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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情緒升溫 希臘銀行存款加速外逃

路透援引資深銀行人士消息稱，在過去兩天里，希臘銀行業存款外流超過10億歐元。

其中一位銀行業人士稱，本周三和周四，希臘銀行業每天流出的存款均超過5億歐元。另一位人士證實了該消息。

由於擔心希臘政府可能於近日實行資本管制，希臘國內的恐慌情緒驟然升溫。不過政府否認了任何關於資本管制的計劃。

2013年3月塞浦路斯在遭遇危機期間，曾對銀行業實施過資本管制，具體措施包括對提取存款設置限制，以及限制資金在賬戶間或跨境轉移。市場擔心塞浦路斯的前車之鑒在希臘重演。

彭博援引消息人士稱，今年1月份，希臘銀行業共流出110億歐元存款，為歷史最高。路透消息人士稱，資本外流的趨勢在2月初一度有所放緩。

2012年5月、6月歐債危機高潮時，希臘銀行業存款分別外流了60億和69億歐元存款。

不過，希臘央行行長昨天在會晤該國副總理時表示，存款外流形勢處於掌控之中。

由於希臘遲遲未能與歐盟達成新的救助協議，市場上對於希臘退歐的擔心越來越多。

德國周刊《明鏡》稱，獲悉歐洲央行為希臘退出歐元區做準備，正進行內部模擬測試。歐元區成員國馬耳他的財長表示，以德國為首的歐元區國家到了願讓希臘退出歐元區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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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逃貪官的海外生存

 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的兒子、位列100名外逃人員紅色通緝令之中的程慕陽，“在溫哥華很活躍，有很多大的地產項目”。

“張曙光在活動上表現很低調，別人只知道他的名字，但不知道他的來歷。”

“因為西方國家對程序比較看重，除非再走一遍司法程序，才有可能取消掉在逃官員的移民身份。”

2015年4月22日，中紀委網站公布了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國家工作人員和重要涉案人員名單。

這份名單，是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按照中國“天網行動”的統一部署，發布的紅色通緝令。紅色通緝令是由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的國際通報，因通報左上角的紅色國際刑警徽而得名，通緝對象是有關國家法律部門已發出逮捕令、要求成員國引渡的在逃犯。除了紅色通緝令，還有藍色、綠色、黃色、黑色、橙色和紫色通緝令，紅色屬最高級別。

按照100名“貪官”外逃的國家來看，美國名列第一，共有40人可能逃往該國。可能逃往加拿大的人數排名第二，為26人。此外，新西蘭、澳大利亞、泰國和新加坡都是外逃人員相對集中的國家。

這些“貪官”為什麽會逃往這些國家，他們在海外的生存狀況又是如何？

“有夢趁早追”

“爸爸給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在別人眼里他是成功的商人，但他一直很謙虛，從不輕言放棄……”2015年初，當面對加拿大華文媒體的訪問時，漂亮且自信的女大學生程頌蓮如是回答。

程頌蓮是加拿大聯邦青年自由黨卑詩省分部主席。作為一名年輕的華人政治領袖，程頌蓮受到矚目並不難理解。當中國發出紅色通緝令之後，她的另外一個身份更受人關註：她是原中共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的孫女，她口中的“爸爸”則是程維高的兒子、位列100名外逃人員紅色通緝令之中的程慕陽。

據國際刑警組織官網資料，程慕陽1969年出生於江蘇常州，身高1.77米，會講普通話和英語，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離開中國前，他是北方國際廣告公司北京分公司經理、香港佳達利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2000年8月，程慕陽經香港逃亡加拿大，居住至今。目前，他以涉嫌貪汙和窩藏轉移贓物罪名，遭到國際刑警組織全球通緝。

“他在溫哥華很活躍，有很多大的地產項目。”一位曾經接觸過程慕陽的溫哥華政界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曾經去過程慕陽在溫哥華的公司，跟他交談過，“程慕陽跟加拿大政界混得很熟，也捐了不少錢。他希望自己的案子發生一些變化。”

程慕陽只是特例，多數外逃加拿大貪官都很低調，只與圈子里的人交往。有時，外逃官員會跟有錢人出沒在高檔中餐廳里，但卻極少參與華人社區活動。上述溫哥華政界人士接觸過一些中國處級和廳級幹部，他發現這些官員只讓老婆孩子跟外界接觸，自己不會拋頭露面，“頂多去賭場偶爾玩一把，其他地方一概不去”。

外逃加拿大的中國貪官主要生活在溫哥華和多倫多，兩個城市的優點明顯——華人社區集中，沒有語言障礙。加拿大《環球華報》總編輯黃運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國外逃人員在溫哥華主要居住在兩個地方，一處是距離溫哥華三十多公里的衛星城，那里的房價比溫哥華最好的區稍低一點，消費水平與市區相當，“風景優美，重要的是比較隱蔽”。

另外一處貪官聚集區在西溫哥華，那里與溫哥華市區只隔一座五公里的跨海大橋。“那里都是全海景大豪宅，可直接看到太平洋。傳統上都是英國貴族住的地方，現在基本上是華人住。”黃運榮透露，“那里房子比較大，是溫哥華最貴的地區，一套大約三四百萬加幣（1加幣約合5元人民幣），有些甚至要一千萬加幣。因為只有一條路通進去，平常不會有閑雜人等過去。”

外逃到加拿大的貪官基本以花老本為主。有些資金雄厚者看準加拿大房地產市場比較紅火的時機，靠做房地產生意賺了不少錢。另有一批官員絕不出頭，只讓老婆出面打理生意。有的兒女已經成人，則可以直接靠他們贍養。

像程慕陽一樣，將自己女兒推上加拿大政治前臺的外逃涉案人員，絕對是異數。2015年最新一期華文媒體《先楓周刊》，就是以程頌蓮甜美可人的形象作為封面。這篇名為《有夢趁早追》的文章里介紹：英文名叫Linda的程頌蓮是家中長女，爸爸是江蘇人，母親是內蒙古人，“身上集合了北方的豪邁大氣和南方的輕靈溫婉”。

程頌蓮生於香港，4歲來到加拿大溫哥華。她高中畢業於溫西著名私校約克豪斯，如今是卑詩大學UBC政治科學一年級學生。程頌蓮覺得自己受父親影響很深，“他在我很小的時候就跟我講很多新聞，培養了我的世界觀、價值觀，讓我對事物有了自己的看法和理解。”

