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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媒預測總統潛在候選人 潘基文“呼聲最高”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將於今年年底卸任。盡管他從未明確表示有意明年競選韓國總統，但韓國多家報紙已經將潘基文列為熱門候選人。

據韓聯社消息，韓國部分媒體26日公布了針對下屆總統選舉潛在候選人支持率進行的民調結果，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所有調查中支持率位居榜首，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前黨首文在寅和在野黨國民之黨前聯合黨首安哲秀分居其後。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資料圖：韓聯社）

《中央日報》調查研究組的調查結果也顯示，潘基文的支持率最高，為32.7%，文在寅為17.3%，安哲秀為8.1%，樸元淳為4.2%，金武星為3.9%，吳世勛為3.7%。在對有力人選知名度進行的調查中，95.1%受訪者回答認識文在寅，排在第一。安哲秀(94.8%)、潘基文(93.9%)、樸元淳(88.9%)、金武星(81.9%)進入前五。此次調查於20-21日針對全國1千名成年人以電話采訪的方式進行，可信度為95%，抽樣誤差為正負3.1個百分點。

《朝鮮日報》委托調查機構Media Research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潘基文支持率達27.4%，文在寅為16.5%，安哲秀則為8.2%。其後依次為首爾市長樸元淳(4.4%)、前首爾市長吳世勛(4.3%)、執政黨新世界黨前黨首金武星(2.8%)等。此次調查可信度為95%，抽樣誤差為正負3.1個百分點。

文在寅（左）和安哲秀（右）

另外，《每日經濟》委托民調機構Realmeter進行的調查顯示，潘基文的支持率為23.7%，文在寅為18.5%，安哲秀為10.3%，樸元淳為6.0%。此次調查於19-23日針對全國19歲以上有選舉權的2530人通過電話、智能手機應用軟件等進行，可信度為95%，抽樣誤差為正負1.9個百分點。

9月15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會見韓國國會議長丁世均和朝野政黨三黨院內代表時，曾表示“會在1月中旬以前回國”、“希望有機會向國民做回國報告”。不少政治分析師預測，潘基文可能會在“衣錦還鄉”後正式宣布參選下屆總統。

難過MPA考核關 銀行撥備率下調呼聲再起

10月19日，據媒體報道，在央行對各家銀行的MPA考核上，工商銀行由於撥備覆蓋率連續低於150%，在該指標上被扣分。

今年以來，撥備覆蓋率一直牽動著銀行和市場的敏感神經，工行MPA在該項被扣分是央行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acro Prudential Assessment，下稱“MPA”)啟動以來敲響的警鐘，有關下調撥備覆蓋率的呼聲再次甚囂塵上。

撥備覆蓋率：逼近紅線的艱難徘徊

當前經濟下行期，銀行不良貸款持續上升，按照現行的150%的撥備覆蓋率監管要求，當銀行出現 1 單位不良貸款時,應至少從利潤中計提 1.5 單位撥備，銀行必須加大計提資本，抵補非預期損失。這一方面蠶食了銀行利潤，另一方面占用了銀行更多資本。

在銀行不良率持續爆發、盈利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在保利潤增長與撥備覆蓋率之間，上市銀行出於守住財報“美觀”的考慮，不斷下調撥備覆蓋率，甚至逼近150%的監管紅線。

其中，”宇宙行“工商銀行今年的撥備數據表現最為嚴峻。工行2016年半年報數據顯示，截至6月末，該行撥備覆蓋率降至143.02%，撥貸比降至2.21%。這兩個指標均已經低於監管紅線。

上半年，上市銀行撥備覆蓋率“遊走”在監管紅線附近的也不在少數。其它四家國有大行中，中行、建行、交行撥備覆蓋率分別為151.63%、155.10%、150.45%，也在監管紅線附近“艱難徘徊”。股份制銀行中，中信、光大、民生銀行撥備覆蓋率也已逼近紅線，分別為156.99%、150.25%、152.55%。

事實上，今年一季度末，工行、中行撥備覆蓋率分別降為141.21%、149.07%，均在監管紅線之下;但到了二季度末，中行撥備覆蓋率回升至155.10%，重新回歸監管紅線之上。

上半年，工行凈利潤1506.56億元，凈利潤增速0.8%，不良貸款1963.03億元，如果按照監管要求的150%計提撥備，根據一位銀行人士的測算，工行需增加撥備計提137.02億元，凈利潤將下滑至1369.54億元(未考慮稅收因素。

由此可見，工行撥備不達標的背後是一種無奈的選擇，這從工行董事長易會滿在今年中期業績發布會上的表態也可見一斑。他對撥備覆蓋率低於監管標準做出解釋稱，一是工行的撥備提取是動態、真實的;二是結構調整陣痛期大環境下，銀行通過適度釋放撥備資源，加大處置不良貸款是穩健經營的正常舉措。他並表示，“工商銀行這種處理方式，也得到了監管部門理解。”

下調撥備顯著改善盈利 信貸投放影響不大

事實上，步入經濟下行期，隨著各家銀行撥備覆蓋率的持續走低，有關調整撥備覆蓋率的呼聲越來越高。早在去年12月，中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報告稱，在經濟增速趨緩、資產質量下滑、銀行盈利水平承受較大壓力的背景下,監管當局可考慮下調撥備覆蓋率監管要求, 下調撥備覆蓋率監管要求至 100%。報告還稱，可考慮建立具有前瞻性的動態撥備覆蓋率調節機制。

這一觀點發布後隨即引發市場廣泛關註和熱議。

對於下調撥備覆蓋率的必要性，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董希渺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與國際同業相比，當前我國銀行業150%的撥備覆蓋率監管要求過高。當前經濟下行期，有必要下調撥備覆蓋率指標，應建立逆周期撥備覆蓋率調節機制。

“當前銀行不良貸款增加、利潤增速放緩，銀行加大撥備計提勢必影響利潤，下調撥備覆蓋率的邏輯在於，如果下調後銀行利潤轉好，還可以通過利潤轉為資本公積，以補充銀行資本，有利於增強銀行信貸投放的積極性，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董希渺說。

事實上，動態撥備覆蓋率調節機制早已在監管制度層面有所提及。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銀監會關於中國銀行業實施新監管標準的指導意見》中指出，建立動態調整貸款損失準備制度。監管部門將根據經濟發展不同階段、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質量差異和盈利狀況的不同，對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求進行動態化和差異化調整。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對記者分析稱，經濟上行期，銀行信貸能力強勁、不良率較低、撥備計提較少、利潤增速快，在經濟下行周期,由於不良貸款的攀升,撥備覆蓋率會快速下降，減少了銀行的利潤同時降低了銀行的放貸能力。因此，監管層面希望通過動態撥備調節機制和逆周期資本調控，以降低銀行信貸的順周期性，以此平滑經濟周期的波動。

盡管當前存在下調撥備覆蓋率的必要性，但下調幅度不宜過大。在曾剛看來，要以銀行消化不良資產作為參考依據，不必一下子大幅下調，應在適度範圍內保證風險對沖和不良的合理覆蓋，且適度下調可增強銀行在逆周期的信貸投放意願。

