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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巨资修建防护网难阻昆山坠楼悲剧

http://www.yicai.com/news/2010/08/387716.html

复一日的重复流水线,看不到未来的升迁制度,崭新却冰冷的工业新城,站在大货车来来往往的国 道边,看不到生活原本的烟火气,只有资本正在此地高歌猛进。站在富士康门口的工人,只是这座快速运转的城市中一个最小的黑点,也许只有借助山寨手机刺耳的 音乐可以在这个滚滚向前的工业巨轮前发出一丝对抗的声音。

站在昆山富士康吴淞江厂区(下称“昆山富士康”)的围墙外往里看,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这像一座大学。巨大的白色工厂区与通常的教学楼相似,墙体略带红色的员工宿舍楼成片排列,其中还夹杂着食堂和活动中心,与大学里的学生宿舍区并无二致。

实际上,昆山富士康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外资企业之一,厂区共有员工50000多人,占地2500多亩。它还有另外一个“第一”的称号——全球个人计算器连接器第一大厂商。

和世界上所有大学都不同的是,这里的员工宿舍楼每一层阳台外都装满了防止员工坠楼的防护网,远望去白蒙蒙一片。

8月4日凌晨3点左右,23岁的女工刘敏(化名)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新装不久的防护网的虚弱。当她从一幢宿舍楼的三楼阳台坠下时,花费巨资修建的防护网像蛛网般瞬间撕裂,刘敏继续下坠,跌至地面。随后,她被送到附近的昆山中医院,经抢救后宣告不治。

这是自富士康集团宣布加薪并迁移工厂至中西部地区后的又一起员工坠楼事件。这家在风口浪尖上的公司在深圳工厂发生员工连续事件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工厂迁徙、加薪、安装防护网等等。

但在刘敏落地的一刹那,这一切显得如此无力。

改进措施条条落实

刘敏,江苏徐州人,今年3月22日刚刚入职昆山富士康,主要从事简单的塑胶垫片包装工作。据初步了解,死者生前性格开朗活泼,坠落原因有待警方调查确实。

实际上,只要刘敏再等两个月,她的底薪就会和其他同事一样,从1120元人民币涨到1500元人民币。这是富士康在继深圳工厂加薪后,在昆山厂区也开始推行的加薪政策。

一名员工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昆山富士康的厂中,师级(员工的层级划分)以下的加了30%,师级1、师级两个级别差不多加了600元。这样的话,每个月会有2000多元的总收入,“去掉800块钱左右的生活成本,还能有1000块钱寄回家去。”

而且,虽然“装配线上累得很”,但是厂区内连续加班已经不多了。有些作业线上白班要加2个多小时,夜班加1个半小时,但也有很多都是“标准22天8小时”,员工反而开始抱怨“没得加班,挣不到钱了”。

至少表面看上去,在这座外面看上去酷似一座大学的工厂区,一切都显得很正常。员工们也表示厂里的心理咨询热线也在正常运行,可以随时拨打。在深圳多名员工相继跳楼以后,富士康集团对于公众所做出的承诺,逐一数来,在昆山这个厂区也算得上是条条落实。

严格和封闭的工厂

傍晚6点多,下班时间,厂区西门的工人开始逐渐涌出。很多人已经脱去了清一色的白色制服,有的男员工穿着背心,边走边把手里的山寨手机音量开到最响,各种音乐在炎热的傍晚肆无忌惮地嚣叫着。

这些工人的脸孔和下课时间涌出学校的大学生没什么两样,都有着20岁左右单一的青涩。但是不同于那些脸孔慵懒放松的大学生,这些工人浑身都散发着一 种异常明显的宣泄的渴望。这种宣泄渴望并不完全等同于青春期通常应有的情感焦虑,还有着在这个繁复紧密的工业时代个体被碎片化、原子化后面临的某种压抑。 这些压抑和焦虑统统伴随着各种山寨机在傍晚的空气中撕吼成一片。