在談到自己未來誌向時，程頌蓮說，“想當律師，因為希望可以利用司法制度去維護公平公正，幫助客戶爭取應有的利益。”

“只知道名字，不知道來歷”

毗鄰加拿大的美國，是中國外逃貪官人數最多的國家。貪官們多喜歡生活在華人較多的洛杉磯、紐約等地。

作為旅居洛杉磯十多年的華人，張翔（化名）經常與來自國內的官員和富人打交道。通常美國住什麽區就是什麽身份的人，華人社區公寓一般價值幾十萬美金，大多數普通華人家庭都居住於此。張翔發現，有一定“身份”的華人不願住華人社區，“主要是目標太大，容易碰到熟人，他們住在洛杉磯旁邊的馬利布，那里一個別墅要賣四五百萬美金。”

生活在馬利布其實並不方便。許多中國人為了見朋友，不得不開車一兩個小時，跑到洛杉磯的華人社區吃飯、喝茶。對於過去，這些頗有背景的華人常常諱莫如深。然而只要仔細留意他們的言談舉止，張翔明顯感覺得出，他們多數有官方背景，“看女士比較明顯，手上動輒拿十幾萬美金的名牌包。”

與加拿大的外逃貪官一樣，無論是否在國內涉及案件，在美國的官員及其家屬，都不事張揚。美國華文媒體《世界日報》的一位資深編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通常這些人都特別低調，像做地下工作。”

美國另一位華文媒體女士透露，她在本世紀初前後，曾經在洛杉磯華人社區舉行的迎新春活動上，見過原鐵道部涉案官員張曙光。“張曙光在活動上表現很低調，別人只知道他的名字，但不知道他的來歷。”她說，後來就很少有知名貪官曝光了。

由於對自己家庭背景非常敏感，從外在表現看，官員親屬們在美國生活時與常人無異。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劉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的班上有許多中國學生，很多都來自官員家庭，“平時跟他們來往不會談及家庭，你也不可能知道，對方的父母有沒有因為貪腐而遭查處。”

即便是真的外逃貪官，他們在美國也不做事。倒是許多官太太非常活躍，他們在美國做“空手套白狼”的生意，主要依靠國內資源，拿到訂單後在美國采購。“他們都是做涉及壟斷行業的生意，官太太也不會親自出面，只要找個美國當地的公司全權代理就行。”

張翔就認識一個官太太，她在美國籃球明星科比·布萊恩特的住宅旁邊，花五百萬美金買了一棟豪宅。平時她什麽也不做，就在她的大房子里接待國內來的各種官員，她常常炫耀地談及最近又接待了國內某個官員，“不過，最近她提得明顯少了”。

前些日子，張翔在洛杉磯參加了一位國內某二線城市市長女兒的婚禮。婚禮花費十幾萬美金，著實把美國人嚇了一跳：婚禮的攝像師、化妝師都是美國頂尖級別，車輛、婚宴場地也是當地一流，“對中國人來說婚禮花個一百萬不算什麽，但在外國人眼里已經很奢侈了。”

雖然如此風光，但是鑒於目前國內如火如荼的反腐形勢，這位市長女兒已經決定不回國了，“說不定她父親今天還在臺上講話，明天就進去了。自己萬一回去了，就全進去了。”張翔認為，判斷一個官員出事與否，主要看他家人的回國頻率，“有些人可能在觀望或者等待，一年中一兩個月在美國，多數時間在內地或香港。總體來看，真正出事的還是少。”

其實，洛杉磯並非貪官最為理想的避風港，生活不便是重要原因。一位久居紐約的華商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福建廣東那邊的貪官一旦出事，基本上都往紐約跑，因為紐約有老華僑，有根基。

“紐約就是城市，跟上海和北京差不多，可以坐地鐵，不開車也行。”上述紐約華商透露，紐約生活很方便，華人多，講中文，“即便是生活成本高，房價高，但對他們來說都不算什麽。”

“只要沒有人舉報，移民局也不會去查他”

新西蘭也是中國外逃人員喜歡去的國家之一。在那里，具有“中國偉哥之父”稱號的閆永明表現最為高調。

閆永明是通化金馬藥業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2001年11月，他因涉嫌職務犯罪而逃到新西蘭。到新西蘭後，閆永明改名為劉陽，憑借從國內帶來的雄厚資金，在新西蘭過得非常滋潤。

閆永明投資了很多房地產，在許多餐廳也有股份，並且還跟政界保持了良好關系。據一位新西蘭華文媒體記者透露：“一些政客舉辦選舉造勢活動時，經常被閆永明邀請到他在奧克蘭南區的餐廳舉辦。2005年，國際刑警組織曾經發出針對閆永明的紅色通緝令，但他依靠當地律師以及移民中介的強大遊說能力，最終讓自己安然過關。”

“他之前經常去賭場，生活也比較奢侈，比較放蕩。”旅居奧克蘭多年的華人李旭明（化名）曾經多次接觸過閆永明，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可能是得到了風聲，近一年多來，閆永明都不是非常高調。從今年3月份開始，閆永明就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了。”

中國涉案人員出逃的路徑不一而足。比如閆永明，當初他是以所謂的政治避難為名逃到新西蘭。還有相當一批人準備已久，很早就把錢轉出國，然後通過移民中介把移民身份辦下來。有人總結過貪官外逃的七步法：轉移資產→家屬先行→準備護照→瘋狂撈錢→辭職/不辭而別→藏匿住所→獲得新身份。公開報道中，多數外逃人員選擇將香港作為中轉站，從香港離境後再輾轉其他國家。像程維高之子程慕陽，就是從香港轉道去往加拿大。

“在新西蘭，如果通過了移民申請，只要沒有人舉報，移民局不會去查他。”李旭明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因為西方國家對程序比較看重，除非再走一遍司法程序，才有可能取消掉在逃官員的移民身份。”

原中國銀行黑龍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主任高山，在2004年外逃加拿大時，為了盡可能不被發現，讓他的妻子作為主申請人移民。“高山的名字是真的，但有些經歷他沒有寫進去，這也是中國移民的常態。” 加拿大《環球華報》總編輯黃運榮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移民顧問也會教他們不該寫的不要寫，所以他們的經歷並沒有完整備案。”

“加拿大地廣人稀，如果外逃貪官行事低調，在一個小鎮上安穩地過上一輩子也未必有人會發現。”黃運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如果不是2006年10月高山與他人發生一場車禍，他也不會意外被曝光。