而從最新金融數據來看，M1、M2增速並不慢，銀行信貸投放並沒到亟需刺激的地步。曾剛也表示，目前銀行信貸增長遠遠超過GDP增長速度，且市場信貸資金充裕，甚至在房地產領域存在信貸過度的跡象，沒有必要通過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釋放銀行信貸投放的能力。因此，沒有通過降低撥備覆蓋率釋放銀行信貸能力的必要性。

“下調撥備覆蓋率，短期內對釋放銀行信貸效果不顯著，而是對銀行的盈利影響更直接。”曾剛強調。

中行國際金融所研究員熊啟躍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下調撥備覆蓋率對銀行利潤具有改善作用，特別是對撥備覆蓋率接近監管紅線的銀行，邊際改善效果更為明顯，但對銀行整體的信貸投放節奏影響不大。

熊啟躍還表示，降低撥備覆蓋率監管要求還有助於銀行加快不良貸款的核銷力度，增加銀行資本公積，擴充資本基礎，實現資本和撥備數量的動態平衡。

監管部門需增強溝通協調

去年末，央行宣布從2016年起將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和合意貸款管理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全面關註資本和杠桿、資產負債情況、流動性、定價行為、資產質量、外債風險、信貸政策執行等方面內容並形成綜合評價結果。

“MPA主要目的是為了控制信貸，央行將合意信貸規模的控制升級為對廣義信貸規模的控制。”曾剛表示， 在原有信貸規模基礎上，將同業投資、買入返售等通道類項目納入廣義信貸規模指標，通過廣義信貸指標控制銀行的信貸增長。實施MPA目的是根據銀行實踐和市場變化，調整原有控制的工具和手段，進而增強調控的有效性。

盡管市場對於下調撥備覆蓋率的呼聲不斷，但監管尚未松動。據接近監管層的知情人士透露，銀監會在考慮下調撥備覆蓋率，這需要一定決策程序和時間。

然而，此次在MPA考核中，由於工行撥備覆蓋率不達標，央行在此項對其扣分。如果說銀監會對工行撥備覆蓋率不達標一事是默許的態度，那麽央行此舉盡管僅僅是督促銀行自律而非懲罰措施，卻向金融機構和市場市場釋放了截然不同的態度。

對此，曾剛認為，央行更多的考慮是約束銀行的信貸能力，MPA強調撥備覆蓋率旨在約束銀行的信貸能力，這取決於不同的判斷。

“兩個監管部門態度明顯不一樣。央行一下跳出來好驚訝，盡管強調不是懲罰性指標，但MPA與很多指標掛鉤，是有一定實質性影響的。”一位股份制銀行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這背後折射的是監管不協調問題，這說明有必要推進監管體制改革，加強金融監管協調。

“之所以備受關註的原因在於，這取決於不同監管部門對形勢的判斷存在的差異，由此帶來政策導向做出不同的判斷。”曾剛表示，這需要不同監管部門之間加強協調，各方基於不同立場和導向都有道理，在實踐層面需要更多溝通、協調、討論。

個稅綜合改革呼聲趨高，增加專項扣除成“大招”

僅靠提高個稅起征點(下稱“個稅”)就想體現公平已經不可能實現。第一財經記者多方了解到，新一輪個稅改革的方案意在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稅制，最受關註的則是適時增加教育、房貸利息、養老等專項扣除項目，從而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稅負。

“現在個稅‘一刀切’的做法尚欠公平，我希望以後個稅能按家庭征收，考慮到撫養孩子、償還住房貸款等因素，稅率適當降低些。”在上海工作的劉文(化名)日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算了一筆賬，“我每月交四五百元的個稅和社保費用後，實際到手的工資也就6000多元，這筆錢要用來還近6000元的房貸，養孩子每個月要花1000多元，最近妻子又處於半失業狀態，整個家里收入只夠日常生活，壓力很大。”

正在推進中的個稅改革很可能實現劉文的期盼。財政部前部長樓繼偉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曾公開表示，個稅改革方案已經提交國務院，計劃將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法的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審議。

個稅抵扣涉及多個領域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強調，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這體現在當前的個稅改革上，就是降低中低收入者個稅稅負，這也是歷年個稅改革一直在做的。

2006年，個稅工資薪金起征點由800元提至1600元，並在稅前扣除“三險一金”(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2008年，個稅起征點進一步提至2000元;2011年，個稅起征點提至現行的3500元，同時工資薪金所得9級超額累進稅率縮減至7級，月薪四五千元的工薪階層基本不用繳納個稅。

此次個稅改革將不再采取簡單提高個稅起征點的方法，因為這種“一刀切”的方法顯然尚欠公平。以劉文目前的處境為例，由於妻子工作不穩定，家庭主要收入就是他6000多元的月薪，撫養孩子和還房貸的壓力很大。但當前個稅制度沒有考慮整個家庭的具體情況，包括住房貸款、撫養孩子等成本。

第一財經記者從一位熟悉個稅改革方案的人士處了解到，未來針對中低收入者的減稅方案主要是在現有基本扣除的基礎上，考慮增加專項扣除項目，比如子女教育項目、住房貸款項目等，而且是以整個家庭為單位。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樓繼偉再次強調簡單提高個稅起征點並不公平，也不是個稅改革的方向，並提出未來將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在綜合部分稅目基礎上實行專項扣除。

“比如說個人職業發展、再教育的扣除，基本生活住宅的按揭貸款利息要扣除;比如說撫養一個孩子，處於什麽樣的階段，是義務教育階段，還是高中，還是大學階段，要給予扣除。現在放開‘二孩’了，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標準，真正的費用到底是多少，也不太一樣。不能說大城市就多點，小城市就少點，稅法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需要健全的個人收入和財產的信息系統，需要相應地修改相關法律。”樓繼偉在今年全國兩會上表示。

其實，目前專項扣除項目除了三險一金外，2016年我國已經在北京、上海等31個城市試點商業健康保險個稅扣除項目，扣除限額為2400元/年(200元/月)，而下一步還將開展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

在眾多專項扣除中，“首套住房按揭貸款利息抵稅”最受關註。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張學誕對此表示，這肯定是未來的改革方向，但短期內是否能出臺很難說。

普華永道中國個人稅務咨詢合夥人張健菁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房貸利息抵扣個稅一兩年內出臺有一定難度，因為這需要銀行等多方配合，制度設計還得兼顧公平。比如美國對房貸利息抵稅僅限於兩套房子，房貸金額最高不超過100萬美元，這是為了防止越有錢的人抵稅越多。

對於醫療、教育等專項扣除，張學誕認為，國家會出臺一個統一的扣除標準，而非“實報實銷”。

平衡勞動與資本所得稅負水平

張勇(化名)是上海一家金融機構的員工，稅後月入9000多元，繳納個稅1000多元。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上海房租就占了工資的三分之一，基本存不下錢，更不奢望買房，“1000多元的個稅太高，如果能夠抵扣住房貸款利息、教育等支出，那將減輕很大一部分負擔。”