这是这座工厂看似大学但又与真正的大学有着天壤之别,即使外在一应俱全,但其内在却始终流淌着严格和封闭的血液。直到现在,富士康的厂区仍然对所有 外人都保持封闭,没有证件不能随意出入。即使是前来应聘的,都不能自行前往,需要有内部人士来门口统一带领进厂。就像其宿舍楼外蒙着的白色防护网一样,富 士康在外界看来仍然是一片迷蒙。

除了空间上的与外界封闭以外,最让员工感到无力的是其中等级分明的级别制度。从底层员工开始算,要经历“不铨叙”、“铨叙”、“员1”、“员2”、 “员3”,才能到师级,而师级还有从师1到师14不等。“如果没有大学文凭,就算干100年,也到不了师级。”一位富士康的员工说。

日复一日的重复流水线,看不到未来的升迁制度,崭新却冰冷的工业新城,站在大货车来来往往的国道边,看不到生活原本的烟火气,只有资本正在此地高歌 猛进。站在富士康门口的工人,只是这座快速运转的城市中一个最小的黑点,也许只有借助山寨手机刺耳的音乐可以在这个滚滚向前的工业巨轮前发出一丝对抗的声 音。

进退失措的青春

新一代的农民工也面临着个体身份认知最严酷的考验,他们从农村寄希望而来,却在城市边缘附于冷酷的流水线而生,回头望却或因城市化进程而造成的土地 消失,或因自身已经远离太久而无法回归故土,而面前冰冷巨大的城市又无隙可钻。大量的年轻一代用自己的青春推进工业化转速加快,自己却进退失措。

富士康的工人们也许很少想到,这个城市崛起所带来的各种公共服务娱乐设施等等,皆因他们的贡献而得以发展,却很少有人参与共享了城市进程所带来的好 处。在富士康继续向中国内部西进或者北迁之时,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企业、社会、政府的联手根本解决,那么各种现有的措施仍然会像刘敏身下的防护网那样一触 即溃。

富士康的大门前,每天仍然都等候着面试的年轻人,然而他们将接受考验的,远不只是面试的几道题。

北上和西进无法终结富士康悲剧 重构企业价值体系和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

对员工付出爱和关怀并不会破坏管理者的形象,相反更有利于实现企业的愿望,使企业更快地奔向成功。当然,也更能减少悲剧的发生。

8月5日,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河南郑州举行盛大招聘会,据当地媒体报道,现场人头攒动、水泄不通。而就在前一天凌晨,富士康集团江苏昆山厂区的一女工从宿舍楼跳下,坠入防护网,跌至地面,后不治身亡。

这是继2010年上半年富士康深圳龙华工厂曾连续发生“十二跳”事件之后,又一起令人痛心的跳楼事件。本报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这已不是昆山工厂发生的第一起跳楼事件,在深圳龙华工厂连续跳楼前,昆山工厂也有类似事件发生,只是未被重视和曝光。

一边是求职者涌进富士康,另一边是富士康内部的员工用逃离生命的方式逃离这座“围城”。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看来,“中国与富士康已经构成为一对‘纠结 体’,中国离不开富士康——近千亿美元的制造出口能力和百万就业机会,富士康也离不开中国——到哪里寻找如此价廉物美的劳工资源。可是如果以青年工人的鲜 血作为这一‘纠结体’的润滑剂,却是反人类的。发展固然是硬道理,尊重人权却是天理。GDP再大,也不能比天大。”

为了摆脱员工跳楼阴影,焦头烂额的富士康也做了大量努力。除了调查、加薪,人们看到富士康上半年的重要动作是从深圳撤离,大规模迁往内地。“去深圳化”似乎成为富士康摆脱上述阴影的重要方式。

由于持续上涨的成本原因,深圳富士康早在2006年就计划搬迁至内地。但是跳楼事件使得这项开始于4年前的计划在2010年上半年“超速”在运作。 据说手机事业部、电脑配件等被要求在一至两个月内搬往烟台、武汉等地。现在,富士康从沿海到内陆地区的布局已全线展开:昆山、郑州、烟台、天津、重庆等多 个城市,均成为富士康棋盘中的重要棋子。

