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饒毅再發犀利言論：稱湖畔大學是賺錢培訓班
1月15日，未來論壇2017年會暨首屆未來科學大獎頒獎典禮在北京舉行。在上午關於未來教育的圓桌討論中，頂級科學家、教育家、投資人聚集一堂，對如何改進中國的教育，使其更加適應未來的創新社會進行了激烈的討論。
在討論中，北京大學講席教授、理學部主任，未來科學大獎科學委員會委員饒毅再發一串犀利言論。因為理念不同，饒毅和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現場“相愛相殺”了一番，直言自己對於錢穎一同時參加施一公領導的西湖大學和馬雲領導的湖畔大學“意見非常大”。饒毅自己還為此寫了一封信給錢穎一，修改了三遍最後沒有寄出去，因為怕錢穎一不高興。
饒毅說，施一公和包括錢穎一在內的幾為同仁建立西湖大學目的是進行精英教育，是希望培養一批自然科學、經濟管理的領袖和中堅人物，讓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在未來的畢業生中獲得一些推動力，而從我們其他人的角度來看，穎一居然“被攀附”了湖畔大學，那不過是一個看起來是賺錢培訓班，那跟我們的大學教育至少看得過去是南轅北轍的，方向性相反的。饒毅甚至“質問”錢穎一的良心是怎麽被拷問的?
除了吐槽湖畔大學，饒毅還“炮轟”了美國教育，稱特朗普當選代表了美國教育的失敗。
饒毅指出，盡管中國很想學習美國的教育體系，認為它是鼓勵創新的。但是美國教育有自身無法回避的弊端，比如它長期為權貴家庭子弟服務，這代表美國教育的腐敗。所有教育都需要有一定的標準，不能低到連基本常識都沒有。美國教育對考試成績有缺陷的權貴子弟開路，放棄了基本的底線。
他認為，此外，美國高等教育給中國的教訓是：美國普通人如果自己能力不夠，不會反思自己能力的問題，而是會歸結於別人的問題。這是美國高等教育對普通人的腐蝕，我們的教育改革要避免這一點。
在1月15日的未來論壇2017年會上，頂級科學家、教育家、投資人聚集一堂，對如何改進中國的教育，使其更加適應未來的創新社會進行了激烈的討論。
在討論一開始，1986年圖靈獎得主、康奈爾大學計算機系工程學與應用數學教授John HOPCROFT就拋出問題：“如果你是中國教育部長，你會怎麽做?”這個問題引發了參與討論的科學家、教育家和投資人的激烈討論。
以下為論壇圓桌討論實錄的部分內容：
John HOPCROFT（康奈爾大學計算機系工程學與應用數學教授，1986年圖靈獎獲得者）： 我可以從最後開始，專家可以去評論一下，如果你們要成為教育部的部長的話，會怎麽做?
錢穎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有一件事是可以做的，也是很有意義的，就是現在中國所有的學位都是教育部和國家發的。大學的學位證書不能是大學自己發的，都是全國統一的。所以他的教育部要管很多事情，回答你的問題，為什麽要管很多呢?因為學位是他發的，而且只有一家發，其他的大學，只是在運作、運行，所以他就要管很多很多事情，剛才李凱教授講了原因，要管很多事情，其中這是一個基本原因。
其中一個改革的方向，各個大學自己發自己的學位，這樣的話，大學之間是有競爭的，而且大學的聲譽是非常重要的。其實跟這個類比的是經濟改革，改革前，所有的國有企業都是國家全部都管，有計劃的，現在教育上也是，每一個教學項目招多少人，中外合作的項目都需要教育部批準，因為這個學位都是一家發。有一個擔心，各個大學如果都發學位，會不會發濫了，有這個問題，其實我們經濟改革初期也有這種擔心，一樣的。怕如果每個企業都可以自己定價，每個企業都可以決定自己生產什麽，是不是也會濫呢?事實證明，這里面取決於市場的競爭，取決於一些監管等等，同樣的道理，每一個大學是不一樣的，有自己的聲望，他很在乎自己的聲望，大學特別在乎自己的聲望，因為大學跟企業不一樣，學生的質量和教學的結果和研究的結果，在社會中的聲望是極其重要的，而且大學延續的時間又很長，從世界的各個大學中可以看到，如果每一個大學自己發學位，自己有自己的特點，有自己的特色，同時又關註自己的聲望，這樣一種良性的競爭會既使得教育部管的事情不會這麽多，另一方面，它也會改進高等教育的質量。