即便如此，中國公安部門又花了六年時間，才迫使高山主動回國投案自首。

最愛逃往美國和加拿大

為什麽外逃人員喜歡將美國和加拿大作為藏身地？

這主要源於國際法的規定：除非兩國簽署引渡條約，一個國家並不負有必須為他國引渡罪犯的義務。截止到2014年6月，中國跟38個國家簽署雙邊引渡條約，但主要集中在亞洲及發展中國家，美國、加拿大等官員外逃重災區均不在其列。

從2004年至今，美國僅向中國遣返過兩名貪官，分別是原中國銀行開平支行行長余振東和原黑龍江體改委主任宋士合。兩名外逃人員之所以能被成功遣返，並非因貪汙問題，而是兩人非法進入美國境內，涉嫌簽證欺詐。例如余振東就是被美國政府以簽證欺詐、洗錢、非法入境等罪名起訴。

加拿大與中國至今也沒有簽署引渡條約，“只是簽了打擊經濟罪犯的合作協議，”上述溫哥華政界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加拿大幫中國如果追回贓款，加拿大也可以拿一點，中國也可以退回一點。”

西方國家與中國的法律體系不同，很多加拿大本地人對中國的司法制度存在疑惑。“前段時間溫哥華有個官司，一個來自中國的騙子，在國內犯過多起民事和刑事案件，並且坐過牢。”黃運榮舉例說，“這個中國騙子在加拿大繼續行騙結果被抓，法庭竟然覺得他在中國的記錄不能作準。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的法律不公正，反而應該保護他。”

“總體來看，新西蘭還是比較支持中國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雖然有不少中國外逃貪官，但這兩國和加拿大不一樣，加拿大跟得美國太緊。”新西蘭華人李旭明說，過去中國與新西蘭在追逃方面合作有兩大制約因素，一是兩國合作機構不對等，新西蘭是多黨制國家，其司法部不太好與中紀委對接；二是中國可能會對貪官判處死刑，而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沒有死刑，讓他們在遣返中國逃犯時會面對國內不小壓力。

2014年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時，提到了司法合作問題，這讓中國與大洋洲兩國在引渡外逃貪官上已不再有障礙。一位澳大利亞華人社團領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國公布100人的在逃人員名單後，中方跟澳大利亞互動密切，“有消息說，近期會有中國官員赴澳大利亞探討此事。”

為了阻止更多來自中國的貪官移民，新西蘭在移民申請審查中，對“品行調查”要求愈發嚴格。“過去品行調查很容易過，有時候移民局自己看看資料，兩三周就過了。”李旭明從一名移民局高官處獲悉，“現在的品行調查交給了第三方的一個調查公司。有的品行調查要耗時長達一年，包括無犯罪證明、以前的經歷、是否曾被起訴、存不存在追逃等情況，都要一一核實。”

當得知中國外逃涉案人員有大批藏匿新西蘭時，就連一直持排華立場的新西蘭國會議員、優先黨黨魁溫斯頓·皮特爾斯也看不下去了。作為曾經的新西蘭外交部長，他在接受電視采訪時說，“要加強對移民的限制和控制，防止中國的貪腐人員都跑到新西蘭來。”

柳井正： 人口減少的國家不可能繁榮 企業紛紛外逃 日本首富挑戰移民政策禁忌

中紀委網站為何兩次刊發一外逃官員自述?

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主辦的綜合性政務門戶網站——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兩次刊發了同一個外逃官員的自述。此舉較為罕見。

此位外逃官員即王國強。

王國強，男，1960年出生，遼寧省鳳城市原市委書記。2012年4月6日，因在處理鳳城市供暖不達標而引發的群體事件中工作不力，王國強被免去鳳城市市委書記職務。4月24日，王國強潛逃美國。2012年6月，遼寧省沈陽市蘇家屯區人民檢察院以涉嫌受賄罪對王國強立案偵查。2014年12月22日，王國強回國投案自首。

2016年6月12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刊發《外逃這條路是死路一條——遼寧省鳳城市原市委書記王國強懺悔錄》，該文長達3000多字。

為何刊發此文?對此，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表示，十八屆黨中央作出加大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力度的重要決策部署以來，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及其相關單位認真貫徹中央要求，各地區積極履職，取得重要追逃成果。一大批懷揣“異國避罪夢”的外逃腐敗分子陸續落網，很多歸案人員追悔莫及，表示外逃生涯苦不堪言，真切感受到投案自首、誠懇悔罪才能換來內心安寧、家人心安。在2016年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號角已經吹響，工作緊鑼密鼓之際，特登載外逃腐敗分子懺悔錄，以作警示。

值得關註的是，在2015年3月19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就曾刊發《近距離:走進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下)痛恨我將妻子和自己帶入這一絕境》一文，文內附錄了王國強所寫的《關於我在美國生活的自述》。

對於刊發此文的原委，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當時表示：2014年12月22日，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潛逃美國兩年半的遼寧省鳳城市委原書記王國強，回國向我紀檢監察機關投案自首。王國強在美國兩年半的逃亡生活是怎樣的?日前，他在接受調查的過程中，寫下自述，真實地記述了自己異國逃亡的生活。這份自述是一份生動的“教材”，它警示著那些違紀違法後妄圖以外逃逃避黨紀國法制裁的黨員幹部，“外逃就是一條不歸路”!

王國強的自述或者懺悔錄之所以能夠兩次上榜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這個案件的重要性。

2014年12月22日，即王國強從美回國向紀檢監察機關投案自首當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即發文表示，王國強案件是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直接督辦的重點案件，也是中美雙方共同確定的反腐敗追逃追贓重點案件。

2014年12月23日，《中國紀檢監察報》也發文表示：世界上不存在“避罪天堂”，逍遙法外純屬“癡心妄想”!12月22日，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潛逃的遼寧鳳城市委原書記王國強最終選擇從美回國投案自首，就是一個有力佐證。

今年1月初，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副局長李洋曾透露，在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的統一指揮下，2015年中央紀委監察部與追逃辦其他成員單位密切配合，開展“天網”行動，緊盯“人、錢、證”三個環節，追逃、追贓、防逃三管齊下，取得突破性進展。首次對外逃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情況進行大起底，集中公開曝光100名外逃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截至2015年11月底，“天網”行動共從68個國家和地區，追回863人，其中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196人，首次實現追回人數超過新增外逃人數。