然而富士康的悲剧似乎不是靠北上或西进就能解决的,吴晓波在微博中指出。

在新的工厂招工中,虽然富士康已将员工的心理素质纳入了重要的考核指标行列,面试时将有专业心理咨询师与应聘者进行面谈,以了解其心智是否成熟健 康,从而决定是否录用。但昆山跳楼事件的发生,让人意识到,如果在富士康中,员工没有心灵的归宿感,如果企业的价值管理体系不发生改变,悲剧难以杜绝。

不容置疑的是,领导者在企业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他的价值观和他建立的价值管理体系应该能够扮演心灵看护和救赎的角色。然而让人质疑的是,郭台铭在富士康企业文化中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

在郭台铭语录中,“独裁为公”、“民主是最没有效率的管理”属于常见语汇。代工业的行业利润率下降不是秘密,富士康的效率和利润来源过于倚重对于员 工人力成本的压缩和控制已不是秘密。2009年年报中,富士康国际的员工数量相比2008年增加了9.7%,但员工成本总额支出却同比减少28%,人均成 本更是同比减少了34%。

一个故事或许能给郭台铭在重新建立企业价值体系的时候参考。

北风和南风比威力,看谁能把行人身上的大衣脱掉。北风首先来一阵冷风,想吹得行人把大衣脱掉。寒冷的风凛冽刺骨,冻得行人直喊冷,结果把身上的大衣越裹越紧。而南风徐徐吹动,顿时风和日丽,行人因为觉得春意上心,心里暖烘烘的,始而解开纽扣,继而脱掉大衣。

郭台铭的富士康中崇尚军事化管理,总习惯于用阴沉的面孔和严厉的语言对待员工。这样或许能体现管理者的强大和有力,能迫使员工们一时完全屈服于管理 者的 “威严”,按照管理者的命令亦步亦趋。也许最终员工们暂时妥协了,但富士康将付出更多代价之后,收获的将是更多的反对、抱怨和消极应付。

实际上,比严厉更有力的“武器”却是像南风一样的爱、关心和尊重,也就是让人们感到温暖。倘若富士康领导者和管理者在管理中运用“南风”法则,尊重和关心下属,以员工为本,多点人情味,定能使员工真正感觉到领导者给予的温暖,激发工作的积极性。

倘若富士康中能建立互助互爱、相互尊重的价值体系与管理体系,必定将更有利于同事之间的合作,领导与员工间的沟通,更有利于提高彼此的工作效率,共 同提高绩效。对员工付出爱和关怀并不会破坏管理者的形象,相反更有利于实现企业的愿望,使企业更快地奔向成功。当然,也更能减少悲剧的发生。


富士康 富士 巨資 修建 防護網 防護 難阻 昆山 墜樓 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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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昌科技董事長墜樓之謎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63800&time=2011-05-29&cl=115&page=all

上市僅三天,高慶昌突曝身亡。轉移資產上市,替人代持股份,他的身後疑團眾多
財新《新世紀》 記者 張冰

 

  上市僅三天,淄博萬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581.SZ,下稱萬昌科技)董事長高慶昌在山東淄博墜樓而亡。

2011年5月20日,深圳,万昌科技董事长高庆昌在中小板上市仪式上。三天后的凌晨,高庆昌从淄博鲁信花园1号楼23层跳下。雨歌/CFP

2011年5月20日,深圳,萬昌科技董事長高慶昌在中小板上市儀式上。三天後的凌晨,高慶昌從淄博魯信花園1號樓23層跳下。雨歌/CFP


  事件發生在5月23日的凌晨。此前一天,山東淄博市政府剛剛為萬昌科技上市成功舉辦慶功會。高慶昌在會上興奮異常,萬昌科技已是他第三家運作的上市企業,前兩家均夭折。

  5月26日,萬昌科技上市第五個交易日,公司的股價已經從最高23.54元跌至19.08元。

墜樓而亡

  5月25日上午10點,淄博殯儀館,高慶昌的追悼會從上午10點開始到12點多結束,人群擠滿了小小的悼念廳和外面的半個院子。

  高慶昌的骨灰,隨即被送往距離張店市區15公里外的玉皇陵公墓。半山坡上,一塊無字的黑色墓碑,小小的十多釐米高的一塊靈牌放在墓碑前,新放的花圈,週遭一片靜寂,蜜蜂飛舞的聲音格外清晰。