除了增加專項扣除，張勇也很關心個稅改革是否會調整稅率級距。

當前的個稅工資薪金所得采用累進稅率，2011年取消15%和40%兩個檔次的工資薪金所得個稅稅率，擴大了5%和10%兩個低檔稅率的適用範圍，進一步減輕了中低工薪所得納稅人的稅收負擔，經過這次調整，我國工薪所得由九級累進稅率調整為七級累進稅率，收入越高，稅率越高。

比如應納稅所得額(含稅)級距不超過1500元，適用3%稅率，超過1500~4500元的部分，適用10%的稅率，超過4500~9000元的部分，適用20%的稅率。而工薪所得最高個稅稅率為45%，適用於全月應納稅所得額(含稅)超過8萬元。

張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4500~9000元部分適用20%的稅率太高了，應該降低些。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個稅目前的超額累進分級不利於中產階層形成。隨著近些年個人收入增加，2011年取消了15%的稅率檔次，使得應納稅所得額超過4500元的部分的稅率直接從10%跳至20%，這導致中等收入者稅負明顯增加，現在國家提出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應該考慮對個稅稅率進行調整。

此前一位年薪百余萬的企業稅務總監曾對第一財經抱怨，自己辛辛苦苦掙得百余萬的年薪，卻要繳納40多萬個稅，而有人炒股一夜暴富掙了幾百萬元，股票轉讓時卻不用交個稅，這確實不太公平。

這體現出當前個人勞動所得和資本所得個稅稅負的不平等，比如個人勞動所得的個稅稅率最高能達到45%，而資本所得稅率為20%。

國務院近期發布了《關於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要求合理調節財產性收入。平衡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稅負水平，著力促進機會公平，鼓勵更多群體通過勤勞和發揮才智致富。

上述熟悉個稅改革方案人士表示，國家將適當完善政策，包括適當平衡資本所得與勞動所得稅負水平，調整稅率級距等，通過改革設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促進消費。

此次個稅改革除了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外，還將加大對高收入者征收力度。

個稅改革提速

個稅改革是這一輪財稅改革的重頭戲，隨著營業稅改增值稅全面推開，資源稅改革也全面展開，消費稅改革小步快走，基於此前2016年完成財稅改革重點任務(含個稅改革)的時間表，下一步個稅改革成為焦點，改革步伐將進一步加快。

今年全國兩會上，在回答有關個人所得稅改革方案的有關問題時，樓繼偉表示，個稅改革方案已經提交國務院，按照全國人大立法的規劃和國務院的要求，今年將把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法的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審議，再隨著信息系統、征管條件和大家習慣的建立，逐漸把它完善化。

第一財經記者日前從知情人士處了解到，財政部稅政司的所得稅處近期已分拆為個人所得稅處和企業所得稅處。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表示，個稅制度異常複雜，當前個稅改革進程相對緩慢，而此時單獨成立了個稅處，將有利於加大對個稅的研究，推進當前個稅改革。

支撐個稅改革的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也於近日在國務院文件中首次被提出。國務院近期正大力推動部門數據共享，這將逐步實現與財政、工商、銀行等相關部門的網絡連接，建設更為完善和符合征管需要的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

根據2015年底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深化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2018年實現征管數據向稅務總局集中，建成自然人征管系統，並實現與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互聯互通。

目前正在修訂中的稅收征管法已經明確建立自然人納稅識別號，這將歸集個人工資、薪酬、證券、不動產、保險、銀行存款信息，成為個稅改革中以納稅人自行申報納稅為主的重要一環。

此前新華社旗下媒體報道稱個稅改革方案有望在明年上半年出爐，這一消息尚未經官方證實。

交易所“錢荒一日遊” 降準呼聲乍起

12月28日早間，上交所國債隔夜回購利率(GC001)延續了前一日“錢荒”態勢，一路飆升最高至22%，尾盤開始大幅回落，最終收於2.610%。這場交易所的“錢荒一日遊”看似歸於平靜，但資金整體不寬裕，讓市場依舊憂心忡忡。

而央行連續四天公開市場操作凈回籠，一方面是配合年末財政存款的集中投放，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央行對目前流動性狀況的信心。

但是，有觀點認為，維持凈回籠主要是前期投放到期，盡管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MLF（中期借貸便利）等流動性工具維持著資金面的緊平衡，但外匯占款連續負增長，所有存款類金融機構都面臨著流動性困境，當下僅限於此或許已經不能完全對沖流動性缺口，唯有降準解千愁。

當日，銀監會官員公開講話中表示，建議擇機調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適時對由MLF和PSF（抵押補充貸款）投放出去的基礎貨幣，進行合理有效的切換。

交易所鬧“錢荒”

周二（27日）下午14:30以後，交易所市場資金價格出現異動，交易所隔夜（1天期）期限的國債逆回購利率從5.80%直線拉升，尾盤一度飆升至33%，後回落至18.55%，當日GC001飆升1641.5個基點;GC007（7天國債回購利率）上漲195.5個基點，至7.13%。

相比之下，銀行間市場資金價格則基本平穩，銀質押FR001下跌5個基點至2.10%，銀質押FR007持平於2.5%，但以FR007為基準的各期限IRS(利率互換)全線上漲。

“早上大家覺得貴，看到銀行間的利率一直比較低，都覺得交易所回購肯定會下來，可是到尾盤發現沒有掉下來，又紮堆平頭寸，最終導致利率進一步走高。”一位債券交易員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對於導致周二異常波動的原因，光大證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師張旭告訴本報記者：“主要是因為開始大家沒有想到資金會那麽緊，就沒有著急借錢，都堆積到了最後，到下午2:30，完成的進度比歷史平均水平低了7.3%。”

而前述債券交易員對本報記者稱：“市場傳言某家機構並沒有在交易所放錢，而通常情況下這家機構每天下午會相對穩定的交易所市場投放1000億~2000億元的資金，但是昨天下午並沒有，這極度影響了當天下午的交易所的資金供給。”

“交易所的資金主要是短期流動性的快錢，資金去向並不固定。”該交易員稱。

實際上在他看來，除了周二下午的“反常”，最近一段時期交易所的短期流動性相對來說比較寬松。本周一（26日）GC0001收盤利率在1.557%;周二出現異動，GC001飆升1641.5個基點，至18.55%，GC007上漲195.5個基點，至7.13%;不過，周三GC001利率快速回落，收盤2.61%。

張旭告訴本報記者，交易所流動性趨緊有年末因素的影響，散戶的錢在年末都去充存款或者充貨幣拿走了，影響了交易所的資金供給。

中信證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師明明指出，時間已臨近歲末年終，本周也是2016年的最後一周，根據慣例，市場資金供需兩方在這一時間段往往會出現季節性放量。從需求面看，歲末年初是機構對跨節資金需求最大的時點，這一方面是為應對年底業績考核，另一方面也是為節前流動性備付做準備，尤其今年元旦、春節相距較近，影響疊加，現金需求高潮可能會較常年來得更為猛烈。