張磊（高瓴資本集團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耶魯大學校董事會董事）： 我想說兩點，我覺得剛才講到了教育的發展西慶也講了發展的過程中一個和大的問題，我想距離，因為我們談教育可以談一整天也談不完，今天我就想講一個高考和教育不公平的問題。其實高考在中國的體系中，以及在中國現有的政治、經濟發展環境中對中國來說是最公平的選擇，對更多的窮人子弟，雖然是獨木橋但至少有機會能改變命運，很多人在會場也通過這個實現了社會流動性。但我最近有一個事情是比較值得警惕的，我非常不同意在中國現階段就立即實現像耶魯這樣的招生政策，我們不見得不成績為主體，中國的制度還是有很多合理性的。可是很值得警惕的是，隨著社會經濟快速的發展，使窮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對教育資源以及備考資源的占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跟當年的形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了，這是我覺得在這上面要進行一些改革，是能夠照顧到包括教育公平的問題的。另外我覺得改變現狀的另外一點是要鼓勵多方位的辦學主體，既然這個社會發生了變化，不只是一個，也不見得是把全部的橋拆了，但至少不能只建一座橋，要有多種橋，甚至有擺渡船幫助大家以各種方式到達教育和自我認知、自我豐富的彼岸。我非常同意西慶講的這一點，對教育的多樣性的要求，有精英教育、有普惠教育、有技能性的教育，還有剛才講的對職業的教育，我覺得這種多樣性的要求更需要我們要盡快對教育制度進行改革，使教育參加的主體多樣化。換句話說，我希望借這個機會呼籲教育的供給側改革。
饒毅（北京大學講席教授、理學部主任）： 我認為如果是在2016年11月8日以前，剛才這些問題都值得討論，可是特朗普的當選代表著美國教育的失敗，也就是說我們得註意中國的教育在哪些方面學習美國的教育，哪些方面避免美國的失敗，包括美國的教育家應該認為這是美國教育的失敗，至少有兩個層面是美國教育失敗的結果。第一，在美國的精英高等教育中，包括耶魯這樣的大學，當時普林斯頓和哈佛也沒有例外，他們長期為權貴家族的子弟，大大低於正常標準入學，像特朗普這種不讀書的人，不僅入學還可以課程及格，這是全世界很奇葩的問題，這代表了美國教育的腐敗。所有的教育都需要有一定的標準，不能低到連基本常識都不懂的人，能從美國的高等大學畢業，這個畢業就代表美國教育長期存在的問題。
這個問題首先中國不能學，各個學校一定要有一定的標準，所以我們的考試成績優缺陷但避免了另外開一條路，為權貴家族開路。第二，這個問題還有關目前中國大量權貴家族被美國的精英大學錄取，而且低於標準地通過各種所謂的環節。美國高等教育的腐敗成份在對中國進行腐蝕。我們如何避免以後只要有美國名牌大學的學位就可以到中國來橫行，這就是中國的民眾堵住美國腐敗分子對我們的影響。
從普通也是general的大學來說，不是精英教學來說，美國人民在全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經過辛勤努力改善自己的狀況的情況下，美國人民不思進取，美國一般人民把自己的無能當做別人的問題，而以堵住全球化而不是rechange自己，讓自己適應現在的社會，這是美國普通高等教育對美國普通人民的腐敗，美國人民要在這種腐朽的教育制度重型過來，所以我認為美國的高等教育面臨著更大的危機，在沒有這些問題解決的情況下，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墮落只會越走越遠，而不會像有些人認為的在制度的限制下會很快地恢複。這是我對現代高等教育特別是美國高等教育的教訓對中國教育的啟示。