  萬昌科技的廠區在淄博南區的一個小角落裡,和周圍為數眾多的化工廠相比,萬昌的規模略大,但絕對不是大得扎眼;廠房整潔,特別是與周圍的廠房和環境相比。萬昌科技的保安,客氣而熟練地拒絕了財新《新世紀》記者的採訪要求。

  淄博當地的很多商人都表示,如果不是因為高慶昌剛剛上市成功就跳樓,根本不知道高慶昌和萬昌科技這個企業——在淄博,做化工的企業太多了。

  1943年出生的高慶昌,中共黨員,大專學歷,高級經濟師,生前任萬昌科技董事長、萬昌集團執行董事、山東萬昌股份董事長、富宇置業執行董事、萬昌化工設備董事。高慶昌也是淄博市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5月23日凌晨,高慶昌從淄博魯信花園1號樓23層跳下。不少懷疑認為,高是被人推下的,因為與高一塊落下的還有個凳子,且高的手腳均脫離屍體。

  據接近淄博警方的一位人士表示,警方已經認定高系自殺。高慶昌有抑鬱症,自殺的前一天還去看過病。警方認為高慶昌跳樓時踩著凳子,腳勾著凳子一塊從23層掉下來。由於撞擊力太大,死後手腳斷裂也屬正常。

轉移資產爭議

  萬昌科技已經是高慶昌第三次運作一家公司上市,前兩次是在他擔任萬昌股份董事長、總經理期間,萬昌股份被山東華冠捆綁上市。但因涉嫌財務造假,上市並未成功,山東華冠成為中國股市有史以來第一個兩次過會仍未上市的企業。

  在高慶昌生前,不斷有舉報稱高慶昌轉移了萬昌股份的資產,重新創辦萬昌科技後上市。

  萬昌股份的前身是淄博臨淄石化機械廠,原為一家村辦企業,1992年改製為淄博石油化工機械事業股份公司,皇城鎮政府持股52.55%,個人持股47.45%,後經配股等,政府持股比例減少。

  1996年,公司更名為萬昌股份。1997年5月,萬昌股份職工股在淄博證券交易自動報價系統掛牌交易,當時有50多家企業在這裡掛牌交易。 「這種在地方交易中心的股權交易在當時很常見。」一位淄博當地萬昌股份老股東表示。1998年6月,國務院清理整頓地方交易中心,淄博證券交易自動報價系 統停止交易,萬昌股份被託管在山東產權登記有限責任公司。

  1999年,高慶昌控制的萬昌實業即後來的萬昌集團受讓鎮政府所持股份,控制了萬昌股份。同年,山東省體制改革委員會批覆同意華冠股份和萬昌股 份的吸收合併上市申請,山東華冠吸收合併萬昌股份後,由華冠方面的王士范擔任董事長,高慶昌為副董事長,萬昌股份佔總股本的30%。

  不過,王士范與高慶昌合作不暢,王士范默許高慶昌從萬昌股份中抽出資產單獨設立萬昌科技。

  1999年和2002年,華冠股份先後在向監管部門遞交申請。但是,第一次上市因為華冠內部人舉報財務問題沒有成功;第二次則因高慶昌希望萬昌股份單獨上市而舉報,華冠股份上市第二次失敗。

  2000年1月份,萬昌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成立,高慶昌持有3200多萬股,其子高寶林持有893萬股,共持股36.4%。

  就在萬昌科技高歌猛進包裝上市之時,原萬昌股份的股東對於萬昌科技的資產來源提出了質疑。

  萬昌股份的股東艾群策,曾在萬昌科技剛剛通過證監會發審委審核之後實名舉報,他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高慶昌拒絕向股東交代公司的經營狀 況,公司也人間蒸發,懷疑高慶昌將原本屬於萬昌股份的資產轉移到了2000年才成立的萬昌科技,侵害了萬昌股份其他股東的利益。」