也有分析人士表示，12月以來債市屢屢遭遇代持“蘿蔔章”事件，重創市場信心，尤其是券商、基金等非銀機構的信用遭到銀行類金融機構的質疑，此前就曾經有銀行不對非銀機構融出資金，導致這類機構不得不湧向交易所向散戶借錢。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周二銀行間市場利率相對平穩，但交易所利率卻意外飆升。

降準呼聲再現

本周三，央行連續第四日保持公開市場操作凈回籠，當日凈回籠600億元。明明分析稱，年底最後一周是財政存款釋放最為集中的時段，央行在此時點通過公開市場加以對沖回籠屬於配合財政投放的針對性政策選擇。從供給面看，每年年底的慣例性財政存款集中投放可以一定程度緩解流動性壓力。

從歷史數據看，每年12月都是財政存款集中釋放的月份，從2011年起每年12月財政存款投放量都穩定在萬億元以上，其中2013年和2015年更是接近了1.5萬億元。

“短期看，大規模的財政投放應該能夠覆蓋機構年底備付和應對考核的流動性需求，但鑒於兩節相近春節在即，而且結構性失衡問題也仍然存在，因此不排除春節前再度出現階段性或結構性緊張的可能性。”明明表示。

不過，觀察央行近期公開市場操作情況，發現其仍秉持了穩健中性立場，即使是面對年底的流動性壓力，依然在截至周三的連續4天內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持續進行凈回籠，累計凈回籠規模達到2250億元。央行的此一姿態似乎顯示出其對當前流動性狀況的信心。

明明稱，除去財政存款因素外，曾經作為基礎貨幣投放重要來源的外匯占款今年以來持續為負，且從6月以來加速負增長，造成基礎貨幣持續流出。11月進出口數據雖顯現積極跡象，但貿易順差繼續收窄12.9%，預計貿易項對於扭轉資本外流勢頭作用不大。11月出口同比增長0.1%，比10月上升7.6%個百分點，為近8個月來首次回正。但面對美聯儲加息步伐加快、美元強勢表現，國內資本流動形勢依然嚴峻，12月外匯占款繼續大幅減少的可能性很高，大概率需要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給予調控補充。

但是也有機構人士稱，央行凈回籠主要是前期的投放到期，完全對沖當下的流動性趨緊僅靠現有的公開市場操作、MLF等手段，央行或許已經是有心無力，只能通過降準來解決問題。

銀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於學軍周三在2016中國網財富管理論壇上表示，建議擇機調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適時對由MLF和PSF投放出去的基礎貨幣，進行合理有效的切換。“理由是中國銀行業的存款準備金率很高，這些大的銀行仍然保持在17.5%。”於學軍說，中期借貸便利和抵押補充貸款這些新興政策工具更便於在準備金率降到低位之後使用，而不是在之前大量使用。

自2016年3月央行最近一次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後，央行流動性供給方式發生了變化，由2015年以來的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釋放流動性轉變為公開市場、中期借貸便利等貨幣政策操作。

央行在今年二季度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若頻繁降準會大量投放流動性，促使市場利率下行，加上其信號意義較強，容易強化對政策放松的預期，並且導致本幣貶值壓力較大，促使投機者拿錢去買匯炒匯，由此形成循環。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趙慶明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建議直接通過降準的方式釋放流動性。在他看來，降準和流動性工具的不同之處體現在：第一降準更加公平，現有的許多流動性工具只是針對一部分銀行，在外匯占款不斷減少的情況下，所有的存款類金融機構面臨的流動性困境是相同的，降準是“普降甘霖”；第二，降準帶來的資金成本更低；第三是，降準還有利於銀行的資產配置，MLF等短期流動性工具往往都是有期限的，銀行拿著這部分資金通常只能配置短期資產，而降準可以看作是一種永久性的釋放，理論上沒有期限，機構可以根據自身偏好、經濟需要、客戶結構等進行靈活的資產配置，有利於更好的服務實體經濟。

金融監管架構改革呼聲日甚：構建央行＋“金監會”雙峰模式

自2015年股災以來，金融分業監管問題逐漸暴露，有關金融混業經營時代的配套金融監管改革呼聲不斷。

1月7日，圍繞“中國金融監管改革”這一主題，在2017年度中國資本市場論壇上，與會嘉賓進行了熱議。

論壇主辦方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在年度研究報告中建議，監管架構可由現在“一行三會”的扁平化結構過渡到央行+“金監會”的“雙峰”形態組織結構，監管的重點應該從資本監管為主逐步轉入資本監管與透明度監管並重。

金融結構生變 監管仍停留分業時代

上述年度報告顯示，中國金融結構(主要指金融資產結構)正在緩慢地發生趨勢性變化。在社會金融資產中，證券化金融資產的占比在巨大變動中呈現上升趨勢，在商業銀行體系內表外業務呈強勁的上升趨勢。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市場處處長楊娉表示，以前我國是以銀行體系為主的金融體制，大量的信用是通過銀行體系放出去的，銀行體系原有的監管可以覆蓋。而由於金融創新，很多銀行開展大量表外業務和委托非銀行業金融機構進行信用的擴張，導致現有金融監管體系的M2指標看不到這些變化，遊離在監管指標之外。

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表示，按照傳統的監管理念，一種是以銀監會為代表的監管理念，即資本充足率監管：如果是資產負債表吸收風險，最重要的是資本；如果出現風險是因資本不足，追加資本是最重要的。第二種監管以證監會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是風險披露，把風險原原本本的說出來。

“監管不僅僅是政府行為，監管體制變動還要根據市場的變動而變動。”曹遠征表示，上述傳統監管理念在分業經營時可以良好發揮作用，但現在中國金融體系正在發生變化。

一個變化是金融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中國的金融機構理財產品開始脫離資產負債表又沒有徹底脫離，中國經濟正在發生轉型，混業產品形態已經出現，已經有證券公司做資產負債表的業務，銀行開始做資本市場業務，但監管體制還是堅守原先的分業監管。

前述報告也稱，金融結構的變化導致金融風險的來源發生重大變化，金融風險的性質和結構亦會發生重要變化。在金融風險中透明度風險快速上升，資本不足風險仍然嚴峻，但權重下降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表示，風險結構的變化，體現在透明度的風險表現更加明顯，而實際上原來的監管模式設計並沒有把透明度風險的監管放在特別重要的位置上。

曹遠征還表示，中國金融正在發生的另一個變化是，利用杠桿融資來做資本。當前杠桿融資是資產負債表的業務，由銀監會監管，資本市場的變動是歸證監會監管，這一監管體制需要改革。

“未來中國金融體系的風險將會由資本不足的風險，過渡到資本不足和透明度不足並重時代的風險，這個時代已經開始來臨。”吳曉求說。

在曹遠征看來，改革的核心是發展，發展的趨勢是將資產透明化。因此，金融監管改革方向是透明化，這是未來中國監管體制的轉變方向。

建立現代金融監管框架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三五”規劃建議說明中指出，加強統籌協調改革並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

對於建立現代金融監管，北京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中心主任曹鳳岐表示，現代金融除了貨幣市場以外，重要的是資本市場，除了股票、債券以外，還有衍生品市場、影子銀行、民間金融、互聯網金融、混業經營、控股公司等形式。