進入6月份，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開始刊發“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系列評論文章， 6月5日刊發《決不讓腐敗分子躲進避罪天堂》稱，當前遏制腐敗蔓延勢頭的目標任務沒有變，追逃防逃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決不能讓腐敗分子躲進“避罪天堂”。 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已成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的重要一環。

“黨員幹部攜款外逃，就是叛黨叛國，嚴重損害黨和國家形象。腐敗分子偷走了國家和人民的錢財，人民群眾痛恨至極。不將他們緝拿歸案、繩之以法，黨紀國法不容，黨和人民決不答應。”上述文章稱。

6月12日刊發的《占領道義制高點》則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們進行的反腐敗鬥爭，開展的國際追逃追贓，順黨心合民意，是正義之戰。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必須旗幟鮮明、立場堅定、理直氣壯，占領道義制高點，牢牢把握主動權和話語權。

該文表示，開展國際追逃追贓工作，就要一邊幹一邊說，加強宣傳輿論工作。要主動發聲，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中國共產黨堅決懲治腐敗的故事，向全世界闡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反腐敗主張;有組織、有計劃地做好對外傳播，在國際舞臺上主動發聲，積極宣傳我國反腐敗鬥爭取得的成效，增強國際話語權。

擔憂人民幣貶值 資本外逃？“非線性資本稅”或是出路

去年以來，人民幣貶值、外匯儲備下降等似乎使得資本賬戶開放的步伐躊躇不前。考慮到資本賬戶開放的負外部性，部分新興市場國家此前在開放的同時以征收資本流動稅的方式來實行宏觀審慎管理，但從實施效果上來看似乎並不理想。例如，近期在全球增長放緩和美聯儲加息的預期下，這些國家(如巴西)仍然出現了增長下降和貨幣的大幅貶值。

針對這一全球面臨的窘境，以及最終開放資本賬戶對於中國的必要性，上海財經大學、複旦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亞洲開發銀行共同合作，歷時近兩年，試圖為中國資本市場搭建金融危機防火墻，並且在此基礎上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資本市場開放，以及其他國際金融體制的系統改革。

作為上述研究項目成員的亞開行首席經濟學家魏尚進、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院長鞠建東等指出，目前許多國家采用的資本流動稅是線性的，並不能消除悲觀預期下資本外逃的可能性，從而無法從根源上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該項目提出，“非線性資本流動稅消除了居民對匯率惡性貶值的預期，從而消除了資本外逃現象。”

“托賓稅”無法防範金融危機

由於匯率貶值預期和資本外流會互相作用、互相強化，甚至引發金融危機，因此，為了防範金融危機，最大化社會福利，理論上要求對資本的跨境流動進行管理。

“當一國現有的外債水平很高時，該國居民可能會對本國經濟產生悲觀預期，會預防性的增加儲蓄，減少對外借款，從而在宏觀層面上導致資本的大量外流，對本國的匯率和金融穩定造成沖擊，引發金融危機。我們發現當該國資本外流水平很高時，危機是否發生取決於本國居民對於匯率水平的信心如何。換句話說，金融危機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鞠建東表示。

說到資本跨境流動管理，各界最為熟悉的就是托賓稅，即線性資本流動稅，但在拉丁美洲等國家的實踐中效果並不好。

該項目研究顯示，線性資本流動稅，即對所有形式、期限和規模的資本流動均征收同樣的稅率，存在嚴重缺陷的。1)在理論上很難確定最優的稅率應當是多少，具體的稅率可能是一個不斷嘗試調整的結果，在資本流動波動劇烈的時期無法及時達到政策效果；2)稅率定的過低無法實現資本管理的需要；3)而過高的稅率則會矯枉過正，導致合理的資本流動也不能得到滿足；4)稅率的調整本身有時滯，需要經過若幹政治程序，不夠靈活；5)最後，線性資本流動稅無法消除金融危機(作為一個均衡)的產生，從而不能阻斷“資本外流/實際匯率貶值”的惡性循環。

鞠建東指出：“如果我們堅持使用線性資本稅來維持金融穩定的話，只有當稅率提高到100%的時候才能規避金融危機的發生，這在事實上相當於關閉資本市場，會對中國的國際聲譽和經濟增長產生嚴重沖擊。”

聚焦“非線性資本流動稅”

相較於線性資本稅，非線性資本稅的優點十分突出。

“我們提出最優的稅制應當是對資本流動加征非線性資本稅，即邊際稅率隨資本流動量的增大而增加。只要我們對該非線性資本稅下的邊際稅率選擇合理，則既能達到規避金融危機的目的，又不會對正常的國際資本流動的需求造成太大的扭曲，因而從全社會角度來看是最優的。”魏尚進稱。

該研究項目也從理論上證明了最優資本流動稅制應當是非線性的，相比於線性資本稅，其存在如下三點好處：1)當資本外流的影響尚不明朗時，可以規避超大額資本的流進流出，從而減少嚴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及其危害；2)同累進所得稅類似，非線性資本稅可以起到自發穩定器的作用，平均稅率隨著資本流動量的變化可自動調整，避免政策制定時滯；3)理論研究，非線性稅可以避免悲觀預期造成的金融危機的發生。

舉例來說，某企業希望將一筆資金轉出到國外。如果該資金量低於5000萬人民幣，則不對其征稅，其在國外的對應賬戶仍然能夠收到全部的5000萬。如果該企業希望轉出2個億，則對應的區間稅率為2%。該筆交易需要繳納的稅金為300萬。如果該企業需要流出的資金量更高的話，則適應的區間稅率也隨之提高。這樣的非線性資本稅制能夠起到自發穩定器的作用，在資本外流增大的情況下平均稅率也隨之相應的提高，從而避免資本外逃和金融危機，維護了我國的金融穩定。

如何應對避稅行為

當然，在任何管制下都仍可能出現避稅行為，該項目研究也從機制設計上提出了應如何解決避稅行為。

具體而言，當大額資本外流導致較高的邊際稅率時，企業家可以借款分成若幹筆並為每個賬戶分別繳納稅金，從而降低整體的稅負，這也就是避稅行為。

例如，如果企業A需要流出資金3億元人民幣，如果只開設一個賬戶的話，其繳納的稅金為3億*5%=1500萬元；如果該企業將3億元資金平均分到兩個賬戶內流出去並分別繳納稅金的話，其總稅負變為2*1.5億*2%=600萬元，遠低於只開設一個賬戶繳納的稅金。事實上，該企業可以開設更多的賬戶，使其總稅負水平降為0。