我認為中國今天設立未來科學獎，正好與美國反智主義傾向是相反的，我們要認可和要肯定的就是探索真理、追求卓越的人們，自然科學是比較容易有共識認可追求卓越的人，他們帶來的是智慧，而不是腐敗。所以我認為，我們未來科學大獎在中國的設立，實際上是向美國宣戰，我們就是認為特朗普極其積極地支持者，包括像考試很差的一些人都是反智主義的，我們就是要走一條與特朗普為代表的相反的道路，我們認為特朗普的當選、特朗普繼續做這些事只會導致一個結果，就是特朗普會使中國變得偉大，Trump make China great again。
Richard Charles LEVIN（Coursera首席執行官，耶魯大學前校長）： 一個人說教育不好不能代表教育就真的不好，其實我是非常不同意的，最開始我們要談的這個問題其實是教育的變革，我再說幾個點吧，張磊說的關於差異化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來說當然希望看到非常一流的高質量的教育以及研究機構的出現，對他們來說，有一點是非常正確的，但另外有一點我剛剛也提到了，就是關於掌握技能的這種教育或者是在職的培訓，對一流的教育機構來說，他們現在做的還不夠。所以我們現在要著眼的地方就是如何提高二流的、三流的提供職業在職培訓教育的教育機構他們的效率以及他們的規模，我相信我說的技術可以在這方面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現在也已經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我們看到了技術在這方面帶來了一些革新。另外，我也非常同意李凱剛剛說到的，要讓一個研究機構和教育機構往前走，其實是取決於多方面的因素的。如果我們看一下中國一流的大學在世界上的競爭力其實還不夠強，如果他們希望成長為世界一流的大學的話，需要有更多的學術成就，政治的因素就應該在學校里更加地弱化，不要什麽事都需要經過黨委書記的簽字認可，這是行不通的，這樣中國的一流大學才能在世界起到更多學術方面的引導作用，這會是非常有幫助的。
Jeffery S.LEHMAN（上海紐約大學常務副校長兼美方校長）： 我想要說的是，我同意大家的看法，但是說到教育的管理，我們其實是希望達到兩個方面的平衡，一方面是教育的快速發展，大學的快速發展，他們希望在教學方面取得更好的質量。第二，是質量的控制，這和其他的行業並沒有什麽樣的不同，我們一般性的想法是，如果你希望快速地推動創新，我們必須要進入到一個自由的市場上，每個人可以自由地做、自由地競爭，如果要進行品質的控制的話，不能允許這樣做，你必須處於二者之間，即一個自由的市場和中央的規劃之間達成平衡。一方面我們可以讓人們自己做出教育質量的判斷，我會告訴教育部的部長說，中國現在有太多的集中的中央的規劃了，可是也不可能直接走向一個極端進行完全沒有監管的自由的市場。質量的控制需要透明度良好的高質量的信息，這樣的話可以讓人們去評判提供的教育的質量。
饒毅（北京大學講席教授、理學部主任）： 我們把討論拉回方向性的問題，因為我們錢穎一老師在杭州參加兩個大學，一個是施一公領導的西湖大學，一個是馬雲領導的湖畔大學，我對錢穎一同時參加這兩個大學意見非常大。我曾經寫了一封信，修改了三遍最後沒有寄出去，怕他不高興，我還不能把它讀出來。因為施一公和包括錢穎一在內的幾為同仁建立西湖大學目的是進行精英教育，是希望培養一批自然科學、經濟管理的領袖和中堅人物，讓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在未來的畢業生中獲得一些推動力，而從我們其他人的角度來看，穎一居然“被攀附”的湖畔大學，那不過是一個看起來是賺錢培訓班，那跟我們的大學教育至少看得過去是南轅北轍的，方向性相反的。有可能這兩個大學都不代表中國的高等教育的方向，但也有可能是代表兩個決然相反的方向。在這樣一個苗頭出現的時候，我在想錢穎一的良心是怎麽被拷問的?
