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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最初為什麽抗拒金曲獎？

姚謙：金曲獎基本是透明的、沒有商業介入的評獎。我2000年開始不參加，因為老是用我們市場好的唱片公司來支持獨立音樂。那是庾澄慶、張惠妹這些歌手最好的時候，都是連續五年入圍，每年至少有一個專輯會入圍，就會配合宣傳，到場子坐，收視率高……但獎給的全部是獨立音樂。

即使我們掙很多錢，但是我們心里在意（金曲獎），我們願意調整自己，努力試著音樂的可能性，但就是不給我獎。最後一次，金曲獎幾乎80%還是給獨立音樂人，我說我不跟你玩了。隔年全部“維京唱片”的歌手都不要報名。林憶蓮蕭亞軒江美琪的粉絲都來罵我。大概在第三年，我就讓主管決定，我不參與。

這幾年我幫不少大陸藝人用我的公司，或者推薦給臺灣的唱片公司去報名。唱片一定是發大陸才能掙錢，但為了報名金曲獎，臺灣一定要是全世界首發。

南方周末：金曲獎對音樂工業的幫助有多大？金曲獎新人日後能成為中堅力量嗎？

姚謙：很多人拿了新人獎之後，後繼無力，包括林俊傑、陶喆，新人獎拿完之後，都是隔七八年才再拿獎。

新人紅了一個電影作品，馬上就有新戲拍，會接到很多廣告。從金曲獎出來，因為你是歌手，廣告不見得會找你，歌手絕對在最後端的，連網紅都不如。但也好，這就回到本分，你有沒有辦法拿出好作品來。

這次新人獎挺特別，雖然有蘇運瑩這麽強的人，結果還是一個小男生得獎。他叫謝震廷，2007年參加《超級星光大道》，12歲，唱著很流氣的張宇的那種情歌，排了第八名。但是他早早過氣了。再出來，看得出來這十年間有大量的挫折，戰戰兢兢的一個文藝青年。但是作品挺好——他形容自己的生命是個燈，當你覺得不需要的時候就可以把我關掉。這個挺打動人。沒有金曲獎，我也沒有看到他，媒體也沒出現過。

南方周末：網紅里好像確實很少有通過音樂一下子紅了的。

姚謙：靠音樂成名，在這個時代是最費勁、成功率最低的。我也想過，像Papi醬，等上市之後，資金到位，起碼作品沒那麽好玩了。一個人意識到她是明星的時候，那個意識經常是謀殺。你看她最近的照片會發覺，她的眼神里沒有了無懼，充滿了某種自憐。

南方周末：電視選秀節目究竟為流行音樂帶來了什麽？

姚謙：音樂人越來越多工作，特別多工作都在大陸，有工作的時候就咨詢我——他們都知道我這十幾年都住在北京。最典型的是李玟，《我是歌手》幾乎每期錄完，電話就來了，問我的意見。她銷聲匿跡一段，又突然被《我是歌手》邀出來比賽。面臨整個拍攝的方式、美學的要求，她充滿了慌亂。

這次李宗盛在論壇上談到《我是歌手》，也是想告訴臺灣這些人：你們別以為，現在出唱片、做音樂工作就是把歌手送到《我是歌手》去。音樂要靠自己，最後回到作品。

南方周末：李宗盛說現在流行音樂的內容“大多數是垃圾”，能否理解成一種精英藝術面對大眾俗藝術的表態？

姚謙：這是很好的一個思路。像《小蘋果》《最炫民族風》的成功絕對不單是作品帶來的，更多是作品發現整個商業利益鏈，成功樹起一個商業模式。

在30年前，歌詞是通俗文學。那時候哲學性、宗教性才是主流的高尚的價值。《山丘》中年後的失落感，這些個人情懷是通俗文化的，但現在我們認為是高級的、精英文化，是我們價值觀在改變。

南方周末：在你看來，流行音樂當下最應該做的是什麽？

姚謙：我最近看一個日本電視劇《寬松世代》。1990後出生的叫“寬松世代”。他們成長過程不窮，也沒有緊迫性，但是一直在一個不樂觀的未來的暗示里成長。

這一代人成長，到30歲，價值觀、審美觀是什麽樣？我們和他們都活在這個時代，共同聽哪一首歌會舒服、感動？我覺得如果流行音樂一息尚存的話，這是我們值得去努力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