針對這種情況，該項目建議，開設每個資本賬戶需要支付一筆固定的開戶費用。因此如果企業要開設多個賬戶以流出資金的話，雖然其平均稅率有所降低，但其支付的開戶費用也會等比例的升高，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企業避稅的動機。當開戶費用足夠高的話，可以完全規避企業通過開設多個賬戶的避稅行為。比如將開設每個賬戶的費用設為1000萬元，則需要流出3億元資金的企業A會自發選擇只開設一個資本賬戶。

國際金融體制改革路線圖

非線性資本流動稅使得中國資本市場有了一個防範國際金融危機的防火墻，使得“資本外流/實際匯率貶值”的惡性循環被阻斷。該項目指出，在此基礎上，中國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路線圖清晰的浮現。

1)建立非線性資本流動稅機制。2)改革人民幣固定(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實行人民幣浮動匯率機制。更進一步地取消了人民幣名義固定匯率的限制，從而從機制上消除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源泉。3)非線性資本流動稅和浮動匯率使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貨幣政策完全獨立，完全由中國經濟實際情況，而不是美國貨幣政策決定。4)當浮動的人民幣匯率反應了市場均衡，而非線性資本流動稅阻斷了國際金融風險對中國國內金融市場的影響時，中國的金融體制可以按照國內經濟對金融體制的要求加速改革，可以使得健康而有效的金融體制得以建立。

福建對外逃人員一追到底 共追回71名外逃人員 3名“百名紅通人員”歸案

6月22日晚7時10分，“百名紅通人員”之一、福建省工藝品進出口公司原財務人員唐東玫從澳大利亞抵達福州市長樂國際機場，正式回國投案自首。就在同一天，外逃美國的福建七建集團招標中心原主任劉漢偉也回國自首。

隨著唐東玫、劉漢偉的歸案，福建省追逃追贓工作再獲實質性進展:

自2015年開展“天網”行動以來，該省共追回涉嫌外逃人員71名，其中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13名。福建省4名“百名紅通人員”中，除徐聰榮外，黃水木、詹再生和唐東玫已先後歸案。

福建省委、省紀委把追逃追贓作為一項政治任務抓好落實，今年來連續召開省委常委會議、省委反腐敗協調小組專題會議、省紀委常委會議、全省追逃追贓工作會議，傳達貫徹上級精神，研究部署推進追逃追贓工作。省委書記尤權表示，要始終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實把反腐敗追逃追贓工作擺上議事日程，抓深抓細、抓實抓好，抓出成效；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倪嶽峰要求深入推進全省“天網2016”行動，彰顯“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決心和力度。今年6月初，在有關唐東玫案件最新進展的《追逃追贓要情專報》上，尤權、倪嶽峰先後兩次作出批示。

福建省建立健全一系列工作機制和保障機制，省政府專門安排追逃追贓專項經費500萬元，為推進“天網”行動強化後勤保障。以省委反腐敗領導小組辦公室名義印發《福建省追逃追贓工作責任分解書》，建立追逃追贓聯席會議制度、工作通報制度和聯合督查制度。

各成員單位充分發揮職能優勢，共享信息資料，整合偵查手段，強化社會管控，形成追逃追贓的工作合力。省、市、縣建立追逃追贓協調機制，逐級組建追逃辦，進一步壓實責任、傳導壓力。上半年，全省共追回涉嫌外逃人員20人，同比上升54%；其中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6人，同比上升200%。

“我們全面收集外逃人員社會關系、生活軌跡、隱藏地點和活動方向，及時調整追逃策略。”福建省追逃辦負責人表示，在追逃手段上，堅持緝捕、勸返、遣返多管齊下，有的將出境緝捕作為突破案件的主要手段，彰顯紀律和法律的威嚴；有的優先采取勸返手段，選準能夠發揮作用的中間人，精準判斷規勸投案時機。比如，公安機關對“百名紅通人員”黃水木的關系人分六類開展排查，共摸排境內外關系人近千人，準確分析其生活嗜好、心理動態等情況，為成功勸返奠定堅實基礎。

福建省有關部門根據實際將勸返工作作為追逃主要手段，動員外逃人員的親屬、同事、同學、朋友等各種關系，以及在境外的華僑華人，全面摸排線索，掌握社會活動軌跡，找準能夠發揮關鍵作用的人員開展勸返。2015年以來追回的71名外逃人員中，勸返37人、出境緝捕8人、遣返3人、異地起訴1人、邊控觸網及境內緝捕22人。今年全省追回的6名涉嫌外逃的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全部都是通過勸返歸案。

在勸返唐東玫過程中，福建省檢察院相關負責人先後3次與其本人直接通電話，講明形勢，分析利弊，勸其盡早回國投案。省追逃辦負責人和唐東玫的家屬就唐東玫回國自首的具體事宜充分溝通意見，進一步堅定唐東玫回國投案的決心。

此外，福建省還發揮海外僑胞多、華僑社團組織緊密、在當地人熟面廣的獨特優勢，通過海外僑團、商會等民間組織摸排外逃人員基本信息及社會關系，廣泛開展思想動員、政策宣傳和鄉情感召。聯合省僑聯等部門建立涉僑案件溝通協調機制，關鍵時刻發動愛國僑領出面承諾提供擔保，促進成功勸返，節約工作成本。

既“追”又“防”，福建省有關部門強化人員管控，堅持以防為先。2015年以來，省紀委共對81名涉案人員采取邊控措施，切實防止人員外逃；出臺《國家工作人員因私事出國（境）管理實施辦法》，建立備案信息和持有因私出國（境）證件情況的通報機制。省委組織部牽頭開展違規辦理和持有因私出國（境）證照專項治理，嚴肅處理了一批違規辦證問題，全省各級領導幹部因私出國（境）證件的單位保管率達99.22%。

中國進入對外凈投資時代 並非資本“外逃”

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首次超過外國直接投資(FDI)，今年上半年的ODI已經接近去年整個對外投資的總額，這標誌著中國進入到了對外凈投資時代。

8月6日，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在綜合開發研究院深圳年會上做出上述表示。同時，這一數據顯示中國企業走出去投資的意願更加強烈了。