錢穎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饒毅在幾個月之前已經跟我交換過看法，可是我沒有答案，今天問題的討論跟我們這個很相關。我確實是在推動杭州的兩所大學，西湖大學還沒有，現在是高等研究院，希望將來是大學，湖畔大學雖然叫大學，但是它還不是教育部意義下的大學，因為它現在做的事情是培訓年輕一代的企業家。我覺得這個討論也是我回答饒毅教授的問題，跟我們的討論非常相關，就是高等教育的服務、它的使命、它的目的，或者說它的任務task是多元的、多方面的，人才的需要也是多層次的，剛才很多人都講到要考慮到多元性的方面。至少，我看到中國高等教育中的兩方面的缺陷，一方面是我們的企業、社會感覺大量的培養出來的學生沒有實踐經驗，不能馬上發揮作用，不好使用，這是大量的企業反映出了這樣的問題，這是一類。還有一類對於精英大學、對於高層次的精英大學的抱怨是，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創造性不夠，你說這兩種抱怨都對不對呢?都對，因為這個社會、這個經濟既需要大量的、有技能的生產者，也需要有創造性的創造者，所以我覺得這不是either or or，不是只要這個不要那個的問題，西湖大學或者說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目的旨在辦小型的、高端的、世界一流的大學或研究院，我覺得這是中國極其需要的，這就是我為什麽非常支持，盡管我不是自然科學家。同時，剛才你說到湖畔大學，它一點不賺錢，它是往里投入了巨大的資金，是為了培養中國年輕一代的同樣具有創造性的，但是不是在自然科學界而是在創業方面的創造者。一年只是40個人左右，有幾千人、上萬人報名，也是為了教他們一種教學方法，剛才LEVIN教授講了技術的變化，在線教育是不同於課堂教學的。經過我過去10年擔任清華經管學院院長的歷程，我也感覺到有另一種不同於教室中教學的方式、課堂中教學的方式，英文叫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實際上像湖畔大學這樣的，包括經管學院也在嘗試通過實踐項目學習，這個也是一種將來的方向。其實醫學院早就采用了這種方式，現在商學院也在更多地嘗試。所以，回答你的問題，我覺得這兩個大學都是代表了中國將來高等教育的發展的方向，所以，我只不過是在這里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
饒毅（北京大學講席教授、理學部主任）： 我覺得討論這兩個大學的方向跟美國建國的歷史是有密切關系的。美國建國的一個故事是五月花號，一批追求自由的人到美國，美國還有一個不太想說的是弗吉尼亞的Jams Town，這個簡單地解釋一下這個傳統就是今天的特朗普傳統，長期在歷史敘述說美國人不好意思說，但到今天終於爆發出來，特朗普的當選不是一個人代表美國有一批希拉里·克林頓說的我完全贊同的，一群人造成的結果，而不是一個人造成的結果。我不是政治家，美國一直有一批只看眼前利益的人。那麽我們中國當然也有不同的人，錢老師說我們既要有施一公也要有馬雲代表的兩種教育，他說這叫多元化，我認為這就是方向性的不同。我們中國有這麽多人，老錢說申請馬雲的大學，這也代表中國的人民也有這樣一大群人。如果我們不在這過程中提倡施一公的方向，壓抑馬雲代表的方向，我們以後也會走入即使發展了一段程度也會翻車，也會從世界的高峰跌落下來。美國1991年到1995年是世界的高峰，最後變成世界人民都唾棄的民族和國家。
“我不喜歡它，但不得不把錢交給它” 培訓班如何占領學校“減負”後的地盤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34143
成都文翁路的學而思校區里，晚上六點後，學生都在上補習課。（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3月15日《南方周末》）
只要重點大學和重點高中的入學機會是稀缺的，家長給孩子“增負”的需求就難以降低。
“教育的本意是‘教養’，但是現在社會的教育焦慮不是為了教養，而是為了獲得進入更高社會的門檻和更多的機會。”要改變這點，社會要給普通人提供更多階層流動通道。
“如果需求側不發生改變，供給側的調整就無法治本，甚至會導致教育培訓市場在大規模清理整頓之後，被少數幾家壟斷的現象。”
93%的中國內地父母，都正在或曾經為子女支付私人補習費用，高出63%的全球平均水平。這是匯豐銀行發布的2017年全球調查報告《教育的價值》中的調查結果。
根據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誌文的觀察，10年前，一線城市上輔導班的家庭還不到30%，現在，北京、上海的家庭年度輔導班開支超過10萬元的比比皆是。十年時間，校外輔導從“可選項”變為“必選項”，幾乎成了學齡孩子家庭的常態。