相較於存貸匯的傳統金融，現代金融是非常廣義和複雜的，它的風險不僅僅是信用風險，可能更重要的是市場風險。金融風險的新特點要求監管理念甚至監管機構都要發生變化。

眾所周知，目前中國金融監管體系構建起了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的“一行三會”監管體制。對此，曹鳳岐表示，一行三會在一定時期是中國金融發展的必然產物，對當時分業經營、對金融穩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目前一行三會的監管體制已經不適應需要了，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實際上已經混合經營，控股公司也出現了，互聯網金融的出現完全打破了銀行、保險、證券的界限。”曹鳳岐說，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邊界不清的問題。

他進一步指出，現在的一行三會缺乏統一監管機制，分業監管容易產生監管的真空和監管套利、易導致重複監管增加監管成本，很難實現金融混合經營和金融控股公司發展監管的需要，對金融創新和互聯網金融等很難進行有效監管。

結合中國臺灣地區的金融監管經驗，臺灣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達業表示，建立金融監管一元化存在必要性，在銀行、證券、保險三者中要協調監管，至少有統一的全權單位來處理。

中國銀監會審慎規制局副局長王勝邦表示，解決金融體系內部複雜性問題或是同質化問題，一行三會應加強合作，制定共性的監管標準，監管者要更加有所作為。

構建“雙峰”形態監管架構

既然金融監管職能改革已經在學界、業界達成共識，在現有的一行三會基礎上如何建設現代金融監管框架?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是主張恢複由央行大一統監管的格局，撤銷三會合並到央行中去，由央行統一進行監管;第二種是合並三會，成立新的金融監管機構與央行共同監管，形成“雙峰”監管模式。

對於這兩套方案的實操性，在曹鳳岐看來，第一種主張存在很大問題。理由是，當初三會從央行系統分出去是因為金融市場突出化，央行無力監管，現在金融體系比原來更複雜，三會監管職能再回到央行，央行宏觀微觀調控的能力存疑。

結合中國的現實情況，曹鳳岐表示，三會都是部級單位，把它們降至局級、變成央行的下屬單位，實際上是削弱監管部門的權力和權威，且合並很難操作。因此，如果把三會取消不僅是歷史的倒退，而且可能造成監管職能新的紛擾。

為此，曹鳳岐建議合並三會，在此基礎上建立中國金融監管委員會（下稱“金監會”），和央行形成“雙峰模式”共同監管。“金監會”直屬國務院，除了央行監管的貨幣市場和外幣市場以外，其他所有的監管由“金監會”進行，甚至可以下設金融穩定委員會、金融審慎監管委員會、投資者保護委員會，按照職能進行監管。

對於中國金融監管改革的邏輯，吳曉求還具體指出，改革的基本要素基於上述風險從四方面進行：

第一、監管模式上，實現微觀審慎監管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和功能的一致。

第二、監管架構上，如果保留現在的一行三會模式，監管的重點、監管的功能則要發生重大的變化。建議由目前扁平化的結構調整到“雙峰”模式，央行主要負責宏觀審慎政策制定、實施和監控，這是金融體系穩定的保證;同時，可考慮成立“金監會”，加強跨市場的風險協調能力，包括資本不足風險和透明度不足風險，這是金融體系穩定的前置監管。

第三、監管的重點應該從資本監管為主逐步轉入資本監管與透明度監管並重。

第四、監管的方式應該從傳統監管走向智能監管與傳統監管相結合，並逐步以智能監管為主。智能監管要重視金融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國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還不足，雲計算、區塊鏈的技術將會使中國金融監管走向智能監管，智能監管是以大數據為前提的。

直銷銀行自立門戶呼聲漸高 逾20家申請獨立法人

國內首家獨立牌照的百信銀行正式獲準籌建，讓直銷銀行從傳統銀行剝離，成為獨立法人的曙光再現。

根據公開信息，截至目前，國內直銷銀行數量至少已達到60家以上。多名直銷銀行人士均認為，直銷銀行雖然取得了一定發展，但傳統銀行派生出來的直銷銀行，僅是業務的線上延伸，產品嚴重同質化，成為其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將直銷銀行從傳統銀行中剝離，成為獨立法人主體的呼聲漸高。

而百信銀行獲準籌建，讓業界看到了更多希望。第一財經獲悉，目前正在申請獨立法人的直銷銀行已有20多家，預計未來獨立法人直銷銀行的落地將會加速推進。

現有體制制約多

“剛開始的時候監管不是很明朗，現在直銷銀行、電子賬戶以及一二三類的賬戶定位越來越清晰，以後直銷銀行有非常大的發展潛力。”江蘇銀行網絡金融部副總經理沈誌峰說，銀行賬戶是所有資金的起點和終點，虛擬賬戶讓金融服務可以徹底地拋開網點，這將是巨大的機遇。

根據公開信息，自從2014年初民生銀行、興業銀行等成立直銷銀行之後，其他銀行隨即迅速跟進。截至目前，國內直銷銀行數量至少已達到60家以上。除了股份制銀行外，城商行、農商行等中小銀行成立的直銷銀行成為主力。

經過兩年多的發展，部分銀行的直銷銀行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沈誌峰稱，從2014年9月份成立至今，江蘇銀行直銷銀行已經積累了300多萬客戶，建立了理財、網貸、支付、生活等四大開放式平臺。而據民生銀行披露，截至2016年12月6日，其直銷銀行客戶數已突破500萬戶，金融資產近530億元。

與此同時，在獲客、差異化、獨立性等諸多方面，直銷銀行都存在不少問題，成為其進一步發展的制約因素。

“目前直銷銀行面臨的問題，一是產品同質化，都是‘寶寶類’的產品;二是互聯網客戶忠誠度不高，只會追逐高收益，這導致了只能拼服務和體驗。為了獲得客戶，開始肯定要給收益補貼，一旦沒有補貼客戶就走了。”深圳農商行網絡金融部總經理林偉斌稱，傳統銀行用直銷銀行分流其他銀行的客戶，必須有合作方流量導入才能形成規模，如果只做一個APP或者公眾號，其意義不大。在產品方面，直銷銀行與網銀、手機銀行幾乎一樣，分不出來差異。

泰隆銀行E融事業部總經理戴新喜認為，直銷銀行要做好，還是要偏向資產端，但現在直銷銀行都是偏理財端，只是作為理財工具。未來直銷銀行應該以做資產為主，把線下搬到線上，並爭取和聯網公司合作引流，將自身產品做強做大。而方向是通過賬戶體系、大數據風控等，將信貸資產在互聯網做起來。

但問題在於，產品導向能否獲得用戶認同。沈誌峰說，直銷銀行應該做服務，如果以產品的方式對客戶銷售，很多客戶不接受。直銷銀行本質是渠道變革。但運營了兩年多以後，發現渠道變革已不能完全滿足直銷銀行，需要對運營進行變革，而如何運營將是直銷銀行面臨的較大挑戰。此外，現有的激勵、考核機制，也不容易吸引直銷銀行的相關人才。