  根據未成功上市的萬昌股份招股書,到2010年底,萬昌股份總資產3億元,淨資產7500萬元,對外發行913萬公眾股。

  財新《新世紀》記者按照招股書的地址找到萬昌股份的辦公地址,但門口掛的牌子是萬昌化工設備廠。廠裡的員工說廠子已和高慶昌沒有關係。「這個廠 子最初是村辦企業,垮掉之後,由高慶昌承包,後轉讓給其他人。1990年後,高慶昌到淄博市區發展了。」一位員工表示。現在工廠的負責人張希孔則拒絕回應 任何問題。

  「萬昌股份是一個四無公司,沒有招牌,沒有工作人員,沒有召開股東大會,沒有財務報表。」艾群策表示。

  萬昌股份老股東多次要求高慶昌召開股東大會,公開財務報表,但高慶昌對於萬昌股份的廠址極力迴避、語焉不詳。萬昌科技綜合辦主任逄增志對外表示,「沒找到不代表不存在」。

身後事懸疑

  針對萬昌股份和萬昌科技之間轉移資產的問題,高慶昌跳樓前已經與艾群策達成了協議。5月17日,在政府的協調下,高慶昌與艾群策簽署書面協議,達成和解。

  高慶昌去世後,原萬昌股份913萬股公眾股如何補償,又成為難題。一些當地的投資者稱,類似萬昌股份的現象很多,在原淄博證券交易自動報價系統被關停後,很多公司面臨這種結局,資產被掏空,新成立公司上市,而老股東的損失則無從補償。

  「高有壓力。但是,憑我跟他打了十多年的交道,我知道,他性格堅忍不拔。即便我自殺了,他都不會自殺。」艾表示不相信高慶昌會主動跳樓。

  據知情人士透露,高慶昌生前曾對人提及,其名下3000萬股萬昌科技中只有600萬股是他自己的,其他均為替某些官員代持。

  不過,5月26日,萬昌科技公告稱,高慶昌所持3296萬股份全部歸屬其子高寶林所有。

  高慶昌身邊的一個工作人員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高總是個好人,網上好多詆毀不實。」但是,當地對高慶昌案封鎖嚴緊,即便是多年的生意夥伴,提及高慶昌,都諱莫如深。

萬昌 科技 董事長 董事 墜樓 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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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談天津兩幼童墜樓事件家長應預見危險,並盡到註意義務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3232

天津南開區大悅城。(視覺中國/圖)

“作為一名成年男性,孩子的父親應當預見可能發生的危險,並對這種危險盡到註意義務。”

2017年2月27日晚21時許,天津市南開區大悅城商城內,一對兄妹從4樓的共享空間處墜落至地下一層,當場身亡。

據媒體公開報道,有目擊者稱,大人抱著兩個孩子在護欄上,一個孩子沒站穩掉下去了,大人想要抓住孩子時另一個孩子也掉下去了。現場民警也表示,事發時兩名幼童均由家長抱著,家長失手導致慘劇發生。

有媒體現場測量了商場4樓事發處的玻璃防護圍欄,高度約1.3米。

類似慘劇,並非第一次上演。

2012年12月31日,北京一名1歲2個月的女童從14層樓道的窗臺上墜落,掉在3層平臺上,因顱腦損傷死亡。女童父親楊某稱,事發時窗戶是開著的,女兒面朝窗外。“我左手扶孩子,右手拿著超市打開的孩子沒喝完的酸奶,之後我想吐口痰,就把頭扭向右邊,再回頭就發現孩子沒了。”楊某表示,以前也把孩子往窗臺上放過幾次,也沒出事。他承認這個舉動很危險,但他認為自己站在孩子身後又用手扶著,完全可以避免危險情況的發生。

2014年6月,北京市朝陽區法院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判處楊某有期徒刑6年。法院認為,楊某未盡到監護責任,將年幼的女兒放置於明顯的危險環境之中,造成年僅1歲多的女兒從幾十米高空墜落致死,後果嚴重。由於犯罪情節並非較輕,不符合減輕或緩刑條件,且被告人與被害人之間的特殊關系亦不能作為減輕楊某罪責的法定理由。