“減負”政策也隨之從校內延展到了校外。2018年2月底，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總局等四部門印發了《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
該通知最為人們關註的有三點：要求堅決糾正校外培訓機構開展“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等不良行為；堅決查處將校外培訓機構培訓結果與中小學校招生入學掛鉤的行為；堅決查處中小學教師課上不講課後到校外培訓機構講，並誘導或逼迫學生參加校外培訓機構培訓等行為。
南方周末記者多方采訪家長、老師和校外機構，發現校外培訓的癥結在校內。因為優質教育資源有限，為了考上更好的學校，家長在“減負”的校內學習之外給孩子“自主增負”。因為家長的需求旺盛，校外輔導機構的市場就格外火爆。
對於校外輔導機構，一位家長說，憎惡談不上，主要是焦慮和無奈，孩子累、收費高，“我肯定也不喜歡它，但不得不把錢交給它”。
重點大學名額有限，補不補？
葉非是一名上海三年級女生的父親。從幼兒園中班開始，他們家就走上了校外培訓之路，一開始是興趣班，“小主持人”、武術之類。也報了“看圖說話”課，其實是語文輔導，因為家長群里在傳播一種焦慮，如果不補拼音和寫字，一年級完全跟不上。
進入小學，他們開始讀校外機構“學而思”的奧數班，早先還因為入學名額緊張，需要早早排隊。三年級，他發現女兒英語落後了，於是加上了英語課。“語文沒報，實在是沒有檔期了。”他說。
他家的校外輔導主要安排在周末，占掉一天半時間。大人需要陪讀，基本是坐在教室外面刷手機。每個月的校外輔導花銷在3000元以上，算是少的。
葉非的女兒說，“班級里很多都補”。數學語文應該補，英語是必然補，因為家長會上老師說了“如果你小孩真的要學會英語，必須要在外面補”。
因為公立學校的英語教學要求太低，遠遠達不到升學選拔的要求。比如葉非女兒現在三年級，剛把字母學完、開始學打招呼，但在校外輔導班已經教“祈使句”了。而一些來自名校的學生已經學過了祈使句、過去時這些知識。
為什麽要趕上他們的進度？主要是為了小升初的選拔。對於目前滬上炙手可熱的民辦名校來說，面試就是為了擇優，並不以“綱”為限，英語面試“超綱”就是很自然的。雖然相關部門也給了各種限制，比如小升初的面試不允許選拔類的測試、不能帶紙筆進去，但是葉非了解到，有的現場會一人發一個iPad作答。
只要名額有限，學生就會競爭。“並不是我們家長神經病，一定要把孩子逼死。孩子是自己的，教委怎麽可能比家長更愛我們的孩子呢？如果學校里教的和選拔機制匹配了，我們就不補。”葉非說。
一位在廣州兩所校外輔導機構教語文的老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與考試內容相比，現在校內的教材太簡單了，更像是活動大綱，沒有豐富的習題和講解。“教材不講，但考試都會考”。學生們只好去上輔導班、買參考書，因此也活躍了教輔書市場。
“在重點大學入學名額有限的情況下，誰敢放松課業？學校減負，減少教學時間和作業，那正好被課外培訓機構接手。”他說。
校外的應試教育“幹貨”
在校外輔導機構的教學中，讓葉非最不滿意的，是過於應試。從前他寄期望於激發孩子興趣的地方，卻承擔起了從前學校的角色——填鴨式教學。
比如最近，他三年級的女兒用了兩個小時，就在校外輔導機構學完了數學的“分數”，用一些朗朗上口的口訣解出了題，但是對於這個概念到底什麽含義，“孩子是懵的”。
校外機構會把知識點細化成一個個關卡，孩子學完了就會在“成長樹”上打個鉤，解鎖新成就。葉非說，這讓家長看到花錢的效果，但是知識的積累和“吃透”很難衡量，“成長樹”的方式更直觀，雖然孩子可能不是“學會”，只是“記住”。
在一家著名校外輔導機構教書多年的老師王強也對南方周末記者坦陳了這種功利性。
按照正常的教學順序，英語是“課文－單詞－語法”三步，數理化是先有問題導向，再引出理論和分析。但是在輔導機構，會直接砍掉“課文”和“問題導向”的部分，直接進入“幹貨”，背單詞、記解法。他說，其實這符合不少學生和家長的願望，他們不覺得積累和循序漸進有什麽用，認為是在浪費時間，看不到效果。
對於學生來說，應試習慣甚至已經阻礙了正常交流。比如在語文作文中，學生不關心文章怎麽寫得好，只關心得分點，看到“記敘文寫作註意情節的抑揚起伏”這樣的要求，會問：“是不是有句子交代‘抑揚起伏’就給分？”
“應試教育是真不分校內、校外的。”王強感慨，要“素質教育”肯定要淡化考試，但有選拔、有考試最終攔在那兒，就要分出高低優劣來，家長的焦慮總會爆發出來。
關於是誰在要求“應試”，一家培訓機構的創始人也委婉地說，在這個市場里，輔導機構是被動的一方，家長才是主動的。需求決定供給。