更為重要的是，現有的定位、業務模式、管理機制，都對直銷銀行的發展形成了掣肘。華創證券認為，目前國內的直銷銀行產品特色不顯，同質化嚴重，而且多數尚未實現獨立運營;定位不明，更多為資金獲取渠道;監管政策尚待突破，安全性有待考驗等。

多家銀行直銷銀行人士均向第一財經稱，多數銀行對直銷銀行的定位，都是已有業務的延升、分銷渠道，以配合其他業務的開展，導致直銷銀行缺乏自主，成本、定價也不夠清晰，從而嚴重制約了直銷銀行的發展。

“在銀行里，直銷銀行、網絡金融部只是一個普通的職能部門，凡事按部就班，很難獲得優質的技術開發資源。IT部門不會只圍著你轉，經常不能滿足提出來的改進體驗的需求。”林偉斌說，傳統銀行派生出來的直銷銀行，僅是業務的線上延伸，去掉這一點，原有的銀行物理網點照樣能提供服務。

寄望獨立法人運營

1月5日，中信銀行、百度發起成立的直銷銀行百信銀行正式獲準籌建，成為國內首家獲準籌建的獨立直銷銀行。由中信銀行、福建百度博瑞網絡科技公司作為發起人，分別認購其14億股、6億股普通股股份，持股比例分別為70%、30%。

早在2015年11月，中信銀行就宣布與百度籌建百信銀行，到如今正式面世，整個審批過程歷時14個月，可見監管對商業銀行業務分拆專營的審慎態度。在此之前，監管允許商業分拆運營的業務只有信用卡、資金運營。

根據業內人士介紹，直銷銀行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依靠傳統商業銀行母體，成為事業部、附屬部門，另一種則是建立獨立法人主體。相較於前者，獨立法人的直銷銀行受傳統銀行制度、觀念、產品等限制較少，在業務有更多靈活自主的權利。

除此之外，沈誌峰還認為，在銀行的三類賬戶中，一類賬戶受到嚴格監管後，會慢慢退出互聯網場景應用，三類賬戶使用場景有限。因此，對互聯網用戶來說，二類賬戶將會得到極大的發展，這也將成為直銷銀行的一大優勢。

實際上，隨著現有機制制約因素的逐漸顯現，將直銷銀行作為獨立主體，從銀行中剝離出來的呼聲日漸高漲。1月5日，就在百信銀行獲準籌建的同一天，多家中小銀行發起的中國直銷銀行聯盟在深圳成立。

“能不能提供有競爭力、差異化的產品，是直銷銀行能不能開下去的一個主要因素。直銷銀行要做大做強，必須從銀行里面剝離出來。”林偉斌說，直銷銀行要想獲得發展，必須跟有流量導入的公司成立獨立法人，這是其發展壯大的前提條件和基礎。

成都農商行直銷銀行事業部總經理黃璟也認為，直銷銀行的發展，必須要推動制度性的建設和變革。否則，新業務在舊體系里不可能成長起來，即使剛開始時有一些生機，但很快也會被原來的文化、機制等拖累、影響。

華創證券認為，成立單獨的直銷銀行，可以形成體制機制上的優勢，在成本核算、產品定價上更加明確，在獲客成本及客戶競爭方面更具優勢，對銀行獲取新增客群、增厚客戶基礎，優化負債結構、降低負債成本有重要的意義，也有助於解決直銷銀行的安全性問題。

隨著百信銀行的正式獲準籌建，未來可能將有更多獨立的直銷銀行面世。某股份制銀行人士向第一財經透露，目前正在申請獨立法人的直銷銀行已有20多家，預計未來獨立法人直銷銀行的落地將會加速推進。

企業稅費竟是利潤4倍！制造業減稅降費呼聲再起

“10年前，我們企業100元的收入中，稅費占了10元多，利潤8元多，稅費是利潤的1.2倍左右;到2016年，稅費上升到12元，利潤卻只有3元，稅費是利潤的4倍。企業稅費負擔很重。”

近日在上海市政協召開十二屆五次會議期間，稅費負擔重成了上海市政協工商聯界別委員的熱議話題。上海市政協常委、上海凱泉泵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凱文就算了上面這筆賬。

不少政協委員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企業稅費負擔重制約了企業發展，尤其是研發投入。上海政協委員、上海福卡經濟預測研究所所長王德培認為，政協委員們談稅費負擔重符合實際情況，國家是應該加大減稅降費力度。

財政部在近期提出簡並增值稅稅率，不少專家也建議借此降低17%增值稅稅率。

稅費成本高

1月15日，上海政協工商聯小組討論2017年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不少委員在談到振興實體經濟時，反映了企業稅費負擔重這一問題。

林凱文所在的上海凱泉集團是一家大型綜合性泵業公司，是中國泵行業的龍頭企業。

林凱文認為，現在實體經濟想要盈利，是越來越難，他給第一財經記者算的這筆賬顯示，勞動力成本上升，如今企業稅費是利潤的4倍，與10年前相比利潤空間收窄。相同的測算結果也出現在上海政協委員、上海熊貓機械有限公司董事長池學聰的企業上。

對於企業利潤空間一路下滑的原因，林凱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10年間勞動力成本提高了3倍多，而企業生產效率卻只提高1倍，企業生產效率明顯低於工資增幅，而員工工資中用於繳納社會保障費用(五險一金)高達40%。

池學聰說，員工工資中社保費用的占比是高。雖然員工稅後才拿到1萬元出頭，但企業卻需要支付1.7萬元。

上海政協委員、上海凱寶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宜善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現在不僅稅費負擔重，土地成本也越來越高。10年前上海的一畝地只需30萬元，現在差不多需要100萬元。

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率

在實體經濟越來越難的背景下，不少企業呼籲降低制造業17%的增值稅稅率。

“現在增值稅是大頭。17%的稅率，再加上教育附加費等接近19%，因為按照企業增值部分進行收稅，不管企業有沒有賺錢都收，這不太合理。”林凱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以公司每100元收入中12元的稅費成本為例，增值稅占稅費比重超過一半以上，約為60%，其次就是社保費用和企業所得稅等。

去年營業稅改增值稅全面推開，林凱文的公司也享受到減稅紅利。林凱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受惠於營改增，公司進項抵扣增多，去年減稅大概300萬~500萬元。受惠於上海降低社保費率約2個多點，企業減費約200萬元。

不過，林凱文認為，在實體經濟利潤空間不斷縮窄的背景下，這些減稅降費對企業來說是“杯水車薪”。

我國現行的增值稅稅率有17%、13%、11%和6%四檔，稅率檔次過多，實際操作中企業類似業務適用不同稅率，不利於公平競爭。

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近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稱，下一步要完善增值稅改革，簡並現有的4檔增值稅率，優化優惠政策。史耀斌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稱，制造業可抵扣進項額大，17%的稅率並不意味著稅負高，未來是否降低還需要統籌研究。