深圳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城市，對外投資也有極大增長，深圳市走出去戰略合作聯盟副會長兼秘書長孫天璐在上述年會上表示，深圳在1-6月份，實際對外投資額相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00%，目前深圳的主要投資領域地區主要在香港。

“對外投資多，民間投資少，不值得大驚小怪”

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字顯示，今年1~6月中國的對外投資額達到888.6億美元，而2015年全年對外投資額是1180億美元。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在上述年會上表示，估計今年全年的對外投資額將遠遠大於2000億美元。

在樊綱看來，中國對外投資超過外國直接投資，也並非偶然。樊綱表示，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中國有將近50%的儲蓄率，不能總是在國內投資，國內投資機會少，產能過剩，正是因為過去連續幾年投資過熱。因此，資本要去找到投資渠道，就要增加對外投資。所以，對外投資增加是一個歷史趨勢。

同時，樊綱表示，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是改善儲蓄利用效率的一個重要的途徑。如果直接投資多一點，就可以少買國外的債券，少一點官方外匯儲備，多一點民間外匯儲備，因為民間外匯儲備是民間買了國外的資產，民間買國外資產用不著遵循官方儲備的原則，官方儲備要求很嚴的，不得投資於回報高但是風險大的資產，只能買最保險但是收益率最低的，那就是國家的債券。所以，這是我們改善儲蓄利用方式的一個重要途徑。

今年上半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快速，而民間投資增速下降，有些人認為資本在“外逃”。對此，樊綱表示，中國經濟目前正在調整，產能過剩，投資機會當然很少。相比之前，外國投資機會好的，資本會多投一點。同時，中國企業到國外兼並重組，買一些研發機構，對外投資自然就會多一點。

“我們經濟調整低谷的時候，對外投資增加的快一點，民間投資少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樊綱說。

樊綱表示，當然民間投資少的問題，很多是體制的問題，大家缺乏信心，這是我們需要考慮的。這方面的改進之後，增長對內投資，民間對內投資適當平衡一點，當然也是一個改善的方向。但是即使目前的這種情況，我覺得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以一種平和的心態去看待它，有它一定的周期性變化因素。如何把自己制度做得更好一點，能夠吸引更多的國外資金進來，自己的資金更多投在國內，這當然是要做的事情。

政策創新如何為企業“走出去”服務

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表示，中國正在從一個發展中國家走向新興經濟體，再走向一個大國。對比其他發達國家的路徑，每個大國都走了一個拋物線的過程，中國正在經歷ODI開始比較大規模的準備超越FDI的過程。

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有自己的路徑也存在一些政策上的限制，給企業走出去帶來一些阻礙。

深圳地鐵集團有限公司運營總部總經理肖世雄在上述論壇上表示，深圳地鐵的海外項目和“一帶一路”很契合，包括中亞地區的巴基斯坦、哈薩克，非洲地區的尼日利亞、肯尼亞、埃塞俄比亞，以及還有中東的埃及和以色列。

肖世雄表示，走出去的過程中遇到企業無法解決和無法回避的問題，需要政府支持。比如，外匯管制問題，以及十八大之後人員出國受控的問題，如果派出去的相當於副處或處級幹部，要經過外事辦批準，遇到馬上需要談判的時候，就很麻煩。

華大基因作為一個天生全球化的企業，從創立之初，就在中國香港、歐洲等地大規模建立分支機構和聯合實驗室。目前，華大基因已經在全球60多個國家承接科研和醫療基因測序服務。但是，華大基因遇到的問題是，國內對臨床醫療測序儀和測序服務監管嚴格，國產測序儀遲遲拿不到準生證，導致華大基因在國外發展的速度甚至快過國內。

對此，華大基因執行副總裁朱巖梅表示，雖然華大走的路看起來是墻內開花墻外香，但是企業走出去首先需要獲得國內市場的認可。她建議，深圳如果能夠像當年建立經濟特區一樣，未來在深圳建一個“醫療特區”，只要在香港和美國應用的醫療技術都可以在醫療特區應用。這樣，深圳才能真正成為生命時代，引領世界的一個創新區域。

中紀委：上半年追回外逃人員381人 追贓12.4億

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今年1月至6月，中國共從4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381人，其中國家工作人員57人，追回贓款12.4億元；截至7月15日，“百名紅通人員”歸案15人。

7月13日和15日，“百名紅通人員”朱海平、郭廖武先後從美國和澳大利亞回國投案自首。至此，“百名紅通人員”已有33人到案，占三分之一。

2016年1月至6月，中國共從4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381人，其中國家工作人員57人，追回贓款12.4億元；截至7月15日，“百名紅通人員”歸案15人。

今年4月，“天網2016”再度撒網，繼續由公安部牽頭開展“獵狐行動”，最高人民檢察院牽頭開展職務犯罪國際追逃追贓專項行動，人民銀行會同公安部開展打擊利用離岸公司和地下錢莊向境外轉移贓款專項行動。結合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央組織部、外交部、公安部和中央紀委機關開展出國(境)證照違規問題專項治理行動。

中央和省級追逃辦在加大追逃力度的同時，也致力於做好防逃工作，打牢基礎、紮緊籬笆。看緊“錢”，加強反洗錢工作，切斷非法資金的外流渠道，堵住贓款外流渠道；管好“證”，嚴格執行黨員幹部護照管理、出入境審批報備制度；盯住“人”，定期開展“裸官”清理，做好對黨員領導幹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情況的抽查核實，對重點對象及時采取措施，讓企圖外逃分子“觸網”回頭。

“百名紅通人員”第39號、遼寧省本溪市勞動和社會保障監察支隊案件審理科原科長付耀波，因涉嫌貪汙罪於2016年2月在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被捕，他在懺悔書中寫道：“外逃的16個月里，我每天都在恐懼、病痛、想家的日子里煎熬著。現在的我萬分後悔，後悔自己為什麽沒有及時投案自首而選擇了出逃。我想對仍出逃在外的人們說，海外逃亡的日子是沒有出頭之日的。”

外儲距3萬億關口一步之遙 監管“嚴打”資本外逃

央行12月7日公布11月外匯儲備數據，截至2016年11月30日，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05萬億美元，較10月底下降691億美元，降幅為2.2%。這是外匯儲備連續第五個月規模減少，並創今年1月以來最大降幅，1月降幅為995億美元。