王強也說，確實存在“提前教學”的情況。對於學生來說，比別人學得早、別人不會時他會了、別人課堂測試還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時候他已經做熟了……這些是很有誘惑力的，而且一個“早學”就會帶動一片，很容易形成攀比。
此次四部委發布的專項治理通知，要求堅決糾正校外培訓機構的“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等不良行為。在王強看來，考慮到孩子不同年齡的接受能力、對思維成長的培養，這幾點確實應該規範、糾正，但是從具體實施來說，前兩者好辦，“強化應試”這一點較難界定。
以數理化而言，做題是不是應試？但是不做題就沒法講課了。以語文來說，很多人分不清應試和理論研究的區別，比如老師說“來，我教你考場作文框架”，這顯然是應試，但如果說，“來，我教你用‘思維導圖’構思文章”，聽起來就很“素質教育”，但在教學中其實二者差別不大。
此外，四部委的治理通知中有更細化的要求，“校外培訓機構開展學科類培訓的班次、內容、招生對象、上課時間等要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門進行審核備案並向社會公布。”
對此，一位培訓機構創始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些信息進行審核備案並向社會公布是可行的。但是具體到上課內容，其實監督會比較困
難，因為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比如你上報涉及了某個考點，具體的講課過程中，給學生拓展一下行不行？
2018年3月3日，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全國兩會上，回應“課後三點半”現象、補課亂象。（東方IC/圖）
火爆的培訓
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吳國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根據中國教育學會公布的報告，2016年中國中小學課外輔導產業的產值高達8000億元，相當於全國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江蘇省全年的財政收入。
以單個企業的增長，也能看出來這個行業迅速的攀升曲線。
在美國紐交所上市的公司“好未來”，前身就是中小學教育機構“學而思”。2018年2月末，好未來市值超過184億美元，大幅超越曾以出國留學為主業的教育龍頭公司新東方（144億美元）。
根據其年報，好未來在2010年上市後營收快速增長，2017財年營收達到68億元，較2016年增長68.3%，2012至2017財年營收增長646%。
在培訓人次上，好未來從2013年的82萬人次增長到2017年的393萬人次，2017同比增長高達163萬人次，急速擴張。
據2017年11月發布的《2017胡潤80後富豪榜》，37歲的第一大股東、董事長兼CEO張邦鑫以400億成為“80後白手起家首富”。
不僅是好未來如此，新東方集團2017財年總營收增長22%，其中，直接與好未來競爭的優能中學增長40%，泡泡少兒收入增長率超過55%。這兩項總營收已經占據新東方總營收的55%，新東方已經從一家出國留學培訓機構逐漸蛻變成針對學齡孩子的校外培訓機構。
一位曾任大型連鎖教育機構高管，而後出來創業的教育機構創始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從2000年起整個行業就開始變化了，越來越火，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的增加，小家庭有了剩余的財富可以放在培養下一代身上。
一般從一個家庭有了孩子開始，這個支出就產生了。在小學以前，有種類繁多的早教班、興趣班，上了學以後，仍然有興趣班、競賽班，還有學習輔導班。三年級以前，一般以興趣為主，三年級以後應試需求更多。
“現在，學生教育經費已經基本上成為了一個家庭除了房子以外的第二大支出了。”他說。
校外輔導的普遍費用是一節課200-300元，每節課兩小時。此外也有昂貴的培訓，比如音樂學院老師教鋼琴、與美國教育接軌的自然興趣班，一套課程全年花費數萬元。
王強說，“單獨看一套課程可能價格還好，關鍵是報五六門課的大有人在，這樣一年下來大幾萬就沒了。”
就教師收入而言，他透露，普通教師一般是一小時150-200元，專家更多。一位培訓機構的老師，如果每周安排16小時的課，加基本工資，稅後收入也能上萬，而且時間自由。在學校的老師每天去上班，收入也不一定高過這個水平，但是在校老師的好處是戶口、宿舍、固定假期，“在學校和培訓機構當老師，說白了就是體制內外的差別”。