財政部相關負責人近期回應企業稅費負擔重時表示：“下一步將繼續強化“放水養魚”意識，在落實好現有減稅降費政策的同時，著力完善稅收制度，研究新的減稅降費措施，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

為了振興實體經濟，不少學者也建議降低17%增值稅稅率。

國家行政學院馮俏彬教授認為，在全面營改增之後，要及時將重點轉向增值稅稅率的簡並，將增值稅的普通稅率從17%下調到13%左右，同時擴大可抵扣項，讓政策的春風能惠及最多的市場主體。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表示，可以設定10%的增值稅基本稅率和5%的低稅率兩檔。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則認為，增值稅稅率可以由17%降至9%。

林凱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如果增值稅稅率能降低到11%，公司一年能減輕六七千萬元的負擔，企業利潤增加，這樣才能投入更多的錢用於創新研發。

劉宜善表示，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石，制造業強則國家強，現在降低稅費獲得感還不強，還需要國家繼續大力減稅降費。

中國禁止旅遊團赴韓？ 外交部：捕風捉影不如傾聽民眾呼聲

中國國家旅遊局今天(3日)發布赴韓國旅遊提示，稱近期中國公民入境韓國濟州島受阻事件急劇增多，提醒中國公民慎重選擇旅遊目的地。國家旅遊局為此已經約見韓國駐華大使館等駐華機構官員，提出嚴正交涉。在今天(3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詢問此事是否與美韓在韓國部署“薩德”有關。

對此，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回應稱，中方反對美韓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的立場是明確、一貫的，也是堅定的。中方對中韓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一直持積極開放態度，但是交流合作需要有相應的民意基礎和輿論氛圍。

“與其總是捕風捉影或者疑神疑鬼，不如切實傾聽民眾的呼聲，采取有效措施，以免中韓關系和兩國間的交流與合作受到進一步損害。”耿爽說。

此外，有報道稱中國樂天百貨店附近近期發生某韓國品牌汽車被砸事件，記者追問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所謂反“薩德”部署運動升級。耿爽回應稱，中國境內根本不存在所謂反“薩德”部署的運動或者暴力行動。

耿爽表示，你提到的一些具體情況，如果發生在中國、違法了，會有司法機關進行調查和處理，但是絕對不存在所謂反“薩德”的運動甚至暴力運動。我一再強調，希望有關方面能夠傾聽民眾呼聲，切實采取措施，以免中韓關系和兩國的交流合作受到進一步損害。

博鰲|註冊制呼聲再起：信披是核心，求穩拖延加劇時間成本

早在2015年，各界就預計註冊制或將在2016年初正式推行。然而，2015年下半年的股市巨震推遲了股票發行制度的改革，IPO由核準制到註冊制的過渡至今鮮被提起。

在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期間，眾多業界大佬在題為“糾偏：讓資本市場回歸根本”的分論壇上一致認為，推行註冊制是中國資本市場未來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我記得2015年7月有個論壇，當時我認為註冊制的真正推出要到2020年，但大家說，不是說明年要推出了嗎?但根據我的經驗，很多改革方面都會延後，這種情況我們要怎麽解決?還是要有魄力，”齊魯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表示，“時間也是一個成本，大家經常會看到改革的成本，認為一改肯定要亂、投資者要承擔損失、市場要大跌，所以要穩中求進。“但當你穩定了之後，改革就會延後，但時間成本卻很少有人計算。”

李迅雷

在李迅雷看來，“重點還是要去推行IPO改革，現在的新三板其實就是註冊制，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同時他也認為，需要進一步開放市場，引入外資競爭，倒逼改革。

說到資本市場改革，吳曉求可謂是元老級人物，他是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和證券研究所所長、證監會發審委委員。當年的股權分置改革是中國資本市場最重要的一次改革，他也從頭到尾參與其中。吳曉求在論壇期間表示，股權分置改革是最難啃的一根硬骨頭，因此IPO改革一定可以推行，而核心則在於信息披露。

吳曉求也具體解釋了註冊制和當前核準制的差別。“核準制下，如果總共是10分的責任，那麽上市公司5分，中間機構3分，發行批準機構（證監會發審委）2分，加起來是10分；變成註冊制之後，證監會的責任就是0了，中間機構可能要承擔45%的責任，發行者則要承擔55%的責任。”

吳曉求

他稱，從這里可以看得到，對於發行者和中間機構來說，他們的責任更大了。實際上就建立了一個市場的權責匹配機制。“因為核準制下，權責是不匹配的。比如對於IPO，發行審核委員會有七個人投票，如果七個人投了贊成票，公司就可以上市，但那個票是永遠封存的，如果事後發現存在虛假上市的現象則無從追責，因此我們一定要交給市場。”

在註冊制下，吳曉求稱：“上市企業虛假上市，發行者和中間機構就要承擔無限責任，這是有益的。我們本來以為註冊制下，發行責任變得輕松了，其實是發行責任更大了，這樣才能營造一個自律的市場，這是一種進步。”

眼下，股民對於註冊制可謂“又愛又怕”，“愛”是因為註冊制將解決IPO“堰塞湖”現象，但也始終有人擔心，這可能使得魚龍混雜的企業紛紛上市，同時可能會沖擊市場流動性。

對此，中國證券市場設計研究中心總幹事、《財經》社長王波明堅定地表示反對。“推行註冊制後，從市場選擇來講，很多公司在核準制下能發行的，其實到市場選擇的時候根本發不出去。例如，投行去路演，投資方可能對這個公司根本沒興趣。但是在現在的核準制下，排隊可能就要兩年，只要一批準，市場覺得有了證監會發審委的背書，所以100%可以成功發行。所以註冊制的意義非常之大。”

王波明也不認為註冊制就必定會對股市造成壓力或沖擊，“這都是對於註冊制的誤解，投資者根本沒有搞清楚。”

王波明

當然，給予監管層“牙齒”始終是關鍵的一環。摩根士丹利亞太區聯席CEO、原港交所助理董事孫瑋表示，“希望中國最終市場能變得非常公開、透明、有序。要達到這一點，投資者要受到相應的保護，需要法庭制度，我並不是說中國要照搬美國現有的制度，但是最起碼如果給了監管者牙齒，即讓違法行為承擔後果，給受傷害的投資者投訴機會，而且還要拿到補償，這就需要法庭。”

孫瑋

在香港證監會任職期間，孫瑋當時協助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在1993年迎接首批中國大陸企業到港上市方面起到積極作用，她早年也是紐約州執業律師。她建議：“以後是不是投資者可以到法庭上來起訴那些用招募書撒謊的公司，並在最後拿到補償，我覺得這對於市場發展會有根本性的促進作用。”

無獨有偶，原中國基金業協會會長、曾任職於證監會國際部的孫傑也表示，“資本市場，或者是資產管理行業出了這麽多問題，歸根結底是法律問題。”

孫傑

“我看了很多境外的經驗，我們也想市場化、國際化、法制化，不要幹預，不要扭曲市場，但是事實上，這在具體工作當中不現實。歐美國家花了200年，經歷了大量血的教訓才達到高度法制化的水平，而中國才20幾年。”孫傑分析稱。