對於11月外匯儲備規模下降的原因，國家外匯管理局有關負責人給出的解釋是，“央行向市場提供外匯資金以調節外匯供需平衡、美國大選後非美元貨幣對美元匯率總體呈現貶值、債券價格也出現回調等多重因素綜合作用，導致外匯儲備規模出現下降。”

《第一財經日報》采訪了解到，不能將外匯儲備的減少簡單視為資本外逃，在當前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框架下，2016年下半年結售匯市場逆差壓力整體下降的趨勢沒有明顯變化。不過專家也稱，目前仍要警惕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相互強化的風險。

強美元是外儲減少主因

通常情況下，影響外匯儲備變動的因素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央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二是外匯儲備投資資產的價格波動;三是由於美元作為外匯儲備的計量貨幣，其它各種貨幣相對美元的匯率變動可能導致外匯儲備規模的變化;四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外匯儲備的定義，外匯儲備在支持“走出去”等方面的資金運用記賬時會從外匯儲備規模內調整至規模外，反之亦然。

11月以來，受美國經濟繼續向好、美國大選特朗普勝選引發的樂觀情緒等諸多因素影響，市場對美聯儲12月加息的預期進一步升溫，對未來美聯儲加息幅度和頻率的預期也出現了一些變化，美元大幅走強，美元指數在月中一度升至102.05的14年新高，11月單月美元指數上漲3%。

而全球主要非美貨幣幾乎全線下跌，11月份日元、歐元、瑞士法郎對美元分別貶值8.42%、3.57%、2.78%;土耳其里拉、墨西哥比索、馬來西亞林吉特、巴西雷亞爾、南非蘭特對美元分別貶值9.99%、8.31%、6.10%、5.67%、4.40%。受外部環境變化影響，11月份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也貶值了1.69%。

根據知名外匯專家韓會師的測算，11月外儲減少的691億美元中，非美貨幣貶值大概貢獻了至少300億美元。此外，由於歐美日債券市場利率大幅上行，儲備投資標的資產的價值重估可能至少貢獻了200億美元。由此算出，由於境內結售匯逆差施加的外匯儲備下滑壓力應該頂多在150億-200億美元。

特朗普當選後，除了美元指數上漲，美國國債價格也大跌，10年期國債收益率11月上升56個基點，為2009年以來最大。而美國財政部11月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9月份持有1.16萬億美元美國國債，是美國國債最大的外國持有者。

“所以，較10月同比2.2%的跌幅是正常情況，並不代表資本外流對外匯儲備的沖擊加大。從數據上看，在當前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框架下，2016年下半年結售匯市場逆差壓力整體下降的趨勢沒有明顯變化。”韓會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測算的結果是，11月匯率這項因素的影響為-317億美元，如果扣除該因素，央行官方外匯儲備下降374億美元，10月下降168億美元，而2015年同期下降515億美元。

中國金融期貨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趙慶明也對本報記者表示，外匯儲備的減少不能簡單看成資本外逃。目前外匯供需不平衡，購匯增加，這其中包括了一部分直接投資項目，分別用於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資(FDI)和流出的對外直接投資(ODI)。從2014年起，ODI高速增長，如果將金融與非金融企業合並計算，ODI已經大於FDI，今年的情況更加顯著，這對外匯市場的影響是造成凈購匯，這是合理的。此外，在人民幣匯率有貶值預期的情況下，居民也會增加外匯存款資金。

監管發力嚴控資本外逃

盡管從數據上來看，結售匯市場逆差壓力有所下降，但在專家看來，目前仍要警惕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相互強化的風險。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資本流動會影響外匯供求，進而影響匯率變化。貨幣升值會吸引資本流入，資本流入則進一步強化升值預期，從而形成循環。2005-2013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由8.27一路升至6.1左右，其間，外匯占款從4.7萬億元增至26.4萬億元，外匯儲備由6236億美元增至3.8萬億美元。與之相反的則是2015年以來的由人民幣持續貶值導致的“資本外流—人民幣貶值—貶值預期增強—資本外流壓力加大—貶值預期再增強”的循環。

韓會師表示，“未來人民幣的走勢主要還是看美元，如果美元指數繼續上漲，人民幣沒必要對美元強，美元指數2017年如果向105繼續邁進，那麽人民幣破7是大概率事件，但如果美元上攻乏力，人民幣對美元也會出現回調。”

近期，相關監管部門也相繼出臺了一些政策，加強對人民幣對外凈支付的管理。

11月6日，發改委、外匯局等四部門負責人在回答媒體提問中表示，監管部門密切關註近期在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領域出現的一些非理性對外投資的傾向，以及大額非主業投資、有限合夥企業對外投資、“母小子大”、“快設快出”等類型對外投資中存在的風險隱患，建議有關企業審慎決策。將把完善中長期制度建設和短期相關調控結合起來，在推進對外投資便利化的同時防範對外投資風險。

此前，11月29日晚間外匯局曾發布消息稱，外匯局將配合境外投資相關管理部門進行真實性合規性審核，打擊虛假對外投資行為。

謝亞軒稱， “人民幣對外凈支付的快速上升是央行外匯占款和銀行結售匯差異的重要原因。”在他看來，一方面外匯政策有針對性地完善，另一方面預計12月美聯儲加息靴子落地之後，美元可能階段性見頂，預計12月央行用在離岸的外匯儲備和央行外匯占款的規模將有望下降，資本外流壓力將有望緩解。

“在現有的跨境資本管理框架下，盡管市場對人民幣貶值存在預期，但實際情況是2016年二季度以來，央行由於調控市場所導致的外儲減值月均約為200億美元，並未出現繼續擴大的趨勢，這說明現有的管理措施是有較大效果的。”韓會師對本報記者稱。

CRS來了：中國富人海外逃避稅的夢魘

國內居民今年再去各大金融機構開戶時，會被要求額外填寫一份聲明文件，聲明其稅收居民身份。

這背後是國家稅務總局去年10月發布的《非居民金融賬戶涉稅信息盡職調查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稿》)所要求的從今年初開始施行的新開戶程序，意圖是對中國非稅收居民金融賬戶涉稅信息進行盡職調查，以及履行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交換國際義務。

而伴隨著《征求意見稿》出臺和正式文件的即將出臺，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統一報告標準)也將走到大眾面前。在被稱為“全球征稅體系”的CRS框架下，不僅我國要統計非居民金融賬戶信息交給相應的國家，我國納稅居民在CRS參與國（地區）開設的金融賬戶信息也會在2018年被交換至我國稅務機關，以往那些“避稅天堂”的離岸賬戶將無所遁形。