求解三點半現象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讓校外輔導機構成為一些家庭“標準配置”的一個客觀原因是，小學生放學太早，一般在三點半左右，被稱為“三點半現象”。
一位曾擔任上海市教育部門領導的采訪對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自己的外孫也在上小學，此前三點半左右放學是常態。放學以後沒地方去，他指著家對面的馬路，“這里面就有很多培訓機構，好多大樓里都有，有的在教育部門登記了，有的沒有”。
在他的印象中，“減負”之後，每節課的時間縮短了，從前一節課45分鐘、50分鐘，後來縮短到35分鐘或40分鐘。而且孩子們在校吃完午飯就上課了。上課時間壓縮了，放學時間就提前了。
葉非也說，自己的孩子一、二年級是下午三點半放學，現在是四點多，下午在學校是自修課和活動課，如果不想參加，家長兩點半就可以把孩子接出來，在外面再排一節課。
目前，在一線城市上班的家長，罕有能在下午五點半之前到家的。這樣的現實下，校外培訓機構實際上承擔了“托管”的責任，讓孩子在父母下班前去那里學習、寫作業。
2018年3月3日，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開幕會結束後，教育部部長陳寶生現身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的“部長通道”，記者向他提出了“三點半放學”的問題，他表示已有25個省份發布了符合各自實踐的政策措施，並列舉了北京、上海、南京、廣西探索的四種模式，對於校外托管班亂象，則將加強相關立法予以治理和解決。
自2000年以來，國家教育相關部門先後發過不同版本的“減負令”。在上海，先後規定小學不留書面家庭作業，中小學作業控制在1小時以內，學校不得占用學生休息時間集體補課，不得隨意增減課程門類、難度和課時等等。2017年，上海奧數“四大杯賽”中的三個或停辦，或更名。
南方周末記者看到一份《上海市基礎教育“減負”問題反思報告》，這是里瑟琦智庫基礎教育委員會在調研三十余位基礎教育教師和百余位學齡段家長的基礎上形成的報告。
報告顯示，針對2017年上海市政府提出將減負的著力點定在整頓規範教育培訓市場這件事，老百姓多數表示“不買賬”。很多人認為，學生負擔過重的背後是家長“自增負擔”，是家長為優質教育資源配置失衡“埋單”，“無奈”但“無悔”。
只要重點大學和重點高中的入學機會是稀缺的、優質民辦初中和廣大公辦初中之間存在培養標準的顯著差異，家長對孩子的自主增負就不會停止。
在一些教師看來，公辦學校教學大綱的要求已經非常低了，甚至可以說已經“無負可減”。減得越多，留給私立學校和培訓機構的空間越大。
在複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陸一的文章《日本教育減負30年反思》中寫道，1976年開始，日本實行了一系列減負政策，包括降低教學大綱標準、減少規定學時和公立學校去重點化。“寬松教育”產生了兩大現象：私立學校一票難求，以及課外補習成為家庭必備。
當“減負”約束公立學校後，想要受到更有競爭力的教育的學生都轉投私立學校。補習方面，根據日本文部省調查，全日本中學生校外補習比例從1976年的38%上升到1993年的60%，小學生補習比例從12%上升到24%。
幾十年來，課外補習產業蓬勃發展，經過一番市場競爭兼並，構成了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格局，由四家機構把持補習產業。且不說高昂的學費，許多家長發現，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預習準備，連較好的補習學校都進不去。
上述里瑟琦智庫的報告中說，“如果需求側不發生改變，那供給側的調整僅能治標而無法治本，甚至可能會導致教育培訓市場在大規模清理整頓之後被少數幾家‘存留’機構壟斷。”
在市場需求火熱的現實下，課外培訓市場上會不會形成日本這樣的壟斷型課外教育機構，已引起不少人士的擔心。
吳國平教授在意的則是整個社會流動的通道：“教育的本意是‘教養’，但是現在全社會的教育焦慮不是為了教養，而是為了獲得更高進入社會的門檻和更多的機會。如果社會不給普通人以通道、提供更多流動性機會的話，談‘減負’和‘素質教育’沒有意義。”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葉非、王強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