操縱市場成證券欺詐高發地 完善立法呼聲強烈

監管風暴在資本市場不斷掀起高潮。而作為監管重點，操縱市場行為的行政監管和處罰力度還在不斷加碼。今年以來，證監會已公布了7起操縱市場的行政處罰案例，針對新型違法違規行為的處罰不斷。有專家指出，繼虛假陳述、內幕交易後，操縱市場將成為證券欺詐行為下一步高發地。

然而，與來勢洶洶的違法行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相關法律法規卻一直存在缺陷和空白。截至目前，相關法規主要以列舉行為作為操縱市場行為的認定方式，但並未對構成要件做準確說明。各界對盡快完善相關立法的呼聲越來越強烈。而由此衍生的行政監管與司法審判的對接和協同，也引發關註。

操縱市場相關立法亟待完善

“截至目前的證監會行政處罰法律文書中，仍以虛假陳述的案件為主，近期內幕交易案件的數量開始增多。下一個重點將會是操縱市場違法行為。”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湯欣在中國法學會證券法學研究會2017年年會上如此表述道。

湯欣列舉了一組統計數據，2014年至2015年期間，每年因操縱市場而被行政處罰的案例有10起左右，2016年全年增長到18起，而2017年截至4月底公布了7起。“2014年以後操縱市場違法行為的處罰案例就大幅增長，預計今年此類案件數量會超過去年。”

除此類處罰案例的數量增長之外，操縱市場違法行為的類型和手法也在不斷變化。

根據現行規定，操縱市場行為主要包括連續交易、約定交易、洗售交易和其他操縱行為。證監會此後出臺操縱市場行為認定指引，針對“其他操縱手段”進一步認定了蠱惑交易、搶帽子交易、虛假申報、特定期間價格操縱、尾市交易等新型行為。

從證監會公布的處罰決定書來看，傳統的連續交易和洗售交易的案件數量最多;但虛假申報、特定期間價格操縱、搶帽子交易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多。湯欣介紹，後三類新型違法違規案例的合計數量，已接近同期連續交易和洗售交易數量的一半。

以年內的操縱市場案例為例，其中包括鮮言通過虛假申報等方式操縱多倫股份的一案，因操縱市場而收到的違法所得高達5.78億元。加之信披違規，針對鮮言的處罰金額高達34.7億元，其還收到了市場禁入的處罰。此外，年內還公布了唐漢博等跨境操縱“小商品城”等個股的案例，這也是滬港通開通以來查處的首例跨境市場操縱案件。

此外，已公布案例中操縱市場違法行為所涉及的證券，主要包括股票、權證、封閉式基金、債券和公司債券。但目前也出現了新三板掛牌企業被操縱的行政處罰案例，以及在交易所上市的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的操縱案例。

然而，與來勢洶洶的違法行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關操縱市場行為的法律法規存在缺陷和空白。相關規定僅列舉違法行為的表現形式，但並未對構成要件做準確說明。

湯欣介紹，《禁止證券欺詐行為暫行辦法》此前曾提及“操縱市場”的違法行為。該辦法第七條規定，禁止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以獲取利益或者減少損失為目的，利用其資金、信息等優勢或者濫用職權操縱市場，影響證券市場價格，制造證券市場假象，誘導或者致使投資者在不了解事實真相的情況下作出證券投資決定，擾亂證券市場程序。

“但這個概念里，針對‘操縱市場’、‘影響價格’、‘制造假象’等在內的很多關鍵名詞，其內含是不明確的。此後2015年《證券法》修訂和2016年《刑法》修訂時，操縱市場行為的表述方式都有一些技術性的修改。但截至目前，所有法規行文高度簡練，列舉的違法行為構成要件沒有對操縱行為準確內含予以揭示。”湯欣強調，現行法律法規對操縱市場行為的認定，落後於市場實踐。

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鄭鈜看來，操縱市場是證券欺詐行為中非常重要的領域;《證券法》設置還有兜底規定，即“以其他手段操縱證券市場”的行為。但從當前對列舉的違法行為來看，嚴重滯後於證券市場的現實。

鄭鈜就舉例稱，雄安新區的概念炒作中，部分資金利用證券市場漲跌停板制度、短期內獲巨大收益，但相關行為目前還沒有進入證券監管和司法審判的視野之中。此外，很多股票論壇里也投射出的操縱行為，但並未見相關的行政處罰和司法審判。“很多不公平被放行，這樣的市場很危險。”

鄭鈜強調，針對操縱市場行為的立法必須要嚴格，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非常必要。同時，行政處罰機關也要及時跟進，明確證券市場存在的新問題。

值得註意的是，相關立法的完善已有提速之勢。湯欣稱，從正在進行中的《證券法》修訂進度來看，一讀草案已將虛假申報、搶帽子以及還沒有真正處罰過的蠱惑交易，都明確列舉為禁止操縱市場的行為，“這是具有前瞻性的。”

強化行政監管與司法審判協同

在各方呼籲和推進立法完善的過程中，處罰操縱市場違法行為仍需要面臨諸多的挑戰。其中最受關註的，是行政監管與司法審判的對接問題。

“從去年開始，證券監管空前收緊。政策的變化背後，是監管價值理念發生了重大變化，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司法審判是不是也要隨之變化。”某地方高院法庭庭長就指出，針對操縱市場等證券欺詐問題，司法審判需要思考是否要與證券監管保持一致。

在其看來，其中值得思考的問題就包括，司法審判要不要跟風行政監管趨勢。此外，金融市場中很多領域缺乏上位法的規定，甚至於監管制度也是空白;在這種情形下，法院能否創制這類交易行為規則也值得探討。“某些時候，法院願意擔當這種職責，但卻承擔了相當大的風險。”

而作為近幾年被法律界和金融界熱議的話題，是否有必要取消證券訴訟的行政前置程序，也再次成為本次年會的討論焦點。

對於證券欺詐行為的處罰，主要分為行政處罰、刑事處罰和民事訴訟。此前，法院在受理證券欺詐民事訴訟案件時，違法行為需經證監會及派出機構做出的處罰決定為前提。在當前實踐中，相關維權和訴訟也均在行政處罰書公布後發起和推進。但從周期來看，從立案調查到公布處罰告知書，一般多長達數月。

“之前司法審判一直強調行政程序的前置前提，目前有觀點認為未來大概率是徹底取消。但這將帶來新的問題。”上述庭長指出，不再以行政處罰作為前提後，司法審判與證券監管在某一個問題上的沖突和矛盾必然會出現。如，案件在法院被認定為虛假陳述或操縱市場，但行政監管卻並未處罰等。伴隨跨市場等更複雜的操縱模式出現，法官對於違法行為認定的專業性也迎來考驗。若行政程序取消，法院和行政監管部門之間必須要有適當、有效的協調機制。

但另有地方法院人士則對此直言，行政前置條件不宜徹底取消;主要原因是沒有行政處罰結果作為前提，案件的舉證責任和角色不容易分配和落實。此外，濫用訴訟權、惡意訴訟等行為也得不到遏制，司法效率將可能因此而打折扣。