CRS是什麽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納稅人通過境外金融機構持有和管理資產，並將收益隱匿在境外金融賬戶以逃避居民國納稅義務的現象日趨嚴重，各國對進一步加強國際稅收信息交換、維護本國稅收權益的意願愈顯迫切。

2014年9月，我國在二十國集團(G20)層面承諾將實施由G20委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制定的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交換標準，而CRS即為其中一個構成部分，旨在通過加強全球稅收合作提高稅收透明度，打擊利用海外賬戶逃避稅行為。CRS也被稱為全球版的FATCA(美國發布的《海外賬戶稅收遵從法案》)。

按照時間表，我國境內金融機構從2017年1月1日起按照CRS履行盡職調查程序，識別在本機構開立的非居民個人和企業賬戶，收集並報送賬戶相關信息，由國稅總局定期與其他國家(地區)稅務主管當局進行交換。首次信息交換將在2018年9月。

國稅總局資料顯示，CRS的信息交換運行機制是這樣的：首先由一國(地區)金融機構通過盡職調查程序，識別另一國(地區)稅收居民個人和企業在該機構開立的賬戶，按年向金融機構所在國(地區)主管部門報送上述賬戶的名稱、納稅人識別號、地址、賬號、余額、利息、股息以及出售金融資產的收入等信息，再由該國(地區)稅務主管當局與賬戶持有人的居民國稅務主管當局開展信息交換，最終實現各國(地區)對跨境稅源的有效監管。

根據上述《征求意見稿》，依法在我國境內設立的金融機構，包括存款機構、托管機構、投資機構和特定保險機構，均需開展金融賬戶盡職調查，識別非居民賬戶並收集賬戶相關信息。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征求意見稿》所謂非居民，是指中國稅收居民以外的個人、企業和其他組織，但不包括政府機構、國際組織、中央銀行、金融機構或者在證券市場上市交易的公司等。而中國稅收居民，據中倫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王斌介紹，就個人居民而言，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在中國境內有住所的中國公民和外國僑民，但不包括雖具有中國國籍，卻並未在中國內地定居的自然人;另一類是在中國境內居住，且在一個納稅年度內，一次離境不超過30天，或多次離境累計不超過90天的外國人、海外僑民和香港、澳門、臺灣同胞。

國稅總局在《征求意見稿》中制定的時間表如下：2017年1月1日開始，對新開立的個人和機構賬戶開展盡職調查;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對存量個人高凈值賬戶(截至2016年12月31日金融賬戶加總余額超過600萬元)的盡職調查;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對存量個人低凈值賬戶和全部存量機構賬戶的盡職調查。

“雖然《征求意見稿》中載明今年1月1日起就開始實行，但是因為需要各部門內部協調，目前正式文件還未出臺，預計春節前後會正式公布。這一稿已經是第四版的征求意見稿，相信與正式文件不會有太大的出入。不過屆時國稅總局還需考慮1月1日到文件正式實施日之間的銜接如何處理。” 普華永道中國稅務合夥人傅瑾對第一財經表示，“但不管怎樣，我國CRS已經步入了實質性操作的階段。”

“離岸避稅賬戶”無所遁形

由於法制環境和外匯管制等諸多原因，外國企業或個人利用在中國開設離岸賬戶用於逃避稅的情況並不普遍。但我國參與CRS的意義不僅在於國際稅收、金融地位的提升，其對打擊利用境外賬戶隱匿資產甚至洗錢將有重大作用。

據了解，目前已有101個國家(地區)加入了CRS框架進行金融賬戶信息的互換，其中被認為是“避稅天堂”的百慕大、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瑞士等一些國家或地區赫然在列。

來源：OECD官網

這意味著，在我國交出非居民賬戶的相關信息時，這些“避稅天堂”也需要將在它們那里開戶的我國納稅居民的賬戶信息交換給我國稅務機關。因此，CRS將借此讓在“避稅天堂”開設離岸賬戶以逃避稅收的行為變得無所遁形。

“從理論上來說，CRS並不會改變中國現有屬地兼屬人的征稅法則及稅種，只是增加了稅收信息的透明度，是各國(地區)之間加強跨境稅源管理的一種手段。因此對於一直依法納稅的個人和企業來說，並沒有什麽影響。但是那些想借境外賬戶逃避稅收的個人和企業，將遭受打擊。”傅瑾表示。

有業內人士表示，長期以來，中國的反避稅立法和實踐都是針對居民企業，幾乎不觸及居民個人，這給反避稅實踐造成了很大困擾。而隨著中國居民開設境外賬戶甚至擁有多國賬戶的情況日益增多，跨國避稅問題日益突出。

但中國稅務機關的境外信息相對缺乏，難以有效對居民全球所得進行監管和征稅。入CRS則能夠使稅務當局低成本地掌握納稅居民在海外的金融賬戶情況。

國稅總局表示，對於故意隱瞞收入、逃避納稅義務的納稅人，我國稅務部門可根據其他國家(地區)提供的金融賬戶涉稅信息，核實納稅人境外真實所得，對未按規定申報納稅的所得補征稅款並進行處罰。

“以往中國的富人們采取的所謂避稅手段就是將資產轉移到海外，以為這樣就安全了。如今隨著CRS的執行，這條路可能將被封堵。” 傅瑾表示。

事實上，除了OECD範圍內的CRS，美國FATCA也早於2014年7月1日正式生效，在這些法案的作用下，越來越多的財富隱秘通道和逃避稅手段正漸漸失去功效。而到2018年9月我國交換信息時，“裸泳者”將被曝光。

不過，傅瑾介紹稱，並非每個國家或地區收集和交換的信息都完整包括名稱、賬戶號、地址、余額、利息等主要元素，部分可能不含余額、利息等信息，只有名稱、地址等基本信息。但如果與中國簽訂過雙邊稅收協議，仍可能基於該協議下的信息交換條款要求提供所需具體信息。國稅總局信息顯示，我國已與104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多邊、雙邊稅收協定(安排)。

普華永道同時表示，如何利用CRS交換的有限信息打擊逃避稅行為尚需探索，CRS從實施到真正發揮作用，實際上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相信未來稅務機關的能力和手段將大大增強，通過海外賬戶逃避稅的風險也將大大提升。因此，納稅人在全球稅務合規管理方面需要更加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