體政策寥寥無幾。在2007年8月公佈的《國務院關於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24號文)中 有規定,在符合城市規劃的前提下,經城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情況下,單位可利用自有土地進行集資合作建房,但僅限於距離城區較遠的獨立工礦企業和住房困難戶較 多的企業。當時,建設部對這一條款解釋稱,將這種特殊的單位集資建房納入經濟適用住房政策範疇進行管理。

  再者,就是2010年各地在落實住建部等七部委下發的《關於加快發展公共租賃住房的指導意見》時規定,住房困難職工較多的單位,在符合土地利用 總體規劃、城市規劃的前提下,經市、縣(市、區)政府批准,在依法辦理土地使用性質變更手續後,可以利用自用土地建設公共租賃住房,納入當地政府公共租賃 住房管理後,優先向本單位符合條件的職工出租,多餘房源由政府統一調配,權屬不變。

  「而現在地方政府在保障房指標壓力下,又放大了政策開口——之前是不允許工業性質用地的。」中房集團內部人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分析稱,倘若央企以這種方式大規模參與保障房建設,將對整個住房市場帶來巨大影響,「相當於給目前推行的『雙軌制』再加一軌。」

  上述「78家之一」央企人士甚至稱,僅78家央企的存量土地就不好估算,堪稱「天量」。恆天集團,中國電子,中國兵器,兵裝集團,各大航天、鋼鐵央企,在全國各地都有著大量的土地資源。「但我們現在還沒有具體盤算手中的存量土地資源,再慎重看一看政策的走向。」

  「過去多年間,經濟適用房的主要形式都是劃撥土地至各企事業單位進行集資建房,流入社會公開分配的極少。」陳寶存認為,央企利用自有土地建保障房,仍然逃不出經適房的老路,成為部分群體的福利和特權者的專利。

  陳寶存直言不諱地指出,從以往的經驗和現有部分央企的做法來看,以經適房的形式操作自有土地建設保障房的可能性非常大,央企可借此低價獲得受限產權,幾年後解禁入市賺得巨額差價。如果此類住房規模很大,將衝擊到現有的土地「招拍掛」政策和地方政府土地收入。

  目前,住建部、國土部等相關部委對於企業利用自有用地建設保障房並未有相關規範。各地在政策的解釋和執行上也千差萬別,在企事業單位自有用地建 設的保障性住房的類型、產權所屬、資金籌措渠道、分配方式等諸多問題上,均無定議。財新《新世紀》記者曾就上述問題聯繫了北京市住房保障辦公室,相關工作 人員也未就此回應。

  對此,鄒曉云建議,地方政府應該將央企自建保障房納入地方整體的保障房建設規劃,在用地規劃、建設程序、分配、運營等環節統一規範管理,可以對 建設單位的符合保障條件的職工進行優先保障,但要進行嚴格審核,防止分配的腐敗。但鄒曉云也坦言,「這將非常難以執行,不公平的事情肯定會發生。」

央企也要盈利

  「社會責任」或「政治任務」這些說辭,在國資委的EVA(經濟增加值)考核標準面前,對央企顯然不具備推動力。儘管保障房有上述種種曲徑通幽的誘惑,但如何在純粹的保障房開發投資上獲得收益,仍是大多數企業需要解決的難題。

  中冶集團在4月初的年報發佈會上宣佈其保障房業務的毛利潤率能達到12.5%,並隨後解釋是累加了勘測設計、市政配套、投資開發、施工等各產業鏈環節的結果。

  陳寶存認為,毛利潤率12.5%只是一種理論上的推算,「設計、市政、施工等環節是有穩定利潤,但整體的利潤率並不能證明開發環節是掙錢的。」陳曾供職於中冶集團旗下某房地產公司。

  事實上,類似中冶集團這樣擁有全產業鏈優勢的央企,也僅有中國建築、中交股份、中國鐵建、中國中鐵等少數幾家央企,大多數央企參與保障房建設仍以投資開發為主。

  即便擁有全產業鏈優勢的中國建築,其參與保障房的方式也是以承建模式為主,獲取施工環節的穩定利潤,而投資開發模式的比例較小。

  萬科集團董秘譚華傑在5月初的一次電話會議裡,對開發商參與保障房算過一筆賬,明確指出目前還不存在經濟上可行的模式。「代建模式風險低,但也 沒什麼收益,所以基本上不能構成一個真正業務。」譚華傑假設,即使全國保障房的10%都交由一家公司代建,投資規模大概在1500億元,代建的管理費用按 總成本的1%作為上限,那麼收到管理費不超過15億元,再扣除人員工資、辦公費用等成本,基本沒什麼收益。

  譚華傑認為,純粹的投資開發模式,無論是政府回購還是賣給買房人,開發商都很可能虧本。「開發商以20%的資金去撬動項目,整體3%的利潤就相 當於有5倍的槓桿,也就是說,從投入的資金計算毛利率能達到15%。」最後虧本還是盈利就要看項目做多長時間。假設這20%的資金也是借來的,那麼資金回 收時間要少於兩年才能基本保本,因為7%左右的年化收益與銀行借款的利息基本相當。

  「現在一個保障房項目在兩年內收到錢的概率是不高的,所以虧本是個大概率事件。」譚華傑如是說。

  保利地產董事長宋廣菊也對媒體透露,保利地產在北京的兩個保障房項目處於虧損狀態,原因就是政府方面的銷售方案遲遲沒有出台,導致該項目所有樓盤不能按時銷售。

  「一些保障房項目開發週期很長,建設過程中又缺乏動態的定價機制,人工成本、建築材料成本都在漲,就容易造成虧損。」北京住總集團董事長張貴林 向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他們開發的翠城經濟適用房項目建設超過十年,由於拆遷、建設等成本上漲,賬面計算出現21.18億元的巨虧,導致項目無法繼 續。

  央企中的保障房大戶——中冶集團,在瀋陽也曾遭遇當地政府拖欠建設回款的尷尬,保障房貸款資金投入後一直被套。

  知情人士透露,在住建部和國資委的相關會議上,幾家保障房業務較多的央企,都曾反映規定的保障房利潤率太低,要求適當提高利潤率。

  即便如此,保障房項目也不是央企想做就能做的。「比如,經濟適用房的用地是劃撥方式,相當於政府定向的計劃形式,不是誰想做就給誰的。」在中國 鐵建房地產集團市場發展部部長樓英瑞看來,如果政策到位、操作規範的話,經濟適用房項目還是「有搞頭的」,一年能回收資金的話,資金回報率能達到10%以 上。但這些「有搞頭」的項目不是輕易就能拿到的,樓英瑞認為,地方政府想讓央企去做的大多是「沒搞頭」的公租房和廉租房項目。

  在今年的1000萬套保障房計劃中,常規意義上的保障房——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公租房共佔比60%,總計約600萬套;其中,租賃型保障房又佔到60%以上。各省市認領的保障房任務,其中的分項指標也大體遵循這個比例。

  「今年大量增加了公租房的數量,這部分保障房的最大問題是政策不完善、盈利模式不清晰。」某央企地產公司負責人表示,一般而言,政府沒有財力進 行大量回購,同時企業缺乏退出機制,回報週期過長,「每年的租金收益微乎其微,甚至連同期的存款利息都不到」。所以,大多數企業仍然不願參與公租房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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