楊某不服提起上訴。2015年7月,北京三中院維持原判。

“回到商場的案子。父親對孩子是有法定的監護責任的,這不僅僅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義務。確保子女的人身安全,這是最基本的內容。”上海政法學院刑事司法學院院長姚建龍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從目前警方、媒體披露的情況看,此次事件已不是簡單的監護問題。作為一名成年男性,孩子的父親應當預見到可能發生的危險,並對這種危險盡到註意義務。

姚建龍認為,在類似案件中追究家長的法律責任,大致可以分為三個角度。第一個是民事角度,依據《民法通則》《未成年人保護法》可以適時剝奪家長的監護權、另行指定監護人。但本次事件中,兩名孩子均已死亡,此責任很難追究。第二層是行政責任,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也有關於監護的規定。在一些後果較輕的案件中,可以適用治安拘留等行政處罰。

“而這個案子造成兩個孩子死亡的嚴重後果,我個人認為可以從刑事的角度去評價。可能涉嫌過失致人死亡罪,至少是疏忽大意的過失。”姚建龍說,至於這名父親如何傷心、家人要如何應對等,那是道德層面的問題。而法律評價只看行為,不看道德。

專家 天津 幼童 墜樓 事件 家長 預見 危險 並盡 盡到 到註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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贛能股份監事會主席李忠清墜樓身亡 官方已介入調查

5月7日,贛能股份公告稱,2018年5月7日上午,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監事、監事會主席李忠清墜樓身亡,有關部門已介入調查。目前,公司的生產經營情況一切正常。

贛能 股份 監事會 監事 主席 李忠 墜樓 身亡 官方 介入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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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之中多有“巧合”,贛能股份監事會主席墜樓身亡成謎

又一家上市公司的董監高墜樓身亡,背後的原因再次引發市場關註。

5月7日,贛能股份(000899.SZ)發布公告稱,當日上午,該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監事、監事會主席李忠清墜樓身亡,有關部門已介入調查;目前,公司的生產經營情況一切正常。

李忠清同時任職於贛能股份控股股東江西省投資集團公司(下稱“江投集團”)黨委委員、副總經理。而3月7日至5月7日期間,江西省委第三巡視組對江投集團黨委開展巡視工作;4月19日,江投集團原黨委書記、總經理姚迪明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調查;在贛能股份“11.24”事故中,李忠清也曾被問責;此外,李忠清在3家公司擔任法人代表,其中一家公司2016年以來卷入了4起訴訟案。

那麽,李忠清身亡是與江投集團有關,還是與上市公司有關,抑或是與他個人事宜有關?“我們也不清楚相關情況。”贛能股份董秘曹宇回應李忠清墜樓原因時稱,一切以公告為主。

李忠清墜亡之謎

李忠清墜亡的具體原因尚為謎,但從江投集團、贛能股份以及他個人名下公司等方面情況或許有跡可循。

根據公開資料,李忠清自2009年11月起擔任贛能股份監事,並於2016年3月28日當選為贛能股份第七屆監事會監事主席。

與此同時,李忠清還是江投集團黨委委員、副總經理。江投集團為贛能股份控股股東,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江投集團持有贛能股份38.73%股權。

而根據江投集團官網3月7日消息,江西省委第三巡視組對江投集團黨委開展巡視工作,時間為2018年3月7日至5月7日。時間上有些巧合,就在巡視結束的當天上午,李忠清墜樓身亡。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關聯,目前不得而知。

另外,值得註意的是,4月19日,江西省紀委省監委網站發布消息稱,“江西省投資集團公司原黨委書記、總經理姚迪明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在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姚迪明是於2010年11月至2017年12月期間擔任江投集團黨委書記、總經理。2017年12月,因對“11·24豐城電廠冷卻塔坍塌事故”負主要領導責任被撤銷上述職務。姚迪明此前的另一個身份則是贛能股份董事長。但是今年3月20日,贛能股份公告稱,姚迪明不再擔任該公司董事長、董事、法定代表人及專門委員會所任職務。

上述事故具體為,2016年11月24日,贛能股份下屬分公司江西贛能股份有限公司豐城三期發電廠在建項目(下稱“豐電三期”) 在施工過程中發生施工平臺倒塌特別重大事故,造成73人死亡、2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10197.2萬元。

在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出具的調查報告中,作為江投集團黨委委員、副總經理的李忠清,分管安全生產部,因“疏於管理,對安全生產部監管豐城發電廠三期擴建工程項目建設不力問題失察”而被追責,要求進行誡勉談話。

除了上述身份之外,李忠清還與多家公司存在關聯。天眼查信息顯示,與李忠清存在關聯的公司共有12家,目前處於存續狀態的有8家,其中由李忠清擔任法定代表的公司有3家,分別為江西省投資集團公司經營開發分公司、江西省投資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江西富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曾認繳13.125萬元成為江西華益貿易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在其余的公司則擔任董事長、董事等職務。

根據天眼查信息,江西省投資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在2016年以來累計卷入了4起訴訟案,涉及民間借貸、買賣合同糾紛、追償權糾紛、離婚糾紛等。

對於李忠清墜亡與上述事件是否存在關聯,贛能股份證券事務部人士回應稱,“不清楚。”

李忠清墜亡是否與上市公司有關,第一財經記者將持續關註。

業績連年下滑

繼2016年度業績下滑逾3成之後,贛能股份2017年度業績再度重挫,同比下滑95.65%,凈利潤金額也由2016年的3.78億元大幅縮水至1645.01萬元。而該公司過去幾年的2012年度至2016年度的凈利潤均在億元級別。

曹宇表示,該公司近年來業績下滑主要是因為屬於周期性行業,“跟煤炭有很大關系”。

再到今年一季度,贛能股份的業績仍舊處於同比下滑狀態。該公司一季報顯示,凈利潤為2261.2萬元,同比下降68.90%。對於業績下滑的原因,該公司此前在業績預告中表示,該公司2018年一季度發電量較去年同期下降,公司營業收入減少,同時所屬火力發電燃煤成本同比增長幅度較大,導致凈利潤出現較大幅度減少。

公開信息顯示,贛能股份為江西省目前唯一的電力上市企業,主營業務為火力、水力發電。2017年度報告顯示,當時該公司所屬已投產運營火電廠一家、水電廠兩家,總裝機容量為150萬千瓦。

該公司尚有的豐城三期發電廠項目,設計裝機容量為 2×100萬千瓦超超臨界發電機組,但目前該項目受“11.24”事故影響處於停工狀態。

贛能股份曾對豐電三期寄予較大期望,“投產後將增加公司核心業務收入和盈利能力”。按照贛能股份2015年4月份披露的定增預案,豐電三期項目建成達產後,預計正常生產年份發電量100億kwh,年銷售收入可達到37.4億元,年均凈利潤6.64億元,所得稅後財務內部收益率為8.62%,投資回收期為11.76年。

然而,豐電三期項目的停工,對贛能股份的生產經營也帶來一定的影響。根據贛能股份在2017年度報告中的表述,一方面該公司目前主要營收來源於下屬單一火電廠,經營業績容易受到多方面因素影響;另一方面,豐電三期擴建項目工程複工時間仍存在不確定性,目前已無法按照既定計劃竣工投產,也極大的影響了公司及時擴充產能,還增加了公司在項目停工期間內廠址保護等費用成本。

根據2017年度報告,當期贛能股份管理費用為7112.21萬元,同比增加31.98%,原因為豐電三期項目暫停期間支出不能資本化,計入了管理費用。

豐電三期項目於2015年9月正式開工建設,2016年因“11.24特別重大安全事故”停工至今。贛能股份2017年度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該公司募集資金承諾用於豐城三期發電廠擴建項目已陸續投入資金6.62億元。此前計劃將定增募集資金中不超15.91億元用於豐城電廠三期擴建項目。

“目前正在準備項目複工相關的材料。”曹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後續有確切的消息會及時發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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